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到了现在，毛泽民一家都和毛泽东去了长沙，丢下这偌大的家业不顾，举家革命去了。而眼下“小萝卜”李天明的遭遇更是坚定了他出去参加革命的信念，这个乌烟瘴气的世界，不能再这么等下去，所有善意的忍让与等待都只能成为那些所谓强者的刀下鬼。毛福轩想明白了，毛泽民苦心经营那么多年的家都能舍弃，现在自己依旧是家徒四壁，有什么可舍不得的？在这里看来只有是等死，走出去也许充满了希望。
他是在这黑路上走得伤透了心，无论是当年的放牛娃，到无奈地流落他乡父亲闹得几乎丧命，回乡后继续务农受苦受尽剥削——这二十多年对于他而言就像一直在一条黑路上走，却永远没有一点光明的迹象。这回李天明的事情让他下定了决心，父母也知道拦不住决心已定的毛福轩，好在他是要去找毛家的人，无论如何也算有个奔头。
再说这贺菊英到毛家来说明了情况，她本应该回到湘乡去的。可是她也是孑然一身没有去处，对她而言去哪都是一样的，她竟然提出来要和毛福轩一起去长沙找个生计去。其实，毛福轩知道她还有个心思，那是听说李天明被抓去当兵，最后可能就是送到长沙去了。她晓得知恩图报的道理，想着如果能去长沙，说不定有什么机会真可以找到李天明。可怜这姑娘也是浮萍一般四处流落，毛福轩想毕竟还是贺氏家的族亲，如今这世道一个女子到处漂泊也不是个办法，兴许到了长沙真有些活路，只要是手脚勤快哪有没饭吃的道理？就这样他们两个人天蒙蒙亮就结伴离开了韶源村。
走的时候只有毛福轩家一盏灯火，这桐油灯虽然并不怎么亮，可在毛福轩的心里却是最温暖的，也是最光明的。他告别爷娘，嘱咐妹妹一定要好好照顾父母，提着那薄薄的行囊就上路了。这一天对于毛福轩而言绝对是晴朗的。
到了长沙，按照毛泽民走前所留的地址，去找这处叫清水塘的地方。这地方并不难寻，在城里问了路人便知道在东北郊，走去也并不很远。到了清水塘，几间简朴的农舍呈现眼前，房舍是一座具有典型南方风格的二进三开间砖木结构的民居建筑，门前有两口池塘，池水明亮清澈，难怪叫清水塘。屋舍周围是菜圃、瓜棚、小径，非常僻静。
毛福轩心里还有些疑惑，难道他们就住在这里？心里正想着，见毛泽民从屋里走出来，见到毛福轩带着一个女子站在门口，喜出望外地说：“哎哟哟，福轩兄弟，你什么时候来到长沙，快进来，快进来！”毛福轩和贺菊英被毛泽民请进屋子里，毛泽东正在屋内看书，听说毛福轩来连忙起身招呼。毛泽民还给毛福轩介绍了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这可是他第一次见嫂子。他有些紧张不知道说什么，开慧大姐倒是大方地说：“你看看你，你都不如你家堂客，还紧张什么呢？”这话一说毛福轩这汉子更是满脸通红，连忙挥手道：“这妹子可不是……”这一番话说得贺菊英也涨红了脸，大家这才知道这是个误会，一番笑闹真是好不开心。
毛泽东一家住在清水塘。毛泽民来长沙后就在这小学里担任了校务，毛泽东是这所学校的主事。后来毛泽东创办了自修大学，毛泽民也随他到了自修大学。毛泽民说想来也有意思，他在家里操持家务，到了长沙还是管理校务，他这个“后勤部长”是做出经验来了。这一天王淑兰做了几个好菜招待毛福轩，大家还喝了点米酒助兴。席间毛泽东与毛福轩讲了眼下的形势，把他自己参加中共一大以及建立湖南第一个党组织的情况说了一番。他说这些就是想告诉毛福轩，要改变命运只有打翻旧世界。
眼下毛泽东的长沙自修大学附设的文化补习班毛福轩可以去，半工半读就可以养活自己，重要的是他终于圆了自己读书的梦想。贺菊英被安排在毛泽民校务处帮工，这也算是各得其所了。这时候毛泽民才告诉毛福轩，其实毛泽东一直没有主动让他们出来参加革命，也算是对他们的一种考验。毕竟他与毛泽民不同，他们是亲兄弟，兄长可以做他的主。而毛福轩只是族亲，毛泽东总没有直接让他们参加革命的道理，他们家庭和父母都需要他，这些实际情况也不能视而不见的。况且他们的信仰是不是坚定也是需要考验的，这革命的事情不是儿戏，危险的时候是需要流血牺牲的。但毛泽东高兴的是，毛福轩终于有了这种觉悟，能够敢于放弃一切来追求自己的理想，他真的是成长了，这样的觉悟参加革命也才能更加的坚定。
