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经济到底怎么了？

    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从2012年上半年开始，中国经济就进入了“风雨飘摇”的时代：从那年刚一开始，不知不觉间，人们就有一种感觉——中国经济的某种不确定时代可能即将来临。

    这种不确定感觉来自哪里？坦率地讲，我也说不清楚。也许是经历了2011年一整年异常严厉的房地产调控，人们对于包括房价在内的中国经济的各项指数已不再具有信心；也许中国经济前几年的各种表现，尤其是CPI（居民消费指数）已经让人预感到中国经济可能出现一些“状况”。

    也许是出于职业敏感，也许是源于某种“第六感觉”，从2011年下半年起，我就在我主持的节目中持续关注中国经济增长何时放缓的问题。从那时起到现在，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陆续成为我的《震海听风录》和《寰宇大战略》节目中的常客。久而久之，这些经济学家里的“北派”和“南派”，开始借助我的节目平台展开意见交锋，有时甚至还“打”得不可开交。

    所谓“北派”，乃指以北京为中心的经济学家，其对中国经济的看法以乐观居多；而“南派”则多以上海、深圳为基地，对中国经济多倾向于谨慎观察，甚至常有批评之言。

    说起来，经济学家的工作与医生有点类似，只不过医生面对的是生理之病，而经济学家面对的是经济之病。每当经济出现不稳，经济学家的工作首先是“诊断”，其次是“开药”。

    久病成良医的朋友都知道，一个疑难杂症，不同医生的诊断可能会有差异，其开出的处方也可能千差万别：有些医生开出的药，也许只能缓解病痛于一时，而不能消除病根于永久；而有的医生则能一眼看出病因，并能手到病除。这是庸医与良医的区别，也是临床经验是否丰富的区别。但有的病则是经验丰富的良医也从未遇到过的，这就成了医学上的一大难题；谁能攻克这一难题，那无疑就能成就医学上的一大进步。当然，如果病治好了，但病人付出了巨大而痛苦的代价，那就成了医学上的“硬着陆”；若在没有明显痛苦的情况下将病治好，那无疑就是“软着陆”。

    经济学家的工作某种程度上比医生更难，因为他们面对的不是身体，而是社会，没有必然的规律可循。于是，我们就会遇到一些永远在预言，但其预言永远不准的经济学家；我们也会遇到一些习惯于“下猛药”，只缓“病痛”却不除“病根”，甚至还可能加重“病根”的经济学家，那应该就是经济学界的“庸医”了；但也有一些经济学界的“良医”，眼光精到，“用药”准确，那无疑是经济学界的“良医”了。

    在日常生活中，身体真有病了，人们还是要找医生，只不过要找到一个好医生不容易；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经济学家。因此，“不要轻信经济学家而又不得不听经济学家”就成了经济不稳来临时人们的一个十分两难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久病成良医，“尽信医不如无医”。

    经济学家里最有民间声望也最有争议的，无疑就是郎咸平了。无论是早年的“郎顾之争”，还是近年屡次发出“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时刻”，郎咸平似乎永远都以最犀利的语言和姿态站在风口浪尖上，也为很多民众和第一线的企业家所追捧。

    这位美国大学训练出来的经济学家，骨子里依然有着严密的西方学术训练所遗留的痕迹，但使用的是为中国最大多数民众和企业家能够听懂的语言（甚至是有些煽情的语言），因而也成为最为人所知，甚至最有争议的经济学家。

    我们最早的见面是在2005年的某一天。那时的郎咸平还没有今天这么有名。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很喜欢看你的欧洲问题分析。”说出这样的话似乎不符合郎咸平的性格，因为他对人的态度多是批评和苛责，而很少赞扬或恭维。但这话似乎又很符合郎咸平的性格，因为他素来我行我素，直来直去。

    说完这句话后的几年里，郎咸平越来越忙，卷入了很多纷争，也越来越有名。我也专注于自己的事业。直到2009年，我们又开始电话联系，那时他的名声已非2005年时所能比。

    我为了一件事给他打电话，他却抓住这个机会让我出席他的节目《财经郎眼》。这就是郎咸平，永远能抓住机会，也永远不会吃亏。

    那时的《财经郎眼》还没有改版，摄影棚狭小而简陋，而且多半在晚上录像，但我还是不止一次从香港赶到广州去捧他的场，有一次甚至忙到晚上十一点多才吃上饭。说实话，我也是个“大忙人”，每周的日程都排得非常满，若不是碍于郎咸平的面子，恐怕很少能有人让我这么做。

    与郎咸平的合作不算多。他的节目起起伏伏，时而被封，时而解禁。有一次他的节目又遭受短封。最后一期居然是我和他一起做的。但等到节目解禁时，当时录制的内容已略显过时，那一期就永远封尘了，我的辛苦也就永远白费了。我成了郎咸平为数不多的被封杀时的“陪葬者”，这让我至今还很不爽。这当然只是笑言而已。

