引子

    以五月五日为端午，定型已晚，大概是在两晋时期，但它的风俗活动滥觞于上古，可谓源远流长，迄至于今，仍可从各地城乡的端午风俗中追寻上古时的情形。由于这一风俗在发展演变过程中，由不同时间、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多种文化因素复合叠加，追寻起来，就显得特别错综复杂。况且历代风俗史学者，各持己见，众说纷纭，更多地是从它的附加因素加以考察，比如说端午节俗的起源，或因屈原，或因伍子胥，或因介之推，这就停留在它的表象上，不可能真正深入端午风俗的底蕴。

    要说端午风俗的起源，那就得从上古的夏至、阳阳五行的午以及相关的忌宜、龙图腾的崇拜说起。

    1、上古的夏至

    上古先民在日夜循环、四季更替中，逐渐体验到自然时间的节奏。殷商卜辞中的“乙巳卜，王宾日”，“庚子卜贞，王宾日亡尤”，“出，入日，岁三牛”，“辛未卜，又出于日”等，不但记录了殷人每晨迎日出、每夕送日落的宗天活动，也反映了对时间的理解。先民在漫长的过程中，认识到自然运动的客观规律。《周易·系辞下》说：“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尔雅·释天》这样解释：“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郭璞注道：“岁取星行一次，祀取四时一终，年取禾一熟，载取物终更始。”就这样从对一年有春秋两季的认识，逐渐认识到一年有四季的分别，班固《白虎通义》卷下《四时》说：“所以名为岁何？岁者，遂也，三百六十六日一周天，万物毕死，故为一岁也。《尚书》曰，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春夏秋冬时者，期也，阴阳消息之期也。”又进而细化为十二个月，王充《论衡·难岁篇》说：“积分为日，累日为月，连月为时，纪时为岁。”先民顺应时间的自然节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按月令行事以协调阴阳、顺应天时，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就说：“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今存最早的月令文献是《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它是夏代四时时令之书，记载了一年十二月的星象、物候和人事，虽整理于汉代，但当是早期月令文化的遗存。而最详明和系统的月令文献是《吕氏春秋》中的《十二纪》，即从孟春到季冬的十二月令。这十二月令又演化为《小戴礼记》中的《月令》和《淮南子》中的《时则训》，两者关于“仲夏之月”的内容基本相同。

    《夏小正》的“五月”和《月令》的“仲夏之月”，都说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季节更递时的阴阳消长。《夏小正》说：“时有养白。养，长也。一则在本，一则在末，故其记曰‘时养白’云也。”《月令》则说：“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于此，经学家们注解疏释甚多。简而言之，仲夏正是阴阳交替的月份，而“日长至”，就是一年里白昼最长的一天，从此以后，白昼渐短，黑夜渐长，那天是仲夏的至日，因此被称为夏至。古人认为，夏至的至，就是阳气至极，阴气始至和日行北至，也就是阳气达到极盛，阴气开始逐渐上升。当然这是在北半球，南半球的情形正好相反。

    古人如何来确定夏至日，《考工记》记有“土圭尺五寸，以致日，以土地”的方法，那就是树立表杆测量日影，确定南北向，太阳在正南时为日中，用土圭度量太阳在正南方时表的影长，一年之中，表影最短的一天是夏至，表影最长的一天就是冬至。由一年内表影的长度变化，可定出季节，得出一回归年的长度；由一天内表影的长度变化，可以测定时刻。当然这有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

    以夏至为分界的自然界变化，影响先民的生产和生活，必然引起先民的关注，为了提示这一阴阳变化的关键时日，就要举行一定的仪式。这仪式也就是端午风俗的滥觞，它是以“阴阳争，死生分”为最重要的背景。

    上古时的夏至仪式，《月令》有比较具体的记述：“是月也，命乐师修鼗鞞鼓，均琴瑟管箫，执干戚戈羽，调竽笙竾簧，饬钟磬柷敔。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乐；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谷实。”由此可知，中原民族在仲夏五月要修备全套乐器，以祈雨水和谷实为目的，举行以上帝、山川百源之神以及祖先之神为祭祀对象的雩祭。雩是祈龙降雨的舞蹈，《左传·桓公五年》就说：“龙见而雩。”杜预注道：“龙见，建巳之月。苍龙，宿之体，昏见东方，万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远为百谷祈膏雨。”《荀子·天论》说：“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杨倞注道：“雩，求雨之祷也。”北方五月酷旱少雨，故上古时就有祈龙降雨的仪式。如《山海经·大荒东经》说：“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所谓“为应龙之状”，就是用土木或布帛制偶龙，向之祈祷。或以之为雩祭的舞蹈道具，《淮南子·坠形》说：“云母来水，土龙致雨。”也就是作土龙求雨。在中原民族的观念中，龙既是祈雨的对象，又是祈年的对象，《汉书·宣帝纪》记宣帝诏曰：“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阙焉无祠。其令祠官以礼为岁事，以四时祠江海雒水，祈为天下丰年焉。”

