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近古以来，五月五日的节俗活动经不断整合，祭祀上主要保留着赛龙舟和投角黍两大仪式。

    这两大仪式，本是同一仪式中的两个过程，角黍是在龙舟上投的，但具体如何进行，已不可稽考。杨嗣昌《武陵竞渡略》说：“桃符、兵罐二物，船人临赛掷之以祈胜，非也。桃符能杀百鬼，乃禳灾之具。兵罐中所贮者，米及杂豆之属。按《续齐谐记》，楚人哀屈原，每至五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曲白日忽见一人，自称三闾大夫，教曲以楝叶塞筒，五彩丝缚，免为蛟龙所窃，自是世有楝叶粽并带五色丝。此兵罐盛米乃竹筒之讹，未有角黍以前之遗制也。”这是赛前投角黍的证明。清代扬州赛龙舟时投掷“土瓶”，苏州赛龙舟时投掷“土罐”，虽然属于嬉水活动，以求热闹快乐的气氛，但还尚存“兵罐”的遗意，这又是赛时投角黍的例子。《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记安徽怀宁的情形：“习水者制龙舟，竞渡于江，轻疾如飞，岸上观者如堵，临水楼阁，少长咸集，置酒纵观，亦有坐轻舠画船，结彩为饰，中流箫鼓，与龙舟上下者，皆极欢而罢，暮以色线缚角黍投之江中，以祠三闾大夫。”则又是赛后投角黍的故实。

    赛龙舟和投角黍在仪式上的逐渐分离，当与农耕文明的进步有关，不再浪费粮食，作无益之事，而将角黍作为端午的节令食品，虽然也作祭祀供品，但与赛龙舟无关了。当然这是指全国的大部分地区而言，有的地方至清代还有赛龙舟时投角黍的现象。

    1、龙舟

    追溯中国造船史，早在六七千年前，古越先民已将船作为普遍使用生产生活工具，馀姚河姆渡、湖州钱三漾、杭州水田畈等文化遗址，都出土新石器时代的木桨，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水上交通工具，结合众多新石器时代舟形陶器的出土，可证明中国与其他文明古国一样，早在八千年前甚至更早就已经使用独木舟。殷商时期甲骨文中的“舟”字，象形为纵横构件的木板船，由此可知，迟在商代前期，木板船已经出现。早期木板船的形制结构，文献没有具体记载。至春秋战国时的战船，则可以从留存下来的青铜器纹饰上略窥一斑，浙江鄞县甲村出土的春秋铜钺，河南汲县山彪镇出土的战国水攻战鉴，四川成都百花潭出土的战国嵌错金铜壶，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宴乐渔猎耕战纹铜壶，都有战船的形象，那是两头高翘，类乎于龙，并且舱内多人合力划桨，类乎于后来的龙舟竞渡。当时战船是否都作龙样的形制，已不得其详，但至少这是常见的一种。《抱朴子外编·博喻》说：“艅艎鹢首，涉川之良器也。”艅艎是吴王的座船，也充用大将的指挥船。《淮南子·本经训》也说：“龙舟鹢首，浮吹以娱。”凡龙舟者是否都“鹢首”，即在船头彩绘图案，也还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然而这些文物和文献的记录，透露了战船和竞渡风俗形成的某些联系。

    龙舟竞渡的来历有一说，那就是吴人操练水战，托于嬉戏。杜公瞻按《荆楚岁时记》说：“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一自以为水军，一自以为水马。州将及士人悉临水而观之。盖越人以舟为车，以楫为马也。”又说：“《越地传》云起于越王句践，不可详矣。”胡仔《渔隐丛话后集》卷十二引《艺苑雌黄》曰：“南方竞渡，治其舟使轻利，谓之飞凫，又曰水车，又曰水马。相传以为始于越王句践，盖断发文身之俗，习水而好战，古有其风。”

    对龙图腾的崇拜，有一个因素，就是对水的恐惧。例如袁康等辑《越绝书·计倪内经》就记句践将伐吴，但心存忧虑，他对计倪说：“吾欲伐吴，恐弗能取。山林幽冥，不知利害所在。西则迫江，东则薄海，水属苍天，下不知所止。交错相过，波涛濬流，沈而复起，因复相还。浩浩之水，朝夕既有时，动作若惊骇，声音若雷霆，波涛援而起，船失不能救，未知命之所维。念楼船之苦，涕泣不可止。”将战船等饰成龙的形状，或点缀龙的图案，使蛟龙不敢为害，亦在情理之中。高承《事物纪原》卷八引《岁华纪丽》说：“因句践以为成风，拯屈原而为俗也。”就是说竞渡这件事，句践时已成风气，至拯屈原的传说流行后，遂成为节俗。

    直至清末，水师过端午，还有特殊的仪式。《点石斋画报》刊载一则《水军吊古》，报道说：“端午竞渡之举，到处通行，是人之怀屈大夫与，抑屈大夫之灵爽实有不可磨灭者在与。江阴八圩港大通营水师勇丁，将炮船遍插彩旗，装成龙船式样，鸣金击鼓，宕桨中流，仿佛汨罗江上凭吊欷歔也。赫赫楚怀，何无一人垂念耶？诚不富亦只以异其斯之谓与。”端午那天，驻江阴长江边的大清水师，将炮船“装成龙船式样，遍插彩旗，鸣金击鼓”，或是水军的传统仪式。我国最早的水军，就是由春秋吴越两国缔造，逐渐发展起来的，故至此日还将炮船装饰成龙船的样子。

    战船而外，相传春秋时还有专供水嬉的龙舟，任昉《述异记》卷上说：“吴王夫差筑姑苏之台，三年乃成，周旋诘屈，横亘五里，崇饰土木，殚耗人力。宫妓数千人，上别立春宵宫，为长夜之饮，造千石酒锺。夫差作天池，池中造青龙舟，舟中盛陈妓乐，日与西施为水嬉。吴王于宫中作海灵馆、馆娃阁、铜沟玉槛，宫之楹槛，皆珠玉饰之。”这自然是夸饰的描写，但由此也可知道，制作龙舟，并不一定为了竞渡，甚至有可能是当时高级木板船的一般形式。

    沈从文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在《过节和观灯》里说：“较早出现的龙舟，似应数敦煌壁画，东王公坐在上面去会西王母，云游远方，象征‘驾六车以驭天’。画虽成于北朝人手，最先稿本或可早到汉代。其次是《洛神赋图卷》，也有个相似而不同的龙舟，仿佛‘驾玉虬而偕逝’情形，作为曹植对洛神的眷恋悬想。虽历来当作晋代大一画家顾恺之手笔，产生时代又可能较晚些。还有长丈及数丈元明人传摹唐李昭道《阿房宫图卷》，也有几只装饰华美的龙凤舟，在一派清波中从容荡漾，和结构宏伟建筑群相呼应。只是这些龙舟有的近于在水云中游行的无轮车子，有的又和端阳少直接关系。”

