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如果说，赛龙舟既是祭祀仪式，又是禳灾仪式，那么端午所特有的种种节物，则都是为了除恶祛毒。因为五月是恶月，五日是毒日，这是节物产生的主要风俗背景。虽然近古以来，恶和毒的观念，具体化为“五毒”，但在冥冥之中，仍有鬼魅魍魉时来进犯，那就需要组合成综合的禳除力量。既有针对“五毒”的，也有针对鬼魅魍魉的；既有防御性的，也有进攻性的。借助的手段也多种多样，既有具有象征意义的镇宅神判，又有道教符箓，还有各种巫术，包括模仿的，反抗的，交感的，厌胜的。总之，在端午前后甚至整个五月，组织起一道对付恶和毒的坚固防线，并时有出击，以取得成效，不但能平安地度过这个灾难四起、邪毒纷至的日子，还能保佑日后的身体健康、门户吉祥。

    端午的节物很多，这里说的只是禳灾仪式中的常见品种。

    1、朱索和百索

    朱索也就是红色线绳，两汉时的五月五日，用它及桃印、苇茭、螺首等来装饰门户，以驱邪逐恶。至魏晋时，这种方式开始间用于岁旦。《后汉书·礼仪志》记道：“仲夏之月，万物方盛。日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楙。其礼：以朱索连荤菜，弥牟朴蛊锺。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代以所尚为饰。夏后氏金行，作苇茭，言气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闭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为更，言气相更也。汉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高承《事物纪原》卷八说：“今有百索，即朱索之遗事也。盖始于汉，本以饰门户，而今人以约臂，相承之误也。又以彩丝结纽而成者，为百索纽，以约股者，名五丝云。”

    朱索的辟邪，由门户而及人身，五月五日以五色彩丝系臂，含有龙图腾崇拜的原始意义，至中古时便认为它辟兵厌鬼，令人不染瘟疫。它的名目甚多，徐坚等《初学记》卷四就说：“造百索系臂，一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缯，一名五色缕，一名五色丝，一名朱索。”又称五彩缯，高濂《遵生八笺》卷四说：“五月五日，集五彩缯，谓之辟兵；合五色丝系之臂，谓之续命。”北人则称它为合欢索，叶隆礼《契丹国志·岁时杂记》记五月五日，“又以杂丝结合欢索，缠于臂膊”。清代苏州称它为长寿线，袁学澜《吴郡岁华纪丽》卷五说：“今吴俗重午亦沿袭此风，结五色彩丝为索，系小儿之臂，男左女右，云以验小儿女后日之肥瘠，俗谓之长寿线。”顾禄《清嘉录》卷五引谭大中《长命线》诗曰：“从来造物最多情，修短还凭玉指衡。五采同心延百寿，一丝缠臂订三生。黄金不买前身慧，青史难逃再世名。儿女自痴侬作达，升沉无用访君平。”吴存楷《长命缕》诗则曰：“编成杂组费功深，络索轻于缠臂金，笑语玉郎还忆否，年时五采结同心。”可见这一辟兵厌鬼的严肃事儿，至清代已成为节令的应景了。田汝成《西游游览志馀》卷二十记杭州人家“或以彩绒杂金线缠结经筒符袋，互相馈遗”，那是别具意义的节物。晚近以来，百索系臂的古俗发生变化，潘宗鼎《金陵岁时记》记道：“结五色线成纹圈，为臂钏，古之长命缕也。”

    又有端午索，为儿童端午时所系的项索。刘侗等《帝京景物略》卷二记五月五日，儿童“项各彩系，垂金锡若钱者，若锁者，曰端午索”。它往往是与禳灾的另一个道具符箓相结合，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就说：“每至端阳，闺阁中之巧者，用绫罗制成小虎及粽子、壶芦、樱桃、桑椹之类，以彩线穿之，悬于钗头，或系于小儿之背。古诗云：‘玉燕钗头艾虎轻。’即此意也。”让廉《京都风俗志》则说：“人家妇女以花红绫线结成虎形、葫芦、樱桃、桑椹及蒲艾、瓜豆、葱蒜之属，以彩绒贯之成串，以细小者为最，缀于小儿辫背间。”至民国初年的端午，这一儿童的装饰依然不废，夏仁虎在《岁华忆语》里记道：“以五色线编作绦，曰长命缕，剪彩缝作天师，或小虎、黍角状，大裁如指，垂绦上，俾小儿系之。”正因为索上系有小虎，天津人称为“老虎搭拉”（冯文洵《丙寅天津竹枝词》注）

    2、符箓和贴纸

    符箓乃是符和箓的合称，符是笔画曲屈、似字非字、似画非画的符号，箓是记录于诸符间的天神名讳秘文，它们一般都写黄色的帛或纸上。道教声称符箓是天神的文字，是传达天神意旨的符信，用它可以召神劾鬼，降妖镇魔，治病救灾。符箓源于巫觋，始见于东汉。据近代考古发现，符箓的出现不晚于东汉元嘉元年（151）乃在道教创立之前。

