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就风俗的原始意义上说，端午节俗的形成，乃是上古夏至的“阴阳争，死生分”以及恶月毒日的结合，人们自然会为之担忧，于是就进行祭祀和禳灾的仪式。自中古以后，它的原始意义日趋淡薄，并逐渐演化为一个节俗繁琐、内容丰富、观赏性和参与性都很强的全民性节日。虽然还在进行着祭祀和禳灾的仪式，人们的心情是大不一样了，就像过其他节日一样，充满了喜悦和欢欣。

    端午的风俗活动，真可说是全民参与，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论贫富天壤，贵贱悬殊，人人有份，但自然又有差别。宫廷民间，城市乡村，也有种种不同。至于天南地北，海隅边地，更是情状差异。为了叙述方便，约为四则，从不同视角分别介绍端午丰富多采的风俗活动。

    1、宫廷仪礼

    自古以来，宫廷过五月五日，例应贡御，也有赏赐。

    汉代夏至或五月五日，赐食枭羹，相传枭是一种恶鸟，貌似猫头鹰，或泛指鸱鸮科的鸟类。白居易《凶宅》诗曰：“枭鸣松桂枝，狐藏兰菊丛。”颇不吉祥。毛奇龄《续诗传鸟名卷》卷三说：“枭本恶鸟，欲绝其类，故汉仪以夏日至赐百官枭羮，且解者云，夏至微阴始起，长养万物，而枭害其母，因以是日杀之。乃《说文》又云，枭食母不孝，故冬至捕杀枭首，绝其类。”杨侃《两汉博闻》卷四记道：“汉使东郡送枭，五月五日作枭羮以赐百官，以其恶鸟，故食之也。师古曰，解祠者，谓祠祭，以解罪求福。”

    汉唐之际，宫廷赏赐以服饰为多。《中华古今注》卷上记道：“汉中兴，毎以端午赐百僚乌犀腰帯。魏武帝赐宫人金隐起师子銙腰帯，以助将军之勇也。高祖贞观中，端午赐文官黑玳瑁腰帯，武官黑银腰带，示色不改更故也。”同书卷中又记汉章帝“常以端午日赐百官水纹绫袴，盖取清慢而理人。若百官母及妻妾等承恩者，则别赐罗纹胜袴”。同书卷下则记隋炀帝“常以端午日赐百僚玳瑁钗冠”。《新唐书·李元纮传》记开元时，玄宗于“五月五日宴武成殿赐群臣袭衣，特以紫服金鱼赐元纮及萧嵩”。太宗李世民首开端午赐扇风气，《唐会要》卷三十五记道：“贞观十八年五月，太宗为飞白书，作鸾凤蟠龙等字，笔势惊绝，谓司徒长孙无忌、吏部尚书杨师道曰：‘五日旧俗，必用服玩相贺，朕今各赐君飞白扇二枚，庶动清风，以增美德。’”李肇《翰林志》记载，兴元元年（784）端午，德宗赐翰林学士“衣一副，金花银器一事，百索一轴，青团镂竹大扇一柄，角粽三服，粆蜜”。

    及至两宋，赏赐节物品种更多，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十二引《皇朝岁时杂记》说：“端五，赐从官以上，酒、团、粽、画扇；升朝官以上，赐公服、衬衫；大夫以上，加袴。从官又加黄绫绣裹肚，执政又加红绣肚、三襜，经筵史官赐杂纱帽及头巾帕子、涂金银装扇子、酒果，史官又加团茗。上尊仁宗时，自从官以上并讲官，赐御帛书扇。”周密《武林旧事》卷三记道：“又分赐后妃、诸阁、大珰、近侍翠叶五色葵榴、金丝翠扇、真珠百索、钗符、经筒、香囊、软香龙涎佩带，及紫练、白葛、红蕉之类。大臣贵邸，均被细葛、香罗、蒲丝、艾朵、彩团、巧粽之赐。而外邸节物，大率效尤焉。”吴自牧《梦粱录》卷三也记道：“内更以百索彩线、细巧缕金花朵及银样鼓儿、糖蜜韵果、巧粽，五色珠儿结成经筒、符袋，御书葵榴画扇，艾虎，纱疋缎，分赐诸阁分、宰执、亲王。”

    至明清，陆容《菽园杂记》卷一说：“朝廷每端午节，赐朝官吃糕粽于午门外，酒数行而出，文职大臣仍从驾幸后苑，观武臣射柳，事毕皆出。”《日下旧闻考》卷一百四十七引《析津志》说：“午节，宣徽院进宝扇、彩索、珠花、金罗、酒醴、凉糕、香粽，中正院三后所属衙门各有故典仪物以次进献，礼部亦然，盖以此为大节故耳。”又引《戒庵漫笔》说：“端午，赐京官宫扇，竹骨纸面，俱画翎毛不工。彩绦一条，五色线编者，须头作虎形。彩仗二根，长丈许，五色线缠绕。艾虎纸二幅，方尺许，俱画虎并诸毒虫。”姚之骃《元明事类钞》卷三引《泳化编》说：“嘉靖甲子端阳，赐大学士徐阶以灵符五道、艾虎八个、扇二把、大符六道、花绦一条。”又引《五朝注略》：“嘉靖时，上以端午泛舟西苑，召李时、夏言、郭勋侍行，赐艾虎、彩索、牙扇，自芭蕉园历玉蝀金鳌桥至澄碧亭，命诸臣近龙舟顾问。”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记晚清情形：“内廷王公大臣至端阳时，皆得恩赐葛纱及画扇。”徐珂《清稗类钞·时令类》记慈禧后宫过端午：“自五月初一日起，军机大臣、尚书、侍郎，以及近支宗室、妃嫔、太监，均献孝钦后以礼物，开列黄纸礼单进呈。中以洋货为多，太监辄以大盒之而入，孝钦留洋货而已。初三日，为全宫献礼期，均盛以黄盒，置大院中。隆裕后进自制之鞋用手巾荷包，陈设第一排，妃嫔宫眷所献种类甚多。初四日，为孝钦回赏之期，视献物之厚薄以答之。若宫眷，则人各一衣，银数百两。”

    《红楼梦》第二十八回说袭人命丫头将“端午儿的节礼”取来，赐宝玉的那份是“上等宫扇两柄，红麝香珠二串，凤尾罗二端，芙蓉簟一领”，宝玉见了，喜不自胜，问：“别人也都是这个？”袭人答道：“老太太多着一个香玉如意，一个玛瑙枕。老爷、太太、姨太太的只多着一个香玉如意。你的同宝姑娘的一样，林姑娘同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只单有扇子同数珠儿，别的都没有。大奶奶、二奶奶他两个是每人两疋纱，两疋罗，两个香袋儿，两个锭子药。”

    唐鲁孙在《我家怎样过端午》里说：“清宫管端午节叫天中节，对于廷臣是例有赏赐的，最名贵的是赏赐绫裱五尺三尺宽的朱砂判，整幅‘恨福来迟’的判儿，赤帻鞮屦，伏剑夔立，凝视飞蝠。据说全是出自如意馆丹青妙手，用胭脂膏子绘制，仅留蝙蝠二日、判官的双睛，由御笔用辰朱亲点，点好以后，蝙蝠固然是栩栩如生，判官的双目怎么看怎么瞪着你，所以说有驱厉辟邪功效。有的人忽然凶鬼附体乱蹦乱闹，挂上这种朱砂判，据说鬼就走了，所以得之无不什袭珍藏。民国初年，北平后门一带古玩铺，还有清朝历代帝后写的福寿字、龙虎字待价而售，但很少有朱砂判儿出售，纵或偶有发现，那比龙虎福寿字的价线要贵上好几倍呢！清宫端午节，例有赏赐近臣樱桃桑葚之举，一只五寸大小碟子，铺上桑叶一张，樱桃二三十粒，红白桑葚等数，由宫监苏位赉送到家，除了全家叩首跪谢圣恩之外，宫监苏拉敬使车力，还得恭敬如仪。这一盘樱桃桑葚，人口多的人家，比买整担樱桃桑葚还要贵上几倍，有的人家准备敬使车力真要头痛几天呢！我曾经偷偷问过相熟的太监，端午节何以尽赏樱桃桑葚不赏粽子呢？他们也很诧异，端节各府送赏赐，从来只有樱桃桑葚而没有粽子，他们也猜不透是什么道理呢！内廷过端午对于近臣家的儿童也有赏赐，第一是小团扇，扇面上画的全是工笔婴戏图，正中盖上一方小玉玺。有一年笔者得一把六国封相团扇，据说是画苑沈恭仿仇十洲原本所绘，虽无款识，但构图多变，赋色淡雅，迥异凡构，拿在手里奉扬仁风，颇觉神清气爽。”

    宫中端午，自然也有过节的气氛。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上记道：“宫中毎到端午节，造粉团、角黍，贮于金盘中，以小角造弓子，纤妙可爱，架箭射盘中粉团，中者得食，盖粉团滑腻而难射也。都中盛于此戏。”那是唐代的端午。至宋代，周密《武林旧事》卷三则记在殿中“插食盘架，设天师艾虎，意思山子数十座，五色蒲丝百草霜，以大阁三层，饰以珠翠葵榴艾花，蜈蚣、蛇、蝎、蜥蜴等，谓之毒虫。及作糖霜韵果、糖蜜巧粽，极其精巧。又以大金瓶数十，遍插葵榴栀子花，环绕殿阁”。那天又相传是马的本命日，故“凡御厩邸第上乘，悉用五彩为鬃尾之饰，奇鞯宝辔，充满道途，亦可观玩也”，而《西湖老人繁胜录》则说是“娇马遇重午，都戴合色头须”，或马首，或马尾，大概都有吧。

