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再提出一个核心观点：我们现在一只眼睛要看着中国，另一只眼睛却要看着世界。我有时半开玩笑地跟朋友说，以前欧美发达的时候，有西方中心主义，有欧洲中心主义，现在我们也可能有某种程度上的“中国中心主义”。
当然，今天全世界都离不开中国，中国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体。然而同时也不要忘了，我们内部的问题很多。中国民间有句俗话：既要埋头拉车，也要抬头看路。今天的我们十分关注中国本身的问题，包括中国本身的改革，这当然无可非议。但在关注世界局势时，我们似乎慢慢养成了一个习惯：与中国有关的事情，我们才关心；与中国关系不大的，我们的眼光便一扫而过，甚至就连扫一眼都懒得。因此我说，“中国中心主义”正在我们中间渐渐形成。
久而久之就会出现一种风险：我们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中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渐渐开始感到漠然；甚至对外部世界中一些风险信号也不再敏感。大国尚未成型，却已染上大国的傲气，最终的结果是“出师未捷身先死”，这是今天的中国人应该吸取的教训。千万不能只顾埋头拉车，否则拉得差不多了，抬头一看，路没了，或者前面的路已被别人堵死了。
所以，我们要用另一只眼睛看别人在干些什么，尤其是看看我们的竞争对手美国在干些什么。2013年秋天，由于债务危机，美国联邦政府被迫关门，奥巴马被迫缺席APEC峰会。当时有评论说，美国连政府都关门了，这不但丢脸，而且是美国开始衰败的一个表现。我当时就说，这种判断都太简单化，至少是言之过早。
这就像我们很多朋友去台湾地区，一看到那里的民主乱象就说“不到台湾地区不知道‘文革’还没结束”。这其实也是简单化的思维。当然，台湾地区的民主有很不完善的地方，但它毕竟是民主体制。既然是民主，就有作为其题中之义的“乱象”，又怎么能把一个民主跟原来的那种封闭体系放在一个层面进行比较？
一、五年调整：中美各自答卷如何？
我在这里无意继续讨论台湾的民主。我想说的是，通过政府关门就断定美国已经开始衰败，这是一种简单化的思维。过去五年里，中国和美国都在经历经济调整，世界经济危机开始于美国两房危机的发生。从2008年9月开始，中美双方都为拯救经济作出了很多努力，也在各自调整自己的经济结构。
五年过去了，该到“是驴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的时候了。我在各地演讲的时候常说，中美各自的经济调整差不多到了一个做阶段性总结的时候。我们可以大概得出一个结论：美国经济调整相对是比较成功的；而中国的经济调整在表面成功之余，却产生了很多结构性问题。
还记得五年前经济危机开始时，大家几乎一致的看法是：这一波不景气的元凶看似来自华尔街，但如果只有一根柱子倒，美国不会垮这么快。有评论认为，在此之前，硅谷和好来坞已出现成长趋缓，这两根柱子已经松动；继20世纪90年代兴起互联网之后，硅谷没有再提出新的大概念。美国的媒体和学界也开始检讨，认为美国在创新能力上的后继无力才是造成经济衰退的元凶。
然而即便是在对美国批评最激烈的时候，依然没有人敢否认下面的观点：如果说世界上还有哪一个国家能实现技术创新，美国仍然是不容忽视的。2008年秋天的一个下午，香港中环文华东方酒店的咖啡厅里，我与一位著名的投资银行家一边喝咖啡，一边探讨一起出书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事宜。
“格林斯潘要对美国金融创新缺乏监管负部分责任。”这位投资银行家说得毫不留情。格林斯潘是时任美联署主席。
“但美国的长处和灵魂也正在于创新。创新过度而缺乏监管，不等于就此可以否定美国赖以成长的创新精神。”投资银行家稍后又补充道。
从那时到现在，又是五年过去了。过去五年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位投资银行家的话。
这就是美国，一个因创新过度而监管不足而出现金融风险的国家。然而创新依然是这个国家与生俱来的本能。只要监管到位，这个国家依然能以创新引领自身和世界经济的发展。
五年前经济危机初起时，就有评论写道：“从奥巴马的政策来看，有两件事可能是其任内形成的创新突破口：新能源科技和保健……美国在新能源技术上并不落后，而是在新能源政策上落后。屈从于利益团体的压力，也阻挡了创新的能量。”
现在看来，这个评论还是准确到位的。五年后我们发现，美国正在能源格局上发动一场深刻的革命：曾经对外来能源依赖最强的国家，经过一场“能源革命”，居然不但做到能源自给，而且还做到了能源出口。其背后一定有美国更为深刻的奥秘。
我们先看看美国这五年的经济调整。最近一两年，美国各种经济数据的回升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我常和朋友开玩笑说，前几年到美国抄底买房的朋友，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当然，美国经济复苏并没有直接惠及中国的经济，这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深思的问题；其中的原因之一是，这几年中国国内劳动力成本在不断上升。
有一篇欧洲的评论这样写道：
中国不会失去为美国代工的机会。出于能源和生产率的考虑，我们会使用美国的制造商，一些工作机会会重新回到美国。美国会继续在高生产率、高科技领域走专业化路线。服装业则不会回归美国，在最低时薪不能低于七美元的要求下，服装业的整体人工成本还是很高的。美国的纺织业都是高科技产业，如袜子的生产过程就是高度机械化的。高科技、机械工具、机械化部件、高端计算类工作仍会留在美国；玩具、小家电、鞋、服装不会在美国生产；美国会制造计算机芯片，但这些高端专业化的部件将在其他国家组装，如中国，中国位于亚洲工厂的中心，拥有适宜组装的劳动力。若中国的工资水平略微上调，那些制造企业就没必要继续留在中国了，他们可能会转向越南、印尼等国家。但有些时候，将制造业移至海外已不像以前那样有利了。
我们再看看2012年美国经济的一些表现。BWCHINESE中文网讯这样写道：
苹果公司今年以来在华尔街的表现让很多业内人士瞠目结舌，可用一句流行的广告词形容为“没有最高，只有更高”。年初至今，苹果公司的股价从每股405美元起步，飞涨了近60%，毫不犹豫地把一个个所谓的“里程碑”甩在身后。
2月13日，苹果公司股价首次突破500美元大关；2月29日，苹果市值达到5000亿美元，超过谷歌和微软现有市值的总和。然而惊叹声犹在耳旁，仅仅一个多月后，在其新款iPad上市的前一天，苹果冲破每股600美元。4月10日，苹果股票再度逆势上涨，盘中市值触及6000亿美元，而历史上唯一达到过这一高度的仅有微软，且微软的辉煌还要追溯到1999年年底的科技股狂热时代。
就在苹果风生水起的同时，作为硅谷新一代的代表，社交网络公司Facebook（脸谱）宣布将于5月在美国上市，预计市值可能达到1000亿美元。这再度在投资者中掀起一轮热潮。
今年以来，纳斯达克指数累计上涨了15%以上，涨幅远远领先于其他主要指数，并在阔别10年后再度站上3000点大关。由于纳指的“主力军”是美国发展最快的高新技术、电信和生物企业，很多人将这一指数的走势看作“新经济”的风向标。
这就是美国，一个曾因创新过度、缺乏监管而陷入危机的国家，但最后还是以创新为最根本源泉，重拾经济增长的动力。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不但没有减少科技研发的投入，还特别提出将高科技作为带动经济复苏的发动机，并通过经济刺激政策提振了科技公司的需求。无论是谷歌还是微软，硅谷企业的盈利在经济危机后迅速复苏，更不要提每季度财报都会给人惊喜的苹果。在整体经济复苏缓慢的大背景下，高科技公司成为美国经济中为数不多的亮点，给人们带来了希望。
2012年1月7日，美国纳斯达克首席经济学家弗兰克·哈萨维博士在北京表示，科技创新能化解全球经济衰退所带来的影响，技术创新将成为下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他的观点十分直接且一目了然：“目前欧元区的衰退问题、美国经济复苏缓慢问题都可以通过科技创新加以缓解。技术上的创新可以带来新产品、新服务、新的生产力，带来经济的增长。”
金融危机爆发五年之后，比较主流的观点是：美国仍是多元化经济体，高科技行业将继续引领美国经济增长。由于科技进步和机械自动化水平的提高，许多迁往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会回归美国，如汽车制造业。新科技减少了汽车工业所需的劳动力，汽车业将更依赖机械自动化，并使美国经济重新焕发活力。
与此同时，这几年里出现的一个绝对不可忽视的现象是能源和页岩气相关行业的发展。页岩气领域的改革正如火如荼，未来10—15年内，美国有可能成为能源净出口国，这也将成为美国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一极。
最重要的是，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依然跻身全球最顶尖行列。有一位美国学者在接受中国媒体专访时说：“我们更加关注文化实力，在这里，不再尝试才是失败，所以你会读到一些新闻，如硅谷的百万富翁做了第七次尝试。我们进行各种尝试，如果失败了，就再试试别的，去别的公司，这种文化态度本身就是一种潜在的力量。”