    两晋以后，龙船竞渡成为风俗，但各地各时的情形不同，不可一概而论。有的与祭祀屈原或伍子胥有关，有的与祈佑、禳灾有关；在时间上，有的在端午前后，有的在其他各月；在活动内容上，有的名副其实，真作水上竞赛，有的则藉以名义，更多是作水上娱乐。就其大势来说，随着祭祀观念的逐渐淡化，虽然还在敷衍故事，但少有悲哀、感慨、欷歔，更多的是欢欣，甚至狂欢，杨嗣昌《武陵竞渡略》就说：“划船不独禳灾，且以卜岁。俗相传歌‘花船赢了得时年’，只此一句，无上下文，不知所自始，而频有其验。储光羲《竞渡诗》曰：‘能令秋大有，鼓吹远相催。’然则其来已久，盖未有好事划船非乐岁也。”

    《隋书·地理志下》说：“大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昔屈原为制《九歌》，盖由此也。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尔鼓棹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其迅楫齐驰，棹歌乱响，喧振水陆，观者如云，诸郡率然，而南郡、襄阳尤甚。二郡又有牵钩之戏，云从讲武所出，楚将伐吴，以为教战，流迁不改，习以相传。钩初发动，皆有鼓节，群噪歌谣，振惊远近，俗云以此厌胜，用致丰穰。其事亦传于他郡。”这段记载，特地拈出荆州的两个风俗，一是竞渡，一是牵钩，牵钩即拔河，王谠《唐语林》卷五说：“拔河，古谓之牵钩，襄汉风俗，常以正月望日为之。”两者应该是有联系的，按“牵钩”两字的意思，可能本就指船与船之间的牵拽和钩挽，也是操练水战的方法，后来移于陆地进行，故名为“拔河”。如果此说能够成立，那么荆州的水上节俗，既有祭吊屈原的内涵，也有操练水战而托于嬉戏的内涵，这在竞渡风俗史上是大可研究的。

    关于唐代的情形，刘餗《隋唐嘉话》卷下记道：“俗五月五日为竞渡戏，自襄州以南，所向相传云，屈原初沉江之时，其乡人乘舟求之，意急而争前，后因为此戏。”可见在唐代，竞渡风俗起先还是在襄州以南地区流行，并且是“所向相传”凭吊屈原。《新唐书·杜亚传》记杜亚任淮西节度使，“方春，南民为竞渡戏，亚欲轻驶，乃髤船底，使篙人衣油彩衣，没水不濡”。则竞渡在初春进行，并且不是划桨，而是撑篙，也是不同与其他地方的。约在武则天以后，竞渡风气由长江流域传至长安。《月令辑要》卷九引《唐诗纪事》说：“景龙四年四月六日幸兴庆池，观竞渡之戏。其日过窦希玠宅，学士赋诗。”《旧唐书·穆宗本纪》记元和十五年（820）九月辛丑，穆宗“大合乐于鱼藻宫，观竞渡”。《旧唐书·敬宗本纪》记宝历三年（827）三月戊寅，敬宗“幸鱼藻宫，观竞渡”。可见长安宫廷的竞渡，都不在五月五日。《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三记宝历元年（825）夏四月己未，“诏王播造竞渡船二十艘，运材于京师造之，计用转运半年之费，谏议大夫张仲方等力谏，乃减其半”。胡三省注道：“自唐以来，治竞渡船，务为轻驶，前建龙头，后竖龙尾，船之两旁刻为龙鳞而彩绘之，谓之龙舟。植标于中流，众船鼓楫竞进，以争锦标，有破舟折楫，至于沉溺而不悔者。”虽然竞渡已成风气，但规则尚未完善，因而时有意外事故。另外，沈佺期《三日独坐驩州思忆旧游》有“谁念招魂节，翻为御魅囚”两句，颇可斟酌，上巳招魂，自然也与屈原无关，并且还有“御魅”的事。但在武陵一带的竞渡，则在五月，并以祭祀屈原，刘禹锡《竞渡曲》咏道：“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将浮彩舟。灵均何年歌已矣，哀谣振楫从此起。扬枹击节雷阗阗，乱流齐进声轰然。蛟龙得雨鬐鬛动，螮蝀饮河形影联。刺史临流搴翠帏，揭竿命爵分雄雌。先鸣馀勇争鼓舞，未至衔枚颜色沮。百胜本自有前期，一飞由来无定所。风俗如狂重此时，纵观云委江之湄。彩旗夹岸照鲛室，罗袜陵波呈水嬉。曲终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东注。”并于题下注道：“竞渡始于武陵，至今举楫而相和之，其音咸呼云‘何在’，斯招屈之义。事见《图经》。”可见在唐代，竞渡不受时令所限，虽已有五月祭吊屈原的旨意，但并未成为全民共有的意识。

    关于五代的情形，马令《南唐书》卷五记南唐时“许郡县村社竞渡，每岁端午，官给彩段，俾两两较其迟速，胜者加以银碗，谓之打标，舟子皆籍其名，至是尽搜为卒，谓之凌波军”。《蜀梼杌》卷下记后蜀孟昶十六年（953）“五月端午，昶侍其母游凌波殿竞渡”。花蕊夫人《宫词》有“太虚高阁凌波殿，背倚城墙面枕池”之咏，太虚阁和凌波殿都在摩诘河上，孟昶侍母竞渡，大概就坐着龙船在池上游曳，聊应故事而已。陈耀文《天中记》卷四则记了一件有意思的事：“萧结，庐陵人，五代时为祁阳县令，不畏强御。方暮春时，有州符下取竞渡船，刺史将临观，结怒批其符云：‘秧开五叶，蚕长三眠，人皆忙迫，讵任渡船。’守乃罢竞。”这位县令是讲求实际的，认为农时的重要远过于竞渡。