    辽、金宫廷，端午则有拜天仪式，《金史·礼志八》记道：“重五日质明，陈设毕，百官班俟于球场乐亭南。皇帝靴袍乘辇，宣徽使前导，自球场南门入，至拜天台，降辇至褥位。皇太子以下百官皆诣褥位。宣徽赞拜，皇帝再拜；上香，又再拜；排食抛盏毕，又再拜；饮福酒，跪饮毕，又再拜。百官陪拜，引皇太子以下先出，皆如前导引。皇帝回辇至幄次，更衣，行射柳、击球之戏，亦辽俗也，金因尚之。”

    至元代，宫廷亦重端午，《析津志辑佚·岁纪》记道：“节前三日，中书礼部办进上位御扇，扇面用刻丝作诸般花样，人物故事、花木翎毛、山水界画，极其工致，妙绝古今，若退晕淡染如生成，比诸画者反不及矣。仍有金线戏绣出升降二龙在云中。以玉为柄，长一尺，琢云龙升。上以赤金填于刻文内，又用金线条缚之如线系，或扇团以银线缠之，如是者凡数样，制具不同。有串香柄、玛瑙、犀角，成雕龙凤，金涂其刻。又有拂子，用洁白细冗软牛毛，亦有染色者不一。资正院、中正院进上，系南城织染局总管府管办，金条、彩索、金珠、翠花、面靥、花钿、奇石、戒止、香粉、胭脂、洗药，各各精制如扇拂，一如上位仪式。太子詹事院并如上仪进。将作院进彩画扇、翠扇、金碧山水扇、金纱、金罗、白索等。如凉糕、粽饼，并同典饮局，并同光禄寺。酒、凉糕、蜜枣糕、粳米糕、金桃、御黄子、藕、甜瓜、西瓜，并同四大衙，并依上年故事。宣徽院为首，领八作司等院，其三官詹事院属司，并如上年式。是节诸项进呈，所费五千馀定。滦者行在资正院、织染总管府，差官一员，乘传赴上都，进上位及三宫后，以表里答劳之，此常典也。或在中途不可定止。是节上自三公宰辅、省院台，俱有画扇、彩索、拂子、凉糕之礼；中贵官同，故其厚费也。”

    至明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记道：“闻之先辈云，孝宗在御日，遇午节，曾于便殿手书一桃符云：‘彩线结成长命缕，丹砂书就辟兵符。’盖圣主好文，宴衍自娱，又与后圣不同如此。其后午节，惟世宗初元，曾奉两宫圣母游娱，最后十五年，又同李时、夏言、郭勋泛舟西苑，赋诗唱和。”刘若愚《明宫史》火集记道：“初一日起，至十三日止，宫眷内臣穿五毒艾虎补子蟒衣，门两傍安菖蒲、艾盆，门上悬挂吊屏，上画天师或仙子仙女执剑降五毒故事，如年节之门神焉。初五日午时，饮朱砂、雄黄、菖蒲酒，吃粽子，吃加蒜过水温淘面，赏石榴花，佩艾叶，合诸药，画治病符。圣驾幸西苑，斗龙舟，划船，或幸万岁山前插柳，看御马监勇士跑马走解。”

    射柳、击球、走解之戏，本为北方游牧民族所尚。

    射柳，又称为躤柳、剪柳，即驰马射柳。相传为辽金时的一种竞技活动。在场上插柳，驰马射之，中者为胜。源于古鲜卑族秋祭时驰马绕柳枝三周的仪式。《汉书·匈奴传上》有“大会蹛林”，颜师古注道：“蹛者，绕林木而祭也。鲜卑之俗，自古相传，秋天之祭，无林者尚竖柳枝，众骑驰绕三周乃止。此其遗法。”还有一则较有意思，《月令辑要》卷二引《偃曝谈馀》说：“辽俗以鹁鸽置葫芦中，悬之柳上，弯弓射之，矢中葫芦，鸽輙飞出，以飞之高下为胜负，往往会于清明、端午日，名曰射柳。”可见射柳本是辽俗，金因之。《金史·礼志八》记道：“凡重五日拜天礼毕，插柳球场为两行，当射者以尊卑序，各以帕识其枝，去地约数寸，削其皮而白之。先以一人驰马前导，后驰马以无羽横镞箭射之，既断柳，又以手接而驰去者，为上。断而不能接去者，次之。或断其青处，及中而不能断，与不能中者，为负。每射，必伐鼓以助其气。”至元依然，称为斮柳，规则大致如金，《析津志辑佚·风俗》说：“有引马者先走，万户引弓随之，乃开弓斮柳。断其白者，则击锣鼓为胜。”入明以后，射柳之戏不废，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一就说：“永乐中，禁中有翦柳之戏。翦柳，即射柳也。”后来就简化一点，成为走骠骑。

    击球，也是辽之旧俗，金亦尚之。《金史·礼志八》记道：“已而击球，各乘所常习马，持鞠杖。杖长数尺，其端如偃月。分其众为两队，共争击一球。先于球场南立双桓，置板，下开一孔为门，而加网为囊，能夺得鞠击入网囊者为胜。或曰，两端对立二门，互相排击，各以出门为胜。球状小如拳，以轻韧木枵其中而朱之。皆所谓习跷捷也。”至元而继续盛行，《析津志辑佚·风俗》记道：“击球者，今之故典，而我朝演武亦自不废。常于五月五日、九月九日，太子、诸王于西华门内宽广地位，上召集各衙万户、千户，但怯薛（蒙古语，指宫廷卫士）能击球者，咸用上等骏马，系以雉尾、缨络，萦缀镜铃、狼尾、安答海，装饰如画。玄其障泥，以两肚带拴束其鞍。先以一马前驰，掷大皮缝软球子于地，群马争骤，各以长藤柄球杖争接之，而球子忽绰在球棒上，随马走如电，而球子终不坠地。力捷而熟闲者，以球子挑剔跳踯于虚空中，而终不离于球杖。马走如飞，然后打入球门中者为胜。当其击球时，盘屈旋转，倐如流电之过目，观者动心骇志，英锐之气奋然。虽耀武者，捷疾无过于是，盖有赏罚不侔耳。”

    走解，也就是走骠骑。彭时《彭公笔记》记道：“五月五日，赐文武官走骠骑于后苑。其制：一人骑马执旗引于前，二人驰马继出，呈艺于马上，或上或下，或左或右，腾掷蹻捷，人马相得，如此者数百骑，后乃为胡服臂鹰走犬围猎状，终场，俗名曰走解。而不知所自始，岂金元之遗俗欤。令每岁一举之，盖以训武也。观毕，赐宴而回。”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说：“内廷自龙舟之外，则修射柳故事，其名曰走骠骑，盖沿金元之俗。命御马监勇士驰马走解，不过御前一逞迅捷而已。惟阁部大老及经筵日讲词臣得拜川扇香药诸赐，视他令节独优。今上初年犹然，自内操事兴，至甲申岁之午日，预选少年强壮内侍三千名，俱先娴习骑射，至期弯弧骋辔，云锦成章，有京营所不逮者。上大悦，赏赍二万馀金。然是日酷热，当值候操诸珰，擐甲操兵，伺令于赤日中，因而暍死者数人。按禁中本非观兵之所，其事起于正德初年，盖不特八虎辈各有偏裨列校，仿效外廷，而本兵王恭襄，亦顶罛刺飘靛缨，杂处于中贵之中矣。今上因癸未谒陵，始选内臣具军容扈从，旋跸后，益广其伍，俱江陵败后事也。近年来则内教场已鞠为茂草，想武事置不讲矣。”

