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这样，十年也如此，光阴带着成长充满了艰辛与无奈。毛福轩除了长成一个皮肤微黑浑身劲头的青年人，更多是心理上更加的成熟。这种成熟其实充满着无奈，操持这个家里的生活，真正成了家里的顶梁柱而无怨无悔，而且对于那无奈的现实默默地接受与承担。这大概就是生活对成长的解释，那就是改变和面对。看着一个个与自己同龄的人有的出门上学或是经商，有些据说还很有些建树，有些仍然与自己一样，窝在这韶山冲里面“牵牛尾巴”。这也就是那银田寺的仁慈大师与他所讲的道理，人生各安天命，随缘随喜随福。毛福轩知道这大师讲的道理其实也是玄虚，在这兵荒马乱的世界里这些不能当饭吃，但也只能靠着这点信仰过日子，不然根本就无法去面对。
和毛福轩一样，大他一岁的毛泽民也渐渐接受了挑起生活重担的无奈现实。也就是十七岁那这一年，毛顺生按照当地的风俗给他谈了亲事，让他和十八岁的王淑兰结了婚。这结婚看似传宗接代的必然过程，但毛福轩知道这婚结了也就是一个现实的枷锁，也许人生就因此多了更多的注定。在毛泽民结婚前几年，毛顺生为十四岁的毛泽东也订了一门亲事。妻子罗氏比毛泽东大四岁，但是毛泽东一直不承认这门亲事，罗氏也一直居住在自己娘家。后来罗氏身体不好去世了，这事情才作罢。毛福轩明白成家立业是一种必然，有时候也是一种牵绊。要是当时毛泽东答应了这门亲事，也许他真的就在这韶山冲生活下去，也不会再是那个满脑子新思想，一肚子好主意的润之哥了。
这一点毛福轩和毛泽民心里都是清楚的。
说是清楚，其实他们心里又是糊涂的。他们渴求去外面的世界看看，能够和毛泽东一起去他说的那惊天动地的世界里闯荡闯荡。他们还不知道这外面的世界除了剪了辫子之外还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好像那清朝的皇帝被赶走之后，他们都生活依旧，正如那银田寺的和尚说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但是，毛福轩明白，就毛泽东说的那些情况来看，外面确实已经不同韶山冲这般的不紧不慢，这从他每次回家的匆匆脚步都能看出。
依旧是这样，每次只要听说毛泽东回来，他就和毛新梅他们一起去上屋场去听他讲讲。有时候他还特地晚上一个人去，这样可以和他多说一些话，多问他一些问题。面对这个当年一起长大的族亲，毛泽东总是耐心地回答他的那些疑惑，有些问题毛福轩甚至已经问过很多遍。毛泽东也从他们的身上，包括毛泽民的身上看到了农民的困难和问题。他知道不读书，不出门，就只能成为一辈子“牵牛尾巴”的农民，生活也许未必就都不好过，但是窝在农村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他也慢慢地意识到，要改变中国的问题，农民是个重要的课题。他在外这么多年，其实心里也一直想着当初他答应他们几个人出去见见世面，不要说读书就是做工也总是好的。只是一时间他自己也没有安定下来，他自从退役到湖南高等中学校一年后，因为父亲不肯再给他学费，只有考到不收学费且膳食低廉的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上师范到毕业，他这一路来从上海到北京又回到湖南，其间回到韶山也不过几次，时间长的那一次是母亲文七妹生病，他回来侍奉汤药几日。虽然他回来很匆忙，村里那些年纪相仿的人都要来看看他，他们知道毛泽东在外面不仅读了好多的书，还做了好多的大事。像邻村的钟志申，庞叔侃，李耿侯这些青年，都和毛福轩、毛新梅他们一样，是毛泽东的崇拜者。即便是他的弟弟毛泽民，虽然生活对他有点不公，让他在乡间操持家业，但是他理解哥哥的难处，也全力地支持他。毛泽东也知道眼前的情况，他很难带毛福轩他们出去，一个人就是一张嘴，这个兵荒马乱的世界里讨口饭吃哪有那么容易呢？
