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中全会：万千宠爱下的弄潮儿

    2012年11月9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开幕。这一天，成了全国上下万众瞩目的一天；这次会议，也成了全国上下众望所归的一次会议。

    其间的原因十分简单：这么多年，中国的改革始终在“急不得”和“等不得”之间左右徘徊，四处挣扎，前后躲藏，千呼万唤“不”出来。但在中国经济下行、社会矛盾激化的趋势下，改革再也不能瞻前顾后，左右徘徊，而必须如同中共高层所说的，有“啃硬骨头”和“壮士断腕”般的勇气。

    但由于多年的拖延，改革已经成了积重难返之事，牵一发而动全身，尤其是各种利益集团导致改革阻力重重。但理性又告诉人们：如果继续拖延改革，那么中国未来几年的问题将更加积重难返。

    一段时间以来，人们期待的改革领域很多，也很广：从金融改革、财税改革、土地改革，到户籍制度改革、国企改革，乃至打破垄断，对这些人们都有很多期望。

    一段时间以来，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尤其是随着官方智库递交的383改革方案的公布，不少精明的朋友纷纷在做着各种准备：

    ——准备买房的朋友们忽然安静下来，因为三中全会可能在房地产问题上有新的调整思路；

    ——一些原来不准备购买小产权房的朋友开始“蠢蠢欲动”了，因为无论是383改革方案还是之前的各种坊间消息都显示，随着土地改革的启动，集体土地可能入市交易，小产权房有望“转正”，因此此时入市正好是机会。

    似乎谁都把宝压在了三中全会上，甚至将个人的投资机会和其他命运都压在了这一全会上。万千宠爱都洒向三中全会，三中全会承受得了吗？

    然而，2013年11月9日三中全会开幕前三天的晚上，来自北京方面却是一片静悄悄，官方媒体一片沉寂，令人感到有些寂寞。

    那晚，倒是从广州传来喜讯：恒大俱乐部首次获得亚洲联赛冠军，从而洗刷了中国男足24年来在亚洲杯中未曾夺冠的耻辱。

    随后的两天，北京官媒依然是一片静悄悄。直到12日晚上的7点整，大家才从央视《新闻联播》中获得最新的消息。这一切，似乎与我儿童时代，小伙伴们每当重大新闻发生，都等待“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社论发表时的那份心情，真有某种异曲同工之妙。

    然而在这份万众瞩目却又姗姗来迟的时刻，人们似乎能读出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全会期间说的一句话：“三中全会后，改革可能会遇到很多思想观念上的阻力。”

    ……

    十八届三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三天，温元凯和蔡霞出现在我的节目里。

    提起温元凯，现在35岁甚至40岁以下的人可能都觉得非常陌生。但对于今天50岁左右的人来说，这曾经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

    温元凯，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中的几大风云人物之一。70年代末，当他还是中国科大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教师时，就利用一次与中央领导见面的机会，勇敢提出了恢复高考的建议。这一建议很快被采纳，旋即神州大地出现一股“高考热”。“文革”10年中被耽误的优秀人才，都在那一年里找到了希望之门。恢复高考，温元凯为中国最早的改革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1978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之后，中国迎来了整整十年的黄金发展期。用1991年上海《解放日报》“皇甫平”文章的作者之一周瑞金先生的话来说，20世纪80年代，那是一个“牧歌般行进的年代”。

    想象一下，牧歌般行进，那是一种怎样的氛围和感觉？那是一种虽然贫穷、寂寞，却对未来生活充满憧憬和希望的氛围。温元凯就是那个如牧歌般行进的年代里的一个“弄潮儿”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将近30年后的今天，从已60多岁的温元凯身上依然能够感受到当年的那种朝气、理想和激情。温元凯的谈话一定不是从微观入手，而是从宏大的叙事着眼。2008年11月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时，我曾组织了一个系列的回顾、反思和探讨节目，高尚全、吴敬琏、江平、温元凯、刘永好、周瑞金，当年中国改革中的风云人物，一个接一个地在我的节目中登台亮相。温元凯的那份激情和理想色彩依然不减，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这份激情、理想和朝气，从温元凯对三中全会的解读中也依然可以明显感觉到：

    三中全会有亮点，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的思路。但从5000多字的公报中，我通篇没有找到‘打破垄断’的字眼。

    温元凯还是30年前的那个温元凯，讲话一针见血，毫不留情。温元凯继续一针见血地指出：

    三中全会最大的亮点是中共中央向全世界宣誓我们要全面深化改革，某种意义上这是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比较全面地提出深化改革。但十八届三中全会还少了一点，就是少了一个像1978年改革开放时南京大学的讲师胡福明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样一篇文章，而当时《光明日报》能够刊登这样一篇文章，当时睿智而敏锐的胡耀邦能够抓住这篇文章，由此推动了一场全党的大讨论，推动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就今天来讲，我认为中国如果要全面深化改革，一定需要再一次的思想解放运动，对此公报提到了一句，但是没有任何说明。

    蔡霞，中共中央党校党建研究专家，一个对中国执政党转型深有研究的专家，主流媒体中经常可以见到她的各种见解。外表温柔的蔡霞一开口，犀利程度丝毫不亚于温元凯：

    我感觉，执政党一方面是想努力往前走，但另一方面我可以预想，将来会遇到很多困难，一个是既得利益对改革的冀盼、阻挠，这个力量我自己感觉不小，所以在某些方面讲到推进改革的时候，有些语言是不那么明确的……我赞成温教授所讲的，全党需要来一个大力度的思想解放，但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因为整个党要开启一个新的历史时代，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大力的全党思想解放来推开大门。现在是在前面35年改革的基础上再往前走，而且在前面的改革发展中积累了很多矛盾和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讲，现在的局面可能相当复杂，所以希望是加强中央控制权威，在中央控制、执政党主导的前提下推进国家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改革有领导、有步骤地向前迈进。

    温元凯继续发出警世之言：

    千万不要小看和低估了今天全面深化改革最大的阻力，就是已经有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会非常顽强地对抗改革，因为改革将触犯他们的利益。而且我认为，在三中全会的公报中能够察觉到这种影响。……比如，它没有提打破国有垄断，这个垄断是当前一个很可怕的问题，而且你也可以看到很多央企、国企正在成为腐败分子和贪官的一个滋生地，这就和垄断非常有关系，我们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市场准入，要开放民营资本。那么怎么样务实？比如，民营企业为什么就不能开炼油厂？民营资本为什么就不能从事进出口石油的贸易？民营企业为什么就不能开加油站？如果这方面开放，我想我们的汽油价格会比现在低，汽油质量也会比今天好。这种开放就是啃硬骨头，但是我估计可能啃不动，所以我们要非常警惕，既得利益集团的“太极神功”是非常厉害的。

    蔡霞说：

    我同意刚才温教授的看法，打破垄断是市场健康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问题，但是在整个三中全会的决定公报中，我没有看到这一点，这就反映了既得利益的势力是相当顽固的。确实温教授在这点上讲得很对，全国人民的利益实际上和打破垄断是有关系的，打破垄断直接来看是民间资本能否放开准入、能否平等参与竞争的问题，间接来看涉及全社会利益是否公平的问题。此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些年来权和钱的勾结大都在垄断领域，垄断行业问题不断。所以我觉得，如果要素市场不能很好地建立起来，这个市场体系不能有一个比较好的法治规范，不能有个公开、公平、透明的竞争格局，那么钱权勾结、党内腐败还会源源不断。”

    在蔡霞温柔的外表下潜藏着犀利和敏锐：

    市场经济的活力源泉实际上是在民间，如果整个社会的发展活力和潜力能够充分施展出来，中国未来的发展是可期待的。如果仍然要坚持国有经济为主导，比如，对于现在垄断的行业和领域，表面上、文字上说可以放开，那种放开可能就是指民营资本可以有点股份进来，但是起主导和控制作用的还是国有资本，最后就会把这种本来是打破准入的界限变成国有资本变相吸纳民营资本的钱，让民营资本进来了，但是又把民营资本捆住了，变成了国有资本吸纳民营资本来壮大自己，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有待于出台具体政策和措施。

    温元凯说：

    我们看数据，当前中国经济中非公有经济占GDP贡献的60%以上，占进出口贸易的70%以上，占安置新增就业人口的85%以上。我就不懂了，这为什么叫国有经济为主呢？我认为，党的“十五大”就提出国有资本的配置，所谓国有资本应该配置在关系到国家安全和重大国计民生的领域，要从竞争性的领域里面退出，那么国有资本为什么还要搞房地产开发呢？为什么还要开酒店呢？应该从这些领域都退出来，让市场更加有效地配置资源，这样中国经济才有更大的活力，否则将来的矛盾就会越来越尖锐。