好久不见毛泽东和毛泽民，毛福轩一肚子的话和他们说，好多的问题要问他们。吃饭倒成了一件不重要的事情，说到饭菜都凉了的时候，这清水塘又来了客人。这人一进来就让人觉得气度不凡，毛泽东赶紧起身相迎。这人是谁？原来是那大名鼎鼎的何叔衡。毛福轩自然不知道何叔衡，毛泽东给何叔衡说了毛福轩的情况之后，便有滋有味地说起这位大人物来，可真是奇人有奇事。
这位何叔衡先生，字玉衡，号琥璜，比毛泽东要大十七岁，生于湖南省宁乡县一个农民家庭。他从小一面务农，一面断断续续读私塾，考中过前清秀才，县政府让他去管钱粮，他却愤于衙门黑暗腐朽，甘愿回家种田、教私塾，被有人讥笑为“穷秀才”，却也因其正直和疾恶如仇而颇受乡里称道。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率先剪去头上的辫子，又动员周围的男人剪辫、女人放脚。暑假时何叔衡回到家中，看到守旧妇人仍不肯解开裹脚布，便说看来只动笔动嘴不行，还要动手动刀，于是自己操起菜刀，将家中的裹脚布和尖脚鞋全部搜出后当众砍烂。1913年何叔衡进入长沙，虽已经三十七岁，却报考第四师范学校当新生。校内主事颇为惊诧，他却说，深居穷乡僻壤，风气不开，外事不知，急盼求新学。这位校内年纪最大的学生，一向积极参加青年人的活动，并与毛泽东结为挚友。后来他到市内中学任教，又担任了省通俗教育馆馆长，利用这一职务传播新文化。而一大后，毛泽东正是与何叔衡二人回湘建立中共湘区委员会，并建立湖南自修大学。他们虽然年龄上有差异，但算是志同道合的同志，一路上共同做了好多的大事。
这位何先生留着八字胡子，很是精神。讲完了他的事情，毛泽东给他续水倒茶，他很客气地对毛福轩说：“你不要听你这位老乡说，他言过其实了，我们不过是同乡道友，彼此脾性相合，所以他特别地表扬我罢了！”毛福轩看他们互相欣赏的样子真是羡慕，有这样的人一起革命，再多的艰难险阻一定也会笑看。他今天对于“同志”这个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不是一种简单的人际关系，这是一种理解，一种信仰，一种境界。
毛泽东笑笑说：“何先生谦虚了，我早说‘叔翁办事，可当大局’，你可是我们的顶梁柱呢——今天我这位从小一起长大的小老乡来，他叫毛福轩，论起辈分还长我两辈，但我和泽民都比他岁数大。他也客气叫我们一声哥哥，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这番主动到了长沙，我想让他在自修大学学习文化知识，以后还要请何先生多多提携教诲他！”
何叔衡说：“既然能主动到这长沙来，真正是有进步之心的，学习不分长幼，这革命也不分先后——我们当然是欢迎的，以后有什么困难与疑惑尽管说就是！”
毛福轩心里真是感到幸福，感觉到如沐春风一般的喜悦。与何先生寒暄一番之后，女眷与孩童们都去休息了，留下毛泽东和何先生、毛泽民在商量事情。毛福轩在一边听着，他们也并不避讳什么。毛福轩觉得即使听他们说说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夜越来越深，他却觉得心里越来越亮堂。
毛福轩到自修大学的补习班学习文化知识，他发现去的都是家境不好却胸怀大志的青年，这让他很快地融入到这种氛围当中。他渐渐地明白这所学校是革命活动的一处摇篮，培养的正是进步的革命人士。学习的内容也不再是他过去在乡间学的什么《三字经》和《千字文》，完全都是新思想。第一课开始，他们就学习学校分发的毛泽东所写的讲义《告中国的农民》。这文章听得毛福轩真是激动不已，他真正是仰慕自己的润之哥，他的思想真正是自己的指路明灯。他字字句句听得认真，记在心里久久地回味。这些思想真正地让他明白了之前那些他不能想清楚的问题，那些话就像是阳光一样普照心扉：