这眼前的一切对于毛泽东而言也是矛盾的，他何尝不想将这些一起长大的青年带出这韶山去？他知道如果毛福轩走了他的家庭就没有人承担，同样的道理毛泽民也是他自己家的支柱。不能带毛泽民出去，他就将三弟毛泽覃带出去读书，他想着不能再让这个年岁小的弟弟再受不公的待遇。
毛泽东心里还想的就是等待一个好的机会再带他们出去，而留给毛福轩他们的也只有等待。
而这一等就是十年。毛福轩已经是二十四岁的青年了。
这一年是农历辛酉年，公元1921年。这年是他的本命年，当年那只被人调笑叫做“小公鸡”的毛福轩已经长成一个壮实的青年。而这一年的中国也依旧是风雨飘摇，就在这一年发生了一件注定开天辟地的大事——这年的夏天中共一大召开，而毛福轩有几个月不曾见的毛泽东也参加了这次重要的会议。
毛泽东在辛酉年的正月初八回过韶山冲，从他的谈吐中毛福轩意识到外面的世界又在翻天覆地。这一天毛泽东回来是因为母亲文七妹的冥寿。这位含辛茹苦的母亲两年前去世，这给毛泽东带来了巨大的痛苦，而次年毛顺生染疾去世更是给这个家庭蒙上了阴影。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他革命的斗志，而是更加坚定了他坚持革命回报亲恩的决心。毛福轩至今还记得毛泽东在母亲去世后所写的《祭母文》之外，还写了那副满含着临终未能相见而悔恨不已的挽联：
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
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
这年正月初八回来，毛泽东在他的家庭内部开了一次重要的家庭会议。毛福轩后来从毛泽民那里知道毛泽东的决定之后，他心里更加坚定了希望。他隐约觉得自己也许真的有机会离开这里，和润之哥他们去长沙甚至是去更远的地方了。
这是一次什么样的家庭会议呢？
原来这一天，毛泽东带着小弟弟毛泽覃从长沙回到了湘潭，先到了唐家沱舅舅家，然后和两位老表一起回了韶山。毛泽民和王淑兰见到兄弟回来，又正是过年时节，赶紧准备饭食招待他们。王淑兰识得大体，将家里好吃的都拿出来，还给毛泽东和老表们准备了米酒。饭后他们围坐在火塘边继续说话谈天。毛泽东是照例给大家讲起了外面的事情，军阀战争、殖民主义等等，这些对他们这些本分的农民来说还是新鲜事，是他们一知半解而又兴致盎然的话题。这说着说着，毛泽东就切入了正题，他先是看了看毛泽民，又看看王淑兰，再看看自己的小妹妹毛泽建——环视一周后，他慢吞吞地说道：“这些年家里发生了很大的变故，父母也都去世了，家里一直靠泽民夫妻两个人撑着，之前我也没有怎么回家给父母尽孝，你们是辛苦了。现在这外面的形势也还是乱得很，但是既然父母已经去世了，你们就不必总是守在这里。泽民一直想读书，可是一直被困在这山沟里劳动，读书的机会太少了。你和菊妹子跟我一起去长沙去，一面做工一面读书，这样将来才有出路。”
以前一向想着能够走出去的毛泽民，这时候听哥哥说了这样一番话，并不是满心的欢喜，而是顾虑重重地反问了一句：“我不在家种地，和你去城里吃什么？”这话一说，毛泽东马上就打断了他：“吃饭的事情你不要愁，只要有一双手哪里没有饭吃？你去长沙我包你吃喝，要走这三两天就走，这世上还有比吃饭更重要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做。”
毛泽民当然没有马上就走，但他还是接受了毛泽东关于全家革命的提议。毛泽东因为公务在身，在家住了两天——才正月初十就带着毛泽覃和毛泽建回长沙了。走的时候毛福轩一直把他们送到了银田寺的码头。这个码头毛泽东来来回回走了多少次，是他早年出发的地方，也是他歇脚的地方，但毛福轩知道这里只是润之哥的出发之处，他要去的地方很远很远，自己无法企及也难以到达。和毛泽民送走了毛泽东，毛福轩就回到上屋场来帮助毛泽民打理家中的事情。既然要举家去长沙，那就不仅仅是不种田的问题，家里还有好多东西要处理。牲畜要出手卖了，剩余的东西能送人的都送了。