    至宋代，《太平寰宇记·山南东道》记荆州风俗：“荆之为言强也，阳盛物坚，其气急悍，故人多剽悍。唐至徳之后，流佣争食者众，五方杂居，风俗大变。然五月五日竞渡戏船，楚俗最尚，废业耗民，莫甚于此。皇朝有国以来，已革其弊。”因为竞渡之事，不但影响农时，并且有的地方不以屈原为号召，有的地方就是赛神活动，因此宋初就厉行禁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记乾德五年（967）四月戊子“禁民赛神为竞渡戏”。但不是五月间的竞渡，仍在进行，《宋史·礼志》记太宗于淳化三年（992）三月“幸金明池，命为竞渡之戏。掷银瓯于波间，令人泅波取之。因御船奏教坊乐，岸上都人纵观者万计。帝顾视高年皓首者，就赐白金器皿。”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五说：“金明池龙舟，太宗时造，毎岁春，驾上池必登之。绍圣初，亦尝命别造形制，有加于前，亦号工丽。”据同书卷一记载，太平兴国中凿金明池，“以教神卫虎翼水军习舟楫，因为水嬉”，后来“水战不复习，而诸军犹为鬼神戏，谓之旱教”。这也是宫中竞渡风俗的变化，但时间仍在上巳，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七有详细的记载：“驾先幸池之临水殿，锡宴群臣。殿前出水棚，排立仪卫，近殿水中横列四彩舟，上有诸军百戏，如大旗狮豹，棹刀蛮牌，神鬼杂剧之类。又列两船皆乐部，又有一小船，上结小彩楼，下有三小门，如傀儡棚，正对水中乐船。上参军色进致语，乐作，彩棚中门开，出小朩偶人，小船子上，有一白衣人垂钓，后有小童举棹划船，辽绕数回，作语乐作，钓出活小鱼一枚，又作乐，小船入棚。继有朩偶筑球、舞旋之类，亦各念致语唱和乐作而巳，谓之‘水傀儡’。又有两画船，上立秋千，船尾百戏人上竿，左右军院虞候监教，鼓笛相和。又一人上蹴秋千，将平架，筋斗掷身入水，谓之‘水秋千’。水戏呈毕，百戏乐船并各鸣锣鼓，动乐舞旗，与水傀儡船分两壁退去。有小龙船二十只，上有绯衣军士各五十馀人，各设旗鼓铜锣。船头有一军校，舞旗招引，乃虎翼指挥兵级也。又有虎头船十只，上有一锦衣人，执小旗立船头上，馀皆着青短衣、长顶头巾，齐舞棹，乃百姓卸在行人也。又有飞鱼船二只，彩画间金，最为精巧，上有杂彩戏衫五十馀人，间列杂色小旗绯伞，左右招舞，鸣小锣鼓铙铎之类。又有鳅鱼船二只，止容一人撑划，乃独朩为之也。皆进花石朱勔所进。诸小船竞诣奥屋，牵拽大龙船出诣水殿，其小龙船争先团转翔舞，迎导于前。其虎头船以绳牵引龙舟。大龙船约长三四十丈，阔三四丈，头尾鳞鬛，皆雕镂金饰，楻板皆退光，两边列十阁子，充阁合分歇泊。中设御座、龙水屏风。楻板到底深数尺，底上密排铁铸大银样如卓面大者，压重庶不欹侧也。上有层楼台观槛曲，安设御座，龙头上人舞旗，左右水棚排列六桨，宛若飞腾。至水殿舣之一边。水殿前至仙桥，预以红旗插于水中，标识地分远近。所谓小龙船，列于水殿前，东西相向，虎头、飞鱼等船，布在其后，如两阵之势。须臾，水殿前水棚上一军校，以红旗招之，龙船各鸣锣鼓出阵，划棹旋转，共为圆阵，谓之‘旋罗’。水殿前又以旗招之，其船分而为二，各圆阵，谓之‘海眼’。又以旗招之，两队船相交互，谓之‘交头’。又以旗招之，则诸船皆列五殿之东面，对水殿排成行列，则有小舟一军校，执一竿，上挂以锦彩银碗之类，谓之‘标竿’，插在近殿水中。又见旗招之，则两行舟鸣鼓并进，捷者得标，则山呼拜舞。并虎头船之类，各三次争标而止。其小船复引大龙船入奥屋内矣。”

    南宋临安竞渡，春秋皆有，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记道：“西湖春中，浙江秋中，皆有龙舟争标，轻捷可观，有金明池之遗风，而东浦河亦然。”未说端午竞渡，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也不记其事。但朱延焕《增补武林旧事》则认为临安竞渡盛于端午，卷三有曰：“西湖竞渡，自二月八日为始，端午尤盛。是日，画舫齐开，游人如蚁，龙舟六只，俱装十太尉、七圣、二郎神杂剧，饰以彩旗、锦伞、花篮、闹竿、鼓吹之类。帅守往一清堂弹压，立标竿于湖中，挂锦彩、银碗、官楮，以赏捷者。有一小节级，披黄衫，青帽，插孔雀尾，乘小舟，横节仗，声喏，取指挥次以舟回朝，龙舟以彩旗招之，诸舟鸣锣鼓，分两翼，远远近排列成行，再以彩旗引之，诸舟竞发，先至标所者取赏，声喏而退，其馀犒钱而已。”朱延焕是崇祯进士，所谓“增补”者，已是明代湖上韵事，并非南宋故实，故《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七就说，此书“朝章国典泛滥尤甚，均非（周）密着书之本意，殊属骈枝。明人点窜古书多不解前人义例，动辄破坏其体裁，往往似此也”。

    至明清，竞渡之事较前代繁盛，这与朝廷的提倡有关。陆容《菽园杂记》卷一记端午，“上迎母后幸内沼，看划龙船，炮声不绝，盖宣德以来故事也”。熹宗朱由校更是喜欢竞渡之事，蒋之翘《天启宫词》有曰：“招招黄帽绣旗冲，三翼乘流羯鼓从。何用船头鳞鬣活，中央万乘是真龙。”注道：“五月苑中竞渡，上亲御龙舟挝鼓。”入清仍之，昭梿《啸亭续录》卷一说：“乾隆初，上于端午日命内侍习竞渡于福海中，皆画船箫鼓，飞龙鹢首，络绎于鲸波怒浪之间。兰桡鼓动，旌旗荡漾，颇有江乡竞渡之意。每召近侍王公观阅，以联上下之情。今上亲政后，亦屡循旧制观之，然每以雨泽愆期，罢演者多矣。”赵慎畛《榆巢杂识》卷下也说：“旧例，天中节，龙舟竞夺彩标于福海中。舟凡九，黄龙舟最先出队，得标。青龙次之，红龙又次之，白龙又其次，黑龙舟回翔为殿。旌旗金鼓，水殿纷腾，洵为昇平乐事。或遇时正望雨，即降旨罢之。”

