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的一切，似乎都要从中国政府面对复杂经济形势的两难说起。
从2013年6月起，人们就不断听到一种叫“李克强经济学”的说法。这一说法显然是从年初开始的“安倍经济学”克隆过来的。首先发明这一说法的据说是一家外资投资银行的经济学家，其认为“李克强经济学”主要包含三大要素：一是不出台经济刺激措施；二是金融领域去杠杆化；三是调经济结构。
不知是否是一种巧合，最近十几年，中国乃至世界经济中的一些重大现象，最早都是由西方一些投资银行或经济智库的经济学家们提出的，并继而引起各国关注，最后成为一种广为流传的共识、趋势甚至政策取向。无论是“金砖国家”还是“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提出，无不如此。
所谓“李克强经济学”的提出，显然是受到2013年年初“安倍经济学”概念的影响。安倍第二次上任日本首相之后，通过日元贬值等刺激经济的措施，既大幅度提升了日本的出口，同时也迅速改善了日本国内的经济状况，由此获得了“安倍经济学”的美称。从政治角度看，“安倍经济学”的成功也在相当程度上提升了安倍本人在日本国内的民望，并使其在外交事务上更加具有底气。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经济与政治之间相互交织的关系。
2013年，除了“安倍经济学”之外，“李克强经济学”和“默克尔经济学”也都是风靡全球的术语，无非都是希望以此来总结相关国家经济政策的成功之道。
事实上，作为中国新任总理的李克强，从来就没有明确提出过这三大要素，更没有将这三大要素归结为“李克强经济学”。所有这些都是圈外人士根据2013年3月李克强上任后掌管经济的思路，甚至是从他的一些做法和说法中推断出来的。
“李克强经济学”被巴克莱银行的几位学者正式提出，是在2013年6月27日，当时距李克强上任总理正好三个半月。大家仔细回忆就可发现，李克强上任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几乎十分安静，甚至安静得有些低调。除了对印度、德国等国进行过一些外事访问外，李克强的精力基本都放在国内问题上，而且主要是国内的经济问题上。当然，从后来公布的情况来看，这几个月里李克强就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了不少调研，强有力地推动了上海自贸区的进程。但除此之外，李克强似乎没有更多更高调的公开论述。
2013年6月中国“钱荒”的爆发，是对李克强的第一个考验。过去几年里，中国素以货币流通过多著称，似乎从不缺钱。然而从2013年6月的某一天开始，中国却突然出现了“钱荒”的怪事。当然，客观上自然有银行到期的因素，但中国金融体系里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则是“钱荒”的真正元凶。
面对这一情况，李克强的态度基本是按兵不动，因此中国央行未像人们预料的那样率先出手。也许正是李克强和中国银行当时的这一举措，让巴克莱银行的经济学者们眼前一亮：不出台经济刺激措施，这不正是李克强经济思路的主要元素吗？
于是，一个后来几乎家喻户晓甚至风靡全球的名词——“李克强经济学”就这样诞生了……
2013年6月27日，“李克强经济学”诞生。7月初的一天晚上，我在节目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容忍底线到底在哪里？”
我的想法非常简单：在中国“经济政治学”的背景下，经济大幅下滑的直接后果就是出现社会乃至政治不稳定的情况；没有任何一个领导人可以接受社会乃至政治的不稳定。既然这样，下一个逻辑问题就是：面对经济可能下降的趋势，中国政府能够容忍的底线到底在哪里？如果经济下滑到可能引发社会不稳的程度，政府是否依然遵循不出手的原则？这里的两难就在于：若不出手，则经济下滑可能引发社会不稳；但若出手过重，则2008年以后的那一幕（资产价格上升、国进民退……）又将重新上演。
果然，几天之后，我们就从媒体中不断读到中国政府领导人谈经济的上限和下限，以及告诫大家要有“底线思维”。什么是“底线思维”？很显然，这就是要对经济可能下行到什么水平有一个基本的预估和预案；一旦不行，政府还是要果断出手。
这显然已向人们传递了一个核心信息：所谓的不出台刺激措施完全不是中央决策层的思路，甚至也不符合今日中国“经济政治学”的基本原理；一旦经济下滑，底线失守，那么由此导致的社会不稳将是任何人都无法承受的。
问题在于：中国政府能够承受的底线到底在哪里？围绕这个问题，我曾邀请多位经济学家出席节目。
如前文所述，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我已养成一个习惯：至少每一个季度都要在《震海听风录》节目里，主持一场关于中国经济形势的讨论。养成这一习惯的直接原因，当然是国家统计局每季度公布的经济数据；而间接原因则是，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我已隐约感到中国经济将出现放缓迹象。
说到国家统计局，这无疑是中国目前唯一一家能够提供全面、权威的经济数据的国家机构。但国家统计局在过去几年里也不是没有经受过严厉的质疑，其中有些质疑还是直接在我的节目里展开的。
