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端午仪式最初的祭祀对象，乃是龙图腾。随着龙图腾崇拜的消退，必然需要树立起新的偶像，这有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不但如此，各地的情形也有不同，祭祀对象也就各有说法。李亦园在《端午与屈原》里说：“五月五日端午节最早似与介之推的传说一起搭配，后来却因为种种因素无法配合，所以才用屈原投江的传说来补充，而这就表现了古代季节性仪式与传说之间的‘任择’（arbitrary）关系。仪式与传说之间本来并无真正的关联，或者更明白地说，仪式的举行背后并不一定真正有一个戏剧性的‘本事’存在，但是为了保证仪式的合理执行，就需要借用一则动人或富有戏剧性的传说来支持肯定它，而这就是荀子之所以说：‘圣人明知之，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对知识分子（士君子）来说，我们知道祭祀仪式是为人之道，所以可以安行之，然而对老百姓而言，则要以崇拜自然鬼神的办法来诱导，才能使之成俗。季节性仪式如寒食、端午等等，其实是非常象征性的仪礼，因此要借用动人的传说来支持它，使老百姓即使不知其所以然，却也能知其然地成俗举行各项仪式，此即是神话传说的辩证关系所在。”而在“任择”过程中，选择的祭祀人物，不但在本地区流传动人的传说，家喻户晓，还得符合本地区的民族心理，能为当地百姓所接受。

    端午仪式的祭祀人物，最为人所知的是介之推、伍子胥、屈原，其中以屈原的传播最广。此外，还有东汉人陈临，姚之骃《后汉书补逸》卷九引谢承《后汉书》说：“陈临为苍梧太守，推诚而治，导人以孝悌。临征去，后本郡以五月五日祠临东城门上，令小童洁服舞之。”魏收《午日咏岭外风土》诗曰：“麦凉殊未毕，蜩鸣早欲闻。喧林尚黄鸟，浮天已白云。辟兵书鬼字，神印题灵文。因想苍梧郡，兹日祀陈君。”但陈临在“任择”过程中被淘汰了。山东农村过端午是“为了纪念秃尾巴老李”（《山东民俗》）这“秃尾巴老李”就是民间传说的龙的绰号，不过是拟人化的说法而已。广东有的地方过端午，划龙船以祭屈原，划凤船以祀天后，让天后插上一脚，与当地的民间宗教信仰结合起来。西南少数民族赛龙舟，祭祀的对象各不相同，如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传说是为纪念一位贤明领袖新名勐；贵州清水江的苗族，为的是纪念一位杀死恶龙、为民除害的保儿。云南大理白族八月八日举行“耍海会”，则是为了纪念才貌双全的柏洁夫人，而洱海南边村子则为纪念杀蟒英雄段赤诚。

    这里主要阐释介子推、伍子胥、屈原在祭祀上的意义，曹娥并不是端午节独立的祭祀对象，但在一些地方也将她作为陪祀，故也一并介绍。

    1、介之推

    介之推，又作介子推、介子绥，春秋时人。刘向《说苑》卷八《尊贤》说他十五岁相荆，孔子知道后，让人去打探，回来后汇报：“廊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孔子说：“合二十五人之智，智于汤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于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乎。”这当然是汉人的杜撰。关于他比较可靠的记载，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有曰：“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推曰：‘献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置之，而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义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与处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对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是乎，与女偕隐。’遂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曰：‘以志吾过，且旌善人。’”

    这就要介绍一下他与晋文公重耳的关系。重耳系晋献公诡诸次子，献公晚年宠幸骊姬后，欲立骊姬子奚齐，杀太子申生，重耳就出奔于狄，历经卫、齐、鲁、宋、郑、楚、秦诸国，直至晋惠公十四年（前637）惠公卒，重耳在秦国的支持下，返晋即位，是为文公，时已流亡在外十九年。重耳流亡期间，有不少贤士始终追随着他，如赵衰、狐偃、贾佗、先轸、魏武子等，介之推也是一位，当重耳即位后，当年的追随者均得赏赐，惟介之推不得，这也就是《左传》里的这段情节。介之推最终乃隐入山林，默默无闻而死。

