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本书前面谈到的所有危机，无论是潜在的经济放缓风险，还是人口红利下降的风险，抑或是创新和经济自由度不足的危机，与下面一个危机相比都是次要的；上面这些危机，要么本身就源自下面这个危机，要么程度上远远不敌下面这个危机。这个危机就是人才危机，尤其是高端人才的危机。
今天和未来的中国，有两个红利危机十分值得重视：一是人口红利危机，是就低端劳动力的数量而言；二是人才红利危机，指的是在高端人才方面中国正在出现深刻的危机。
人口红利与人才红利，一字之差，本质完全不同。如果说未来几年的人口红利危机预示着中国未来将缺乏足够的一般劳动力，那么人才危机则预示着这个正向世界第一冲刺的经济体，在向创新型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将严重缺乏高端人才，从而导致后劲不足。
相较于人口红利下降，这是一个更为深刻的危机，而且其负面效应在未来三年将日益得到显现。
一、为什么是未来三年？
为什么说在未来三年，这一负面效应将日益得到显现？这需要从过去三年开始谈起。
大家可能没有感觉到，2009年对中国而言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年份。从外部特征来看，这一年应该是中国开始走上康庄大道的时期，因为2008年中国刚刚举办了北京奥运，中国的百年奥运之梦得以实现。同时面对世界规模的经济危机，中国出台了四万亿人民币的投资计划，各种经济指标稳中有升。
2008年年底，我在给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参考消息》撰写的年终专稿中预言，2008年到2012年秋天中共“十八大”换届选举之前的这段时间，表面上看中国似乎没有重大事件发生，但中国内政外交中的一系列深层问题可能将浮上表层；因此，从2008年年底到2012年年底的这四年，将是中国内政外交的盘整期。
我当时作出这一预言，更多的是出于直觉。但几年后回首，现实的情况表明，我的预言的很大一部分应验了。从2009年开始，中国的内政外交进入了一段相当不平稳的时期：
首先，在外交上，随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实施，中国周边日益不安宁，南海、东海冲突接踵而至，而缺乏应对经验的中国一时间有点手足无措。
其次，在内政上，过去几年被掩盖的社会矛盾开始持续上升。而恰恰在这一关键时刻，万众期待的改革缺位了，当时的中国选择的是一条暂时不作为，但实际上不进则退的道路，因此民间情绪开始悄悄地出现逆转。这一民间情绪的逆转有两个明显的表现：草根阶层中此起彼伏的社会稳定事件，财富和知识精英阶层中的大规模移民现象。
大家一定已经发现，今天很多朋友津津乐道的“移民潮”，其实是从2009年以后才大规模蔓延的，其主要表现为两大类：一是财富移民，二是知识移民。
我在《访与思——中国人成熟吗？》一书中曾引用过几个材料，这里不妨再引用一下：
2011年4月20日，招商银行与贝恩管理咨询公司联合发布《2011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该调研指出，以1000万个人可投资资产为界限，2011年，内地富人将增至59万，其中60%的富人已经完成或正在考虑投资移民。与此同时，根据4月初发布的《2010胡润财富报告》估算，中国目前有5.5万名亿万富豪。没有可信的数据显示这些富豪已经有多少移民海外，但北京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协会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再次掀起投资移民海外的热潮，2009年到美国投资移民的EB-5类签证的中国申报人数已经翻了一番，从2008年的500人上升到1000人以上。
与财富大量流失同时发生的，是中国人才的大量流失。中国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兼商会会长、中组部国际人才战略专题研究组组长王辉耀在他的研究报告里透露，截至2008年，中国送出留学人员约140万，为世界最多，但归国者只有39万；自1985年以来，清华高科技专业毕业生80%去了美国，北大这一比例为76%。2006年，清华和北大成为美国博士生来源最多的院校，由于这些来自中国的大部分科学与工程博士都会孜孜不倦地走着“在美找工作——获得签证——申请绿卡——入籍成为美国人”的道路，因此，美国科学杂志把清华、北大称作“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
读到这里，你可能还是没有明白为什么未来三年，中国的人才危机将日益显示其负面效应。
前面提到的王辉耀博士，早年留学美国，后在跨国公司工作，活跃于京城政治、经济和学术圈，也是欧美留学生中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我们最早结识于每年年底在广州举行的“中国留学人员交流会”，简称“留交会”。自2002年之后，我就与“留交会”陆续有些往来，2008年被广州市政府聘请为市长顾问，是所有顾问中唯一的人文学科代表。
自此以后，我和王辉耀几乎每年都要在广州见面，我对他的工作及其意义渐渐有了了解。我常在各种场合说，研究中国的人才问题和人才战略，王辉耀是中国第一人，无人能出其右。王辉耀与我也惺惺相惜，称我的节目是“华文电视政经节目中最好的”，“节目影响力很大，是凤凰卫视最好、最有高层影响的节目”。这当然属过誉之词，让我受之有愧。