    在五月五日的禳灾仪式中，符箓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当朱索演变为百索、五色彩丝后，就出现五彩缯篆符，高承《事物纪原》卷八记道：“汉五月五日，以五色印为门户饰，《续汉书》所谓桃印者也。刘昭曰，桃印本汉制，今世端午以五彩缯篆符以相问遗，亦以置户牖帐屏之间，盖本于汉桃印之制。”所谓篆符，就是百索上悬系小袋，其中放置折叠的朱书符箓，因为它一般是模仿云气变幻形状或古篆籀体而造作的，称为云篆或雷篆，篆符的名字由此而来，也被称为真文、天文、灵文。又有赤灵符，葛洪《抱朴子内篇·杂应》记问“辟五兵之道”，答曰：“或以五月五日作赤灵符，着心前。”董斯张《广博物志》卷四说：“越巫始制端午彩符、健线、艾人。”虽然五彩缯篆符、赤灵符、彩符等是样式不同的符箓，或“置户牖帐屏之间”，或佩带在身上，但它们具有相同的厌胜意义。

    更有钗头符，则簪戴于头了，那也是五月五日为避邪而缀饰的，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十一记道：“《岁时杂记》：端五剪缯彩作小符儿，争逞精巧，掺于鬟髻之上，都城亦多扑卖，名钗头符。东坡词云：‘小符斜挂绿云鬟。’吴敏德词云：‘御符争带，更有天师神咒。’又古词云：双凤钗头，争带御书符。”袁学澜《吴郡岁华纪丽》卷五说：“闺人剪彩为钗符，杂缀虫豸五毒之物，用铜丝金箔纽制成串，加以蒜粽之类，以供插鬓及互相献赍，名曰健人，即古之艾人也。富家巨室或镂造金银为之，玲珑成串，簪于髻鬟。”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发现金钗一枚，出土时插在墓主发髻一侧，钗梁缀一个三厘米见方的罗制小袋，小袋外面是小珍珠作的网罩，墓主右手持桃枝，桃枝上边系着两个粽子。可知钗梁悬缀的，便是所谓钗头符。

    刘侗等《帝京景物略》卷二记五月五日，京师“家各悬五雷符。簪佩各小纸符，簪或五毒、五瑞花草”。五毒，前文已经说过；五瑞花草，张岱《夜航船》卷一有曰：“端阳日以石榴、葵花、菖蒲、艾叶、黄栀花插瓶中，谓之五瑞，辟除不祥。”有五毒，必有五瑞，以相生相克。

    五月五日，又张贴符箓于大门、中门、厅堂，并且结合其他禳灾手段，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四说：“今人家五月五日，庭悬道士朱符，人戴佩五色绒钱符牌，门户以缕系独蒜及以彩帛、通草制五毒虫：虎、蛇、蝎、鼅鼄、蜈蚣，蟠缀于大艾叶上，悬于门。又以桃核刻作人物佩之。盖用汉五月五日之遗法也。”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说：“每至端阳，市肆间用尺幅黄纸，盖以朱印，或绘天师、锺馗之像，或绘五毒符咒之形，悬而售之。都人士争相购买，粘之中门，以避祟恶。”让廉《京都风俗志》则称此日“贴画虎、蝎、虾蟆或天师等图，揭之楹间，谓之神符。道家亦有书符以送檀越者”。

    那天，杭州、苏州人家的门首和厅堂都贴符箓，以镇邪恶、辟疫疠。一般在五月初一贴上，至六月初一焚去，故端午前后的大街小巷，无论高门巨宅，还是小户浅屋，一片烂然。符纸以道观刷印的为多，且标榜天师张道陵，故称为天师符。吴存楷《江乡节物诗》小序有曰：“杭俗，道家于端五送符，必署‘天师’二字，以见其神，受者皆答经钱米。”诗曰：“研将朱墨任鸦涂，春蚓秋蛇认得无。但乞人施五斗米，全家饱食仗灵符。”天师符由道士送上门来，受符人家都要酬以钱米，称为“符金”，作为道观的一笔收入。和尚们当然也不甘寂寞，不能让这“商机”让道士独占去了，也以红黄白纸画墨神符，分送人家，既已受符，事后也必然要去寺院拈香，答以钱文。有的人家并不相信张天师，对和尚的纠缠也颇为讨厌，坊间画铺就针对这一市场空缺，供应五色桃印彩符，生意也是不薄的。