    但后世好事者，就介之推的“隐而死”上大做文章，并且与龙蛇和五月五日联系起来。

    李锴《尚史》卷四十六综合诸说如下：“《史记》：介子推，从者怜之，悬书宫门曰：‘龙欲上天，五蛇为辅，龙已升云，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独怨，终不见处所。’文公出，见其书，曰：‘此介子推也。’求之则亡，闻其入绵上山中于，是环山而封之，以为介推田，号曰介山。《吕氏春秋》：文公反国，介推不肯受赏，自为赋诗曰：‘有龙于飞，周遍天下，五蛇从之，为之丞辅，龙反其乡，得其处所，四蛇从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桥死于中野。’悬书宫门而伏于山中，文公闻之，曰：‘此介子推也。’令曰：‘有善得子推者，爵上卿田百万。’或遇之山中，负釜盖，问焉曰：‘介子推安在？’应之曰：‘夫介子推苟不欲见而欲隐，吾独焉知之。’遂背而行，终身不见。《新序》：以谓焚其山宜出，及焚其山，遂不出而焚死。《琴操》：介子绥割其腓股，以饵重耳，重耳复国，子绥独无所得，乃作龙蛇之歌以感之，终匿于山。文公燔山求之，子绥遂抱木而死。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发火。《韩非子》：子推无爵禄而义，随文公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肌。《说苑》：龙饥无食，一蛇割股。《淮南子》：介子歌龙蛇，而文君垂泣。按诸说，龙蛇之歌各异，而有割股、焚山之事。《说苑》又有龙蛇之歌而作舟之侨，又有三赏不及陶叔狐事，盖皆非实也。”

    至两晋以后，介之推的故事更为详细，王嘉《拾遗记》卷三说：“僖公十四年，晋文公焚林以求介之推。有白鸦绕烟而噪，或集之推之侧，火不能焚。晋人嘉之，起一高台，名曰思烟台。种仁寿木，木似柏而枝长柔软，其花堪食。故《吕氏春秋》云：‘木之美者，有仁寿之华焉。’即此是也。或云戒所焚之山数百里居人不得设网罗，呼曰仁乌。俗亦谓乌白臆者为慈乌，则其类也。”又，《殷芸小说》卷二说：“介子推不出，晋文公焚林求之，终抱木而死。公抚木哀嗟，伐树制履。毎怀割股之恩，辄潸然流涕视屐曰：‘悲乎足下。’足下之言，将起于此。”

    介之推作《龙蛇歌》，本来并无其事，后来却给坐实了，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五十七就有《士失志操》四首，注即《龙蛇歌》，歌曰：“有龙矫矫，顷失其所。五蛇从之，周遍天下。龙饥无食，一蛇割股。龙反其渊，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处所。一蛇无穴，号于中野。”“有龙矫矫，遭天谴怒。三蛇从之，一蛇割股。二蛇入国，厚蒙爵土。馀有一蛇，弃于草莽。”“有龙矫矫，将失其所。有蛇从之，周流天下。龙既入深渊，得其安所。蛇脂尽干，独不得甘雨。”“龙欲上天，五蛇为辅。龙已升云，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独怨，终不见处所。”

    太原旧俗有“龙忌”日，司马彪《续后汉书·周举传》说：“周举，字贞先，为并州刺史。太原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辄一月寒食，莫敢炊爨，老小不堪，岁岁多死者。举既到州，乃作吊书以置子推之庙，言盛冬去火，残损人命，非贤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还温食。”此即是寒食的由来。又相传介之推被焚死的那天是五月五日，故前引蔡邕《琴操》就说：“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发火。”陆翙《邺中记》则说：“邺俗，冬至一百五日为介子推断火，冷食三日，作干粥，是今之糗。”又说：“并州俗，以介子推五月五日烧死，世人为其忌，故不举饷食。非也，北方五月五日自作饮食祀神，及作五色新盘相问遗，不为介子推也。”宋人葛立方对五月五日和寒食的关系，作这样的分析，《韵语阳秋》卷十九说：“予观《琴操》云，介子推五月五日焚林而死，故是日不得发火。而《异苑》以谓寒食始禁烟。盖当时五月五日以周官正言之尔，今用夏正，乃三月也。”

    虽然介子推与端午的关系比较曲折，但他的形象，综合了五月五日和龙的关系，闻一多《端午考》就说：“北方关于端午的传说尽管与南方不同，它所暗示与龙的关系，却是一样。”