2010年冬天，王辉耀在广州“留交会”做的一个报告深深地触动了我，使我从此开始关注并研究中国的人才问题。王辉耀的报告让三年前的我第一次明白，对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来说，我们不仅是要吸收全球华人中的精英，更要有胸怀和机制吸引全球一流的人才。而恰恰在这方面，中国目前非常不成功，中国目前主要还是在吸引本国出去的“海归”，而远没到吸引全球一流精英的地步。2004年开始实行的“中国绿卡”迄今只有4000多人获批，绝大多数获批者是外籍华人，其中有2000人还是家属。即便是在吸引“海归”方面，这些年虽有一些“海归”回国，但高尖端人才的数量不多，而更多的知识移民则又对冲了吸引“海归”的功效。
王辉耀引述李光耀的一句话是：“中国是在14亿人口中选人才，而美国则是在全球70亿人口中选人才。”短短二十几个字，将中美两国的战略、视野、胸怀、机制、社会开放度立体地勾画出来，高低立现。
但我还要再加一句：“一方面，中国仅仅在14亿人口中选人才；另一方面，14亿人口的精英又正在大规模地、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等西方国家。”
读到这里，你大概和我一样，脑海中会浮现出下面这句话：“这个游戏没法玩了。”不过，作为一个爱国者，我还是要再加上一句，以使这句话更加完整：“这个游戏没法玩了，除非中国未来作出深刻的改变。”
二、中国需百万顶尖人才，目前仅一万
2013年6月，王辉耀专门飞到香港出席我的节目，讨论中国的人才危机和人才战略。与王辉耀一起出席节目的还有香港地区的加拿大学者、“中国通”崔大伟。
小小的摄影棚顿时成了指点风云的舞台。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表面上看其机体正在不断长大，但其体内的血液正在不断流失。这种“失血”现象短时间内可能不为人注意，但等到中国超越美国而成为第一大经济体时，或许我们忽然间会发现，多年不断的“失血”已导致“血液”流失殆尽。到那时该怎么办？
这听上去似乎十分危言耸听。我承认这一比喻有点言过其实，但看完下面一段我与王辉耀在节目中的对话，你大概又会觉得我上面讲的不无道理：
邱震海：中国到底需要多少尖端人才，而我们现在又缺多少？
王辉耀：目前来讲，尖端人才是非常缺乏的，比如按照科技部的统计，我们真正的高端人才在全国范围有一万人左右，就是特别顶尖的一批人才。
邱震海：美国呢？
王辉耀：美国至少是我们的十倍以上，而且现在我们在很多尖端领域都很缺乏人才，比如，我们现在是航空大国，有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航空市场，但是航空领域的院士没有几个；我们现在是汽车大国，但尖端汽车领域的院士也很少。更重要的是大量人才的流失，比如美国现在已有200多人获得诺贝尔奖，在美国工作，中国这方面很少，长期都没有。更重要的是什么呢？阿德麦肯锡曾经做过一个调研，中国目前的市场上大概需要75000个高端的、一流的职业经理人，但是市场上又能找到多少呢？只有5000个，差了十多倍。
邱震海：美国呢，美国大概需要多少？
王辉耀：肯定很多，世界500强里面美国公司占了大多数，差不多一半都在美国，而且这方面它的储备是很充沛的，包括大学的人才储备、政府的人才储备、科研研发机构的人才储备，还有硅谷，基本上是世界的一个创新中心。我们看到现在大量的高科技、新发明都来自硅谷，硅谷里50%的企业都是移民创造的，美国47%的科学家都不是出生在美国。
邱震海：未来25年，中国的人才需求一定是往上涨的。也许十年之后，当中国也需要十万顶尖人才的时候，按照我们目前这样的失血速度，您觉得会是什么状况？
崔大伟：100万，那时中国将需要100万。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很大，我们的人口现在是美国的四倍，而且中国如果要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必须靠人才做支撑。
邱震海：但是现在中国的人才在不断流失，这个流失比率大概是多少？
王辉耀：拿留学生来讲，按照官方的统计数据，去年出去40万人，总计出去的大概260万人，回来的差不多100万左右，回归率是30%~40%，还有约60%是在海外，这个比例是比较大的。国际上常见的一般是40%、50%，应该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比例，然而我们的留学生现在大部分还在海外，尤其高端人才在海外的比例非常大，比如理工科的博士现在90%以上都留在了海外。按照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最新统计，回国的留学生较多是硕士，其中包括英国一年毕业的硕士，而博士的回归率只有5%。
邱震海：如果按照这个下降的速度继续往下走，回归率还这么低，中国还吸引不了全世界一流的人才，而未来的10—20年中，中国可能需要几十万尖端人才，那么届时会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危机状况？
崔大伟：中国过去主要依靠出口，而中国的出口商品又不具备高技术含量。中国一定要从劳动力出口转向科学方面的出口，但是假如人才流失的情况继续下去，这个目标很难实现。
王辉耀：中国面临一个新的转型，要从人口红利转到人才红利，要从中国制造转到中国创造，要从投资拉动转到人才拉动，这些都要靠人才来支撑。