“世界上没有什么叫做运气的，没有什么叫做天命的，都是少数自私自利的人，做出来的恶制度。”
“你们想一想，地主所有的土地是从他们娘肚子里搬出来的吗？是他们用自己的力，把大海填平起来的吗？不是！不是！这是大家应该共有的，这是他们从你们手里抢过去的，你们要快起来抢回来呀！”
毛福轩对学习如饥似渴，过去多少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必须夜以继日地去抓紧时间学习。这里好多导师都成了他的领路人，他不时地向他们请教问题，从他们那边获得答案，这些答案让他看到了世界的光明。何叔衡还介绍了夏明翰、李达指导他的学习，让他这个浑身是气力的青年更是如虎添翼一般地成长。毛福轩逐渐认识到：只有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能帮助穷人“脱除一切痛苦”，他下定决心要跟着共产党闹革命，要打破现有的一切不平等！
而此时的形势也是风云变幻。到了这年秋天，以毛泽东为书记的湘区委员会领导和发动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而此时在毛泽东身边的毛福轩终于有了见证和参与这场伟大运动的机会。他终于有机会可以真正地走上这条道路，能够振臂一呼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哪怕只是一个小兵也浑身充满了气力。
安源路矿，是萍乡煤矿和株萍铁路的合称。株萍铁路是专为运输萍乡煤矿的煤炭而建的。路矿两局共有工人1.3万余人。煤矿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工业企业——汉冶萍公司的主要厂矿之一。汉冶萍公司是当时最大的官僚买办企业，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安源路矿工人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的压榨下，过着悲惨的生活。
1922年9月初，中共湘区区委书记、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来安源，考察发动安源工人罢工，了解与粤汉铁路工人罢工相呼应的可能性。因为党支部书记、工人俱乐部主任李立三当时不在安源，毛泽东便直接主持召开党支部会议，分析形势，讨论对策。会议确认，当时工人面临的路矿两局欠薪并图谋封闭工人俱乐部的问题，已经达到非罢工即不能解决的地步，而举行罢工斗争的条件正在逐渐成熟。会议决定，立即组织两局全体工人进行罢工。毛泽东要求党支部有勇有谋地领导工人坚持斗争，夺取胜利，并从安源的具体情况出发，提出了“哀而动人”的策略思想。会后，毛泽东写信给在醴陵的李立三，嘱其速回安源领导罢工。接着，又派在粤汉铁路工作的共产党员刘少奇来安源，参加罢工的领导工作。
在李立三、刘少奇主持下，党支部遵照“哀而动人”的策略思想，领导工人俱乐部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为罢工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俱乐部向路矿当局提出保护俱乐部、发清欠饷等三项最低限度要求，限12日午前答复。并在报纸上发表致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全国各工团的快邮代电，揭露路矿当局破坏工人俱乐部的阴谋，告之已向当局提出最低限度要求条件，吁请援助。同时，制定斗争纲领和行动方案，决定以“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为基本口号，以增加工资、改良待遇、组织团体三项为目标，据此提出十七项要求条件，拟就罢工宣言，规定行动的步骤。