    2、伍子胥

    伍子胥，名员，春秋楚人。父伍奢、兄伍员均被楚平王所杀，亡命奔吴，向公子姬光推荐刺客专诸，弑吴王僚而夺位，姬光即是阖闾。阖闾登基后，子胥被举为行人，与谋国政，起造大城，文献记载即今苏州古城。他又协助阖闾整军经武，西破强楚，累着功绩。吴王夫差立，败越于夫椒，越求和，子胥力谏，夫差勿听；吴伐齐，子胥又谏，夫差仍勿听。夫差十二年（前484）夫差伐齐归来，赐子胥屡镂之剑以死。《史记·伍子胥传》记子胥死后，夫差“取子胥尸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吴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屈原《九章·惜诵》有曰：“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王逸注道：“伍子胥也，为吴王夫差臣，谏令伐越，夫差不听，遂赐剑而自杀，后越竟灭吴，故言逢殃。”

    迟在汉代，子胥已被奉为潮神。袁康《越绝书》卷十四说：“吴王将杀子胥，使冯同征之。胥见冯同，知为吴王来也，泄言曰：‘王不亲辅弼之臣而亲众豕之言，是吾命短也。高置吾头，必见越人入吴也，我王亲为禽哉！捐我深江，则亦已矣。’胥死之后，吴王闻，以为妖言，甚咎子胥。王使人捐于大江口。勇士执之，乃有遗响，发愤驰腾，气若奔马；威凌万物，归神大海，仿佛之间，音兆常在。后世称述，盖子胥水仙也。”这是子胥为潮神的由来。后世于此更有生动的描述，《太平广记》卷二百九十一引《钱塘志》说：“伍子胥累谏吴王，赐属镂剑而死，临终戒其子曰：‘悬吾首于南门，以观越兵来；以夷鱼皮裹吾尸，投于江中，吾当朝暮乘潮，以观吴之败。’自是自海门山潮头汹涌，高数百尺，越钱塘、鱼浦，方渐低小。朝暮再来，其声震怒，雷奔电走百馀里。时有见子胥乘素车白马在潮头之中，因立庙以祀焉。庐州城内淝河岸上，亦有子胥庙，每朝暮潮时，淝河之水亦鼓怒而起，至其庙前，高一二尺，广十馀丈，食顷乃定，俗云与钱塘潮水相应焉。”

    不但如此，就在汉代，伍子胥为潮神的传说，已深入人心。王充是无神论者，他在《论衡·书虚篇》里说：“传书言吴王夫差杀伍子胥，煮之于镬，乃以鸱夷橐投之于江。子胥恚恨，驱水为涛，以溺杀人。今时会稽、丹徒大江、钱唐浙江，皆立子胥之庙。盖欲慰其恨心，止其猛涛也。夫言吴王杀子胥投之于江，实也；言其恨恚驱水为涛者，虚也。屈原怀恨，自投湘江，湘江不为涛；申徒狄蹈河而死，河水不为涛。世人必曰屈原、申徒狄不能勇猛，力怒不如子胥。夫卫菹子路而汉烹彭越，子胥勇猛不过子路、彭越，然二士不能发怒于鼎镬之中，以烹汤菹汁渖摐旁人。子胥亦自先入镬，后乃入江；在镬中之时，其神安居？岂怯于镬汤，勇于江水哉。何其怒气前后不相副也？且投于江中，何江也？有丹徒大江，有钱唐浙江，有吴通陵江。或言投于丹徒大江，无涛，欲言投于钱唐浙江，浙江、山阴江、上虞江皆有涛，三江有涛，岂分橐中之体散置三江中乎？人若恨恚也，仇雠未死，子孙遗在，可也。今吴国已灭，夫差无类，吴为会稽，立置太守，子胥之神，复何怨苦，为涛不止，欲何求索？吴越在时，分会稽郡，越治山阴，吴都今吴，馀暨以南属越，钱唐以北属吴，钱唐之江，两国界也。山阴、上虞在越界中，子胥入吴之江，为涛当自上吴界中，何为入越之地？怨恚吴王，发怒越江，违失道理，无神之验也。且夫水难驱而人易从也，生任筋力，死用精魂。子胥之生，不能从生人营卫其身，自令身死，筋力消绝，精魂飞散，安能为涛？使子胥之类数百千人，乘船渡江，不能越水，一子胥之身，煮汤镬之中，骨肉糜烂，成为羮菹，何能有害也？”