这里的关键在于：第一，美国经济和社会的微观创新不容低估，充斥在社会方方面面的是一种创新的精神、探索的勇气，即便某些创新曾经带来一些负面效应；第二，美国的经济在相当程度上是自由的，没有许多制度的藩篱来束缚。创新和自由，“润物细无声”地进入了美国经济的各个环境，犹如润滑剂，使得曾经受到重创的美国经济迅速恢复了活力。
反观中国经济过去五年的调整，却正好向着相反的方向滑行。一个本来就脱胎于计划经济，正艰难迈向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由于经济危机，政府介入加强，五年里变得更为依赖政府，政府也就更加顺理成章、心安理得地成为经济的“保姆”和“看护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的自由度正在严重下降，而且已下降到一个十分危险的边缘。大家只要看一下民营企业的境遇，以及各级政府对经济活动的高度影响力，就可以明白这一点。
国家控制力和民营经济这一对早年同时搏击沙场的“兄弟”，正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内在的对立，国进民退直接导致民营经济活力的高度萎缩。
从2005年到2010年，有关部门先后颁布了两个“非公经济36条”，对民营企业有诸多放松，而且第二个36条的放松力度超过第一个。而实际情况是，从2005年到2013年，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却在恶化。2007年，我从香港去内地，时而还可搭乘民营航线；而今天，这些民营航线已全部消失殆尽。
今天，到任何一所大学做择业取向调查，高居榜首的择业目标总是这三个字：公务员。我的回答也只有三个字：没出息。在一个最具锐气，最富有冒险精神，同时也最能承受风险的年龄，大学生们居然选择了一个最稳定，最不需要锐气，也最不需要冒险的职业。而这一切发生在改革开放35年后，与20世纪80年代形成截然相反的对比，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又令人唏嘘不已。
再到中小微企业走一走，看一看，就可知道什么叫“饱汉不知饿汉饥”了。且不说大银行的贷款不会青睐它们，就连国家的免税措施也很少能惠及它们。2013年上半年，国家推出中小微企业免税措施，规定年收入24万以下的企业可以免税。年收入24万，亦即月收入两万；若以10%的盈利率计算，月盈利为2000元，这样的企业连一个工人也雇不起。这样的免税措施有意义吗？这不是门槛太高，而是门缝太窄，全国能“挤进门缝”享受优惠的小微企业恐怕没有几家。
再看看中国企业的创新精神和传统。不可否认，有一些企业新锐敏感，中国几个互联网巨头企业近年推出的产品可谓令全球受惠。但这一创新精神并未延伸到广大中小企业，大多数中小企业仍然在为产能过剩而发愁，为贷款难求而犯难，越来越多地信仰“卖房建厂，不如卖厂买房”的荒诞逻辑。创新，对于中国的大多数中小微企业来说，不是太沉重，而是太奢侈。
别以为“卖房建厂，不如卖厂买房”的逻辑荒唐。深圳一家做微电子企业的老板对我说：“搞了这么多年实业，最后发现最赚钱的还是我的厂房。”陕西榆林的一个做通信设备的老板对我说：“中国的房地产只要不倒，我们这些做实业的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只有当人们觉得房地产的暴利没有了，才有人踏踏实实地回来做实业。”
然而截至我撰写本书的时候，有数据显示，在今天的中国，制造业的盈利率是7.7%，有的甚至只有5.4%；而房地产的利润是20%，银行的利润则高达39%……
也许有朋友会立即反驳：无论如何，过去五年中国稳住了自身经济，也稳住了世界经济。
这个观点完全不值一驳：过去五年，中国对自身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贡献，完全来自政府的投资和超发货币。这虽然听来无奈，却是任何略通经济学的人都明白的道理。这是最糟糕的拯救经济的一招，而且在政府投资的过程中，提升经济自由度的努力在过去五年里完全退位了。
也许有朋友会反驳说：你再怎么批评中国经济，但过去35年中，中国经济维持了平均9.8%的增长率，经济总量和财富总量都以加速度的方式增加。
这个观点也不值一驳：我在本书前面曾提到，过去35年中国经济赖以成功的因素，是在技术革命缺位的情况下，提前并加速推进了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外向型经济模式；这在短期内必然带来经济增长和财富的快速积累，但技术革命的缺位，以及经济自由度的低下，则将对中国经济未来的长远发展构成结构性的致命障碍。
二、美国经济调整何以成功？
看看上面的数据，我们就知道，今天的中国，很少有人愿意真正沉下心来做实业。那么美国的情况如何呢？这一年多来，我们获知的信息是，美国的制造业正在复苏和回流美国。
据报道，美国制造业复苏，有两个主要原因：
其一是能源，页岩气等非常规能源是很重要的因素。以化工业为例，美国的化工行业比欧洲更具优势。因为有机化学的原料是乙烷，生产乙烷的方式有两种：从石脑油中提炼，而石脑油产自原油；或以天然气为原料直接生产。欧洲仍在从石脑油中提炼乙烷，他们以100美元/桶的原油为基础原料；美国却以价格更低廉的天然气为生产原料，这使其更具竞争力。
其二，美国的生产率一直在增长，这不利于制造业部门的就业，但对产出大有裨益。从长期趋势看，1964年以来美国制造业的就业率一直在下滑，至今已持续近50年；而产出增长的原因便是生产率的提高。美国制造业各部门生产率的提高并不均衡，这主要是由制造业的技术创新程度不同所致。
上述两个因素都只存在于美国的制造业，并未对全球贸易产生影响。
基于此，我们大概可以得出下面两个结论：
第一，技术革命的力量正在推动美国经济的发展。技术革命，这是自工业革命以来，所有高速发展所依赖的基本因素，但也恰恰是过去35年以出口推动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中十分缺乏的环节。
第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是推动美国经济的因素之一，而这既是中国过去发展进程中的弱项，也是——如本书前面所述——未来人口红利下降后，中国十分需要注意提升的方面。
如前所述，美国经济调整的成功，一是来自创新，二是来自经济自由度。
首先谈谈创新。2013年发生的斯诺登爆料事件，以及美国对很多国家领导人（包括对其盟友德国总理默克尔）的监听，就说明美国的技术是全球第一的。必须承认，目前全球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这方面与美国抗衡。
而这恰恰是我们过去35年的弱项。过去35年里，我们靠贸易主导经济，靠大量出口便宜的劳动力和产品，短期之内能换回大量外汇，所以我们的外汇储备
在2013年底达到38000亿美元，2014年有可能达到44000
亿美元。但是创新在哪里？如果没有创新，经济就不可能有持续发展的动力。
美国的创新来自教育、来自人民的消费和思维习惯。美国重视本国国民教育和对别国优秀人才的引进，拥有世界上最具创新能力的人才资源。自1901年设置首届诺贝尔奖至今，该奖项的所有672名得主中，有284名美国人，占总数的42%。
增加教育投资是美国近几届政府的一件大事。1999年美国教育投入高达6350亿美元，占GDP的7.7%。美国成为世界上教育经费支出最高的国家，从而为其成为教育强国和人才强国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美国重视教育的传统集中体现在州一级，各州40%的经费都用于教育，地方政府的财产税主要用于负担教育。
与此同时，美国投入巨额研发经费，其在科学研究及高技术产业领域的投资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尽管美国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从未超过3%，但其经济的高速增长和GDP的巨大基数使得美国的研发经费近50年来一直保持增长趋势。据统计，美国的研发投入约占所有OECD国家总支出的44%。美国的研发投入是第二大投入国日本的2.7倍。2000年，美国在研发活动上的投入比七国集团中所有其他国家（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的总和还要多。
当然，美国还拥有其他优势，比如完备的国家创新体系，各类机构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互为有效补充并有密切的互动。美国拥有健全的科技立法体系，尽力为企业和个人营造鼓励创新的政策环境，大力推动美国产业的技术创新和科研成果的产业化，为适应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竞争的需要，及时调整专利政策。同时，完善的资本市场是美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要外部环境，发达和完善的资本市场体系为创新企业提供了直接融资场所，促进了社会化的科技创新体系的形成和完善，并且有力地弥补了金融系统中间接融资与科技创新不能有效结合的制度缺陷。
所有这些都是中国过去若干年高速发展进程中的致命弱项。最近几年，中国在这方面略有提升，但与美国的雄厚实力相比还是显得十分单薄。
其次，美国经济调整成功得益于其经济自由度的高度发展。经济危机初始时，美国政府也进行了救市，但为什么没有形成中国那样的国进民退？美国至今尚未完全退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却没有造成经济自由度的下降。为什么我们的货币一超发，我们的政府一投资，就会造成民营经济的萎缩？就会造成大量资产价格的上涨？