    节目里，郎咸平依然是保持一贯的犀利风格。有一次，他冷不防来了一句：“难怪我看你这么顺眼，原来你有欧洲学术的训练经历。”但就是这样一个时隔几年又一次对我的欧洲学术背景表示赞赏的人，却坚决不肯出席我的节目，还笑言：“我是个很小气的人。”但在我看来，他是个很不给面子的人。这当然也属于笑言了。

    就是这个郎咸平，几次喊出“中国经济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他的结论可能有些耸人听闻，他的论证方式可能有些“大白话”风格，但至少其中的一些资料和数据，以及对这些资料和数据的解读，是值得深入参考的。

    潘石屹不是经济学家，而是地产大亨和网络大V。不久前他在央视《新闻联播》中关于大V作用的那段结结巴巴的表白，很快成了网络上疯传的段子。而他自己也毫不计较，发微博称这折射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2011年上半年，中国房价疯涨之后，遇到史上最严厉的调控。这时，几乎所有的地产大亨都噤若寒蝉，只有潘石屹愿意接受我的邀请，出席节目与牛刀对话。他还在微博上对任志强喊话：“任总，邱震海请你出席节目！”结果遇到的是沉默。

    了解牛刀的读者都知道，这是一个对地产调控充满期待的评论家，曾预言“2012年中国楼市将崩盘”，其力度远超谢国忠的“楼市下跌50%”和李稻葵的“楼市下跌20%”的预言。问题是，2013年早已结束了，中国楼市不但未崩盘，而且价格还一路飙升。

    在2011年调控最严厉的时候，潘石屹愿意出来与牛刀对话，还真是需要一点勇气的。节目中，潘石屹一如既往的小心翼翼。面对牛刀的大胆预言，潘石屹“小媳妇”似地表示：“我对2011年中国房价的预测是不上不下。”后来两年的房地产市场发展，验证了2011年上半年潘石屹那番不是预言的预言。

    面对牛刀引用当年海南房地产的例子，潘石屹很小心却又很坚定地说：“我想给牛刀说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今天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跟十多年前海南岛的房地产市场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时海南岛的房地产市场基本上是没有最终的需求，全是草炒草建。而今天我们看到北京、上海的需求，尤其最近几个月时间，北京的房租上涨的幅度很快，这就是最真实的需求。”

    下面这段对话也很有意思：

    牛刀：中国的土地是全民所有，是公有制的，在公有制的土地问题上，首先得保证城乡居民的正常安居。如果保证不了城乡居民的正常安居，炒买炒卖土地，哄抬房价，这属于一种垄断性行为。不可能由开发商来垄断土地，而是政府在垄断土地，开发商只是充当卖地的中介，是一个经纪人，开发商把土地的价格抬起来，然后让所有人都到商品房市场去抢房子，这样的市场是不健康的。

    邱震海：我们看一下石屹兄作为开发商是不是有不同意见，看您的表情显然是有点不同意见。

    潘石屹：不，我同意你们的意见，你们两位的意见和网友的意见我都同意。还有就是各个地方政府对土地的依赖，无论是土地出让金还是房地产开发占的税，占比都非常大。……我觉得土地的供应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我想象中的一个理想模式就是，所有土地应该统一起来，国有土地可以出让，集体土地也可以出让。另外，所有人的身份应该统一起来，再不要划分北京人与外地人，也不要划分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我想这可能是社会发展的最后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吧。

    2013年已经过去，当过去所有的调控措施都已失败，甚至政府已不再追求房价调控的时候，重新读一下两年半之前潘石屹、牛刀与我的对话，大家恐怕都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吧。

    2014年伊始，人们广泛关心的除了房价走势外，还包括中国经济的未来前途。

    对已经高速增长30多年的中国经济而言，这个放缓的节点早晚都要来临，只不过我们大家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临而已。如果说这只是就经济的一般规律而言，那么中国经济在长期高速发展过程中已经累计了相当程度的问题和痼疾，这些问题也势必在一定时间以“量变到质变”的方式来影响中国经济的下一步发展。这种周期性放缓和结构性放缓兼而有之的情况，恰恰是现阶段中国经济的“疑难杂症”。

    现在回头说说2012年的中国经济。

    对一般民众来说，普遍感受到中国经济出现放缓迹象可能是从2012年开始的。2012年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长8.1%，然而增幅却在之后五个季度连降。2012年第二季度，GDP第一次出现倒行“破八”。从2008年经济危机开始，我们一路都已听惯了“保八”的说法，所谓“破八”一定是上行破八。然而这一次却出现了第一次的倒行“破八”，并且GDP增速只有7.6%。到了2012年第三季度，虽然其他一切数据都有所回稳，但整体GDP的增速继续下降，跌到了7.4%。