    仪式之外，还有禁忌，《月令》记道：“令民毋艾蓝以染，毋烧灰，毋暴布，门闾毋闭，关市毋索；挺重囚，益其食；游牝别群，则絷腾驹，班马政。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齐戒，处必掩身毋躁；止声色，毋或进；薄滋味，毋致和；节嗜欲，定心气；百官静事无刑，以定晏阴之所成。”就是说在五月里，不采蓝以染青，恐取之多，影响蓝的生长；烧灰、暴布则耗伤阳气；不关门闾，让阳气流动；司关司市者不征税，使民不穷，能使货贿倍出；狱中重囚则宽益其食，恐以瘐死，伤助长气；注重养马的政教，将怀妊的牝马隔离，或拴系牡驹，恐蹄啮而伤身。正因为其时“阴阳争，死生分”，故戒躁，戒色声，进食清淡，耆欲既节，心气自定。百官虽各司其责，但处事宜静，不尚杀戮。一切以微阴方生，不宜妄动。

    2、午月午日午时

    以干支来记录时间，由来已久，殷墟甲骨卜辞里已有具体材料及干支相配表，只是没有将这套记时系统称为干支。记月即用月建，以十二支与十二个月相配；记日是六十甲子最早的用法，殷墟甲骨卜辞几乎每片上有干支记日；记时辰迟在汉代已经实行，即将一昼夜划分为十二个时段，再配以十二支。相传上古时有六种历法，《汉书·律历志上》记为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它们的建正各不相同，如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夏历以寅月为岁首，周历以子月为岁首。秦统一中国后，采用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汉初沿用秦历，至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94）才改用太初历。太初历按夏历，以寅月为岁首，并第一次把二十四节气订入历法，以没有中气的月份为闰月。

    在这一时间系统里，午月即是五月，午日是干支的逢午之日，午时则是现代时间的十一时至十三时，即日中之际，也就是中午。

    阴阳五行观念中的午，为阳为火，如许慎《说文解字》卷十四就说：“午，牾也。五月阴气，午逆阳冒地而出。”因此，午月的午日午时，乃是阳气极盛之际，故古人铸镜、炼剑、采药等活动，都选择这天的这一时辰，为的是取其达到极盛的阳气，以禳解阴毒。

    以铸镜而论，先秦两汉的青铜镜，除照容用的平面镜和凸面镜外，还有用于向日取火的凹面镜，称为阳燧，《考工记》就说“金有六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干宝《搜神记》卷十三记道：“夫金锡之性一也，以五月丙午日中铸，为阳燧；以十一月壬子夜半铸，为阴燧。”1995年在陕西扶风出土一枚阳燧，镜面呈球面形，平均直径八点八厘米，焦距为十至十一厘米。用原物翻模复制，在阳光下试验，用揉搓的干艾叶，四五秒钟就可点燃。阳燧在上古社会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古人认为五月丙午日铸之最得天时，王充《论衡·率性篇》就说：“阳燧取火于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时，消炼五石，铸以为器，磨砺生光，仰以向日，则火来至，此真取火之道也。”这是因为丙和午的方向并属于南，在五行并属于火，故而在五月丙午日日中这一阳极至之际铸造阳燧，乃是取“火”的最佳时辰。这样的意识，也体现在平面镜和凸面镜的铸造上，故在流传的铜镜上，时常可以看到有“五月丙午”的铭文，如传世的元兴元年（105）变形四叶纹镜铭文有“元兴元年五月丙午日，□□广汉西蜀造作尚方明镜”；另一环绕式神兽镜铭文有“元兴元年五月丙午日天大赦，广汉造作尚方明竟”。今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所藏一面汉镜，有铭文“五月五，丙午火遂，可取天火”，说得更是直截了当。需要说明的是，有纪年的铜镜，兴盛于东汉，以“丙午”记日的甚多，但并不一定是五月，东汉中叶以后，“五月丙午”的逐渐增多，这也可以看出风俗的转移。至唐代，扬州铜镜为土贡，相传于江心铸造，称为江心镜、水心镜、百炼镜。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说：“扬州旧贡江心镜，五月五日扬子江中所铸也。或言无有百炼者，或至六七十炼则已，易破难成，往往有自鸣者。”彭大翼《山堂肆考》卷十一也说：“唐世扬州贡水心镜，背有盘龙，五月五日扬子江中流所铸也。”据《旧唐书·德宗记》记载，大历二年（767）六月己未罢“扬州每年贡端午日江心所铸镜”，但已传为端午典故，至宋代，凡翰苑词臣撰写端午贴子词，多用铸镜故事。

    炼剑也是如此，都好用五月丙午日中之时，葛洪《抱朴子内篇·登涉》说：“《金简记》云：以五月丙午日日中，捣五石，下其铜。五石者，雄黄、丹砂、雌黄、矾石、曾青也。皆粉之，以金华池浴之，内六一神炉中鼓下之，以桂木烧为之，铜成以刚炭炼之，令童男童女进火，取牡铜以为雄剑，取牝铜以为雌剑，各长五寸五分，取土之数，以厌水精也。”《云笈七签》卷一百十九还记了一则故事：“天台道士刘方瀛，师事老君，精修介洁，早佩毕道法箓，常以丹篆救人。与同志弋阳县令刘翙按天师剑法，以五月五日就弋阳葛溪炼钢造剑，敕符禁水，疾者登时即愈。”

    采药乃上古风俗，《夏小正》就说：“蓄兰，为沐浴也。”也选择在午月午时午时。高濂《遵生八笺》卷四说：“五月五日午时，修合药饵者，以天罡此时正塞鬼户。《斗柄诀》以月月尝加戌，五月每日戌时天罡指午，亥时指未，自未转轮。五日午时，正指艮宫，为鬼户也。故用此时合药甚效，又为天中之节。”张岱《夜航船》卷一也说：“制百药，午日午时，斗柄正掩五鬼，于此时制百药，无不灵验。”这是说北斗星时正遮掩了五鬼，那五鬼指的星命家所称的恶煞之一，即取象于二十八宿中鬼宿的第五星。

