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撰写本书的时候，恰好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之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三中全会前发布了“383改革方案”。所谓“383方案”即是包含“三位一体改革思路、八个重点改革领域、三个关联性改革组合”的新一轮改革的基本思路和行动方案。
这种“三位一体”的改革是指：推动完善市场体系，转变政府职能，创新企业体制。
“八大领域改革”是指：推动行政管理体制、垄断行业、土地制度、金融体系、财税体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创新体制以及对外开放等八个重点领域的改革。
而报告具体提出的涉及上述八大领域的三大改革突破口则指：第一，放开准入，引入外部投资者，加强竞争；第二，深化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设立“国民基础社会保障包”；第三，深化土地制度改革，集体土地入市交易。
无独有偶，“383方案”也为未来的改革提出了“时间表”：第一，2013—2014年的近期改革；第二，2015—2017年的中期改革；第三，2018—2020年的远期改革。
这个改革时间表与我在本书中提出的中国未来十年的三个时间段也正好大致相同。可见，在对中国未来改革迫切性的研究上，所有的逻辑都会大致指向同一个方向和时间段。
不同的只是“383方案”将远期改革的时间终点设定到2020年。2020年是一个什么时间？那是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开始，也是中国高层提出人均生产总值和居民收入都翻倍的时间点，也是中共建党100周年的前夜，同时也是这一代领导人即将卸任的前两年。已经有许多迹象显示，这一代领导人已将2020年作为一个重要的时间指标来安排内政外交的许多事情。
如本书上一章所述，当我们埋头国内改革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外部环境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无论是美国经济复苏及其背后的创新和经济自由度的支持，还是美国的能源技术和战略正在改变世界能源格局，抑或中美之间正在发生的种种细微变化，似乎都显示出，2020年的世界经济和能源格局以及中美之间的互相依存关系都将会发生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演变过程。
届时，中国面临的挑战究竟会更为轻松，还是更为严峻？一切的一切都取决于未来6年里中国内外战略的调整。还是让我们看看中国眼下需要克服的难题。
一、2017年以前：成败在此一举
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翻开中国主流媒体有关改革的报道和评论，迟福林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其实，迟福林在改革问题上的名声不是始自今日。早在20世纪80年代，迟福林就是改革中的风云人物。20多年后他依然是改革问题的权威，尤其是他曾在海南这片土地上为改革发声，在中国这恐怕已经绝无仅有了。
本书第二章就曾引用迟福林2011年下半年出席《震海听风录》节目时与张燕生有关中国经济放缓与社会矛盾的讨论。2012年开始，我频频邀请迟福林从海口飞到香港出席《寰宇大战略》节目。
节目组孤寒，除了为迟福林购买商务舱机票和预订五星级酒店外，就再也没有经费请他到饭店吃饭了。我们的很多谈话是在凤凰卫视的食堂里完成的；但也正因如此，我们的谈话轻松很多。每次录制完《寰宇大战略》，我与嘉宾们在凤凰卫视食堂里的那些谈话往往是极有意思的，闪烁着很多思想的火花。
“如果没有那些特别的原因，你今天很可能是个大官了。”在凤凰卫视的食堂里，一位朋友这样对迟福林说。迟福林含笑不语。我的团队里的90后助理、研究生观察员想了半天也不明白这个“特别原因”到底是什么。看着女孩子们一脸的茫然和不解，我和迟福林都乐了……
20世纪80年代，不到40岁的迟福林就在中国改革界颇有名气和影响力。如果不是后面发生的一些不应由他负责的事情，今天的迟福林说不定还真成了高官；当然，那样的话，他是否仍有今天这样的思想自由，那又另当别论了。
在节目里，我与迟福林的对话很多时候是“唇枪舌剑”的。2013年10月，“383方案”刚公布，我就和迟福林、任剑涛（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在节目中上演了一场“舌战”：
邱震海：为什么十八届三中全会这次的改革如此重要？
迟福林：我们的增长转型改革正处在一个历史拐点，我概括为三句话，就是经济转型处在一个历史节点，社会转型处在一个临界点，治理转型处在一个关键点。
邱震海：改革经常是被我们以各种原因拖延了，原来我们一直说改革急不得，因为改革如果推得过快，可能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中国的改革往往在急不得和等不得之间左右徘徊，这次假如还不能有力地推进改革，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迟福林：这次最大的问题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拐点上，改革的时间、空间约束十分明显，所以我概括为改革正与危机赛跑。
邱震海：如果改革跑不赢危机，又会产生怎样的情况？
任剑涛：如果改革跑赢危机，当然就满足了我们的三个愿望，一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二是国家的富强，三是向文明社会的迈进。如果改革跑不赢危机，社会就可能崩溃，失望会变成绝望，而整个国家发展可能夭折。
邱震海：中国的改革不能再拖了，因为现在中国的经济在不断下行，中国的社会矛盾在不断上升。所以，零敲碎打的改革孤立地看是有意义的，但是放在经济下行和社会矛盾上升这么一个大环境中看，假如不能解决社会矛盾、转变经济下行，再好的改革都是没有意义的。第一，383改革方案第一细则如何出台？第二，阻力到底如何突破？第三，我非常关心的，改革效果怎么样？这个效果不能一直拖延到未来五年、十年还不显现。比如，八项措施里面垄断改革如何进行？垄断行业，土地改革，财税改革，国有资产改革，我们就拿这四样出来，坦率来讲，这四样放在一起都是阻力重重，所以我现在非常关心细则到底在哪里。
迟福林：现在最难的是固化的利益格局，今天的二次改革和过去最大的不同在于它面对固化的利益格局，但是我比较乐观，这个固化还没有完全凝固，是可以打破的。
邱震海：关键问题是当改革涉及具体的部位时，怎么办？涉及具体的部位时，它的利益怎么来解决？