    伍子胥不但是潮神，也是涛神，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十七说：“吴相伍胥为涛之神，号曰灵胥。”并且还祔祭于江神祠庙，欧阳忞《舆地广记·淮南东路》卷二十记江都县“有江水祠，俗谓之子胥庙，盖以祭江神，而子胥配食耳”。故他的神职，以江河湖海为管辖范围。

    在祭祀史上，伍子胥是颇为特殊的，赵翼《陔馀丛考》卷三十五说：“《史记》：伍子胥死，吴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命曰胥山。此子胥之祀之始也。王充《论衡》：吴王杀子胥，煮之大镬，乃以鸱夷橐投之江。子胥恚恨，驱水为涛以溺人。故会稽丹徒大江、钱唐浙江皆立其祠。《后汉书》：张禹为扬州刺史，当过江行，部吏白江有伍子胥神，当祀之。此两汉之祀伍庙也。《吴志》：孙綝悔慢明神，遂烧大桥头伍子胥庙。烧伍庙而知世俗谓之慢神，则其时庙祀之显赫可知。《隋书》：高劢为楚州刺史，城北有伍子胥庙。其俗敬神，祈者必以牛酒，至破产业，劢乃严为禁止。则六朝以后伍庙显赫又可知。《唐书》：狄仁杰使江南，毁淫祠千七百所，惟夏禹、吴泰伯、季札、伍员四祠不废。今按六朝以前所祭之神，俱已湮没，而子胥庙唐以后尚多崇祀，岂以梁公所未毁遂得留耶？抑神之灵尚不泯耶？《北梦琐言》：闽王审知患海中石磅为舟楫害，梦吴安王（即子胥）许为开导，乃遣刘山甫祭奠，甫毕，忽风雷勃兴，海中有黄物长千百丈，奋跃攻击，三日既霁，则石港已通畅，乃名之曰甘棠港。《宋史》：马亮知杭州，会江涛大溢，亮祷伍员祠，明日潮却，出横沙数里。是伍相之神久而益显也。《元史》：大德三年，又加封忠孝威惠显圣王。”

    伍子胥祠庙，各地都有，以杭州吴山庙为最有名，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九十说：“杭州吴山庙，即涛神也。大中祥符五年夏，江涛毁岸，遣内侍白崇庆致祭，涛势骤息。五月诏封神为英烈王，令本州每春秋二仲，就庙建道场三昼夜，及以素馔祠神明。”陆游《入蜀记》卷四记过沙市楚故城，“城在一冈阜上，甚小，南北有门，前临江水，对黄牛峡，城西北一山蜿蜒回抱，山上有伍子胥庙。大抵自荆以西，子胥庙至多”。

    有的祠庙中，伍子胥造像作五髭须，取与伍子胥同音，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说：“有为伍员庙之神像者，五分其髯，谓之五髭须神。”陶宗仪《说郛》卷三十五下引《谈撰》说：“浙西吴风村，有吴子胥庙，村俗讹舛，相传为五卒须，因塑其像，即须分五处。傍又有拾遗杜祠，岁久像貌漫毁，讹传为杜十姨。一日秋成，乡老相与谋以杜十姨嫁伍卒须。”这虽是有趣的乡俚之谈，却也说明伍子胥受到俗信的程度。

    八月既望，钱塘江上弄潮，一说就是迎伍子胥，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三十一记道：“每仲秋既望，潮怒特甚，杭人执旗泅水上，以迓子胥。弄潮之戏，盖始于此。”吴自牧《梦粱录》卷四说：“杭人有一等无赖，不惜性命之徒，以大彩旗或小清凉伞、红绿小伞儿，各系绣色缎子满竿，伺潮出海门，百十为群，执旗泅水上，以迓子胥。弄潮之戏，或有手脚执五小旗，浮潮头而戏弄。”这是南宋临安风俗，而东汉时迎潮神却是在五月五日。