    端午禳灾用的贴纸，乃由符箓演变而来，主题更加通俗，形式则趋向美观。贴纸禳灾的仪式，各地多有，以北京为最盛。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说：“五月朔，家家悬朱符，插蒲龙艾虎，窗牖贴红纸吉祥葫芦。”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也说：“端阳日，用彩纸剪成各样葫芦，倒粘于门阑之上，以泄毒气。至初五午后，则取而弃之。”让廉《京都风俗志》则记得更加详细：“或剪纸，或镂纸，折纸作葫芦、蝙蝠、卐字各式，总谓之福儿。杂五色彩纸以衬之，总谓之曰葫芦儿。妇女买通草小虎、彩绒福儿带钗簪头上。至初五日，惟神符、福儿留之，其葫芦等物尽抛街巷，谓之扔灾。”天津的情形也是这样，冯文洵《丙寅天津竹枝词》注曰：“端阳日，门首均贴葫芦，用红纸剪成，雕镂精细。”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卷二十记明代杭州人家，“堂中标以五色花纸，贴画虎蝎，或天师之像，或朱书‘五月五日天中节，赤口白舌尽消灭’之句，掲之楹间。或采百草，以制药品，觅虾蟆，以取蟾酥，书‘仪方’二字倒贴于楹，以避蛇虺”。苏州人将这种贴纸称为五毒符，顾禄《清嘉录》卷五说苏州端午节前，“尼庵剪五色彩笺，状蟾蜍、蜥蜴、蜘蛛、蛇、蚿之形，分贻檀越，贴门楣寝次，能厌毒虫，谓之五毒符”。可见派送五毒符乃是尼庵的专利。南京人则称为五毒牌，民国时犹存此风，潘宗鼎《金陵岁时记》说：“今则以五色纸折之使方，刻书五毒虫形，贴之门楣、床檐，盖禳灾之义。”

    五月五日午时，还有书字于纸的贴纸，乃是民间巫术的简易化。如写“风烟”两字贴窗壁下，相传可辟蜒蚰、蚊蚋；或写“滑”字，也有同样神效。用朱砂写“荼”字倒贴壁间，或用倒流水研墨写“龙”字贴四壁柱上，蛇、蝎、蜈蚣皆不敢近前。写“仪方”两字倒贴柱墩上，或直接写砖瓦上，能辟蛇虫。再如写许多“白”字，一纸一字，分贴墙柱之上，则可辟苍蝇，真可说是简而易行的方法。

    另外，还有在那天写“赤口白日”诸字的，可避口舌是非。吴自牧《梦粱录》卷三说：“士宦等家以生朱于午时书‘五月五日天中节，赤口白舌尽消灭’之句。”朱廷焕《增补武林旧事》卷三说：“又以青罗作‘赤口白舌’帖子，与艾人并悬门楣，以为禳禬。”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十一说：“《陈氏手记》：今人端五日多写‘赤口’字贴壁上，以竹钉钉之其‘口’字中，云断口舌，不知起自何代。闽俗又端五日以二纸写官符‘上天口舌，入地颠倒’，贴于壁间，亦皆无据。《端午谑词》云：‘从前浪荡休整理，钉赤口，防猜忌。而今魔难管全无，一似粽儿黏腻。’”

    3、张天师像和锺馗像

    张天师和锺馗是端午禳灾的两大神道，他们的画像，自然是驱邪杀鬼最直观的形象，故端午禳灾仪式，就得将他们请来。

    张天师，即五斗米道的创始人张陵，后世道教徒称之为张道陵。东汉出现的早期道教有两支，一支是于吉所创的太平道，张角兄弟藉以组织黄巾起义，起义失败，太平道瓦解；另一支就是张陵在蜀郡所创的五斗米道，历世相传，成为道教正宗，张陵也就被推崇为祖师，得以神化。至魏晋时，遂尊称张陵为天师，称其道为天师道。随着道教地位上升，教祖由老子而元始天尊而三清，后又有玉皇上帝和大小众仙，张天师的排名就下来了，在《西游记》里，他只是护卫玉皇灵霄殿的四个天师之一。但他在下界乃备受尊崇，子孙相继嗣位天师，自魏晋以来，世袭罔替。金元以来，北方出现全真道，天师道遂改称正一道，盛行于南方。自唐以来，他屡被朝廷册封，唐赠“太师”，宋封“正一静应真君”等，至元元贞元年（1295）加封“正一冲元神化静应显佑真君”，但民间则仍称他为张天师。

    据《后汉书·刘焉传》记载，张陵创道时，就“造作符书，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辄出米五斗”。因此他是符箓道法的始作佣者。至明清时，端午禳灾仪式采用的天师符，自然是最正宗的符箓。况且民间关于他驱邪杀鬼的故事甚多，徐道《历代神仙通鉴》卷九就说他“精思修炼，能飞行远听，分形散影，人皆莫测其神妙。后太上老君授以正一盟威秘文、三清诸品经、斩妖雌雄剑等。令治蜀地八部鬼神、六天魔王，悉平之”。因此让他来镇摄妖怪，自然也是最合适的人选。