    民间也就纷纷效尤，几乎无地无之，但仍有分别，不妨可看以下的记载。

    《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记安徽巢县的情形：“端阳节龙舟之戏，因屈子沉江以五月五日，楚人思之，故于是日投食以祭，恐为鱼虾所夺，乃作舟象龙形，鼓乐喧阗，而投角黍于水中。巢旧楚地，故立竞渡庙于东方河浒，而塑屈原像于中，匾曰‘三闾祠’。以原尝掌王族三姓，为三闾大夫，三姓者昭、屈、景也。今临河悉为民居，而祠尚存。每岁于孟夏望后三日，祀水神，造龙舟，各坊一艘，各异色，舟大小不等，色忌白，相传以用白而没。至五月朔，迎会中偶神入舟。每舟集少壮数十人，穿号衣，列帜如舟色，击鼓奋楫，踊跃争先。士民竞结棚幔于舟，饰以彩，或双舟连结，下作平盘，上造彩架，舟首多载盆景，挟箫管乐妓，集亲朋宴饮嬉游，从流上下，五日而止。”那里的竞渡是特别强调祭祀屈原的。

    檀萃《粤囊》记广东番禺的情形：“龙舟以吊大夫，凤船以奉天后，皆与五日为胜会。庚午之夏，番禺石桥村人醵万金制凤船，长十丈，阔丈三，首尾高举，两舷垂翼为舒敛，背负殿宇，以奉天后，游各水乡。左右陈百戏，选娈童为之，复以巨舸载歌台，聘名梨园子弟登场，箫鼓发唱，波细风和。曲引将残，迟声再媚，起伏更递，愈出愈奇。穹龟巨鱼，奔跃左右，或队队导前，或粼粼媵后。于时士女骈集，各乘彩舟，镜幌珠帘，随风绮靡，往看终日，移兴忘归。散麝吹兰，披襟揎袖。微闻芗泽，魂与目挑。千朵莲花，其红一色，拂于水际，若乘天空，人间遥指是祥云矣。”那里虽然以龙舟吊屈原，还以凤船奉祀天后（妈祖）从这段记载来看，屈原不过是个借口，而天后则是主要的崇祀对象，郑重其事，以答神庥。

    更有不少地方将龙舟竞渡，作为禳灾的仪式，如福建就是，谢肇淛《五杂组》卷二说：“至于竞渡，楚、蜀为甚，吾闽亦喜为之，云以驱疫，有司禁之不能也。”湖南也是如此，《长沙县志》卷十六就说端午那天“坊市造龙舟，竞渡夺标，俗以为禳灾，实吊屈原之遗意也”。茶陵人李东阳《竞渡谣》咏道：“湖南人家重端午，大船小船竞官渡。彩旗花鼓坐两头，齐唱船歌过江去。丛牙乱桨疾若飞，跳波溅浪湿人衣。须臾欢声动地起，人人争道得标归。年年得标好门户，舟人相惊复相妒。两舟睥睨疾若仇，戕肌碎首不自谋。严诃力禁不得定，不然相传得瘟病。家家买得巫在船，船船斗捷巫得钱。屈原死后成遗事，千古传讹等儿戏。众人皆乐我独愁，莫遣地下彭咸知。”李东阳想要“拔乱反正”，移风易俗，确认屈原在竞渡的中心地位，但这已是约成俗成的事，他是没有什么办法的。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八介绍了广东四个地方的龙船，或就其形制，或就其斗法，或就其乡风俚俗，说得颇为详尽，也是研究竞渡的好材料。

    一是顺德，“顺德龙江，岁五六月斗龙船。斗之日，以江身之不大不小，其水直而不湾环者为龙船场，约自某所起至某所止，乃立竿中流以为界，船从竿左右斗，不得逾界。先期定其敌，两龙船为一偶，大小长短相若，黄头郎相若也。主者书于册，又以两筹书某龙船字中分，主者执其两半，而以两半酌卮酒与之。两船既斗，则胜者交其筹于主者，主者合筹不爽，则书于册曰某船胜某船矣，以一标书胜字与之，其负者又与他船斗，或胜，则亦得一胜标。是日也，船连三胜，得三胜标者，是为初场最。次日三胜者又与三胜者斗，三胜者连得二胜，则得一五胜之标，是为二场最。次日五胜者又与五胜者斗，其一得全胜者，是为三场最。于是主者与以状头标，张伎乐，簪花挂红，为四六庄语送之还埠。凡出龙船之所曰埠，斗得全胜还埠，则广召亲友燕饮，其埠必年丰人乐、贸易以饶云”。

    二是东莞，“五月时，洪流滂濞，放于百里，乡人为龙舟之会，观者画船云合，首尾相衔，士女如山，乘潮上下，日已暮而未散。龙舟长十馀丈，高七八尺，龙髯去水二尺，额与项坐六七人，中有锦亭，坐倍之，旗者、盖者、钲鼓者、挥桡击枻者，不下七八十人。竞渡则惊涛涌起，雷雨交驰，舟去而水痕久不能合，斯亦游观之至侈者。广中龙船，惟东莞最盛，自五月朔至晦，乡乡有之，如彭峡者可纪也”。

    三是番禺，“吾沙亭乡当海岸，有地曰石头，一巨石作鲤鱼形，名曰鲤鱼岩。吾宗人岁于此装造龙船与诸村竞渡，未尝不得胜夺标。有风雨，龙船益疾。他村墟有借此地以造龙船者，有请其神侯王像至彼船，冀得腾空疾渡者，吾宗人不之许也。沙亭龙船，比他所长大倍之，然出辄飞渡不可胜。斗罢汗血满船，油衣尽赤，可诧也”。

    四是海南（时属广东）“琼人重龙船，四月八日，雕木为龙置于庙，唱龙歌迎之，而投白鸡水中以洗龙。五月之朔至四日，乃以次迎龙。主人先为龙歌，包以绣帕置龙前，其歌辞不可见，止歌末一字可见，诸客度韵凑歌，能中帕中歌字多者，得酬物多。其谚曰：‘未斗龙船，先斗龙歌；欲求钱帛，中字须多。’”

    上引几处地方的竞渡，既与屈原无关，也不全在端午，但却是真正意义上的水上竞赛，你追我赶，奋力齐划，争夺锦标。直至晚近，乃有不少地方还是这样竞渡的。沈从文回忆家乡往事，难以忘怀，他在1963年写的《过节和观灯》里说：“大江以南，凡是有河流可通船舶处，无论大城小市，端午必照例举行赛船。这些特制的龙船多窄而长，有的且分五色，头尾高张，转动十分灵便。平时搁在岸上，节日来临前，才由二三十个特选少壮青年，在鞭炮轰响、欢笑呼喊中送请下水。初五叫小端阳，十五叫大端阳，正式比赛或由初三到初五，或由初五到十五。沅水流域的渔家子弟，白天玩不尽兴，晚上犹继续进行，三更半夜后，住在河边的人从睡梦中醒来时，还可听到水面飘来蓬蓬当当的锣鼓声。近年来我的记忆力日益衰退，可以四十多年前在一条六百里长的沅水和五个支流一些大城小镇度过的端阳节，由于乡情风俗热烈活泼，将近半个世纪，种种景象在记忆中还明朗清楚，不褪色，不走样。”