邱震海：中国经济已经放缓了，而且人口红利正在下降。如果人口红利加上人才红利，两个红利同时下降，十年以后的中国将是一幅什么样的图画？
王辉耀：我们举个例子，过去这些年，中国企业占世界500强的比例在不断增加，原来只有几家，后来增加到十几家，二十几家，到2013年大概有六七十家。然而虽然进入了500强，真正能在世界上占领国际市场份额，能够到国际市场上参与全球化的公司屈指可数，可能只有联想、华为几家公司。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缺乏一流的国际化人才，比如顶尖的世界500强公司的高管。没有这批人才，中国未来要走出去非常困难。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是这样，国内各种价值链的攀升，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都需要有足够的高端人才支撑，特别是创业人才。
过去30年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我们调动了国内低端劳动力的流动，减少了壁垒，把劳动力全球化、全国化，全国化的人口流动尤其是两亿农民工的流动带来了繁荣。未来30年要依靠全球化的人才流动，要去发挥全球人才的红利，吸引全球人才来中国，特别是要把出去的人吸引回来，再把国际上其他国家的人才吸引到中国来，由此才能支撑中国未来30年的发展。
三、2025年：中国是否将“失血过多”？
过去若干年的中国，经常都是在一不小心中获得成功的：
1999年，中国完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当时中国还只是全球第十一大经济体。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当时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九大经济体。
从此以后，仅仅过了五年，到2006年，中国就“一不小心”超过了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1991年年初我抵达德国的时候，无论是在德国呼吸到的清新空气还是感受的人文气氛，无论是德国人民实际的收入水平还是抽象的思想水平，都远在我的祖国之上。这种感受对年轻的我来说是令人震撼的。而当时我没有想到的是，仅过了15年，我的祖国就在经济总量上超过了德国。
从2006年到2010年，仅仅过了四年，中国又“一不小心”在经济总量上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中日之间的各种冲突从深层浮上表层，从一般冲突上升为准军事冲突，大都是在2009年之后发生的，这绝对不是一个巧合。用某些学者的话来说，这是典型的“擦肩效应”，亦即作为后来者的中国赶上日本，双方“擦肩”之时总会发生些许摩擦。
从2010年到现在，又是四年时间过去了，人们已在认真地计算中国的下一个“一不小心”将在什么时候发生——超越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届时的“擦肩效应”定将发生得更为猛烈。
但在计算下一个“一不小心”何时发生的时候，请读者朋友注意，在刚刚结束的2013年，中国又完成了不为人注意的“一不小心”：根据2013年10月的统计，中国的人民币已超越欧元的地位，成为继美元之后的全球第二大贸易结算和融资货币，欧元和日元则分别处于第三位和第四位。
这一动向反映了什么？它折射了一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虽然尚未完成，但人民币实际上已经具备相当程度的国际化水准。而这一水准的拥有，较之理论上的人民币国际化显然更具有实际意义。
2013年，中国完成了另一个不为人知的“一不小心”：中国的全球贸易总量超越美国。这一数据意味着，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
现在回过头来说大家很关心的下一个“一不小心”，即中国经济总量什么时候能赶上美国。如果说过去几次“一不小心”主要都是得益于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模式，那么赶上美国之后，如何维持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则是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也许赶上美国之后，中国依然可以依靠粗放型经济模式；但富国不等于强国，中国要维持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并逐渐成为一个真正的强国，必然需要技术含量高的经济模式，必然需要大量高端人才的支撑。
不要忘了，从本书前面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中国的高端人才储备目前还正在大量的“失血”之中。就目前而言，我们还看不出中国的这种“失血”现象有任何扭转的迹象。
按照一些朋友的“认真”计算，中国“一不小心”赶上美国的时间，很可能是在2025年，也就是距离现在11年之后。11年的时间长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经济总量赶上美国也许不难，但要维持世界第一的地位，中国现阶段的能源储备、人才储备是严重不足的；中国现有的产业结构安排也是严重不合理的……