毛福轩得了一大块腊肉，这也算是对他辛苦劳动的回报。可是毛泽民也知道，毛福轩做这一切可不是得到点现实的回报，他知道毛福轩是一直想着能够一起出去的。毛泽民知道毛福轩早就认定了毛泽东走的这条路是光明的路，可他也知道毛福轩家里的情况实在艰难。虽然妹妹也慢慢长大了，家里的情况也稍稍改善了一点，可是如果没有了毛福轩，这家依旧没有顶梁柱，况且毛泽民对于去长沙的事情自己心里也没有底。他想着自己能够先去长沙城里看一看，果然有生计的话再和大哥说带毛福轩他们一起去。他知道毛泽东一直也了解毛福轩的心思，他们都是一时难以帮助他。
毛泽民离开韶山的时候，毛福轩自然也要来送的。一起来的还有那个现在已经被方圆几十里称作“乡间好郎中”的毛新梅以及几个青年。几个青年帮着锁上了上屋场的门，他们看到了毛泽民和王淑兰满脸的不舍。可是对于这些想出去的青年们而言，韶山打开了让毛泽民远去的大门，这是他们心里最为羡慕和向往的事情。毛泽民走的时候把毛泽东告诉自己的地址留给了毛福轩，告诉他将来可以去找他。
临别之际，毛福轩朝他们挥手，不舍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他心里暗暗记下了这个地址：长沙清水塘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他坚信总有一天会走出这个地方，去和润之哥他们会合，一起做比种田养牛更有意义的事情。其实他这段时间也在不断地盘算：现在妹妹也长大了，父亲也恢复了一点，自己还没有成家，这时候走已经没有太多的牵挂。他知道毛泽东既然是全家都去了长沙，他在外面一定也是有了立足之地。他想自己如果坚定信念的话，迟早是可以离开这里去和他们共同做一番事情的。
不用说毛福轩想要出去，就连家境比较好的青年也纷纷地想出去。那地主成胥民的儿子成大器，一年前就不顾父母的反对离开了韶山。成大器也是听说了毛泽东的事情，他不满足于老子那些田产，加上私塾先生给他讲了许多的大道理，终于还是带了些平时积攒下的钱作为盘缠，偷偷地留下一封信离开了韶山。听说他是去了比长沙更远的地方，那地方是满地黄金的上海。儿子走的时候据说成胥民是捶足顿胸。想着自己的这点家业没有人继承了，而这年代兵荒马乱的，到了那上海也不知道生死。他想想就恨这帮青年人，他觉得是他们的蛊惑让自己的儿子逃出这大山的。可是后来，成大器在外面写信回来，据说在外面还颇有些成就。虽说是做点小生意，可能是开了个杂货商店，养家糊口没有问题，这成胥民才有了点安慰。他又骄傲地说，到底是我成家的后代，脑子里有遗传的生意经，走到哪里都有饭吃。
毛福轩想自己也到了要出去的时候了，本命年就应该是转运换命的时候了。
而这时候的毛泽东在长沙工作得也确实是风生水起。他除了在上海参加中共一大这大事之外，另外一件大事似乎注定了毛福轩在人生中必要与这位润之哥有交集，注定了他要跟着毛泽东走上革命的道路。
这一年毛泽东在湖南牵头筹办了湖南自修大学。
1921年8月，毛泽东与何叔衡、易礼容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在长沙为中国共产党创办了这所最早的干部学校。这是一所传播马列主义和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后来这所学校还附设补习学校。这所学校的创立初衷是为冲破学阀对学术的垄断，实行平民主义，使无钱的贫民能够入学。学生入校不收学费，寄宿只收膳费。招收学员采取审慎态度，办法是让报考者以通讯方式答复《入学须知》中提出的问题，然后再通过面试才能决定去留。湖南自修大学的培养目标是使学员获得如何从事革命活动的知识和本领，具有向上的精神，养成健全的人格，成为能够改造社会的革命干部。学校的《创立宣言》有这样的要求：“自修大学学生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意思，养成健全的人格，煎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湖南自修大学招生条件较高，为满足知识青年和青年工人的学习要求，于1922年9月开办了补习学校，设置国文、英文、数学、历史、地理等学科。何叔衡任主事，毛泽东任指导主任，易礼容任事务主任，夏明翰任教务主任，教员中大部分由自修大学学生担任，其中有毛泽民、罗学瓒等。