在工人群众中加紧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努力训练俱乐部成员，使之成为罢工斗争的骨干。成立罢工指挥部，以李立三为总指挥，刘少奇为工人俱乐部全权代表，并加强工人监察队，确定各处工人监守员，组织工人侦探队。由于工人中参加洪帮的很多，为了保证全体工人团结一致和在罢工期间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李立三面晤洪帮大头目，成功地争取了洪帮对罢工的同情和支持。洪帮大头目答应李立三提出的三条要求：罢工期间关闭妓院、鸦片烟馆，收起赌摊，不制造抢劫案。同时，成功地争取了安源绅商在罢工期间充当工人俱乐部与当局之间的调停人。
经过周密计划布置和充分准备之后，俱乐部在1922年9月14日零时向全体工人发出罢工命令。按规定部署，路局火车房工人于14日2时率先罢工，停开当日的第一次列车，机务处工人当即拉响汽笛，发出罢工信号。3时，矿局工人截断矿井电线，使电车停顿，井下工人即知罢工已经开始，像潮水一般涌出矿井，高呼：“罢工！罢工！”这时，总平巷井口监守员将写有“罢工”二字的大白旗竖于井口上方，用木料将井口堵住，仅留一出口让井下工人出班，不准任何人下井。本应在4时进班的工人，接到罢工命令后，一律留在餐宿处，不再上班，也不外出。随后，路局各工作处和各车站，矿局的洗煤台、炼焦处、修理厂等地面各工作处，以及紫家冲分矿，均相继罢工。14日午前，除锅炉房、发电机、打风机和抽水机按原定计划照常开工或部分开工外，路矿两局1.3万余工人全面实行大罢工。
14日上午，俱乐部一面致函萍乡县知事公署和赣西镇守使署，呈明罢工原委。一面致函路矿两局，陈述罢工理由和十七项要求。告知：“如欲调商，请即派遣正式代表由商会介绍与俱乐部代表刘少奇接洽。”并向汉冶萍公司发出电报，宣布罢工。同时，向社会各界发表《罢工宣言调》（见本书附录）。为争取全国各界声援以壮大罢工斗争声势，当日将上述公函、电报和宣言寄往各地报馆，并陆续向报界报道罢工斗争的消息。长沙的《大公报》和《通俗日报》，上海的《申报》和《民国日报》，北京的《晨报》和《时报》等全国有影响的报纸，陆续报道安源罢工消息。各地工团得知安源工人罢工，纷纷致函电声援。
俱乐部在发出罢工命令后，为着预防当局突然袭击，按既定部署将办事地点和各种重要文件转移，李立三由工人保护转至秘密地点，由刘少奇等在俱乐部机关应付一切。从14日清晨开始，工人监察队手执俱乐部的白色旗帜，在工厂附近和街市巡逻，维持秩序。工人侦探队四处秘密探听消息，及时向俱乐部报告。工人各归住房，每房派一人到俱乐部联络。街市和工厂附近墙壁，到处张贴俱乐部布告和标语，写有“候俱乐部通告方准开工”及“各归住房，不得扰乱”等语。俱乐部的命令胜过军令，工人唯俱乐部命令是从，遇有事故，即一呼百应。各工作处由工人监守员严密守护，须得有俱乐部所发准予通行证方准出入，以致路矿两局和戒严司令部，也不得不到俱乐部请求发给通行徽章。
罢工开始以后，商家大起恐慌，以为要发生抢劫，天尚未黑，便纷纷停止营业，关上店门。晚上八九点以后，街市既无行人，仅有工人监察队和军警巡逻。然而，社会秩序之好，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由于工人俱乐部纪律严明，也由于工人监察队和监守员的有力维持，以及争取洪帮的成功，赌博偷抢绝迹，烟馆妓院一律关闭，即使有少数社会闲散人员偶尔在街市赌博，只要工人监察队一到，便躲避不迭。工人万众一心所显示的威力和他们治理社会的卓越才能，使路矿当局和社会各界人士为之惊奇和叹服，连戒严司令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军队也没有这样好的纪律。