    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十一说：“端午，都人画天师像以卖，又合泥做张天师，以艾为头，以蒜为拳，置于门户之上。”吴自牧《梦粱录》卷三也说：“初五日重午节，又曰浴兰令节，内司意思局以红纱彩金盝子，以菖蒲或通草雕刻天师驭虎像于中，四围以五色染菖蒲悬围于左右，又雕刻生百虫铺于上，却以葵、榴、茭叶、花朵簇拥。”顾禄《清嘉录》卷五引吴江、震泽《县志》说：“五日，道士折红、黄色纸，画天师像，为辟恶灵符，分送檀越。”民国初南京风气不废，潘宗鼎在《金陵岁时记》里说：“乡人于午节图塑天师之像，取以辟恶。”

    可见自两宋而降，端午不但买天师像悬挂厅事，还塑作天师置于门楣，这自然是艾人的遗制。天师像是传统人物画的一个题材，《佩文斋书画谱》卷九十七就着录陈闳所作的一幅天师像：“一天师像甚古，手持章函，前后植二剑，甚佳，归之崔晋。叶森见此画轴，衣身鱼鬛，衣皆朱砂，非银朱也，章函乃一玛瑙函也。”民间所画，不能如此工致，但天师斩妖的雌雄双剑却断不可少，而天师骑虎的造像，也相沿久远，为年画中所常见，故而天师骑虎也引入端午的其他节物，吴存楷《江乡节物诗》小序说：“杭俗，健人即艾人，而易之以帛，作骑虎状，妇女皆戴之。”潘宗鼎《金陵岁时记》也说：“五色绢布，饰为天师骑虎形，系小儿之背，曰老虎被。”

    值得一说的是，虎是五毒之一，但它本身威武凶猛，因此不但是服猛的象征，也成为端午禳灾的力量，那是并存于同一形象的。吴自牧《梦粱录》卷三说临安端午风俗，门额上“或悬虎头白泽”，白泽乃是传说中的神兽。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说：“幼女剪彩叠福，用软帛缉逢老健人、角黍、蒜头、五毒老虎等式，抽作大红朱雄葫芦，小儿佩之，宜夏避恶。”顾禄《清嘉录》卷五说：“编钱为虎头形，系小儿胸前，以示服猛，谓之老虎头。又小儿系赤色裙幱，亦彩绣为虎形，谓之老虎肚兜。”吴存楷《江乡节物诗》小序说：“杭人，午日制虎头，系小儿襟带间，示服猛也。”夏仁虎《岁华忆语》则另记一款：“闺中儿女采桃叶盈筐，叠折之，粘作虎形，饰以绣，极璀璨精致。”而儿童端午戴虎头帽、穿老虎肚兜，至今仍很普遍。

    锺馗，相传是唐开元间的不第进士。关于他的由来，沈括《补笔谈》卷三记吴道子画锺馗像卷首有唐人题记，其中写道：“明皇开元讲武骊山，岁翠华还宫，上不怿，因痁作，将逾月，巫医殚伎，不能致良。忽一夕，梦二鬼，一大一小，其小者衣绛犊鼻，屦一足，跣一足，悬一屦，搢一大筠纸扇，窃太真紫香囊及上玉笛，绕殿而奔。其大者戴帽，衣蓝裳，袒一臂，鞹双足，乃捉其小者，刳其目，然后擘而啖之。上问大者曰：‘尔何人也？’奏曰：‘臣锺馗氏，即武举不捷之进士也。誓与陛下除天下之妖孽。’梦觉，痁若顿瘳，而体益壮。乃诏画工吴道子，告之以梦曰：‘试为朕如梦图之。’道子奉旨，恍若有睹，立笔图讫以进。上瞠视久之，抚几曰：‘是卿与朕同梦耳，何肖若此哉！’”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六就记道：“昔吴道子画锺馗，衣蓝衫，鞹一足，眇一目，腰笏，巾首而蓬发，以左手捉鬼，以右手抉其鬼目。笔迹遵劲，实绘事之绝格。”另，唐人孙逊、张说都有《谢赐锺馗画表》，可见锺馗胡髯黑面、破帽蓝袍、插笏执剑的形象，早在唐代就基本定型了。前人考证锺馗的来历，认为锺馗是终葵的转音，《周礼·冬官考工记》称“终葵，椎也”，也就是棒槌。古人举行驱疫逐鬼的大傩时，就挥动终葵，后来才落实到具体的人物形象。本来锺馗只在新年当值，吴自牧《梦粱录》卷六说，除夜“换门神，挂锺馗，钉桃符，贴春牌”。史玄《旧京遗事》也说：“禁中岁除，各宫门改易春联及安放绢画锺馗神像。像以三尺素木小屏装之，缀铜镮悬挂，最为精雅。”至清代，几乎所有地方都让他兼任端午的禳灾仪式，由他来捉鬼啖鬼，也是适得其人。