这说明了一个问题：投资和政府发行货币只是一个表象，并非问题的本质。我们经常会把中国的经济问题归因为投资的驱动，其实这只是表象，其根本还是在于我们的经济自由度本身不足。我在本书的前言里写过，2008年欧美各国均“跑步救市”时，中国一位高层领导人曾发表观点认为“这再次证明中国的体制是优越的”。这其实是一种认识上的重大误区，严重混淆了成熟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的适度干预和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状态之间的区别。
这一认识上的误区，是导致过去几年中国经济自由度严重下降的重要原因。因此，今天和未来中国的改革，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情况来看，有国企改革、金融改革、财税改革、土地改革、社会保障改革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但我认为其主线只有两条，一是创新，二是经济自由度。所有改革，最后都无非是为了完成这两大重要使命。如果我们能紧紧抓住创新和经济自由度这两条主线来开展中国的改革，就不会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从而可以在每一个具体议题的推进过程中，都有一个宏观的视野和宏观的目标作为背景和支持。
我比较担心的是，我们往往在很多具体的议题上切入过多，以致“树木”谈得很多，对一片“森林”却了解不够。这个“森林”，既包括中国改革的森林，也包括中国改革之外的全球森林。大家不要忘了全球化，使中国得益的全球化最近正在被美国悄悄地改变游戏规则，这一定要引起我们的警觉。
三、美国正悄悄改变能源格局
在谈美国对全球化游戏规则的改变之前，还是先谈一下美国对全球能源格局的改变。
关于美国最近几年对石油的结构性调整，我们绝对不可低估。众所周知，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其对能源的依赖非常严重。但由于对页岩气开采技术的发明和掌握，美国对外来能源的依赖度大大降低了。
作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石化燃料一直是美国消耗最多的能源资源。近年来，美国对外的能源依赖度正在逐渐降低，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据来自中国商务部的信息，2011年，美国能源自给率升至近20年来最高水平，且60年来首次成为成品油净出口国。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统计，2011年，在美国的能源消耗总量中，石油占比35.3%，天然气占比24.9%，煤炭占比19.9%，可再生能源占比9.1%，核能占比8.3%。其中，前三大传统能源的占比逐年减少，合计占比80.1%，较上年下降约三个百分点。美国能源信息署预计，到2035年，美国的前三大传统能源消费占比将降至77%。
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一方面消耗了世界最多的能源资源，但同时又是能源的出口国。对此你能相信吗？然而美国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不但如此，由于页岩气开采技术的不断提升，美国未来有可能大量出口包括天然气在内的能源，届时不但在数量上将给世界天然气市场以强烈冲击，而且还将逼迫原先的天然气“老大”——俄罗斯改写国际天然气贸易的规则。
这就是美国近年来“能源革命”的结果和巨大影响力。这一“能源革命”的巨大影响力似乎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2013年8月底，《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走访了美国得克萨斯州、艾奥瓦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在近距离观察了美国经济复苏迹象后这样写道：
在得克萨斯州著名的鹰滩页岩开采区周围数百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可以看到一个又一个油气开采基地。自从几年之前在这里发现了储量庞大的页岩气，原本举步维艰的当地经济就被提振起来了。
一年前，大卫·沃尔波特和他的儿子们在得克萨斯中部这个只有2700人居住的小镇尼克森开起了一家“先锋烤肉店”，生意非常红火。在我们的交谈中，大卫提到了这个小镇的变化：“店里75％的客人都是因为页岩气才来这儿的，剩下25％的当地人则是因为页岩气变得富裕了才来店里消费的。过去，大家都拿着最低工资。如果你每小时能挣九美元，每星期工作32小时，还没医保没福利，你就已经属于镇上挣钱最多的那10％的人了。但是现在小镇的人口已经达到15000人左右，他们每周工作90~100小时，每个礼拜可以拿到2500美元。他们从没见过这么多钱。如果你每天不挣上500美元，根本不算是工作。”
《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继续写道：
从事能源开发工作多年的太平洋能源开发公司创始人弗兰克也对当前的页岩气革命颇为感叹，他说：“在页岩开采区出现大量就业岗位，来自美国不同地区的人们都去到那些油田工作，这对就业的提振是惊人的。随着行业扩张，将会有更多的就业、更多的城市和城镇开始出现。这些数以万计的工人要看电影，要买菜，要住公寓，这些需求将带动服务业的发展。我称之为乘数效应。”
除了所谓“乘数效应”对于单一地区经济有所促进之外，美国能源产业的发展对于整个美国的能源独立和经济发展也有持续的推动作用。科技的进步使得页岩气实现了大规模开采，进而不仅降低了美国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能源依赖，也从消费和投资的角度加大了美国国内的需求，从根本上拉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
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尼克松时代开始，“能源独立”就一直是美国政治的重要议题。40年前的美国人就已知道，若不能摆脱对外来能源的高度依赖，那么美国作为世界强国，就不可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脉。但近40年来，美国却始终无法改变这一状况，对外来能源的依赖越来越高。
情况一直到奥巴马上任后才出现改观。奥巴马手里握有两把“金钥匙”，一是能源新政策，二是能源开采新技术。
奥巴马的能源新政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内部化，集中力量调整美国的能源结构，开发近海石油和发展能源效率技术，力求以美国本土的资源满足国内的能源需求；二是绿色化，加强对核能、风能和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实现节能减排，减少对石油的依赖。
在能源开采新技术方面，美国油气开采业经过20多年的摸索，掌握了突破性核心开采技术——水力压裂技术，用于开采页岩气。所谓页岩气，是从页岩层中开采出来的天然气，是一种重要的非常规天然气资源。页岩气的形成和富集有着自身的独特特点，往往分布在盆地内厚度较大、分布广的页岩烃源岩地层中。相比于常规天然气，页岩气开发具有开采寿命长和生产周期长的优点，大部分产气页岩分布范围广，厚度大，且普遍含气，这使得页岩气井能够长期以稳定的速率产气。
在先进技术的带动下，美国页岩油气、油砂、深海石油等非常规能源获得了迅猛开发。据来自中国商务部的信息，2010年，美国页岩石油的开采量已从2000年的20万桶/日提高至100万桶/日；页岩气产量则从2000年的122亿立方米增至1378亿立方米。美国石油协会认为，如果算上页岩天然气资源，美国达到开采标准的油气资源居世界首位，比沙特高出24%，是巴西的七倍多。美国剑桥能源咨询公司认为，由于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渐成规模，世界能源格局的核心正在从中东半球向西半球转移。
最终改变美国能源格局的力量究竟是什么？是奥巴马的能源政府？还是科技创新的力量？美国环球通视有限公司（IHS）副董事长丹尼尔·叶尔金的观点非常明确：是科技的力量，而非奥巴马的能源政策。
丹尼尔·叶尔金2012年11月21日在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中写道：“两项正在开发中的技术——水力压裂法和水平钻井技术——共同催生了美国页岩气革命。十年之内，页岩气在美国天然气产量中的比例已由2%上升至37%。如今，美国已经超越俄罗斯而成为全球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
这一非传统生产方式带来了一场革命，其经济效益已很明显。最直接的效益体现在就业方面，美国由此新增了逾170万个工作岗位。页岩气和致密油的开采需要建设很长的供应链，在全美带动了大量支出。到2020年，美国可能由此增加300万就业岗位，其薪水将高于美国平均工作岗位。到2020年，美国政府来自非传统油气行业的税收和专利使用费收入可能超过1110亿美元。