迟福林：这里当然有一个部门利益问题。我们在打破垄断上已经有高度的、广泛的共识。
邱震海：那是反垄断的人有共识，垄断的人是没有共识的，他是不愿意去打破的。
迟福林：是，我所谓的高度共识是指什么呢，大家认为不打破垄断不行了。比如我们现在的社会资本。
邱震海：迟院长，如果我是垄断行业的人，我一点都不想打破垄断，你要打破垄断，我就会反过来跟你进行斗争，说不定把你告上中纪委。最后会形成另外一种利益格局，一种改革与反改革、垄断与被垄断之间的格局。所以，会不会出现这么一种状况？
迟福林：是，现在就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垄断的矛盾问题很多，不但阻碍了社会资本进入，而且在垄断行业内部，本地问题包括腐败问题都很突出，所以在这个时候打破它，是很好的时机，我相信反垄断改革在未来的两三年会有重要突破。
任剑涛：迟院长是非常乐观的，作为改革设计者应当有这种乐观性，否则我们切入其中就非常困难。在我看来，解决国有企业垄断将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但不是没有办法切入。比如，在人上、事上、物上、体制上都可以找到突破口，最关键是推动改革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决心怎么样。
邱震海：你们两位说得很好。但是无论是下重药还是下猛药，我现在关心的是这个药什么时候能够见效。它当然不可能马上就见效，不可能希望它一两个星期、一两个月就见效，但是恐怕也不能等三五年。因为三五年之内中国的经济还会继续下降，中国的社会矛盾还会继续上升，所以打破垄断的改革能不能跟经济下降、社会矛盾上升有一个时间上的配合？关于未来，迟院长如此乐观，您设计的打破垄断的时间表到底是怎样的？
迟福林：我预计未来两到三年，行政垄断这一块会破题，甚至在某些方面会有重要的突破。
邱震海：具体来说，就是在2017年之前，2017年中共十九大要召开，另外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小的换届，换句话说，在中共“十九大”之前，中国垄断问题一定要解决，是这样吗？
迟福林：对，中国至少在行政垄断方面会有一个实质性的破题。
任剑涛：但我看这个383改革，破题不是一个大问题，实际性的经济结构调整才是关键性问题。
邱震海：2017年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能解决行政垄断的问题吗？或者能实质性地触碰这个问题吗？
任剑涛：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或者实质性地触碰这个问题的难度非常大，但实际上就破题来讲，两三年时间过于漫长，打破行政垄断的破题必须在半年内完成。
邱震海：也就是说，到2014年的5月之前必须要开始破题，你这个破题的指标是什么？
任剑涛：破题的指标就是整个行政垄断的结构性问题已经解决了。
邱震海：什么叫结构性问题？
任剑涛：比如，国务院各部委的审批项目要结构性地减少。实际上，自两会以来，半年多时间里已经减少了200多个审批项目，给各地方、各部门以及民营经济已经带来了很大希望。
邱震海：半年之内完成会不会过于急躁？
迟福林：在半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方案出台。我讲的破题是指社会资本能够进入，能够把坚冰打开；然后，再用两到三年的时间，让社会资本进入这些垄断行业，这个格局可能才会初步形成。
邱震海：基本上两位嘉宾最乐观的推测是在2014年5月之前打破行政垄断，最悲观、最谨慎、最保守的推测是到2017年年底即中国“十九大”召开之前，总而言之，问题是要解决的。
下面第二个问题是央地的财税制度改革。我经常到各地演讲，老百姓问我房价到底会涨还是会跌时，我回答说，房价涨还是跌不是市场本身控制的，与它相关的还有流动性过大、土地财政问题。
迟福林：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因为政府主导性的经济增长方式，现在表现最突出的就是竞争型的地方增长模式影响房地产市场，而且风险很大，另外就是债务风险极大。现在矛盾很突出，问题的关键是要改变竞争型的地方政府增长模式，这是财税体制改革最关键的问题。
邱震海：这两三年从哪里切入？
迟福林：我想，第一，从大的方面说就是由经济总量导向转向国民收入导向，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第二，下一步要分权，哪些归中央，哪些归地方，在适当分权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找到财税改革的有效路径。
任剑涛：对于政府自身的改革可以乐观，因为主客观因素都在政府，所以我觉得半年可以见效。但是触及政府和政府之外的中央和地方分权问题，我们没有理由乐观。改革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经济放缓和社会矛盾上升，如果你通过一个常态的设计计划两年破题、三年进入、四年改革、五年生效、十年成功，那么社会已经丧失了这样的耐心。
邱震海：那个时候房地产已经崩盘了。我认为，所有破题都必须在半年之内，如果半年之内都没破题，大家看不到希望，就会对改革失望。
邱震海：对于未来，无论是时间表还是改革疗效，二位有什么期待？
迟福林：未来，我们马上要进入“十三五”，然后是“十九大”，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
邱震海：但是2020年的目标能否实现取决于2014—2017年这三年。
迟福林：对，这三年应该说正处在一个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点、临界点或者说关节点，这三年我们要加快走，但是目标要很清楚。
邱震海：如果说到了2016年，三年之后，我们重新来检验今天谈的所有东西，发现垄断行业只改了一半，土地只改了一半，央地财税也只改了一半，然而刚才我们设定的2017年这个时间已经到了，改革并没有完全让我们满意，那时怎么办？
迟福林：如果是那样，那时会面临更大的经济矛盾、社会矛盾、经济风险、社会风险，要付出巨大代价。
读了上面的文字，你可能已经觉得有点喘不过气来了。其间的种种言论，到底是节奏太快还是过于犀利，抑或兼而有之？也许任剑涛的“半年见效论”有点过于急躁，但他说出了很多老百姓的心声——一个再好的改革，最后都要受惠于民，让老百姓觉得有实惠，百姓才不会失去耐心，才会继续支持你。从这个意义上说，“半年见效”虽有点操之过急，但作为“警世之言”不失其意义。
迟福林的“两三年见效论”则是相对专业的表述。任何一项改革，从启动到进入，再到发挥功效，两三年是比较现实的期待。但即便是两三年，也只是短暂的一瞬间。更何况两三年后亦即2017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
