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综合疗效”，显然不是单指“稳增长”的成效，或“调结构”“促改革”的业绩，而是两者的综合平衡结果。
换言之，如果“稳增长”所导致的结果是拉动了经济，但拖延甚至阻碍了“调结构”、“促改革”的进程，那么其“综合疗效”就是失败的，而且毫无疑问是2008年后的翻版：若反过来，“调结构”“促改革”的进程大刀阔斧，但由此而影响了“稳增长”的进程，那么其“综合疗效”同样是失败的。
“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这就是李克强先生遇到的挑战，其难度无疑要远远超过其前任温家宝所遇到的。这一“跑得快”和“不吃草”之间的平衡及其结果，显然绝非最近几个月可以看出来的，但显然也不能拖得太久，不然中国经济的战略方向就会迷茫。
我认为，2013年下半年到2014年上半年，是检验“跑得快”和“不吃草”能否平衡的关键时刻。甚至也可以说，这段时间不但是这一平衡的“综合疗效”显现的时候，也是李克强团队对于其“手术方案”找到感觉的关键时刻。
这就慢慢引出了我对未来十年中国经济三个阶段的划分。
一、十年中国经济：三个时间指标
走一步看一步是中国过去30多年改革的基本逻辑。经常关注我的评论的朋友可能都记得，我在多个场合表示过，邓小平过去说的几句话现在已经过时，其中最过时的一句话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我在多个场合（节目、演讲、文章、书籍）中表示，今天和未来的中国需要认真面对三个问题：第一，中国过去30多年改革成功的基本因素是什么？第二，中国改革的彼岸是什么？第三，中国的改革之舟目前正处于何方？
不要以为我能给出这三个问题的完整答案。我也不相信今天的中国有谁能给出这三个问题的完整答案，因为这三个答案本身就是多元的。但是，有越多的人来共同思考和讨论这三个问题，也就越能接近这三个问题的答案。
同时，这三个问题集合起来，都含有一个潜台词，那就是：今天和未来的中国，不可能再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如果说30多年前的“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无奈，那么若今天和未来继续这样做，那就是一种茫然了。无论是中国的现实还是未来的发展，都要求我们对未来要有一个比较准确的规划。或者说，即便对未来做不到比较准确的规划，那至少也要对未来的走势有一个比较准确的预判。
我们经常听人提起“纠错”这个词。所谓“纠错”应该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必须走在基本正确的轨道上。如果是这样，那么所谓的“犯错”或“纠错”无非是花费一些时间成本而已。但中国发展到今天，各个领域都已经到达了十字路口，面临方向和策略上的选择；如果在十字路口不幸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那么未来走得越远，“纠错”的成本也就越高，甚至“纠错”将成为一个完全不可行的事情。
对未来几年中国走势的研判，首先包含的就是对经济走势以及与之有关的各种趋势的预判。
就经济层面、社会层面而言，我认为有三个时间段是我们大家可以去思考未来十年内形势的坐标。这三个阶段，既可以作为分析家观察分析中国经济走向的指标，也可作为决策者和政策实施者在实务工作中的参考指标。
这三个阶段分别是：
第一个阶段：2013—2014年，我称之为短期。
第二个阶段：2014—2017年，我称之为中期。
第三个阶段：2017—2022年，我称之为长期。
在这三个阶段中，中国经济的表现和侧重点各有不同，其反映的深层问题也将有所不同，当然随之而来的应对和解决策略也将有所不同。
（一）2013年下半年—2014年上半年：“李克强经济学”经受检验
如上一小节所述，中国经济近一年来进入风雨飘摇阶段，其周期性和结构性特征同时呈现，解决方案需十分谨慎才可：政府若不出手，一味实施“自然疗法”，那自然不符合中国“经济政治学”的内在逻辑，迅速而来的社会不稳将很快使人们不堪重负；但若政府出手过多，亦即实施“强心针效应”，那无疑将使中国经济短期“脸色红润”，长期“结构性并发症”不断。
2013年3月李克强上任后，经过几个起伏，其经济政策基本上就是在这一逻辑上徘徊。然而无论是2013年7月3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方针，还是9月10日李克强在“2013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的发言及其带给世界的信心，抑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方案，其实施和验证都需要一段时间。
如前所述，这段时间不但是人们观察“李克强经济学”能否成功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决策团队对其经济思想和操作手法进行试验并不断调整的关键时期。
2013年7月开始悄悄到位的万亿级的投资，无疑将极大地拉动中国经济。但这是否也将同时带来无穷无尽的后遗症？鼓励民间投资，说易行难，落实到最后，民营经济究竟是分到一杯羹，还是根本就像2008年以后那样被踢出局？各种层面和形式的微观改革措施虽“润物细无声”，但究竟是将归于“悄无声息”，还是终将“涓涓细流，汇成大海”？
所有这些问题，不到2014年年中（甚至可能要拖到年尾）是无法回答清楚的，甚至都无法看到其发挥作用的端倪。
但我之所以将时间点设于2014年，原因也很简单：一个经济政策的试验时期显然不能拖得太久，2014年可能是这一经济政策“试错”或“纠错”的最后时间底线。
事实上，2014年第一、第二季度，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还可能发生许多其他意想不到的变化，逼迫人们及时做出调整。因此，眼下的经济政策的试验不可能也不应该拖过2014年年中。
（二）2014—2017年：中国经济深层问题展现
2014—2017年将是未来十年里最为关键的三年，有很多深层的问题，短期的抑或长期的，经济的、社会的抑或政治的问题都会在这三年生成，就看能不能闯关成功。若闯关成功，2018年以后我们才有好日子，否则将面临第二次重大逆转。
从经济方面来说，这三年将是中国经济的深层问题，尤其是供求面的深层问题浮上表层的关键时期。
首先，先用通俗的方式解释几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词。
对近年中国经济稍有了解的朋友们一定都听说过以下几个名词：中等收入陷阱、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下降。这些名词其实分别描述了中国不同侧面的经济问题，尤其是结构性问题。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经济体在人均收入达到5000~15000美元之间时势必面临一个发展瓶颈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所表现的特征是基本相同的，即缺乏长期支撑经济增长的动力。
所谓刘易斯拐点，其实来源于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195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其要点是：一个经济体在发展初期，往往呈现劳动力无限供应现象，因为随着机械化、工业化的发展，农业部门有大量的劳动力多余出来，逐渐进入现代工业部门，一时间给人以劳动力无限供应的假象；但当经济转型发展到一定阶段，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得差不多了，原先的劳动力无限供应情况就会逐渐消失，而转化为劳动力相对紧张状态。这就是“刘易斯拐点”。
而所谓人口红利下降，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消费人口总数超过了生产人口，亦即“吃饭的人比干活的人多”。而当一个经济体的长期发展需要持续不断的劳动力人口支撑的时候，“吃饭的人比干活的人多”就会成为一个困扰经济长期发展的问题。
其次，用较为理论的方式，把人们谈论经济时经常提到的一些概念整合一下。
多少年来，“调结构”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努力方向。中国经济投资过高，消费不足，过分依赖出口一直是一个大问题。于是，降低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将出口主导型的经济逐渐转型为消费主导型的经济，一直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这种经济结构显然在过去导致了非常不良的后果。
对于过度投资所导致的经济结构扭曲，以及其导致的银行不良资产增加和金融风险的积累，人们一般不会有过多争议。但很多朋友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出口主导的经济模式也会导致不良后果？
记得20世纪80年代末，我还是同济大学的一个年轻讲师，当时开始听到一个最新的说法：“发展外向型经济”。在当时一般的理解中，所谓外向型经济，也就是发展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模式。
此后的20多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中国经济走的就是一条以出口主导为主线的外向型经济的道路。吴敬琏在他2008年亲自签名赠我的著作《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中，对此有比较相近的阐述。
按照吴敬琏的分析，经济形态分成内向型和外向型两种，两者又各自含有低级形态和高级形态。内向型的低级形态十分清楚，就是闭关自守，亦即像毛泽东时代早年和今天朝鲜的经济形态；内向型经济的高级形态是进口替代。用吴敬琏的话来说，中国在1972年中美邦交正常化以后，实际上就已经放弃闭关自守的政策，开始扩大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往来，但当时中国采取的是进口替代政策，亦即以高度关税和非关税保护、本币高估为主要政策手段，目标在于以本国制造（或装配）的产品取代进口。这是战后一些后进国家在追赶先进国家时较多采用的工业化战略，但这种战略不能发挥预期作用的主要原因是：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发展程度低下，通常是由缺乏熟练劳动力、企业家、管理人才和社会组织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贸易保护政策不但不能为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创造竞争力，相反会使这些部门的好企业效率低下。
与前述国家的进口替代方式不同，战后东亚一些国家采取了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并由此形成了外向型经济的低级形态。出口导向的优点是：需求不受本国收入的限制，较高的竞争水平对效率和现代化起到促进作用，为与外国生产者的竞争提供强有力的市场检验。