    铸镜、炼剑之事，久已消歇，风俗遗留至近古的，以采药的痕迹最为明显。

    午月午日的午时，乃是阴阳交替之际，诸毒顿发，人们就要躲避。端午风俗活动特别注意到这一点，直至晚近，风气犹存。

    关于明代北京的情形，刘侗等《帝京景物略》卷二说：“五日之午前，群入天坛，曰避毒也。过午出，走马坛之墙下。”清代嘉兴的情形，王寿补项映薇《古禾杂识》卷一“重午”条说：“午后市上俱闭户。”直至民国时，连云港风俗还有“躲端午”，刘兆元《海州民俗志》说：“传说端午节正午，是所有妖魔鬼怪散灾害人的时间，人们不能到室外活动，这叫‘躲端午’。城镇商人特别迷信躲端午，无论坐贾行商，还是沿街掮卖，正午时一律停止活动，躲在家中喝雄黄酒，下午亦不开门营业。端午节正午各戏院均开台演出许仙白娘子戏，便于人们到戏场看戏避灾。”南京也是如此，杨心佛《金陵十记》说，那天“年纪大些的人，习惯于饭后搓麻将或抹纸牌。出去的人就到剧院去看应时戏剧《白蛇传》，看水漫金山，看白娘娘饮雄黄酒。这些人，尤其是门西居民，‘终朝碌碌忙衣食，难得偷来半日闲’”。

    3、恶月和毒日

    自古以来，人们将五月视为忌月，称为恶月或毒月，宗懔《荆楚岁时记》就说：“五月俗称恶月。”北京谚语也有“善正月，恶五月”。直至晚近，张焘《津门杂记》卷上还说：“榴月俗谓毒五月，凡死伤人命各案，每于此月层见叠出，须先事预防之。”五月初五日更是恶中之恶、毒中之毒了，《奉天通志》就说：“端阳又名五毒日，盖五月属午，五日为端午，二午相属为火旺之相，过旺则为毒。”这样的恶月毒日，自然有诸多不宜。《月令》介绍了上古时的部分禁忌，随着风俗的演变，有的禁忌消失了，有的禁忌延伸了，也有新的禁忌从其他风俗传统中萌发出来。

    高濂《遵生八笺》卷四“五月事忌”说：“五月用事，不宜用午，犯月建，百事不吉。”“十五、二十五日，忌裁衣交易。”“《经》曰：五月初五、初六、初七日，十五、十六、十七日，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为之九毒，戒夫妇容止，勿居湿地，以招邪炁，勿露卧星月之下。”“《问礼俗》云：五月俗称恶月。按《月令》仲夏阴阳交，生死之分，君子节嗜欲，勿任声色。”其他的禁忌还有一些，如忌曝床荐席，宗懔《荆楚岁时记》说：“五月俗称恶月，多禁，忌曝床荐席及忌盖屋。”刘敬叔《异苑》卷四还记了一件事：“新野庾寔妻毛氏，尝于五月五日曝荐席，忽见其三岁女在席上卧，惊怛便灭。女真形在别床如故，不旬日而夭。世传仲夏忌移床。”再如忌盖屋、忌上屋，杜公瞻于《荆楚岁时记》“忌盖屋”按道：“《风俗通》曰：‘五月上屋，令人头秃。’或问董勋曰：‘俗五月不上屋。云五月人或上屋，见影魂便去。’勋答曰：‘盖秦始皇自为之，禁夏不得行，汉魏未改。’”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十一也说：“俗讳五月上屋，言五月人蜕，上屋见影，魂当去。”

    更有一大禁忌，那就是“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刘昌诗《芦蒲笔记》卷一引《风俗通》）这一说法，由来已久，前人因为有这个俗忌，记录了一些人和事，虽然不都是危害家人的例子，却说明这个禁忌传播很广，深入人心。

    孟尝君，即田文，战国齐人，田婴之子，与楚春申君黄歇、赵平原君赵胜、魏信陵君无忌并称四公子。他五月初五生，差点被溺死。《史记·孟尝君传》记道：“初，田婴有子四十馀人，其贱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婴告其母曰：‘勿举也。’其母窃举生之。及长，其母因兄弟而见其子文于田婴。田婴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顿首，因曰：‘君所以不举五月子者，何故？’婴曰：‘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于天乎？将受命于户邪？’婴默然。文曰：‘必受命于天，君何忧焉。必受命于户，则高其户耳，谁能至者。’”

    胡广，字伯始，东汉南郡华容人，安帝时举孝廉，奏章为天下第一，历仕尚书仆射、司空、司徒、太尉，官至太傅，历安、顺、冲、质、桓、灵六帝，谦恭练达，为官如故，时谚讥为“万事不理问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殷芸小说》卷三记道：“胡广本姓黄，以五月五日生，俗谓恶月，父母恶之，藏之葫芦，弃之河流岸侧。居人收养之。及长，有盛名，父母欲取之，广以为背其所生则害义，背其所养则忘恩，两无所归，托葫芦生也，乃姓胡，名广。后登三司，有中庸之号。广后不治本亲服，世以为讥。”

    王镇恶，东晋北海剧人，王猛之孙，王休之子，刘裕用为将军，战无不捷，拜征虏将军、冯翊太守，后为沈田子所杀。《宋书·王镇恶传》记道：“镇恶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继疏宗。猛见奇之，曰：‘此非常儿，昔孟尝君恶日生而相齐，是儿亦将兴吾门矣。’故名之为镇恶。”