无论是结构性的经济问题还是社会矛盾，抑或出于维护政治稳定的需要，2017年都是一个“坎”。中国能否过得了这个“坎”？届时，中国若能越过这个“坎”，那么2017年以后的几年里，我们才能有比较从容的心情来处理更为复杂的问题。
这一切都取决于2014—2017年这三年里中国的作为和部署。
二、调房价：政府不能再忽悠民众了
上面的观点都是理论阐述，也许读者们已经看得恹恹欲睡。下面就谈点大家都关心的问题：中国的房价。
谈起中国的房价，一如谈起中国的股价，恐怕没有几个人会有满意的态度。但你知道过去几年所谓的房价调控，其最根本的问题在哪里吗？
请看我下面的分析。这是2013年9月20日我在一次节目中表达的观点。
主持人：中国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了8月份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数据，结果只有不到3%的城市房价比之前一个月的价格有所下降，而最近更是出现了日光盘，也就是一天之内全部卖光的楼盘。这显示出市场预期楼市正在失控，这几年政府坚持高举调楼价的大旗，可为什么楼价越调越涨？难道我们对这个“调”字理解错误？
邱震海：这个问题其实我在几个月前乃至一年多前就讲过了，楼价是调不下来的。首先，中国的楼价一开始就错了。政府职能要么是越位，要么是缺位。越位就是指行政权力很大，不该做的一直在做。而缺位就是该做的不做，教育、医疗包括部分房价都属于公共服务产品，理论上应该由政府来承担一部分，老百姓不能说有钱住得起房子，没钱住不起房子。但关键问题是，中国的房价包括中国的医疗、中国的教育，一开始就全面市场化了，这是由于一二十年之前的领导人听信了一批一味相信市场的经济学家的话。然而这条路从一开始就走偏了。
所以，去年这个时候我就讲过，中国的房子、中国的楼市形成两大族，有房一族和无房一族。有房一族不但希望房价不跌，而且希望房价大涨，他们都有权有势，至少是中产阶级，这批人是得罪不得的，这批人一得罪，整个社会就会乱。但是无房一族不但希望房价跌，还希望房价大跌，这些人政府也是得罪不得的，因为他们手中无权无势，但有暴动的能力，这是从政治上考虑。从经济上考虑，一个偏掉的东西不可能再去把它拉回到正确的轨道上。
主持人：拉不回来就不调了吗？
邱震海：只能在原来的道路上纠偏了，一开始的路一定要走对，这个都是已经过去的，我们不讲了，历史问题我们不可能去反悔，也没有后悔药吃。关键是现在，从上一任政府开始，一直在说要调房价，对于这个“调”字，当然大家的理解有所不同，其实以前的领导人从来没讲过要使房价大跌，只是说要使中国的房价不再疯涨，直至回到一个合理的水平。但是大家都对它有一种合理的期待，以为要降20%甚至50%，也有朋友说中国楼市在2012年要大崩盘，这从理论上说当然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中国的楼市确实已经是不合理的，但是对于一个不合理的东西，不可能再用不合理的方式去处理，正如同对于一个荒唐的事情，不可能用荒唐的手段去处理。
比如，北京以前曾经用户籍制度来管控房地产，户籍制度城镇化，而城镇化建设要求取消户籍制度，现在为了调房价，反而用户籍制度来抑制购房，风马牛不相及，手段跟目的完全是不配套的。
任何一个经济中，都存在供给的一方和需求的一方。其中，需求一方无非是三大因素：一个是刚性需求，我有钱了，我要结婚了，我的父母要过来了，我想买大房子。人民的收入在增长，这些刚性需求是永远无法抑制的；第二个因素，一部分人还会有一点投资的需求，这也无可非议，看到房子在涨，不去买才是傻瓜呢；第三个因素才是我们要警惕乃至抑制的，这就是投机，很多人大量囤积房子，以致很多地方成为鬼城，房子闲置没有人住，等等。
以前调房价过程中打压的只是投机这一部分，一不小心把投资也打掉了，之后一不小心把刚性需求也抑制住了，这就好比倒脏水，却把孩子也倒掉了。然而刚性需求就像人的所有需求一样，只能暂时抑制。积攒了多年的买房需求，当调控措施松动之时，刚性需求就会像洪水猛兽般涌出，届时就是房价大涨之日。这个不幸被我言中了，这是需求一面。然而房价高是怎么来的？肯定不是投机引起的，是因为房价大涨，才会产生投资乃至投机需求。对于投机，为什么不先去解决源头问题？源头就在供应的一方。所以我才说，对于房价到底怎么涨起来的，大家都在忽悠。
以我的浅见，房价上涨有两大原因。一是土地财政，地方没钱了，只能靠卖地解决问题，土地财政又涉及20年前的分税制改革，这当然是见仁见智。下一步的财税制度改革很重要，但是只要土地财政问题不解决，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互相不满，地方政府卖子孙后代的土地，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对房价调控负责，否则地方政府就要承担责任。如此一来，央地关系在房地产问题上形成高度对决。
第二就是流通性，热钱大量泛滥。除了老百姓的刚性需求，市面上充斥大量热钱。2008年、2009年四万亿人民币大量进入了国企，然而国企又用这些钱派了什么用场？相当一部分用来购置房地产，所有这些“因”不去解决，只追究“果”。所以，我当时就说“调房价”这是忽悠，只不过是在告诉老百姓我在认认真真调控房子，不知道的老百姓以为房价真会跌，其实只要是认认真真研究房地产规律的人，就能立刻明白道理，房价一定会涨。
主持人：您认为在调房价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汲取什么教训？
邱震海：不管是主观还是客观原因，过去的已经过去了，问题是我们以后不要再犯相同的错误——外表不相同，但逻辑可能相同的错误。关于调房价，有几个启示和教训。
第一，我们还是要注意问题的前因后果，任何一个问题，无论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还是社会问题，又或者是以后的改革转型，都有因有果。我们千万不要在“果”上做文章，要从源头解决问题。辩证唯物主义告诉了我们辩证法和因果关系，而且尤其要注意研究内在规律。如果在正确的轨道上错了，还可以纠错，只是方向上有点偏而已；但如果一开始就已经完全走错了，再重新拉回来就非常难了。
在房地产问题上是如此，在经济问题上是如此，在社会政治问题上是如此，在科技革命问题上同样也是如此。科技革命的方向是无法真正去纠错的，走错了就是走错了。也许我是杞人忧天，但媒体工作者永远都要做社会的“看门狗”，没有贼进来我们也没有功，有贼进来了我们就有过。所以，我认为未来也许有几个问题值得重视。
第一是城镇化，现在大家对城镇化抱有很高的期望，以为城镇化能够拉动很多经济上的发展，这些我们都可以预期，而且现在的领导们也都认识到要增加人的城镇化，建空城是没有用的。但在人类历史上，城镇化永远只是工业化的一个结果，从来没有成为工业化的一个引领，当然中国现在走出的很多路，都是史无前例的。工业化到了一定程度会转变为城镇化，这是已经被人类历史所证明的，然而城镇化能不能引领下一轮的工业化是没有被证明的，中国要做这道题。