    对于2020年目标的实现我有一个担忧，就是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没有人才。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改革，是由万里担任省委书记的安徽省推动了全国大包干的改革，他顶着复辟资本主义逆流的帽子，有当时四川省的呼应，有任仲夷在广东搞的开放特区改革，有袁庚的蛇口工业区改革，有武汉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大学改革，由此才出现了当年的局面。所以我认为，要实现2020年的目标，我们需要启用一大批真正愿意改革，而且有大气魄和眼光来推动改革的闯将才行。

    未来的路到底怎么走？蔡霞说道：

    我觉得还有两点要补充。一点就是真要推进这个改革，对于党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上下步调要一致。地方往往会有地方的利益，我们称之为诸侯利益、诸侯经济，它会对中央的一些措施阳奉阴违，嘴里说的都是贯彻执行，实际上很可能还是照样按自己的思路走。因此，要严肃党内的纪律，中共这几年一直在强调严肃党的政治纪律，这一点是很有必要的。第二点，如果真要推进这个改革，现在很需要努力的就是增强政府和社会间的合作和信任，现在相互之间的信任关系还没有建立起来，政府好像总是担心有一些话会造成大的影响，我感觉这是政府对社会有顾虑，还不够信任。

    二、上海自贸区：究竟能走多远？

    读到这里，大家可能觉得这本书变得有点沉重了。

    在此之前，不妨还是先讲几个故事吧。

    2013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这一天，距离李克强总理3月27日视察上海并提出上海自贸区的想法，仅仅过了六个月零两天；距离7月3日国务院正式批准上海自贸区计划仅3个月还不到。

    然而上海自贸区到底怎么搞？它最后成型的形态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究竟是像中国香港、新加坡那样的自由港，还是像深圳那样的经济改革特区？它究竟只是停留在投资贸易便利化、自由化的层面上，还是将突破“境内关外”的界限，成为引领中国下一轮改革的引擎？

    至少在2013年9月29日自贸区挂牌的那一天，这一切并不清楚。但坊间消息显示，筹备上海自贸区的时间里，由于下面一些部门的互相推诿，国务院负责人曾为此大拍桌子，这才使得自贸区最终得以按计划推进。

    从外界的观察来看，至少在上海自贸区即将成立前的三四天里，有关自贸区的细则尚未出台，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件不太正常的事情。

    2013年9月27日下午，上海自贸区正式挂牌前两天，我在上海浦东人才城一周年纪念仪式上发表演讲，题目就叫“未来十年中国改革方向和浦东的机遇”。自贸区挂牌前两天，相关细则“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究竟折射了什么？这自然是演讲中绕不过的一个问题。

    演讲进行到一半，我忽然收到一个短信：就在几分钟前，国务院公布了上海自贸区整体实施方案，确定了六个领域的十八项开放措施。

    “这些细则其实还只是一个粗线条，而且与之前的整体方案初稿相比，实际上收缩了很多。这种收缩其实已经是某种程度的退步或让步。”当晚，一位了解内情的资深经济界人士这样告诉我。

    几天后，又一位了解内情的人士告诉我，有关自贸区的具体实施细则，各部门内部争论得不可开交，几乎到了要“散伙”的地步。

    这一切是否属实，只能留待历史检验了。无论如何，我想起了国务院负责人面对造成阻力的各部门人员大拍桌子的“坊间传说”。

    那天的饭桌上，浦东新区一位中层干部对我说：“上海自贸区完全靠李总理的高瞻远瞩，大力推动。我们一开始其实对此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

    2013年10月6日，也是一个星期日，上海自贸区挂牌已经整整七天。时值国庆黄金周，中国大陆街上人声鼎沸，各个办公机构却一片静谧安宁。

    而在香港，《寰宇大战略》节目的录制却在紧张而有序的进行中。节目当晚的主题是：“上海自贸区：中国新一轮改革试验田？”嘉宾分别是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马来西亚总理前政治秘书胡逸山、中国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

    三位嘉宾，背景各有不同，角度和见解也各有不同。

    丁学良，一个颇有才华、口若悬河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多年前因一句“当今中国能被称为经济学家的人，不超过五个”而名声大噪，也因此得罪了不少经济学家。

    无所顾忌、口若悬河是丁学良给人的第一印象。就这个层面而言，他是一个不错的电视嘉宾。早年“红墙”内的生涯，使他对体制有一种天然的期待和使命感，而这与他1992年就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似乎并无关系。他在由秦晓等人创办的博雅基金会里颇为活跃，据称经常在基金会内部研讨一些与中国未来战略有关的大计，比如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等议题。

    丁学良好酒，也会品酒。早年有西方同事评价他：“做社会科学研究，是浪费了你的才华。你应该成为一个‘葡萄酒大使’”。一瓶上好的威士忌，能使他在我们的休息室里天马行空地聊开了，天底下似乎没有他没去过的地方，没有他不能涉及的话题，他的思想火花和才情如泄洪般一发而不可收。虽然那只是一瓶威士忌，却让素来自以为酒量不错的我，在下午主持节目时感到头脑似乎慢了半拍，从此下定决心：为了主持事业，永远不沾威士忌。

    胡逸山，1974年出生，但从马来西亚总理政治秘书的职务上退下来已有好几年时间，正躲在新加坡的大学里做研究，循着“旋转门效应”，等待着下一个更好的机会。这个马来西亚早年的“神童”，学业阶段曾连跳三级，早早完成学业，早早进入政坛。谈到他的政坛野心，他自己“谦虚”地这样说：“以后能有个外交部长当就不错了。”

    连平，交通大学首席经济学家，我在华东师大的师兄，早我两年毕业，只不过我毕业于外语系，他毕业于政治教育系，后来这个系一分为三，成了哲学系、经济系和金融系。我们当年在校园内并不认识，更何况我当年只是刚脱稚气。我们的第一次结识是在华东师大60周年校庆晚会上——一场由央视“一姐”董卿主持的充满青春气息的露天晚会。我和连平、许子东、毛尖四个人作为“杰出校友”代表上台，接受了董卿的“盘问”。交通银行作为五大银行里唯一一家总部在上海的银行，在上海自贸区的设立过程中得天独厚，作为该行首席经济学家的连平频频亮相，各种观点、建言陆续见诸报端、荧屏。

    三个不同背景的嘉宾，视角、观点无疑有着极大的差异，但讨论的焦点不外乎“上海自贸区究竟将做成什么境界？”就整体而言，上海自贸区无疑有着三重境界：第一，微观、技术层面的境界，即实现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自由化；第二，为了达成上述境界，需要实现一系列配套措施和框架的改革和创新，其中包括金融创新、政府放权；第三，作为自贸区的最高和必需境界，实现独立法治和信息自由。

    上述三重境界分属于不同的范畴，但对于一个完整、成熟意义上的自贸区而言，三重境界缺一不可。若没有金融创新和政府放权，就不可能做到完整意义上的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自由化；若没有相对独立的法治和信息自由，纵有金融创新和政府放权，依然不能称之为完整、成熟的自贸区。这三重境界各自独立，但又环环相扣，互为因果，从不同的切入点服务于共同的目标——建设一个完整、成熟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并在上海成功之后，逐渐向全国其他地方辐射。

    但上海自贸区能否同时或逐渐承担这三重使命？自贸区挂牌前后围绕细则的争论，归纳起来都是在第一层面和第二层面的争论，自贸区迄今取得的突破（比如负面清单以及由此而来的政府职能改革）也主要都是集中在第一和第二层面，第三层面的内容几乎都没有涉及。

    其间，有学者提议，上海自贸区应设立自贸区法庭，借以处理自贸区内的法律监管问题；也有人士建议，自贸区内应实行互联网放开，但随即有关方面就明确表示，自贸区的互联网将依法受到管理。