    有不少地方的竞渡，实际是水上的娱乐活动，虽也有竞渡一项，但游戏的成分很多，主要是在龙舟上装扮台阁，水中潜泳，或摸索泥瓦罐子，追逐鹅鸭等等。且以崇祯间的镇江，乾隆间的扬州，嘉庆、道光间的苏州，清末的南京，民国初的绍兴为例。

    崇祯间的镇江，张岱《陶庵梦忆》卷五有《金山竞渡》一篇，写道：“看西湖竞渡十二三次，己巳竞渡于秦淮，辛未竞渡于无锡，壬午竞渡于瓜州，于金山寺。西湖竞渡，以看竞渡之人胜，无锡亦如之，秦淮有灯船无龙船，龙船无瓜州比，而看龙船亦无金山寺比。瓜州龙船一二十只，刻画龙头尾，取其怒；旁坐二十人，持大楫，取其悍；中用彩篷，前后旌幢绣伞，取其绚；撞钲挝鼓，取其节；艄后列军器一架，取其锷；龙头上一人足倒竖，战敠其上，取其危；龙尾挂一小儿，取其险。自五月初一至十五日，日日画地而出，五日出金山，镇江亦出。惊湍跳沫，群龙格斗，偶堕洄涡，则百捷捽，蟠委出之。金山上，人团簇，隔江望之，蚁附蜂屯，蠢蠢欲动。晚则万艓齐开，两岸沓沓然而沸。”

    乾隆时的扬州，李斗在《扬州画舫录》卷十一记道：“龙船自五月朔至十八日为一市。先于四月晦日演试，谓之下水。至十八日牵船上岸，谓之送圣。船长十馀丈，前为龙首，中为龙腹，后为龙尾，各占一色，四角枋柱，扬旌拽旗。篙师执长钩，谓之跕头。舵为刀式，执之者谓之拏尾。尾长丈许，牵彩绳令小儿水嬉，谓之掉梢。有独占鳌头、红孩儿拜观音、指日高升、杨妃春睡诸戏。两旁桨折十六，前为头折，顺流而折，谓之打招，一招水如溅珠。中置戽斗戽水，金鼓振之，与水声相激。上供太子，不知何神，或曰屈大夫，楚之同姓，故曰太子。小船载乳鸭，往来画舫间，游人鬻之掷水中，龙船执戈竞斗，谓之抢标。又有以土瓶实钱果为标者，以猪胞实钱果使浮水面为标者，舟中人飞身泅水抢之，此技北门王哑吧为最。迨端午后，外河徐宁、缺口诸门，龙船由响水闸牵入内河，称为客船。送圣后奉太子于画舫中礼拜，祈祷收灾降福，举国若狂。”

    嘉庆、道光时的苏州，顾禄在《清嘉录》卷五里记道：“龙船，阊、胥两门，南、北两濠及枫桥西路水滨皆有之，各占一色。四角枋柱，扬旌拽旗，中舱伏鼓史手。两旁划桨十六，俗呼其人为划手。篙师执长钩立于船头者，曰挡头篙。头亭之上，选端好小儿，装扮台阁故事，俗呼龙头太子。尾高丈许，牵彩绳，令小儿水嬉，有独占鳌头、童子拜观音、指日高升、杨妃春睡诸戏，谓之梢。舵为刀式，执之者谓之挡舵。画舫游客争买土罐掷诸河，视龙船中人执戈竞斗，入水相寻，以为娱乐，谓之罐头。多者受上赏，号为做胜会。胜会这时，先有葛袍缨帽之人，鞠躬声喏于前舱，手执五色小旗，插画舫之楣，而后诸龙各认旗色，回朝盘旋，谓之打招。一招水如溅珠，金鼓之声与水声相激。出龙之前数日，祀神演试，曰下水。上岸送神，谓之拔龙头。当头之人，率皆里巷游手。隔岁先以带叶竹竿竖桥上，为来年出龙认色，其名曰钻五。月朔，互相往来，名曰拜客。”可见苏州的情形与扬州仿佛，顾禄在写这条时，或参考《扬州画舫录》，只是将有关名目改为苏州俗称。

    清末的南京，夏仁虎《岁华忆语》记道：“龙船向有数种，曰河帮，秦淮船户敛资为之；曰江帮，外江船户之入城者；曰木牌帮，上新河之木商所集者。午日，各帮咸集于夫子庙前之泮池，以其地河身最广，足资水嬉也。船饰彩亭，以小儿扮杂剧坐其间，助以锣鼓。梢头撑长竿，长年之好身手者，于上作种种游戏。河岸人家，掷银钱或放鹅鸭，俾没水争取以为乐。其并行竞渡争夺锦标，则与西人之赛船竞走同一勇气。是日，倾城往观，桥岸均满。富家率买舟观之，舟须预定，非临时可觅也。”潘宗鼎《金陵岁时记》更记道：“龙舟竞渡，吊屈子之溺水，楚俗也，吾乡亦沿用之。秦淮河一带，观者蚁集。光绪初，水西门外某茶寮临河一轩，因人众倒塌，溺死无算。乙巳端午节，文德桥亦因人众崩圮，有溺死者，后乃禁止。”光绪三十一年（1905）端午，秦淮河有竞渡，观者如云，文德桥栏干被挤断，纷纷落水，死三十馀人，伤百馀人，故南京谚语有“文德桥的栏杆——靠不住”。

    民国初的绍兴，周作人在《关于迎神赛会》里回忆：“鄙人不曾到过龙船上，只是小时候远远地看，所以不能比范君讲得更详细，实在大家对于龙船的兴味也就如此而已，我们所觉得得更为有趣的乃别有在，这便是所谓泥鳅龙船是也。此船长可二丈，宽约二尺许，船首作龙头，末一人把舵，十馀人执楫划船，船行如驶，泥鳅者谓其形细长而行速也。行至河中水深处，辄故意倾倒，船立颠覆，划者在船下泅泳，推船前进，久之始复船戽水，登而划船如故。龙舟庄重华丽，泥鳅龙船剽悍洒脱，有丑角之风，更能得观众之欢喜，村中少年皆善泅水，亦得于此大显其身手焉。神像坐一大船中，外有彩棚，大率用摇橹者四五人，船首二人执篙矗立。每巡行至一村，村中临河搭台演戏以娱神，神船向台蓦进，距河岸约一二尺，咄嗟间二篙齐下，巨舟即稳定，不动分寸，此殆非有数百斤力者不办，语云，南人使船如马，正可以此为例，执篙者得心应手，想亦必感到一乐也。未几神船复徐徐离岸，向别村而去。”