一般城镇化都先有“市”，后有“城”：大家做上生意，人自然就会聚集过来。而现在我们的城镇化是先有城，市在哪现在还不知道，这会造成很多“空城运动”，会造成地方政府继续加大投资。造空城，GDP就会被拉高，这对地方政府而言是有政绩的。所以，不要等到两三年以后我们回过头来时再批评城镇化问题。
第二，未来真正拉动中国经济的动力在哪？当然，城镇化可能是驱动力之一，但它只是一个手段，我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源头是创新，这个国家只要不增加创新的成分，只要不能够在世界科技革命或者世界产业链上真正占据高端——要么占据设计的高端、知识产权的高端，要么占据下游的营销或者定价的高端，那么就只能永远在低端的地方徘徊，只能成为世界工厂，Made in China。
上面的观点，一点都不是我有先见之明，更非我有异于常人的分析能力。这些简单的道理，大家只要仔细去想想，不需要一个小时都可以想出来，而且可能整理得比我更加清晰、系统。但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们所有调控房价的努力都不在正确的轨道上？答案我也不知道。
但这里我只想引用在《访与思——中国人成熟吗？》一书前言中的一段话：“多少年来，我们经常在做这样一些十分可笑的事情。更可笑的是，这些可笑的事情，我们往往做得十分投入，似乎人人都在从事一件伟大而正义的事业。这就更具有喜剧或悲剧色彩了。”
三、中国房地产：为什么一开始就错了？
谈中国股市，很多人摇头甚至愤怒。谈房地产，愤怒的人更多。
2013年11月10日，一个阴雨绵绵的星期日下午，我在香港做完“中国改革：如何走一步，看几步？”的节目，匆匆赶到深圳龙岗区文化中心，就“未来两三年中国经济前景和各种潜在风险”发表演讲。
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热烈，经济、改革、房地产、股市、风险，现场提问环节像炸开了锅。
不等主持人允许，一位中年听众早已起身把话筒拿在手上：“我是个中产阶级，已有五套房子在手，现在正准备买第六套，但我对房价没有信心，不知现在是否应该再下手。另外，中国的股市也让我失望，上周我又在股市上输了钱。我该怎么办？”
这样的问题，我在各地演讲过程中遇到得太多了。这里我不想重复对那位中产听众的建议，只想提出一个问题：撇开股市（这是另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你知道中国房地产这么多年最根本的问题在哪里吗？
我的回答是：中国房地产最根本的问题不在于房价的虚高或调房价的种种措施不到位，而在于从1998年开始的住房改革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偏道。
下面是我在2013年10月31日节目中的分析：
主持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根据内地高层传递的讯息，在“十二五”期间建设3600万套的保障性住房计划还会继续，而且暂时不会有所调整，我们关注到，中国近期的楼价是节节攀升，调楼市调楼市，却越调越涨，中国住房政策是否也在进行调整？
邱震海：首先，这个信号非常好，习近平这几天连续发表了两次讲话，第一就是3600万套的保障性住房计划一定要完成，因为这是“十二五”计划中定下来的一个目标。关于保障性住房，李克强2013年3月上任之后，又加了1000万套，等于有4600万套。最近几天，他在政治局第十四次学习会议上又谈了住房的四个关系，我认为非常好，这里可以稍微重复一下。
他说，第一，要处理好政府及公共服务和市场化之间的关系，就是政府的调控之手和市场化之间的关系。第二，住房发展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建住房要赚钱，但另一方面住房首先是保证人民居者有其屋，保障它的经济和社会功能。第三是需求与供给的关系，就是有多少需求量和可能提供多少量。第四是住房保障和防止福利陷阱的关系。提供住房才能实现居者有其屋，但是也要防止居者有太多屋以后会陷入一个福利陷阱。
所以，这次习近平的整个讲话投射出两个信号。第一个信号意味着最近十六七年以来，政府这只操控的手有点缺位，相对来说战略方向上的偏差已经开始得到纠正。
第二个信号，坦率来讲就是过去几年我一直在各种场合批评的房价调控政策，只调控需求那一面，供给那方面完全无所作为。现在开始着重从供给方面解决问题，一方面是推向市场，另一方面是政府保障。不能像过去几年那样，急刹车，限购限贷，现在主要还是要增加供应。
一方面是市场，另一方面是社会保障，我认为战略方向也非常好，而且最近几年房价的调控信号已经得到了根本扭转，但下面的问题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这个技术层面也非常重要。现在中国的住房基本上是双轨制并行，一个是市场化的商品住房，另外一个是保障性住房。
我数了一下，现在保障性住房里大概有7大类，11个领域，包括廉租房、公租房、经济适用房，还包括牧民居住区等。其实7大门类里面的11大品种分得不是很清楚，尤其里面的钱从哪里来，谁承担哪一部分钱，3600万套住房显然是由政府来主导，主要是由政府提供。
政府不可能生产，政府只是聚财，政府的财来自各地税收，那么到底是谁来承担3600万套住房的资金？而这里面的公租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到底哪一部分是地方政府提供的？哪一部分是中央政府提供的？哪一部分应该让社会去承担？哪一部分应该政府跟企业一起通过融资、集资的方式来筹集资金？一涉及钱，问题就很多。
说说很容易，做到却很难。钱从哪里来？这就涉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三中全会很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关于财税制度改革的措施。财税体制改革就是要处理几大关系：一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二是企业和社会的关系，三是国家和纳税人的关系，其中重点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1994年分税制改革基本上解决了中央获大头的问题，中央获得了宏观调控的能力，同时，在财政上，中央能够贴补一些穷地方，这是非常好的。但是这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后果，就是现在地方没钱了，钱都被中央拿去了，所以地方政府面临事权和财权的巨大分裂，事权是无限的，财权是有限的，要你做的事很多，连维稳都要你做，保障房也要你做，现在城镇化还要你做。财权却是有限的，很多地方政府面对这样一种困境，只能卖子孙的地。这就造成土地财政问题，进而又导致供求面问题，房价从一开始就不断高涨。