罢工一开始，路矿当局即请赣西镇守使署派兵镇压。9月14日午后1时，镇守使署所派军队，由一名团长带领到达安源，宣布将安源划为特别戒严区，设戒严司令部于矿局公事房，由赣军旅长李鸿程任戒严司令。矿局许以每人每天两块大洋为报偿，请军队占驻工人俱乐部机关，并驱散各工作处的工人监守员，强迫工人开工。当军队开到俱乐部机关时，有数千工人闻讯赶到，一面冒死冲进俱乐部，一面向士兵宣传，将军队挤走，军队到各工作处驱散监守员时，工人监守员在工人群众支持下至死不退。虽然有些工作处被军队把守，但罢工工人严格服从俱乐部命令，在住房稳坐，无一人自动上工。当局武力镇压罢工一着，终未奏效。
在请兵镇压的同时，矿局命总平巷总监工王鸿卿出面，串通少数与工头职员有亲谊关系的工人，许以入窿不做工照常给工资，借此破坏罢工。但当被拉拢的工人上工时，即遭俱乐部监守员和罢工工人严密堵截。有强行入窿者，以武力对付，对少数几个已经乘隙入窿者，则不准其出窿，任其在井下饿困，直到第二天，即1922年9月15日，才由俱乐部下令放出，详加开导，令其悔改。此后再无一人敢自行上工。当局又企图用暗杀工人首领的手段来使罢工归于失败。由王鸿卿出面赏大洋六百元，雇武术高手刺杀李立三。这一计谋虽极秘密，仍很快被工人侦知。对此，工人一面公开宣言：“若俱乐部主任被害，当使路矿两局全体职员不得生离安源。”一面采取严密的措施保护俱乐部领导人，不许俱乐部领导者单独外出。偶尔外出有所接洽，不出二十分钟，必有数百人围其所入之房屋，直至俱乐部领导者得出，护送至安全地点才作罢。如此，当局的谋杀手段亦终于不能得逞。
在采取以上种种手段镇压和破坏罢工的同时，当局又提出“先开工后磋商条件”，企图引诱俱乐部下令复工。一面争取软拖的办法，企图使罢工工人在饿困、疲惫中瓦解和就范。这种狡猾计谋也一次又一次地被工人的齐心奋斗所粉碎。1922年9月16日上午，当局和戒严司令以请工人代表去“商量解决办法”为名，邀约刘少奇去戒严司令部，武力胁迫刘少奇下令复工，刘少奇断然拒绝，并严词驳斥。各处工人闻讯，纷纷赶来保护刘少奇。数千工人将戒严司令部所在的矿局公事房团团围住，喧声如雷，高喊：“请俱乐部代表出来，有事请矿长、旅长到俱乐部去商量！”“谁敢动刘代表半根毫毛，我们就要打得路矿两局片甲不留，让路矿两局全体职员不得生离安源！”当局见状，终不敢加害刘少奇。这一武力胁迫复工的企图被粉碎后，当局终于被迫派全权代表与俱乐部谈判。9月17日下午4时，路矿两局全权代表与俱乐部全权代表刘少奇开始谈判，地方商绅代表出席调停。经过激烈争辩谈判，直到18日凌晨2时才签订草约十三条。18日上午，三方代表按草约正式签订协定。至此，罢工取得完全胜利。
1922年9月18日下午，俱乐部在大操坪举行大会，庆祝罢工胜利，李立三在会上宣读十三条协定，发表演说，然后，一万余工人大游行，绕矿区一周，返回大草坪摄影后解散。当日，俱乐部发表《上工宣言》，路局工人当日复工，矿局工人次日早上4时起全部复工。
身在长沙的毛福轩真正感到了这场伟大运动洪流给他思想上带来的冲击。每每毛泽民向他讲起这些事情，他都感到无比的幸福，他真正感觉到自己这条路是走对了。毛泽民在这年的秋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件事情对于毛福轩而言更加的振奋鼓舞，他也想着自己好好学习工作，有一天也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毛泽民告诉他，现在的形势是风云突变，各地的形势也是紧锣密鼓地跟进。毛福轩的心里也是时刻充满着激越。毛泽民在罢工运动中负责解决吃饭问题，他这个后勤部长也是只管重要的。
他见毛福轩通过学习也不断地进步，也算是对毛福轩的考验与锻炼，让他参加了长沙的一场罢工运动。这场罢工运动是土木工会组织的。毛福轩在长沙半工半读，这工作就是做一些木工的体力活，让他参加这次罢工也是让他进一步对运动有深刻地了解，让他切实地体会到运动的重要性。