再看一段我与王辉耀和崔大伟的对话：
邱震海：中国目前的人才情况能不能支撑到中国2025年赶上美国？
王辉耀：我认为这会有一个很大的挑战，或者说一个很大的危机，因为从目前来看中国人才流失的速度在加快，比如过去这些年出去的留学生人数在不断加大，同时还有大量财富精英，包括技术移民、投资移民，也在大幅增加。
如果我们要做创新型国家，要成就2025年的一个价值链攀升，要从中国制造发展到中国创造，没有人才的支撑肯定是无法实现的。
邱震海：辉耀兄最近写了一本书，叫《移民潮——中国怎样才能留住人才》，里面讲到2011年时中国在国外的留学生是110万，外国到中国的留学生是29万，相差非常之大。
王辉耀：对，而且来读学位的外国留学生只有11万多。
邱震海：这110万中国留学生，相当一部分是中国最优秀的学生。最优秀的中国学生跑到了美国，跑到了西方，而到中国的外国留学生大多却不是其本国最优秀的青年，这种数量上的反差，加上结构上的反差，其实已经让我们非常震惊了。当然我们要区分三个概念：一是人才的流动，二是人才的流失，三是人才的浪费。人才流动是应该鼓励的，但是人才的流失是应该引起警觉的：所谓人才流失就是他放弃了国籍，带走了他的身份，带走了他的资金，带走了他的技术，不可能再用他的知识、财富来为祖国服务。中国有很多战略，如国防战略、经济战略、能源战略、产业战略、科技战略，然而却没有一个好的人才战略。
邱震海：二战结束后，美国和苏联分别攻入德国。两个国家都在掠夺资源，苏联在集中精力抢机器，抢设备，甚至抢军火。美国则是有选择地抢那些高学历的德国科学家，甚至创造过原子弹的德国科学家，把他们作为战俘运到美国。
王辉耀：实际上，二战以后美国的很多重大发明，包括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电子计算机，发明这些的科学家，很多都是他们抢来的。
邱震海：我们看看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获奖人数，根据2012年的数据，美国是233个，中国为零，还比不上以色列、南非。这是为什么？这是一个非常沉痛的问题。再看看中国和美国聘用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的人数，中国还是零，换句话说，中国没有聘到一个拿到诺贝尔科学奖的人到中国来长期工作，而美国占了70%。是因为中国没钱，请不到一流的诺贝尔奖得主吗？还是其他原因？
王辉耀：我认为这是一个全方位的政策制度问题，比如吸引人才的环境，包括机遇条件、团队、英语工作的语言环境，甚至包括绿卡、办签证，都是制约因素。
邱震海：中国从2004年之后开始实行中国绿卡，希望一片诚心能够吸引外国顶尖科技人才来为中国服务，这已经超越原来只是吸收海归回来的政策。
但是我们比较一下，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公民拿到美国绿卡的加起来有111万。而最近10年，自从中国推出绿卡制度以来，拿到中国绿卡的总共只有4000人。
王辉耀：这个比例悬殊非常大，美国每年发放的人才绿卡是14万张，另外还每年发放近8万张人才签证。从这个上面来看，我们发放的绿卡非常少，而且这4000张绿卡持有者里面还有一半是家属。
邱震海：拿中国绿卡的很可能还有一部分是华人，在拿到美国绿卡以后，为了在中国生活工作方便而再回来拿中国绿卡。
崔大伟：他们要在中国工作，就要跑来跑去，拿到中国绿卡是应该的，这里我们没谈到双重国籍的问题。很多国家现在反对这个政策，中国一直不愿意改变制度，只承认一个国籍，作为中国人，要拿到外国的国籍，就必须放弃中国国籍。
王辉耀：这也是个制约因素。
邱震海：现在很多朋友问，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什么时候能够赶上美国，现在我们喜欢把中国和美国放在一个平面来看，但其实中国和美国在人才储备上完全不在一个等级，相差非常远，现在中国是最大的贸易出口国，美国是最大的贸易进口国，同时中国也是最大的人才输出国，而美国又是最大的人才输入国，这种对比也许会让很多朋友有所清醒。我们再引用美国的敌人——古巴前领导人卡斯特罗说的一句话吧，他说：“贫穷国家要摆脱不发达的状态，人才是必不可少的，但他们花费巨资培养出人才，最终却为发达国家服务，这阻碍了贫困国家的发展。”辉耀兄，我记得你的书上有一段讲到塞拉利昂。塞拉利昂是一个非洲穷国家，缺衣少药缺医生，但是美国芝加哥某一个医院里面原籍塞拉利昂的医生人数，超过了塞拉利昂本国的医生数目。
王辉耀：对，这确实是事实。20世纪60年代发展中国家有很多学者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比如一年基础教育的投资金额达到700亿到1000亿美元。这还是六七十年代的数据。所以，关于基础教育的培养，国家花费大量资金在人才培养上，但是获益者却是美国，这就是现实。
在那天的节目录制现场，我从王辉耀平静的语气中读出了深深的忧虑，于是就有了我在节目现场的那段有感而发：“中国发展很快，但是坦率地讲，中国未来的发展到底有多少可长期支撑的空间？我们的能源是不是足够？我们的科技，我们的产业，尤其人才储备，是不是足够？如果人才储备不够，甚至还在大量流失，那么未来的15—20年，中国将如何维持？今天的中国就像一个人在不断长大，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但是身体里面的血在不断流失，也许等到有一天我们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看上去很大的时候，我们的血已经没有了。”