这个消息的得来说起来还真有些传奇色彩。本来毛福轩一直想着要自己去长沙找毛泽东，可是心里又有些犹豫怕为难毛泽东，他想如果条件成熟的话毛泽东会带他们出去的。所以，他心里也一直踌躇着。
可一个人的出现让他坚定了决心去找毛泽东。
这个人就是当年南京江边码头上的那个小少爷“小萝卜”。毛福轩全家从南京到江阴后生死未卜消息全无，与“小萝卜”一别之后很多年，毛福轩都没有想到能再见到他。这毛福轩一家走了之后，“小萝卜”一家也是历经波折。这连年的战火之中，这江边的重镇南京也是饱受侵扰。老板“大萝卜”的生意开始受到影响还是小事，后来竟然被当成富户，要将他的财产全部充公。这“大萝卜”以为自己是本地人，在这家门口还能吃了这外地人的亏？他这人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你说这外地人也要看看是什么人，人家可是端着枪当兵的。这年头当兵有几个是心甘情愿的？本来就是一肚子的怨气，打起仗来又打不过别人的坚船利炮，在家里还能受自己人的气？所以这当兵的打别人没有本事，欺负起自己人来倒是浑身的能耐。这“大萝卜”一根筋非要争执，被那带兵的山东人一挥手，一枪就给毙了。人死了讲理的地方都没有，孤儿寡母便无依无靠了。过去有点积蓄总是坐吃山空，连首饰都拿出来变卖支撑生活。最终实在没有活路，便一路流浪回了湖南来。
这小萝卜的母亲是湖南湘乡人氏。他们回到了老家，故人早不在，家园也没有了。但毕竟是操着乡音的本地人，她带着儿子在城里找了点生计活了下来。“小萝卜”一天天地长大，他小的时候一直读书认字，很有些水平，稍大一点也去别人的店里做账房先生。做了账房先生生活好一点了，便又有了不安分的念头。其实也不能算是过分的心思，这“小萝卜”李天明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父亲被那些兵给害死了，自己的家也就这么散了。他不甘心的是亲人是被自己人害死了。他读过书明白道理，他知道要改变这个世界，先要从人的思想入手，不然这个国家再富裕，人再多也都是行尸走肉。所以他就想起了要为革命做点什么事情。说是要革命，这也不是挑担子上街做买卖，说走就走的事情，总要有个中人引荐什么的，也就是个领路人。
这李天明从南京到这湘乡县哪里有什么熟人？他的母亲贺氏虽然是本地人，可这一脚出门多少年，亲戚族人多已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离散疏远了。加上他们回到湖南时候那落魄的样子，就是有亲戚也不愿意相认。这一点看起来人情淡薄，可不管哪个朝代都是这样的：富贵人家多亲戚，穷苦门上孤鬼嫌。这话说起来伤心，但是世道就是这个样子的，也怨不得什么。到了李天明做了掌柜有点出息，然后又自己做点买卖，最后越做越红火的时候，他的门上似乎多了来往的人，本没有亲人相认的贺氏也不知从哪里多了一些亲戚来。
这些人贺氏自然大多数都是有印象的，但是她都不愿意去相认，她被这世道伤透了心。但是有个人她是认的，她以前没有见到这个本家的侄女儿，后来在街上见到她帮人做工，那楚楚可怜的样子贺氏一看就心生怜悯。贺氏和她攀谈起来才知道她老家本在湘阴，再问竟然是贺氏当年一个流落湘阴的本族哥哥的孩子。这位本家哥哥当年一时也有些本事，家里颇有些产业，为人也豪爽仗义，还周济过贺氏家米面。可是仗义的人也未必身边都是朋友，大概是喝酒失言得罪了人，被一把火点了房子，从此家业衰败。他自己也一蹶不振，一气之下带着家人迁居他乡。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世上的变化也确实令人唏嘘不已。她舍不得这个女娃，毕竟和自己的儿子差不多年龄，贺氏拉着她的手紧紧不放，带回到了自己的家中。