    商务部研究院梅新育还撰文称，中国不会在网上设置“政治租界”，“13亿中国人民得以继续享受着和平生活，而不至于如同苏联一样土崩瓦解，如同利比亚、叙利亚人民一样的下场，互联网管理能力功不可没”，“上海自贸区是一个大有希望、大有前途的经济特区，我们希望它为全国经济发展作贡献，决不希望它沦为各路政治势力角逐的角斗场，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香港大学金融学院教授许成刚则公开表示：“若不能实现法治独立和信息自由，上海自贸区就将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同为经济研究学者，许成刚和梅新育的观点却形成了截然反差。读到梅新育文章的当晚，我在微博上写了这么一句话：“一篇看完觉得是极有争议的文章，怎么看也不像一个经济研究员写的文章，而像一个宣传部官员的公开报告。”当然，我在这里无意对梅新育的观点再作评论。问题是：事情是否真的这样截然对立？同为自由港，新加坡的法治和信息管制情况又是如何？

    节目中，胡逸山的观点很明确：“新加坡无疑有高度独立的法治，但新加坡的互联网信息并非没有受到管制。”

    “哪些信息在新加坡受到管制？”我问。

    胡逸山答：“那些外部世界对新加坡的公开批评，或者公开诋毁新加坡政府的互联网言论。”

    “这些管制是否影响新加坡作为一个自由港的地位？”我又问。

    胡逸山又答道：“由于是一些影响范围很小的政治性信息，因此对于新加坡自由贸易的影响不大，或几乎没有影响。”

    “新加坡的司法在多大程度上独立运作，并由此保证自由港的成功？”我又追问。

    胡逸山的回答明确而坦率：“新加坡的司法无疑完全独立于政府运作，这对于自由港的成功至关重要。当然，在一些敏感的政治事件上，政府可能会尝试对司法施加影响，但也必须遵循司法的基本规律。至少在自由港的问题上，新加坡的司法是完全独立的。”

    问题到这里已基本明了，但香港和新加坡是否就是上海自贸区的模板？抑或上海根本就做不到？

    丁学良一如既往地快人快语：“上海自贸区要完全做到香港和新加坡的程度是不可能的，能用五年的时间做到香港和新加坡的三分之一就不错了。”丁学良这句话的震撼力不亚于他当年放言“中国能被称为经济学家的人，加起来不到五人”。

    然而这能做到的三分之一又是什么？丁学良更为干脆明了：“第一，上海自贸区应尝试设立一个商业仲裁法庭，以尽量接近世界法律规范的方式来运行；第二，凡是政治上不敏感的信息，自贸区内一律放开；第三，实现自贸区内的政府职能转型，除了政府高度放权之外，转型内容还应包括税收、官员的选拔和任命、官员的问责制，以及自贸区内所有官员的财产公示。”

    丁学良的这一席话把正在主持节目的我弄懵了，刹那间我很担心这期节目能否安全播出，或者在播出过程中是否会遇到诸如“迎客松”那样的障碍。当然，此刻的我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我敏锐地感到，丁学良的思想火花和才情，以及一连串具有实质性内容的核心信息，在我的追问下将很快迸发出来。此刻的我，需要的只是追问，再追问……

    我开始紧追不舍：“你提到的自贸区仲裁法庭与最高人民法院之间是什么关系？如果这样，我们似乎需要一部自贸区的基本法了。这是完全不现实的事情。”

    丁学良回答：“这需要人大常委会的授权，需要顶层设计。”

    我穷追猛打：“信息的政治敏感与否由谁来定？如果由宣传部长来定，那么绝大部分信息都将是敏感的。”

    丁学良回答：“当然不能由宣传部长来定，要按照国际上一切规范的自由贸易区的标准来定。”

    然后我转头问胡逸山：“新加坡会怎么做？商业仲裁法庭没有问题，但若涉及政府以及敏感信息，新加坡会怎么处理？”

    胡逸山的回答很平静：“新加坡会营造一个很公平、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所有商业纠纷都会得到公正的法律裁判。涉及与政府有关的敏感信息，政府会以很技术的手段来处理，最后还是会保证营商环境的成功。只要大家在自由港里能公平地从事贸易和投资，最后也就不会很拘泥于那些政治敏感的信息了。”

    镜头切换到远在上海的连平，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连平兄，”由于校友的关系，我这样称呼他，“你怎么看新加坡和香港学者的意见？”

    连平的回答出乎意料地干脆明了：“做成另一个香港和新加坡，从来就不是上海自贸区的目标。”

    连平的话，让大家都惊呆了，也沉默了……

    他接着说道：“香港和新加坡的制度和法律框架都与上海完全不同，因此上海自贸区不可能做成另一个香港和新加坡。上海自贸区目前最大的挑战不在于贸易和金融技术环节的设计，而在于政府职能转型。政府能否真正放权。上海自贸区建成之初的两三年是关键。这个目标能否达到，我对此是有些疑虑的。”

    连平的疑虑，似乎最终敌不过丁学良的坦率和犀利。

    “政府的改革，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政府‘被改革’，亦即依靠社会力量倒逼政府放权和改革，而现在的做法似乎是成了‘政府自我改革’。这样下去肯定是行不通的。”丁学良依然快人快语。

    连平的回答依然平静而理性：“任何国家的自贸区都是由政府牵头构建的，这没有问题。关键是政府在牵头搭建之后，要有自我放权的意愿。这是我比较担心的。”

    与我的担心正好相反，那天的节目，晚上播出时一切顺利，没有遇到任何障碍。节目播出第二天，我收到安邦集团研究总部通过电邮传送的“每日经济”报告，其中有一段的标题是《形势要点：负面清单显示上海自贸区并没有想象中自由》。

    报告写道：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业已挂牌。这项改革被寄予引领中国改革开放第四个十年的历史性期待。但正如我们此前分析的，对上海自贸区的突破不应高估，这是一份带有谨慎与折中色彩的自贸区方案。……9月30日，上海市市政府发布了自贸区的负面清单，进一步确证了这样的观点。负面清单显示，在不同程度上限制外资进入的行业，有多达18个门类，89个大类，419个中类，1069个小类，共190条管理措施，这反映了开放程序不如预期。

    报告接着写道：

    最新一期《经济学人》指出，负面清单管理是指政府规定哪些经济领域不开放，除了清单上的禁区，其他领域都许可；因此，理论上，负面清单应很简短，这对投资者是一种友好的表现。但从实际公布的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看，外资免入和受限制领域不少，禁区多达上千个，从投资银行业务到开网咖（即可上网的咖啡店），林林总总。而Facebook、Twitter、彭博（Bloomberg）等被封的网站也没有开放。《经济学人》引用了一名外国律师对此的抱怨，称中国官员沉迷于控制。如今再问专家对于上海自贸区未来的看法，许多专家的看法是谨慎的。《德国之声》则报道：“令市场失望的是，自贸区并没有带来预期中的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个人金融理财领域市场化规定也非常模糊，让人看不到近期内获利的可能性。总体来看，上海自贸区并没有想象中自由，市场应当低调预期为好。

    读着这份简短的研究信息，我又想起一天前胡逸山在节目最后的发问：“我走过很多国家，感到不理解的是：其他国家搞自贸区都只需要对外开放就可以了，为什么在中国光开放还不行，还首先要谈什么政府自身的改革？这和自贸区没有任何关系啊。”

    听到这里，我实在忍不住了，决定跳出主持人的中立立场，直接回应胡逸山：“在你生活的地区，各方面都已经很自由了，所以你们搞自贸区只需要对外开放就可以。而在中国，由于面临对内改革的重任，而改革往往又积重难返，所以我们就尤其需要通过对外开放来倒逼对内改革，过去30多年就是这么过来的。你不懂中国国情！”

    我主持节目时，很多朋友批评我“太强势”，甚至“过于霸道”，或“不够中立”。有朋友建议，作为主持人的我应该甘当配角，善于倾听、串联，让嘉宾成为主角。问题是：我的本行是学者和评论员，主持只是我的副业，而我主持的谈话节目主题，每一个都是我本人正在研究或思考的题目，我希望借此引发更多的公共讨论，偶尔的“霸道”和“不中立”就全赖嘉宾朋友们的理解和支持了。这当然是题外话了。

    撇开这些枝节的东西，又必须承认，胡逸山作为马来西亚朋友，他提出的问题听上去虽“幼稚”，却从另一个侧面点出了今天中国问题的本质，亦即：中国的问题，30多年前开始改革时，是以开放促改革为导向开启的——这当然是那个时代的无奈；但30多年后的今天，当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由于问题积重难返，中国依然需要以开放来促改革——这就是上海自贸区的来历，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更大的无奈。

    三、上海自贸区：设计者们怎么说？

    2013年10月1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20天之后，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学院成立。