    如果我们继续看2012年前两个季度的经济数据结构，从中可以看出，由于国际市场尚未完全复苏，尤其是欧洲市场依然疲软，因此中国经济曾经赖以支撑的出口大幅下降；从2008年以来，中国决策高层一直试图拉动的内需依然十分微弱；而支撑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的主要动力依然是投资。

    将这三项组合在一起，人们很自然地就能得出如下结论：从2008年到2012年，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并未完成，甚至没有让人看到有即将完成的迹象。

    这显然是一个令人十分沮丧的结论。原因很简单：谁都知道，由投资（尤其是政府大规模投资）拉动的模式在2008年后维持了中国经济的基本平稳，也完成“保八”的政治任务，但同时也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后遗症，资产价格大幅上涨，国进民退，民营企业萎缩……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经济学家、企业家和一般民众而言，早点知道这个放缓的节点什么时候来临，并对此未雨绸缪，做出准备，无论如何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再看看几年前世界经济危机的始作俑者——美国，反倒已经出现了经济复苏的迹象。一系列经济数据显示，美国经济不但已经开始复苏，而且奥巴马在过去五年里成功改革了美国经济，使其增添了活力。其中，美国经济的微观创新能力显然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同样是五年的时间，中美经济调整似乎展现了完全不同的结局。

    对此，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今天的中国缺少像邓小平改革开放初期那样的大视野、大思路、大战略，或者至少缺少像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里根主义、英国撒切尔主义一样，能够强力扭转经济颓势、社会颓势的大视野、大思路、大战略。

    二、过去五年：中国经济何以弯路重重？

    让我们把目光往回看五个年头。2008年11月，我应邀到浙江杭州参加在那里举行的“民营企业峰会”。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民企峰会了，但在杭州举行的这一次峰会在中国民营企业历史上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其时，由美国“两房”危机引发的世界规模的经济危机才刚刚开始。

    2008年11月的杭州已经有了一丝凉意，但在参加会议的人们心中，似乎并没有感受到太多的凉意，因为一些中国经济和改革的重量级人物都云集峰会，其中有吴敬琏、高尚全等人。这之前的一个月，我组织了一个“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系列节目”，高尚全、吴敬琏是节目前三集的两位重量级嘉宾。

    高尚全这个名字，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改革历史上注定是有一席之地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改革。80年代任体改委副主任的他曾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等在当时看来十分大胆的提法，这些后来都被写进了中共文件。2008年9月我致电邀请高尚全出席节目时，他几乎不假思索就答应了。

    与高尚全相比，吴敬琏近年来显然更引人注目，也更具有争议。首先，要成功争取吴敬琏出席节目就已然十分不容易。一般的媒体电话，都会成功地被吴夫人的礼貌言词所挡驾。“吴老最近身体不好，完全没有时间”基本上是吴夫人善意而规范的回答模式。

    但2008年10月的一天，我居然接到了吴敬琏亲自打来的电话：

    “邱震海先生吗？我是吴敬琏。您给我的留言我收到了，我下周可以出席您的节目。请您把节目提纲发给我吧。”吴敬琏显然从被他夫人挡驾的媒体名单里找出了我的电话，言谈中十分有诚意。我当时好奇的只是，吴夫人在一旁是怎样的神情……

    吴敬琏在节目中侃侃而谈，儒雅而又犀利。“中国如果不解决权贵资本主义问题，30年后可能出现像印尼那样的结局”这一犀利的观点，就是吴敬琏在我的节目中提出的。一期36分钟的节目，对于吴敬琏而言显然太短。节目录制完毕，我们当即约定了第二周再加一集。

    一个多月后，吴敬琏在杭州的民企峰会上见到我，立即拿出他的新著《中国增长模式抉择》，签上大名赠我留念。在这本书里，他比较了苏联式以投资见长的粗放型增长模式（Extensive Growth）和以注重效率见长的集约型增长模式（Intensive Growth），强调只有集约型增长模式才是经济发展的持久源泉；而集约型增长的重要环节，则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他在这本著作中还透露，当时服务业在中国整体经济结构中的比例仅为30%多；而在日本，这一比例则是70%多，在美国更是达到了80%多。

    2008年年末时读吴敬琏的这本书，也许觉得这只是对中国30多年经济历程的总结，以及对未来经济方向的指引。但五年后再展读此书，方有别有洞天之感，因为这五年的发展历程似乎证明了中国没有向着更加提高效率的方向发展，反而向着更加依赖投资的方向大踏步迈进。

    投资，投资，再投资，成了2008—2013年中国经济发展极其重要的驱动力。其间，拉动内需、减少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一直是中央政府努力的目标。但必须坦率地承认，这一努力的成效不大，甚至可以说完全失败。