    这就要从邯郸淳的《曹娥碑》说起，《曹娥碑》全文收录于《嘉泰会稽志》、《会稽掇英总集》、《古文苑》、《文章辨体汇选》等，说曹娥父亲曹盱“能抚节按歌，婆娑乐神，汉安三年五月，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不得其尸”。而根据《曹娥碑》记载编写的曹娥事迹，如《后汉书》、《通志》、《会稽典录》、《异苑》、《古今事文类聚》等，则记为“父盱能弦歌为巫祝，汉安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泝涛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尸骸。”《曹娥碑》明确说是“迎伍君”，也就是子胥，《后汉书》等则说是“迎婆娑神”。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三就说：“《曹娥碑》云：‘盱能抚节按歌，婆娑乐神，以五月时迎伍君。’传云‘迎婆娑神’，误也。”其实，这并没有大误，婆娑神即后人说的婆官、鄱官，它的神职主司或潮或涛，简言之就是水神。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记风信说：“五月有麦信，暴风之后有抛车云，舟人必祭婆官而事僧伽。”元稹《和乐天重题别东楼》诗曰：“鼓催潮户凌晨击，笛赛婆官彻夜吹。”陆游将婆官称为“鄱官”，《致仕后即事》诗有曰：“食指忽摇方窃喜，小儿来请赛鄱官。”这两种版本的说法，正好说明伍子胥就是婆娑神，而迎神仪式就在五月五日。

    这种迎神仪式的过程，今已无可稽考，但巫祝在船上且歌且舞，则是无疑的，并且行船逆流而上，迎迓神灵。《曹娥碑》记曹盱迎神时，没有说仅是一只船，如果几只船同时迎神，显然就有竞渡的前后争驶了。故杜公瞻注《荆楚岁时记》就说：“邯郸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掩。’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但至少在东汉时，伍子胥作为潮神而举行的祭祀仪式，不仅在东吴一地，他的祠庙如此众多，祭祀之盛，不难想见，而行船以迎神，正是当时的仪式。

    前文说到五月午日午时铸镜，今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藏东汉夹层青铜镜，世称伍子胥画像镜，据说出土于浙江绍兴，镜背四乳分成四区环绕式布置历史故事，一组是两人对坐而谈，榜题“越王”、“范池”（即范蠡）一组为着长裙而立的两女子，无榜题；一组为一人独坐帐幔之中，榜题“吴王”；一组为一人横眉竖目，度须飘起，头颈歪斜，右手持长剑置于颈下，榜题“忠臣伍子胥”。镜之外区有铭文曰：“驺氏作竟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得天力，传告后世乐无极。”还有两件题材纹饰几乎相同，仅那两女子，一榜题“越王二女”，一榜题“玉女二人”。姚宽《西溪丛语》卷上也记有一件：“近得一夹镜，大鼻，叩之中虚。有冠剑四人，一题忠臣伍子胥，一吴王，一越王，一范蠡，又二妇人，云越王二女，皆小隶字，制作奇古。沈存中云，夹镜最难得。”

    东汉铜镜图案，人物故事的并不多，而伍子胥故事镜则是一个流行题材。这个原因是复杂的，前文已经说过，五月午日午时炼剑，与龙图腾崇拜有密切关系，伍子胥乃水中之神，持剑斩蛟自然是他的职司，而铸镜本身与龙有关系，并且又和炼剑的时日相同，可以联系起来考察；另外，这一铜镜的故事情节，普及了伍子胥事迹。而子胥自刎的日子，后人推测也是五月五日，这又与铸镜的最佳时间相一致。

    可以这样认为，在端午节俗活动中，伍子胥是较早有代表性的祭祀偶像，但在偶像的“任择”过程中逐渐被边缘化，代之而起的是屈原。屈原是楚人，赛龙舟、投角黍的俗信也以楚地为最盛，因此这一替代，或许与伍子胥是楚国的“叛徒”有关。伍子胥本是楚国贵族，奔吴以后，为报父兄被杀之仇，视楚国为最大敌人，阖闾三年（前512）起就开始伐楚，阖闾九年（前506）一举攻破楚国郢都。赵晔《吴越春秋》卷二记道：“吴王入郢，止留。伍胥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左足践腹，右手抉其目，诮之曰：‘谁使汝用谗谀之口杀我父兄，岂不冤哉。’”总算出了一口胸中的恶气。但当时“阖闾伐楚，五战入郢，烧高府之粟，破九龙之锺，鞭荆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宫。昭王奔随，百姓父兄携幼扶老而随之，乃相率而为，致勇之寇，皆方命奋臂而为之斗”（《淮南鸿烈解》卷二十）历史的记忆是深刻的。因此，楚地的五月请龙迎神仪式，也就不会将伍子胥作为祭祀的偶像，“任择”的结果，自然就是屈原了。