但这一模式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从微观经济上说，出口导向可能导致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专业化”，削弱长期增长的潜力；由于缺乏核心技术，所谓的出口只是在中国组装，大部分处于“微笑曲线”价值链的低端，附加值和赢利率过低，也由此导致出口企业只能“以量取胜”，不可避免地导致贸易摩擦的增多。而出口以外的部门则依然长期处于欠发达的状态。从宏观经济上说，为了维护出口量，实施这一策略的国家必须压制汇率升值，并由央行买进外汇，释放出大量高能货币，从而形成资产泡沫并导致通货膨胀。
因此，无论是以投资还是以出口导向为拉动的经济模式，都到了该彻底改变的时候，其出路就是增加以消费为主导的发展元素，逐渐改变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而所谓消费拉动，既包括居民个体消费的部分，也包括整体经济结构中增加生产性服务的成分。
实际上中国已到了由外向型经济的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转型的阶段。但外向型经济高级形态又该包含哪些要素？对于这些问题，今天真正加以讨论和思考的人并不多。
在一般人的理解中，今天和未来的中国经济，只要解决了消费拉动的问题，似乎就万事大吉了。这其实是一种极大的误解，也是对中国经济极为浅薄的理解。且不说消费究竟如何拉动，所谓的消费究竟包含哪些内容，由拉动消费所带动的生产性服务业如何建设等，就说最基本的一点：拉动消费多年来为何如此艰难？这显然不是居民手里是否有钱的问题，而是在居民不敢消费的背后，存在着社会保险体系依然大幅缺失的问题。
但拉动了消费，中国经济未来长远的发展引擎是否就此找到并得到启动？这显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今天很多人对中国经济的误解乃至认知误区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我们还是把眼光拉回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中国，并把过去20多年的中国发展历程与过去200多年的西方工业化的历程做一个纵向比较。
1780年，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伴随甚至引领英国工业革命历程的，是以蒸汽机和纺织机为代表的技术革命的进程。三四十年工业化进程之后，必然产生城市化的进程——由于技术革命和工业化的进程，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富余出来而进入城市，承接了大城市的服务行业。那个时代的英国大城市，充满了从农村出来的“农民工”，这些人成为早期的产业工人，并在早期资本主义的体制下受尽剥削和压迫；包括伦敦、曼彻斯特在内的所有英国大城市，都充满早期资本主义的尔虞我诈，贫民窟林立，贫富差距、劳资矛盾问题极度突出，革命种子茁壮成长。1838年，年仅25岁的英国作家狄更斯出版了他的成名作《雾都孤儿》，写尽了城市化早期的伦敦的种种尔虞我诈的现象。
1830年，世界上第一条铁路投入使用，从而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从这以后，在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工业国家的发展历程中，几乎每一次人类生活和生产方式的重大改变，都伴随着技术革命的重大进步。换言之，技术革命的浪潮始终伴随着西方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伴随着财富的迅速积累，并且当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后，走向另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对外贸易。
作为海洋国家，英国从事对外贸易无疑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也正是对外贸易这最后的“临门一脚”，给了这个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经济体最后一记猛烈的推动，促使其一跃而上至一个更高的台阶。但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对外贸易的整个进程中，尤其在发展早期，起主导性作用的依然是技术革命。可以说，没有技术革命，就没有早期的英国工业化的进程，自然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城市化和对外贸易的进程。
但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如前所述，中国朝外向型经济的转型始于20世纪80代末期。换言之，当时距改革开放的启动仅仅过了七八年。改革开放的早年，中国的对内改革主要是改掉1978年之前高度计划经济的封闭状态，对外开放则主要是引进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其中尤其是资本。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早期，技术革命基本上是不占主导地位的。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开始了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的转型，也就是当年英国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对外贸易，并且在短短二十几年的时间里，英国迅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然而由于缺乏技术革命这一关键环节，中国在财富迅速积累的过程中，经济形态内部依然存在巨大的空洞和潜在危机。这一方面表现为发展模式的粗糙，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严重缺乏后劲。这就像一个人，其身体在不断长大、膨胀，但其体内的各个器官并没有相应地发育成熟；等到有一天长成了巨人之后，外表看上去力大无比，内在却严重缺乏支撑的动力，后果自然是可以想象的。
从这个意义来说，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至少在粗线条上是存有疑虑的：第一，中国未来能否在没有技术革命陪伴的道路上，继续其高速发展的进程，并保证这一高速进程的可持续性？第二，迄今的人类历史证明，城市化只是工业化的结果，而非工业化的引领条件；中国未来的发展能否证明，城市化也能成为下一轮工业化的引领条件？
当然，中国迄今走过的道路，都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道路。但毕竟中国属于后发国家，因此研究发达国家早年的规律，对今天和未来的中国而言，无论如何都是有意义的。
说了这么多，也许你已经开始被我说服，也许你已经恹恹欲睡，因为以上内容通篇都是理论阐述，缺乏鲜明、活泼的例子和故事。
但且慢，无论你已开始被我说服，还是你已经开始恹恹欲睡，其实我只涉及了中国经济整体结构的一个方面，亦即需求面；中国经济结构的另一面——供给面，我还远远没有涉及。而经济学上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说法：短期看需求，长期看供给。只有厘清中国经济供求面的问题之后，我们才能对中国经济的整体结构及其未来走向有一个更为清醒的认识。
为了让你不再恹恹欲睡，我还是从一个简单易懂的故事开始讲起吧。一般人都认为，经济之所以能发展，其主要动力是有需求，这当然是人尽皆知的常识。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为“需求派”。但经济学上还有另一派，叫“供给派”，“供给派”只需举出一个例子，就可以把“需求派”打得“落花流水”：在乔布斯发明苹果手机之前，我们有几个人知道，我们内心原来对智能手机有如此大的“需求”？是乔布斯把我们对智能手机的需求深深地挖掘出来了。这难道不是供给对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吗？
上面的例子其实只是将问题推向极端，试图说明供给和需求一样，同样都对经济发展有着卓越的贡献。但放到经济学的分析上，问题自然不会像苹果手机的例子那样来得这么简单或极端。
2012年5月的一天，我忽然收到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给我寄来的新著《渐行渐远的红利——寻找中国新平衡》。
从事评论和主持工作多年，我的一个额外的“福利”就是经常可以收到许多学者给我寄来的新著，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军事、金融、文化、科技等不同领域。新著的作者有的是我的朋友、嘉宾，也有的是素不相识的学者。不少新著中不乏真知灼见，由此极大地拓展了我对一些重要领域前沿成果的了解，而其中的一些作者后来也就慢慢成了我的嘉宾。
收到彭文生的新著后，仅展读几页，我就很快被他的分析吸引住了。必须承认，这是一本稍显艰涩的经济学著作，但由于彭文生受过严格的西方学术训练，因此他用逻辑的线索为艰涩的经济学原理建立了一套框架。
按照经济学的经典说法，短期看需求，长期看供给。放在这一框架里，今天中国经济面临的“三驾马车”问题（投资、出口、消费）充其量只是需求面的问题；而中国经济供给面的问题——劳动力、资本存量、生产效率，长期以来却似乎为很多人忽略了，甚至从来就没有被真正重视过。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有意或无意的忽略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对中国经济来说，劳动力从来就不是一个问题，过去曾有一句话：“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中国的劳动力无限供应，因而劳动力对中国来说似乎从来不是一个问题。至于生产效率，由于中国经济当时采用的是“粗放型增长”模式，以大量廉价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等）来推动经济发展，因此生产效率也似乎从来就没有真正为人所重视过。这虽然是中国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但只要劳动力无限供应继续存在，劳动生产率略显低下，至少在短期内不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
然而2014—2017年的这三年时间里，中国劳动力紧缺的情况将全面浮现。其间，中国面临的不仅是短期问题，而且还面临着长期问题，还面临供求层面的“三驾马车”问题。对此我们以前很少说，因为我们认为这从来不是一个问题，可是未来这个供求层面的“三驾马车”问题会变得很重要并将长期存在，而供求面的问题也将全面浮现。“屋漏偏逢连夜雨”，这句话用在未来三年的中国经济形势上，听来是一个无奈，却是很贴切的写照。