若把页岩气的科技革命与奥巴马的能源政策放在一起，则必须承认，前者是基础，而后者只是框架。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能源独立”的目标从尼克松时代就开始设计，40年来却一直无果，直到奥巴马时代才最终成功。
下面的问题是：美国的这场能源革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格局来说意味着什么？
作为当今世界第一大天然气生产国的美国，目前页岩气产量占其天然气总产量的1/3以上。2005年以来，美国天然气总产量增加了1/3，预计到2030年还将增加25%。2005年，美国液态石油产量结束了10多年来的下降趋势，从此以每天100多万桶的速度增长。国际能源机构预计，到21世纪20年代，美国将取代沙特阿拉伯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美国石油进口量将大幅减少，在石油总消耗量中的比重将从2005年的60%下降到2012年的41%，预计2020年会降至34%。
美国环球通视有限公司（IHS）副董事长丹尼尔·叶尔金在他的《金融时报》专栏里这样写道：
这场能源革命也将对全球竞争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美国天然气蕴藏量丰富，并且价格低廉，是欧洲的1/3、日本的1/4。这推动了美国能源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让欧洲和亚洲的竞争对手们深受打击。正是由于天然气价格便宜，已有数十亿美元的投资计划投向美国制造业。
石油方面，美国在长期内将继续是石油进口国，但进口量将大幅下滑，部分原因是石油供应日益增加，还因为美国的石油需求已触顶。美国将在石油利用方面提高效率，目前已要求提高汽车燃料效率。越来越多的美国进口石油将来自西半球，特别是加拿大，加拿大目前供应占美国石油总进口量近30%的石油。（海湾地区的一些炼油商可能仍将需要来自东半球的某些品级的石油。）
2013年2月在德国慕尼黑召开的安全会议上，不少观察人士认为，得益于页岩气、页岩油技术的发展与进步，美国正在能源领域掀起“一场自二战以来最大的变革”，而这场能源革命将对全球能源的生产与格局、国际竞争力和地缘政治版图产生深远的影响。美国目前已不再进口天然气，并开始通过管道向加拿大和墨西哥出口少量天然气。
作为这场能源革命的另一个潜在效应，天然气出口大国俄罗斯必将受到不利影响，俄罗斯的天然气进口国未来可能通过其他更廉价的进口渠道满足自身能源需求。众所周知，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俄罗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利用本身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将全世界各国都玩弄于股掌之间，其中也包括其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的“安大线”、“安纳线”风波，到前几年中俄在天然气价格问题上的久拖不决，所有议题都折射了俄罗斯这个国家的两面三刀和极不可信任。前几年，中国国家领导人访问俄罗斯，直到临行前都没有得到俄方在天然气价格方面的让步承诺，最后在天然气协议签署上无功而返。
但美国能源革命所导致的天然气革命，将使俄罗斯的这一传统优势逐步丧失，甚至丧失殆尽。
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来说，这一改变的潜在效应是极其复杂的，几乎可用“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来形容。所谓“喜”，是指中国可能摆脱对某一能源来源地的高度依赖；而所谓“忧”，则是指美国对世界能源结构的改变是根本性的，其对中国的挑战也是巨大的。
至少在2013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美国能源革命带来的几个深刻影响：第一，美国重返世界石油舞台中心；第二，天然气迎来黄金时代；第三，石油与金融的结合正在重塑美国的霸权，也深刻地影响着当今的国际格局。
在20世纪30年代前，美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大石油生产国。这一地位后来被新近崛起的中东撼动。与此同时，美国的石油公司经历了历史性大洗牌。巨无霸标准石油公司解体，埃克森、雪佛龙和莫比尔等公司群雄崛起，逐渐奠定了延续至今的争霸格局。
但大家也许有所不知，在美国石油界，除了这些石油巨头外，更多的是成千上万个独立石油公司。这些公司对美国油气工业的进步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第一财经日报》在2012年12月的一篇分析文章中举了一个例子，那就是切萨皮克。1989年切萨皮克成立时，还只是一个仅有十名雇员、五万美元资金的小公司。如今，凭借在页岩气领域的辉煌成绩，切萨皮克已是全美第二大天然气生产商。目前，在传统的产油州得克萨斯和俄克拉荷马，仍活跃着成百上千个和当年的切萨皮克一样的小公司，有专攻技术的，也有专司服务的。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活跃的并购市场和良好的基础设施把这些小公司的潜力发挥到极致。美国页岩气技术的重大突破正来源于这些小公司。
但切萨皮克这样的公司在今天的中国有吗？在未来的中国有可能出现吗？对此，我很悲观。今天的中国，我们只知道石油资源几乎为“三桶油”（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所垄断。如果一个民营石油公司从海外开采了石油，要运返中国，需要数不清的官方批准文件，其代价甚至超出在海外开采石油的成本；更荒唐的是，民营公司运返的石油，居然还要给“三桶油”其中的一家返购！
虽然近年来清洁能源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激情，但这并不意味着化石能源的结束，恰恰相反，化石能源的又一个辉煌时代或许才刚刚来临。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这三大化石能源都具备支撑一个时代发展的能力。工业革命时期的煤炭造就了大英帝国，石油不仅帮助盟国在二战中打败了法西斯德国，也支撑起了美国的新纪元。如今，天然气或许将接过接力棒，延续化石能源的辉煌。
2012年，美国天然气发电所占比例首次与煤炭发电比例持平。据估计，2025年美国工业对天然气的依赖将显著超过对石油的依赖。而如今，美国低廉的天然气已经极大地增强了美国化工行业的竞争力，并对整体能源价格造成下行压力，为美国经济复苏和制造业复兴注入了坚实的动力。
在席卷全球的页岩气开发大潮中，中国自然也不能置身事外。2012年年初，中国正式发布了《页岩气十二五规划》，2012年6月即启动了第一轮页岩气探矿权招标，9月进行了第二轮招标。虽然存在地质结构复杂、技术和经验缺乏、矿区重叠和机制不完善等各种潜在问题，页岩气公开招标仍让中国民营企业看到了一丝进军油气上游领域的曙光。也有学者期待着页岩气成为中国能源垄断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中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和中国能源网研究中心的一份公开报告呼吁，中国应加紧成立页岩油综合试验区，并呼吁实行市场化的管输和价格体制。
但在“三桶油”独霸天下的情况下，这一点能做到吗？
中国的许多事情，都像改革一样，始终在“急不得”和“等不得”之间左右徘徊。体制问题确实“急不得”，而能源却是“等不得”。中国的一次能源储量不容乐观，对外依存度正逐步加大；同时，中国的能源结构不尽合理，清洁能源比例偏低。按照2010年的实际产量，原煤、原油和天然气的保证年限只有几十年。更有悲观者估计，中国现有油田只有十几年的开采空间，天然气也只有20年左右。同时，近几年我国加大了利用国外能源的力度，2012年煤炭进口2.9亿吨，而石油进口2.7亿吨，对外依存度达到58%。由于世界政治局势的复杂性，中国的能源安全面临很大挑战。
美国能源革命的成功给中国带来诸多压力，也带来诸多启示。其中的核心启示是：技术进步是解决能源问题的关键。美国页岩气的成功开发，除了得益于天然气市场需求的增长、国家政策的扶持外，技术进步是关键因素，尤其是水平钻探、高压水力压裂等技术的发明与广泛运用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当然，重视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的发展，注重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等也是很必要的举措，但都比不上技术革命的推动作用。
未来中国能否也推动一场以技术革命为基础的“能源革命”？若中国在未来三年中不能推动这么一场“革命”，就很可能在由美国掀起的这场“能源革命”中被踢出局，或远远地落在后面。如果这样，中国未来20年的长远发展，将被彻底釜底抽薪……
四、美国正悄悄改变贸易规则
现在让我们回到前面的主题：美国正在悄悄改变全球化的游戏规则。
我在各地演讲的时候，经常阐述这样一个背景：过去35年里，如果说1979年的改革开放和1992年开始实行市场经济，还只是制度和环境上发生的变化，那么2001年的“入世”则是全面融入全球化的进程。由于全面融入了全球化，中国仅用了五年就在经济总量上超过德国，又仅过了四年就超过了日本。