这一年，为了团结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长沙部分土木工人开始筹备、建立长沙土木工会。以任树德等为代表的部分土木工人分别召开了三次筹备会，草定简章，以十人团为基本组织，分头组织。1922年9月6日的湖南《大公报》中有这样一段话说明成立土木工会的目的：“我们为什么来组织团体？因为我们工人是生产者，是创造世界的工人，应该是世界上的主宰。但还为旧社会一般人所贱，故我们要解放我们，不可假于他人，非由自己团结起来解放自己不可。长沙工会很多，但都是假工会，非由真正工人所组织。我们若要组织一真正工会，非是拿斧子拿砌刀的工人不能加入。”“不致使资本家再吮我们的血了。”
至当年的9月5日，土木工会终于筹备完毕。当天下午3点，在长沙仓后街中学正式召开土木工会成立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长沙土木工会章程》。章程规定土木工会“以改进工人生活，拥护工人权利为宗旨”。李立三等一百多人参加了成立大会。土木工会成立后，工人们有了党的领导和自己的组织，斗争的声势一天天壮大起来。他们一方面进一步巩固工会组织，一方面在长沙城内散发“一定要改工资为银元三角四分”的传单，扩大社会活动，以制造舆论。
10月初，土木工会主任任树德等前往毛泽东在长沙清水塘的住处，研究土木工人罢工问题。毛泽东认为罢工时机已完全成熟，可以提出罢工口号。5日，土木工会委员会连夜召集会议，一致赞同毛泽东的意见。10月6日，长沙土木工人全体罢工。十一天后，各机关、学校、团体、公私住宅、商店都纷纷来信请求土木工人们复工，表示承认三角四分的工价。于是，土木工会向长沙县署发出警告说：如果17日不收回成命，他们决定举行游行请愿大会。这时，长沙一部分公团出来说好话劝阻工人游行请愿。这样拖了两天，21日，工会委员们开了个会，几个积极分子在会上提出了游行请愿的主张，到会的代表都举手赞成，当场推选了任树德等十六人当代表。但考虑到土木工人们不会说话，怕说不过对手，便商量去找毛泽东。于是由任树德引工会代表们到清水塘见了毛泽东。最后决定第二天开工人大会。第二天，四千多工人在大会上兴高采烈，摩拳擦掌，赞成请愿，并通过了十六个代表的名单。
10月23日，泥木工会发出了游行请愿的命令。长沙六千多土木工人在任树德等带领下，浩浩荡荡向长沙县衙门进发。工人们手挽手，队伍前面打着一面白竹布横幅，上面写着“土木工人请愿大会”，另外还举着一面长牌子，写着：“硬要三角四分，不达目的不出衙门。”虽然，这一天大雨滂沱，但游行的工人们仍显得精神抖擞。
参加这次活动的毛福轩真是热血沸腾，请愿队伍从早上8点到长沙县衙门斗争至第二天早上4点。尽管军阀们用武装威胁，下令恐吓等手段，都没能吓退工人。土木工人经过二十天罢工斗争，在长沙各工团工人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支援下，罢工斗争获得了完全胜利。谈判的结果，不仅三角四分一天的工资达到了目的，而且还获得了“营业自由”，从此工人要加工资，政府不得干涉。
罢工代表们回来向工人们传达了胜利的结果，会场上掌声雷动，毛福轩在人群中带头高呼起“胜利万岁”的口号，一时间会场里风起云涌一般呼喊起来。这种如火如荼的气势真是激动人心，好像宣泄出穷苦大众千百年来的积怨，好像飓风暴雨冲击了那些为富不仁的阶层，好像顷刻间就要把这黑暗的社会掀翻。毛福轩奔波于光明的路途上，他终于从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成为一个懂得斗争的战士。