    杭州的情形，吴存楷《江乡节物诗》小序说：“杭俗，锺进士画像，端午悬之以逐疫。”北京则称锺馗像为朱砂判儿，常人春在《老北京的风俗》里说：“北京人有的于端午午时，以朱墨画锺馗像，以鸡血点眼，俗称‘朱砂判儿’。但一般人不解其义，因此附会之说，屡见不鲜。把天师、锺馗通称为‘判儿’（判官）谓‘判儿’手举宝剑，上边飞着蝙蝠，为‘恨福来迟’。”天津则称为朱砂判子，周宝善《津门竹枝词》咏道：“沿门端午贻灵符，悬起朱砂判子图。艾虎蒲人同逐疫，雄黄倒挂酒葫芦。”樊彬《津门小令》亦曰：“津门好，佳节俗堪夸。仗剑门悬朱判子，倒沙钟响兔儿爷，祭灶供糖瓜。”注道：“端阳，门挂朱判祛疫。中秋，卖倒沙兔儿爷。祭灶，供瓜糖，具刍秣。”

    苏州整个五月家家要挂锺馗像，顾禄《清嘉录》卷五记道：“堂中挂锺馗图一月，以却邪魅。李福《锺馗图》诗云：‘面目狰狞胆气粗，榴红蒲碧座悬图。仗君扫荡么么技，免使人间鬼画符。’又，卢毓嵩有诗云：‘榴花吐焰菖蒲碧，画图一幅生虚白。绿袍乌帽吉莫靴，知是终南山里客。眼如点漆发如虬，唇如腥红髯如戟。看彻人间索索徒，不食烟霞食鬼伯。何年留影在人间，处处端阳驱疠疫。呜呼！世上罔两不胜计，灵光一睹难逃匿。仗君百千亿万身，却鬼直教褫鬼魄。’”蔡云《吴歈百绝》诗曰：“俗忌三旬呼毒月，仙符一道贴清晨。掀髯墨像聊惊鬼，插鬓金摇亦健人。”注道：“俗称五月为毒月，多禁忌。朔日，贴天师符，挂锺馗像。”

    这一风俗，各地大同小异，惟苏州例挂于厅堂上，并且都装裱成轴，五月初一取出挂上，至六月初一收下，待明年再挂。这往往是手绘的，《清嘉录》卷五就说：“俗又称水墨画者，曰水墨锺馗。”价廉物美的，则是木版年画，清代苏州的木版年画，以描画细腻、色彩绚丽着称，不但在苏城内外发售，还远销南北，这可以看作苏州画铺对各地端午风俗活动的特殊贡献。苏州人家除悬挂锺馗像之外，也有悬挂关帝像的，两侧则悬挂雷部神将画轴，所谓“神像镇宅”，就风俗意义上来说，都属于驱邪祛魅。

    4、菖蒲和艾草

    菖蒲和艾草是五月五日禳灾仪式所用的重要节物。

    菖蒲，又称菖阳、尧韭、水剑草等，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十九说：“菖蒲乃蒲类之昌盛者，故曰菖蒲。又《吕氏春秋》云，冬至后五十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于是始耕。则菖蒲、昌阳又取此义也。《典术》云，尧时，天降精于庭为韭，感百阴之气，为菖蒲，故曰尧韭。方士隐为水剑，因叶形也。”它在植物学上属天南星科，为多年生水生草本，有香气。叶狭长，似剑形。我国各地都有野生或栽培。全草为提取芳香油、淀粉和纤维的原料，根茎亦可入药，主治“风寒湿痹，欬逆上气，开心孔，补五脏，通九窍，明耳目，出音声。主耳聋痈疮，温肠胃，止小便利。四肢湿痹不得屈伸，小儿温疟身积热不解，可作浴汤”（唐慎微《证类本草》卷七）

    菖蒲作为端午禳灾仪式的道具，主要是因为它的形状似剑，又有香气，既能辟鬼，又能辟秽，与端午的风俗意义相副，故端午又称菖蒲节。江南风俗将菖蒲模拟为宝剑，插于门户或悬于床头。顾禄《清嘉录》卷五说：“截蒲为剑，割蓬作鞭，副以桃梗、蒜头，悬于床户，皆以却鬼。”吴存楷《江乡节物诗》小序说：“蒲剑，截蒲为之，利以杀鬼，醉舞婆娑，老魅亦当退避。”另外，还有“刻菖蒲”的形式，《月令辑要》卷十引《岁时杂记》说：“端午，刻菖蒲为小人子，或葫芦形，带之辟邪。”也有人家将菖蒲缚扎一人形，悬于门户之上。此外，还有饮菖蒲酒、淴菖蒲浴等端午习俗。有的人家，将端午插挂的菖蒲保存起来，留作新生儿“洗三”之用。