    华东师大是我的三个母校之一，用我的话来说，是我的“初恋女友”。我曾在三所大学求学，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即华东师大、同济大学、德国图宾根大学。我经常开玩笑说，三所大学犹如我的“三个女友”，最后获得博士学位的那所学校，成了我的“妻子”；读本科的那所大学，给了我很多冲动、浪漫，虽然离开后一二十年都不曾联系，甚至不曾想起，但她给了我最深刻的记忆。华东师大就是这样一所曾带给我很多冲动和浪漫的学校。

    但今天我不谈“初恋女友”，而谈谈我在母校主持的一场有关上海自贸区的论坛。那次论坛云集了对上海自贸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如王新奎、周振华、连平等人。

    王新奎，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上海工商联会长、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总裁、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上海自贸区总体方案设计专家。在上海自贸区成立后的一段时间里，王新奎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一位人物。

    周振华，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政府重要的智囊人物之一。

    连平，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交通银行是五大银行中唯一一家总部在上海的银行，连平是其研究团队领导人。

    论坛的内容有些厚重，但气氛是颇为轻松的。

    邱震海：请问王教授，自贸区到底是什么样的？上限下限在哪，最高最低能做成什么样？

    王新奎：上海自贸试验区肯定不是你脑子里想的那个自贸区。

    邱震海：我想象的是一个很开放的试验区，您是说肯定不是我想象的这样开放？

    王新奎：大概是这样。

    邱震海：王教授说上海自贸区诠释的是以开放促改革的国家战略，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国家战略？

    关于上海自贸区的建立原因，现在海外有很多不同的解读。一个最基本的解读就是，为了使上海的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而另外一个最极端、最自由的解读是，因为顶层设计的改革推不下去，到处都是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所以必须要在上海搞一个自贸区。您提到了以开放促改革的国家战略，对此您到底怎么看？李总理到底有没有这个想法？

    王新奎：首先，关于信心不足的问题，第一轮方案正式公布以后捞现钞的人信心都是不足的，本人对此深感欣慰。其实我看不是信心不足。总理讲过一句话：如果说现阶段改革是容易的，那就称不上改革，因为容易的都改掉了，留下来的就是不容易的。因为形势有了变化，每一次大的国际形势的变化都对我们提出了挑战。我记得在1980年的时候，邓小平同志讲过起步阶段的问题，他说如果不实行改革开放，中国将会被开除“地球球籍”。

    因此大形势一直在变化，我们必须跟着变化。

    邱震海：现在香港是否担心上海自贸区搞起来以后被超过？

    王新奎：其实这个跟香港毫无关系，如果把这个事情和香港挂在一起，那太小看上海了。另外，这和当年的浦东开放、加入WTO也不一样，中国现在是举足轻重的新兴国家，所以大家也都感觉得到，全球也对中国提出了新的要求。现在马上就要启动中美、中欧谈判，这些都是推动上海自贸区改革的全球背景。所以，我们需要迎难而上，最重要的是开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人参与改革的形势。改革的红利是人人参与共同创造的，但这十年来我们已经形成了习惯，好像改革的红利是中央政府给的，我就在这里坐享其成，没有我的事情。前人的改革红利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这一轮改革红利的实现需要像我们八九十年代时经历过的那样，需要人人参与。

    邱震海：您设计了自贸区的主要方案，您觉得后面出台的自贸区方案比原来的版本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如果进步了，是在哪几个地方进步了？如果退步了，是在哪几个领域退步了？

    王新奎：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很简单，就是传统的思路，我们叫做中国保税区的升级版，它提出的就是上海自由贸易园区这样一个版本，由于种种原因上一届政府没有批这个方案。上海外高桥中环保税区占了全国近200个保税区的半壁江山，连续几年被评为全球保税区中的第一，去年才被迪拜超过了。刚才我讲过，第一个版本就是这个保税区的一个升级版。到了2013年3月28日，李克强总理将总体方案推倒重做，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方案。

    邱震海：也就是说，现在出来的版本应该比当时纯粹的保税区版本要进步许多？

    王新奎：这是两个不同的版本。如果第一个版本公布出来，你会很有信心。

    邱震海：那个版本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王新奎：就是优惠政策和特殊政策，当时有几十项优惠政策，现在一个都没有了。

    邱震海：是被中央部委砍掉了吗？

    王新奎：优惠政策和特殊政策不符合中央的改革要求，中央改革的要求就是可复制、可推广，第一个版本是不可复制、不可推广的。下一阶段的改革已经不是优惠政策和特殊政策了，这是非常明显、非常明确的。这次三中全会推出的改革方案也不是优惠政策和特殊政策。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到现在，基本思路就是特殊，因为那个时候环境不一样，今后需要留下来保持特殊的就只是香港了。

    邱震海：也就是说，原来很多优惠政策被砍掉，是因为从广义上说它不符合中央的改革精神。

    王新奎：制作第一个方案的是上一届政府。

    邱震海：昨天有个官员跟我说，现在是两头没问题，中央没问题，上海市也没问题，只是中间很有阻力，中间的指的就是一些部委。现在阻力到底来自哪里？

    连平：我不知道阻力来自哪里，但是这两个版本有差异。差异在哪里呢？对于其他问题我没有发言权，金融方面我倒是仔细观察了一下，应该说没有太大的变化。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到现在为止，对这些问题的细化还没有清晰的说法，尤其是央行，本来说要出细则，结果也没有出来；银监会很快搞了一个八项条例，其实也没有细化，有的是重复的，有的是一句话变成两句话，也没有太多新的东西。据我的了解，这些方面的细则还在制定过程中。在主导推进这个方案的过程中，商务部、上海市等方面的工作做得还是比较快的，所有涉及他们的东西都相对比较细化，但是涉及金融方面的东西很少，就像刚才说的，银监部门把一句话变成了两句话，仅此而已。这说明在金融问题上肯定还没想得非常明白。现在挂牌了，企业进去了，银行在这里提供服务，金融方面却只有一个大框架，但是没有具体可行的步骤。另外，原来提出的是异地市场化，这次新加了一句话：对于利率市场化，原来说的是比较全面的资产、负债、存款、贷款都要放开，现在就是说自己的资产。我的理解是，自贸区对于在存款方面全部放开还不是很放心，怕资本之间的流动，这恐怕还是因为对岸和离岸之间的关系还没有真正想明白。其实就商业银行来说，已经有四家银行做了十几年的离岸业务，存款利率、贷款利率全都和国际市场一样，国际市场的存款利率也没有因此变得很高，国际市场把很便宜的资金弄进来然后投放到境内，这个方面的管理和运行还是比较平稳的。这也就说明，如果有一个有效的制度，离岸管理是能够管理好的。现在人们就这个问题的看法还是不一样，过去的离岸是由银监部门主导的，现在自贸区的推进可能是在央行的主导下进行，究竟会不会采用原来的模式，到现在还不清楚。

    邱震海：这样来看，我们还是回到了30多年前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自贸区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然而自贸区的摸着石头过河有两层意思：其一，大家都不明白风险怎么掌控，这个时候摸着石头过河有难度，但也有它的合理之处。其二，面对很多来自利益集团、中央部委的阻力，自贸区的建设采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也是由于对政府职能转型明显的信心不足。一方面，自贸区离不开政府的架构，各个中央部委都要参与；另一方面，如果架构得好，上海做得越成功，就越要向全国复制，而现在进行设计时不靠政府又是不可能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周振华：这其实有两方面：政府职能方面要放权，特别是审批权；同时也加强它的监管，特别是事中和事后监管。当然，这意味着权力更小一点，事情更复杂、更难做一点，不像以前权力大时做事情也比较直截了当。在中国的体制下政府职能转型一定能够推行，因为中国有最高的顶层设计。

    邱震海：换句话说，只要中央高层有决心去推，就肯定能推得下去。对于这个问题，上海到底有多少自主权？

    周振华：现在中央在很大程度上是把试验权交给了上海，明确上海是责任主体，有重大问题直接向党中央国务院汇报，与成立一个领导小组相比，上海的改革自主权更大。我的理解是它不是自由贸易试验区，而是改革贸易试验区，所以不要把中国上海的自贸试验区等同于现在世界上的3000多个自贸区，这完全是两个概念。