    时间又过了10个月。2009年秋天，我再次到浙江考察，这时距美国由“两房”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的暴发正好过了一年。在浙江省委的指示下，浙江省搞了一个“典型促转型”活动，我应邀为其中的一个重要论坛担任主持。

    论坛的具体内容我已经忘了，但我清楚记得的细节是，论坛云集了包括楼忠福在内的浙江省重要的民营企业家。当时，4万亿人民币的刺激方案已经下达，中国经济在这一“强心针”的刺激下，正在呈现“脸色红润”的复苏局面。

    论坛休息时，我想做点私下考察，在休息室里向企业家们问了一个似乎有些不当的问题：“四万亿人民币，哪位分到了一杯羹？”

    正在抽烟、聊天的企业家们面面相觑，似乎不知如何作答，最终的回答都是摇头。只有一位企业家答道：“我的公司通过其他名义拿到了400万。”

    400万而已！这是我迄今听到的唯一从四万亿人民币投资方案中分到一杯羹的民营企业家。四万亿中的绝大多数都去了哪里？

    几年后的今天，我们知道，它们都流向了国有企业和各政府单位。

    2009年秋天，我还到上海和江苏的一些城市作了相关考察。就连在出租车上，都从收音机里听到各城市的一些区政府在规划、出台各种投资项目。那一年的中国，似乎成了一个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的大国。各种有用或没用的项目，各种暂时赚钱或不赚钱的项目，只要想得到的，就没有做不到的。四万亿人民币中的绝大多数，就这样白花花地流入了各种巧立名目的项目之中，大量的流通性货币开始泛滥……

    于是，由于基建项目的实施，许多地方的GDP开始回升，暂时的就业保住了，8%的经济增长率保住了，社会稳定保住了。而至于基建项目完成之后，码头是否有货船开出，公路是否有货车奔跑，GDP保住之后，钱是否流入老百姓的口袋里，那就全然没有人关心了。

    也是在那一年的秋天，我在主持《有报天天读》节目时，从美国传统基金会的研究报告里，摘录了一份研究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衰退及其应对措施的报告。报告指出，1993年日本经济开始衰退之后，日本政府也曾一度采用投资尤其是基建投资的方法来挽救经济。其结果是：基建投资的快速成果的确能拉动GDP上升，但无法体现在居民个人财富上。因此，从长远发展经济的角度看，必须慎用以投资拉动经济的手段。

    几年后的今天，我们也已知道，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过大过多，加上缺乏计划性，不但导致产能过剩，而且还是民营经济萎缩的主要元凶。

    但在2009年的中国，似乎没有人听得进去这样的声音。只要能保住GDP，只要能保住社会稳定，管它是“强心针”还是“止痛针”，先用了再说。因此，投资，投资，再投资，就像一阵魔风，让中国的人们入魔、疯狂……

    于是，也就是从那一年开始，国进民退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逆转现象，民营经济的空间开始极度萎缩，国有经济空间和政府权力开始以加速度的方式膨胀。

    2009年，似乎是中国的一个分水岭。我经常和朋友们开玩笑说，凡是2009年之前买房的，现在基本上都赚了。正是从那一年开始，房地产价格开始飙升。大量投资必然导致资产价格上涨，这一普通的经济学原理开始在中国的经济实践中得到验证……

    2009年，也是中国民间情绪逆转的分水岭。国进民退，资产价格大幅上扬，腐败日趋上升，导致民间情绪开始逆转。对年轻人而言，“学得好不如嫁得好”“有个好成绩不如有个好爸爸”成了流行语，奋斗似乎已不再有意义。于是，两个极端产生了：对草根阶层而言，一腔怒火洒向社会渐渐成为常态，各种形态的社会稳定事件层出不穷；而对精英阶层而言，用脚投票——移民成为一种无奈的选择。多少财富，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悄悄离开了这片96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

    移民的朋友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国外是好山好水好寂寞，国内是好脏好乱好快活。”他们愿意走吗？到底是什么让他们离开这片生他们养他们，又给他们带来巨大财富的土地？

    原因当然是极其复杂的。从经济模式开始的一连串失误继而蔓延到其他领域，显然是导致富人用脚投票的元凶之一。

    ……

    后面几年里发生的事情，想必人们都已知道。国进民退继续加重，房地产价格一路飙升，政府权力更为集中；“保八”任务虽然完成了，但民间情绪一路逆转。

    其间，从纯经济角度出发，政府也曾一再强调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性，亦即抑制投资，拉动消费，改变高度依赖出口的现象，同时尤其在房地产调控方面加大力度。但坦率而言，这些举措几乎无一获得成效。尤其是房地产调控在2011年达到最为严厉的状态，但2013年新政府上任后稍一放缓，一线城市的房价就离弦之箭一般再度飞驰。