    3、屈原

    屈原，名平，字原，《离骚》自叙“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盖由平、原引申而来。战国楚人，故里屈邑，一般认为即今湖北秭归。屈原是楚的同姓贵族，起初深得楚怀王信用，二十馀岁即任三闾大夫、左徒等职，参与议论国事，应对宾客，起草宪令，推行变法。外交上主张东联齐国，西抗强秦，曾出使齐国；政治上则主张圣君贤相的“美政”。因遭宠臣上官大夫等人谗毁，被楚怀王疏远，流放汉北。楚顷襄王时，又遭子兰、上官大夫诽谤，再次流放江南，辗转于汉、湘一带。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秦将白起攻陷郢都。屈原南行，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因“不忍以清白久居浊世”（王逸《楚辞章句》卷一）遂自沉于汨罗江，时年约六十馀。作为一位辞赋家，他的《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等脍炙人口，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称赞他的作品“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能并”。自他以后，诗、骚遂同为我国古诗渊源，并又开辟骚体又兼为赋体的先河。

    关于屈原的故迹，《湖广通志》卷十一记道：“《水经注》：汨水东出豫章艾县、桓山，西径罗山，北谓之罗水，又西为屈潭，即罗渊也，屈原怀沙自沉于此，故渊潭以屈为名。昔贾谊、史迁皆甞径此，弭楫江波，投吊于渊。汨水又西，径汨罗戍南，西流注于湘，世谓汨罗口。《异苑》：长沙罗县有屈原自投之川，山水明净，异于常处，民为立祠，在汨潭之西岸，盘石马迹犹在。相传云，原投川之日，乘白骥而来。”又卷八十一记道：“周屈原墓，在湘阴县汨罗江上。《通典》：罗江有屈原塜。今有石碑，文曰楚放臣屈大夫之碑，其馀字灭矣。”

    迟至东汉，屈原并未成为主宰江湖波涛的水神，前引王充《论衡·书虚篇》就说：“屈原怀恨，自投湘江，湘江不为涛。”但正因为屈原“伏清白以死直兮”，社会同情逐渐开始转而为偶像崇拜，王嘉《拾遗记》卷十就说：“屈原以忠见斥，隐于沅湘，披蓁茹草，混同禽兽，不交世务，采柏实以和桂膏，用养心神；被王逼逐，乃赴清泠之渊。楚人思慕，谓之水仙。其神游于天河，精灵时降湘浦。楚人为之立祠，汉末犹在。”

    屈原成为水仙的说法，乃是民间神明的人格化。自汉宣帝将“五岳四渎”定入国家祀典以后，“五岳四渎”的神位，向无历史人物实之，但在民间则不同，就以主管四渎（长江、黄河、淮河、济水）中的江神来说，一是奇相，张揖《广雅》卷九记道：“江神谓之奇相。”郭璞《江赋》也有“奇相得道而宅神，乃协灵爽于湘娥”之咏。二就是湘君、湘夫人，《山海经·中山经》郭璞注道：“天帝之二女而处江为神。”三就是屈原，并且他在明代正式被封为江神，《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二记道：“江渎，楚屈原大夫也。”虽然“任命”较晚，但民间以他为水神的观念，则由来已久。

    五月五日节俗与屈原相联系，文献记载均在两晋以后，如前引吴均《续齐谐记》所述故事；再如杜公瞻按《荆楚岁时记》说：“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自此以后，屈原就被推上了五月五日祭祀仪式的祭坛。