    此外，还有孝子纪迈，《太平御览》卷三十一引《孝子传》说：“纪迈五月五日生，其母弃之，村人纪淳妻养之。年六岁，本父母云：‘汝是我儿。’迈涕泣，佣所得辄上母。”汉末的大将军大司马王凤亦生于此日，《太平御览》卷三百六十一引《西京杂记》说：“王凤五月五日生，其父欲勿举，其母曰：‘田文五月五日生，父婴敕其母勿举，母窃举之，后为孟尝君，以古事推之，非不祥。’遂举之。”还有西夏皇帝李元昊，也是五月五日生，《宋史·夏国传》记道：“元昊五月五日生，国人以其日相庆贺。”因为不在中原之例，倒没有什么忌讳。

    因为有这个忌讳，有人就改生辰，宋徽宗赵佶就是，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一记道：“徽宗本以五月五日生，以俗忌，移之十月十日。”有的虽然没有因为俗忌而险被溺死或遗弃，但在这天生人，也为人格外注意。如崔信明，唐青州益都人，贞观六年（632）招拜兴势丞，官终秦川令，以诗文知名，有“枫落吴江冷”之作。《旧唐书·崔信明传》记道：“信明以五月五日日正中时生，有异雀数头，身形甚小，五色毕备，集于庭树，鼓翼齐鸣，声清宛亮。隋太史令史良使至青州，遇而占之，曰：‘五月为火，火为离，离为文彩，日正中，文之盛也。又有雀五色奋翼而鸣，此儿必文藻焕烂，声名播于天下。雀形既小，禄位殆不高。’”又，陈禹谟《骈志》卷十三引《陕西志》说：“唐肃宗时，张嘉字伯达，以五月五日生，名五郎，少好儒术，以节义自负。”金大定九年（1169）进士田时秀，字彦实，不但五月五日生，更与五数相始终，鲜于枢《困学斋杂录》说：“彦实所居里名半十，行第五，以五月五日生，小字五儿。二十五岁，乡府省御四试皆中第五，年五十五，八月十五日卒。造物之戏人如此。”

    又相传凡五月五日生者，脑不坏，僵尸不腐。齐南阳王高绰生于天保七年（556）五月五日辰时，齐后主高纬生于同日午时，因为高绰母李氏非正嫡，故以高纬为长。《北齐书·南阳王绰传》记高绰被高纬所杀后，“瘗于兴圣佛寺，经四百馀日乃大敛，颜色毛发皆如生。俗云：五月五日生者，脑不坏。”

    五月五日生人的禁忌，究竟始于何时，已不可稽考。王充《论衡·四讳篇》就已有这样的话：“讳举正月、五月子，以为正月、五月子杀父与母，不得已举之，父母祸死，则信而谓之真矣。夫正月、五月子何故杀父与母？人之含气在腹肠之内，其生十月而产，共一元气也。正与二月何殊，五与六月何异，而谓之凶也？世传此言久，拘数之人，莫敢犯之。”到了后来，正月不再禁忌，只是五月了，并且具体到五月五日，这正证明端午风俗的整合，将有关风俗内容集结在端午。五月五日生人的禁忌，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日下旧闻考》卷一百四十七引《北京岁华纪》说：“民间是日生子，束一木或荆条祭于堂，斩其木五六尺许，祝曰：‘如是止，勿长抵户。’”这是用替代的方式来禳解灾厄。

    到民国时，这一禁忌还有人相信，秋翁在《端午生子》里说：“前此我乡——海虞，有丁姓商人，端午孪生两男，认为不祥，弃置道旁，被乡人徐姓螟蛉作子，后两儿都在我所主办的学校中读书。一儿好学，一儿顽皮，个性完全不同，及长成，好学的一儿，赴美留学，现在北大教书。顽皮的一儿，游荡成习，流浪各地，不知所终。可见落地的时日不可靠如此，特举出为确证。”

    天天有人哇哇堕地，五月五日生人的不知多少，因为是后人记录前人，必有文献可据，因此只是个别的，谢肇淛《五杂组》卷二就说，那天生人的，“考之载籍，齐则田文，汉则王凤、胡广，晋则纪迈、王镇恶，北齐则高绰，唐则崔信明、张嘉，宋则道君皇帝，金则田特秀。然而覆宗亡国者，高绰、道君二人耳。然一以不轨服天刑，一以盘荒取丧乱，即不五日生，能免乎”？

    五月的禁忌，不但事关生死，更涉及到其他方面，如官员升迁履新，也以五月为不宜。应劭以亲身经历，斥责了这一俗忌的荒谬，刘敞《意林》卷四引《风俗通》说：“俗云五月到官，至死不迁。今年有茂才除萧令，五月到官，破日入舍，视事五月，四府所表，迁武陵令。余为营陵令，正触太岁，主簿令余东北上，余不从，在事五月，迁太山守。”洪迈《容斋随笔》卷十六则记了另一件事：“《北齐书》云高洋谋篡魏，其臣宋景业言：‘宜以仲夏受禅。’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终于其位。’景业曰：‘王为天子，无复下期，岂得不终于其位乎？’乃知此忌相承，由来已久，竟不能晓其义及出何经典也。”陈士元于此略有考证，他在《论语类考》卷十六里说：“释氏以三五九月为三长月，故奉佛者不饮酒，不茹荤。其说云：天帝以大宝镜轮照四天下，寅、午、戌月正临南赡部州，故当食素以徼福。官司谓之断月，俗又谓之恶月，士大夫赴官者，辄避之。或又谓唐时藩镇莅事，必大享军，屠杀羊豕甚多，故不欲以其月莅任，他官则不尔也。”可见这一禁忌迟在两汉已出现，后来与佛教禁忌相结合，至唐代犹存。