现在的问题是，当我们要实现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促进商品房和社会保障房齐头并进的时候，3600万套也好，再加1000万套也好，钱从哪里来？谁应该去承担哪部分责任？这就意味着央地关系再次面临考验，而且这个目标一旦定下来，央地关系在财税制度还没有改革之前会面临新一轮的紧绷。
地方政府肯定又紧张了，3600万套，这是党中央安排下来的政治任务，但是钱从哪里来？所以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地方政府就是靠举债解决问题。105万亿的债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地方债，未来会不会再出台新一轮的地方举债任务？现在有地方政府一听中央下任务就已经浑身发抖。这就叫中央请客，地方买单。有的地方甚至说，我不要财权，宁可你把我的财权收回去，我只要少一点事权就可以了。对于地方政府的这种心态，中央政府也必须有所顾及。所以，对于三中全会，我们还是满怀期望的，看看下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到底从哪里切入。
中国的房地产未来怎么走？我在后面还会有所涉及，这里只想谈几个观点：
第一，正如房地产已将中国人群撕裂成两半——有房一族和无房一族，今天的中国房地产也处于两难之中：商品房价格下不来，因为跌幅太大的话中产阶级无法承受；而保障房又上不去，因为在过去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政府之手对保障房的托管又严重缺失或滞后了。在目前这个阶段，需要加速保障房建设，并加快理顺其间的央地财税关系，适度控制房价只是一个表层工程。在可预期的未来，中国的房价问题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改善，只能予以掌控。掌控什么？掌控风险，尤其是大幅上涨的风险，以及快速大幅下跌乃至崩盘的风险。但从目前情况来看，随着“小产权房”入市交易的展开，房价适度下跌（10%左右）在所难免，但大幅下跌或崩盘的可能性不大。
第二，就中短期的风险控制而言，对房价风险的掌控在于对中国金融风险的掌控。只要中国不爆发大规模的金融危机，那么房价泡沫就不会破裂。而中国是否会爆发金融危机，取决于中国的各种债务风险。从目前情况来看，虽然中国整体债务已经达到113万亿，相当于GDP的200%，但从结构上看，非金融机构债务占64万亿，地方债务占16~18万亿，从整体上看尚在可控范围之内。尤其是地方债虽然这几年成为一个严重问题，但即便以最高值来估计，也还不到GDP的50%，地方政府整体还债能力也还存在。比较值得担忧的是，由各种理财产品组成的影子银行是否会构成还款期限错配，这倒是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
四、医疗改革：为什么一开始也错了？
都说人民头上有新的“三座大山”，即住房、医疗、教育，搞得政府疲惫不堪，民众怨声载道。经济学家和其他学者忙于进行各种分析、提出建议，但最终还是未能解决问题。其间到底是什么原因？
用最直白的话来说，就是政府角色的严重缺位。我在其他多个场合都无数次讲过：过去若干年，政府的角色要么是越位，要么是缺位。所谓越位，就是不该做的一直做，高度介入经济，尤其是介入审批领域，不但导致经济自由度的萎缩，而且更导致腐败的盛行；而所谓缺位，就是该做的不做，一些本该由政府提供的社会公共服务产品，政府却完全推给市场，结果导致过度市场化后的另一种扭曲。
住房、医疗、教育三者的弊端无不来源于此。但改革早年的这些偏差又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读过我的《访与思——中国人成熟吗？》一书的朋友可能都还记得其中的一节：“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盲点在哪里？”我在这里愿再引用里面的一些观点：
改革开放初期，一批原本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身的经济学者，开始接触到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立刻为之所吸引，因而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为高层提供了大量的具有强烈市场化倾向的参考意见，以为计划经济中的中国只要实施了全面市场化，就能解决一切问题。
虽然我对中国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依然怀有敬意，但从他们的身上，我能颇为清晰地感受到这些思维的盲点。时至今日，当世界经济危机过去后，我还读到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在大批凯恩斯主义，几乎将凯恩斯主义等同于计划经济。岂不知，西方的市场经济核心也不光是市场化，而是程度不同地带有政府干预的成分，无论是英国的凯恩斯主义还是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都是如此。
当然，如前所述，凯恩斯主义和社会市场经济下的政府干预，又完全不同于中国的政府干预角色，前者是成熟市场经济形态下的政府适度干预，政府不拥有对经济活动的生死大权，而后者则是一个脱胎于计划经济的、正在艰难地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形态，政府角色依然未完全摆脱计划经济的思维和色彩。
……
苛刻地说，对一个具有一定逻辑思考和思维穿透能力的人来说，只要对中国的问题稍加观察和思考，上面这些基本上都不是问题。问题是，今天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包括层位极高的官员和名声极大的经济学家，似乎都没有完全明白这一切。正因如此，在中国这些年的改革中才会出现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
现在让我们回头来看医疗改革走过的偏差。
2013年10月25日，浙江温岭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医患纠纷事件，一名患者因为对治疗效果不满意，持刀砍向了医生，导致一死两伤。
悲剧发生后，医生们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黑纱，打出黑底白字的横额“拒绝暴力，保障医护人员身心安全！”高举“还我尊严”“维护正常医疗秩序”等标语，在医院内游行，高呼口号。