    因为菖蒲能避邪，明代北京过端午，人们都买蒲鞋来穿。《日下旧闻考》卷一百四十七引《暖姝由笔》说：“京城端午，贵贱人等必买新蒲鞋穿之过节，岁以为常。”还有名为菖歜的腌制食品（据《汉语大词典》，疑非，似为饮品）乃切菖蒲根而成。王之道《南歌子·端午》词有曰：“角簟横龟枕，兰房挂艾人。一尊菖歜泛清醇，好在佳人如玉映长春。”张镃《重午》诗有曰：“追思儿童日，争先缠彩缕。葵榴映菖歜，梅李参角黍。”马廷鸾《次韵洁堂五日》诗曰：“故国天中节，吾侪日暮年。愁心菖歜苦，悲绪彩丝牵。叠雪虚唐赐，熏风绝舜弦。穷山饤越果，醉摘尚凄然。”可见菖歜也是端午的节物。

    将菖蒲悬挂于门上的风习，至今犹存，无论古巷民居，还是新村公寓，端午那天都将几叶菖蒲用红纸或红绸扎成一束，系于门楣上，红绿相映，可说是过端午节的妆点。

    艾草，又称冰台、医草、黄草、艾蒿等，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十五说：“王安石《字说》云，艾可乂疾，久而弥善，故字从乂。陆佃《埤雅》云，《博物志》言削冰令圆，举而向日同，以艾承其影，则得火，则艾名冰台。其以此乎？医家用炙百病，故曰炙草，一灼谓之一壮，以壮人为法也。”它在植物学上属菊科，为多年生草本，揉之有香气。叶互生，叶片羽状分裂，裂片边缘有齿。其茎、叶含芳香油，可用作调香原料，亦可用来杀虫和防治植物病害。中医学上以叶入药，性温味苦，有祛寒除湿、止血、活血及养血功效。叶片晒干制成艾绒，可用于灸疗。还可搓制成艾绳，点燃后可驱散蚊蚋。

    用艾草来禳端午之毒，可谓历史悠久，《古今图书集成·草木典》卷一百零一就引录多种记录，如《玉烛宝典》说：“洛阳人家午日造术羹艾酒，以花丝作楼阁插鬓，赠遗辟瘟扇。”《荆楚岁时记》说：“五月五日，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按，宗测字文度，尝以五月五日鸡未鸣时采艾见似人者，揽而取之，用炙有验。”《吴中岁时记》说：“端午簪艾叶、榴花以辟邪。”《乾淳岁时记》说：“端午，禁中插食盘架设天师艾虎，意思山子数十座，五色蒲丝百草霜，大臣贵邸均被蒲丝艾朵之赐。”《熙朝乐事》说：“端午为天中节，家家买葵榴蒲艾，植之室中。”它之所以被引入端午风俗，大概主要是它的药物作用，《师旷占》说：“岁多病疫，病草先生。病草者，艾也。”《孟子·离娄章句上》说：“七年之病，采三年之艾也。”李言闻《艾赞》也说：“产于山阳，采以端午。治病炙疾，功非小补。”在古人观念里，治病与驱邪祛鬼具有相同的意义，于是就将艾草作为端午禳灾仪式的道具之一。

    艾草禳灾的原始方式，大概就是《荆楚岁时记》说的“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即扎个草人悬在门上，称之为艾人。范成大《代儿童作端午贴门诗》有“笑倩艾人看户外，北窗深处咏归来”；杨万里《端午独酌》有“招得榴花共一觞，艾人笑杀老夫狂”；陆游《新暑书事》有“艾人当户佳时过，筒黍堆盘旧俗非”，都是艾人的生动写照。苏轼《东坡志林》卷十二还说了一个故事：“桃符仰视艾人而骂曰：‘汝何等草芥，辄居我上。’艾人俯而应曰：‘汝已半截入土，犹争高下乎？’桃符怒，往复纷然不已。门神解之曰：‘吾辈不肖，方傍人门户，何暇争闲气耶？’请妙总大士着此一转语。”这虽是笑话，但也可知门户上艾人、桃符、门神是三位一体的。并且还要物色有点像人模样的艾草，苏轼《仇池笔记》卷下说：“端午日，日未出时，以意求艾似人者，采之以炙，殊效。一书中见之，忘其为何书也。艾未有真似人者，于明暗间以意命之而已。万法皆妄，无一真者，此何疑也。”