    就端午风俗禁忌的总趋势来说，观念是由重而轻，节俗是由繁而简，禳解方法是由难而易。及至清代，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记北京五月禁忌：“京俗五月不迁居，不糊窗槅，名之曰恶五月。以艾叶贴窗牖，谓之解厄。五月多不剃头，恐妨舅氏。五月昼长，神祠祖堂供净水，焚午香。”又说：“五月朔日、端阳日，俱不汲泉水，于预日争汲，遍满缸釜，谓避井毒也。”袁学澜《吴郡岁华纪丽》卷五记苏州五月禁忌：“是月俗称毒月，百事多禁忌，不迁居，不婚嫁。”徐谦芳《扬州风土纪略》卷下记民国初年扬州五月禁忌：“俗以五月为毒月，无婚嫁事，即日用物件，亦预于四月杪购足一月之用，甚矣其患也。”

    恶月和毒日的恶和毒，本来在冥冥之中，不可捉摸，但至近古，它的象征意义也具体化了，其中之一就是五毒，即五样毒物，这五样毒物具有随意性，并没有一定的说法。姚之骃《元明事类钞》卷二十四引《经济录》说：“江南巡抚疏劾中官王敬需索珍宝，组织彩妆，五毒红纱，难以数计。夫五毒者，艾虎、蜈蚣、虾蟆、蛇蝎也。以此织为衣，午节用之，谓可辟邪，而其实不祥，顾乃暴殄天物，虐害蒸民如此。”张岱《夜航船》卷一说：“五毒，蛇、虎、蜈蚣、蝎、蟾蜍，谓之五毒。官家或绘之宫扇，或织之袍缎，午日服用之，以辟瘟气。”吕种玉《言鲭》卷下则说：“古者青齐风俗，于谷雨日画五毒符，图蝎子、蜈蚣、蛇虺、蜂、蜮之状，各画一针刺，刊布家户贴之，以禳虫毒。”天津的五毒则不同，赵光宸《津门岁时记》说：“小儿所戴者多用丝制，小扫子、簸箕及虎、蛇、壁虎、蛙、蝎子，谓之老虎锁，虎、蛇等五种动物，谓之五毒。”而苏州的五毒又不同，蔡云《吴歈百绝》诗注说：“俗以蟾蜍、蜥蜴、蜘蛛、蛇、蚿为五毒。”不管如何，有此五毒，就具体而微了，凡禳灾避毒，就基本围绕着这五样毒物来进行，构成了端午风俗活动的一项主要内容。

    4、龙图腾的崇拜

    众所周知，图腾崇拜早于自然崇拜，它是与狩猎、采集生活相适应的宗教形式，产生于旧石器中期，繁荣于新石器晚期。图腾最初被视为氏族或部落的亲属或祖先，而不是神，当万物有灵观念产生后，图腾才逐渐被神化，成为氏族或部落的保护神。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远古时的华夏各民族普遍崇拜龙图腾，传说中的伏羲、女娲是龙族的始祖，古夏人、黄帝、共工、祝融、匈奴、苗人、越人等都是远古龙蛇族的后裔，因此可以说华夏各民族都是龙的传人。大凡图腾崇拜的动物，起初都是现实存在的。商周青铜器上，保留着许多氏族或部落的图腾族徽，从它们的造型图案来看，几乎都经过艺术加工，许多特征被突出夸张，与现实的原形相去甚远，但还保留了一些现实动物的特征，如蜿蜒的身躯像蛇，浑身的鳞甲和背脊的鳍都像鱼，扁头巨口和身有四肢又像鳄鱼。因此可以认为，龙是融合了多个图腾而形成的综合图腾形象，并且是生活在水中的动物，《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的“龙，水物也”，就是两千多年前人们对龙的认识。

    原始民族多有文身之俗，其中有些是按图腾动物的形象黥绣的，它的意义是借助图腾的神力来保护自己，这是图腾信仰不断渗透到生活中的产物。我国的文身，记载最早的是生活在东南地区的夷蛮，且以文面为主。《礼记·王制》说：“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陈澔注道：“雕，刻也；题，额也。刻其额，以丹青涅之。”《山海经·海内南经》记郁水南有“雕题国”，郭璞注道：“点涅其面，画体为鳞采，即鲛人也。”《太平御览》卷七百九十引《异物志》也说：“雕题国，画其面及身，刻其肌而青之，或若锦衣，或若鱼鳞。”可见当时那里的文身已运用色彩技术了。

    吴越地处东南沿海，内陆河流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生活在那里的先民习于水上生活，但水势无常，风波险恶，舟楫常有颠覆，居处常被淹没，下水作业也常被水族所害。因此就断发文身，以资祛避，《史记·赵世家》就说：“剪发文身，错臂左袵，瓯越之民也。黑齿雕题，却冠秫绌，大吴之国也。”这一风俗远在太伯、仲雍奔吴之前就有了，诚如苏轼《策断下》所说：“昔吴之先，断发文身，与鱼鳖龙蛇居者数十世，而诸侯不敢窥也。”太伯等来了以后，入乡随俗，也断发文身，《左传·哀公七年》记子贡语曰：“太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臝以为饰，岂礼也哉，有由然也。”《史记·吴太伯世家》解释这段历史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史记·周本纪》也说：“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越的情形也是这样，《墨子·公孟篇》说：“昔者越王句践，剪发文身，以治其国。”《庄子·逍遥游》也说：“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可见当时吴越地方盛行文身。