治病救人的医生，最后居然成了病人的受害者；需要被治疗的病人，居然对为其治病的医生充满怨恨和不信任。这种反逻辑、反常识的现象之所以发生、蔓延，原因不在于医患双方的任何一方，而在于改革的逻辑出了问题。由于改革早年的逻辑出了问题，所以医疗改革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偏道。
温岭悲剧发生几天后，我在一期节目里作了对医疗改革的评论：
主持人：浙江温岭医患纠纷事件中，33岁的嫌疑人连某某因为对于微创手术的结果不满而持刀行凶。您怎样来看这个事件？
邱震海：这个事件当然比较极端。第一，据查这位患者或者说行凶者本身可能有精神病病史，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极端的问题；第二，关于这位患者或者说这位行凶者之前跟受害医生之间到底有些什么纠葛，或者是不是由于医院做了过多诊断和检查，以致他花了很多钱，所有这些问题的内幕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我想说的是一个大背景，就是医患关系紧张的问题。坦率来讲，这已经不是新闻，而且应该说是过去十多年来存在于中国社会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在温岭事件出来之后不久，广州有一家医院也出现了患者持刀捅医生的事件，也造成了几个人的伤亡。
从患者的角度说，我花了很多钱，看病越来越难，越来越贵，而且花的多是冤枉钱，由此就怀疑医务人员。
患者的想法有一定的道理和背景，因为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医院开始市场化之后，确实医、药不分，医生无论出于收回扣还是出于承包收益的动机，都有过一些不合理的行为。从医生的角度来说，我们也必须承认，也有一些非常有正义感、有职业良心、有道德情操的医生。
整体来说，既不是患者的问题，也不全是医生的问题。那么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到底在哪里？一言以蔽之，那就是改革出了问题，改革出了偏差。我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回顾一下，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医院完全是公立医院，当时的病人看病基本上不用花钱，基本上是免费医疗，只需花很少一点钱，医院完全是公家的单位，医生是国家干部。你亏了，国家来贴；你赚了，国家也要把你的大部分利润拿上去，医院完全不是一个企业单位。而在当时的情况下，那种计划经济的模式也是无以为继的，所以从1989年开始，中国的很多医院就开始市场化，一是允许医生承包；二是允许有偿医疗；三是开始把医疗服务的价格拉开，有低价，也有高价。
只有市场化之路才能解决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一些弊端，但是这样一来就导致很多后来的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各行各业都开始经商，医生也可以有偿服务，换句话说，把公共医疗服务作为有偿服务进行市场化改革，并且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坦率来讲，1989年后过了十年，一直到1998年，中国开始慢慢实行医保，但已经为时过晚了，医保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基本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医生跟患者的关系，一个是供给方，一个是需求方，假如我们把它作为一个经济体，一个是提供医疗服务的，一个是接受医疗服务的，双方就直接在市场上，在医院这么一个小范围的市场上短兵相接，这中间缺了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国家的位置。
无论是看中国过去这种传统的、无以为继的计划经济模式，还是看西方的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欧洲模式，基本上国家都承担一个所谓购买第三方的角色，或者由国家来购买医院的服务，或者由一个公立的或私立的医疗保险机构来向医院购买医疗服务。而不是直接由患者来医院购买医疗服务。如果你作为直接以赚钱为目的的医生，我作为患者向你购买服务，你当然会不断把贵的医疗服务卖给我，把不需要的医疗服务向我推介。
而我作为病人一方呢？过去我背后有国家支撑，现在国家退出了，完全市场化了。我背后也没有医疗保险公司支撑，你向我超额提供的医疗服务，要我作为患者完全承受下来，我当然是不肯了，有时我们从香港地区到内地去看病也能非常明显地感觉到区别，明明是一个很正常的检查，弄下来没有几千块钱医院不会放你出来，非让你住院做检查。明显可以感到这里的许多医疗服务是多余的，所以这里是有问题的。
国家之手到底在哪里？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国家之手显然太长了，但是改革的初年，我们完全从一个计划经济走向了一个纯市场化制度，以致国家完全退出了，这就是我一直说的，今天中国各级政府要么是缺位，要么是越位。
所以，如果说现在政府这只手无法给患者提供支撑，那么正常的医疗保险在哪里？假如没有第三方来购买服务，直接让患者跟医生在医院这个市场上短兵相接，那么可能引发的事件是无休止的。
主持人：其实我们知道中国的改革一直说是摸着石头过河，在这个过程中，既然是摸，当然也需要一种探索精神。
邱震海：过去摸着石头过河，摸出了很多成绩，也摸出了很多偏差，所以未来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继续摸着石头过河，不能在摸出一大堆成绩的同时，再继续摸出一大堆偏差。坦率而言，医疗改革在1989年即20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已经产生了偏差。当时完全是大规模的市场化，然后到1998年，中国无论是住房改革还是医疗改革，基本上都出现了一个分水岭，当时的领导人以及他们周围的人——智囊、学者们也基本都认为市场化是灵丹妙药，因为对于过去计划经济的弊端他们是深恶痛绝的。当时给领导人提供决策智囊的这批学者早年都是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他们已经深知那些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弊端，而且他们在40多岁的时候，大多到西方去短期进修学习了一下，对两面的东西都是一知半解，对计划经济一知半解，对于市场化也一知半解，所以回来以后就以为市场化是灵丹妙药，认为只要一味地向市场化推进就能够取得成功。岂不知，即使在一个成熟的西方国家，无论是欧洲这样的福利国家、社会民主主义国家，还是在美国乃至中国香港式的纯资本主义体系下，政府这只手是永远在的，发挥一个适度的、最后的保障功能。其中的战略哲学是什么呢？就是让每一个老百姓，无论穷富，无论男女，无论有无能力，都活得有尊严。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是要保障人的尊严的。所以，一方面需要大规模的市场化，但另一方面政府的调控之手也需要发挥作用。