    可见明清盛时，龙舟上都装扮台阁，主要是神话和戏文人物造型，扬州和苏州都提到龙舟上有“龙头太子”，《扬州画舫录》认为“或曰屈大夫，楚之同姓，故曰‘太子’”，其实竞渡在江南，关于祭吊屈原的说法，已经很是淡化了。何契《江上观竞渡记》更详细描写了龙舟上的台阁：“舟首演玄坛神，傅黑面，骑虎者。束发金冠，披红战服，束金带，执戟，演吕温侯者。乌纱巾，黑袍，持剑，演锺馗者。一金甲胄，演大将状者。一龙袍玉带，演吴王夫差。采莲、划舟人皆演内官状者。一又演南极老人，乘鹿挥玉麈者。”故凡“传奇中荒诞不经故事，更番迭演”。即使在僻远的桂林，龙舟上也有台阁，《粤西丛载》卷十八引邝露《赤雅》说：“桂林竞渡，舟长十馀丈，左右衣白数人，右麾白旗，左麾长袖，为郎当舞，中扮古今名将，各执利兵，傍置弓弩，遇仇敌不返，兵胜则枭而悬之，铙歌合舞。十年一大会，五年一小会，遇甲、戌年为之，有司毫不敢诘。”“古今名将”错立舟上，两两相较，或也有“关公战秦琼”的故事，那更是与屈原无涉了。

    《陶庵梦忆》说的“龙头上一人足倒竖，战敠其上，取其危；龙尾挂一小儿，取其险”；《扬州画舫录》说的“尾高丈许，牵彩绳，令小儿水嬉”，则是台阁中特别惊险的一种。蒲松龄《聊斋志异》卷十一《晚霞》如此写道：“五月五日，吴越间有斗龙之戏，刳木为龙，绘鳞甲，饰以金碧；上为雕甍朱槛，帆旌皆以锦绣；舟末为龙尾，高丈馀，以布索引木板下垂，有童坐板上，颠倒滚跌，作诸巧剧。下临江水，险危欲堕。故其购是童也，先以金啗其父母，预调训之，堕水而死，勿悔也。”当观者兴高采烈，满心欢喜的时候，想不到也有令人心酸的事儿。

    2、角黍

    先秦楚人，就有以楝实投享獬豸的仪式。獬豸是传说中的独角神兽，能分辨曲直，充当神判兽，又能决犹豫，定吉凶。潘自牧《记纂渊海》卷四称其“春夏处水泽，秋冬处松柏”，故春夏时就与蛟龙共处，楚人奉享以楝实，楝实既为獬豸所喜，又为蛟龙所惧。罗愿《尔雅翼》卷九就说：“宗懔引《风俗通》，以为獬豸食楝，原将以信其志也。然则凤凰、獬豸皆食楝，而蛟龙特畏之，是亦异矣。”因此“自今见祭，宜以五色丝合楝叶缚之，所以俗并事之”。由楝实而为角黍，正有一脉相承之处。

    关于角黍的起源，流传着不同的故事。

    一说起源于祭祀伯夷、叔齐。陈耀文《天中记》卷四十九引王肃《丧服要记》说：“昔鲁哀公祖载其父，孔子问曰：‘宁设五谷乎？’哀公曰：‘五谷囊者，起伯夷、叔齐，让国不食周粟，而饿首阳之山，恐魂之饥，故作五谷囊。吾父食味舍哺而死，何以此为。’”顾名思义，五谷囊也是包裹类祭祀食品，但不用于水祭，丧家将它置于棺柩，称之为粮罂。

    二说起源于祭祀周昭王及两侍女。王嘉《拾遗记》卷二说：“时东瓯献二女，一名延娟，二名延娱，使二人更揺此扇，侍于王侧，轻风四散，泠然自凉。此二人辩口丽辞，巧善歌笑，步尘上无迹，行日中无影。及昭王沦于汉水，二女与王乘舟，夹拥王身，同溺于水。故江汉之人，到今思之，立祀于江湄。数十年间，人于江汉之上，犹见王与二女乘舟戏于水际。至暮春上巳之日，褉集祠间。或以时鲜甘果，采兰杜包裹，以沉于水。或结五色纱囊盛食，或用金铁之器，并沉水中，以惊蛟龙水虫，使畏之不侵此食也。其水傍号曰招只之祠。”

    三说起源于祭祀屈原。以吴均《续齐谐记》所记为最早，以后沿袭敷衍其说，北宋无名氏作《释常谈》说屈原“遂投汨罗而死，楚人以原五月五日死，以竹筒贮米，投水中祭之。后人有逢之于长沙，自称是三闾大夫，每蒙楚人简粽见祭，常为蛟龙所夺，但以五色丝缚之，蛟龙所畏，无能夺也”。

    四说起源于屈原姊女媭所作，高承《事物纪原》卷九引《异苑》说：“粽，屈原姊所作。”《古今事文类聚后集》卷十一说：“女媭，屈原姊也。楚人谓女曰媭，前汉有吕媭。袁山松云，屈原有贤姊，闻屈原放逐，亦来归，喻令自宽，乡人冀其见从，因名曰姊归。故《离骚》有云：‘女媭之娟娟兮，申申其詈予。’”《离骚》原文是“女媭之婵媛兮”，王逸注曰：“女媭，屈原姊也；婵媛，犹牵引也。”女媭作粽的说法，乃由祭祀屈原附会而来。

    五说起源于屈原妻所作，《太平寰宇记·山南东道》引《襄阳风俗记》说：“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江，其妻毎投食于水以祭之。原通梦告妻，所祭食皆为蛟龙所夺。龙畏五色丝及竹，故妻以竹为粽，以五色丝缠之。今俗其日皆带五色丝食粽，言免蛟龙之患。”如此说法，亦由祭祀屈原附会而来。