这个女孩叫做贺菊英，长得高挑白皙。虽然面黄肌瘦，但是洗洗尘土，换套衣裳也是标致得很。她把贺菊英留在自己的店里帮忙，这既帮助了这个族亲也照顾了自己的生意。这李天明的店里人气旺起来，他在这个城里的熟人也多起来。过去那个口音怪异的南京人，终于变成了大家都熟悉且喜欢套近乎的李老板。这一来，自然就有机会遇到各样的人，直到有一天谈到了这眼下的革命，有人无意间说到了湘潭的毛氏。这世界真是说大真大，说小也特别小，有时候很远的人一句话就能说到眼前来。这人和李天明说到的湘潭毛氏，正是在长沙的毛泽东。毛泽东李天明也不认识，但是他想起了曾经在自己家码头上投靠过好久的毛福轩一家。
他想着毛福轩是不是毛泽东一家的呢？这话一琢磨他就去找行李里的旧书。那里面还夹着那十多年前毛福轩写的纸条，现在看来那字体歪歪扭扭的，但是质朴得真诚。李天明也不是要珍藏这张字条，而是一直藏着带在行囊里的这本书。对这个曾经生活优裕的孩子来说，读书还真就是他一直藏在心里的梦想。
李天明也是个急性子，想到这就要按着当年留的地址去找毛福轩。当然这按图索骥的事情也不是什么难事，就是坐了船还要走好远的山路，一路打听到那韶山冲里，找到了毛福轩的家。见到毛福轩的母亲在门口，他一眼就认了出来，一时间却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毛福轩的母亲却一下子愣住了。这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小萝卜”已经出落成大青年了，她只觉得眼熟却一时间想不起来。李天明看一个女孩出来，操着那南京口音说：“这是霞轩妹子，啊是的？”这话一说，毛福轩的母亲才回过神来，这不是当年江边码头的小少爷？她一时激动地说：“你是，你真是……”李天明拉着她的手说：“我是‘小萝卜’啊，福轩哥去哪里了？”
母亲似乎还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连忙对毛霞轩说：“快去后山找你哥哥回来，家里有客人来了，告诉他是从南京来的……”毛福轩在后山砍柴，他除了种地之外还有另一个收入微薄的营生——他的族亲毛简臣牵头创办了一所毛氏族校，学校所用的柴草以及有什么杂务要做，常常请毛福轩来做。毛福轩自然是乐意做这事情，到底增加了一些家用补贴，更关键的是这族校和毛泽东也是有关系的。毛泽东受益于读书又求学于师范，一向对教育事业十分关注。他在长沙创办学校的同时，与新民学会会员吴毓珍等人，联络湘潭教育界人士，成立湘潭教育促进会。湘潭教育促进会的成立，促进了湘潭教育的发展，也为日后党在湘潭的革命活动作了思想文化上的准备。地处偏僻、消息闭塞的韶山冲教育一直是毛泽东的一块“心病”，这里的学堂多是一些“四书”、“五经”的旧学，对新学大多数人不重视，甚至将外地回乡宣传维新思想，主张废庙兴学的李漱清，诬之为“激进派”。为此，毛泽东派弟弟毛泽民回乡劝导创办新学。毛泽民联络具有维新思想的毛简臣、毛麓钟等，于这年秋以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为宗旨创办了毛氏族校。
毛福轩正干得起劲，被妹妹这一叫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把已经砍得的柴堆到了原地，把柴刀别在腰间往回走。这李天明已经迫不及待往毛霞轩走的方向跑来，才看到个人影子就大叫起来：“福轩，福轩，我是‘小萝卜’，我是‘小萝卜’……”这毛福轩听这话先是脑子一片迷糊，再仔细一想才明白，是那南京的“小萝卜”来找自己了。可是，他又觉得自己是做梦，走在路上都觉得轻飘飘的，心想这到底是什么回事呢？
两个人走到当面停下来，清楚看到对方才确认。两人十年不见，毛福轩黝黑壮实，而这李天明白皙消瘦。两个人见面有说不完的话，自然先是要把分手后两家人的遭遇互相讲一番。李天明身上带烟，他自己吃得少，但是生意应酬的时候用得上。他抽的是“老刀牌”，毛福轩看了一下，揣在袋子里的手又抽出来。他也抽支烟，但是便宜一点，是“弓手牌”。李天明的烟好一点，他们就分吃这半包。他们要说的话太多了，抽了一阵子烟就又抽毛福轩袋子里的香烟。