他现在心里还有个更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向党组织靠拢，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他悄悄地写好了入党申请书，把自己对党的认识和对党的向往都深情地写在其中。但是他一开始没有敢拿出这份申请书来，他觉得这份申请书还要认真地修改，要用他自己实际的行动为这份申请书增加分量，让它真正成为一份有含金量的申请书。这是党对他的考验，也是一个积极分子的思想自觉。这入党申请他也没有当面交给支部，而是无人之时默默地放在了领导的桌子上。害怕被风吹掉了，他把申请书折起来用桌上的杯子压着。可是这申请书是交上去了，组织上一直没有找他谈话。他也并不灰心，他知道这是党组织对自己的考验，革命又不是请客吃饭，说办就办的事情。如果来得那么的简单，他倒要怀疑这是不是真的是件值得向往与骄傲的事情。
可是，在毛泽民看来，眼前毛福轩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贺菊英和毛福轩一起来到长沙，在毛泽民主事的学校总务部门帮工。她心灵手巧吃得了苦，对事情尤其懂得应变，是工作上的一个好助手。其实当初见他们的时候，杨开慧无意间说错的一句话，倒是留在了贺菊英的心里。她这么多年来浮萍一般地飘零四处，自从认识了毛福轩，觉得这人厚实勤劳是个可以托付的对象。她当年来找毛福轩大概潜意识里就有这样的想法，只不过这层窗户纸一直没有捅破。
毛福轩对此当然也不是毫无感觉。想想他自己也已经是二十五岁了，在农村的话早就已经是几个孩子的爹。可是他也知道自己眼下的情况，虽然有点营生可以度日，可是想要成家还没有立业之前一切谈何容易？在长沙城里他还算是个寄居的外来者，哪里敢想结婚的事情？所以，对于贺菊英，他心里都明白彼此的心思，可他终究开不了这个口。
毛泽民看出了他们的心思，他让王淑兰去和贺菊英谈心，自己来做毛福轩的工作。毛福轩一开始还用“大丈夫何患无妻”的话来搪塞。毛泽民告诉他，革命虽然是为大家，可是没有小家哪里来的大家？你这也是读了些书的人了，应该知道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自己小家没有谈何革命？革命不是空谈献身，就是想要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你和贺菊英年龄相仿，再合适不过，你个大男人不主动一点，难不成要人家女子来求你？
被毛泽民这么一说，毛福轩心里算是清楚了。他想这革命的事情也不是一天两天，自己若有个家庭，对老家爷娘是个交代，自己也多了一点盼头，晚上天黑了多个商量事情的人总是好的。于是他便接受了毛泽民的建议，请王淑兰张罗各样事情来。革命夫妻倒也不必太过讲究，要是讲究的话按照湖南的风俗那是相当隆重的：说媒、相亲、换庚、定庚、过门、拜堂、闹房、回门等成套仪式。毛泽民说这是革命的婚姻，正是要打破一切不合时宜的繁文缛节。革命就是缘分，就是贺礼。他让王淑兰备了一桌简单的酒菜大家齐聚祝贺。她还为他们收拾了一间小屋，贴上一个双喜就算是新房了。虽然简单了一些，毛福轩和贺菊英已经很满足了，在他们的心里，幸福和知足比其他一切都重要。
进洞房之前吃饭的时候，大家都要送点礼物做心意。毛泽东带头，他早早用红纸写了一副贺喜的对联，还解释说这叫做“秀才人情纸一张”，这倒也风雅得很。其他人也都送了些并不贵重但是真心满满的东西。毛福轩也知道眼下的形势是很紧张的，没有条件也没有心思来操办什么。大家心里也都明白，为毛福轩张罗婚事还有一层隐隐的深意，就是希望他早点成个家，能够更加专心地投入革命工作中去。
进洞房之前，也没有人闹洞房。王淑兰倒是有些应景，给大家唱了一曲《贺喜歌》，让这一对新人甜甜蜜蜜地进了洞房。
大家也都很开心，这革命路上又多了一段好姻缘。毛福轩前行的道路上也多了一个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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