我们长期以来的注意力一直为经济结构中的需求面问题（投资、出口、消费）所吸引，以为这就是中国经济的全部问题，并以为只要解决了需求面的“三驾马车”的“调结构”问题，中国经济的全部问题就解决了。这实在是一种极大的误解。
（三）2017—2022年：中国进入全方位整合阶段
如果我们能在2014—2017年的这三年里成功闯关，那么跨越2017年之后，虽然不是一马平川，但至少我们将有比较从容的心情来应对也许更为艰难的挑战。而这些挑战就如我在本书前言里所写的，一定是犬牙交错的，因此其解决的思路和方案也就必须是整合型的。这其中十分重要的，就是对中国社会模型的重新整理。
今天中国的社会模型已经高度扭曲，一个健康的社会模型应该是橄榄形的，而今天的中国不是橄榄形的，而是一个哑铃形的社会，中间很细，两面很粗，中产阶级很少，却支撑着众多富人和众多穷人。关键在于，真正的哑铃中间的杆是金属做的，而我们这个杆是木头和竹竿做的，我们已经被物价、房价压得喘不过气来。让房价跌不行，可是让房价不跌也不行，按照李克强的话来讲就是依靠“双轨制”来解决房价问题。这个思路我觉得是对的，商品房不能大跌，可是保障房能不能上去？底层老百姓如果没办法用脚投票，就会有暴动，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此外还有农村的土地改革以及城市的收入分配改革，一个从城市启动，一个从农村启动，一个是让农民受惠，一个是让城市中下阶层受惠。最后都会造成问题：农村的土地改革会造成地方政府丧失土地出让金，土地财政入不敷出，倒逼财税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同样也会使城市政府入不敷出，也会从另一方面倒逼财税制度改革。
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如何，最关键是在2014—2017年，其间中国经济将出现实质性放缓，人口红利也会放缓。假如中国能够成功冲破这一阶段的重重考验，辅以城市分配收入改革、农村土地改革，以及一系列框架性改革，成功闯过这一难关，到了2019年“十九大”召开之前，中国就能够维持比较好的社会稳定局面。这样，等到“十九大”之后我们也许才会有比较从容的心情来处理后面的矛盾，因为中国后面的发展一定还会遇到很多很深刻的问题，比如其中的一个深刻问题就是中国未来的法治如何建设，中国如果不能建设一个健全成熟的法治社会，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稳步持续发展的。
而中国要建立健全法治，就一定会涉及执政党的转型，至少要在2017—2022年这一代领导人中建立比较健全的法治框架。一个现实的背景就是中国社会矛盾在上升，假如再继续拖下去，恐怕社会矛盾要跑赢改革速度。所以，现在遇到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稳增长，我们绝对要把增长稳住。改革到底会走向何方，尤其法治环境如何建构，法治问题和执政党转型能否顺利开启，这些都取决于我们在今后三至五年里能否把经济稳住，能否把结构调好。这样，大家才不会在无比慌乱中迎接未来的挑战。
2017—2022年，中国将有哪些需要处理的挑战？一言以蔽之，我们届时将面临“侥幸”躲过2014—2017年这一难关的所有问题，对此我将在以后的著作里有所详述。
二、2015—2016年：中国将发生什么？
中国未来三年的风险，首先还是存在于经济领域。
我一直有一个在“左派”朋友看来十分大胆，但在“自由派”朋友看来又十分保守的观点：今天中国的很多问题，都被各种立场的人们严重政治化了；表面上看今天中国许多属于政治层面的问题，其实都来源于社会模式的问题；而社会模式的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又来源于经济模式。换言之，若今天我们在相当程度上把经济模式调整好了，那么社会模式也就迎刃而解；社会模式整好了，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自然也就水到渠成。
2013年10月，我的母校——华东师范大学62周年校庆，我应邀返回母校，为思勉人文思想节做首场开幕演讲。华东师大素以校园的浪漫、美丽及其浓厚的人文气质著称。多年后回首才发现，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铸就了我的内在精神气质。我的报告主题是《须重视国力上升期的精神成熟》。开幕式上播放的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哲学系教授童世骏的一段话，让我找到很多共鸣。
童世骏说：“以前我们都说，哲学的任务不但要解释世界，而且要改变世界；但在做了许多改变世界的努力之后，我们最后才发现，若要改变世界，我们的任务首先还是解释世界。”
这与我这些年的另一个观点有某种契合之处。我的观点是：中国正在开启的转型，是有着许多内在规律的，一如医生开药方，必先研究病理，因此今天的中国，需要扎扎实实地研究转型的内在规律；只有这样，我们开出的“药方”所依据的“药理”才能与“病理”相符，不然我们的“药方”只能缓和“阵痛”于一时，而不能解除“病症”于永久。
这适用于我们对中国社会、政治的解析，也适用于对现阶段和未来几年中国经济的前瞻。未来几年中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到底是什么？除了本书第一章里提到的那些问题外，未来若干年里，中国经济在供求面上的一些深层问题将逐渐浮上表层。面对这些逐渐浮上表层的问题，若不加以积极应对和改变，我们可能会面临颇为尖锐的情况。
还是从一个故事讲起吧。
2008年春节，对很多中国家庭来说是一个风雪交加的新年。
早在农历旧年结束前的几个星期，中国一些省份就出现了风雪天气，而这时正好是中国每年年底的春运进入高峰的时期。
春运，是每年年底一个无法回避的全民事件，数以千万计的民工，在中国农历新年即将来临之际，用尽各种办法，使尽所有精力财力，就是为了达成一个目标——回家，回家过年。
这是一个农业大国的深深烙印。家，是这个农业大国的人们的心灵港湾；年关将至，只有回到家里过年，心灵港湾的归宿之灯才会真正亮起。
这也是一个转型大国的深深痛楚。由于转型，千百万农民背井离乡，出外谋生，但心里始终放不下远方的家。于是，在年关将至的那一刻，数以千万计的人们一起上路，铸就了漫漫铁路和公路上的春运大军。
然而2008年的春运偏偏遭遇了几十年未遇的特大风雪天气，漫长的铁路线白雪皑皑，被迫停运；无数的火车站上挤满了渴望回家的人。郴州，位于湖南的一个小城，居然连续十几天冰雪封山，几十万居民被迫停水、停电。
2008年之于中国，注定是一个大喜大悲的年份。那年秋天，中国完成了“百年奥运”之梦；但在这之前的5月12日，一场汶川地震却给国人带来无限的悲痛。也许这一切的端倪在2008年的春节就已显现。
那年的春节，我在凤凰卫视香港总部值班，每天都在直播镜头前评论处于风雪灾害中的春运，每一天我的心都被风雪中的农民工的命运牵动着。
其实，又何止是那一年的春运？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每年年底我们的词典里就忽然多了“春运”这个词汇，我们的心里就忽然多了一份对风雪兼程回家过年的农民工兄弟们的牵挂。
然而就是从2008年和2009年前后开始，每年春节过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私营老板们就发现，节前风雨兼程回家过年的农民工们，开始不急着返回广东打工，有的人甚至一去而不返了。于是，广东地区私营企业第一次遭遇了“民工荒”的问题。
这是一个开始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中国不是啥都缺，就是劳动力不缺吗？怎么忽然就出现了“民工荒”呢？
香港地区有一句民间流传的话：“有人没工做，有工没人做。”前半句说的是就业市场上的严峻情况，后半句则多指很多底层劳工不具备足够的专业技巧，因此无法适应劳务市场对高素质人力资源的需求。
但广东地区前些年出现的“民工荒”与这个又有所不同：那些春节过后不回来的劳工并不是具备高技能的人才，而是一些非常普通的劳工。然而就是这些普通的劳工，节后却再也不愿离乡背井，而宁愿留在家乡。这本身就反映了一些非常深层次的状况。
状况之一当然是由于这些劳工在家乡的生活过得也不差，因此才不愿继续背井离乡，这从另一个侧面看也是好事。状况之二，这也反映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劳工薪酬已开始跟不上劳工的心理期待，或开始与全国的发展形势有所脱节了。
而更为深层的问题则是：中国的劳动力无限供应阶段开始逐渐结束了，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所谓劳动力无限供应，指的是一个经济体在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的过程中，来自农业领域的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的现代领域（包括工业和服务领域），起始阶段似乎给人以无限供应的印象，然而到了一定时期，这些来自农业领域的剩余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短缺的原因很多元，有劳动力自身数量短缺的原因，也有劳动力在农业领域有更多去处的原因。这就像一块硕大无比的海绵，起始阶段可以吸纳无数水分，但到了一定时候，水源开始多了其他去处，于是半湿不干的海绵就处于十分尴尬的角色了。
这种劳动力无限供应趋于结束的状态，就是学术界所称的“刘易斯拐点”。按照中国学者的研究，“刘易斯拐点”在中国出现是在2004年。只不过2004年的时候，大家谁也没有感觉到这个“拐点”的出现。这就像人的体质的下降，起始阶段可能毫无症状，因此十分难以察觉。但若继续无规律地生活，一旦发现时，就可能已伴随一些难以挽回的病症了。
从2004年“刘易斯拐点”出现，到2008年春运过后首次感觉到劳工短缺，这中间经过了四年左右的时间。问题是：等到第一线的私营老板感受到劳工短缺的“痛楚”，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了。
于是，提高劳工的薪酬是私营老板们面对这一“痛楚”几乎唯一的选择。因此，最近几年我们看到，珠江三角洲一带的薪酬水平有了大幅提高。但问题是：薪酬提高对打工者来说自然是喜事，然而对企业经营者来说，在潜在利润尚未展现的情况下提高薪酬则是一种无形的负担。用学理的话来所，当薪酬水平的提高超过GDP的潜在增长时，往往会隐含潜在的问题。
中国今天正是处于这样一种状况之下。坦率地说，这种状况是令人担忧的。
“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其实是中国未来若干年人口红利下降的第一个先兆。
人口红利这个名词，过去若干年里我们经常听到，这也成为中国过去若干年里取得重大成就的众多关键性因素之一。但究竟什么是人口红利？中国是否正在面临人口红利消失的情况？一旦人口红利消失，中国未来究竟会有多少损失？中国应该如何调整和应对，才能在没有人口红利的情况下继续维持经济的高速或至少是可持续发展？
一般所说的人口红利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指劳动力人口非常多，从而能够提供廉价劳动力，经济中存在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第二种是指进入老龄化后，人们特别是高龄劳动者预期将来会变老，会有更强的储蓄动机，从而会形成额外的积累。第二种人口红利在第一种人口红利即将结束的时候就开始积累，而且第二种人口红利是可以无限延续的。