    宫中端午日，还要演戏，昭梿《啸亭续录》卷一记道：“乾隆初，纯皇帝以海内昇平，命张文敏制诸院本进呈，以备乐部演习，凡各节令皆奏演。其时典故如屈子竞渡、子安题阁诸事，无不谱入，谓之月令承应。”《屈子竞渡》就是端午“月令承应”的特定剧目。徐珂《清稗类钞·时令类》记慈禧后宫过端午，“初五日，大内演剧，所演为屈原沉江故事。而宫眷所蹑之履，则如小儿之虎头鞋，且簪绸制之小虎于冠，孝钦所命也。王公福晋亦皆入宫贺节”。又据王芷章《清昇平署志略》之“端五承应”，“端五一节，在南府时亦为热闹，除演戏外，更仿江南旧俗，在圆明园内望瀛洲作斗龙舟之戏。在道光三年，会于五月初一、初五两次举行”。作者还记录了那次承应戏目和龙舟上扮演的记录下来，初一日有“瑞雨禾丰”、“设法取水”、“学八角鼓”、“吉祥锣鼓”、“莲花亭平台”、“彩台偶戏”、“应节呈祥”、“把式卖艺”、“善才三参”、“福禄天长”、“洞仙歌”、“效学线偶”、“躲端五儿”、“五谷丰灯”、“光华宝塔”，初五日有“瑞雨禾丰”、“高丽斤斗”、“吉祥锣鼓”、“莲花亭平台”、“彩台偶戏”、“太平有象”、“六合同春”、“善才三参”、“杠子”、“群仙拱祝”、“洞仙歌”、“石片平台”、“搬演戏法”、“光华宝塔”、“天师捉毒”。又说：“三年以后，斗龙舟之戏即少举行，仅每年照例演应节之戏，现存剧本有《灵符济世》、《祛邪应节》、《采药降魔》、《蒲剑闲邪》。以上皆用于开场围场之戏，连台大戏则有《阐道除邪》、《混元盒》。”据徐鼒《小腆纪年》卷十记载，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丙戌（初五日）明福王不视朝。是日端午，百官入贺；王以演剧，未暇视朝也”。这时清军已大举南下，四月攻破扬州，纵兵屠掠，十日封刀，史称“扬州十日”，就在端午那天，多铎率师进临长江。但弘光帝犹因端午看戏而不上朝，如此昏瞆之君，江山安得不易主。

    端午日，太医院遣人去南海捉虾蟆，刘侗等《帝京景物略》卷二说：“太医院官，旗物鼓吹，赴南海子捉虾蟆，取蟾酥也。其法，针枣叶，刺蟾之眉间，桨射叶上，以蔽人目，不令伤也。”这种取蟾酥的方法，虾蟆可以不死。查慎行《人海记》卷下也说：“明太医院例于端阳日，差官至南海捕虾蟆，挤酥以合药，制紫金锭。有御医某者张大其事，鼓吹旗旛，喧阗以往。或嘲以诗曰：‘抖擞威风出凤城，喧喧鼓吹拥霓旌。穿林披莽如猇虎，捉得虾蟆剜眼睛。’”那用蟾酥合药的紫金锭，张介宾将它吹得颇为神奇，《景岳全书》卷六十说它“一名神仙太乙丹，一名玉枢丹，一名万病解毒丹，解除一切中毒、积毒、虫毒、蛊毒、菌蕈、砒石、死牛、死马、河肫等毒，及时行瘟疫、山岚瘴气、喉闭喉风、颠邪鬼气、狂乱迷死、牙关紧急、小儿急惊等证，凡行兵兴役之处，尤不可无。”还是高濂说得比较实际，《遵生八笺》卷四有曰：“五月五日宜合紫金锭、保生锭子，治小儿疾，方在医书录。内府此日用雄黄研末，少加朱砂，收真蟾酥作杵，阴干。凡遇恶毒初起，以唾磨搽，微痛，立消。”端午那天，太监们还将紫金锭拿出来卖，王士禛《居易录》卷二十九说：“今端阳节，中官犹于端门鬻内造紫金锭。”那天真是蛤蟆们遭劫的日子，故北京有谚语：“癞蛤蟆躲不过五月五。”

    还可一说的是守宫，旧说将饲以朱砂的壁虎捣烂，点染女子肢体以防不贞，称之为守宫。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九记道：“汉武帝时，以端午日取蜥蜴置之器，饲以丹砂，至明年端午捣之。以涂宫人臂，有所犯则消没，不尔则如赤痣，故得守宫之名。”张华《博物志》卷四说：“蜥蜴或名蝘蜓，以器养之，食以朱砂，体尽赤，所食满七斤，治捣万杵，点女人支体，终身不灭。惟房室事则灭，故号守宫。”《太平御览》卷九百四十六引《淮南万毕术》说：“守宫饰女臂，有文章。取守宫新合阴阳者，牝牡各一，藏之瓮中，阴干百日，以饰女臂，则生文章，与男子合阴阳，辄灭去。”乃是女子贞操的守护标记。闻一多在《端午考》里认为，这也是“图腾的遗迹”，“昭示着端午节和龙的因缘”，那是因为蜥蜴一名龙子，陈元龙《格致镜原》卷九十八就说：“陶弘景《本草》：形大纯黄色者，名蛇医，亦名蛇舅；似蛇医而小，尾长，见人不动者，名龙子；小而五色，尾青碧者，名蜥蜴；小而缘墙壁，色黑者名蝘蜓。吴人呼为壁虎。”

    2、市井盛观

    端午将至，家家就要置办端午节物，各地城中处处有卖节物，所在成市。如唐代长安，陶宗仪《说郛》卷六十九上引李淖《秦中岁时记》说：“端午前两日，东市谓之扇市，车马特盛。”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记北宋时的汴京：“端午节物：百索、艾花、银样鼓儿、花花巧画扇、香糖果子、粽子、白团、紫苏、菖蒲、朩瓜，并皆茸切，以香药相和，用梅红匣子盛裹。”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十一引《岁时杂记》说得更详细：“鼓、扇、百索，市在潘楼下，丽景门外、阊阖门外、朱雀门内外、相国寺东廊外、睦亲广亲宅前，皆卖此物。自五月初一日，富贵之家多乘车萃买，以相馈遗。鼓皆小鼓，或悬于架，或置于座，或鼗鼓、雷鼓，其制不一。又造小扇子，皆青黄赤白色，或绣或画，或缕金，或合色，制亦不同。”吴自牧《梦粱录》卷三记南宋时的临安：“杭都风俗，自初一日端午日，家家买桃、柳、葵、榴、蒲叶、伏道，又并市茭粽、五色水团、时果、五色瘟纸，当门供养。自隔宿及五更，沿门唱卖声，满街不绝。”而各种各样的百索，则都采用博戏的方式兜卖，《西湖老人繁胜录》就说：“端午节，扑卖诸般百索，小儿荷戴，系头子，或用彩线结，或用珠儿结。”《岁华纪丽谱》记南宋时的成都：“五月五日，宴大慈寺设厅。医人鬻艾，道人卖符，朱索、彩缕、长命、辟灾之物，筒饭、角黍，莫不咸在。”《析津志辑佚·岁纪》记元代的大都：“都中于节前二三日，小经纪者于是中角头阛阓处，芦苇架棚挂画，以卖诸般凉糕等项。”又说：“市中买艾虎、泥大师、彩线、符袋牌等，大概江南略同。”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五十五记明代的成都：“五日，鬻香药于观街者，号药市；鬻器用者，号七宝市。《丹铅录》云，五月卖扇于街中，谓之扇市。”谢肇淛《滇略》卷四记明代的云南，“滇民以市为景，游人纵观”，五月为“扇市”。《红楼梦》第四十八回说，在薛蟠开设的当铺里，有位主管张德辉，十月里要回家，明年春天再来，他对薛蟠说：“今年纸劄香料短少，明年必是贵的。明年先打发大小儿上来，当铺里照管照管。赶端阳前，我顺路就贩些纸劄香扇来卖，除去关销花销，亦可以多剩得几个利钱。”可见卖扇子是节令性很强的商业活动。

    端午前夕，道观、佛寺、药铺、酒肆，也以节物馈赠信徒和熟客。吴自牧《梦粱录》卷三说：“诸宫观亦以经筒、符袋、灵符、卷轴、巧粽、夏橘等送馈贵宦之家。如市井看经道流，亦以分遗施主家。”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卷二十说：“僧道以经筒轮子、辟恶灵符，分送檀越。而医家亦以香囊、雄黄、乌发油香送于常所往来者。”顾禄《清嘉录》卷五也说：“药市、酒肆馈遗主顾，则各以其所有之雄黄、芷术、酒糟等品。”亲友邻里，也以节物相馈遗，范成大《吴郡志》卷二说：“重午以角黍、水团、彩索、艾花、画扇相饷。”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说：“每届端阳以前，府第朱门皆以粽子相馈贻，并副以樱桃、桑椹、荸荠、桃、杏及五毒饼、玫瑰饼等物。”让廉《京都风俗志》也说：“富家买糕饼，上有蝎、蛇、虾蟆、蜈蚣、蝎虎之像，谓之五毒饽饽，馈送亲友，称为上品。”相互馈赠节物，既应风俗，又是联络感情，因此街衢坊里，往来纷纷，真比平常热闹了许多。夏仁虎《岁华忆语》则记南京的事：“戚友家多以鲥鱼、角黍相馈遗，往往一鱼辗转数处，仍送回本家，则已馁不堪食矣，足为发噱。”这是端午送礼留下的笑话。

    两宋时，端午节家家门前陈列“端阳景”，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说：“自五月一日及端午前一日，卖桃、柳、葵花、蒲叶佛道艾。次日，家家铺陈于门首，与粽子、五色水团、茶酒供养。又钉艾人于门上，士庶迎相宴赏。”朱廷焕《增补武林旧事》卷三说：“市人门首，各设大盆，杂植艾蒲葵花，上挂五色纸钱，排饤果粽。虽贫者亦然。”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卷二十也说：“端午为天中节，人家包黍秫以为粽，束以五色彩丝，或以菖蒲通草雕刻天师驭虎像于盘中，围以五色蒲丝，剪皮金为百虫之像，铺其上，却以葵榴艾叶，攒簇华丽。”这是一次花草陈设的展览，十里长街，烂熳一片，真是难得的一道景观。故南宋临安又有花市，《西湖老人繁胜录》说：“初一日，城内外家家供养，都插菖蒲、石榴、蜀苍天花、栀子花之类，一早卖一万贯花钱不啻。何以见得？钱塘有百万人家，一家买一百线花，便可见也。酒果、香烛、纸马、粽子、水团，莫计其数，只供养得一早，便成粪草。虽小家无花瓶者，用小坛也插一瓶花供养，盖乡土风俗如此。寻常无花供养，却不相笑，惟重午不可无花供养。”