好久不见本来觉得也没有什么，但是见面才知道有说不完的话。说到如何来找他，李天明告诉他是听人介绍湖南有个毛家很有名气，说是湘潭人，他就想起来当年他留的地址，一路就找了过来。
毛福轩说：“我们这个地方重要的就是毛、李、钟、邹、庞这几个姓人家，毛家在韶山冲是大户人家，像我们本家的毛泽东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呢……”李天明听他一说，马上附和道：“我听说的正是毛泽东，正是他，听人说他还在湘乡读过一段时间的书！”这个毛福轩自然是知道的，当年他和成大器、毛泽民是有过要出走去湘乡找毛泽东的“壮行”，只不过才走了几里路就被打骂着赶回来。
他们说到天色昏黄的时候，毛福轩才想起来招呼李天明回家去坐。他们这十年不见，真是有说不完的话，一刻也不停。回到家中，毛霞轩眼明手快知道家里来了重要的客人，尽管她当年还小，对那段生活经历已经模糊不清了。但他从哥哥的态度中看得出，这个突然造访的外地人可是家里的贵客，她可是要寻摸几个菜出来招待的。毛福轩还特意请来了毛新梅，在店里打了点便宜的土酒，加上几个热乎的菜上桌，也算是毛家最高的接待礼节了。
这场景倒真不在乎吃喝。他们当年也是一场缘分，虽然只一年时间，但那段时间确实给这个家很多的帮助，特别是在毛福轩的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记。这下又是机缘巧合，居然十年后“小萝卜”又走到了眼前，这说明他们真是有缘分的。他们吃着土酒谈完了过去的事情又谈到眼下的事情，最后还说到了将来的好多事情。这天不仅仅是他们三个人边喝酒边谈天说地，毛福轩的父母和毛霞轩他们也都听得津津有味。
第二天一早，毛福轩就和李天明去了湘乡县城。对这个当年自己无知想要夜奔而去的地方，他一直想去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有了李天明带着他去，他觉得心里更有底，不至于像无头的苍蝇到处跑。他要去湘乡县城其实也没有什么事情要办，倒是李天明想去长沙找毛泽东的事情看起来更重要一点。但是毛福轩有他自己的考虑，自己一直想要去找润之哥都没有眉目，他怕就这样冒冒失失地带人去长沙，会弄得尴尬。他要到湘乡做什么呢？他是想去看看，当年自己梦想着要去那个地方，虽然是不怎么有谱子的事情，但这个事情他一直并不后悔，而他依旧还是要去一下这里，虽然已经没有任何现实意义。湘乡这个地方是毛泽东上过的第一个新学，虽然时间不长，但是他明白这个学校是毛泽东走向外界的起点。毛泽东当时在韶山读了不少的私塾，他知道毛泽东对这些陈旧的知识和理论有自己的看法，毛泽东知道这些知识解决不了问题，只有新的思想才能拯救一切。所以他想来看看——他当年送润之哥到银田寺码头，毛泽东还写下那首著名诗歌决意而去的学校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又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新鲜空气让它与众不同。
到了湘乡自然先要去见“小萝卜”的母亲，她当年可对自己很是照顾。见到毛福轩她也很高兴，听他说了自己父亲的不幸遭遇，自然也是唏嘘落泪。这贺菊英在这家里也像是个主人一样，手脚勤快做事利落干净，不一会就准备好了饭食。毛福轩心里疑惑，这“菊妹子”是谁？看年龄和自己相仿，当年他在南京的时候李老板家并没有这样的孩子。李天明的母亲看出了毛福轩心里的疑惑，笑着说：“你可不要总是盯着我这闺女看，她是我的侄女，岁数还小，会脸红害羞！”这话说得毛福轩倒是害羞起来，其实这贺菊英的年纪算起来也不小，也有二十几岁了。这要是在好年景好人家早就结婚生子了。这两个人都被李天明的母亲说得有点脸红，李天明倒是没有注意这点，他现在最关心的是什么时候能让毛福轩带着自己去长沙，他现在很想见见这位有些名气的先生，这位从没有见过一面的先生。