    这就是过去五年中国经济的现实，也是中国经济与美国经济在过去五年里走过的截然不同的道路。当美国经济开始其结构调整，尤其是微观创新开始发挥作用的时候，中国经济则进入了一条国进民退，以投资拉动经济，却导致国富民穷的“斜路”。

    中国经济必须迅速走出这一“斜路”，才能获得发展前途；也只有走出这一“斜路”，才能迎来未来长远的光明。这是2012—2013年间中国经济面临的巨大挑战。

    三、中国经济：直面真理，拒绝忽悠

    恰恰在这一关键时刻，如前所述，经济数据告诉人们，中国经济已经开始下滑。也正是在这一关键时刻，刚从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位置上卸任的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于2012年下半年发表了一个著名的论断：中国经济要继续发展，将继续需要依赖投资和政府刺激措施。

    听了这话，我当时的一个直觉就是：这是一个违背经济学规律的论断。因为但凡对经济学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凡是政府刺激措施（包括大规模投资和货币刺激），学理上称之为“政府货币政策逆向操作”，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打“强心针”。“强心针”的短期效应可能是“脸色红润”，但长期下去必然带来后遗症或并发症；同样，政府逆向操作的结果，必然是短期繁荣而长期通缩。

    林毅夫，这是一个在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学界都响当当的名字，原因很简单：他早年对中国经济建设提出了不少建言，尤其在新农村建设方面；而且他还是第一个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的华人。

    如前所述，2008年秋天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时，我在《震海听风录》节目里组织了连续13期的系列访谈节目，高尚全、吴敬琏、江平、刘永好、温元凯、周瑞金、金观涛都先后出席了节目。我的朋友胡祖六曾建议我找找林毅夫，还热情地给了我林毅夫的联系方式，但当时林毅夫已到世行任职，出席节目料有诸多不便，我也就作罢了。然而我一直关注着林毅夫的各种研究观点。

    林毅夫在香港出版的《解读中国经济》一书，是我少有的从头至尾仔细阅读的一本经济学著作。他在书中关于“农村改革及相关问题”“城市改革及遗留问题”“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改革”“中国的成长是否真实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的论述，都曾带给我很多启示。

    但林毅夫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是他的两个核心观点：第一，中国经济未来还有二十年的高速增长期；第二，面对可能出现的经济放缓，中国依然需要采用投资和政府刺激的方式来拉动经济。

    对于上述第一个观点，我曾主持过不少经济论坛，遇到过数不清的经济学家持此类乐观观点。2012年年底在华南某市，有一位曾在外资银行任首席经济学家的学者，面对一帮民营企业家侃侃而谈，认为中国经济未来将展现庞大的市场潜力，那就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将转化为市民，中国的基建、汽车市场和消费品市场都有巨大的潜力。

    也有的“准经济学家”（亦即那些对经济一知半解的评论人士）也到处鼓吹中国经济的第三次或第四次浪潮，甚至拍着胸脯担保，麦克风的分贝震耳欲聋，听得民营企业家们热血沸腾，于是愿意掏出大把的银子邀请这些讲者；然而听完热血沸腾的演讲回到家，企业家们突然发现原先的那些困惑依然存在，甚至更加无解。

    用我的话来说，这就是忽悠；忽悠背后的原因，不是傻就是坏：傻是因为不懂，坏是因为故意。

    2012年年底在华南某市主持的那次论坛上，我实在忍不住了，于是在问答环节中，利用主持人的身份首先向演讲者发难，一下子提出三个问题：

    鉴于中国市场的广袤和巨大潜力，您说的中国经济的前景，我们大家都可以认同。但问题是，今天中国在通往这个光明前景的道路上，还有很多难以排除的障碍，其中包括经济结构的障碍、创新阻力的障碍和各种体制的障碍。这些障碍不排除，您描绘的光明前景就难以实现。对此，您怎么看？

    中国经济真正的活力在于民企，而非国企，然而过去五年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国进民退。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未来就只能在政府投资和刺激的老路上徘徊，其结果必然是短期繁荣，长期却导致无穷的结构性问题。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您说的大量基建将给企业带来商机，听上去固然不错。但过去五年的经验证明，民企能在“铁公基”项目中分到一杯羹的少之又少，即便分到了，也往往被国企以各种名义又拿了回去。未来的基建建设，怎么才能保证民企能和国企一样，地位平等，机会均等？

    我的话音刚落，听众席上突然爆发出一阵掌声与喝彩声。这一来，搞得我反倒有些不好意思了，因为理论上主持人应该保持中立，而且我提问的本意是抛砖引玉，但一不小心却好像成了“质问”。

    论坛结束后，有几位民营企业家对我说：“你刚才的三个问题，真是问出了我们的心里话。这些问题在我们心里都压了很久，但就是不能像你这样明确地表达出来。”