2009年下半年的某一天，忘了是出于什么原因，我忽然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出席节目，并安排他与一位香港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展开对话，主题是中国的国家统计数据和体制。这是一个听上去让人昏昏欲睡的话题，然而只要话题一展开，就立时能让人兴奋起来。先听听那位香港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的质疑吧：
——2009年7月16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第二季度的全国经济数据，而那时距离第二季度结束仅仅过了半个月。
——当国家统计局公布第二季度全国经济数据时，为何有两个全国大省的经济数据居然尚未统计完成？
这确实是两个让很多人都难以回答的问题。加入凤凰卫视前，我曾在香港一家上市公司担任公关推广总监。香港地区各上市公司的财政年度于每年3月31日结束，但各上市公司的年度数据最快也要到5月中下旬才能公布。一个上市公司的审计和核实尚且需要近两个月的时间，更何况一个具有30多个省市自治区和十多亿人口的大国？至于全国两个大省的统计数据尚未得出，而全国的数据居然已经公布，这也是一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可以想象，社科院统计专家与香港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之间的对话，一定进行得十分激烈；而当对话如此激烈地展开的时候，你也一定不会觉得这是一个让人昏昏欲睡的话题了，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关系着每一个人的命运。
你一定很想知道这场对话的结果：社科院的统计专家解释了统计的技术细节后指出，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有时会采用一种抽样统计的方法，有时甚至也以一定的推断为依据，并不是完全以百分之百的统计数据为前提。这一说法能否令人信服，当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过，对话进行到最后，统计专家也十分坦率地承认，统计体制的改革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
然而在现行体制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结果无论如何都是人们必须依靠或至少作为参考的数据。这也正是我至少每个季度，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经济数据后都要做一次经济学家对话节目的主要原因。
如前文所述，南北方的经济学家经常在我的节目里呈现出悲观和乐观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比如叶檀，一个时常在各个媒体频频点评各种经济现象的财经评论员，也是一个经常让男性经济学家瞠目结舌的财经女人。
最近一年多以来，每次节目开始，我都要问叶檀一个问题：“与上一个季度相比，你是更悲观了，还是稍乐观一点了？”而叶檀，这个伶牙俐齿的女人每一次给我的回答都不外乎是：“我还是那样的悲观！”“我比上一季度更悲观了！”“我永远悲观，悲观到底！”
叶檀的悲观不是没有根据的。据她在节目中介绍，她经常到各地考察，尤其去过浙江等地的一些民营企业中进行考察，民企的出口订单是她十分关心的经济指标之一。
国世平，深圳大学金融研究所所长，一个在我的节目中与叶檀一样悲观，然而表述却往往较叶檀更为犀利、尖锐的学者。2013年7月中旬，当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当年第二季度的数据之后，国世平和叶檀这两个几乎同样悲观和谨慎的经济学家，同时出现在我的节目里。
我问国世平：“您认为，中国政府能够承受的底线是什么？”
国世平回答：“以今天中国的经济总量和潜力，GDP增速降到6.5%，我认为这是中国政府能够承受的底线。”
6.5%，这是我听到的迄今为止最为大胆的预言！这种预言的大胆程度，类似于国世平曾引起很大争议的另一个说法：“房市马上就要崩溃，大家应该把手中所有的房子都卖掉，一套也不剩！”
由于这一大胆而“武断”的预言，国世平成了媒体上的“新闻人物”。好在我没有对此进行炒作，否则他的“中国经济可以承受降到6.5%的代价”的观点一定也将引起巨大的争议。
降到6.5%意味着什么？须知，今日中国尚未成为一个成熟经济体。对欧美这样的成熟经济体来说，2%~3%的增长率都已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但对中国这个正处于转型中的经济体来说，2008年的经验告诉人们，低于8%意味着中国社会将产生大量的失业，其中尤其是农民工和大学生阶层的失业。5年过去了，也许8%的底线可略微降低，但6.5%则无论如何都过于冒险了一点。
对此，国世平的回答是：“大学生大量失业，正是大学生可以乘此机会进行自我调整的大好机会。大学生为什么不可以去工厂做工，使自己成为更具劳动技能的合格劳动者？”
国世平的这番话，就连素来对中国经济持有批评态度的叶檀都有些听不下去了。在节目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二人就这一观点展开争论。