    邱震海：真的是改革试验区吗？

    王新奎：改革一定是有矛盾的，并且矛盾是不可以积累的，改革的阻力也不全都是积累下来的，没有这么简单。刚才我讲到经验积累，比如央行作为中央监管部门对于金融风险是要负责任的，提资本项目自由化很轻松，写起来就那么几个字，然而做起来的风险的确非常大。现在中央的要求实际上很简单，就是三点要求：一是马上就要和美国人、欧洲人谈投资准入，首先要实现外汇自由转移，这个不实现的话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更何况中国企业到国外投资享受的是这个待遇，外国企业到中国来投资为什么不能也享受这个待遇？二是由于资本项目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宏观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扭曲的，而且基本撤销了货币政策，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也必须探索出一条逐步放开之路。先在自贸区试水，的确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照教科书去做。三是人民币的循环问题。一方面要鼓励人民币出去，另一方面又要让人民币回来，如果人民币真的出去了却不回来，人民币就永远不可能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对此，自贸区要建立一些能够促使人民币回流的平台，促进人民币流转，形成一个循环系统。现在的试验是成功的，未来人民币的流动自由度是要更大的。

    王新奎：这次自贸区改革开弓没有回头箭，只能成功而不能重来。说是试验，试验应该容许失败，但自贸区的试验不容许失败。如果这个模式既不可复制，也不可推广，就连合法性都没有了。我觉得开始的时候慢一点、谨慎一点有好处。

    邱震海：我们有多长时间来完成自贸区的试验，两三年？

    王新奎：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上海自贸区折腾了两三年，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政策都拿不出来，这是很不利的，对上海也不好。配套的法律建设也需要两三年才能完成。有些人说把“试验区”拿掉，就是“自贸区”好了，“试验区”好像总是短命得不得了，因为是试验嘛，只是两到三年，不能永远试下去，因此，未来两到三年很关键。

    陈宇新（上海纽约大学教授）：我看到了这样一个困境：如果自贸区搞得很合理，完全是离岸的、隔离的，比保税区改得更彻底，就可以搞得不错，实施起来也会比较顺利，但是可能达不到以开放来倒逼改革的效果。我们处在互联网的时代，信息、资金的流动速度都非常快，所以从领导的角度来说，他希望的是慢慢推广，就是从浦东开始，到上海再到华东，一点一点地做。现在互联网时代的特点是，一旦打开一个口子进行改革，就可能很快覆盖全国，这样一来风险就很大，会立刻影响到其他地方，并进一步扩大风险。因此这是一个很大的困境：如果搞得太小、太隔离，实施起来容易却起不到改革的效果；但是如果步子稍微大一点，风险也会很大。另外，我看到顶层和底层的互动更多了，有些时候是底层推动顶层。现在更多的企业进去了，民企的积极性比外企还高，于是就涉及一些资金的监管问题，就不得不让自贸区的管理者被迫进入，不改也得改，因为他们要知道怎么运作。中国很多方面的改革现在也是如此，很多底层的推动，反而会促进自贸区往前走。

    邱震海：需要上下联动。

    陈宇新：这会推动改革往前发展，监管、法律和银行体系都有这样一个需求。

    邱震海：风险的掌控、路径的推进、时间表和路线图的设计等，都是很复杂的技术问题。但坦率地讲，其实这里还有三个境界是可以探讨的：首先是所谓的自贸区要完成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这是最主要的；其次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需要制定一些配套框架，其中包括政府职能的转型等；但还有一个最高的境界是很难做到的，一方面是保障外资，另一方面是法律，至少在自贸区内能够做到一定程度的相对独立，包括企业和政府之间的法律关系、企业之间的法律关系，这些在王教授的设计中是否能够考虑进去？在路线和时间的铺排上有什么考虑？

    王新奎：这是中国融入全球规则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如果我们对这一轮全球规则的重构掉以轻心，则很可能面临第二次遏制。所谓高标准的投资规则是一个很完整的体系，如果按照美国2012年版本来分析，大概分为公平竞争环境、整体国民待遇和投资权益保护。许多领域的最后结果是谈判定的，就是要按照你这个干，我需要向你交代什么，比如机制的多元化，不是按照竞争中立设定标准，而是按照所有制设立标准，这些都要进行谈判。这个领域的实验即我们讲的高标准投资准入规则的实验要根据国际规则来固化，不是我们自己制定规则。比如增长解决机制，还有将来会谈到的三大例外——税收例外、金融例外和根本国家安全例外，这些本身就含有巨大分歧，因为我们有所谓经济安全的概念，这在全球的投资规则中是没有的。上海现在要做什么呢？从最关键的做起，就是整个国民待遇。因为整个国民待遇分为两块：一个是准入阶段的国民待遇，另一个是准入后的国民待遇。我们现在对于准入阶段的几个部分先试行负面清单管理的外资准入模式，而且仅限于六大服务，绝对不是一下子推开。中美在前九轮的双方谈判中互相了解了情况，涉及负面清单的长短问题时，美方要求负面清单很短。这次中美联合中有一句话是扩大电子商务的开放，在四个城市试点，其实就是海淘。这种试点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意思，因为还是要交关税的，最多就是享受柜台保税优惠，让企业可以有这样一个渠道去利用。这里面的监管是规范的，包括商检，是不是按照小额进口征税等。大家都在讲负面清单的管理，其实按道理来讲是正面清单加负面清单，现在我们除了在第一线做谈判工作之外，什么是负面清单都还没搞清楚，一般例外、特殊例外、风险处置，这些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

    邱震海：最顶层的放开相对比较谨慎，刚才王教授谈了许多具体的法律，为什么外资企业都会谨慎？中国的华资企业都很积极？还有一个国民心态的问题，大家都是排好了队再去买东西，外资银行有没有信息自由？有没有法律主体？商业银行怎么看目前的运作？

    连平：刚才王教授说的很有意思，很多都进去了却搞不清楚做什么事，后来想想也很正常，宣传力度很大，中间很细化的东西又没有出来，现在有一批没有搞明白就先进去了的人，在这样一个框架、这样一个环境下作出这样的决断，也表明了这个企业的素质，但是不表明所有后来的企业都是这种类型。在整个管理框架以及具体板块上的政策都逐步明晰之后，可能会逐步有一批搞明白的企业也进去了，所以我觉得短期内出现这样的现象不奇怪。有的企业是赶浪头，赶了再说，以为可以在里面抱一个金娃娃，这不奇怪，也不是什么坏现象，关键是要看政策逐渐明晰之后的一些相关做法，届时企业也都会明白这中间会有什么样的便利。我的想法是，这个地方既应该是一个推进改革的重要试验场所，同时也应该是一个促进资本流出去而不是倒流回来的基地，现在的政策明显有这方面的意思，包括最近已经出台的一些政策，其中就涉及为企业到海外投资提供便利和支持，我想将来这也应该是整个试验区的重要目标之一。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推进改革。刚才讲到全世界自由贸易区很多，可以说全世界绝大部分自由贸易区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建立自由贸易区促进本地的经济发展，至少能够带来就业，通过圈地给予一些开放政策以吸引境外资本开设企业，服务业也好，制造业也好，对于当地肯定都是有好处的。对国外来说就业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政府要考虑的一个方面；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应该更多地考虑如何借助这个自贸区与高水平的国际通行规则接轨，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来推进改革。所以我觉得，短期出现这样那样的现象反映了中国经济本身的问题和中国企业的素质，但是一项重大的改革项目要向前推进，一定会遇到许多困难。北京一直在说，自贸区几个月搞成了就是强行起飞，我的理解是，飞机是起来了，右半边飞得蛮顺利的，但左半边可能被拖住。

    邱震海：希望飞机能飞得稳一点，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飞机上。

    参会嘉宾：关于四位嘉宾对自贸区的看法，听之前我很激动，听了之后我很失落，因为要从审批变成事中和事后监管。我就在想，原来审批的时候，我只是碰到问题就去解决它，现在是事中和事后要来监管，是不是他们每个月都要来看我一次？是不是每个月我都要出点血？我虽然是大老爷们，但这是做不到的。如果这个问题不方便回答，我想提第二个问题。我确实是想在自贸区注册一家公司到美国去买商品回来，因为现在有四个点，这四个点相互之间不是连在一起的，如果我的商品空运回来，这四个点中哪个更容易或者更适合我？