    吴越先民的图腾文身，图案就主要是龙，刘向《说苑》卷十二说：“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兖之州，乃处海垂之际，屏外蕃以为居，而蛟龙又与我争焉，是以剪发文身，烂然成章，以像龙子者，将避水神也。”高承《事物纪原》卷八也说：“今世俗皆文身，作鱼龙、飞仙、鬼神等像，或为花卉、文字，旧云起于周太王之子吴太伯，避王季历而之句吴，断发文身，以象龙子，避蛟龙之患。而《史记·越世家》言，夏后帝少康之庶子封于会稽，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证此则是兹事为始于帝少康之子，因知文身断发之为吴越俗也旧矣。”但文身以龙的，不局限于吴越，《淮南子·原道训》说：“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发文身，以像鳞虫，短绻不绔，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高诱注道：“文身，刻画其体，内默其中，为蛟龙之状，以入水，蛟龙不害也，故曰以像鳞虫也。”《后汉书·南蛮传》记哀牢夷“皆刻画其身，象龙文，衣着尾。九隆死，世世相继”。常璩《华阳国志》卷四还记了一个故事：“永昌郡，古哀牢国。哀牢，山名也。其先有一妇人，名曰沙壸，依哀牢山下居，以捕鱼自给。忽于水中触一沉木，遂感而有娠。度十月，产子男十人。后沉木化为龙，出谓沙壸曰：‘君为我生子，今在乎？’而九子惊走，惟一小子不能去，陪龙坐，龙就而舐之。沙壸与言语，以龙与陪坐，因名曰元隆，犹汉言陪坐也。沙壸将元隆居龙山下。元隆长大，才武。后九兄曰：‘元隆能与龙言，而黠有智，天所贵也。’共推以为王。时哀牢山下，复有一夫一妇产十女，元隆兄弟妻之。由是始有人民。皆象之，衣后着十尾，臂胫刻文。元隆死，世世相继。”从这个故事，可见图腾文身和龙的关系。

    吴越的文身，随着中原文化的影响而逐渐改变，不再成为全民共有的风俗，但在端午节俗里却保留了它的遗意，那就是臂系五色彩丝。《锦绣万花谷后集》卷四引《风俗通》说：“五月五日以五色丝彩系臂，辟兵及鬼，令人不病，一名长命缕，一名辟兵缯。”宗懔《荆楚岁时记》也说：“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杜公瞻注道：“仲夏茧始出，妇人染练，咸有作务。日月星辰鸟兽之状，文绣金缕，贡献所尊。一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缯，一名五色丝，一名朱索，名拟甚多。青赤白黑以为四方，黄为中央，襞方缀于胸前，以示妇人蚕功也。”长命缕或辟兵缯在汉代时，还有着图腾文身的本意，那就是“辟兵及鬼”，这里的“兵”是灾难的意思，高诱注《吕氏春秋·侈乐》“反以自兵”曰：“兵，灾也。”陈奇猷解释说：“兵之原义为持斤砍伐。自砍伐其性，则是自为灾害，故高训兵为灾也。”及至南北朝，“兵”和“鬼”就具体化了，那就是“病瘟”，系五色彩丝于臂，乃是对健康的企望。至杜公瞻作注，则已是农耕文明观照下的诠释了。

    闻一多《端午考》说：“彩丝系臂，想来当初也是以象龙形的。这虽没有明证，但既是端午的风俗，而端午是龙的节日，则结丝以象龙形是很可能的。龙形遗失后，便用五种颜色来象征五色龙，有时是用五种颜色的丝织物编成的。”那就是缀于胸前的襞方，程大昌《演繁露》卷七说：“裁色缯为方片，各案四色位而安之于衣，而黄缯居四色缯之中，以此缀诸衣上，以表蚕工之成，故名襞方。襞者，积而会之也；方者，各案其方以其色配之也。今人用彩线系臂，益文也。”最后一句极为重要，襞方的本意与五色彩丝是相同的。《风俗通》说的“青赤白黑以为四方，黄为中央”，正是五龙色的象征。少数民族也有此风习，桑悦《记壮俗》就有“饮食行藏总异人，衣襟刺绣作文身”之咏。文身和端午风俗的关系，还有一条例证，明清时期，北京的文身者都在端午那天进行手术，《日下旧闻考》卷一百四十七引《北京岁华记》记道：“无赖子弟以是日刺臂作字，或木石鸟兽形。”

    此外，还有其他臂饰，与五色彩丝具有相同的作用。周处《风土记》说：“仲夏造百索系臂，又有条达等织组杂物，以相赠遗。”条达，即条脱、跳脱，为钏镯的一种，通常以捶扁的金银丝为之，少则三圈，多则十数卷，隋唐前多套戴于臂，以后下移于腕。繁钦《定情诗》曰：“何以致契阔，绕臂双跳脱。”李商隐《李夫人歌》曰：“蛮丝系条脱，妍眼和香屑。”这一臂饰，乃是文身之遗。又有刻玉为龙系于臂上者，史游《急就篇》卷三有“系臂琅玕虎魄龙”，颜师古注道：“盖谓以玉为龙者也。”还有刻龙于印，系于后肘者，蔡邕《独断》卷上引卫宏语：“秦以前，民皆以金玉为印，龙虎纽，惟其所好。”这一时尚也是与图腾文身紧密联系的。