我在一些公开演讲场合论及人口红利消失的问题时，曾经用过一个“面粉与水”的比喻：当中国作为经济体蓬勃发展的时候，会产生许多工作岗位，犹如一个大池里需要的水，而大量从农村富余出来的劳动力就成了往“水池”里倒的“面粉”；在发展的早期，这根本不是问题，因为过去中国的劳动力供应一直是无限的；但突然有一天我们发现，“水池”依然没有填满，而“面粉”则开始稀少了，这就是“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亦即劳动力无限供应的状态开始趋于结束。
这个“面粉与水”的比喻，也可用于对未来几年中国人才“失血”状态的描述。中国经济总量的膨胀和国力的上升犹如一池清水，需要大量高尖端的一流人才来填满。然而恰好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手上的“面粉”远远不够。如上所述，今天需要100万高尖端人才的中国，实际的高尖端人才却只有一万。所以，有限的“面粉”永远无法填满那池清水。
不仅如此，而且这极其有限的一万人里，有些人可能还正在认认真真地计划移民。换言之，这一万人的数量，未来几年还可能继续萎缩。那100万容量的“水池”，恐怕永远没有被填满的那一天了。
但请不要问我为什么会这样。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我们一直都说国家没有钱，所以我们无法吸引一流的人才。但今天我告诉大家，中国的各级政府是全世界最有钱的政府，“国家很困难”这句话早已不适用了。更重要的是，全世界最有钱的政府，居然吸引不了全世界最具才华的人群，这里面的原因一定不是硬件层面的，而绝对是软件层面的。
四、人才危机背后的制度危机
在中国，谈什么都可以，但千万不要谈法治，因为谈法治太奢侈；也千万别谈体制，因为谈体制太沉重。人人都知道，今天的很多问题都是体制造成的，但恰恰是关于体制的改革最为艰难。
然而涉及人才问题，我还是要忍不住谈一下体制问题，虽然我不可能太过深究。
还是请大家先看一段我与王辉耀等人的对话：
邱震海：中国在人才战略上最大的软肋是什么？
王辉耀：我认为人才的吸引机制需要进一步健全，比如美国参议院正在出台一个新的美国人才移民法，这个移民法有很多大动作，比如人才工作签证从每年6.5万个大幅提升到11万个；还要开创创业签证，同时也要取消国别的移民配额。中国需要加强环境制度建设，比如中国现在还没有投资移民法，还没有人才移民法。另一方面还需要建设我们的学术氛围，自由的学术环境，海归子女回国后的求学也是很大的问题。
邱震海：这两个问题一个是硬环境问题，一个是软环境问题，我个人理解硬环境问题比较好解决，出台一些法律规定就可以解决，但软环境问题更难解决。过去20多年中国的硬环境在不断发展，但中国的软环境到底有没有改变？
王辉耀：现在很多地方是有大楼却没有大师，也就是说，硬件非常好，每个到中国的外国人可能都觉得中国的硬件非常好，但是在吸引高端人才方面，我觉得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还有另外几个问题，一个是大学普遍只进不出，人才流动没有起来，在吸引人才方面台湾大学的人才流动性非常大，而在大陆，高校间的人才流动还不够。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论资排辈也非常严重，等级制度、体制内体制外的流动障碍很大，比如评选机制，看的往往不是你能做多少工作，而是你有多少关系，这对于海外归来并且习惯于纯粹凭学术、凭本事、凭能力来奋斗晋升的人来说，意味着还要做很多额外工作。
崔大伟：还有知识产权的问题，比如，在国外创造一个新的知识产权，带回国内，很可能六个月以后就有人把你的知识产权拿走了。
王辉耀：我觉得只要认真来做，是可以转变一些现实状况的，比如，周边一些国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都有大量人才流失，后来又经过努力把这种人才外流转变成人才回流。对此，我觉得中国也完全可以做到。
邱震海：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他们能做到这点的关键是什么？
王辉耀：关键有几个方面。一是他们很注重制度建设，包括跟国际接轨的人才吸引政策的建设，第二就是软环境的改善，包括学术环境、工作环境、子女教学环境，同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归国人才能够得到一个发展和流动的平台。
邱震海：您从加拿大过来，在一流人才的引进方面加拿大有哪些可以供今天中国借鉴的地方？
崔大伟：加拿大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跟中国一样的问题，我们人才也都跑到美国。我是加拿大人，我拿到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博士学位。很多跟我情况相似的加拿大人都跑到了美国，所以后来加拿大也建立了一个制度，对于留学回国者给予多30%~40%的工资，并且提供研究经费。
王辉耀：加拿大也有一个跟中国不太一样的地方，那就是加拿大向美国输送一个人才，还可以从其他国家吸引四个人才来做补充。