    除伯夷、叔齐说之外，其他四个故事都发生在楚地。水祭周昭王及两侍女是在三月上巳，水祭屈原五月五日。前者“采兰杜包褁”或“五色纱囊盛食”，并用金铁之器沉之于水，“以惊蛟龙水虫，使畏之不侵此食也”。后者或以竹为之，塞以楝叶，缠以彩丝，此数物为“蛟龙所惮”。俞樾《茶香室丛钞》卷十说：“今五月作粽，并带楝叶、五花丝，遗风也。按此盖楚俗，旧有此说，故祭眧王、屈原并用其法耳。区曲之言，或后人故神其说。”楚人的这一水祭仪式，当在周昭王之前，而角黍的历史自然也是久远的了。周邦彦《齐天乐·端午》词曰：“角黍包金，香蒲泛玉，风物依然荆楚。”赵翼《连日竞渡再赋》诗曰：“竞渡传从楚岁时，为投角黍吊湘累。”在前人眼里，角黍之制乃是楚风。

    《太平御览》卷三十一引《风土记》说：“先节一日，又以菰叶裹粘米栗枣，以灰汁煮，令熟。节日又煮肥龟，令极熟，去骨，加盐豉麻蓼，名曰俎龟粘米，一名粽，一曰角黍，盖取阴阳包裹之象也。龟甲表肉里，阳外阴内之形，所以赞时也。”可见迟在晋初，角黍已成为节令食品，其“阴阳包裹之象”，也符合五月夏至的“阴阳争，死生分”。

    角黍的做法，古人是以菰芦叶裹黍米煮成，呈尖角状，如棕榈叶心之形，故称为粽，称为角黍。近古以来多用糯米，包裹材料更有箬叶、练叶、荷叶、竹叶、竹箨、冬叶等，以箬叶裹者最多，也有用菰叶的，称为茭粽。角黍可裹成各种形状，最有名的，自然是南宋临安的店家，《西湖老人繁胜录》说：“角黍，天下惟有都城将粽揍成楼阁、亭子、车儿诸般巧样。开铺货卖，多作劝酒，各为巧粽。”朱廷焕《增补武林旧事》卷三也说：“巧粽之品不一，至结为楼台舫辂。”这是店家的端午广告，就一般人家来说，裹粽的常见形状，有三角粽（也称菱角粽）一角粽（也称秤锤粽、锥粽或小脚粽）角条粽、菱粽、方粽，团粽、猪爪粽等式。唐宋时的百索粽、九子粽，应该是联束成串的小粽，百索取端午朱索之意，九子即多子也，这往往为儿童所喜欢。

    另外，还有杨梅粽、益智粽、黄甘粽，则各有其典故。关于杨梅粽，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三说：“东坡为翰苑，元佑三年供端午帖子有云：‘上林珍木暗池台，蜀产吴苞万里来。不独盘中见卢橘，时于粽里得杨梅。’每疑‘粽里杨梅’之句，《玉台新咏》徐君蒨《共内人夜坐守岁》诗：‘酒中喜桃子，粽里觅杨梅。’今人未见以杨梅为粽，徐公乃守岁诗，杨梅夏熟，岁暮安有此果，岂昔人以干实为之耶？东坡以角黍为午日之馔，故借言之耳。”其实欧阳修早有杨梅粽之咏了，其《端午帖子》曰：“彩索盘中结，杨梅粽里红。宫闱九重乐，风俗万方同。”关于益智粽，陈景沂《全芳备祖集后集》卷三十记了两件事，一是“汉建安八年，交州刺史张津，尝以益智子粽饷曹操”；一是“卢循为广州刺史，遗刘裕益智粽，裕答以续命汤”，益智子为姜科植物，多年生草本，李自珍《本草纲目》卷十四称其“脾主智，此物能益脾胃故也”。续命汤，则专治“中风痱，身体不能自收，持口不能言，冒昧不知痛处，或拘急不得转侧”（张机《金匮要略论注》卷五）这两个故事都以益智粽馈饷，后者更以续命汤酬答，含有嘲笑讽刺的意思。黄甘粽则记范云故事，《南史·范云传》记其“永明十年使魏，魏使李彪宣命，至云所，甚见称美。彪为设甘蔗、黄甘粽，随尽复益。彪笑谓曰：‘范散骑小复俭之，一尽不可复得。’”

    筒粽乃用竹节盛米蒸熟而成，宗懔《荆楚岁时记》就说：“夏至节日食粽。周处谓为角黍，人并以新竹为筒粽。”高承《事物纪原》卷九说：“今市俗置米于新竹筒中，蒸食之，谓之装筒，其遗事亦曰筒粽。”又称为饭筒，苏轼《和黄鲁直食笋次韵》有曰：“尚可饷三闾，饭筒缠五采。”《端午游真如迟适远从子由在酒局》有曰：“水饼既怀乡，饭筒仍愍楚。”孙觌《次韵王子钦端午》也有“饭筒菰黍趁流年，葵扇桃笙尚宛然”之咏。它还被称为糍筒，陆游《初夏》诗曰：“白白糍筒美，青青米果新。衰迟重时节，薄少遍乡邻。”自注：“蜀人名粽为糍筒，吴中名粔籹为米果。”可见筒粽之制起源甚古，至宋代仍很流行。

    袋粽则用布袋装米，扎成圆柱状，蒸熟后食用。近人柴萼《梵天庐丛录》卷三十六说：“吾乡缝巾为长袋，中实糯米，蒸而熟之，则成圆筒形，去巾分食，谓之袋头粽，尚是饭筒、糍筒之遗，而知者鲜矣。”柴萼是浙江慈溪人，可知袋粽是浙东的风俗。袋粽与祭祀伯夷、叔齐的五谷囊十分相似，很有可能是它的遗制。

    此外还有“不落夹”，也写作“不落荚”，乃是以苇叶包糯米或桐叶摊卷白面蒸煮而成的食品，孙承泽《春明梦馀录》卷七称其“皆以糯米、粳米、黑糖、蜜、红枣为之”。四月初八日用以供佛，朝廷亦以赐百官。刘若愚《明宫史》火集记道：“初八日，进不落夹，用苇叶方包糯米，长可三四寸，阔一寸，味与粽同也。”王士禛《香祖笔记》卷三记道：“明大内英华殿供西番佛像，殿前菩提树二，孝定皇后手植也。《光禄寺志》云：‘英华殿，四月八日供大不落夹四百对，小不落夹三百对。’叔祖季木考功诗云：‘慈宁宫里佛龛崇，瑶水珠灯照碧空。四月虔供不落夹，内官催办小油红。’盖纪此事也。”王棠《燕在阁知新录》则说：“四月八日，用白面调蔬品摊桐叶上，合叶蒸食，名不落荚。”有的地方将“不落夹”作为端午的节物，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一记道：“镇江医官张天民在湖广荣王府，端午赐食不落荚，云即今之粽子。”