    五色彩丝既是图腾文身的替代物，故也具有图腾的力量。吴均《续齐谐记》记了一个故事：“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曲忽见一士人，自云三闾大夫，谓曲曰：‘闻君当见祭，甚善。常年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当以楝叶塞其上，以彩丝缠之。此二物，蛟龙所惮。’曲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带楝叶、五花丝，遗风也。”在这个故事中，用彩丝来缠裹粽子，便为“蛟龙所惮”，这与图腾文身具有相同的意义。

    直到近古，做水上营生的不少人都文身，其中也蕴含图腾保护的意识。杨侃《皇畿赋》记金明池龙舟竞渡，“黄头既众，文身之卒且多，类虬龙而似蛟蜃，骇鲸鲵而走鼋鼍，势震动于山岳，声沸腾于江河”。周密《武林旧事》卷三记浙江秋潮时，“吴儿善泅者数百，皆披发文身，手持十幅大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张宁《李嵩观潮图跋》称其画有“内家人物，仪卫供帐，与吴俗文身戏水之流”。《水浒传》第十五回，说短命二郎阮小五“披着一件旧布衫，露出胸前刺着的青郁郁一个豹子来”，而活阎罗阮小七也是“身上交加乌黑点”，阮氏兄弟正是水上行劫的强人，排座次后，都被任命为“梁山泊四寨水军头领”。

    龙图腾的祭祀仪式，今已不可细考，前引赵翼《陔馀丛考》提到的“贯象齿”，乃是五月午日与“铸阳燧”同样重要的大事，很可能就是祭祀仪式的一种。《周礼·秋官司寇》记曰：“壶涿氏，掌除水虫。以炮土之鼓驱之，以焚石投之。若欲杀其神，则以牡橭午贯象齿而沉之，则其神死，渊为陵。”郑玄注道：“神谓水神龙罔象。”《周礼》说驱杀龙罔象的办法，就是在午时以榆木为干，穿孔以象牙纵横贯之，沉之于水。这一榆木为干纵横以牙象的样式，会让人联想到木筏，也就是木板船的滥觞。在多水的南方，船是广泛使用的生产和交通工具，它与水有最直接的关系，形制如龙的船或就由“牡橭午贯象齿”发展而来，在水上进行龙图腾的祭祀仪式。当然这只是揣测，但龙船竞渡是龙图腾的祭祀仪式，则是无疑的。

    将船装饰为龙形，乃是吴越的古俗。曹学佺《蜀中广记》卷六十八引应玚《灵河赋》曰：“龙艘白鲤，越舲蜀艇。”《意林》卷五引杨泉《物理论》曰：“龙舟整楫，王良不能执也；骥騄齐行，越人不敢御也。”马缟《中华古今注》卷上说：“孙权，吴之主也。时号舸为赤龙，小船为驰马，言如龙之飞于天，如马之走陆地也。”这与图腾的意思相同。另外，船上画着的蛟龙，挂着的龙子幡，也是图腾的表示。《晋书·王濬传》记武帝谋伐吴，令王濬修舟舰，王濬“又画鹢首怪兽于船首，以惧江神”。萧子显《南征曲》曰：“棹歌来扬女，操舟惊越人。图蛟怯水伯，照鹢竦江神。”《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曰：“青雀白鹄舫，四角龙子幡。”又，《襄阳乐》诗曰：“上水郎檐篙，下水摇双橹。四角龙子幡，环环当江柱。”而龙舟的划手们，身着彩衣，就是模拟图腾文身，薛逢《观竞渡》诗曰：“须臾戏罢各东西，竟脱文身请书上。”可见唐人就这样来理解彩衣的文身内涵。时至如今，凡竞渡的划手，都穿鲜艳的衣服，特别是以黄色的居多，黄色也就是龙的颜色。

    各地图腾祭祀的方式不同，时间也不同，因此龙舟竞渡的风俗，不只是在端午。赵翼《陔馀丛考》卷二十一就说：“竞渡不独午日也。《新唐书·杜亚传》：亚为淮南节度使，方春，南民为竞渡戏。亚欲轻驶，乃髹船底，使篙人衣油彩衣，没水不濡。是春时亦竞渡矣。又《丹阳集》谓《荆楚记》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罗，故武陵以此日作竞渡以招之。今江浙间竞渡多用春月，疑非本意。及考沈佺期《三月二日驩州》诗云‘谁念招魂节，翻为御魅囚’，王绩《三月三日赋》亦云：‘新开避忌之席，更作招魂之所’，则以上巳为招屈之时，亦必有所据云。按《旧唐书·敬宗纪》：宝历二年三月，幸鱼藻宫观竞渡。是方春竞渡，久为故事。又《穆宗纪》：九月观竞渡于鱼藻宫。则重九亦有竞渡。文文山《指南集》有《元夕》一首云：‘南海观元夕，兹游古未曾。人间大竞渡，水上小烧灯。’则又元夕有竞渡矣。”这可说明，龙舟竞渡，与端午祭祀屈原，没有直接关系，竞渡风俗的本意是祭龙，因此就会在不同时间举行。