过去若干年里，由于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中国形成了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一段时间内，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就处在人口红利的阶段，每年供给的劳动力总量约为1000万，劳动人口比例较高，保证了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需求。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成本优势已经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然而这种情况在近年却出现了本质的变化。
当很多朋友只是从身边的直观情况来感受“刘易斯拐点”的时候，比如家庭保姆难找，比如每年春运过后民工不再返回，他们是否想过，这一方面折射了越来越多的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正在被现代工业部门所吸纳，劳动力无限供应的情况正在趋于结束，另一方面也折射了另一个被我们忽略的现象，即长期以来就像空气之于我们一样自然、平常的人口红利，正在渐渐离我们远去。
根据最新的研究结果，中国从16岁到59岁的有工作能力的劳动力人口总数，在2012年已经见顶，比上年减少了345万人；即便再将具有工作能力的劳动力人口总数放宽五年，中国从16岁到64岁的劳动力人口总数也将于2015年见顶。
中国的人口红利一旦下降，其持续的时间会有多长？有一位宏观经济学家曾经在与我们私下讨论节目时提出过一个听上去不雅，但其实很能说明问题的理论，即“小鸡鸡理论”。其意思是说，男人的“小鸡鸡”在生理上必须发育到18~20岁才能承担生育后嗣的功能；因此，一旦人口红利下降，就不可能期待在三至五年或十年之内得到扭转，而必然经历一个18—20年的痛苦过程。
不可忽视的是：今天的中国，虽然“单独两个孩子”的政策开始逐渐出台，但计划生育依然是国策。30多年前中国处于落后阶段时，人口多而经济机会少，因此人口多自然就成为负担。正如马尔萨斯人口论所阐述的那样，一个经济体内生活资料以算术级增长（亦即遵循1，2，3，4，5的增长级数），而人口则呈几何级数增长（亦即遵循2，4，6，8，16的增长级数），对一个落后经济体来说，几何级数的人口增长对算术级数的生活资料增长而言自然是灾难。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用计划生育来控制人口的绝对增长，无疑是一个理性的抉择。
但这一理论忽略了另一个基本情况：当经济获得高速发展之后，经济体内部将产生许多乃至无限的需求，这些需求将转换成许多工作岗位，需要有合适的劳动力来填补，其必然又将创造出许多乃至无限的生活资料。因此，当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20多年的市场经济，尤其是十多年的全面融入全球化进程之后，当中国经济需要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来填补空缺的时候，原有的计划生育国策就有重新探讨的必要了。
问题是：这一国策在可预期的未来恐怕很难得到根本改变，因为它涉及到的还有短期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一系列深层问题。既然这样，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从2015年开始，至少在2033—2035年之前，中国将必须在没有人口红利的情况下继续寻找有望高速增长的潜力和前景。这个有望高速增长的潜力到底是什么？此处不妨先设个悬念，本书后面将有详细的阐述和分析。这里让我们先记住2015年这个特别的年份。
为什么要记住2015年这个特别的年份？这不但是因为在这一年里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开始全面下降乃至消失，更重要的是，许多的经济学研究也都指向同一个结论：2015年前后将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回落的窗口期。
我在本书的第一章开头就曾提到，2011年下半年，我就开始在节目中关注中国经济何时开始实质性放缓的问题。为了印证这一结果，我曾在节目中邀请不同的经济学家发表观点。
下面是在2011年9月的《震海听风录》节目中，我与张燕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和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展开的一场讨论，主题是：“经济一旦回落：中国矛盾向何处去？”
张燕生，中国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前任所长，对中国经济决策具有影响力的核心学者之一。他平时在媒体露脸不多，然而一旦发表观点就能引起广泛而持续的关注。这当然既是由于他的独特身份，同时也是由于他的观点精辟、系统、周密和完善。
我与张燕生的结识过程十分平常，也很偶然。2007年年中，当时美国在中美贸易逆差和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上开始对华持续施压，中美经贸矛盾开始上升。我当时有意在节目中主持了一场中美商贸官员和学者间的对话，美方的对话嘉宾是美国商务部前副部长。我迫切需要一位有官方背景，但又能以独立身份出镜的学者来与美方对话。经朋友推荐，我找到了张燕生。
这几年里，我在节目中主持过不少中美、中日的外交、商贸和军事对话。我的基本出发点是：两国要消除误会，增进了解的第一步，就是直接倾听对方的观点；也许各国政府都有其各自的官方沟通管道，但在今天的世界，民意永远是各国政府无法绕开的重要环节，因此通过媒体（尤其是电视）进行直接对话，是各国官方沟通渠道的重要补充，甚至有时能发挥官方渠道无法达到的效果。
参加我的对话节目的嘉宾，大都为中美、中日的有官方背景的学者和前官员，甚至有的还是现任政府官员。比如，2013年年初，中日钓鱼岛问题进入白热化阶段时，日本外务省时任中国课课长的石川浩司就从东京直接飞来香港参加对话；2007年年中，中美知识产权纠纷被“热炒”之际，我邀请了美国驻华大使馆知识产权专员与中国知识产权学者展开对话。2011年，我在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对话”（由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主办的亚太安全峰会）期间，甚至还邀请了解放军现役少将朱成虎，直接用英语与美国国防部前部长科恩和其他美方人士，就中美军事关系、美台军售和中美海洋冲突等问题展开对话。每一次对话的前期筹备和沟通都充满曲折甚至风险，以后有时间当专门写书向读者报告。
但邀请张燕生的过程十分顺利。当我给张燕生打电话时，电话那一端的声音冷静、沉着、友善，一如后来见面时他带给我的印象。由于身份特殊，而且此次又是在电视中公开与美方人士对话，他说要报备一下。两天后，当我再致电他时，他说报备一切顺利，没有问题。
与美国商务部前副部长的对话节目进行得很顺利。美方人士事后称，张燕生“十分冷静、专业、友善”，这与张燕生带给我的第一印象颇为吻合。由于这一次的合作，我与张燕生建立了不错的工作和私人关系。2007年11月，我应邀到日本大阪参加一次中日经贸会议，正好张燕生也在，我还应他之邀，一起到日本关西大学做了一次演讲，彼此都感觉十分愉快。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然而未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态势还能持续多久？增长速度放缓将在什么时间点出现？经济增速回落将带来哪些挑战？对此中国经济界存在各种不同看法。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预计，中国经济可以再保持20年的高速增长；但也有人认为，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增长将会回落，平稳转入中速增长。另外有人则认为，经济回落中会出现较大问题，但不必太担心，走一步看一步，到时候再说。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最近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初步研究结论，中国经济将在2015年前后进入增长速度回落期，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将可能下一个较大台阶，由近些年的10%以上的增长率下调至7%左右，30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所依托的基本面因素将发生重要调整和重新组合，如果继续维持既有的增长模式或发展方式，在经济增速下台阶时，中国经济将面临严峻挑战，引发某种形式和某种程度的财政金融危机乃至社会动荡，在较长时间内难以回到稳定增长的轨道。
下面是我与张燕生、迟福林的对话。
邱震海：中国经济未来到底是像林毅夫所说的那样，继续增长20年毫无问题；还是像刘世锦认为的那样，2015年就会回落？2015年距离现在只有三年多的时间，到底如何看这个问题？
张燕生：实际来讲，我确实是提出了一个2016年猜想，这建立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预测，其在今年4月世界经济报告中的预测是2016年有可能会成为中国世纪的元年，也就在这个时候，在大国的排位中，中国可能会往上再提升一步。在这个问题上，我自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在什么情况下可能实现弯道超车，在什么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弯道减速甚至弯道刹车？
目前对中国经济来讲，最困扰我们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各项成本都在快速上升，包括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环境成本，以及人民币汇率和资金的财务成本。这些成本的上升，意味着和我们的竞争对手相比，我们越来越贵，而这个趋势如果再持续五至八年，也就是如果持续到2015年、2016年前后，我们的成本可能比我们竞争对手的成本更贵。在这种情况下，支撑我们前30年快速发展的低成本竞争优势恐怕就要告一段落。
目前我们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传统竞争优势在快速失去，而新竞争优势形成的增长速率却比较慢，因此在旧优势缺失的情况下，如果新优势没有形成，我们的经济就可能会出现一个减速甚至调整期。
邱震海：我大胆地来揣摩，您对于中国在2015年到2016年之前会形成一种新的技术竞争优势似乎不太乐观，是这样吗？