    王新奎：审批制有三大问题：经济领域的行政审批其实是一种计划体制，最后审出来、批出来的都是一大批过剩产能，个别企业短期内可能会捞到一点，长期来看其实也会面临灭顶之灾。另外，这个项目既然是你批的就由你负责，比如企业投资的一个工厂污染很厉害，本来应该由企业补偿老百姓，政府是第三方，现在政府批了，企业就会说你政府为什么让我上？老百姓就会说你为什么要上这个项目？这个矛盾就会非常尖锐。审批制的坏处已经很清楚了，改为监管的时候，从行政审批到依法监管是不是应该先试行一番？举个例子，现在企业是不是在半年以后可以出具一份报告并且一点都不能做假？工商总局有一条，就是企业的年鉴报告需要网上公布。那么如果你造假怎么办？如果企业造假怎么办？如果政府不是依法行政怎么办？这都要找出解决的办法。所以，这个问题一会儿上去一会儿下放，我非常理解你，我当过工厂主席，下面的困境我很清楚，我也多次碰到过政府管理中的问题。民营企业现在已经出现了以命相搏，这些都是过去黑手党的做法，无非就是为了审批土地、审批项目。

    上海自贸区究竟将做成一个什么形态？也许到本书出版的那一天，这个问题依然还在讨论和探索之中。走一步看一步已经成为过去多年中推进中国改革的逻辑。问题是：未来若继续这一逻辑，是否会有风险？毕竟中国的发展已到了与30多年前完全不同的高度，30多年前可以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和未来若继续这样做，可能就会隐藏很多风险。

    四、中国改革：什么是框架，什么是灵魂？

    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三天，《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出台。60项改革林林总总，洋洋洒洒，带给人希望，也带给人很多解读的空间。

    这种希望，与三天前《公报》出台时人们的些许失望，形成强烈的反差。

    客观来说，中国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土地改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国企改革、收入分配机制改革等，每一个都是一块难啃的“骨头”。每一个改革进展下去，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环环相扣，带出后续一大片更为深刻的改革。

    正因如此，我在很多场合将今天中国的问题称为“良性综合症”，含义有二：第一，至少现阶段中国的所有问题都还是良性的，属于转型期出现的专业问题，只要能遵循转型的逻辑，对症下药，就能有效治理这些痼疾；第二，今天中国的问题大都是“综合症”，绝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能解决，也绝非用纯粹的经济、社会或政治逻辑就能解决的问题。

    无论是平日我们推进的改革，还是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方针，抑或正在快速而艰难推进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其目的只有一个：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架构框架。

    我在很多场合都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中，到底什么是灵魂，什么是框架？若用建房子和造桥梁来比喻，一个合乎逻辑的问题就是：房子建完后是要有人居住的，不然就成了“鬼屋”或“鬼城”，桥梁建完后是要有车和人走的，不然就成了摆设。既然这样，对今天和未来的中国改革与发展来说，很显然，土地改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国企改革等都是“房子”和“桥梁”；没有这些“房子”和“桥梁”，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将有很多障碍，但这些“房子”和“桥梁”建成后，我们依然需要“房子”里的“人气”和“桥梁”上的“车”与“人”。换言之，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更为终极的切入口和目标，那么财税改革、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完成，充其量只是完成了“房屋框架”的建设或“桥梁”的搭建，“房屋”里住的人到底在哪里？“桥”上跑的车又在哪里？须知，只有“屋”里住的人和“桥”上跑的车才是未来真正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

    比如，现在强调城镇化，然而城镇化也是一个框架，是一个“桥”，目的是让农民进入城市，使普通农民变成合格的市民。上海自贸区现在也要“搭桥”，以实现贸易便利化、自由化，上海做好了自贸区的模式就要复制到广东，复制到天津，复制到福建。然而这是中国经济的灵魂吗？它只是在搭好框架。就像我们的房子一样，房子建好了，除了窗明几净，有空调，不会地震倒塌以外，我们还需要一个内在的东西——我们需要有思想。

    现在大家都在谈改革，“十八大”有很多改革措施，而今天中国的问题很多，经济问题也很多：房地产问题、国进民退、财税制度改革、土地改革，等等。由于财税体系没有理顺，农村土地改革没有推进到位，金融制度尚有许多障碍，中国今天和未来的发展将遇到重重阻力。因此，李克强总理说，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是继续释放制度的红利，挖掘改革的红利。

    未来的中国经济千化万变，目前所有的改革都是在“搭桥”、“搭房子”、搭框架。如果我们只看到房子和框架而忽略本质，未来几年中我们又会出现偏差。因为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纲举目张”里的“目”，而不是“纲”，都是框架，而不是灵魂。中国经济需要一种灵魂，用我的话来说这个灵魂就是创新和保持经济自由度。

    具体而言，中国经济有两个动力：一个是创新，中国需要逐步培养创新精神，寻求从全社会尤其是从每个人的角度去挖掘创造能力；第二个是经济自由度。今天的中国不再是一个纯粹的计划经济体，今天的中国经济中，大概有三分之二是市场经济，但至少还存在三分之一的计划经济成分。一个经济体，只有真正拥有自由度，才能真正拥有发展的原始动力。

    五、在中国，谈创新太奢侈？

    然而在中国谈创新，谈经济自由度，谈何容易。这是不是有点太沉重？甚至有点太奢侈？

    也许有读者认为这两个问题听上去太虚，太抽象，远不如财税改革、土地改革、金融市场化、垄断改革来得直接。其实上面提到的那些改革无疑是有效的切入口，但其最终功能和目标又是什么？

    其实，如果以创新和经济自由度作为“红线”，作为统领未来中国经济的“抓手”，我们就可以对中国经济的现有问题及其解决方案进行排列组合式的重新梳理，并从中找到更为清晰的脉络。

    现在到了我们做总结的时候了：未来几年，中国在经济领域到底将面临哪些重大挑战？

    首先，经济下行的窗口期在2013年已经提前来临，2015—2016年这个被张燕生称为“2016年猜想”的时间段将很有可能是中国经济进入实质性下行的时期。根据其他发达国家走过的历程，这段经济下行期必将伴随经济结构的调整，服务业和消费的比重将大幅上升，工业和投资、出口的比重将有所下降。

    如果现在我们能抓住这一机会进行经济结构调整，那么经济下行的适度代价也将是一个划得来的代价，否则，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将变得不堪承受，并可能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

    其次，上述的经济结构调整充其量只是经济需求面的问题。经济学家们有一句话：短期看需求，长期看供给。而从供给面来看，中国经济未来若干年也将面临重大挑战。这一挑战首先表现为人口红利的消失。如果说标志着劳动力无限供应开始消失的“刘易斯拐点”于2004年就已经在中国显现，那么从2015年开始，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出现全面下降的情形。

    换言之，自2015年以后的近20年时间里，中国必须在没有人口红利的情况下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这就涉及我们对中国经济供求面的剖析了。如果说需求面存在“三驾马车”，即投资、出口、消费，那么供给面同样也存在所谓的“三驾马车”，它们就是劳动力、固定资本和劳动生产率。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很少关心这几个问题。原因很简单：没有关心的必要，因为过去几年里中国需要的是大力招商引资，迅速增加固定资本。同时我们也完全无须关心，因为劳动力曾呈现无限供应的局面，以前有一句话：“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两条腿的人不缺。”然而从2004年开始，中国劳动力无限供应的局面开始出现微妙变化；到2015年，这一局面将出现本质变化，因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大幅下降。

    20世纪50年代北京学者马寅初的“控制人口论”曾遭到严厉批判。结果中国人口在20世纪50—70年代经历了大膨胀。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由于经济封闭，社会资源不但捉襟见肘，而且毫无流动性，因此经济体的活力极其有限，其所能提供的工作岗位也极其有限。换言之，一个封闭的经济体根本没有能力吸纳众多的劳动力。这也是导致20世纪50—70年代中国社会人口膨胀并且日益贫穷的原因之一。

    但当市场经济的进程开启之后，经济体的活力大大增强，资源配置显示出极高的自由度，经济体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大大提高，而且对各类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加。从2014—2015年开始，我们对这一点的感觉将越来越明显。不少原本就已开始饱受劳动力短缺之苦的企业将更为痛苦，越来越多的企业也将开始逐渐感受到什么是劳动力短缺。

    但问题的另一面则是：劳动力短缺并非生产能力下降的代名词。

    计划经济年代里，许多人都做着“一杯清茶，一张报纸”度过一天的工作。十个人干三个人的活，与30个人干十个人的活相比，最后获得的功效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举一个大家可能已颇为熟悉的凤凰卫视的例子。凤凰卫视曾有一句“名言”：女生当男生用，男生当畜生用。据说后来这句话又进化了，变成：“女生直接当畜生用。”其意思说的是，凤凰卫视的工作强度之高外界难以想象，某种程度上这句话也隐含着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意思。