    另外，五月丙午日中炼剑，与龙有相当关系，葛洪《抱朴子内篇·登涉》就说炼雌雄剑“各长五寸五分，取土之数，以厌水精也”，并说：“带之以水行，则蛟龙巨鱼水神不敢近人也。欲知铜之牝牡，当令童男童女俱以水灌铜，灌铜当以在火中向赤时也，则铜自分为两段，有凸起者牡铜也，有凹陷者牝铜也，各刻名识之。欲入水，以雄者带左，以雌者带右。但乘船不身涉水者，其阳日带雄，阴日带雌。又天文大字，有北帝书，写帛而带之，亦辟风波蛟龙水虫也。”而铸镜也与龙有关系，《锦绣万花谷前集》卷四引《异闻集》说：“天宝中，扬州进水心镜，背有盘龙。先有老人自称姓龙名护，至铸镜所，三日开户，已失所在。镜匠移炉置船，以五月五日于扬子江心铸之，背龙颇异。后大旱，祠龙，乃大雨。”这一故事，透露了一点彼此间的消息。

    以上所述，乃是龙图腾崇拜与端午节俗形成的深切关系。

    5、端午的整合和定型

    二十四节气的夏至，并不一定是五月五日，俗话说：“夏至难逢端午节，百年难得岁交春。”当然也是有可能的，如宣统元年（1909）1928年、1977年的夏至就是农历的五月五日，只是“难逢”罢了。如果正好相逢，相传就是大恶了。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十一引《凤凰麈史》说：“乾道戊子五月五日夏至，安乐老农相谓曰：‘夏至连端五，家家卖男女。’果秋稼不登，至冬艰食，卖子以自给，至委于路隅者。明年己丑，大旱，人相食，弃子不可胜数。”这一说法的风俗背景，就是“阴阳争，死生分”的夏至与恶月毒日的叠加。

    将端午节俗活动的中心时日确定在五月五日，当是三国间的事。

    前引赵翼《陔馀丛考》所说“古时端午亦用五月内第一午日”，约三国之前，五月节期的时日年年不同，随干支记日而定在第一个午日。约三国以后，由于干支记日不便推算，就改用数字来代替，于是上巳更定在三月三日，端午更定在五月五日。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卷九说：“盖以五月如遇午日，为端午；如三月如遇巳日，为上巳耳。近世角黍不用午日，而但用五月五日，然犹谓之端午，如魏晋以来祓禊不用巳日，而但用三月三日，谓之上巳也，二事正相类。”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池田温注意到中国传统节日的特殊现象，那就是有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这样月与日重复的节日，他在《中国古代重数节日的形成》一文中阐释了重数节日序列的出现，以及出现的原因和背景。他将有关三月三、五月五、七月开、九月九这四个节日起源的文献记载作了梳理，认为这四个重数节日几乎都出现于东汉末期，而定型于三国时代。他又分析中国历史上由干支记日向序数记日的转变，中国上古习惯使用天干地支组合的六十甲子来记日，这一传统形成于殷商，影响绵延至今。但从战国末期开始，已经开始出现用二日、三日等序数的表示方法。1975年湖北云梦县睡地虎十一号墓出土的秦简《日书》中，已经散见诸如“鼠襄户见之，八月一日二日吉，三日不吉，四日五日吉，六月不吉，七月八日吉”，“入正日七日，入二月四日，入三月二十一日”等等，这样用序数表示的例子。他还注意到居延汉简大量的干支与序数记日并列的事例，注意到汉代流传下来的石刻中也有同样散见序数记日。他的结论是，三国以后，正式的国家文件仍大量使用干支记日，但日常的记日中序数记日已经普及，而重数节日的出现，是以这一变化为背景，是记日从干支走向序数的重要一环。据刘晓峰《论重数节日序列及其阐释系统的形成》转述）

    端午节期的确定，乃受到重数节日序列形成的影响，而端午节俗内容的定型，则整合了五月五日、午月午日以及夏至的三部分内容，并很大程度融入了龙图腾崇拜的原始意义。

    南方仲夏五月多雨，水势泛滥，故而以为是龙生日，范致明《岳阳风土记》就说：“五月十三日谓之龙生日。”故而赛龙舟、投角黍等仪式就在这时举行。而中原仲夏五月酷旱少雨，《月令》就记载夏至要举行雩祭，即祈龙降雨的宗教仪式。雩祭之外，还要举行盛大的迎祭地只仪式，《史记·封禅书》引《周官》说：“夏至日，祭地只，皆用乐舞，而神乃可得而礼也。”中原民族夏雩和夏至日的祈雨、求年、拜龙、舞龙、迎神等活动，与南方民族的龙图腾崇拜，在目的、内涵、程式、功能以及深层结构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因而两者很容易发生交融与耦合。

    端午的节俗活动虽然繁复，如果将它分析一下，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禳灾，也就是祛毒除恶、辟邪驱鬼，另一类就是祭祀，由龙图腾的祭祀，转而为具体历史人物的祭祀。

    应该说明的是，祭祀和禳灾本是同一内涵的两种表达方式，以俗传祭祀屈原为例，杨嗣昌《武陵竞渡略》就说：“俗传竞渡禳灾，《风俗通》曰：‘五月五日以五彩系臂，辟兵及鬼，令人不病瘟，亦因屈原。’《荆楚记》曰：‘五月五日并蹋百草，采艾为人悬门户，禳毒气。’又曰：‘屈原以是日死，并将舟楫拯之。’盖两事合为一耳。”因此，赛龙舟既是祭祀的仪式，又是禳灾的仪式，或者说，表面上是祭祀，实质却是禳灾，它们的风俗目标是一致的。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