    事实是：面对我的这三个问题，那位外资银行的前首席经济学家左顾右盼，不得要领，其回答更难以让企业家们满意。

    这就是今天中国经济的严酷事实：一方面长期来看前景光明，但另一方面从现实来看又障碍重重。只要除掉障碍，前景一定光明；但问题是，体制障碍积重难返，经济结构的障碍又接踵而来。只谈障碍而不谈前景，自然会落入悲观或虚无；但只谈前景而不谈障碍，那无疑就是大忽悠了，不是傻就是坏。

    今天和未来的中国经济，需要的是严肃、认真的研究和分析。拒绝忽悠，是所有关心中国经济走向的人们的共同心声。

    但林毅夫的情况有所不同。我真诚地相信，作为享有盛誉的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中国经济还将有二十年的高速增长期，一定是经过了严肃、认真的理论研究，也一定是充分分析了各种体制和结构性障碍之后，才得出的论断。

    林毅夫和吴敬琏，是当今中国几乎齐名的两位经济学家，但两人对中国经济的看法截然不同。林毅夫看到的是中国经济的巨大潜力和广阔前景，而吴敬琏看到的则是在通往广阔前景道路上的巨大障碍。两人的角度各有侧重，各自言之有理。到底谁更有说服力？你更应该相信谁？这一切都看你自己的分析判断能力了。

    从做电视的角度看，有一天若能把林毅夫和吴敬琏请到一起，让两位泰斗级的经济学家做一番PK，倒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情，虽然这件事实现的可能性很小很小。

    但是，林毅夫提到的有关政府投资和经济刺激的方案，倒是一个十分值得探讨的话题。如前所述，“强心针”的短期效应可能是“脸色红润”，但长期下去必然带来后遗症或并发症；同样，政府逆向操作的结果，必然是短期繁荣长期通缩。

    今天中国经济的现实是：谁都不想打“强心针”，但不打“强心针”而任由经济一路下滑的代价，却又是谁都承受不起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林毅夫的“药方”又不是没有道理的。李克强总理遇到的难题也正在于此。后文还会继续阐述这一问题，这里暂且打住。

    四、中国式的“经济政治学”

    2012年第三季度是一个令很多人都感到惊心动魄的季度。那一季，GDP继续下行至7.4%，这是迄今中国经济倒行破八的最低线了。

    然而，就在此时，中国一位非常高级的官员公开表示：中国经济已经企稳，第四季度将开始回升。

    听了这话，很多人想必都会和我一样纳闷：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政府官员岂能对经济走势未卜先知，甚至能预言下一季经济将回升？

    但再一想就很快明白了：当时来看，2012年第四季度有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将在中国发生，那就是中共“十八大”的召开，十年一次的高层领导换届即将举行。因此，在经济和政治高度交织的中国，难以想象在这么一个重要时刻中国经济会呈现大幅下滑并继而引起社会不稳。这就是所谓的“换届效应”，为了这一效应，政府一定会想方设法“托住”经济的底。

    果然，当年第四季度的经济数据一如那位高级官员所说，不但企稳，而且还有所回升。

    也正是在那一季度，我邀请了两位北京的经济学家出席节目，讨论那一季和未来的中国经济形势。我在本书的前面曾经提到，经济学家的责任在某种程度上有点类似于医生，都是诊断开药，治病救人。不同的只是：医生负责治疗人的生理疾病，而经济学家面对的则是经济之病。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久病成良医，“尽信医不如无医”。

    这后面一句话，经济学家听了可能觉得刺耳，但在一个普通公众或作为一个经常与经济学家打交道的媒体人士看来，还真是有几分道理。

    如前所述，长期以来，出席我的节目的经济学家基本上分成了两大派：乐观派和悲观派。有意思的是，乐观派基本上分布在北方，尤其是以北京居多；而悲观派或谨慎悲观派则大都分布在南方，其中尤以上海、深圳等地居多。

    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一种巧合，还是冥冥之中有着某种内在规律。我也不知道北京的经济学家以乐观居多，其中到底有多少政治的因素在内；南方经济学家以谨慎悲观居多，其中又究竟有多少是纯经济学的原理在内。

    2013年1月，当中国经济经历了2012年一整年的起伏和动荡之后，有一位北京的经济学家竟然预测2013年中国经济将重返“九时代”，亦即GDP增长将重返9%。这一言论令很多人大跌眼镜。但这位学者态度严肃而诚恳，推理有逻辑，措辞严密，他的所有论断均建基于对经济形势的模型分析，令人在理论上很难找出不相信的理由，但在实际中又很难完全相信。

    就是这位学者，在当年的第三季度尾出席了我的节目，与另一位同样乐观的北京经济学家一起，对第四季度的中国经济形势进行了前瞻性分析。其结论自然是充满乐观的，其论述的方式是积极的，两人的对话也是十分和谐的，因为两人的观点基本一致，完全没有任何产生冲突的基础。