    2009年3月凤凰卫视搬迁之前，曾长达13年“蜗居”在香港红磡的一个异常局促的环境里。不少内地同行来参观，曾半开玩笑地说：“这只是一个县级电视台的水平。”但若再看看凤凰卫视当时在“蜗居”状态下做出的一系列有深度而又言辞犀利的节目，大家就会感觉到，一个“县级电视台”其实也能做成世界级的大事。

    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我有两个栏目：《震海听风录》和《寰宇大战略》。但大家有没有想过，我手下到底有多少“兵”？2007年我在欧洲某地巧遇内地一个大台的著名主持人和他的节目组。见到人家那阵势，我简直无地自容：我粗略算了一下，一行至少十个人，摄影的，拉灯的，写稿的，开门的，提包的……这气势我恐怕下辈子都不会有。2011年我到内地某著名电视台参加一个节目，一个小小的栏目，工作人员达12个。回头再数数我在香港的“兵”：两个栏目加起来，也只有三个人。难怪同行们见了我会说：“要是在别的地方，一个栏目就至少十几个人围着你转！”不过，让我觉得欣慰和自豪的是，虽然我两个栏目加起来只有三个人，但曾经每年创造4000多万的盈利，同时无论是思想高度、战略视野、言论尺度，还是节目的含金量和内在品牌，都远远超出那些人浮于事而又无法创造出内在品牌和实现盈利的节目。

    这就是劳动生产率的功效和魅力！它的要诀不在于人多，而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但请注意，我这里说的劳动生产率，并不是简单地指劳动力在单位时间内的使用效率。如果问题只是那么简单，那么我们只要改革企业的管理体制，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就可以了。

    真正的劳动生产率其实是一种被我们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东西。一般说来，全要素生产率是指“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是衡量单位总投入的总产量的生产率指标，即总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

    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就在于两个字：创新。一般人可能会认为，生产过程中只要增加技术含量就可以了，但我们再问一下：技术含量又来自何方？陈旧的技术含量对于企业和经济体的竞争又能起到哪些实际的效果？显然，关键的关键还在于创新。没有创新，就不可能提高竞争能力。

    因人手太少而让我在前呼后拥的同行面前“抬不起头”来的两个栏目，之所以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其“奥秘”也在于创新二字。这两个栏目如果只是拾人牙慧，而不能站在一定的高度审视问题，那就既不能形成节目的内在品牌，更不可能将节目的含金量和内在品牌转化成商业价值。

    在今天和未来的中国市场，始终存在到底是“迎合”还是“引领”的问题。从市场的角度出发，创造价值的直接通道无疑是迎合市场，非如此就不可能与市场“接地气”。但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发展极其迅速的国家，无论是市场的发展还是人们认知水平的提高，都是如此。所以，在“迎合”市场的同时，一个高明的经营者又必须时刻牢记“引领”二字。只有能引领市场的人，才能最终占据市场的先机。其间的“度”如何把握，当然是一件极具挑战的事情。

    如何做到“引领”？关键离不开创新。

    我在本书的第一章提到过叶檀，她是在《震海听风录》上经常出镜且言辞犀利的一个嘉宾。

    也许有人不喜欢她的观点，有人不喜欢她的这种直截了当的表述方式。但我则不管这些，一如既往地请她发表各种犀利观点。只是你恐怕不相信，直到我撰写本书的时候，我和她还从来没见过面，因为每一次都是视频连线——我与很多嘉宾都保持这样的关系，彼此相知多年，甚至在节目中在电话里无话不说，但却从来没见过面。2013年10月叶檀出席我的节目，当我提到在今天的中国谈创新太沉重时，她依然言辞犀利：“在今天的中国谈创新，不是太沉重，而是太奢侈了！”

    在中国谈创新太奢侈！这句话给了我本已沉重的心情一记猛击。从情感而言，我不愿相信这句话是真的；但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我又必须承认叶檀是对的。

    让我们先看看一个民族或一个经济体要创新都需要些什么。

    首先，它需要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具有活跃的思想，敢于怀疑一切，敢于挑战一切现有的权威或体系。看看今天我们周围的现实，达到这一点显然是极其困难的。当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都不敢大胆地表达意见的时候，当我们的社会氛围从整体上是不鼓励、不保护出格的言论、大胆的思想的时候，这个社会中的人们是很难形成活跃的思想和创新的习惯的。

    其次，创新需要大多数人都具备创新的习惯和能力，而这显然又来自我们从小的教育。20多年前我到德国读书，教授一进课堂就将自己还没发表的一篇论文放在桌上，然后那些年轻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学生就开始挑剔起教授的论文了，其中的很多意见是幼稚的、不成熟的，甚至还缺乏必要的知识根基，但那些学生根本就没有感觉到自己的“无知”，而教授也全然不因此而恼怒。这是创新最需要的氛围。

    反观我们的教育，师道尊严。“传道、授业、解惑”，学校教育极少鼓励学生挑战权威，学生也没有这个习惯。记得有个政治学专业的毕业生到欧洲留学，讨论课上需要发言，她居然问身边同学：“我该说些什么？”同学回答：“你有什么想法就说什么。”这个中国某大学的政治学专业毕业生居然说：“我没有想法，真不知道说什么。”这个例子也许过于极端，但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教育的后遗症。

    第三，创新需要法律的保护。我经常在中国内地居住，有一次电脑发生故障，需要重新安装所有程序。我有点书生气地问安装程序的小伙子新安装的Windows等程序是否需要购买。小伙子不解地看了我一眼说：“在这里，没有人花钱去买程序。”被小伙子这么不解地一盯，我顿时觉得自己out了，简直长着一颗外星来的花岗岩脑袋。但再一想，如果这个地方谁都不买正版程序，那么谁还会有积极性去发明、创造程序呢？如果全社会都没有鼓励创新的氛围、机制和习惯，那么创新又怎么可能产生呢？显然，这是一个十分out的问题，但折射出的却是一个十分明白的道理和常识。

    如果整个社会缺乏保障知识产权的机制，如果整个社会的人们都缺乏尊重、保障知识产权的习惯或本能，那么创新是很难在这块大地上发芽、开花、结果的……

    由此看来，叶檀说的“在中国谈创新太奢侈了”还真不是一句义愤之言，而是反映了中国实实在在的现实。

    问题是：过去若干年，中国可以在没有创新的土壤上实现高速成长，因为中国赖以发展的模式是出口主导，亦即输出便宜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等）生产的便宜产品，短期内可以赚取大量外汇，增大经济总量；但从长期来看，这一模式显然是无法持续的，尤其是在未来三年人口红利势必下降而劳动力将趋于紧张的情况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将成为当务之急。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要旨，则是增加创新。

    中国如果无法突破创新这一关，未来若干年将会如何？这是一个很多人有意或无意回避的问题，也是一个在现阶段难以回答的问题。但我们还是要尝试去回答。

    还是让我们从经济学上最基本的“微笑曲线”说起。所谓“微笑曲线”，无非是指两头高中端低的形状。所谓两头，就是占据知识产权的上游，以及占据营销权和定价权的下游；而中段则是核心生产部门。从表面上看，似乎生产部门是核心部门，因为没有这个部门，企业或经济体的运作将难以维系。但实际上，由于这个部门不掌握核心技术，也不掌握核心技术的“护身符”——知识产权，同时也不占据营销和定价的制高点，因此看上去虽不可或缺，但在整个价值链上它创造的价值是有限的甚至是最低的。一台苹果电脑虽然在中国组装，但由于其知识产权是别人的，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又没有定价权，因此“中国制造”辛辛苦苦劳作，最后所得的利润却不超过10%，甚至更低。

    相反，那些上游占据知识产权的部门、下游占据营销和定价权的部门，看似不直接参与生产，但实际上在整个价值链上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其创造的价值远远超过核心生产部门。

    这听上去是不是很不公平？初一听好像是，但再一想其实很公平。没有技术含量的东西怎么可能创造或拥有重大的价值？真正拥有技术含量的东西又怎么可能不创造或拥有重大价值？当然，这是就长远而言。在一个经济体发展的低级或初级阶段，没有技术含量的东西有时也能赚取重大价值，20世纪80年代个体户的暴富和今天的中国房地产就是两个极好的例子。但当一个经济体进入相对发达和成熟的阶段后，这个现象就必然得到逐步矫正。