然而这个中国曾经赖以成功的巨大因素——全球化，正在被美国悄悄地虚化。
2013年11月5日，《第一财经日报》驻日内瓦记者发回的一篇报道中，第一句话便这样写道：2013年的世界经济，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国际贸易规则重构的挑战。
文章写道：“此次新一轮的制度重构将在美国的主导下展开，大部分西方国家都为新的体系投入了大量资源及精力。但在美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简称TTIP）谈判中，都没有见到世界第二大贸易国——中国的身影。一位权威人士曾对此表达一种普遍的担忧：在这一系列高标准的谈判中，包括零关税、国企改革、劳工权益、环境保护、知识产权等在内的每一项都直指中国的敏感点。”
在这次游戏规则的重组过程中，迄今未见中国的身影！这是这篇报道中特别引人关注的信息。
更重要的是，中国在环太平洋地区和大西洋地区的所有重要贸易伙伴都被纳入了这两个体系的谈判之中，而中国却置身事外。因此，一个逻辑的结论就是：一旦这两个体系谈判成功，游戏规则重新确立，中国将很可能被排除在新的游戏圈之外……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课题组在一篇题为《中国应尽快加入TPP谈判》的报告中写道：“如果TPP和TTIP均实现的话，世界上2/3的GDP将被纳入其中，在此基础上，在美国主导下重构世界贸易格局完全是可能的。从目前情况来看，尽管最终达成的协议未必完全符合美国的意愿，但TPP和TTIP都可能在未来五年内变成现实，届时，我国将不得不像加入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时那样，重走漫长的申请之路。”
当然，现实的情况不一定向那个方向发展，而且，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被完全排斥在新的游戏规则之外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而且其结果对谁都不会有益。
但在迈向未来的进程中，已经出现了许多荆棘和障碍。中国若不对这些荆棘和障碍保持足够警惕，并作出适度的策略调整，未来几年可能面临许多潜在的风险。
未来的三至五年将是全球贸易规则重新确立的关键时刻。其结果只有以下几个：第一，TTP和TTIP谈判成功，WTO及以其为代表的全球化规则被全盘虚化，由TTP和TTIP确立的贸易规则将成为主导全球的新的游戏规则；第二，TTP和TTIP虽然谈判成功，但WTO及其贸易规则依然存在，全球范围内将出现两套贸易游戏规则；第三，TTP和TTIP谈判步履维艰，WTO依然作为全球贸易规则的主导者屹立在世界舞台中央……
就在本书即将截稿时，传来来自巴厘岛的消息：世界贸易组织第9届部长级会议闭幕仪式于2013年12月7日上午举行，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终于迎来历史性突破。“巴厘一揽子协定”共有十个文件，主要涉及贸易便利化、农业与棉花以及发展议题。其中，贸易便利化决议是旨在削减通关成本和提高通关速度与效率的多边协定，它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也是WTO建立以来最重大的改革之一。
有舆论称，此次巴厘会议成果是对多哈回合谈判“早期收获”的锁定，因此又被称为“小多哈”。巴厘会议成果为最终完成多哈回合谈判奠定了基础，但多哈回合谈判毕竟还没有结束。
也有舆论称，巴厘岛会议将决定WTO能否翻身。现在看来，通过这一次谈判的结果就断定WTO能否翻身还为时过早。“巴厘一揽子协定”是艰难的全球贸易规则谈判的起点，而非终点。更重要的是：在“多哈回合”过去12年艰难谈判的过程中，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只有WTO一家，所有谈判都“急不得”，只能慢慢来；然而现在，TTP和TTIP正虎视眈眈，过去的“急不得”变成了现在的“等不得”。
这又是一个“急不得”和“等不得”之间的矛盾……
五、全球化崩溃：中国面临输局？
TTP和TTIP到底反映了美国哪些深刻的战略构想？中国对此又将面临哪些深刻的挑战？
本书前面提到的张燕生，中国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2007年曾出席我的节目，与美国商务部前副部长直接对话，后又邀请我一起赴日本关西大学演讲。2013年10月，他在成都以“全球政经变局下的产业与金融发展趋势”为主题，分别发表了专题演讲。张燕生在演讲中这样归纳近期悄悄发生的全球变局：
金融危机以后，全球开始出现新的变局：第一，美欧正在全球范围内推动跨太平洋（TPP）、跨大西洋（TTIP）自由贸易区（FTA）战略，为全球未来的治理建章立制，也就是说，危机后全球制度正在发生新的变化。第二，大国正在全球积极推动双边投资协定（BIT2012）和服务贸易协定（TISA），打造高标准投资自由化和服务贸易自由化范本，前者要纳入准入前国民待遇、国有企业、劳工、环境、业绩要求等新条款；后者要求所有服务部门，包括潜在新型服务业，对外资一视同仁。第三，大国正在国际范围内推动制定“竞争中性”等国际新规则，限制政府利用优惠政策扶持国有企业战胜民营企业的能力。第四，一些大国正在推动全球再平衡战略，鼓吹所谓中国消费美国储蓄，中国进口、美国出口，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中国服务、美国制造，中国开放、美国撤资等新一轮的结构调整。第五，通过重返亚太战略，美国加强与缅甸、外蒙古、越南、菲律宾等地的军事合作，以消除中国崛起对周边小国的军事威胁。而与此同时，即将到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加速改变全球的能源资源格局、贸易投资格局和制度格局。
为什么会出现全球的变局？在这一轮全球化过程中，美国经历了产业的空心化和经济的虚拟化。因此，奥巴马提出美国经济大厦再也不能继续构建在金融和房地产的沙滩上，美国要回归实体经济。
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全球变局，美国之所以要推动TPP，是因为要解决所谓的全球化失控，要解决来自中国的“不公平竞争”，它正在从战后的多边主义转变为与盟国开展盟国之间的特惠贸易和投资协定，这个协定将使多边贸易规则靠边站。
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化有可能分崩离析，作为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中国有可能成为全球变局中的输家。
张燕生的最后这句话让全场震惊，也让所有读到这段文字的人感到震撼。但谁又能否认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呢？
问题是：未来的三到五年，中国该怎么办？
张燕生的回答很简单：
中国应当继续高举全球化的大旗，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利己主义。在中美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中美之间应当开放合作，而不是扩大对抗。中国下一步应当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所讲的三个方面的开放，也就是要更加注重向西开放，下一步应该在全国和全球范围内继续推动开放驱动、市场化驱动、创新驱动的新模式。
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开始了，其中有一个热点，就是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应该是在全域推动更高标准的开放、更高标准的改革和更高标准的发展。根据前30多年的经验，改革开放是一个过程，是在实践中探索出来的。
上海自由贸易区实际上应该是在全域开放中往前走一大步，而且应当带动上海金融、贸易、航运和经济国际中心的建设，同时能够带动西部地区的金融和产业发展。
在这个方面的问题是，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一个继续扩大区域、城乡和居民收入差距的尝试，还是缩小它的一个新尝试？如果缩小，那么东部沿海地区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应当同向西开放和西部开发相结合。
下一步，中国有五个城市群有可能会在新一轮改革开放中站到最前沿，这五个城市群包括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城市群，以广州、深圳和香港为龙头的珠三角城市群，以京津、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为龙头的环渤海城市群，以武汉、长沙、南昌、合肥为龙头的长江中游城市群，以及以成都、重庆为龙头的大西南城市群。