对于医疗改革，到西方国家去看过、住过一段时间的人都知道，像德国或者英国完全是政府保险加私人医院的体制。德国有两种医疗保险，一个是法定的医疗保险，另一个是私人医疗保险，基本上患者永远不会直接向医院购买医疗服务，患者永远是借助背后的第三方即医疗保险公司——或者是法定国家医疗保险公司，或者是私人医疗保险公司——去跟医院、跟私人医生签约。
所以，假如有这么一个第三方来购买医疗服务，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就会受到一个制约，因为医疗保险公司作为第三方是不会那么容易支付的，如果你乱开药、乱诊断，他是不会付费的。然而今天我们没有第三方，服务供应者过度地提供医疗消费，由此自然造成患者对医生、对医院的极度不信任。
住房同样也是如此。无论是当时的医疗改革还是住房改革，1998年都是一个分水岭。中国的改革，无论是教育、医疗还是住房改革，其实是在早年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偏差，现在我们辛辛苦苦正在做的好多事情其实都是在纠错，而不是在改革，也不是在发展。
五、“改革—试错—纠错—再改革”须结束
如前所述，我曾在多个场合（包括诸多节目和各地演讲中）都表达过一个观点：今天中国的改革表面上看是在改革，其实是在做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现代化进程，简称发展。这个进程理论上说与改革没有直接关系，它实际上从洋务运动和民国时代就开始了。这是中国从落后农业国向先进工业国的转型，只不过洋务运动和民国时代都没能成功而已。1949年后开始的工业化浪潮虽然是在一种封闭状态下的工业化，但毕竟也是迈向工业化的努力。改革开放后，这一进程得以加速。今天中国在工业化30多年后开始了城市化（中国称为城镇化）的进程。
第二件事情是改革，亦即改掉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的那套东西，也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坦率地说，这套东西从1949年建立到1978年开始改革，其建立的过程才29年，而我们现在改革的过程已进行了36年，而且很多东西（尤其是政府领域的很多东西）还没有改掉。这听上去有些荒唐，却是实实在在的事实。
当然，改革在推进的过程中，与前面的中国现代化进程重叠了，两者合二为一，而且压力和难度更大。但就本质而言，发展与改革是两件事情，不可混为一谈。
我们正在做的第三件事情，说出来大家也许不信，那就是纠错。在改革的早年，由于没有经验，因此我们边改革边试错，有些错误得到了及时纠正，而有些错误则一直延续了下来，以致当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我们早年留下的错误依然存在；但由于经济体量很大，而且众多矛盾叠加，因此积重难返之下又需要第二次改革。
但从本质上说，这所谓的第二次改革不是改革，而是纠错，是为了纠正改革早年犯下的错误。这么多年，我们基本上在“改革—试错—纠错—再改革”的循环中运行，有时纠错的成本超过了改革的收益。这是令人十分遗憾的，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也浪费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时间、精力和资源。
在《访与思——中国人成熟吗？》一书中，我从中国历史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只要我们的认知水平成熟一些，现代化进程中的许多弯路是本可避免的。那是从中国现代化历史着眼得出的结论。但改革开放作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其实也有许多弯路本可以避免，只要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多一些思考和前后衔接。
今天在这里反思改革早年在住房、医疗改革道路上出现的偏差，不是为了指责当时的人们，而是为了告诫现在和未来的人们：无论改革还是发展，都需要既看到树木，又看到森林；既看到眼下走的这一步，又看到未来的两步、三步、四步。
就横断面而言，改革不但需要看到微观的细节，更要看到宏观的全貌。当年的住房和医疗改革如果能早一点把握全貌，既有利于推进市场化，同时又能紧紧抓住政府的“保障之手”，那么今天我们承受的住房、医疗的压力和社会成本就会小很多。
而所谓走一步，看几步，顾名思义，就是处理眼下改革难题的时候，也要看到这一步可能引起的连锁反应。还是以住房、医疗改革为例，如果当年能够预计住房、医疗全面推向市场化将导致贫富不均的严重后果，那么今天我们在这方面的纠错成本就会小很多。
如前所述，我们其实正在做三件事情：一是现代化发展，二是对计划经济的改革，三是对改革早年偏差的纠错。这三件事情虽然会重叠、相交，但就其本质而言是完全不同的三件事情。
非常遗憾的是，我们今天还时常在做着第四件事情，那就是继续犯错。看看前些日子调控房价时的那些“壮烈”之举，我们大概就可以明白这一点了。住房改革在早年已经出现了单纯市场化的偏差，再加上土地财政和流通性过大，所以才会出现房价持续高涨的局面。对此，不在这些源头上做文章，却一味打压需求一端，其结果必然是在原有的荒唐上建构一个更大的荒唐，甚至还捡回了户籍管控等这些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要不断丢进历史垃圾箱的东西。
看到这里，读者们大概可以看清过去若干年我们的一些“瞎折腾”举措：
当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市场化改革之路时，我们一味笃信市场化是灵丹妙药。但等到住房、医疗改革出现巨大失误之后，我们开始忙着纠错。这时候，我们的思维习惯却是捡回计划经济时代的传统做法。一些地方政府在调控房地产价格时实行的限购以及与户籍制度相挂钩等陈旧的行政高压措施，就说明了这一点。
所以，读者中的官员朋友们注意了：纠错不是改革，我们的民族经不起“改革—试错—纠错—再改革”的往复循环。过去30多年里，谁都没有经验，试错和纠错难免发生，但在当今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如此庞大的情况下，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的试错—纠错式实验都会导致极大的社会成本，其危害往往不光局限于经济领域，更会蔓延到社会乃至政治领域。今天中国在住房和医疗改革问题上的彷徨和两难就折射了这一点。今天表面上很多正在改革的东西，其实不是在改革，而是在纠错，尤其是住房改革。