    凡龙船竞渡处，往往摊贩成市，苏州、扬州都称为“龙船市”。顾禄《清嘉录》卷五记苏州观竞渡时，“日驻河干，交午曼衍，粲若云锦。男女耆稚，倾城出游，高楼邃阁，罗绮如云，山塘七里，几无驻足之地。河中画楫比如鱼鳞，亦无行舟之路。欢呼笑语之声，遐迩振动。土人供买耍货食品，所在成市，凡十日而罢，俗呼‘划龙船市’。入夜，燃灯万盏，烛星吐丹，波月摇白，尤为奇观，俗称‘灯划龙船’”。苏州本来冷清的河道两岸，一时成为热闹繁忙的去处，士女靓妆炫服，倾城出游，真可说是藻川缛野，楼幕尽启，罗绮云积。卖酒菜吃食的，抟泥人的，变戏法的，牵傀儡的，兜售儿童戏玩、闺中香粉的，商贩贸易，绵延数里，前后持续半个月。从城市经济角度考察，明清苏州端午竞渡，参赛的龙舟各自代表着不同的行业，也是一次本行业的广告宣传活动，像踹布坊的龙船，被人称为“烟囱洞”，想来它的样子有点滑稽，这倒反而引人注目了。郡中士女倾城而出，不但为了看龙船竞渡，并且也是一次购物消费，小商小贩藉以生意，故袁学澜《吴郡岁时纪丽》卷五这样说：“夫其繁费无度，作为无益，固非敦本崇模之道。顾吴俗华靡，而贫民谋食独易。彼其挥霍纵恣，凡执纤悉之业，待以举炊，而终身无冻馁者比比也。此亦贫富相资之一端，为政者，殆不可执迂远之见，以反古而戾俗也。”

    端午前后，各地又有庙会，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称京师都城隍庙“惟于五月朔至八日设庙，百货充集，拜香络绎”。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则记道：“都城隍庙在宣武门内沟沿西，城隍庙街路北。每岁五月，自初一日起，庙市十日。市皆儿童玩好，无甚珍奇，游者鲜矣。”又记永定门外南顶碧霞元君庙，“每至五月，自初一日起，开庙十日，士女云集。庙虽残破，而河中及土阜上皆有亭幛席棚，可以饮食坐落。至夕散后，多在大沙子口看赛马焉”。

    与北京的情形不同，有些地方的端午庙会，都祭赛瘟神，相传是隋唐的旧俗。如保定东关瘟神庙，五月八日举行庙会，祭赛瘟神，商贾云集，规模甚盛，三日乃止。徐州东关黄河故道边的慈济庵，俗呼“五毒庙”，庙内供奉“五毒老爷”，每年五月五日举行庙会，此风至今尚存。祭赛瘟神放在端午或其前后，那是风俗史上的误会。因为五月五日是地只温元帅诞日，温元帅，相传姓温名琼，温州平阳人，“以唐长安二年五月五日午时生，其左腋有霆篆二十四，右半之。七岁习禹步为罡。十四通五经、百氏及老释家言。二十六举进士不第，乃拊几叹曰：‘吾生不能致君泽民，死当为泰山神，以除天下恶厉耳。’复制三十六神符授人，曰：‘持此能主地上鬼神。’言已，忽幻药义象，屹立而亡”（宋濂《温忠靖王庙堂碑》）后为东岳第八司主东平忠靖王，即东岳十八太保之一。从他的职司来看，并不主管瘟疫之事。但他姓温，民间就误以为瘟神（五瘟使者）将他的诞日，作为祭赛瘟神的日子，正由于有这个“群众呼声”，他的职司就被扩大一项，“慈惠民物，以伐妖精，治病驱邪，吾将显灵”（《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五）在民间风俗的交流汇合中，祭赛瘟神也就融入端午节俗，与其他神道一起，组合成驱邪镇恶的力量。

    出会是庙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称为“过会”。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记道：“五月初一日，大兴县城隍出巡。出巡之时，皆以八人肩舆，舁藤像而行。有舍身为马僮者，有舍身为打扇者，有臂穿铁钩悬灯而导者，有披枷带锁俨然罪人者。神舆之旁，又扮有判官鬼卒之类，彳亍而行，亦无非神道设教之意。”五月初一日的城隍神祭赛，实也是针对恶月的，自有其风俗意义。

    在端午出会中，锺馗自然是个重要角色，清末某年上海举行驱邪袪鬼赛会，锺馗就是主要人物，《点石斋画报》刊出一则《锺馗赛会》，这样报道：“天中令节，红传榴火，绿泛蒲觞，角黍新尝，兰汤初浴，邀俊侣，步芳郊，不觉至申江之滨，遥见有簇拥而来者，凝目视之，行渐近，前导有‘赐进士出身’等牌，心异之，以为是达官显宦也，否则官家子孙或因婚丧大事僭用祖父之衔牌也，不然则必绅富之家借用于族中以为光宠也。正惊疑间，则见魑魅魍魉，光怪陆离，率数十人皆儿童为之，笙箫竞奏，音韵铿锵，恍如市上之清客串，又如沪北之小堂名，跳舞而来，洋洋得意，顾谓友曰：‘若辈今日岂亦被蓝袍鬼收去耶？’俄而笋舆一乘，中有一童，高坐堂皇，须眉虬竖，状貌狰狞，一似真能击鬼者，然则即所谓锺馗也。夫锺馗为终南进士，除天下虚耗之孽，虽曾入明皇之梦，其事终属无稽，乃历世相传奉为除邪驱魅之神，岂以进士为可畏耶。噫嘻，鬼之进士，鬼犹畏之，况今之进士乎？”

    晚清某年初夏，南京有传染病流行，就在端午节举行土地会，出会的主角，也是锺馗，还让锺馗的妹妹随队而行，《点石斋画报》也有一则《锺馗嫁妹》的新闻，这样报道：“金陵有丐头锺姓者，栖身土地堂庑下，面目黎黑，须髯怒张，人以锺馗呼之。丐有妹，自幼舍某庵为尼，长而美。近因彼处疫气流行，居民于五月五日举行土地会，好事者取‘锺馗嫁妹’故事，令丐装老进士，尼扮新嫁娘。蓝袍、乌帽、榴红簪、及第之花绣帔，珠冠蒲绿染承筐之实。盖丐也而金榜桂名；尼也而洞房花烛。虽一日之荣也，天下事皆可作如是观也。”

    点石斋时代的新闻，远不能做到真实，往往摭取社会生活的某些现象，编点奇闻怪事，以博读者一粲，从这件事也可聊窥一斑。

    出会的另一个原由，就是旱龙，乃由龙舟竞渡而来，这与祛疫除灾的意义是一脉相承的，这反过来也正好证明龙舟竞渡的风俗内涵，那就是送灾安徽、江西等地有旱龙之俗，本由竞渡而来，据《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乾隆《歙县志》记道：“城关一带，好事者更以锺馗偶像架诸肩，团团旋转于市衢，金鼓随之，旁人亦燃放爆竹，掷五色小纸块纷飞空中以助兴。”同治《祁门县志》记道：“是日，福会、船会迎神船，袭画心鳅（以十二人为神）载而游诸市，钲鼓导引。乡间有木制神船，彩画装金，肩舁游村落驱疫。”同治《南昌府志》记道：“五月五日，为旱龙舟，令数十人舁之，传葩代鼓，填溢通衢，士女施钱祈福，竞以爆竹辟除不祥。”民国《南昌县志》记道：“又有旱龙船，舁行村市，沿门击鼓，歌送神辞，妇女以香枝掬米与之，亦有裹盐米投火以厌之者。”乾隆《德安县志》记道：“城市内用缯纸作五色龙舟，执大鼗钲，沿户欢呼周遍，鼓吹沸城中，出南门焚之，以宣阴气，名曰‘除疫’。”嘉庆《湖口县志》记道：“初，竞龙舟于江中，后屡禁止，然犹有以小舟相角逐者。十八日为干船日，巨制龙文，装戏游市中，备极巧丽。十七日及是日先后送北门外焚之，所过家投以五谷、盐茶，曰‘收瘟’。历任知县禁止，不久即复，俗之难转如此。”同治《武宁县志》记道：“天中节，市井以纸印龙舟标插门外，晌午迎神，鼓吹沿门收之，送诸水以禳灾，夜则沿街歌唱为乐。”道光《金溪县志》记道：“近水者亦或竞渡，城中则作船形，妆杂戏于上，负之以趋。”