张燕生：我们现在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根据我的调查研究和我们的学术研究，传统竞争优势下降的速率明显快于新竞争优势上升的速率，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的五年对中国来讲是一个供给结构转型升级调整的关键时期。因此，这方面中国从上到下都应该高度重视。
邱震海：燕生兄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从内部的结构视角提出中国未来非常严重的结构性问题。有关这个问题，在海南现场参与讨论的是迟福林先生。您好迟院长，您同意刚才张燕生先生的观点吗？2015年到2016年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坎？
迟福林：我今年出的一本书叫《历史转型的十二五》，从经济增速来说，从今年开始，大概应该在9%左右，或者9%多一点，所以我倒不认为到了2015年、2016年中国经济才是一个坎。从现在看，经济在达到两位数的增长时已经出现了困难。关键问题在于中国的需求结构或者市场潜力是巨大的，所以未来五年，不取决于增长速度到底会如何，而取决于整个发展方向的转变，我把它称为一个历史性转型。如果我们能够从一个投资生产大国初步转型为一个消费大国，中国再保持10年、20年8%~9%的增长，这个基础是存在的。问题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够在发展方式转变上取得一个历史性的突破。
邱震海：坦率地讲，对于未来几年，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变能否成功，您有信心吗？
迟福林：这里有几个数字。第一，消费率从现在的48%左右能不能提到50%以上，或者达到52%~53%。第二，城市化率能不能从现在的48%、49%也提高到50%以上。我想，只要经过努力，这个基本目标是可以达到的，如果这两个基本数字能达到，中国的消费潜力就会释放出来，就会形成一个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出口不行了，但是我们靠消费拉动的这样一个增长方式开始出现了。所以，如果消费率和城市化率形成了，我认为这是更基础层面的发展，在它的带动下，技术创新才会有一个更重要的来源。
张燕生：实际上，在过去的30多年里，我们有三个支柱是非常关键的。第一个就是外向型模式，出口导向和招商引资在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个叫不平衡发展战略，也就是先让少数人富起来，再走向共同富裕。第三个是先把经济建设搞上去，然后再实现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统筹协调发展。因此，能否成功实现转型，能否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关键就在于两个因素。一是转变体制机制，建立一个更加规范、成熟、法治的经济管理体制；二是转变经济战略，从外向型战略转为经济国际化战略，从不平衡战略转为平衡战略，然后从简单模仿和低端加工制造战略转为真正靠创新驱动的战略。如果能在这两个方面有所突破，进一步地深化改革开放，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
邱震海：燕生提出未来五年要完成经济结构的转变，要有体制，要有战略，但是坦率来讲，体制和战略不是三五年能够完成的事情。对此，迟院长您乐观吗？
迟福林：说得非常对，我赞成燕生这个基本观点，但是说未来的三到五年实现转弯跨越，恐怕有四个重大的挑战。
第一个，我们能不能从现在总量扩张型这样的增长模式初步向消费拉动型的增长模式转变，这恐怕取决于我们的收入分配改革能不能有个突破。
第二个，很重要的就在于政府主导型的增长模式向市场主导型的增长模式的转变。因为我们现在的出口行业的增长，其投资出口和政府主导型的增长方式直接相关联。
第三个，能不能实现从以总量为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向公共服务为中心的中央地方关系的转变。
第四个，更实质的就是国富优先还是民富优先。
如果在这个拐点，这四个方面能够有所突破或有所改变，战略也好，体制也好，初步形成追求公平可持续的导向，那么未来是乐观的。
邱震海：与中国经济增长回落这个过程同时发生的还有另外一个过程，那就是中国的社会矛盾。坦率地讲，中国的社会矛盾这几年在不断上升乃至有所激化。在中国经济出现回落之前，中国的社会矛盾能不能舒缓，我想这是我们大家非常关心的。有关这个问题我们在北京现场请出国家行政学院的丁元竹教授。如果中国经济出现一个增长回落或者拐弯、刹车，中国的社会矛盾会向何处发展？
丁元竹：如果经济出现回落，一些社会矛盾会凸显出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经济回落的同时财政收入会有所减少，另外就业会受到很大影响，这两个问题是影响社会形势、社会稳定、社会秩序非常关键的问题。从“十五”到“十一五”，我们在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医疗保障、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方面，做了非常多的工作，经济的高速增长、财政收入的大大提高推动了这个领域的发展。经济出现回落，会对已经建立起来的和正在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产生很大影响。另一方面，我想是不是可以换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就是这些年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从十五开始，政府在社会领域，在社会组织的建设、社会体制的改革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今年以来，各地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这些对于预防经济回落时期可能出现的社会矛盾会有很重要的作用。
邱震海：到底是我们所做的工作届时可能会舒缓社会矛盾，还是届时我们难以舒缓社会矛盾，您的前瞻性预测是什么？
丁元竹：我认为是可以舒缓社会矛盾的，因为从现在的整个工作重点尤其是“十二五”的工作重点来看，把人力资源、社会资金等投入到社会领域，对于舒缓这些矛盾是非常重要的。
迟福林：讨论社会矛盾的时候，恐怕我们有两个大前提。第一，中国现在社会的阶段性特征特别突出，过去解决老百姓温饱问题是一个主要矛盾，现在人的发展尤其人的住所的发展成为一个突出的矛盾。第二，社会矛盾的变化特别明显。过去私人产品如吃饭穿衣等的短缺是突出矛盾，现在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产品的短缺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矛盾。在这个背景下，问题的解决在于能不能满足老百姓的需求，能不能通过公共需求的变化，把公共产品的供给和服务解决得好一点，让公共产品的供给和服务以及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紧密结合在一起。所以，我的看法是，不在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到了8%左右会出现多大矛盾，而在于经济转型、社会转型能不能紧密结合在一起。我们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确实比较严重和突出，但是又不能够夸大它，只要经济转型、社会转型能够紧密结合在一起，满足社会公共需求，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这种社会矛盾、社会风险。
张燕生：首先来讲，我们说在未来五年左右的时间里，如果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明显减缓，相信今后我们所面临的社会矛盾、经济矛盾以及其他各方面的矛盾会非常突出。
今天我们应该问自己，我们的社会公平、扩大内需、绿色转型、缩小贫富差距、鼓励创新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等所有这些问题，对于未来的五年来讲，哪一个是牛鼻子，哪一个是未来最关键的？我个人还是认为所有因素中，供给转型升级最重要，也就是能够继续保持经济快速稳定持续的增长是最重要的。正如刚才我们所讲到的，目前最大的问题也就是未来的五年中，企业低成本优势告一段落，如果新的竞争优势不能形成，我们就一定会减速，如果当时减速，就一定会导致失业的增长和企业破产、停产、转产的增加，进而导致竞争对手施加给我们的竞争威胁越来越尖锐，社会矛盾、绿色转型和扩大内需等所有矛盾会集中体现。因此我个人认为，目前供给端的转型升级是牛鼻子。
邱震海：如果把迟院长和燕生兄两位的观点做一个粗浅的总结，那么燕生兄还是主张相对来说速度更重要，迟院长则认为更重要的是结构调整。
迟福林：对，我的看法是关键在于转型，在现在保持两位数增长的情况下，我们看到高增长激发了很多社会矛盾，比如环境污染问题。在重化工业领域，地方政府主导型的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对环境污染所引发的社会矛盾是在增加而不是在缩小，在很多重化工业领域，就业不是在增加，而是在减少。所以，快速增长下积累的社会矛盾、社会风险我们现在一定要看到。我想，这更根本的是一个发展方式问题，现在老百姓的公共需求变了，更多地需要教育、医疗、就业、收入分配、住房保障，重要的是满足或者适应需求变化的供给。
邱震海：未来五年或者三到五年，中国社会在及时舒缓社会矛盾和结构的调整方面孰轻孰重，我们来听听丁教授作为社会学家的观点。
丁元竹：我从1998年开始进行中国社会形势、社会秩序、社会稳定的研究，其中收入分配、下岗失业、劳资关系等都是长期困扰社会的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有时候非常尖锐，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也表现得非常尖锐。例如，从2013年5月到现在，社会上存在很多尖锐的矛盾，包括拆迁引发的自焚和群体事件等，这实际上跟个别地方的经济加速扩张有很大关联。所以，我觉得增长非常重要，没有增长就没有财政基础来支持改善民生、提供公共服务。但是如何在增长过程中处理好这些矛盾，如何更加和谐地解决增长过程中农村的征地、城市的房屋拆迁以及劳资关系等，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不能简单地和经济增长混在一起谈，要区别对待，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今后五年不仅应该把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社会服务作为我们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也应将其作为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建设来推进，这是非常重要的。
邱震海：那么未来三到五年，无论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是社会管理，要保持一个长期平稳的过渡和发展，到底有哪些可以操作的良方？