邱震海：我记得1978年3月，当时有过一个中国的科学大会，在战略高度上全国上下都认识到科学春天的来临，中国未来的四个现代化只有靠科学才能发展。35年过去了，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高端人才依然严重储备不足，如何从战略高度来构建这个问题？
王辉耀：您说得很对，这个1978年的科学大会，我记得当年郭沫若称之为“科学的春天”。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做了两个非常英明的决策，一个是恢复高考，另一个是派遣留学生。这两个政策对中国未来30年的改革开放起了很大作用。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应该呼唤人才的春天来临。中共“十八大”的报告就提出了构筑具有国际人才竞争力的制度优势。什么是构筑具有国际人才竞争力的制度优势？这就需要我们从宏观的战略架构上处理好这个问题。
崔大伟：现在中国有一种现象，就是对新近回来的海归不那么信任。一些早年的海归已经当上了官，似乎不太欢迎新来的海归，害怕优秀，害怕竞争。
邱震海：似乎中国越发展，某种程度上对人才的心态越趋于保守。我也听到很多海归朋友有类似的描述。这与1978年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王辉耀：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个体制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创新，比如现在的大学体制，首先应对正常的进出淘汰机制加以更多的完善；此外，现在大学的办学可能比较单一，今后应注重多元化发展，比如可以建立国际学校，这样人才的运用就会更好。另外就是文化上的因素，现在吸引海归最好的就是跨国公司，民营企业、国企央企以及其他事业单位就很差，前些年也进行过国资委全球招聘，央企全球招聘，然而我看过一个报道，招聘了十年下来，只招到120多个海归，聘用人员45%是来自原来的国企，另外45%是来自其他国企，只有10%是真正从全球招聘来的，全球招聘的比例太小。
崔大伟：我刚从土耳其回来，看到土耳其现在最好的三所大学都是私立大学，都是最近20年发展起来的。现在他们排名第一的大学大概有180个老师、教授，其中150人是海归，大部分是从美国回来的，所以他们的大学发展特别快。
邱震海：土耳其的经验是来源于它文化的开放，还是来源于土耳其政府从上到下的一套战略？
崔大伟：不是政府的问题，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大学是私立的。
王辉耀：首先应允许办私人大学。
邱震海：其实坦率地讲，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有无数民营企业，很多民营企业家也很有钱，而且很大一部分民营企业是“海归”创办的。有没有可能现在资本的力量加上知识的力量就能形成一种新的创新力量？我们能不能更多地利用现有民间资本的力量？
王辉耀：我觉得，我们的人才培养可能也要来自新的改革开放。回忆改革开放30年前，当时国有企业可能跟现在的很多教育机构一样，体制比较死板，活力不足，邓小平当时非常英明，鼓励中外合作、三资企业、中外合营，于是给国有企业注入了活力，带动了竞争多元化。我觉得我们的教育、人才培养系统也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有更好的国际上的合作和参与。因为教育本身就是全球化的，国内也有这种例子，比如中国商学院，开始是培养教育不授予学历，但是后来逐渐发展起来了，带动了中国管理教育的蓬勃发展，我们的大学也可以采取多元合作来培养人才。
邱震海：谈来谈去，我认为我们还是在谈如何吸引从中国走出去的那些海归，千方百计把我们自己的黄皮肤人才吸引回来，但是这是不够的，一个真正的大国是要在70亿人口中去选拔人才，中国现在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什么没有拿到诺贝尔奖的人才会到中国来？过去我们说中国没钱，现在中国不缺钱，为什么依然吸引不过来人才？我们是缺钱还是缺文化？是缺体制还是缺战略？
王辉耀：我觉得可能各方面的原因都有，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如果想建立具有国际人才竞争力的制度优势，就要按照“十八大”报告去做，要欢迎全球人才来中国，首先我们得有个机构来处理他们的申请。比如台湾地区在四年前就建立了移民局，欢迎全球人才。10年前中国就提出要起草人才移民法和投资移民法，然而至今仍没有出台。另外，在法律层面，出入境管理法、外国人来华等相关条例都需要进一步完善。构建好大的制度后，再构建软环境，包括回国就业许可，扩大发放绿卡的范围，以及海外侨民证和人才普惠制度。比如，印度发了1100万张海外公民证和侨民证，吸引了大量人才。
崔大伟：你刚才提到了国外的经验，让我想到以色列的例子。在那里，科学家完全是一个科学家，研究员除了自己的研究以外，没有任何行政责任，不需要开拓、维护很多资源。
邱震海：那就是我们一直在倡导的学术独立、学术自由。但在中国过去若干年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越来越看到的是学术行政化、学术官僚化，现在大学校长首先必须是个官员，大学校长首先以晋升副部级为荣。如果你是一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你是否愿意进入一个副部级官员管理的大学？