    做电视久了，我越来越相信戏剧情节里的“矛盾冲突理论”，亦即只有冲突才能紧紧抓住观众；任何高深的理论和思想，只有在冲突中才能将观众紧紧抓在荧屏前，才能“润物细无声”地传递给观众。因此，一个合格的主持人的基本功就是“挑拨离间”，制造冲突；只有这样，观众手里的遥控器才不致成为收视率的最大敌人。

    正因为如此，电视谈话节目的话题设置必须尽可能地具有内在张力，亦即具有从各个角度展开充分阐述的潜质。另外，话题本身的硬度也很重要。从现阶段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来看，最硬、最吸引人的话题自然是军事话题，至于经济、民生类话题，虽然十分重要，但往往从收视率中无法得到反映。潘石屹PK牛刀的收视率，居然敌不过我请罗援出席节目，就解放军的武器装备谈上半个小时所达到的高收视率。

    因此，那次两位同为乐观派的北京经济学家出席节目时，效果并不理想。他们观点基本相同，风格完全没有冲突，娓娓道来，互相佐证，十分和谐。节目录制完毕，我就在心中暗暗叫苦：完了，今晚的收视率一定大跌！当晚，节目播出时，我特意约了朋友出去，忘记干什么去了，反正不是喝酒就是唱卡拉OK，总之是为了让自己不看节目，眼不见为净。

    但让我大跌眼镜的是，下一周收视率发榜时，这一期的节目居然名列前茅。我的第一个反应是：错了，一定是搞错了！但细看再三，节目收视率确确实实名列前茅，无可争辩。

    然而这个结果却颠覆了我多年累积的专业经验：话题不算特别硬朗，风格完全不具备冲突性，收视率居然能名列前茅！我彻底震撼了，糊涂了。

    追逐收视率多年后的习惯是，收视率跌了，要总结经验；收视率高了，尤其是莫名其妙地高了，也要寻找原因，以便下一次可以循着这一规律再创新高。都说百思不得其解，但我百思终得一解：当经济普遍低迷之时，即便再没有冲突的观点，只要能给人们一丝希望，就能受到大家的追看。

    我不知道那晚节目播出时，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收看节目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但幸好后来几个月的经济形势不但验证了政府高官的预言，也验证了乐观派学者在我的节目里的注解。

    官员能够预言经济发展，而经济走势也恰恰能验证官员的预言。这是一个经济学无法解释的现象，却又是今天中国活生生的现实。

    在一个处于转型期的国家里，经济发展联系着社会稳定，而社会稳定则联系着政治稳定。因此，如果经济学家以为用纯粹的经济学原理就能治理今天的中国经济，那显然是不懂政治，甚至是不谙国情。从这个意义上说，将今天中国的经济称为“经济政治学”可能更为合适；经济学家必须熟谙政治，方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经济学家。

    前文提到的牛刀，是上海一个颇有些名气的独立地产评论家，也是我在谈论房地产问题时经常邀请的一个嘉宾。每次牛刀出席完节目，我都会在网络上受到一大群网友的质疑，认为我不应该请他出席节目，因为他过去几年的许多预言都没有成真。

    前些年牛刀的一个流传甚广却又广受质疑的观点就是——“2012年楼市将崩盘”。他从流通性过大等诸多方面来论证中国楼市的荒唐以及其受到外围经济的影响，多次喊出“2012年中国楼市将崩盘”的预言。但是，2012年中国楼市没有崩溃，并且直到2013年都没有崩溃。不但没有崩溃，而且从2013年年中开始，中国楼市反倒一路暴涨，到了2013年8月简直就只能用狂飙来形容了。

    牛刀关于“2012年楼市将崩盘”的预言没有成真，有网友在我的微博上愤而留言：“2010年时，我幸亏没有听牛刀的话，不然我现在就亏大了。”另一个网友则写道：“我当时就是听信了牛刀的话而没有买房，想不到却因此错过了大好机会，恨不得用牛刀宰了他。”

    2013年9月下旬，我再一次邀请牛刀出席节目，与中国房地产商会联盟执行主席顾云昌对话。两人唇枪舌剑，互不相让。

    我之所以力排众议，始终都愿意邀请牛刀出席节目，除了他说话极具煽动力有助于产生很好的收视效果之外，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他的观点一如谢国忠的“跌价50%”和李稻葵的“下跌20%”之类的论断一样，至少是楼市评论中言之有物的论断之一，所以应该让观众了解这一观点。

    但若将身份从主持人改换成评论员，我确实也觉得，称中国房价将大跌乃至崩盘，那是只懂经济而不懂中国政治，或者说不懂中国的“经济政治学”。中国的事情，除了经济逻辑之外，还有很强的政治逻辑。中国楼市虽然一路荒唐，但发展至今，已经将中国社会严重撕裂成了两半，亦即“有房一族”和“无房一族”：“有房一族”不但希望房价不跌，更希望它大涨，而“无房一族”的心理则正好相反。