    今天的中国不是要高调打造“经济升级版”吗？中国经济不是即将进入“第二季”吗？若不能突破创新这一关，那么“中国制造”即使劳作得再辛苦，也将仍然占据价值链的低端，甚至还会“越来越穷”。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世界上有些人越来越富，虽然可能他并没有起早贪黑地劳作；而有些人却越来越穷，虽然他可能每天都十分辛苦。两者差别的全部奥妙就在于此。

    但是，大家也不必把创新看得太过高深，以为一谈创新就是要人人都去拿诺贝尔奖。有时候整合也是另一种创新。

    举一个例子吧。本书前面提到了经济学上的“供求决定论”和“需求决定论”的分歧。从“供求论”的角度来看，在乔布斯没有发明苹果手机之前，我们谁有如此强烈的使用苹果手机的需求？但大家再往深层想一想，乔布斯发明的苹果手机是原创吗？从苹果手机从无到有的角度来看，它确实是原创；但从科学发明的角度来看，乔布斯无非是把原来的手机功能和电脑功能合二为一而已。乔布斯本身并没有作出重大的原创性发明，但他成功整合了原有的科学发明的成果。而这一整合不但为苹果公司和乔布斯本人带来巨大的商业价值和知名度，而且极大地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和工作方式。

    因此，不要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原创上。整合也是一种创造，而且有时候是一种更为重要，更能迅速带来商业价值的创造。

    再举一个例子。今天的中国，多的是各种领域的专家，缺少的是能够整合各个重要领域知识的另一类“大家”。今天中国的许多问题，绝非单纯的经济学、社会学或政治学知识就能解析的，而必然需要能整合所有逻辑的方法，才能把中国的问题讲清楚，说明白。谁若具备这一能力，那无疑就具备了拥有巨大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的潜能。

    同样，考察、思考和研判今天中国各类问题时，我们最需要的也是整合的能力。如果纯粹以政治思维来切入，会以为今天的矛盾就是政治矛盾，其实是忽略了政治矛盾背后的社会矛盾，社会矛盾再往后推，其实根源是经济问题。

    所以，我说中国患上的是并发症。今天中国的并发症还是良性的，放到未来三至五年时间里，是可以治好的，但五年之后就很难讲了。

    我相信，只要今天我们能够好好把握方向和策略，中国的病症未来一定会治好，那么中国今天就需要综合性的思维，需要把所有思维都整合到一起。

    整合性的思维和行动，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是十分需要的。

    六、经济自由度：在中国太沉重？

    今天和未来的中国，除了创新，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是经济自由度。

    所谓经济自由度，听上去似乎十分抽象，但其实它不但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息息相关，而且还是覆盖中国现阶段改革的十分重要的杠杆。

    我在很多场合提出，今天中国最大的问题之一，是我们的经济依然是不甚自由的经济；如果不能解决经济自由度的问题，那么中国的市场经济就永远不是成熟、健全的市场经济；如果不能解决经济自由度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就永远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

    我们经常说，造成中国的经济放缓的因素有周期性的，也有结构性的；我们经常说，政府介入市场过多，要更多地放权给市场和社会；我们更是经常说，中国这个需要改革，那个需要改革，尤其是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一系列改革举措，如财税改革、土地改革、金融改革、国企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等。

    但大家有没有想过，覆盖所有这些的最为核心的框架是什么？一句话：经济自由度。当我们谈经济放缓时，其实会发现，造成经济放缓的很多问题源自我们的经济是不自由的。李克强多次提到“释放制度的红利”，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因此，如果能从经济自由度的高度来认识未来中国需要进行的改革和努力，效果要好得多。

    想要更好地保障经济自由度，除了上面提到的政府须理顺与市场的关系之外，司法必须高度保障经济的自由与独立，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但在今天的中国，一如谈创新太奢侈，谈司法则太沉重了。但只要独立的司法框架没有确立，只要民营经济在很多方面依然受到限制，中国的市场经济就不能被称为成熟的市场经济。

    三中全会后推进的财税改革、土地改革、金融改革，哪一项不可以归入经济自由度的范畴？只要这些改革没有完成，我们就不能说中国的经济已经拥有了很高的自由度，因为只有企业家——中国经济的实际操盘手，才实实在在地知道，中国的市场中依然存在许多繁文缛节，存在许多障碍和藩篱。

    我有时甚至公开对企业家们讲：你们要允许员工有罢工的权利。当我对企业家们讲政府应如何还权市场的时候，企业家们个个都听得兴高采烈，觉得我成了为他们摇旗呐喊的“代言人”。但当我建议他们要允许员工罢工的时候，企业家们都傻眼了，很多人怎么也没有想到，素来为企业家呐喊的我会冷不防地提出这么一个议题，甚至怀疑我是不是吃错了药。而在政府工作的一些朋友听到罢工可能会浑身发抖，因为在中国谈罢工，立刻就会引人产生政治上的联想。

    但仔细想想，老婆和你啰唆或吵架，虽然让你烦心，但至少说明她还愿意和你一起过；等哪天老婆安静了，不闹了，你真正担心的事才来临了：她开始离开你了。

    所以，当员工愿意和老板议价的时候，既说明员工对企业还存有希望，同时也说明老板还可以有机会最大限度地发挥员工的自我价值的实现。一个员工在企业工作，其内心诉求是什么？无非有两个：一是挣到一份能维持他相对体面生活的薪水；二是帮助他实现自我价值。

    大家可能都知道凤凰卫视有个主持人叫窦文涛，主持娱乐性的谈话节目颇有一点“鬼才”，有人说他早年以说“黄段子”而使“锵锵三人行”走红。加入凤凰卫视前，窦文涛是广东电台的一个小主持人，默默无闻，碌碌无为。直到加入了凤凰卫视，他才从“一条虫”变成了“一条龙”。同样的一个窦文涛，从“虫”到“龙”的经历生动地折射了体制对创造力的巨大影响。

    坊间有这样的传闻，凤凰卫视董事长刘长乐曾说，《锵锵三人行》那个节目他不能看，因为里面的一些观点都是他不同意的；作为董事长，他可以轻松地拿起桌上的电话，给窦文涛打电话；但他清楚地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广东电台的那个窦文涛很快就会回来，而凤凰卫视的那个窦文涛则将荡然无存。因此，刘长乐选择的办法不是看了节目而给窦文涛打电话，而是干脆不看节目。

    刘长乐的隐忍来自他的雅量。恰恰是这种隐忍，造就了凤凰卫视，当年在资源缺乏、设备简陋的情况下，凤凰卫视迈入了内地电视台无论如何都难以达到的境界。

    华大基因董事长、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名誉院长汪键，在一次论坛上谈到企业人才战略的问题。在新学科发展时、在新的产业诞生时，需要怎样的人才？汪建反问道，回顾持续了40年的IT革命、持续了20年的网络经济，有多少IT英雄是完整地接受了教育的？拿名牌学校的毕业证书，完成所有科学训练，然后创业成功的，有没有？他以王俊、李英瑞等为例，讲述了华大基因的人才观。他当年大胆启用了年仅22岁的王俊，现在其已是中国唯一被《自然》杂志评为影响世界的十大科技人物之一的科学家，还被《财富》杂志列入40岁以下的40名财富精英的行列，成为同时在科技和产业两个领域具有国际影响的人物。“正是王俊这样的创新人才推动了华大基因在世界科学上的第一次贡献”，汪键表示。

    汪键说：“华大是一个机构，不是企业，我们有纯正的基础科研，有纯正的教育结构，我们还有硕士、博士授予权，还有十几个博士生导师。李英瑞19岁的时候放弃北大而加入了华大基因，虽然没有完成完整的教育，但从22岁到26岁，连续四年时间在30岁以下的科学家中论文发表量世界第一。赵博文17岁时还在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读高二，他参加了我们的暑期班，由此萌发了退学加入华大的想法。就是这个高中都没读完的小孩，21岁的时候已拥有华大认知基因组学实验室主任的头衔，拥有自己的研究项目。”

    各位朋友可能要问，经济自由度到底体现在哪里？具体来说，在很大程度上它表现在我们今天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就浙江这个民营企业的大省而言，五年前我在浙江做了调查，浙江出口的90%、净利润的75%~80%都是来自民营企业。可以说，民营企业已经成为经济上的“正规军”，然而在政治地位上却是“杂牌军”。另外一个问题在于，员工能不能在企业内部真正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得到了实现。日本的一个员工可以在一个企业干40年甚至45年，一直干到退休为止，然而在今天的东亚地区，我们很难在一个企业里找到这么老的员工，香港地区也没有。

    总而言之，中国只有依靠创新，才能拓展出一条未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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