    《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对金溪的情形，更有详细的描写：“自汨罗竞渡相习成风，人无异俗。独溪邑龙舟，谢波臣之劳，荡以人力，使临深者变为登高，千古奇观，难以名状。考其船制，修丈有六尺，广四尺，博三尺，绘以龙纹，泛海之槎高峙，其四横以木板，人立其上，有力者负之而趋，以游三市。每岁孟夏，出舟于通衢，至五月朔始迎‘鬼船’。当建治之初，遇堪舆杨院使者，以县治之对二山如舟，恐溪民无安乐之土，放设此以禳之，今仍其俗。‘鬼船’用七人，皆被朱衣，一人三头六臂，秉斧钺于前；一人居中位最高，金冠赤面；其次二人并立，青面秃角，目光如炬，各执色旗，书‘迎祥集福’字；一人状如行者，手摇飘带，跳跃于梢。此五人者，皆舟中之怪，小鬼鸣金，判官伐鼓，按节以送之，回则竞为得胜之声。至三日，则有正船，皆古今传奇，高者几五丈，有凌霄之意，天中之节，尤极其盛。聚而观者，几数万人，有谈笑者，有嚬蹙而睨者，而俯首不敢视者，然载瞻其上，飘飘乎若羽化而登仙焉。及其下而问之，则曰：‘予目与云平，飞鸟绕其膝，时闻惊风波涛之声，如有神助，是以不惧。’至七日，多传降魔伏怪之奇，以斩其缆，藏舟于庙，以成岁功。”

    同书又记云梦的情形：“五月五日赛龙舟，因邑河水浅，作旱龙缚竹为之，剪五色绫缎为鳞甲，设层楼飞阁于其脊，缀以翡翠文锦，中塑忠臣屈原、孝女曹娥，俗称娥为‘游江女娘’，及瘟司水神像，蟒袍锦带，朱冠剑佩，傍列水手十馀，装束整丽，择日出行，金鼓箫板，旗帜济济，导龙而游，曰‘迎船’。好事者取传奇中古事，扮肖人物，极其诡丽，用铁杆撑之空中，前后轮转，宛若半仙之戏，彼此角胜。自前月廿外，至此日无日不然。次日用牲牢、酒醴、角黍、时果祭之，极其敬畏。又以茶米楮币实仓中，若饯赆然，仍如前仪导送水涯，合炬焚之，曰‘送船’。”

    水龙、旱龙、迎神赛会，究其根源，还是请龙，各地的情形大致相同。如徐珂《清稗类钞·时令类》记道：“青浦朱香泾有月宁侯水神庙，每年端午将届，衙署胥役轧敛赀赛会，迎其入城，备物斋之。水中赛龙舟，且有饰成凤形虎形之船，船中有台阁，有秋千，自初一至初五，无日不然。某年闰五月，好事者又为展端阳之举，复迓神入城，张灯演剧，士女填咽，盖道光以前事也。”正因为是请龙，故迓迎入城的是水神庙的神道。这一风俗比较直观地反映了端午与龙的关系。

    演戏也是端午前后常见的事，那是为了酬神，至于是何方神圣，各地不一，也无关紧要。叶绍袁《叶天寥年谱·别记》记吴江的情形：“壬申五月，正青苗插柳之时，城市竞相媚五方圣贤，各处设台演戏。郡中最有名之梨园毕集吾邑，北则外场书院前，南则垂虹亭、华严寺，西则西门外，东则荡上。一日斋筵及梨园供给价钱旨三十金不止，总计诸如一日百五六十金矣。”至于看戏的热闹，周作人在《关于迎神赛会》里说了一点，鲁迅的小说《社戏》更有生动具体的描写。

    清代广州还盛行“唱龙舟”，又称“舞旱龙”、“扒龙舟”，乃是端午前后的街头卖艺。卖艺人胸前挂着小鼓，一手举着一只精美的木雕龙舟，一手拿着击鼓棒，先说一番吉祥话，然后敲响小鼓，再念几句“龙舟词”，就开始唱起来，一边唱，一边拉着龙舟上木偶的牵线，那些木偶们就奋力划桨，唱的节奏与木偶的动作快慢协调，煞是热闹，时常聚拢不少人来。有时沿街串巷，挨家按户，站在人家门口，就唱了起来，主人一高兴，就给赏钱。一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广州街头还有“唱龙舟”。

    值得一说的是，唐高祖李渊初即位，万年县法曹孙伏伽上表曰：“近太常于民间借妇女裙襦以充妓衣，拟五月五日玄武门游戏，此亦非所以为子孙法也。”（《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九十三）这件事，看来有点荒诞不经，自然不可为“子孙法”，但它没有说出它的背景来，属于断章取义的议论，如果那“玄武门游戏”也是迎神赛会，恰好证明端午节俗活动中的“娱神”是由来已久的。

    3、人家庆节

    虽然五月是恶月、毒月，但民间自然有避祛的办法，并不真正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吴自牧《梦粱录》卷三说：“杭城人不问大小家，焚烧午香一月，不知出何文典。其日正是葵榴斗艳，栀艾争香，角黍包金，菖蒲切玉，以酬佳景，不特富家巨室为然，虽贫贱之人，亦且对时行乐也。”苏州人却将五月称为善月，还有“修善月斋”之说，袁学澜《吴郡岁华纪丽》卷五说：“今吴俗讳恶月为善月，僧道先期印送文疏于檀越，填注姓字，至五月朔日，焚化庙庭，谓之修善月斋，其实不修斋也。”

    自五月初一起，除家家瓶供蜀葵、石榴、蒲蓬等物作“端阳景”外，北京人家，凡有佛堂或供有佛龛或佛像的，凡有祠堂或供有宗亲牌位或画像的，从五月初一日上午起，焚香燃烛，设三堂供，一般有粽子、五毒饼各三至五碗，樱桃、黑桑葚、白桑葚各一碟。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说：“家堂奉祀，蔬供米粽之外，果品则红樱桃、黑桑葚、文官果、八达杏。”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也说：“其供佛祀先者，仍以粽子及樱桃、桑葚为正供，亦荐其时食之义。”粽子、樱桃、桑葚在北京人看来是必不可少，老舍在《四世同堂》第三十八章就写道：“她的北平变了样子：过端阳节没有樱桃，桑葚与粽子！”那就不是北平了。另外，据让廉《京都风俗志》说：“此日，食黑色桑葚，或云夏月无食蝇之患。”

    凡风雅人家，居室布置除悬挂天师、锺馗等禳灾镇邪的画像外，还要悬挂具有节俗意义的“端阳景”，文震亨《长物志》卷五《悬画月令》就说：“端五，宜真人、玉符，及宋元名笔端阳景、龙舟、艾虎、五毒之类。”“端阳景”本是指节俗活动中的瓶插盆栽，画人据此写意，也称为“端阳景”。“端阳景”是一个传统的绘画题材，也是绘画史上与节俗活动紧密联系的创作方式。如故宫博物院藏清人余穉所作《端阳景图》，就是一幅精品，他以挺秀细润笔法，画了菖蒲、蜀葵、蜻蜓、蟾蜍、青蛙诸物，构图简洁，疏密相宜，用笔工整，严而不板，秀润中颇野趣。也有人别出心裁，以人物出之，如荣宝斋藏清人万寿祺的《午纛神女图》就是，画上一女柳眉细目，手握蟾蜍，作细观状，上有恭楷自题：“宋洛阳女子柴氏真贞，修容倾国，年及笄，见石姝乘飚轮而至，曰：‘余巫山神女也，别子垂四十年，子昔九天司命，于衡山之芙蓉峰以诖误谪人间。吾为子遣蟾虎二帅于重午日，救除万灵疾厄，以释其盭。’世传午纛神女云。癸未五日。”根据传说故事而绘画，并必署端午时日，以应节令。

    妇道人家则在端午前后制作各式各样小件，虽说意思还在辟邪，然而丰富绚丽，实在是一次女红的竞赛，《太平御览》卷三十一引《唐宋遗记》说：“江淮南北，五日钗头彩胜之制，备极奇巧。凡以缯绡剪制艾叶，或攒绣人物、禽鸟、虫鱼、百兽之形，八宝群花之属，绉纱蜘蛛，绮谷凤麟，茧虎绒蛇，排草晰蜴，螳螂蝉蝎，胡芦瓜果，色色逼真。加以幡幢宝盖、绣球繁璎、钟铃百状，或贯为串，名曰豆娘。”至清代依然，袁学澜《吴郡岁华纪丽》卷五说：“吴中竞尚丽巧，端午节物，兰闺彩伴，各赌针神，炫异争奇，互相投赠，新制日增。有绣荷囊，绝小，中盛雄黄，名雄黄荷包。以彩绒缠铜钱，为五色符，名袅绒铜钱。又编钱为虎头形，系小儿胸前，以示服猛。择蒜头之不分瓣者，结线网系之，名独囊网蒜，皆系于襟带间，云以辟邪。至于贵家大族，则镂翠叶五色葵榴，钿漆折扇、真珠百索钗符、牙筒香囊、艾朵彩团巧粽之属，互相馈贻，以矜新丽。”这个风气在明清时犹其盛行，它们的制作综合了绣艺、草艺、布艺、金银艺等多种技艺，大都由妇人制作。这在妇女生活史上也是值得一记的。