张燕生：首先来讲，我觉得速度背后是调结构，调结构现在有什么矛盾呢？
一方面，我们今年的工作重点是要稳物价。稳物价和调结构哪个更重要呢？我认为结构最重要。那么怎么能够实现它呢？那就是我们在稳物价、紧货币的时候，应对调结构的钱不能差。解决社会发展是一个成本增长型的活动，那么成本增加型的活动和调结构之间应该怎么平衡呢？我个人认为，社会发展很重要，但一定要在调结构的基础上不断改善民生。
另一方面，扩大内需很重要，因为我们的供给要调整为适应需求发展的结构。实际上，需求管理政策应该让位于供给管理政策，也就是说，供应管理政策包括大幅减税政策对调结构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绿色转型和调结构又是什么关系呢？绿色转型也是成本增加型的活动。而成本增加型的活动要在一个更有效率的结构基础上来实现，因此我们会发现，各种矛盾最有效的化解方法是调结构。所谓调结构，就是把我们的供给结构调到一个更有效率的基础上，在未来的五年，应该在调结构这个方面打下良好的基础。因此，我认为这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重中之重。
邱震海：我们听一下迟院长的意见。迟院长，您同意刚才燕生的意见吗？另外，您的药方是什么？
迟福林：我的药方重点是开反腐药。
第一，把拉动消费作为最大的结构调整，未来的三到五年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应该从现在的48%提到52%左右，或者52%以上。居民消费率应该从现在的35%提高15个点，达到50%以上，初步形成消费主导的格局。拉动消费应该成为中国最大的结构调整，也是社会转型、经济转型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第二，收入分配改革和财税体制改革需要有个课题，而且要尽快出台。目前的这种收入分配状态应该逐步有所扭转。财税体制改革方面，财政收入常年成倍于GDP增长的局面需要改变，这样才能够形成或者初步形成民富优先的发展导向。
第三，重要的是确立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转型，如果这样的政府转型没有突破，很多问题是难以解决的。
邱震海：好，我们再听听社会学家丁元竹教授的意见，丁先生，从舒缓社会矛盾的角度，您觉得刚才两位经济学家所开的这些药方是不是足以在未来三到五年中舒缓社会矛盾，还是您有另外的药方？
丁元竹：我觉得他们开的药方非常好，但是我也有自己的药方。这就是一个药方三味药。
第一点，我觉得，在经济出现低迷、经济发展速度减缓的情况下，要应对社会矛盾，首先应该对社会风险进行管理。社会风险首先来源于它的风险群体，如低收入群体、弱势群体、边远地区人群，这些群体在经济发展出现困难的时候是最要关注的，要保证他们的基本权利和基本生活条件。因此，推进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体系尤其重要。
第二点，在社会矛盾比较多、社会秩序出现问题的时候，使群体与群体之间、社会与政府之间加强沟通，加强了解，建立这样的一个机制，也是非常关键的。尤其是要让老百姓参与到一些涉及他们自身利益的决策过程中。从我个人最近一年来对各界的调研看，这对于缓解矛盾非常关键。有些矛盾本来是很简单的，但是由于缺乏沟通和了解，矛盾往往会激化，所以要建立一个沟通机制。
第三点，需要建立一个合理的利益机制。这就涉及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加强顶层设计的社会体制改革。对于社会体制改革，我认为最核心的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利益关系的调整，应该向建立一个合理利益关系的方向调整，对于这个合理的利益关系，我同意迟院长刚才讲的，包括收入分配、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和财税体制的改革。但是我个人认为，“十二五”时期要完全完成财税体制改革可能还是有困难的。第二个问题是建立一个合理的社会体制，要解决好一些涉及公众利益的公共事务，这个也非常重要。我觉得，十二五时期把这些问题解决好很关键。
邱震海：从善良的愿望出发，我们真的希望“2015或2016年中国经济将会出现回落”是一个伪命题。然而我们不能因为它有可能成为伪命题就忽略它会成为一个现实命题的可能性。无论如何，未来三到五年，中国如何处理经济增长放缓以及社会矛盾上升的问题，我想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
也许你会认为我们今天提出的命题是杞人忧天的，然而坦率地讲，未来三到五年中国经济会不会回落，以及中国经济一旦回落，现有阶段不断上升的社会矛盾会不会继续激化，这确实是非常需要我们严肃讨论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我们不是杞人忧天，而是未雨绸缪。
三、中国经济放缓：窗口期已提前来临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的研究结果，2015年前后将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窗口期。什么是窗口期？这本是一个源自医学领域的术语，并首先来自对艾滋病毒的检测。
有关艾滋病毒的常识告诉我们，多数人在感染艾滋病毒后有3~12周的“窗口期”，在此期间，人体仍在产生艾滋病毒抗体，但这些抗体尚无法测出，只能通过核酸检测确认病毒感染。这最初的感染期感染性最强。三个月后，即在感染者体内产生足够抗体后，应进行复检，以证实初检结果。
以此类推，所谓经济放缓的窗口期，应该是指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缓，但还没有实质性显现，或还没有被人们实质性地感受到。就像本书前面提到的“刘易斯拐点”（亦即劳动力无限供应出现拐点），按照学者们的分析，这其实早在2004年就已经在中国出现，只不过当时大多数企业或家庭并没有感受到；而等到大多数人发现民工春运后不回来时，则似乎已是2008年的事了。因此，2004—2008年可称为中国劳动力减少的窗口期。
2011年前后，学者们研究的初步结论是：至2015年前后，也就是“十二五”末、“十三五”初，中国将进入增长速度回落的窗口期，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将可能下一个较大台阶，由近些年的10%以上的增长率下调至7%左右。增长速度下降将伴随着增长动力和经济结构的实质性改变，并可能带来某些难以预料的挑战，从而对发展方式的转变提出包括时间上的紧迫要求。
学者们在研究了日本、韩国等国的经济发展历程后得出结论，在高速增长期后增长率下台阶是一个规律性现象，这一现象往往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经济增长率通常在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左右时下台阶，从高速增长阶段过渡到中速增长阶段，增长率下降幅度约30%~40%。
第二，在经济增长率下台阶前后，产业结构会发生重大变化。在下台阶以前的高速增长期，工业产出比重持续上升并保持在较高水平；而下台阶后伴随的往往是工业产出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则相应上升。
第三，在经济增长率下台阶前后，总需求中投资与消费结构也会发生显著变动。在下台阶之前的高速增长期，投资比重持续上升；下台阶后，投资比重随之下降，消费比重相应上升。
第四，经济增长率下台阶前后，城市化推进速度也会相应变化。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而经济增长率下台阶后城市化进程也将逐渐放缓。
日、韩等成功实现追赶的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表明，转入中速增长阶段并不仅仅是增长速度的改变，更重要的是经济结构的大幅度变动，即工业主导逐步转为服务业主导；相应地，投资比重下降，消费在需求增长中的份额上升；经济增长逐步进入以创新和服务为主驱动的轨道。在这个调整过程中，人均GDP仍然保持较为稳定的增长态势。
其实这几年以来，经济学家们谈论比较多的另一个名词是“中等收入陷阱”，其大意也与这一结论基本吻合。“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来自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这份报告首次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其基本含义是：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报告指出，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同时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一万美元。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无法有效应对由此形成的系统性风险，经济增长容易出现大幅波动或陷入停滞。大部分国家则长期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中等收入陷阱”发生的原因主要是低端制造业转型失败，低端制造业可以带来中等收入，但是伴随而来的污染、低质、低价都是恶性循环。低端制造改为高端制造是完全靠高科技实现的，而高科技不是仅仅几十年就能追赶到的。
“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准各不相同，有的版本说人均生产总值3000美元以上就标志着进入这一门槛，也有版本说5000~15000美元之间才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区间。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2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100美元，已经进入收入中等偏上国家的行列。当今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 3000~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但也有学者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存有严重质疑。
2012年12月，中共“十八大”后处于“小阳春”中的北京城，一个由凤凰网主办的“凤凰财经高峰论坛”正在举行。峰会上财经大腕云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厉以宁。我是那次峰会的主持人，因此与厉以宁有了比较近距离的接触。
厉以宁在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历程中一直是一位风云人物，也是一个富有争议的经济学家。但近年来，围绕厉以宁的争论似乎在逐渐减少。这是否与厉以宁有几个身为政治局常委的学生有关，我们不得而知。厉以宁依然在各地频繁发表各种观点，尤其是在进一步改革和城镇化发展的方向问题上。