    更重要的是，“有房一族”中大多是中产阶级，亦即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这部分人属于“沉默的大多数”，轻易不发声，但只要一发声，就会引起极强的政治动荡。任何国家，只要全方位激怒了中产阶级，都必定酿成严重的政治后果，所以政府不能得罪这部分人。而“无房一族”则正好相反，他们虽然无权无势，在社会中也没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他们中的大多属于底层百姓或年轻一代，拥有极强的爆发力和反抗的潜能——这自然也是政府十分顾忌的。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呈现出一种经济与政治高度交织的状况。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称牛刀只懂中国楼市而不懂中国政治，也许是一种并不十分苛刻的评价。这种评价其实可以用在许多经济学者身上。

    这种经济与政治高度交织的情况，在2013年的中国再次得到了清楚的呈现。于是也就有了前面提到的中国经济在2013年第四季度因“换届效应”而回升的“奇迹”。

    问题是：这一“奇迹”并非中国经济本身的康复使然，而完全是源自政府之手的“托举”。既然这样，一旦政府之手不再“托举”，以中国经济本身的“虚弱”来看，它必然又会陷入风雨飘摇之中。

    果然，2012年第四季度的“换届效应”过去后，2013年上半年的中国经济再度陷入风雨飘摇之中，各种经济数据再度不稳。其中，出口数据在3月出现负增长；到了5月，进出口数据全面下跌，第一次让人们感受到风雨飘摇的严重性。

    五、周期性放缓？结构性放缓？

    读到这里，任何有经济学知识的人想必都会发出疑问：此轮中国经济放缓究竟是周期性放缓，还是结构性放缓？

    所谓周期性放缓，是经济运行周期本身的规律所致，其大多受到国际经济波动和自身经济环境的影响。国际经济波动方面，最典型的就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中国出口赖以生存的外部市场接连受挫，中国企业的出口业务由此受到了重创。在自身经济环境方面，国内消费市场的阶段性疲软和其他众多因素，也是导致经济出现周期性放缓的因素之一。

    用通俗的话来说，经济周期性放缓犹如身患感冒，身体虽不舒服，但总有自然康复的一天，其原理就在于人体的新陈代谢机制。而经济的结构性放缓则不同，它犹如身患器质性疾病，虽不致不治，但病因深植于人体的深层结构，其矫正或调理需要相当的耐心、时间和技巧。

    中国此轮经济放缓，到底是“感冒”还是“器质性疾病”？2013年五六月间，我的回答是：它既是“感冒”，又是“器质性疾病”，其“治疗”既须针对“感冒”，又须针对背后的“器质性疾病”。

    而中国经济的所谓“器质性疾病”又是什么？一般来说，这无非是指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之间的不协调，亦即投资、出口、消费三者间的结构性失调。关心中国经济的人们都知道，过去几年里，中国政府在“调结构”方面可谓费尽心机，其核心就是要拉动消费，让消费成为主导中国经济的核心动力，减少投资在拉动经济方面的比重，并逐渐摆脱依赖出口的局面。

    但实际情况是：过去几年的“调结构”任务从来就没有真正完成过，中国的经济结构始终是投资主导，高度依赖出口，消费疲弱。

    然而2013年7月以后的经济形势却迅速掩盖了人们对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的思考。进入8月后，中国经济明显企稳。8月22日，汇丰集团发布数据显示，8月汇丰PMI初值为50.1%，较上月的47.7%大幅回升，创下4个月来的最高；9月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官方数据显示，PMI为51.0%，比上月上升了0.7个百分点，连续11个月位于临界点以上，创下16个月以来的最高。

    受经济数据转好的影响，国内外研究机构对于中国经济的看法也趋于乐观。2013年8月下旬以来，多家国际投行上调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8月21日，德意志银行发布研究报告，上调了2013年下半年中国GDP增长预期，将2013年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的GDP同比增长预期分别上调至7.7%和7.8%，而此前的预计分别为7.5%和7.7%；同时，将2013年下半年的GDP增长预期从7.6%调高至7.7%。同样做出上调的还有瑞士信贷与英国巴克莱银行。瑞信把对中国2013年经济增长的预期从6月的7.4%上调至7.6%；巴克莱银行则表示，当前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可能比前一季度加快。甚至有外资经济学家一改此前的悲观论调，转而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触底，虽然可能目前的上升动能还不强，但中国经济企稳无疑是利好消息。

    一如“感冒”趋于好转时，人们往往满足于暂时的康复而忽略了“器质性疾病”，中国经济的一连串结构性问题也就这样被暂时而巧妙地掩盖了……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