现在关于住房问题的唯一希望就是中国不要发生金融危机，只要不发生金融危机，所谓的泡沫就像啤酒的泡沫一样，啤酒没有泡沫是不好喝的，泡沫太多也是不行的。但恕我直言，这是在纠错，而不是在改革。由于1998年开始的住房改革出了很多偏差，我们今天仍在为当年的错误还债，也由此浪费了许多资源和时间。
这些年，我们既在发展，又在改革，还在纠错，纠错的成本有时候高于改革的成本，甚至高于改革的收益。
这不是“瞎折腾”，又是什么？
我们只能说，假如当时能够把顶层设计做得好一点，在看到市场化的同时，政府这只手也能够做一些具体的操作，也许我们的住房、教育尤其医疗状况就不会发展成今天的局面。
所以，让我们想想20年以后，我们的下一代会不会也像今天这样指责我们。对此我们就要想到，所有这些改革孤立地看都是有意义的，但是要跟经济下行和社会矛盾的上升速度相匹配。
这些改革完成之后，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这些改革会不会引出一些新的矛盾？今天的住房、医疗和教育改革都是当时的市场化改革引起的，当然我们不能说市场化改革错了，而是由于改革不完善、不到位，出现了偏差。既然这样，我们要看得更长远，未来这些改革成功之后，会不会由此引发新一轮的矛盾？
作为一个警示之言，我要提醒，培育社会是当务之急。政府一定要放权给社会，然而社会有没有能力来承接政府放出来的权力？不是说将来有一天将权力随意地放给社会就可以，当社会不存在或者还不成熟的时候，当社会还无法承接这个权力的时候，就又会出现新的混乱，等到那时，后人又要指责2014—2017年进行改革设计时出现了偏差。所以，与其这样，毋宁从现在开始就把培育社会作为一个扎扎实实的任务提上议事日程。
但遗憾的是，今天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信任度极低。当简政放权已经提上日程的时候，对于要将权放给谁的问题我们却没有认真加以研究。简政放权之后，权力放给谁？自然是要放给社会，让社会逐渐承担社会自治的功能。但我们的政府今天对社会放心吗？显然很不放心。
写作进行到这里，读到《第一财经日报》对一位学者的专访文章，标题是《政府购买服务应以培养社会组织能力为目的》。文章的背景想必大家都已知道：随着政府职能调整的进行，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逐渐兴起，但正如文章所写，“政府购买服务的举措是要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但目前，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到位”。
文章写道：
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得看社会组织自身的发展是不是已经具备了可以接受政府购买服务的实力。事实上，这方面的问题是存在的，就是我们的社会组织发展不充分，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能力不足，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推动社会组织能力成长的过程。
我国的社会组织有三类。第一类是政府直接办的免于社会组织登记的社会组织。其中包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人民团体。第二类是有官方背景的社会组织，是指带中国字头的组织，包括慈善会、青基会系统，这些大部分都是要登记的。第三类是民间社会组织，其中大量是草根组织。在我国，真正免于登记的社会组织占大头，而免于登记的都是官办的。政府购买服务的对象是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包括第二类和第三类。但在实际运作中，往往存在政府更相信自己的子弟兵，更倾向于让有官方背景的社会组织承接购买服务的状况，因此在推进政府购买服务的过程中，有官方背景的社会组织不断增加。
文章接着写道：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首先要明确的是，这不是为了购买而购买，主要目的不是降低政府财政成本，不是政府要卸包袱，而是要通过购买服务来培养社会组织的能力，来推动中国社会真正的发展。如果目的不清楚，会引起政府购买服务过程中的大量问题。
其实，这篇文章反映的问题还是隐性的。更为严重的是，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反常的现象：有些部门在认真地谈简政放权，而另一些部门却在“认真”地研究如何抑制或管控社会。显然，这里存在两个轮子不匹配的矛盾：当简政放权不断实行，而同时社会却日益萎缩，或至少不再继续成长的时候，等到若干年后的一天，我们一夜醒来忽然发现，对于要释放的权力，社会全然没有能力承接，因为我们的社会是不成熟的，是严重萎缩的。
到了那一天，恐怕只有两个合乎逻辑的“前景”：第一，由于社会尚不成熟，政府释放出来的权力到了社会那里引起的是一场巨大的混乱；第二，政府重新收回权力，重新恢复对经济和社会的全方位掌控。我们今天所谈的改革前景，要么会导致出现混乱和危机，要么会遭遇夭折的命运。
而到了那一天，我们一定又会开展一场新的“改革”。但读了上面的文字就可以知道，那其实只是在纠正今天的错误而已，根本不是什么“改革”。只不过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又将为此而白白浪费几年乃至十几年的大好时间。
一切的一切，都由于在我们的改革过程中，“两个轮子”不但跑在不同的轨道上，而且还速度不同，甚至方向不同。当经济的轮子要求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时，政治的轮子却依然在高度抑制社会。不同的部门及其利益都在这两个“轮子”上寻找自己的发力空间，只是这样的“力”发得越多，就越无法形成“合力”。
无法形成“合力”的两个“轮子”，最后的命运要么是“散架”，飞向不同的方向；要么是“撞车”，发生严重的冲突。
你千万不要以为我这是在写侦探小说，或是在梦呓。按照过去我们搞住房、医疗和教育改革的逻辑，按照今天“两个轮子”各说各话的逻辑，上面这段文字还真不是我的“梦呓”。
希望所有人的梦想永远成真，希望我的“梦呓”永远不会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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