在那次的“凤凰财经高峰论坛”上，厉以宁以其主旨演讲为论坛揭开序幕。他的主旨演讲的具体内容我已记不得了，但给我最深印象的还是他对“中等收入陷阱”说法的尖锐批评。
“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一种误导人的说法。”厉以宁的评价单刀直入，直观犀利。
厉以宁说：“一个经济体在低收入阶段有发展陷阱；当其进入高收入阶段的时候，也会存在陷阱。只要是不发展，或缺乏发展的动力，在任何一个发展阶段都会出现陷阱。所谓的发展陷阱，并不是中等收入阶段独有的现象。因此，我们要探讨的不是有没有‘中等收入陷阱’，而是如何继续发展、如何不断探寻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改革的源泉。”
必须承认，我十分钦佩厉以宁对改革的执著和坚持。上面摘录的他的发言只是我凭记忆所记，并不能完全反映他当时发言的全部精神。但从这短短几句话中我们就可以体会到厉以宁对改革的坚持和对找到持续发展动力的执著。
然而一个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可能面临持续发展动力的缺乏，或面临继续转型的压力，这毕竟是迄今可以观察到的规律，或至少是其他经济体迄今已经历过的弯路。既然是规律性的东西，就有必要认真对待，仔细研究，并努力规避可能出现的风险，而非一味以否认来回避。
虽然如此，我对厉以宁还是怀有一份深深的敬意。他是中国市场化道路上不可多得的几个既具有清醒意识和长远眼光，又具有足够胆识说出真话的学者之一。2013年10月4日，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办的“中国经济十月谈”报告会上，以《改革谈：大国经济该从哪里升级？》为主题发表了演讲。厉以宁在报告中提出，中国改革是从产权改革开始，但到现在为止，产权改革并没有结束，主要表现在农民还没有成为市场主体。“农民没有成为市场主体，中国经济怎么能发展起来呢？”厉以宁的发问犀利、简单而又直接。
厉以宁在演讲中坦言，当前的中国正处在双重转型阶段：一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亦即转向现代社会；二是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双重转型是交叠在一起的。虽然厉以宁给今天正在转型的市场经济加上了一个很大的定语，但他对于中国双重转型的认识是很到位的。
其实说起来，这都是一些常识性的东西。但在今天的中国，要认识到常识，或者将认识到的常识性东西说出来，并加以积极推进，有时又是需要一些努力和周折的。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我们的改革始终举步维艰，为什么我们纠错的成本往往高于改革的成本，甚至高于改革带来的收益。
说到这里，我必须再重申一下一段时间以来我反复重申的观点：今天的中国，似乎正在同时做着三件事情：一是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也就是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这个转型其实最早从洋务运动和民国时代就已经开始了；二是改革，亦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三是纠错，不断纠正我们在改革进程中犯下的错误，这也正是我说的纠错成本有时高于改革收益的地方。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如果当时不建立那些荒唐的东西，今天我们还需要花那么大力气去改吗？如果我们在改革的早年头脑清醒一点，走一步看两步、三步甚至四步，今天还需要花这么大的成本来纠错吗？
最关键的一点是，今天我们往往还在做着第四件更为荒唐的事情，那就是继续犯错。虽然犯错对任何人来说都难以避免，然而我们经常犯的都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或者常常是在没有将事物的前因后果思考通透时就开始盲目行动，用今天的时髦话来说就是缺乏顶层设计。
试想，20世纪90年代末在开始住房、医疗等改革的时候，如果决策者周围的智囊们不但能看到市场化“灵丹妙药”般的效力，同时也能重视和提升政府保障的部分，那么后来的住房、医疗改革就不会那么走火入魔，今天我们在改革住房、医疗等问题上需走的弯路就不会那么多，就更不会出现前些年在房价调控问题上人们看到的那些荒唐和“忽悠”的事情了。
所有这些都是缺乏常识带来的后果，也是改革缺乏顶层设计带来的后果。这些后果加起来带给我们的结果就是：我们一直在弯路重重中“折腾”，我们所花费的纠错成本，本可以让我们取得更大的成就。
因此，未来几年的路，我们要走得更为稳健才对。
上面的一大段言论显然有点扯远了，但对于帮助我们看清未来若干年的形势，这些话恐怕并非是完全多余的。
值得注意的是，上面提到的关于2015年中国经济可能进入下行窗口期的说法，是学者们2011年的研究成果。当时学者们认为，中国经济的下行窗口期将在2015年前后来临。在2011年，这一观点作为警世之言已经十分犀利，也足够引起人们的重视。
遗憾的是，这一观点在2011年的中国似乎并没有引起很强烈的关注和重视。当时的国人基本上还沉浸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氛围之中；如果说有烦恼，也只是被房价的疯涨以及随之而来的超严厉的调控措施，搞得有点不知所措而已。
而今天回首再来看这个观点时却会发现，这个观点显然已经过于保守。其实，从2012年第一季度开始，随着中国经济开始“风雨飘摇”——忽高忽低，忽好忽坏，中国经济实际上已经进入下行的窗口期。
至于这个窗口期将持续多长时间，人们目前还不得而知。很有可能的是当2015—2016年来临的时候，中国经济将进入实质下行的阶段，而至于这一实质下行期又将持续多长时间，目前人们也不得而知。
但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的研究显示，其他发达国家的历程表明，当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左右时，经济将进入下行调整期，而这一调整期必将伴随一系列经济结构和规律的调整。首先，调整前工业在经济结构中占重要比重的局面，让位于调整后服务业上升的局面；其次，调整前投资、出口占重要比重的局面，将被调整后消费占重要比重的局面所取代。
换言之，当经济下行来临时，一个经济结构的调整过程也将同时展开；经济下行期结束时，也将是经济结构调整结束的时候。以这一眼光来看，你阅读本书的此刻，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就必须已经开始，消费必须在经济结构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同时，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必须开始大幅上升。
但要做到这一切，现阶段可能吗？
四、供应面：中国将面临20年危机？
我之所以提出这一疑问，是因为“调结构”是历届中国政府提出的口号和目标，但时至今日仍然没有实现，以致出现了本书第一章所描述的那些情景。中国经济在2013年第三季度因投资拉动而出现的种种现象，也无不折射了这一点。
其间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过去若干年，中国在经济结构方面还可以“等”，因为众多的其他因素还比较有利于经济的向前发展，比如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还比较低廉，比如人口红利还依然存在；最主要的是，中国的经济依然还在上行的跑道上，而只要中国经济还在上行跑道上，即使问题众多，总还可以拖延，或者拖延了也不致引起很大的麻烦。
但未来几年，这一切条件都将急速消失。
首先，如前所述，中国经济下行的窗口期从2013年已经开始显现，未来几年可能进入实质性下降的阶段，而这很可能发生在2015—2016年。这也就是被张燕生称为“2016年猜想”的那个“谜团”。
其次，如前面几个小节所述，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多年来依赖的人口红利，最迟从2015年开始将大幅消失。而按照前面提到的有的经济学家比喻的“小鸡鸡理论”，人口红利一旦消失，就至少需要18—20年的时间才能重新找回来。
换言之，从2015年到2035年的这20年里，中国必须在没有人口红利的情况下找到其经济下一轮持续高速发展的动力。
这个动力到底是什么？
前面提到的经济学家林毅夫曾有一个振奋人心的观点：中国未来还有20年经济增长率在8%以上的经济增长时间。与此同时，林毅夫的另一个引起争议而后来也被事实证明不无道理的观点是：中国经济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仍将依靠投资来拉动；中国经济面临的不是是否需要投资拉动的问题，而是投资不能过度的问题。
但这个观点一直没能佐证的是：到底什么才是中国未来20年经济持续增长的真正动力？
本书第一章提到，一些经济学者经常讨论中国经济未来长远发展的前景，但唯独缺少对改革难题的客观分析。作为一个正在转型中的经济体，中国经济的潜力无疑是巨大的，这只要看一下还有多少农民需要在城镇化过程中被转化为市民就可以一清二楚。但问题是：通往这一愿景的道路十分漫长，其间布满了地雷和荆棘；如何排除这些地雷和荆棘才是现阶段应该认真探讨的问题。
讨论进展到这一步，似乎我们的问题已经基本找到了答案，那就是：继续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各种改革思路似乎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我们再继续问一下：究竟什么才是中国经济未来长远发展的终极动力？说到改革，今天的中国亟须纲举目张，举一反三。然而究竟什么样的改革是“纲”，什么样的改革是“目”？什么样的改革只是“桥梁”，或只是“框架”，而什么样的改革才是“桥”上跑的“车”，或是“框架”里的实质性内涵？
今天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问题很多，也很复杂，用我前面的话来说，是所谓的“良性综合征”。就经济问题而言，无论是房地产泡沫、地方债、产能过剩、国进民退，还是“三驾马车”的结构始终调不过来，无疑都是中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药方”也很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财税改革、土地改革、金融市场化、垄断改革、国有资产改革等，方方面面都是有效的切入口。
然而“良性综合征”的特点就在于：每一个切入口都是有效的，但都可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并可能导致不良后遗症的出现。因此，中国经济需要找到一个或几个改革的核心切入口，以此纲举目张，举一反三。
五、未来三年：中国社会风险不容低估
未来三年，中国到底会发生什么？这是一个大家十分好奇，也十分急迫想知道的问题。