    就粽子的味品而言，可分灰汁粽、白水粽、甜食粽、咸食粽四类。灰汁粽也称灰汤粽、碱水粽，乃是《风土记》的遗制，用少量碱水拌糯米后裹煮，粽中米粒均呈糊状而半透明，不甜不咸，以佐料伴食。白水粽，纯用糯火包裹，以沾蘸白糖而食者居多。甜食粽有赤豆、豆沙、红枣、枣泥、黄豆、蚕豆瓣、莲子诸品。咸食粽则有鲜肉、咸肉、火腿、咸蛋、虾米、鸡肉诸品。

    粽子不但是端午的节物，而且在许多地方成为点心的大宗，一年四季都有，并随时令而变化品种，如湖州诸老大、嘉兴五芳斋的出品，就名闻遐迩。

    唐鲁孙在《我家怎样过端午》里回忆：“北方有一部分人对于吃有时非常固执，就拿粽子来说吧，吃粽子一定是江米小枣，要不就是裹得紧、冰得透，清水江米白粽子，蘸二贡（白糖）或糖稀来吃。此外甜咸南北各式粽子，一律认为全是邪魔外道，绝不进口。我有一位相交四十多年的北平老乡，在台湾住了三十多年，直到现在，只认江米小枣，真是把他莫可奈何。粽子花色种类，以广式花式繁多，不但甜咸皆备，而且椰丝、莲蓉、蛋黄都从月饼转移到粽子上来了。另外广东有一种驼粽，包法特别，中间凸起来，馅子种类更多，一斤糯米规定包十八只粽子，驼粽之可大想而知。先乐初公旅粤多年，对于广式驼粽均有偏嗜，所以每逢端午，舍间总要几枚广式驼粽，给乐初公上供。先祖妣有一女佣，我们都叫她辛阿姊，她是昆明人，据说昆明金马牌坊下有一家专卖鸡粽的辛家小馆，就是她祖先留下来的。她对于包鸡粽自然颇有心得，先祖在世时文艺阁、梁星海都是舍下常客，两位不但好啖而且量宏，所以端午包几只鸡粽也成了惯例了。说实在的，其实粽子中以湖州粽子应列为上品，粽子式样像一只玲珑斧头，甜品中豆沙是洗沙，比北方带豆皮有豆沙，已经味高一筹。馅子不用网油网起来，而且糯米绝不夹生。咸品中鲜肉、咸肉、火腿，都是剔筋去腥，煮熟之后又渥得到家，所以濡而不腻、咸淡适中。舍下端午节所包湖式粽子不但上供自吃，而且还要分馈亲友。现在台北虽然湖州粽子到处有售，不用自己费事来包，可是严格批评起来，比自己家里包的粽子，色香味三者，似乎还有段距离呢！”

    邓云乡在《端午小景》里说：“北京端午（也叫端五）节是大节，又是初夏风光最好的时候。清人《一岁货声》‘五月’有一条写道：‘供佛的哎桑葚来——大樱桃来，好蒲子，好艾子，江米儿的、小枣儿的、凉凉的——大粽子来，哎……神符。’（注：这种市声，音节抑扬，长短断续，很难标点。这一大串北京胡同里的五月端阳的叫卖声，既有音乐感又有节令感，直到今天，在我耳畔，似乎还馀音袅袅，绕梁不绝呢。端午节是古代的‘天中节’，南北各地都流行吃粽子，北京当然也不例外，但有一点不同，北京粽子只凉吃，不热吃；而江南粽子则多热吃，少凉吃。再者北京只包红枣粽子，从来不包肉粽、豆沙粽、豆瓣粽子的。这是与江南迥乎不相同的，所以《货声》中喊的是‘江米儿的、小枣儿的、凉凉的大粽子’。吃粽子重在‘凉凉的’，这在江南人或许无法理解，但对北地人却是别有风味的啊！这种风味就在于糯米凉糕。元人欧阳原功五月《渔家傲》词云：‘凉糕时节秋生榻。’可北京人吃凉的糯米食品是向有传统的。”

    宝历初，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间虽然不长，却过了两个端午，离任后，对苏州的粽子颇为怀念，《和梦得夏至忆苏州呈卢宾客》诗曰：“忆在苏州日，常谙夏至筵。粽香筒竹嫩，炙脆子鹅鲜。”苏州人认为，端午这天不吃粽子是“勿识头”的，故有俗语说：“勿吃端午粽，死仔呒人送。”故置办粽子是过端午的大事，或从店肆买来，或自家裹扎，亲友邻里间互相馈赠。袁学澜《吴郡岁华纪丽》卷五记道：“吴门端五节，争以角黍为节物，巧制各种具备。又有枣子粽、火肉粽等新制，居人买以相馈贻，并以祀先。以束粽之草系手足而祝之，名曰健粽，云令人壮健也。”常熟的风习，《海虞风俗竹枝词》咏道：“今朝夏至莫相忘，麦粥熬成和白糖。酒入雄黄粽子裹，要尝滋味到端阳。”吴江盛泽的风习，则以茭白叶裹尖头小粽，称为茭秧，蚾叟《盛泽食品竹枝词》咏道：“记得端阳节又交，黄鱼白肉作家肴。分尝鱼泰相沿久，偏是茭秧细细包。”粽子不但端午才吃，也是平常点心，日间店肆食摊，大镬里热气腾腾，买者络绎不绝。每当夜深人静之际，卖粽子的挑着骆驼担，沿着长街僻巷悠悠叫卖，引诱着未眠者的食欲。苏州所卖的粽子，不但有白水粽、赤豆粽、枣子粽，还有火腿粽，据抗战前印的《旅苏必读》记载，火腿粽每只仅需三十文，生意十分兴隆，后来为鲜肉粽所取代，虽不及火腿粽之味美，但入口香肥、咸中带鲜，尚有火腿粽的遗制。另外还有两种特别的粽子，一种是灰汤粽，糯而烂，可蘸着玫瑰酱吃，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食用；另一种是水晶猪油豆沙粽，裹成长方形，在当时属于高档吃食。

    火腿粽的做法，袁枚记在《随园食单》里，《扬州洪府粽子》一则说：“洪府制粽，取顶高糯米，捡其完善长白者，去其半颗散碎者，淘之极熟，用大箬叶裹之，中放好火腿一大块，封锅闷煨一日，柴薪不断。食之滑腻温柔，肉与米化。或云，即用火腿肥者斩碎，散置米中。”而真正的火腿粽应该是“好火腿一大块”。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