    将艾叶和符箓结合成为饰品，称为艾符。殷尧藩《端午日》诗曰：“少年佳节倍多情，老去谁知感慨生。不效艾符趋习俗，但祈蒲酒话昇平。”毛奇龄《黄浦午日作》诗曰：“海榴花发日正长，我游沪渎逢端阳。朱丝乍绾艾符小，画舫欲开蒲叶香。”将艾叶制成虎形饰物，称为艾虎，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十一引《岁时杂记》曰：“端五以艾为虎形，至有如黑豆大者，或剪彩为小虎，粘艾叶以戴之。”史浩《卜算子·端午》词有曰：“符箓玉搔头，艾虎青丝鬓。一曲清歌倒酒莲，尚有香莆晕。”韩淲《重午》诗曰：“鬓花臂丝盘艾虎，佳人竞云作重午。”将艾叶合绵制衣，称为艾衣，《辽史·礼志六》记道：“五月重五日午时，采艾叶和绵着衣，七事以奉天子，北南臣僚各赐三事。”朱曦颜《喜迁莺·永嘉思远楼端午》词有曰：“香尘盈箧，是旧日赐来，宫罗叠雪。服艾衣，清浴兰汤暖。”将艾汁和粉制糕，称为艾糕，食之谓可祛毒。《辽史·礼志六》记道：“五月重五日，君臣宴乐，渤海膳夫进艾糕。”叶隆礼《契丹国志·岁时杂记》也记五月五日午时，“国主及臣僚饮宴，渤海厨子进艾糕”。

    菖蒲、艾草时常并举，如旧联有“蒲龙献瑞，艾虎呈祥”；“艾旗迎百福，蒲剑斩千邪”；“菖蒲作剑，斩八节妖魔；艾叶为旗，招四时吉庆”等。清代苏州人也说“蒲剑艾旗”，袁学澜《吴郡岁华纪丽》卷五就有“吴俗端五，截蒲为剑，悬艾为旗”诸语，那“艾旗”为的是要与“蒲剑”作对，其实艾叶并不能得飘扬招展之致。

    5、雄黄酒和菖蒲酒

    雄黄酒和菖蒲酒，还有朱砂酒、艾酒、葵花酒等，都是端午的特备酒品，它们是在现成的酒里浸泡诸物，类似杨梅酒、桂花酒，作为端午禳灾仪式的一物。

    雄黄，又称黄金石、石黄、天阳石、鸡冠石、熏黄，为硫化物类矿物雄黄的矿石，具有燥湿、祛风、杀虫、攻毒的作用，是临床上使用较多的矿物药。在酒中浸泡雄黄屑末，就称为雄黄酒。端午人家饮之，可以祛毒。高濂《遵生八笺》卷四说：“五日午时，饮菖蒲、雄黄酒，辟除百疾，而禁百虫。”雄黄酒的驱邪力量，有的医书上说得神乎其神，魏之琇《续名医类案》卷四十七就举一例：“四明顾氏女，十馀岁，尫羸骨立，百治不瘥，奄奄待毙。偶端午家人调雄黄酒，女窃饮之，不觉大醉，呕秽狼藉。视之，中有物如鳖，蠕蠕动，色纯红，两眼正碧。家人惊怪，以足跴之，颈伸甚长，以钳夹之，掉头啮铁，格格有声，棰之不死，亟捣槌至烂，埋之土中。明日发视，仅血块耳。自后女日长成，无恙矣。”在各地广泛流传的《白蛇传》故事，就说白素贞本是白蛇，修炼千年成精，在西湖遇见许仙，携归苏州，结为夫妇。端午那天，白素贞装病入房中回避，许仙误以为得了风寒，劝她服雄黄酒，白素贞酒后便显出了白蛇的原形来了。

    菖蒲酒，即用菖蒲叶浸制，《月令辑要》卷十引《千金月令》说：“端午以菖蒲或缕或屑，以泛酒。”它的历史早于雄黄酒，董斯张《广博物志》引《后汉书》就说：“孟佗，字伯良，以菖蒲酒一斛遗张让，即拜凉州刺史。”各地都有端午饮菖蒲酒的风习，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四十记道：“饮菖蒲酒，李彤《四序总要》云，五日妇礼上续寿菖蒲酒。以《本草》云菖蒲可以延年，今州人是日饮之，名曰饮续。”《广西通志》卷三十二记道：“五月端午节，龙舟竞渡，折艾插戸，饮菖蒲酒，角黍相饷，妇人制五色香囊佩身，以辟邪。”《云南通志》卷八记道：“端阳，悬艾虎，系续命缕，饮菖蒲酒，以角黍相馈。”前人端午应景之作，菖蒲酒也是一个内容，如章得象《端午贴子》曰：“菖华泛酒尧樽绿，菰叶萦丝楚粽香。”苏轼《元佑三年端午帖子词》曰：“万寿菖蒲酒，千金琥珀杯。”