崔大伟：那当然不去，应该追求的是诺贝尔奖，而不是一个副部级的官衔。最重要的是，要在完全没有干扰的学术环境下开展研究。
邱震海：我们的软环境依然是官本位的，依然是以官僚为主导，依然排斥竞争，不鼓励创新。
王辉耀：形式上，你必须是官员，你才能拿到足够的研究资源，但是如果为了拿到研究资源去做行政工作，那就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即使拿到了这个资源，你也研究不出来，因为你的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去拿资源、跑关系上面了，这就陷入了一个困境。
邱震海：很多朋友说我们现在有大学，还有大楼，没有大师，我要加一句，我们现在有很多大学教授，但是真的没有大教授。拿掉几个副部级大学校长，多出几个真正的大教授，这才是中国的正道。
王辉耀：除了需要建立一套跟国际接轨的人才引进制度，包括移民制度、签证、绿卡、侨胞证等制度外，我们还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打破用人体制内外界限的制度。国内有很多优秀的人才，但是他们往往进不到体制内，要把这些人才用起来。
邱震海：一个系统是否开放，也体现在政府官员中是否有很多海归。
王辉耀：确实是这样。
邱震海：1000多年前，中国唐朝吸收了很多外国人担任政府官员。今天和未来的中国有没有这样的气魄？
王辉耀：我们必须要有这种更大的国际视野和国际气魄来吸引天下人才为我所用。
五、开放的胸襟和社会：未来三年的迫切挑战
日益发展、富裕的中国居然难以吸引一流的人才，甚至难以留住一流的人才；一个需要100万高尖端人才的中国，目前实际拥有的高尖端人才只有区区一万。这样的数字一一罗列出来，足以让正在做“大国梦”、“强国梦”的国人产生深深的危机感。
更重要的是，产生深深的危机感之余，我们还应该有一种深深的羞耻感。过去我们难以吸引一流人才是因为我们落后，但现在我们正走在通往世界强国的路上，为什么依然无法吸引一流人才？过去我们无法留住一流人才往往是因为贫穷，但今天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什么依然无法留住一流人才？
显然，这里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是否富强，也不在于富裕与否，而在于我们的学术体制和人文体制。一个以副部级为荣的大学是难以吸引世界各地真正的大学者加入其中的；一个首先以官员为荣，而非以校长为荣的大学，也是难以让真正的学者在其中感到心情舒畅并有真正用武之地的；一个只有跻身官僚阶层才能拿到行政和学术资源的社会，更不可能对真正的学术和知识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尊重和敬仰。
更重要的是，这个封闭、保守的体系背后是我们心灵的封闭。我在《访与思——中国人成熟吗？》一书中曾经写过一段话，我愿在这里再次引述：“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物质贫困，心灵开放，90年代开始却正好相反，物质富裕，心灵封闭。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又一个20年过去了。中国人的物质更加富裕了，但心灵是更开放还是更封闭了？这个问题见仁见智。但随着物质的日渐富裕，中国人的日益迷茫是不争的事实。”
心灵的封闭和迷茫，才是今天中国最可怕的东西。都说中国要实现大国之梦，但大国之梦的前提是什么？除了经济、军事和综合国力的强盛之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心灵的开放。开放的胸襟是建设成一个大国必要的心理条件之一。
大家有没有发现，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强盛，人们似乎渐渐缺少了过去落后年代的那种胸襟，心灵变得有些狭隘，胸襟变得有些狭小。而这对于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大国来说，显然是致命的。我的嘉宾们在讨论人才问题时的下面这段对话，可能会对大家有所启发：
熊浩（战略观察员）：我觉得这里有一个观念可以澄清，我们说需要海归人才回国，这并不是简单的崇洋媚外，并不是简单地去相信西方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而是我们相信多元化会产生力量。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经验，不同的知识，相互之间才可能形成竞争，才可能彼此启发，所以我们的目的其实是创造一个更多元，更有生命力的学术环境，或者说人才环境。
另外一点我觉得，中国要解决人才战略问题，还需要营造一个更加有活力、更加有魅力、更加开放的社会。如果这个社会是封闭性的，如果这个社会对异质性的知识和观点有排斥，不能够很好地接纳和吸收外来人才，没有必要的宽容，那么无论在多么具体的措施下，人才回到国内之后也总会感到各种各样的不适。
这首先也是一个社会改造工程，创造一个开放的、宽容的，接纳各种意见的环境，在薪资水平、生存环境，包括环境质量、学术自由方面，创造一个更加开放宽容的大环境，我想这对海归人才才是有吸引力的。