其中，哪个城市群在未来30年的改革开放中会成为全球新的增长极，哪个城市群中的领袖城市会成为今后在中国乃至世界都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城市？成为这种城市群，必须集聚全球最优秀的人才、资源和企业，这会使整个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上一个大台阶；而且这种城市群的发展，今后将使中国在全球的价格决定权、规则制定权、责任担当权、逆周期的调整能力等方面发挥全球影响力。
然而这仍然没有回答一个问题，即中国究竟如何面对TTP和TTIP？如果说，TTIP是主要处理美欧之间事务的贸易规则，间接涉及中国。而TTP则是处理环太平洋地区事务的贸易规则，与中国的长远利益密切相关。
《第一财经日报》登载的驻日内瓦记者的报道中，有一段这样写道：“中国目前处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转折点。中国过去十年的发展，主要是在自身改革的基础上充分消化了加入既有国际市场规则的结果。如果完全对‘美式标准’系列谈判不闻不问，则很可能被重构的规则排除在外。这不仅将导致中国失去现有优势，甚至已有的国际市场资源也会受到冲击。……但问题是，如果中国选择加入谈判，就不仅涉及如何判断‘美式标准’系列谈判真实进展的问题，还涉及中国到底能在多大限度上迎接这来势汹涌的挑战。”
这是中国未来几年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运用“跨国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以2013年作为基期，对中国加入TPP对中国及其他主要国家的经济影响进行了测算。其测算结果显示，假设TPP成员国之间实现零关税，如果现有的谈判成员国都加入TPP，而中国不加入，则中国的出口增速将比2013年的预期增速下降1.02个百分点，GDP增速将下降0.14个百分点。这些损失看似不是很大，但是与不加入相比，中国加入TPP之后的收益则很显著：出口增速将提高3.44个百分点，进口增速将提高5.58个百分点，GDP增速将提高0.68个百分点。因此，加入TPP将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和贸易平衡。
北大研究组的测算还显示，在其他成员国中，美国、日本和马来西亚将从中国加入TPP中获益。与中国不加入TPP相比，中国加入TPP之后，美国的出口增速将提高3.12个百分点，进口增速将提高2.27个百分点，贸易平衡将得到改善，GDP增速也将提高0.1个百分点。日本和马来西亚的GDP增长率将分别提高0.14和0.21个百分点。
报告同时认为，中国加入TPP对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有微弱的负面影响，对越南会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越南可能是从TPP受益最大的国家。如果中国不加入，越南的GDP增长率将提高3.36个百分点；但中国加入之后，其只能提高1.93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因为越南的出口产品和中国的出口产品之间具有替代性，如果中国不加入TPP，许多对美国的出口会转移到越南。
报告认为，加入TPP对中国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好处：第一，有利于中国保持在亚太地区生产和贸易方面的枢纽地位；第二，有利于中国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第三，有利于加快国内改革；第四，美国对中国加入TPP谈判的态度比较暧昧，但并未完全对华关上TPP之门。
北大研究组的报告中，有两段斩钉截铁的表述：
我国不加入TPP将付出高昂的成本。根据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模拟结果，在亚太地区，我国是除越南之外在经济上受TPP影响最大的国家，不加入TPP将对我国的外贸和经济增长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TPP和TTIP建立之后，将涵盖全球经济的三分之二，我国被排除在两者之外，势必陷入被边缘化的境地。反过来，加入TPP将给我国带来显著的收益。从前述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测算结果来看，加入TPP将提高我国GDP的增长速度，同时改善我国的贸易平衡状况。
我国可以在TPP、RCEP以及中日韩自贸区等多方面齐头并进，无需把它们看作相互替代的东西。现在看来，美国将无法在今年年底之前完成TPP谈判，此时是我国提出加入TPP谈判的最佳时机，这样既可以显示我国对加快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的诚意，也可以打乱美国的战略部署，在外交上获得先机。
面对这种力主中国加入TTP的积极声音，另一种谨慎的声音也在发出。
《第一财经日报》登载的一篇报道中这样写道：
该模型并未考虑一些重要的问题，例如，如果参与其中，中国需要付出的改革成本；目前TPP达成一致的可能性与时间表带来的基础数据变化；目前谈判各方为达成一致可能接受的例外条款等。
一些业内人士也对本报记者表达了担忧，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加入TPP的进展并不顺利，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如果加入TPP谈判，受到的外部阻力只会比日本更大。贸然加入一个内部分歧较大、情况不明的谈判，中国很可能被一些国家和利益群体指责为阻碍谈判者而成为替罪羊。
抛开这些对于TPP进展的猜测，中国应该重点考虑的实质问题是，TPP是否与中国的改革方向一致。如果是，不管目前时机是否合适，都应该继续沿用“渐进式”改革路径来创造未来加入的可能性。
对于上述两种声音，目前还看不出哪种声音更占主导或更具说服力。无论如何，在美国试图重塑世界贸易规则的努力中，在中国面临突如其来的压力时的观望、彷徨中，2013年就这样悄悄地过去了。
直到2013年的最后一天，中国也没有如前面引述的积极声音那样提出加入TPP谈判的要求。
直到2013年的最后一天，中国似乎仍在观望、观察和评估……
但这不等于说，2014年美国将放慢其重塑世界贸易规则的努力；这也不等于说，2014年后中国面临的在贸易规则上被边缘化的压力将有所减轻。所有的一切，都只是被暂时推迟了而已。
我还是那句话：未来三到五年将是全球贸易规则重新确立的关键时刻。对此，中国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参与其中，要么被迫适应新规则，甚至被边缘化……
六、中国将面临重大变化和考验
谈能源，谈贸易，可能谈得有些读者恹恹欲睡，或者让有些读者看得一头雾水。正如前几年南海风云激荡时，我在一些地方演讲，一些年轻听众总是迫不及待地问：“南海，到底打还是不打？”
确实，除了经济、能源这些更加深层的问题（这些深层问题很可能是表面政治冲突的契机）之外，人们一般关心的似乎更多只是政治、安全问题上的冲突，媒体更热衷报道和追踪的，也是政治和安全层面上的冲突。
过去三年，随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实施，中国周边环境遭遇重大险恶，东海、南海冲突似乎像约架似地一个接一个上演。未来三年，这些冲突究竟是向着更为激化的方向发展，还是可能会有所缓和？中国在周边局势上存在哪些重大隐患？中国在战略思路上应有哪些重大调整？这是本节试图探讨的问题。
首先，未来三年中国在周边局势上的主要矛盾将依然是中日冲突。从过去几年的情况来看，中日双方显然都把对方视为自己发展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正因如此，诸如钓鱼岛这样的领土争端才越来越多地成为双方博弈的筹码；而博弈的结果，则使得双方在钓鱼岛问题上更难以下台。
过去一年多以来，中国新领导层适度改变了原先的容忍策略，而改用“进攻是最好的防守”策略，这被日本方面解读为“试图以实力改变现状”。客观地看，中日双方（无论是政界、民间还是精英阶层）的认知水平都尚未达到欧洲二战后“以融合消弭冲突”的水准。因此，以博弈的手法使得双边关系“置之死地而后生”或“以战促和”“以战促谈”，将依然是未来三年里中日政治关系博弈的主流。对此，2013年年尾，中国在东海防空识别区问题上的作为以及美日韩的反应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问题是：双方在缺乏掌控机制的状况下，如何把握博弈的“度”？亦即既维护自己的利益，又有效地避免擦枪走火？
罗援和吴建民，在中国民间几乎是两个极端标签化的人物，前者被称为“中国最著名的鹰派”，后者则被称为“中国最大的鸽派”。然而这两人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我的两档节目中的常客。久而久之，我发现，罗援远非外界解读的那么“鹰”，吴建民也远非一般人认为的那么“鸽”。
与罗援的交往至少已有五年多的时间，当时他还是现役少将，出席我们这类被冠以“境外电视台”的节目，还是需要一点勇气的，当然也是需要一些沟通技巧的。
这些年，作为时政节目的主持人，我接触的嘉宾真可谓三教九流，无所不包。我曾成功地让台湾地区前海军中将和解放军前少将在香港的摄像机前握手，共商两岸护卫南海的大计；也曾让两岸的前情报官员在香港的摄像机前聚首。在新加坡，我曾成功让解放军现任将军与美国前国防部长以及有亲日背景的学者，在摄像机前直接用英语展开对话。我也曾借助于一个朝鲜女商人，与朝鲜有关部门保持沟通渠道，朝鲜在六方会谈期间的一些重大立场，都是由这位女商人率先在《震海听风录》节目里透露的。当然，让日本、菲律宾和美国的前任或现任官员来到香港，与中方人士展开面对面的对话，那更是小菜一碟。