    关于屈原与竞渡的关系，以武陵为最盛，那里是以屈原为号召的。杨嗣昌《武陵竞渡略》说：“竞渡事本招屈，实始沅湘之间。今洞庭以北武陵为沅，以南长沙为湘也。故划船之盛甲海内，盖犹有周楚王之遗焉，宜诸路仿效之者不能及也。”又说：“刘禹锡《竞渡曲》注曰：‘竞渡始于武陵，至今举楫而相和之。’其音咸呼云‘何在’，斯招屈之意。”还说：“抵暮散船，则必唱曰：‘有也回，无也回，莫待江边冷风吹。’其来甚远。按《隋书·地理志》，屈原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尔鼓棹争归，竞会亭上。斯则‘有也回，无也回’之义，乃数千年之语也。武陵东门外，旧有招屈亭，刘禹锡诗‘昔日居邻招屈亭’，《竞渡曲》云：‘曲终人散终愁暮，招屈亭水前东注。’斯《隋志》‘竞会亭上’之验。其地本名屈原巷，近有小港，名三闾河，盖屈原平生所游集也。”尽管那里明确祭祀对象是屈原，但仍将竞渡作为禳灾的仪式。同书又说：“今俗说禳灾于划船，将毕，具牲酒黄纸钱，直趋下流，焚酹诅咒：‘疵疠夭札，尽随流去。’谓之送标。然后不旗不鼓，密划船归，拖至高岸，搘阁苫盖，以待明年，即今年事讫矣。尔时了间设醮预压火灾，或有疾患，皆为纸船，如其所属龙船之色，于水次烧之。此本韩愈送穷具，车与船之意，亦非苟作。”以竞渡的形式招屈，实际还是禳疠送灾，这一点《武陵竞渡略》说得很清楚。直至清末，沅湘一带仍流传“禳灾散祸天真”、“天符大帝”等内容的纸马，那是竞渡时祭祀用的，纸马上并没有屈原形象或有关文字，可见民间五月五日竞渡风俗的内核，与屈原无关。

    屈原作为五月五日节俗的祭祀偶像，有他自身的条件。首先他是楚人，死后为水神，符合祭祀偶像的基本素质；其次，他尝作《九歌》，具有正俗的意义，朱熹《楚辞集注》卷二就说：“《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蛮荆陋俗，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亵慢淫荒之杂。原既放逐，见而感之，故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而又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虽然《九歌》未必能在当时的迎神活动中流行，但在知识精英阶层的倡导下，他就由一位事神者转而为神了。

    4、曹娥

    曹娥，乃是旧时家喻户晓的孝女。《嘉泰会稽志》卷六记道：“娥，上虞人。父旴能弦歌，为巫祝，汉安二年五月五日于县江溯涛迎波神，溺死，尸不得。娥年十四，缘江号泣，昼夜不绝，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元嘉元年，县长度尚改葬于江南道旁，为立碑焉。”而邯郸淳《曹娥碑》记有“抱父尸出”的故事，说曹盱死后，“号慕思盱，哀吟泽畔，旬有七日，遂自投江死，经五日，抱父尸出”。一说并不是五天后父女俩的尸身一起浮出，而是曹娥“抱父尸出”之后再死，《太平寰宇记·江南东道》说：“按夏侯曾《先地志》云，馀姚县有孝女曹娥，父泝涛溺死，娥年十四，号痛入水，因抱父尸出而死。”这自然是附会神奇故事而已。

    曹娥死是东汉汉安二年（143）至元嘉元年（151）度尚为之改葬立碑，仅时隔八年。度尚，字博平，山阳湖陆人。初为郡上计吏，拜郎中，除上虞长，为政严峻。迁文安令，遇时疾疫，谷贵人饥，开仓营救疾者。延熹间擢荆州刺史，以镇压桂阳卜阳、潘鸿等起事有功，封右乡侯，迁桂阳太守。延嘉九年（166）卒于辽东太守任上，年五十二。写《曹娥碑》的邯郸淳，系度尚外甥，一名竺，字子叔，颍川人。博学有才，又善《苍》、《雅》虫篆，许氏字指。初平中客荆州，曹操召见，礼敬之，遣其诣曹植。曹植与之友善，屡称其才。魏文帝立，以为博士、给事中，作《投壶赋》奏之。工书法，诸体皆能，善作小字。

    上虞百官镇曹娥江畔有曹娥庙，北宋元佑八年（1093）由东岸移建西岸。《嘉泰会稽志》卷六说：“元嘉元年，县长度尚改葬于江南道旁，为立碑焉，墓今在庙之左。碑有晋右将军王逸少所书小字，新定吴茂先尝刻于庙中。今为好事者持去。国朝熙宁十年十月诏曹娥孝女坟庙载祀典。”西吴悔堂老人《越中杂识》卷上说：“大观四年，封灵孝夫人、政和、淳佑中，屡加封号，又封其父和应侯，母庆善夫人。宋端平中，以朱娥配享；明万历中，以诸娥配享，皆孝女也。”曹娥庙至今尚存，为民国年间所重建。