话说到这里似乎有点偏题了。任何一个决策者都必须首先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同时也应该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以最大的现实主义态度考虑经济下行和社会转型的成本，这才是一个负责任的决策者和领导者。
因此，外资银行以所谓的“李克强经济学”来诠释中国的“经济政治学”，这只能说明其不懂政治，不懂中国，或者说不懂中国的政治。
二、“李克强难题”经受考验
然而对于中国决策高层而言，这样做并不是没有风险的。原因很简单：如前所述，政府若不出手而任由经济下滑，那必将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但若政府出手过重，又势必导致2008年以后的那一幕重演。问题的关键是：其间的“度”到底在哪里？
就在“底线思维”出台几个星期后，2013年7月30日，北京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确定了“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九字方针。
上一次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2012年12月16日召开。那天晚上，我正在北京主持一个活动，当晚参加活动的嘉宾中有一位刚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赶来的央行高层。
我问这位高层人士：“今天的经济工作会议有什么内幕可以透露？”
这位高层人士回答：“没有内幕，现在的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明年经济工作的六项任务，其中首要任务就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
当时的背景是：经过2012年第四季度“换届效应”的影响，中国经济开始回升，因此201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始注重“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
仅仅过了七个半月，2013年7月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再次提出“稳增长”的口号。这显示出2013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风雨飘摇的严重性，这也显然是一个方向性的转变。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这三句话九个字就已经把中央工作会议的战略思路表达出来了。大家一定要注意这里面的顺序。第一是稳增长，第二是调结构，第三是促改革。这三句话是习近平公布的，而不是李克强公布的。第一是稳增长，永远把增长放在第一位。
然而经济学家许小年在他的微博上写道：这个次序显然错了，正确的次序应该是“促改革，调结构，稳增长”。
许小年认为，今天中国经济的绝大部分问题都是由于改革滞后引起的，因此促改革应是未来提升经济时主要着力的目标；解决了改革的问题，经济结构的调整自然得以启动，届时稳增长的目标自然水到渠成，反之则可能本末倒置。
必须指出，许小年的逻辑是正确的，我也十分佩服许小年的勇气。然而这一正确的逻辑放在今天中国的现实中却是很难行得通的。或者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任何一个决策者也许都深知这一逻辑的正确性；然而他在做出决策时，还是会将“稳增长”作为重中之重，因为如经济大幅下行而导致社会不稳，其代价将远远超过经济改革缓行的代价。
但谁又都知道，今天中国所有的问题，无论是经济问题还是社会问题，都是由于改革缓行导致的。因此，如果为了维持稳定而暂时牺牲或缓行改革，则必然导致更为深刻、长远的问题。“李克强经济学”今天面临的问题有两方面：一是能否在不大幅刺激经济的情况下维持经济的平稳发展，或至少使经济不大幅下降？二是政府一旦出手，经济自然立时“脸色红润”，但如何保证在“稳增长”的同时，不大幅拖延本已严重滞后的改革进程？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今天中国决策高层面临的恰恰是这个古老的哲学问题，这一点也不比其前任在2008年面临的问题轻松。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说巴克莱银行的学者们提出了“李克强经济学”，那么到2013年年尾的时候，“李克强经济学”似乎正在慢慢演化成“李克强难题”，其难处就在于：面对经济结构性下滑趋势，政府之手既不能不伸，又不能伸得太长；明知政府投资将带来无穷后果，但还是不得不采用政府投资稳住经济。更重要的是，一系列“微刺激”措施长期看必然具有成效，但其功效却犹如“文火炖汤”；这“文火炖汤”的慢功效能否对冲经济下滑的“狂风暴雨”？
三、发改委何以删掉了“促改革”？
大家也许并没有注意到，“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这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做出的最高决策，到了具体执行的技术官僚那里，却悄悄地变了样。