来湘乡他一定要去东山学校看看，哪怕是站在门口看一眼。对于李天明这读了不少书的人来讲，他心里就是不明白：这毛福轩是个种田人，为什么对这学校这么感兴趣？毛福轩这才告诉他，当年毛泽东就是在这学校上的新学，他们当年还有过要夜奔逃跑到湘乡的壮举。看着眼前这个壮实憨厚的汉子，李天明心里也是感慨：不管书读得少与多，人心里总是有点信仰的，而这毛福轩对于毛泽东的那种敬仰，也让他更加想与他们口中的润之哥见上一面。
东山学校在这湘乡县也算是一处有名的地方。光绪十六年四月新疆巡抚刘襄勤回乡省亲养病，倡议在东台山麓建学校。想这地方离韶山不过四十里，自己当年却像是千山万水的阻隔一样没有能来。这一说竟然是十多年过去，今天站在这山下的时候，毛福轩心里感慨万千，并不是这路难走，而是这路上漆黑一片，让他始终走不过来。好在今天来到湘乡，到那长沙城里不过一百多里，这路一定会走出去的。
傍晚时分才回到李天明家，这晚上就要住在湘乡城了。他们还有许多说不完的话要说，一直说到安静的深夜。
李天明说：“这世界就像是这夜色，一片漆黑，就是有几颗星星也始终照不明人家，还不时地有乌云来笼罩。我们当年在南京见到你一家的窘境，以为是你们自己不好好营生日子。后来才知道不是哪个人有病了，而是这个世界有病了。这个世界有病了就没得救了，你有再多的钱，有再多的力气都无济于事，这个该死的世界会顷刻间让一切化为乌有。”
毛福轩叹息道：“是的，这个世界有病了，可是我们自己不能有病，润之哥说过自己心里有光明，路上再黑也能找得到方向的！”
李天明说：“难得福轩你还有这种志向，我们能不能去找你的润之哥？在这里想象和等待终归不是个办法的，我们靠着一双手吃饭，总不会没有活路的！世上的事情虽然很难，但是最难得是自己的心，心里觉得难这世上所有的事情就都不简单。”
毛福轩说：“那你在湘乡的生意怎么办？你的母亲和妹妹如何是好？在这也是现实的问题，毕竟要吃饭，革命也不能饿肚皮的，对不对？”
李天明说：“生意不过也是为了养家糊口，我有人帮着打理，母亲也能照顾，妹妹也能帮助她，平日里我其实也是个甩手掌柜，这个倒不是问题！”
毛福轩沉默了一番，心里想李天明说得也有道理。真要出去就不能总是等待，这个年头等到什么时候才有出路呢？清朝亡了是民国，换了人间似乎日子依旧窘迫，等到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呢？
他们两个说了好久没有睡意，倒是越发的慷慨激昂起来。李天明起身点灯倒水，不小心碰到桌上的杯子，一声尖锐的破碎声打破了夜色的宁静。这一声突如其来的破碎声让家里人都惊醒了，毛福轩心里也觉得很有些不安。过去他听自己的母亲说过，这碗碟无缘无故地破碎总不是吉兆，又是在这深更半夜的，真是让人心慌。那边贺氏和侄女儿住在一起，听到这声响虽然没有过问，但是也被惊醒，点了灯起来。本来安好的夜色变得慌张不安。
第二天的清晨，贺菊英很早就起来打扫准备早饭。她知道李天明要和毛福轩商量着去长沙，所以也有心早早帮他们做了点准备。早饭过后，李天明便与母亲说要与毛福轩出去一趟，至于做什么他不说她也不问。贺菊英听说他们要去长沙什么地方，可毕竟她不懂得个究竟，而且她知道自己的身份，也不过分在这个家里多说话。她倒是一个很有些分寸的姑娘。
话说要出门，这时候门外突然闹哄哄的，不知道是出了什么事情。这李天明是一家之主，自然要走在前面去看，哪知道一出门就被几个当兵的拥着问话。问他是不是叫李天明？是不是从南京来的？来这里是干什么的？这一问倒像是审查犯人，弄得李天明很有些不耐烦，他操着那南京口音叫嚷道：“这朗朗乾坤你们是要干什么？我是犯了哪条王法你们一早上门兴师问罪？”毛福轩也跟上来，拨开那人群说：“我这朋友可是正经人，做的正经生意！”
那带头的兵说：“正经人？老子要的就是正经人，现在这年头国家动荡不安，正是需要英雄好汉为国奉献，这上头来了征兵的命令，不管是哪里的人都要带头报效国家！”真是当头棒喝，李天明还没有弄清楚怎么回事，贺氏冲破人群拉着官兵哭闹起来：“你们这些官爷行行好，我们家就剩我们孤儿寡母了！”贺氏这一闹围来更多人看热闹，可那军爷可不管他们闹腾。毛福轩一把拉开其中一个当兵的说：“要征当兵的也要人家愿意，要抓把我也算上，把我们这整条街的人都算上！”