    除上述种种端午节物外，晚近以来，龙舟的题材更运用到日常用品和服饰里。沈从文在《过节和观灯》里说：“至于应用到生活服用方面，实无过西南各省民间挑花刺绣：被面、帐檐、门帘、枕帕、围裙、手巾、头巾和小孩子穿的坎肩、涎围，戴的花帽，经常都把‘闹龙舟’作主题，加以各种不同艺术表现，作得异常精美出色。当地妇女制作这些刺绣时，照例必把个人节日欢乐的回忆，作新嫁娘作母亲对于家庭的幸福愿望，对于儿女的热爱关心，连同彩色丝线交织在图案中。”这些女红也是端午文化的记忆。

    过端午，家家要宴饮，《水浒传》第十三回写道：“不觉光阴迅速，又早春尽夏来，时逢端午，蕤宾节至。梁中书与蔡夫人在后堂家宴，庆贺端阳。”又第一百十回也写道：“正值五月五日天中节，宋江教宋清大排筵席。”至于太平盛世，人家过端午更是当桩事儿。那天是以中午为正餐的，《红楼梦》第三十一回写道：“这日正是端阳佳节，蒲艾簪门，虎符系臂。午间，王夫人治了酒席，请薛家母女等过节。”太平闲人在“午间”两字下批道：“不惟点五日，且必点午时，见正天中时方昌盛，而阴起于午矣。”这正是端午正餐必取中午的道理。

    这席中餐很有讲究，关于南京的情形，夏仁虎《岁华忆语》说：“午酒必有一馔，则萱花、木耳、银鱼等五种炒之，曰炒五毒。午餐既竟，则相率至秦淮水滨看龙舟矣。”潘宗鼎《金陵岁时记》说：“端午，人家取银鱼、虾米、茭菜、韭菜、黑干杂炒，名曰炒五毒。是日必啖苋菜，谓可免腹痛。又取蚕豆和雄黄炒之，曰雄黄豆。”杨心佛《金陵十记》也说：“端午是中午的节日，一般人家的午餐肴馔，都要精心安排。应景的时鲜如炒苋菜、炒四季豆、卤鸭蛋、凉拌黄瓜、油爆虾、油煎黄鱼等，都是不可少的。有人用茭儿菜、干子丝、肉丝、木耳、虾米等五样炒成‘五毒菜’，以象征蜈蚣、蜘蛛五毒全被吃掉。还有所谓‘十三红’的，是用一样赤红色的雄黄酒配上十二样带有红色的菜肴，大致是，一、红苋菜；二、红黄卤咸鸭蛋；三、干菜红烧肉，或蚕豆米红烧肉；四、菊花叶垫底红烧肉圆；五、红烧蹄髈；六、烧鸭；七、红烧黄鱼；八、油爆虾；九、拌红萝卜丝（配海蜇皮）十、火腿片；十一、炒猪肝；十二、酱油茭瓜，肉片猪肝汆汤。但不一定都是这十二样，只要菜肴能调成红色就行。条件差一点的，就采用‘五红’，也就是用五样具有红色的菜。”

    唐鲁孙在《我家怎样过端午》里回忆：“中秋节旨在赏月，所以以晚宴为主，天中节以午火是尚，所以饮馔多取中午，这桌饭虽然无山珍海味，可是一切都以接近红色为首要，名为‘双五十二红’。素炒红苋菜、老腌咸鸭蛋、油爆虾、三和油拍水红萝卜、胡萝卜炒肉丁酱、红烧黄鱼、温朴拌白菜心、金糕拌梨丝、红果酪、樱桃羹、蒜泥白肉、鸡血汤。这桌菜以酒菜为主，除了雄黄酒是点缀时令的酒，大家要点缀一番外，真正要喝的酒是状元红、女儿红、玫瑰露。笔者幼年时最喜欢过午月节，菜又是些甜凉清淡爽口小菜，各种酒类又暂时对小孩开禁，准许浅尝两杯，大明大摆奉官饮酒，真说不出有多高兴啦。”

    北京的时令糕点五毒饼，很值得一提。邓云乡在《端午小景》里说：“饼而名‘五毒’，这已是外地人想不到的，而这‘五毒’则又是‘蝎子、蛇、蛤蟆、蜈蚣、蝎虎子’等五样丑恶的东西，这岂不更可怕吗？其实说起来会哑然失笑，因为五毒饼实际就是玫瑰饼。用香喷喷、甜滋滋的玫瑰花瓣捣成娇红的玫瑰酱，加蜂蜜和好白糖等熬稀，加松仁等果料，调成馅子，做成雪白的翻毛酥皮饼，上面盖上鲜红的‘五毒’形象的印子，这便是《京都风俗志》所说的‘馈送亲友，称为上品’的五毒饼。这样的滋味佳美、色彩鲜艳而富有浪漫主义想象，以‘五毒’命名的饼饵，难道不是最好的艺术创造吗？当然，这五毒也是有来历的，不源于道家。清初庞嵦《长安杂兴》诗云：‘一粒丹砂九节蒲，金鱼池上酒重沽。天坛道士酬佳节，亲送真人五毒图。’这写的是端午风光，也是五毒饼的来历。所谓‘五毒’，是古代讲求卫生的一种措施，因为天气渐热，各种毒虫要出来，所以要采取预防办法。刘侗《帝京景物略》说：‘插门以艾，涂耳鼻以雄黄，曰避毒虫。’五毒饼是人把五毒吃了下去，当然它不能毒人了。滑稽而又风趣。”

    端午节那天，苏州人家不但都要吃粽子，还要吃黄鱼，也就是古人所说的石首鱼，苏州人吃石首鱼的历史很悠久，相传它的名字，也是吴人给起的。潘自牧《渊鉴类函》卷四百四十二引《吴地记》说：“阖闾十年，东夷侵吴，吴王亲征之，逐之入海，据沙洲上，相守月馀。时风涛，粮不得渡，王焚香祷之。忽见海上金色逼海而来，绕王所百匝，所司捞得鱼，食之美，三军踊跃。夷人不得一鱼，遂降。吴王以咸水腌鱼腹肠与之，因号逐夷。王归，会群臣，索馀鱼，俱已曝干，其味美，因书‘美’下着‘鱼’，是为‘鲞’字。鱼作金色，不知其名，见脑中有骨如白石，号为石首鱼。”苏州人认为黄鱼是海鲜中的珍品，范成大《吴郡志》卷二十九便说：“今惟海中，其味绝珍，大略如巨蟹之螯，为江海鱼中之冠。夏初则至，吴人甚珍之。以楝花时为候，谚曰：‘楝子开花石首来，笥中被絮舞三台。’言典卖冬具以买鱼也。”为了吃黄鱼，苏州人不惜典质被絮，可见那副馋涎欲滴的样子，再说天气已经开始热起来了，家中的被絮不妨就先换钱买黄鱼吃吧。

    黄鱼上市，也就在端午节前后，以为时新佳味。沈云《盛湖竹枝词》咏道：“石首鱼来三月天，埠头日日到冰鲜。如何蒲绿榴红后，冯铗空弹食客筵。”词下注道：“石首鱼即黄花鱼，往时端阳节，家家食黄鱼，近则春末夏初冰鲜已到，每届端阳，辄叹无鱼。”虽说有时黄鱼上市早了，端午节时也就不多，成为紧俏商品，然而苏州人家过端午的宴席上，总还是少不了这道美味佳肴。清代苏州葑门外有冰窑二十四座，海鲜行都集中在葑门外一带，端午节前人们纷至沓来，争买黄鱼，肩摩趾错，人声鼎沸，海鲜行的生意十分兴隆，苏州人称之为“黄鱼市”。袁学澜《姑苏竹枝词》咏道：“比户悬符五毒虫，黄鱼船集葑门东。画屏醉倒锺馗影，人在蒲香艾绿中。”

    端午前后，富户巨室还在家中演戏，顾公燮《丹午笔记》记道：“康熙初年，阳山朱鸣虞富甲三吴，迁于申文定公旧宅。左邻有吴三桂侍卫赵姓者，混名赵虾，豪横无忌，常与朱斗富。凡优伶之游于朱门者，赵必罗致之。时届端阳，若辈先赴赵贺节，皆留量饮。赵以银杯自小至巨觥，罗列于前，曰：‘诸君将往朱氏乎？某不强留，请各自取杯，一饮而去，何如？’诸人各取小者立饮，赵令人暗记，笑曰：‘此酒是连杯皆送者。’诸人悔不饮巨觥。其播弄如此。”这是演戏兼宴饮的一个故事，所演戏文自然是以“白蛇戏”为主的，如《盗仙草》（即《雄黄阵》）《水漫金山》、《水斗》、《断桥》等。

    端午本也是孩子们的节日，前一天，学堂就放假了，《红楼梦》第三十四写道：“原来明日是端阳节，那文官等十二个女孩子都放了学，进园来各处顽耍。”焦秉贞有《午瑞图》册页，描绘了孩子们在端午节在园中玩耍嬉戏的情景，笔致工秀，赋色妍丽，情景相生，巧思绮合，自是雅俗共赏的佳作。