如前所述，2013年7月3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正式确立了上述九字方针。当晚，发改委一位高级负责人接受媒体专访。在这位发改委高官的口中，“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九字方针变成了另外一种九字方针：“稳增长、防风险、调结构”……
如果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方针与发改委提出的“稳增长、防风险、调结构”放在一起作个比较，能够很容易地发现，在“稳增长”的前提下，“防风险”悄然登堂入室，占据了原来由“调结构”所占据的二号位置，而“调结构”则退居末位。在这么一种框架里，原先就居于末位的“促改革”顺乎自然地被抽掉了。
也许你会认为我是在玩文字游戏。然而你不认为当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刚结束，九字方针所发生的上述微妙变化确实会让人产生如此解读和联想吗？
其实，两种九字方针的版本都没有错。中央谈的是战略；而发改委作为具体执行单位，谈的却是策略，是技术，因此“促改革”不是他们所能掌控的范围，而“防风险”却是他们的主要工作。换言之，在发改委的工作考核里，没有“改革”这一条；而“防风险”却是他们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衡量标准。
从更大范围上讲，在近年关于中国改革的议论中，发改委本身就是受到多重质疑的一个部门，其“超级大部”的身份和地位恰恰是今天中国各级政府职能转型不到位的具体体现。因此，由这么一个“超级大部”来“促改革”，无疑有点天方夜谭；由他们作为执行部门来“防风险”，倒是切切实实可以做到或值得期待的。
问题是：未来中国经济“稳增长”的重任依然要由发改委这一“超级大部”来承担或协调。因此，“促改革”被抽掉也就顺理成章了。
经济学家许小年太过天真，还幻想由“促改革”来统领“调结构”和“稳增长”，殊不知他的对手早已把“促改革”悄悄抽掉了。
四、救经济：中国重返投资时代？
2013年9月中旬，一个接近秋高气爽的时节。大连，一个风景优美、气候宜人的城市。“2013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就于此时在这里举行。
这一次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与其说人们关心世界经济，不如说人们更关心中国经济；与其说关心中国经济的上升走势，不如说更关心中国经济的放缓趋势。关于原因我在前文中已经有所阐述。而这其中，一个十分关键的人物就是中国总理李克强。
就在这次论坛上，李克强的开幕式特别致辞受到海内外高度关注。李克强说：“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时候，有一种选择就是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增加赤字、放松货币，这可能会起到短期效果，但是对未来未必有利。”他对中国经济政策的表述为：“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在稳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同时，把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统筹起来。”在当晚的交流会上，他认为：“在经济增速放缓时，我们特别突出释放改革的最大红利，激发市场的活力，着力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使它们和稳增长有机地结合起来。应该说这些目前已经见到成效。”据媒体统计，这是李克强自9月3日以来的九天内第四次强调“改革”。
李克强从2013年3月上任总理，到9月中旬正好满半年，180天，采取了一些措施。
用我的分析来说，李克强上任后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上任伊始，他在3月的全国人大记者会上回答《联合早报》记者提问时，就未来中国改革和转型的方向发表了一篇讲话，集中讲到未来转型方向首先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段问答的原文是这样的：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这次国家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引起高度关注，请问李总理的是，这次改革是不是您理想的方案？怎样达到简政放权和转变政府职能的目标？谢谢。
李克强：你谈到理想，凡事想要做成的话，总是要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作出可能的选择。这次改革方案的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当然也是简政放权。如果说机构改革是政府内部权力的优化配置，那么转变职能则是厘清和理顺政府与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说白了，就是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政府管住、管好它应该管的事。