过去7年中，历任美国太平洋战区总司令，从基廷、威拉德到洛克利尔，在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对话”时，只接受一个电视节目的专访，那就是我的《震海听风录》。记得2008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伦接受《震海听风录》独家专访时，美国《防卫新闻》周刊和其他美国电视台的记者，只能坐在边上旁听。
这些嘉宾中，有的是无法前往中国内地的，甚至开始时就连到香港都有障碍，比如台湾地区的前情报官员；有的是无法前往香港或台湾地区的，比如中国内地的一些曾从事保密工作的前军界人士；邀请有的嘉宾需要旷日持久的审批程序，最后的结果可能依然是“不允许”。为了把这些人拉在一起，需要费尽心机，也需要动用各种关系。
但罗援首次出席《震海听风录》节目中，却并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现在回想起来只是需要一些小小的勇气而已。一个解放军的现役将军，出现在“境外电视台”的节目里，有关部门会怎么看？“试一试吧，看看各方反应如何再说”，这是我当年在电话里对罗援说的一句话。我当时的直觉是：罗援可以搞定这些麻烦。
后来的结果是，罗援果然搞定了，或者他根本就没遇到什么麻烦。于是，罗援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我的节目里。很多年后，当罗援已成了大名人，我们才第一次正式见面（以前都是视像连线），他对我说：“我第一次上‘境外电视台’，还就是在你的节目里。”
但与罗援接触久了就会发现，其实他在“鹰派”立场的背后，有着相当程度的理性。对此，下面请看我与他2013年年末在《寰宇大战略》节目里，就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对话：
邱震海：从您作为中国军方个人学者的立场来看，希望哪个国家在哪个环节上有所改变？
罗援：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日本原来的三家民航公司曾经提出要向中国批报一些它的相关识别信息，但是日本政府对此实施了打压，美国军方提出不承认我们的防空识别区，但是美国国务院又建议其民航向中国报批。这就形成了否定之否定，在此之上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平衡。所以我觉得，现在经过这么一轮博弈，可能在东海上空将会形成一种新的平衡，这个平衡已不再是以前完全由美国主导的平衡。
现在日本也说要进一步扩大它的防空识别区，韩国也要扩大它的防空识别区，现在东海地区又会形成多个防空识别区。我觉得这可能就对联合国形成了倒逼压力，倒逼联合国考虑对此制定新的行为准则。
所以，我想大胆地设想，日本、美国和韩国可能会采取一种双轨制，就是政府层面会承认，至少是默许我们的防空识别区，但是军方可能会采取比较强硬的态度，因为美国正在丧失20世纪50年代设立的防空识别区，而它有一条规定，即如果它的军用飞机没有意图直接进入设防空识别区国家的领空，它就没有必要向这个国家进行申报。
……
邱震海：如果说这种双轨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存在，对中国军方来说是可以接受和容忍吗？
罗援：我们设立防空识别区，当然是希望所有国家，无论大小，都要遵守我们设立的这些规矩，但是如果形成了二元化，军方战机在这么一个狭窄的空间内频繁出入，很可能会造成擦枪走火事件，一旦出现这种危机情况，就要进行危机管控和处理。怎么进行危机处理？我注意到我们设立防空识别区时韩国的表态，它只是提出了遗憾，而没有直接进行抗议，它只是说在苏岩礁问题上，中韩双方还是有一些可控的措施。比如双方建立热线，启动危机处理机制，我认为这是首要的。也就是说，现在有可能出现危机，但不能事后处理，而是要在危机发生之前就预先处理和预防危机。
我与吴建民的交往始于2005年。2005年10月“中欧社会论坛”在广东南沙举行中欧对话，刚刚卸任不久的吴建民前往参加，我对他做了第一次专访。
时间过去七年半，转眼到了2013年的上半年。这七年多时间里，我一直关注着吴建民。在中日关系风起云涌的时候，吴建民率先出来呼吁理性爱国，反对误国和害国，因而被贴上“中国最大鸽派”的标签。
2013年上半年，中日关系继续风云激荡。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引起中方强烈反弹，中方公务船只在钓鱼岛前沿频繁出入维护主权，安倍上任后愈发增加对华敌意。基于这些背景，把吴建民与日本前驻华大使宫本雄二同时邀请到香港，在《寰宇大战略》节目中展开直接对话，一直是我的想法。
从2012年年底起，邀请吴建民和宫本雄二的准备工作就在紧张进行，双方日程一再推迟，最后确定2013年4月27日在香港展开对话。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临近27日的最后一周，宫本雄二忽然腰部受伤，无法前往香港，但吴建民的机票、行程已定。好在《寰宇大战略》同时还邀请了东京大学教授高原明生。高原明生是当今日本首屈一指的中国问题专家，我曾多次与他在东京和香港见面探讨。对话在即，我临时决定由高原明生对话吴建民。
吴建民一上场，态度温文儒雅，在原则问题上却丝毫不含糊。
高原明生：我们要全面看日中关系，日中关系中有两个侧面，一个侧面是强韧性的。经济的交流、社会的交流、文化的交流，都是日中关系中很强韧的部分。我们只看脆弱的部分是不行的，脆弱的方面确实存在，我们不能否定，比如尖阁列岛的问题、历史问题、安全问题。可是这些强韧性的方面也是事实，也是我们日中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邱震海：但现在的问题恰恰是所谓的短板或者脆弱的部分盖过了强韧的部分，至少在媒体中，在老百姓的眼中是这样的。
吴建民：震海先生，你刚才讲的我不大赞成，你认为好像战略上大家有共同利益，具体层面全是分歧。但你忘掉了一条，你把分歧作为载体，这是偏颇的。你想想，中日之间，两国的贸易额去年达到3000多亿美元，为双方都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这不是虚无缥缈的。
亚洲在崛起，日本是第一个崛起的，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得到日本的帮助，这是虚无缥缈的吗？两国民间交流大发展，两国人民之间有很好的交往，这是虚无缥缈的吗？都不是。
事实是有分歧，也有共同利益，问题在于分歧和共同利益哪个是主要的。我认为，现在来看，中日之间的共同利益是主要的，如果说一门心思老是想分歧，不先解决好分歧就什么事都不干，我想这对双方都没有好处。
……
邱震海：二位说得很好，中日双方在经济发展上存在很大依存，但恰恰是中日之间的政治矛盾，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影响了本来可以走得更快的经济整合进程，东亚的经济整合进程远远落后于北美，落后于欧盟，原因是中日这两个亚洲最强的邻国没有起到领头羊的作用。这来源于两国之间的政治矛盾甚至互相拆台。所以，这种政治上的分歧相当程度上已经在影响我们本来可以走得更快也更加顺畅的经济进程。
高原明生：关于中日关系，我丝毫不低估目前形势的严峻性，中日邦交正常化41年以来，人民第一次讲到战争，这在过去从来没提到过，这表明了一种严峻性。
如何看待这种严峻性？我认为必须注意到两个原因。第一是变化，日本从1968年变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超过了日本，此后，日本再赶上来的可能性比较小。这么大的变化过去没有出现过，而变化会带来担心，带来忧虑，带来恐惧。
吴建民：第二个原因，我觉得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出现了一种思潮，就是民族主义泛滥和民粹主义泛滥的思潮。民族主义包括两重含义：第一是爱自己的国家，这个没有错；第二是排斥外界，这个非常糟糕。民族主义在国家国力上升的时候会泛滥，在国家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会泛滥，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全球民族主义在泛滥。第二是民粹主义在泛滥，比如政治家都希望夺得选票，都希望夺得掌声。这二者结合起来非常危险……
高原明生：日本的社会很稳定，很成熟，当然尖阁列岛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我们要努力避开冲突、事故和战争，大多数日本人认为日中关系非常重要。
邱震海：但是从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认知以及媒体的解读上来看，很多形势的改变恰恰来自日本，如果日本2012年不去购岛，不去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关系可能会相对比较稳定。