    雄黄、菖蒲诸酒，除饮酌外，还用它来涂抹小儿额手足心，又用它随洒墙角门口窗沿等处，都是为避毒虫之患。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说：“午前细切蒲根，伴以雄黄，曝而浸酒。饮馀则涂儿童面颊耳鼻，并挥洒床帐间，以避虫毒。”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说：“每至端阳，自初一日起，取雄黄合酒晒之，用涂小儿额及鼻耳间，以避毒物。”夏仁虎《岁华忆语》也说：“酒中置雄黄，饮之曰可去毒。于小儿额用雄黄书‘王’字，以象虎形，云易长成。以雄黄书小绝条，其词曰‘五月五日中天节，一切蛇虫都消灭’，于墙角倒贴之，谓避虫豸。”蔡云《吴歈百绝》咏道：“称锤粽子满盘堆，好侑雄黄入酒杯。馀沥尚堪祛五毒，乱涂儿额噀墙隈。”苏州人在洒雄黄酒时，口中还念念有词：“雄黄烧酒喷上来，蛇虫百脚（蜈蚣）跑开。”天津的情形，冯文洵《丙寅天津竹枝词》有“更为儿童避虫蚁，额间王字抹雄黄”之咏，并注道：“端阳日，小孩腹脐、耳孔均抹雄黄，并于额间写五字，以避虫蚁。”1933年《天津市之风俗调查》说：“小儿多佩绫罗制成之小虎、葫芦等（葫芦内实以花椒）头顶、耳孔、肛门各处，多涂雄黄，谓可以避毒虫。”南京人家更有“破火眼”之说，潘宗鼎在《金陵岁时记》里记道：“浸雄黄于水，曝诸日中，阖家洗目，曰破火眼，冀免目疾。”

    唐鲁孙在《我家怎样过端午》里回忆：“早年没有‘必安住’、‘蝇必立死’、‘克蟑’、‘拜贡’一类喷射式的杀虫剂，可是春末夏初蚊蚋滋生，不过也有防疫驱虫的妙法。每年五月初一用雄黄、矾块、独头蒜、高粱酒，泡在一只瓷缸子里，在太阳底下曝晒，晒到端阳正午，用艾叶沾了酒浆，遍洒厅堂厨廊榱桷旮旯，自夏徂秋，确有驱疫防虫效果。例如人参、当归一类最怕生霉的中药，用瓷缸下铺寸厚炒米，药材放入密封，四周遍洒雄黄酒，绝不发霉生蛀，而且爽爆如新，比诸放在冰箱冷冻库要高明多了。厨房炉坑碗柜是‘灶马’（灶马形似蟋蟀，颜色略黄而小）滋生处所，可是洒过雄黄酒的厨房从未发现灶马，足证雄黄酒消毒的功效为何啦。”

    此外，江南还有挂雄黄袋、挂独囊网蒜、焚辟瘟丹和蚊烟等风俗，都属于禳灾的方式。

    雄黄袋，用五色绸布制成袋囊，如荷包状，放下雄黄屑末，端午那天，给小儿挂上，以辟邪秽。吴存楷《江乡节物诗》咏道：“石榴花底绣工忙，夹袋功收药石良。赠我定知囊可括，从来口不设雌黄。”此风至今犹存，袋中所盛，还有其他药物，也称为香囊。

    独囊网蒜，顾禄《清嘉录》卷五记道：“择蒜本之不分瓣者，结线网系之以为饰，谓之独囊网蒜。”蒜为五辛之一，可辟疠气，故也用以禳灾。吴存楷《江乡节物诗》咏道：“不随葱薤付兰锜，网结千丝压线迟。绝似帘波重影魔，误他银蒜入罘罳。”

    辟瘟丹，为药铺制售，顾禄《清嘉录》卷五说：“男女佩带辟瘟丹，或焚于室中，益以苍术、白芷、大黄、芸香之属，皆以辟疫祛毒。”辟瘟丹迟在宋代已有，当时用于除夕，范成大《吴郡志》卷二就说：“除夜祭毕，则复爆竹，焚苍术及辟瘟丹。”将辟瘟丹用于端午，乃是环境卫生的需要。《清嘉录》卷五又说：“五日午时，烧蚊烟，能令夏夜无蚊蚋之扰。”蚊烟的主要原料就是艾草，《浙江通志》卷一百零一引《万历杭州府志》说：“蚊，土人以艾烟裹纸熏之，辄避。”周密《武林旧事》卷六记临安作坊和小经纪，就有“蚊烟”一项。直至晚近，市间仍有出售。蔡云《吴歈百绝》有曰：“蒲蓬卵蒜挂床前，芷术香芸地下燃。还怕夜来眠不稳，碧纱帐外点蚊烟。”注道：“苍术、白芷香皆辟瘟祛毒。辟蚊用蚊烟或艾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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