    曹娥庙建成后，香火甚盛，每当端午，由官府祭祀。光绪某年《点石斋画报》有一则《虔祀曹娥》，报道说：“会稽有曹娥江焉，相传汉时曹娥父为巫者，于五月五日溯江迎神，中流灭顶，不得尸骸，娥年十四，缘江号哭，昼夜不绝声，遂投江死，数日抱父尸出，人追思其孝，因以曹娥名江。距江数十里有一庙，中塑女像，即曹娥神。绍俗以端午日官为致祭，恭备牲牢酒醴，舁至庙中，恪恭将事。”

    曹娥庙中，以《曹娥碑》最为有名。《世说新语·捷悟》记了一个故事，说蔡邕曾过《曹娥碑》下，题了“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见者都莫名其妙。后来，曹操和杨修过碑下，曹不能解，杨则能解，曹对杨说：“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过三十里而悟，令杨先说，杨解道：“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齑臼，受辛也，于字为辞。所谓‘绝妙好辞’也。”曹不由感叹：“我才不及卿，乃觉三十里。”这八字乃后汉廋辞佳则，然而曹操、杨修都未尝过江，如何会看到曹娥碑，想来也只是传说故事罢了。邯郸淳写的《曹娥碑》，久已不存，后世重刻者甚多，今传世者有晋人墨迹摹刻的拓本，宋拓《临江戏鱼堂帖》本题作王羲之书；又有元佑八年（1093）蔡卞重书《后汉会稽上虞孝女曹娥婢》，都属古典法书瑰宝。另外，李成曾作《读碑窠石图》，前人认为画的就是曹操、杨修故事，朱存理《珊瑚木难》卷三录题画诗多首，黄斌一首曰：“孝娥祠下曹瞒过，立读碑阴八字中。较智何须三十里，披图千古笑奸雄。”戴益一首曰：“何事碑阴较滑稽，射机迟速孰能齐。后来人不前人鉴，犹咏空梁落燕泥。”

    曹旴五月五日迎伍神溺亡，曹娥则尽孝道，投江寻尸而死，虽然曹娥与五月五日节俗并无直接关系，但有的地方也将她引入竞渡，如湖北云梦的旱龙游街，主角除屈原外，还有曹娥，称她为“游江女娘”。

    古人还将曹娥与大禹、伍子胥、屈原相提并论，虽然颇为偶然，但可以说明他们相近的神格，那就是与水的关系。《晋书·夏统传》记会稽人夏统，某年三月上巳在洛阳船中曝药，遇太尉贾充，两人有一番对话，贾问他能否歌曲，夏答道：“先公惟寓稽山，朝会万国，授化鄙邦，崩殂而葬。恩泽云布，圣化犹存，百姓感咏，遂作《慕歌》。又孝女曹娥，年甫十四，贞顺之德过越梁宋，其父堕江不得尸，娥仰天哀号，中流悲叹，便投水而死。父子丧尸，后乃俱出，国人哀其孝义，为歌《河女》之章。伍子胥谏吴王，言不纳用，见戮投海，国人痛其忠烈，为作《小海唱》。今欲歌之。”于是就唱，众人听了，相顾谓曰：“若不游洛水，安见其人。听《慕歌》之声，便仿佛见大禹之容。闻《河女》之音，不觉涕涙交流，即谓伯姬高行在目前也。聆《小海》之唱，谓子胥、屈平立吾左右矣。”从这段记载，也可知曹娥在当时已受到普遍的尊崇。

    曹娥作为孝女的典范，后世颇多赞颂，绘画形象的也很多。鲁迅在《朝花夕拾·后记》里说：“曹娥的投江觅父，淹死后抱父尸出，是载在正史，很有许多人知道的。但这个‘抱’字却发生过问题。我幼小时候，在故乡曾经听到老年人这样讲：‘……死了的曹娥，和她父亲的尸体，最初是面对面抱着浮上来的。然而过往行人看见的都发笑了，说：哈哈！这么一个年青姑娘抱着这么一个老头子！于是那两个死尸又沉下去了；停了一刻又浮起来，这回是背对背的负着。’好！在礼义之邦里，连一个年幼——呜呼，‘娥年十四’而已——的死孝女要和死父亲一同浮出，也有这么艰难。我检查《百孝图》和《二百卅孝图》，画师都很聪明，所画的是曹娥还未跳入江中，只在江干啼哭，但吴友如画的《女二十四孝图》（一八九二）却正是两尸一同浮出的一幕，而且也正画作‘背对背’。”鲁迅在书中还附印了这两幅图，吴友如的那幅，正可透视点石斋时代的伦理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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