王辉耀：其实我们现在不光是吸引海归，而且应该吸引全世界各国的人才。比如，香港的国际化程度为什么这么高？因为香港的国际化人口大概占10%的比例，而中国大陆现在是多少呢？比如北京、上海，北京要建世界城市，上海要建国际大都市，但是北京国际化人口即外籍人口的比例不到0.5%，上海可能还低于新中国成立前的比例。
邱震海：但是刚才熊浩讲的是这个架构后面的一些深层问题，如果社会改造工程没有完成，社会本身的心态是封闭的，文化相对来说比较保守，思想空间包括网络言论自由都还受到一定的限制，你怎么要求世界一流的人才能够在北京和上海工作？
王辉耀：问题的确如此。一方面是环境需要改善，另一方面又需要大量的人才参与这个改善。
邱震海：这一代的海归或者外国的一流人才在中国能不能真正受到信任，今天的中国从上到下对海归有没有这种信任感，这既涉及我们对先进文明的态度问题，也涉及我们对多元文化的心态问题。
王辉耀：这是非常重要的。改革开放时欢迎外资来中国，欢迎外国企业来合资，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中国需要创新，需要国际的人才来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就有很多人才的流动，孔夫子就曾周游列国，所以现代中国也应以开放的姿态欢迎全世界人才来中国发展。
崔大伟：在加拿大没有什么内外有别，在美国有一点内外有别。但是在中国，回国人员的思想比较开放，但是对于没有出国经历的中国人来说，看外国人可能就害怕一些，这也是中国传统意识中的一种现象。
熊浩：我们非常期待能重现盛唐时期的那种人才多元化的盛景，以此构建非常雄伟的国力。但是首先国家要有盛唐的胸襟。如果没有盛唐的胸襟，不可能重现盛唐的风貌。在这点上我很相信儒家的一句话——内圣外王，意思就是你自己的力量如果是健康的，向上的，有力量，有活力的，那么自然会八方来朝，自然会对人才产生非常强的吸引力。
邱震海：如果我们回望过去100年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可以粗浅划分出中国的四代海归，我们看看这四代海归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到底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第一代是晚清人士，从容闳到詹天佑等。第二代是民国的留学生，像胡适、竺可桢等。第三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主要是留学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学生。第四代就是改革开放35年以来的200多万自费或者公费前往海外的留学生。怎么看四代海归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
崔大伟：第三代很有意思，因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中45%的人都是海归，后来就不是这样了。
王辉耀：再往前看，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比如说第一大的时候12个代表，八个是海归；然后十大里边六个是海归，当时第一届政府56个国务委员中的大部分也是海归。
邱震海：原因是什么？
王辉耀：因为那个时候中国要开放，要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并赶超西方，必须要具有国际视野掌握国际先进技术并吸引具有国际理念的人才。这给中国带来了很多变化，比如中国的第一条铁路，詹天佑也是欧美同学会的创始人，包括胡适，包括所有以前的老一代海归，都对中国贡献非常大。
邱震海：过去100年中，如果可以比较，哪一代海归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最大？
王辉耀：我觉得是第一代和第二代海归，特别是民国这一代海归对中国影响非常大。这两代海归对中国的影响作用，概括而言就是拯救中国，主要是引进了很多先进文化和理念。留苏这一代海归在建设中国过程中发挥了特别大的作用。当代海归在创业创新方面发挥了很多作用。每代海归在不同时期发挥的作用不一样，我认为当代海归还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邱震海：你说得很委婉。其实你是在说，当代海归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王辉耀：我觉得现在我们还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因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方面，中国企业要走出去，需要大量国际化人才，包括这些在国外待过并且有国际经验的人才；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很多发展都需要跟国际接轨，将面临各种错综复杂的国际问题，比如南海问题、东北亚问题、中美关系问题、对外公共外交问题、民间外交问题等，尤其国际贸易方面的问题最多，这些人能够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发挥很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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