机构改革不易，转变职能更难，因为它更深刻。我在地方调研的时候，常听到这样的抱怨：办个事、创个业要盖几十个公章，群众恼火得很。这既影响了效率，也容易产生腐败或者叫寻租行为，会损害政府的形象。所以，必须从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入手来转变政府职能。现在国务院各部门的行政审批事项还有1700多项，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再削减1/3以上。
不是说政府有错位的问题吗？那就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这是削权，是自我革命，会很痛，甚至会有割腕的感觉，但这是发展的需要，是人民的愿望。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言出必行，说到做到，决不明放暗不放，避重就轻，更不能搞变相游戏。
我当时在电视前看了这段讲话后的一个感觉就是：这是一个对中国未来转型的深层规律很了解并有研究的总理，下一步就要看他是否有足够的果敢去推进改革，并以足够的谋略来绕过阻力，迂回接近终极目标了。
第二个阶段：2013年五六月间，中国经济和李克强经受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考验。如前所述，2013年5月，中国进出口数据全面下降，显示出周期性和结构性兼而有之的明显放缓迹象；6月，中国一些地方遭遇“钱荒”危机，一个原本流通性泛滥的市场，刹那间居然闹“钱荒”，这让人觉得匪夷所思。这时，李克强的思路是：政府的干预之手尽量不伸出，让市场自己调节解决。也恰在此时，一些外资银行归纳出“李克强经济学”的说法及其三个要素。但如前所述，其第一个要素“不出台刺激经济措施”很快就被李克强的“底线思维”和7月3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九字方针所纠正。
第三个阶段：从2013年7月底8月初开始，亿万级的投资无论来自国家还是地方，都慢慢开始润物细无声地渗透到各个领域。这些亿万资金投资下去以后，政府没有进行报道，可是政府希望这一轮的投资能够引进民营企业，希望民营企业能够更多地进入一些敏感领域、垄断领域。我个人对此也存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因为我从2008年开始在浙江民企做了一些调查，在过去五年中，由于国进民退，民营资本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当时还有民营航空公司，可是现在一个民营航空公司也看不到了。国务院出台了两个“非公经济36条”，然而从实施的具体情况来看，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却越来越困难，过去由于政府这只手伸得太长，导致中国整个民营经济环境恶化。中央政府当然希望更多地吸引民间投资，可是到底有多少民间投资进入了敏感领域和垄断领域，我个人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至少从过去五年的感受来看，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确实是大大恶化了。
中央政府无论要拉动自己的政绩还是拉动经济，也是要靠投资，所以千军万马都指向投资。亿万级的投资措施先后出台并逐渐到位，其主轴依然是基建，尤其是“铁公基”建设。在这一投资措施的拉动下，2013年7月和8月的中国经济明显回升，尤其是8月的数据颇为亮丽，让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也支持了这一说法，8月的主要经济指标如PMI、PPI、工业增加值、用电量、货运量等都出现了回升向好的势头。李克强说，中国经济已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后面的故事会更精彩。
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9月中旬的“夏季达沃斯论坛”给了李克强一个阐述他战略思路的新机会。这一思路归纳起来就是：面对中国经济下滑趋势，政府不出手是不现实的，否则社会风险太大；但政府的手伸得太长、太频也是不好的，这会带来无穷无尽的结构性问题，2008年后的情况就是一个惨痛教训。这一思路归纳起来就是：中国既不可能完全放弃经济增长来调结构，又不可能不调结构而简单地抓经济增长，中国经济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寻找一个平衡点。
问题在于：这个平衡如何掌握？中国素来的问题是一放就乱，一抓就死，多少年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政府职能转型不到位的问题。至少到目前为止，不管我们是否同意，林毅夫的“投资论”再次被证明行之有效，而且不得不行。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期待着林毅夫有一天能出席我的节目。
相关问题在于：此轮投资潮与2008年相比有何区别？参与决策运作、了解内情的人士也许都会告诉你，其间的区别很大，因为在此轮投资潮之外，还出台了很多微观改革措施，而正是这些改革措施将呈现未来“调结构、促改革”的成果。而我要说的是，在2013年下半年下这个结论还为时过早，无论是开发民企活动还是释放制度红利等，目前都还在“文火炖汤”阶段，其“疗效”将在未来的半年乃至一年时间里慢慢呈现；而以“稳增长”为统领的投资潮，则恰如一场“熊熊大火”，一下子就点燃了中国经济的“发动机”，或像一剂“强心针”，使得中国经济立时“脸色红润”。