    但端午又是一年三大节之一，该是还账的时候，邓云乡在《端午小景》里说：“当年这也是一‘关’——即一年中偿还债务的‘三大节’之一。当年日常生活，柴米油盐，平日都是记账赊购，三节即端阳、中秋、除夕还账。过节固然高兴，但筹借款项还各种‘节账’却是令人伤脑筋的事。《都门杂咏》端阳云：‘樱桃桑葚与菖蒲，更买雄黄酒一壶。门外高悬黄纸帖，都疑账主怕灵符。’‘灵符’就是《一岁货声》中最后说的‘神符’，即‘锺馗像’之类的东西，贴在门口，也挡不住来要节账的债主，这是当年端午节的苦恼。”又说：“北京人历来就十分重视过端午节，俗语就叫作五月节，把它和八月节——中秋，正月初一过大年，并称为‘三大节’。这三大节不只是游赏宴乐的节日，也是经济上结算的日子。商店中要结算，要收账；住家户要还‘节账’。另外机关的差役，家中的佣人，常去吃饭的饭馆的跑堂，常去看戏的戏园子的看座的，都要给以开赏，谓之‘节赏’。如果还不起节账，开销不出节赏，就叫作‘过不去节’，就得想办法借钱过节。《越缦堂日记》咸丰十年端午日记云：‘还各店债，付芷郎钱六十吊……借得叔子京蚨满五十吊，付仆节犒四十吊。’这位大名士、旧京官的李慈铭老爷，当年就是经常过不去节，要借钱来开销节账和节赏的。清代的穷京官，如翰林院、国子监、礼部、兵部等等，俸银俸米都很少，又没有什么大权，外快相对也少，而平日开支甚大，外面买煤、买米、买菜，一律立折子赊账，连看戏、吃花酒等正当及不正当娱乐，都是不付现钱，一律赊账，平日花天酒地，随意作阔，但一到节下，就要发愁打饥荒了。因而当年不少京官，平日靠赊欠借贷过日子的，一到节下就分外忙碌。不过端午是一年中第一个大节，实在周转不灵，还可以向债主说句好话，推到下节，不过有些节赏是非付不可的。因而目空一切的李慈铭，也不得不借钱付‘仆从节犒’了。”

    鲁迅的小说《端午节》，以1921年6月3日的北京“索薪”事件为背景，两天后就是端午，主人公方玄绰的皮夹里仅存六角钱，而各处的赊账却在节前急着要还，“明天怎么对付店家呢？”鲁迅以细腻的笔法，将方玄绰无奈的心情写了出来。

    4、郊野风情

    上古时的五月，就是登山涉水、饮醵熙游的时节，《月令》就说：“是月也，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远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处台榭。”这与南北朝时禁忌的“俗五月不上屋”相矛盾。人们在风俗规则中，是择善而从的，杜公瞻注《荆楚岁时记》就说：“俗人月讳，何代无之，但当矫之归于正耳。”故端午出游处处有之，或也存避毒之意，但时正榴花照眼，新绿宜人，天气不冷不热，自然不可辜负这大好光阴。

    且以北京为例，《日下旧闻考》卷一百四十七引《咏归录》说：“踏青本清明故事，独燕京以五月五日，游天坛松林、高梁桥柳林、满井藤阴，结伴携觞者甚众。近咸集于金鱼池上，他处皆閴寂矣等。”又引欧阳原功《渔家傲》词曰：“五月都城犹衣袂，端阳蒲酒新开腊，月傍西山青一掐，荷花夹，西湖近岁遇苕霅。血色金罗轻汗搨，宫中画扇传油法，雪腕彩丝红玉甲。添香鸭，凉糕时候秋生榻。”金鱼池在天坛北，乃金时鱼藻池。《日下旧闻考》卷五十八引孙国敉《燕都游览志》说：“鱼藻池在崇文门外西南，俗呼曰金鱼池，畜养朱鱼，以供市易。都人入夏至端午，结篷列肆，狂歌轰饮于秽流之上，以为愉快。”又引《帝京景物略》说：“金故有鱼藻池，旧志云，池上有殿，榜以瑶池。殿之址，今不可寻矣。居人界池为塘，植柳覆之，岁种金鱼以为业。池阴一带，园亭甚多，南抵天坛，一望空阔。毎端午日，走马于此。”至晚清依然，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说：“瑶台即窑台，在正阳门外黑窑厂地方。时至五月，则搭凉篷，设茶肆，为游人登眺之所，亦南城之一古迹也。”除金鱼池外，还有其他地方可供饮醵熙游，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七说：“端午日，士人相约携酒果游赏天坛松林、德胜门内水关、安定门外满井，名踏青。妇女如之，比之南京雨花台更盛。”刘侗等《帝京景物略》卷二则说，北京端午“无江城系丝投角黍俗，而亦为角黍，无竞渡俗，亦竞游戏。南则耍金鱼池，西耍高梁桥，东松林，北满井，为地不同，饮醵熙游也同”。

    那天在郊外踏青，也偶可见射柳之戏。射柳乃宫中端午盛事，但民间也有仿效的，作为过端午的一个节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说：“京师及边镇最重午节，至今各边，是日俱射柳较胜，士卒命中者，将帅交第赏赍。京师惟天坛游人最胜，连钱障泥，联镳飞鞚。豪门大估之外，则中官辈竞以骑射为娱，盖皆赐沐请假而出者。”《日下旧闻考》卷一百四十七引《北京岁华记》也说：“端午用角黍杏子相遗，挈酒游高梁或天坛，坛中有决射者，盖射柳遗意，薄暮争门入。”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则说：“帝京午节，极胜游览。或南顶城隍庙游回，或午后家宴毕，仍修射柳故事，于天坛长垣之下，骋骑走繲。更入坛内神乐之所，摸壁赌墅，陈蔬肴，酌馀酒，喧呼于夕阳芳树之下，竟日忘归。”

    射柳而外，民间还有斗力之戏，它在风俗意义上，与竞渡是异曲同工的。竞渡一说滥觞于春秋吴越操练水兵，斗力则是移之于陆地而已，并且由来已久，《隋书·地理志下》记道：“京口东通吴会，南接江湖，西连都邑，亦一都会也。其人本并习战，号为天下精兵。俗以五月五日为斗力之戏，各料强弱相敌，事类讲武。宣城、毗陵、吴郡、会稽、馀杭、东阳，其俗亦同。”此风至清初犹存，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九说：“阳江县西有厮打冈，岁五月五日，乡人无老少咸集奋斗，谓胜则一方吉利。此亦吴俗斗力之戏，各料强弱相敌，事类讲武，然非礼让之风也，宜禁。”

    五月采药是上古时的风俗，《夏小正》就有“蓄兰”之记。至宗懔写《荆楚岁时记》时，已发展为“五月五日，四民并蹋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并于此日“采杂药”。这就有三个风俗活动内容，“蹋百草”简言之就是去野外踏青；“斗百草”则是以草相斗，游戏中寓有对植物的认识；“采杂药”就不仅是“蓄兰”了，还采集其他草药。

    古人斗百草，自三月起，至五月止，也是上古已有的风俗。《诗·周南·芣苜》唱道：“采采芣苜，薄言采之。采采芣苜，薄言有之。采采芣苜，薄言掇之。采采芣苜，薄言捋之。采采芣苜，薄言袺之，采采芣苜，薄言襭之。”这是一首采车前子时唱的歌，而申培《诗说》就说它是“童儿斗草嬉戏之歌谣词赋也”。可见采药与斗草是紧密联系的，并且早在周代就有这样的风气了。

    如何斗草，最原始也是最常见的，就是两人对拉草茎，比试韧性，断者为输，北京人称为“拔根儿”，东北人称“勒筋儿”，金廷标在《群婴斗草图》上有生动的描绘，青花瓷器也常有这样的图案。斗草多为孩儿、女子游戏，前人吟咏甚多，白居易《观儿戏》有“龆龀七八岁，绮纨三四儿。弄尘复斗草，尽日乐嬉嬉”；魏野《春日述怀》有“妻喜栽花活，儿夸斗草赢”；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有“君莫羡，花间女郎只斗草，赢得珠玑满斗归”；陆游《初春出游》有“垆边女儿不解愁，斗草才罢还藏钩”。陆游还有一首《蔬圃绝句》，咏道：“懒随年少爱花狂，且伴群儿斗草忙。行遍山南山北路，归时新月浸横塘。”正是清和天气里的美好景象。但也有煞风景的事，唐中宗时，安乐公主将谢灵运的胡子拔下来，充草来斗，这部胡子是谢灵运死前施给南海只洹寺的，刘餗《隋唐嘉话》卷下记道：“晋谢灵运美须，临刑，施为南海只洹寺维摩诘须。寺人宝惜，初不亏损。中宗朝，安乐公主五日斗百草，欲广其物色，令驰驿取之。又恐为他人所得，因剪弃其馀，遂绝。”为了斗草，竟做出这样愚蠢的事来。