高原明生：我觉得这种看法比较片面，要换位思考，要从日本的角度来看问题。第一次改变现状的行为是从中国开始的——2008年12月，中国的公务船来到尖阁列岛的领海。以前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件，以后也有很多中国的公务船来到尖阁列岛的海域，所以日本前任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2009年提出搁置主权问题，共同开发。之后仍有很多船过来，日本人非常担心，这种情况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
吴建民：这一点我不赞成高原明生先生的意见。回顾中日关系这两年的发展，中日关系走向恶化是什么时候？首先是2012年10月16日，石原慎太郎先生在美国宣布要购岛，这一点引起中国人民的很大猜疑。为什么石原要跑到美国宣布？然后中国方面一直在努力，劝日本不要购岛，日本政府想实现所谓国有化。2013年9月初，中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志军去日本，就跟日本的官员谈了这个问题，劝他们不要购岛。第二天，这位官员被任命为驻美大使，没有人跟张志军谈了。9月10日，在海参崴，胡主席对野田首相讲不要买岛，否则会有严重后果，但日本不听。原来钓鱼岛是在私人手里，现在要国有化，中国老百姓当然不干。正是这个事件最先引起了极大不满
中国人过去曾多年受人欺负，对于领土问题我们非常敏感。在中国正崛起的时候，日本要把我们有充分证据证明属于我们的钓鱼岛国有化，中国人当然会反对。所以，高原明生先生，恕我直言，你刚才讲到的是片面的，但是你应该看看整个事态的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应当说日本是存在问题的。
我之所以不惜篇幅地描绘我与罗援和吴建民两人的交往与对话，是为了澄清大家对罗援的“鹰派”和吴建民的“鸽派”标签的误解。罗援在“鹰派”标签的背后，有不失理性的立场和对于国家发展的创造性建言；而吴建民在“鸽派”标签的背后，也不失对原则立场的坚守。
2005年，当中国将领朱成虎在北京发出“美国干预台海局势，中国将不惜核战”的言论后，我在《联合早报》发表文章，题为《中国鹰鸽两派之争具前瞻意义》。至今九年过去了，现在回头来看这篇文章，忽然觉得它不但没有过时，而且似乎还更多了一层现实意义。下面是这篇文章的节选：
以国际和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任何国家的鹰鸽两派之争都须满足两个前提：第一，国家实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以至出现对外策略和国家发展方向之争；第二，国家的多元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以至从政府到民间的各种思潮均有自由表达的空间和平台。
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在中国渐露端倪的鹰鸽两派之争是一件好事，既说明中国的崛起已经达到一定程度，又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日渐多元化和自由化——试想，在毛泽东时代或邓小平时代，怎么可能出现中国军方将领自由发表观点而又遭到外交官员否定的事情？
然而同时必须看到，历史上和国际上的所有鹰鸽两派之争又都满足几个共同的条件，即：第一，双方都是从国家利益出发，因此完全不存在“谁更忠诚于国家”的问题，一切试图藉争论作出忠诚度或道德审判之举，不是无知，就是无聊，甚至别有用心；第二，如果说现代西方国家的鹰鸽两派之争多为对外策略之争，那么历史上所有崛起之国的鹰鸽两派之争则大都由两个方面组成，亦即国家策略之争和国家发展方向之争，前者大都会自动向后者转化，只不过前者往往见之于国家机器层面（如政府官员、军人和智囊），而后者则除了国家机器外，还须由知识界和思想界来承担，从而成为一场民族精神世界的洗礼运动。
今天的中国由于种种原因，初露端倪的鹰鸽两派之争不但主要集中在国家机器层面，而且主要集中在策略之争上。但从历史的经验来看，策略之争必然要向国家发展方向之争转移，后者将主要由知识界和思想界来承担，而且其间发生裂变的可能性很大。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知识界和思想界在这方面有过挣扎、蜕变，尤其是早年一些倡导民族精神和国家主义的知识分子，到了晚年都成为帝国主义的鼓吹者，其间的教训十分深刻。
目前的中国，民间情绪和思潮或强硬，或温和，鱼目混珠，混沌未开，十分典型地折射出崛起之国的国民心态，既自信又浮躁。实际上，随着中国和周边国家对资源和领土争夺的展开，在一些具体的议题上，策略之争和国家发展方向之争的界限已经开始模糊。诸如“是否应放弃韬光养晦”“中国战舰是否应保护有争议领海”“为避免在常规战争中失利，是否应以核战先发制人”等，与其说是策略之争，还不如说是国家发展方向之争的萌芽。而西方国家出于私利，则每每将这些议题视为“中国威胁论”的佐证。
因此，对民间鱼目混珠的各种情绪和思潮作一番逻辑梳理，不但已成为中国执政者的当务之急，也作为历史使命日益迫近了这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思想界的挣扎和蜕变过程。“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民族的精神核心就是民族精神和国家主义，其背景则是东方世界近500年来长期遭受西方奴役，日本由此产生了发奋图强、改变民族命运的原始动力。“振兴大和”“文明开化”“脱亚入欧”等，都是这一阶段日本民族的具体策略和精神支柱。
如果说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时还是正面成分居多，那么尔后日本向帝国主义的转变就十分值得深思了。
由于明治时期的日本具有强烈的“东西方情结”和改变民族命运的原始动力，日本的民族精神和国家主义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混合体，其中既有自由主义和平民主义的成分，也有后来军国主义的萌芽。一些早年倡导民族精神的思想家在“文明开化”的动力下，开始鼓吹“为了文明的发展，不管和平还是战争，可以不问其名而取其实”；近邻中国则被视为“固陋的旧时代”，甲午海战被视为“文明与野蛮之战”，民族精神和军国主义的界限就这样开始模糊起来，并导致了20世纪上半叶日本在民族精神旗号下的集体疯狂，其后遗症一直延续到今天。
日本的情况当然不能与中国作简单的类比，但作为亚洲的两个大国，中日之间的一些情结是相同的，而恰恰是这些情结阻碍了中日两国在今天对双边关系的理性处理。这些情结归纳起来就是，亚洲民族近代以来历经衰败并遭受西方奴役，迫切希望重新站起来并统率亚洲秩序。
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启示人们，在沉重的“东西方情结”之下开启的民族崛起之路，其国民心态在自信和浮躁兼有之外，还多了一层复杂和略带风险的因素；而对这些情绪的理性梳理远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需要知识界和思想界持之以恒的艰苦工作。
当然，作为具有5000年历史的泱泱大国的国民，中国人民理应比“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国民更有理性精神，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日本的经验有助于未来的中国在崛起道路上走得更加自信，更加沉稳。
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正渐露端倪的中国鹰鸽两派之争，具有相当程度的前瞻意义，也值得所有关心中国健康发展的人密切关注。
未来三年，这些问题将继续拷问我们的心灵，同时也将以各种方式展现出来。2013年，我出版了一本书《访与思——中国人成熟吗？》，探讨崛起期中华民族的集体心理成熟问题。未来三年，包括你我在内的国人在面对外部世界的挑战时，心智能否变得更为淡定、稳健和成熟？这值得我们深思。
撇除这些因素，未来三年，中国周边还可能面临另外一些重大考验：
2016年，台湾地区将选举产生新的领导人。马英九执政八年，两岸关系虽有大幅改善，但无本质性突破。2016年，民进党有无可能上台？一旦民进党上台，两岸关系是否可能大幅逆转？两岸关系一旦大幅逆转，大陆地区是否可能在东海面临更大的战略压力？北京之前曾释放出民间气球，希望2020年以前能解决两岸政治问题。按照这一时间表，2017年前后将是两岸政治互动的关键年份；那么从2014年到2017年，中国又该做哪些战略铺排？
2013年年尾，朝鲜内部发生重大政治动荡，原“二号人物”张成泽从被捕到被处决，只用了短短的四天时间。2012年12月金正日去世时，包括金正恩在内的八人为其扶灵，其中六人已经被解职。这个国家未来将走向何方？它又将给中国带来哪些新的挑战和危机？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
最主要的是，未来三年，中美关系将如何发展？虽然2012年6月习近平和奥巴马的加利福尼亚庄园峰会基本确立了“新型大国关系”，但这一关系的内涵如何得到充实？未来三年，中美之间究竟可能发生哪些意想不到的变化？从中美经济实力不断接近的事实来看，未来的中美关系只会越来越复杂，而不会越来越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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