然而2008年那次注射“强心针”的结果大家都已知道，那就是虽然带来短期的“脸色红润”，却植入了长期的“器质性并发症”。
于是，我又想起了2009年与浙江民营企业家们的谈话……
这次是否会重蹈覆辙？李克强对此的信心很足。而我则会继续谨慎观察，而且更愿意在一些关键环节上发出一些也许不太入耳的提醒或警示。
比如，这一轮投资潮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尤其是进入竞争性和垄断性的领域。这听上去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思路，也是一个很有战略高度和前瞻视野的思路，因为如果我们能将投资的方向逐渐从政府投资转为民营投资，那么这对于中国经济长远内生动力的发展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好事。但问题是，看看过去八年的情况我们就会发现，民营经济的困境不但犹如夹缝求生，而且居然在政府不断出台有利于民营经济的宽松政策的情况下，民营经济的日子过得更加艰难。
大家如果有兴趣去翻阅一下过去几年的政府文件就会发现，2005年2月和2010年10月，国务院先后出台了两个“非公36条”，其要点就是“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发展”。
据坊间传闻，2004年8月，时任总理温家宝到浙江与当地民企的谈话，最后成为第一个“非公36条”成型的基础。
2005年2月的那个“非公36条”就已经明确提出：第一，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其中包括贯彻平等准入、公平待遇原则，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领域，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社会事业领域，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金融服务业，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国防科技工业建设领域，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参与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地区崛起；第二，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第三，完善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服务；第四，维护非公有制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等等。
这是一篇在理论上让人不得不叫好的文件。但其实际执行情况又如何呢？可以十分坦率地说，2005年到2010年是非公经济（亦即民营经济）受到严重挤压的几年。当然，其间的客观背景是，2008年经济危机导致各国都“跑步救市”，经济体制尚未完成转型的中国更甚。
于是，2010年10月出台的“新非公36条”提出了更为宽松、开明的政策。与2005年版“非公36条”只允许民营资本参股能源领域的自然垄断业务相比，新“非公36条”不但明确提出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开发环节，更允许民营资本与国有石油企业合作开展油气勘探开发。其首次提出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产业建设；并提出将进一步放开电力市场，积极推进电价改革，加快推行竞价上网，推行项目业主招标，完善电力监管制度，为民营发电企业平等参与竞争创造良好环境。
2005版“非公36条”规定，在铁路、民航等领域，非公有资本可以参股等方式进入。而新“非公36条”则有所放宽，鼓励民间资本以独资、控股、参股等方式投资建设公路、水运、港口码头、民用机场、通用航空设施等项目；抓紧研究制定铁路体制改革方案，引入市场竞争，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铁路干线、铁路支线、铁路轮渡以及站场设施建设，允许民间资本参股建设煤运通道、客运专线、城际轨道交通等项目。
而实际情况是：经过2008年这一轮“国进民退”的折腾，民营经济要进入政府“鼓励、支持和引导”的上述领域，实际困难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实际处境不是缓解了，而是更为严重了。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2005年版还是2010年版的“非公36条”，都像一道美丽的“天花板玻璃”，可以看得见顶，却永远也无法企及。
这一轮的投资潮是否将重蹈2008年的覆辙？对此，我没有太多信心，只能拭目以待。或者，至少在2013年下半年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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