    风雅的斗草，乃是闺中韵事，以数量、种类、品质为衡，也就是以植物学知识来作比斗。

    如《红楼梦》第六十二回，说香菱、芳官、蕊官、藕官、荳官等人在红香圃里，“满园顽了一回，大家采了些花草来，兜着坐在花草堆中斗草。这一个说：‘我有观音柳。’那个说：‘我有罗汉松。’那一个又说：‘我有君子竹。’这一个又说：‘我有美人蕉。’这个又说：‘我有星星翠。’那个又说：‘我有月月红。’这个又说：‘我有《牡丹亭》上的牡丹花。’那个又说：‘我有《琵琶记》里的枇杷果。’荳官便说：‘我有姊妹花。’众人没了，香菱便说：‘我有夫妻蕙。’荳官说：‘从没听见有个夫妻蕙。’香菱道：‘一个剪儿，一个花儿，叫做兰；一个剪儿几个花儿，叫做蕙。上下结花的为兄弟蕙，并头结花的为夫妻蕙。我这枝并头的，怎么不是夫妻蕙？’荳官没得说了”。以口语辞令来斗草，说明这一游戏已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再如《镜花缘》第七十六回，说紫芝进了百药圃，“只见陈淑媛、窦耕烟、邺芳春、毕全贞、孟华芝、蒋春辉、掌浦珠、董宝细八人在那里采花折草，倒像斗草光景，连忙上前止住道：‘诸位姐姐且慢折草，都请台上坐了，有话奉告。’众人都停了手，齐到平台归坐。陈淑媛道：‘妹子刚才斗草，屡次大负，正要另出奇兵，不想姐姐走来，忽然止住，有何见教？’紫芝道：‘这斗草之戏虽是我们闺阁一件韵事，但今日姊妹如许之多，必须脱了旧套，另出新奇斗法，才觉有趣。’窦耕烟道：‘能脱旧套，那更妙了，何不就请姐姐发个号令？’紫芝道：‘若依妹子斗法，不在草之多寡，并且也不折草；况此地药苗都是数千里外移来的，甚至还有外国之种，若一齐乱折，亦甚可惜。莫若大家随便说一花草名或果木名，依着字面对去，倒觉生动。’毕全贞道：‘不知怎样对法，请姐姐说个样子。’紫芝道：‘古人有一对句对的最好，风吹不响铃儿草，雨打无声鼓字花。假如耕烟姐姐说了铃儿草，有人对了鼓子花，字面合式，并无牵强，接着再说一个，或写出亦可。如此对去，比旧日斗草岂不好顽？’”这种斗法，乃“随便说一花草名或果木名，依着字面对去”，就纯属文字游戏，不过是从斗草引出而已。

    苏州斗草风俗悠久，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一记道：“吴王与西施尝作斗百草之戏，故刘禹锡诗云：‘若共吴王斗百草，不如应是欠西施。’”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也有“青枝满地花狼藉，知是儿孙斗草来”之咏。袁学澜《吴郡岁华纪丽》卷三记道：“春时吴中儿童于田野采撷芳香，置之怀袖，呼群引类，赌斗输赢。闲闺彩伴亦复杂采名葩，审详品类，如以姊妹花对夫妻蕙，君子竹对人蕉。有而无对，则有者胜，无者负。青苔地上，狼藉红香，芍药栏边，喧闻笑语。”光绪时，《点石斋画报》刊出《斗草风清》一则：“斗百草之戏，本为春闺韵事，今人或于天中节行之。姑苏城内某大家有一女公子，绝世清才，别饶雅兴，是日约同姊妹花三五枝，遍觅异卉奇葩，陈列于庭，互争胜负，衣香鬓影掩映于花光草色间。或诩迎凉，或夸醒醉，或名标吉利，或美着合欢，或擅救穷之奇，或具独摇之态，或如郑康成之栽书带，或如谢惠连之呼仙人，十色五光，令人目眩，盖不止《石头记》所云观音柳、罗汉松、美人蕉、夫妻蕙已也，惟题红品绿，谁夺锦标，请还问之个中人。”这则文字乃是典型的点石斋式报道，拈取旧事，改写新闻，其实是向壁虚构，但其中也透露出消息，晚清闺阁已很少那种风雅的斗草了，如果仍很普遍，何必再在报上多此一举呢。

    端午采药、合药，自古已然。吴自牧《梦粱录》卷三说：“此日采百草或修制药品，以为辟瘟疾等用藏之，果有灵验。”袁学澜《吴郡岁华纪丽》卷五说：“今吴俗，亦于午日，采百草之可疗疾者，以供药饵，合诸丸药，称草头方。药肆收虾蟆，刺取其沫，谓之蟾酥。又收蜈蚣蛇虺，皆以备攻毒之用。人家小儿女之未痘者，以水蓄虾蟆五七个，俟其吐沫，过午取水，煎汤浴之，云令出痘稀少。”其他地方的情形，也大致仿佛。

    高濂《遵生八笺》卷四引录诸书，可知那天采药、合药有种种不同，真颇有意思，兹抄数节如下。《吕公岁时记》：“五日午时，韭菜地上，面东不语，取蚯蚓泥藏之。即蚯蚓粪也，圆如碎珠，粒粒成块，即此物也。遇鱼骨鲠喉，以此少许擦咽喉外皮，即消。”《广惠方》：“五日，取晚蚕蛾装一节竹筒内，开眼外封贮，待其干死。遇竹木刺伤者，以些少涂之，即出。更有别用，如此方可收得。”《养生杂忌》：“病目者以红绢盛榴花拭目，弃之，谓代其病。凡红物皆可。”《千金方》：“五日，取葵子微炒为末，患淋者食前温酒服一钱，立愈。”《本草》：“五日取露草百种，阴干，烧为灰，以井水炼成膏，再用严醋和为饼子，腋下挟之，干即换去，五遍，能治腋下臭气，又能抽出一身中疮积毒气。挟完，即以小便洗腋下干净，最效。”《救民方》：“中风紧，不能进药，用冰片、天南星，五日午时合起。遇病以指蘸药擦大牙，左右二三十擦，口自能开，方下别药治之。”《长生要录》：“五月五日有雨，急破竹一二株，内有神水沥，和獭肝为丸，治心腹积聚。”《万氏家钞》：“五日，取虾蟆晒干收起，纸包红绢袋盛，疟发早，男左女右臂上挂带，勿令知之，立愈。”《琐碎录》：“五日清晨，取白矾一块，自早晒至晚，收之。百虫咬伤，以些少涂之即止，又能消毒。取独蒜，不分瓣蒜也，捣烂涂面皮手脚，一年不生恶疮，及冬月不作冻疮，神验。不可多擦。”

    那天还要将陈药焚毁，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十二引《岁时杂记》说：“端五午时，聚先所蓄时药，悉当庭焚之，辟疫气，或止烧术。”这是科学的办法，将失效的药悉数焚去，但又将它们最后再利用了一次。

    对于生活在田野山乡的农民来说，天时最要紧，关系农业生产，即所谓“靠天吃饭”也。娄元礼《田家五行》说：“重五日，只宜薄阴，大晴主水，大风雨主田内无边带也。”有的地方则以为天晴主丰年，苏州有谚语“端午晴干，农人喜欢”，但又有谚语“端阳有雨是丰年”，说法是很不一样的。但全国大部分地方，都以端午下雨为不宜，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十二引《提要录》说：“五月五日晴，人曝药，岁无灾；雨则鬼曝药，人多病。此闽中谚语。”江西临川等地也说那天下雨是“鬼旺人灾”之象。

    其实，就天时而言，端午并不可靠，夏至却是个关键。古人将夏至后的十五天，分成三段，称为“三时”，头时七天，中时五天，末时三天。娄元礼《田家五行》说：“夏至在月初主水，此说全然不应。雨，谓之‘淋时雨’，主久雨；最怕西南风，谚云：‘急风急没，慢风慢没’，往往立验。夏至风色，看交时最要紧，验。占风：西南，六月内水横流；西，秋大雨；北，山水暴；东北，雨。时雨最怕在中时前二日来，若到末时，纵有雨亦善。谚云：‘夏至未过，水袋未破；时内一日西南风，准过黄梅二日雨。’又云：‘时里西南，老龙奔潭。’皆主旱，全不应。连年试看，才有终日之西南风，略急便作雨，除是每晚转东南，必晴，此说却准。谚云：‘朝西暮东风，正是旱天公。’末时尽处得雷，谓之‘送时雷’，主久晴。谚云：迎梅雨，送时雷，送去了，并弗回。”顾禄《清嘉录》卷五说：“农人又以每时之末忌雨，谚云：‘三时三送，低田白弄。’中时而雷，谓之‘腰鼓报’，主大水，谚云：‘中时腰报没低田。’又以时中多雨及时尽而雷，皆主涝，谚云：‘时里寒，没竹竿。’又云‘低田只怕送时雷。’”此外，苏州农谚还有“时里一声雷，低田拆舍归”；“小暑一声雷，倒转做黄梅”；“高田只怕迎梅雨，低田只怕送时雷”。故蔡云《吴歈百绝》就有“惊听入时三送雨，恰闻小暑一声雷”之叹。其他地方也是如此，祁寯藻《马首农言》就录存两百多条农谚，关于夏至的，就有“夏至日得雨，一点值千金”；“夏至不种高山黍，还有两垧种糜子”；“得节不得节，夏至吃大麦”；“夏至不留秧”；“黑豆不识羞，夏至开花立了秋”等等，记录了清代山西农业生产的自然规律。天津的情形，张次溪在《天津游览志·风俗》里说：“以夏至日东风为水征，‘夏日东风摇，麦子水里飘’。”

    由此可见，在端午节俗的整合过程中，将夏至在农耕社会的重要性给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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