那带头的家伙提着一把手枪过来，指着毛福轩说：“你给我老实一点，不要做出头的椽子，你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叫做出头椽子——先烂，老子要带谁是我的事情，你趁早躲远一点，这是上峰的决定！”毛福轩以为自己这仗义的话一说，大家会一起附和，哪知道这些围观的人是看热闹的，可是真正说起话来却没有人出声。这一下子的沉默让毛福轩觉得好心冷，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兄弟被那几个人推推搡搡地带走。可惜自己赤手空拳，估计动起手来必然是要吃人家亏的。只有转回来安慰贺氏，那贺氏被这突如其来的景象已经吓晕了，竟然呆滞得一句话不说。贺菊英和毛福轩一起搀着她进了屋子。这当兵的一走，刚才那些看闲景的人又凑了上来，叽叽喳喳地议论着什么，好像特别同情这人家。
可毛福轩心里真是愤怒，他觉得这种善良很虚伪，甚至有些残忍的意思。他也不说话，他觉得现在无论怎么安慰都是无济于事的。当务之急只有想办法去打听情况，托人找关系解救李天明。毛福轩在这县城也是举目无亲，他就是有浑身的力气也用不上。贺氏擦擦眼泪，这几年李天明做生意也结识了些朋友，但毕竟只是生意上的来往，大家都是为了个利字，即使有真心的好朋友恐怕也帮不上忙。
想了半天，她决定去找一位在县府里当差的亲戚。
说走就走，贺氏把柜上有的现钱都带上，毛福轩陪着她去找这位亲戚。好不容易一阵盘问见到这位亲戚，毛福轩将那“老刀牌”的香烟递过去，对方推了推那圆圆的眼镜，叹了一口气说，“我也是没有什么能力，现在这世道当兵的都是大爷，谁有枪谁的嗓门就大！反正我尽力，你也不要着急，天无绝人之路！”这话说的留有余地，他们也听出来了，临别的时候毛福轩先出了门，刻意让贺氏在后面——这是让她把那钱送出去。
毛福轩在外面等到她出来，贺氏面色难看，低声说了一句：“人家也是尽力了，说是还要一大笔钱才能疏通，看来回去要把生意盘出去了，没有天明这生意要它做什么？”贺氏心意已决，回去就和那账房商量，低价将这店盘给了这位账房。得来的钱当天就送了出去，让他们在家里等消息。毛福轩出来两三天，自己家中情况也牵挂，就先回了韶山去。说好过两天再来，实在没有办法让他们去韶山冲找自己。他这一回去才两天，贺菊英就来找毛福轩，见面就是汪汪大哭。一说情况才知道贺氏找的那个亲戚原来也不是个正经人，他本来就因为贪没了钱财要接受调查，这贺氏把钱送给他正好给他一笔路费，这家伙拿了钱家人都不顾连夜就跑了。
这贺氏得到消息，急得直跺脚，哭了整整一夜。贺菊英一直陪着到了天亮时分，实在太困了眯了一会，贺氏起来跑到院子里一头跳进了井里面。贺菊英醒来一看没有了人，以为她起床了，到处喊也不见人，最后在井里找到了已经冰凉的尸首。那账房先生还算是有点良心，出钱买了口棺材草草把她安葬了。另外还给贺菊英一点钱，让她回家去。
她哪里有什么家可回？贺菊英想了想还是来韶山告诉毛福轩情况。这贺氏的亲戚逃跑了，李天明的情况也打听到了，那天来抓他也不是当兵，是有人见他生意做得好一时眼红，就去偷偷揭发这个外乡人平时和革命党有联系。大概这人也未必晓得什么革命党，但是这一说正好中了县老爷们的意思，反正也是外地人抓来再说。最后见没有人来保，就真的把李天明送去当兵了。
听了贺菊英这一番话，毛福轩气得直跺脚。他真想不到这混蛋世道荒唐的事情竟然一幕幕地不断上演。当年在南京自己的父亲就是因为是外地人而被抓去当兵，十年后竟然这命运又落在李天明的身上，他真正是无语了。
面对这接二连三的风波，他知道真的不能再在这黑路上等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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