做电视新闻这一行业的，离不开重大或突发新闻这个特殊的新闻类型。什么是重大突发新闻？虽然互联网已经非常发达，以至于今天的大部分精英人士都已习惯于通过互联网而非电视获取资讯，但只要有突发新闻，大部分人还是习惯在第一时间打开电视机。
从广义上说，所谓的重大新闻无非有两种：一种是不可预知的、突发的，另一种则是可预知的。前者如“911”恐怖袭击，后者如美国总统大选或中共“十八大”的召开。
因此，要了解未来三年中国到底会发生什么，也无非两方面的内容，一种是不可预知的、突发的事情，另一种则是可预知的。前者我们永远无法预知，所以一般我们谈的都是后面这个范畴里的东西。
其实，即便是可预知范畴里的东西，也可分成两个部分，一是我们知道必然要发生的事情，比如我们早就知道2012年下半年要召开中共“十八大”，我们现在也知道中共“十九大”将在2017年的下半年召开；另一种是我们大家并不一定清晰知道，但其发展脉络早已深嵌在我们日常生活的逻辑之中，只不过我们没有发现，或根本没有关注的事情。
我在本书的前面部分提到，2014—2017年是中国社会十分关键的三年，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的一些深层问题都将在这三年里从深层浮上表层。
这一结论听上去似乎有点耸人听闻，但这是基于十分客观的分析得出的。2008年年底，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参考消息》请我写一篇年终专稿。当时的背景是：作为中国百年之梦象征的北京奥运结束了，在未来几年内，似乎没有可预期的重大事件发生，中国未来几年将何去何从成了许多人关心的问题。
我在那一年的年终专稿里写道：2008年之后，中国下一个可预期的重大事件将是2012年秋天举行的中共“十八大”；这未来四年的时间，将是中国内政外交的盘整期。所谓盘整期，就是在没有大事发生的情况下，人们有闲暇和心情去处理一些原先因大事连连而无暇顾及的深层问题。但也许正是因为不用天天赶集般地处理大事，所以中国内政、外交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将从深层浮上表层。
应该说，我当时的这一预测更多的是基于直觉，而非逻辑的演绎和推断。然而从2009年开始出现的一连串现象显示，我的这一预言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应验：在外交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和冲突开始上升；在内政上，由于改革进入深水区，因此经济、社会矛盾日益显现，政治权力对经济生活的介入直接导致腐败日益严重和人民幸福指数下降，各地层出不穷的社会稳定事件，以及富人“用脚投票”的移民浪潮，就是在这几年里发生的。
在2013年出版的《访与思——中国人成熟吗？》一书的最后我这样写道：“如果历史经常证明我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预言，那也许将是我作为学者的‘荣幸’，但却是我们民族的悲哀；我更愿意看到的是，我的预言全部出错，而我们民族的强盛之路却走得日益稳健。”
我希望我们都能以这样一种心情和态度来看待2014—2017年中国可能出现的种种风险。这种种风险既体现在经济领域，也体现在社会乃至政治领域。
先从政治领域说起吧。2017年，在中国的政治领域里，将发生一件重大的事情！
读到这里，也许你已开动脑筋，正在努力思考这个重大事件到底是什么；也许你觉得我正在危言耸听。无论如何，我还是要告诉你，这个即将来临的重大事件其实十分简单，我一说你就会立刻明白。
这个所谓的大事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2017年秋天，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从最近20年中共的运作情况来看，“十九大”不是换届之年，因此本不值得十分关注；但由于年龄的原因，“十八大”现任政治局常委中，除了习近平和李克强之外，将有五人离任，对一个由七人组成的常委班子而言，五人离任并由新人接替，某种意义上这与换届选举已经非常接近。
更重要的是，2012—2017年是中国发展非常关键的五年；过去十年中，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矛盾高度积累；恰好这个时候，中国经济面临放缓。如前所述，中国经济此轮放缓，究竟是周期性放缓还是结构性放缓，抑或两者兼而有之，将成为亟待未来一年解决的重大问题。因此，“十八大”上任的政治局常委班子面临的是一个异常复杂的局面，需要高瞻远瞩的思路，需要对中国问题切中要害的把握，也需要既有胆识又有谋略的政治技巧。现任班子的思路到了2017年将取得何种成效，其又如何与未来继任者的思路无缝衔接？都是2017年中国面临的考验。
在“十九大”召开之前，无论官方也好、民间也好，大家都要降低社会风险，降低经济下滑风险。然而社会风险能不能掌控得住，这一方面取决于经济问题，另一方面取决于社会的贫富差距和社会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多年中国政治生活的常识告诉人们，在这一重大衔接事件的前后，中国不能出现重大的不稳定因素，其中包括经济、社会的重大不稳定。所有可能产生重大不稳定的因素，都必须在未来三年里得到足够的化解或缓解。
但这种化解或缓解显然不能靠强力的压制，也不能继续依靠政府的高度介入，而是必须遵循其内在规律，用专业的手法而不是政治的手法，在未来三年里实现手到病除，妙手回春。
这实在知易行难，是一门操作难度极高的艺术。
其次再说说中国社会领域未来三年存在的风险。
2014年到2017年这三年，中国经济会显现一些深层的问题。深层问题是什么？这就是中国经济下行势在必然。
经济结构的改革我们已经听了好几年，可是经济结构仍然改不过来。大家一定听说过基尼系数这个概念。未来三年的中国，必须高度关注基尼系数的发展及其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
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是20世纪初意大利学者科拉多·基尼根据劳伦茨曲线所定义的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是比例数值，在1和0之间，在民众收入中，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等于“0”。前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所有收入都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其余的国民没有收入），而后者则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即人与人之间收入绝对平等，但这两种情况只在理论上出现。因此，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只能介于0～1之间，基尼系数越小则收入分配越平均，基尼系数越大则收入分配越不平均。
中国有三个完全不同的基尼系数版本，分别出自官方、准官方和民间。
先看官方的版本。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较2009年时的0.49有所下降。这里的背景是：自2009年以后，将近四年的时间里，官方没有公布过基尼系数的数据。当时学界的部分解读是，真实的原因可能是中国的基尼系数太高，不方便公布。但学界的这一解读在2013年1月似乎被推翻了——官方不但主动公布了基尼系数，而且其统计还显示，基尼系数较2009年时有所下降。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一个好消息。
对官方的这一动作，学者们的另一个解读是：2013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有可能要出台收入分配机制改革方案，国家统计局主动公布虽有缓和但依然高居不下的基尼系数，似乎是在为收入分配机制改革的方案鸣锣开道，做一个巧妙的铺垫。
然而2013年3月之后，人们失望了，因为收入分配机制的改革方案并没有出台。关于这一方案，多年来“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吊足了人们的胃口，也让人们一次一次地失望透顶。
于是，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官方基尼系数版本，注定成了一个“跛脚的鸭子”，或者成了一个“虎头蛇尾的工程”……
然而，虽然官方已经对这个数值的公布做了许多温和的修饰，以大幅减低其可能引发的社会心理冲击，但仅就0.47这个数据本身而言，它已经踩到了世界银行关于基尼系数的三条红线之一。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基尼系数只要达到0.4，就已经达到警戒线，亦即需要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读到这里，你一定会问：世界银行的另外两条红线是什么？我告诉你，那是危机线和动乱线，分别是基尼系数的0.5和0.6。换言之，对世界银行来说，若一个地方的基尼系数达到0.5，那就是踩到了危机线；而若达到0.6，那就是踩到了动乱线，意味着社会有可能酝酿动乱的种子。
中国除了国家统计局的基尼系数标准版本之外（注：即便这一标准版本也已踩到了警戒线），还有另外两个版本分别踩到了危机线和动乱线。这两个版本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0.52和西南财经大学公布的0.61。
当然，国家统计局、中国社科院和西南财经大学这三个不同机构所采用的调查样本有所不同，最后得出的结论自然也有所不同；从最官方的国家统计局到官方最高学术机构——中国社科院，再到具备完全民间色彩的西南财经大学，其统计结果也从温和到激烈一路上升。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机构的调查中，即便是最温和的官方统计数据，也已达到了世界银行的警戒线。至于公众愿意相信哪一个版本，完全是公众自己的意愿，只是人们实在已经找不到低于警戒线以下的基尼系数版本了。
2012年12月，寒冬中的北京却处处洋溢着提前到来的春意。中共“十八大”刚开完，而次年3月的“两会”尚未召开，我当时在我的节目里，将这四个多月的时间称为“中国改革的盘整期”。
2012年的12月直至随后的2013年1月，后来被一些人士称为“小阳春”，原因就在于，那些早来的春意似乎让人们闻到了一丝改革的气息。2012年12月的北京城，各类论坛原本就比较多，由于这股早到的春意，各种探索改革的论坛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那个月的中旬，我在北京主持了一个闭门的内部午餐会。到会的都是京城中一些大名鼎鼎的人物，有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学者吴稼祥、章立凡，也有共和国第一任宣传部长陆定一的长子、经济学家陆德。
在这个特殊的“小阳春”里，每个人的发言都很踊跃，而且尖锐。其他人说些什么，我当时说了些什么，我已记不太清了，而陆德那天所说的一句话却像一道闪电一般将我点醒了。他说：“未来三年，中国须高度重视基尼系数的缩小。由基尼系数所代表的贫富差距，在今天的中国已到了不容忽视，也不能再拖延的程度。若我们继续忽视这一点，那么到2017年，中国有可能会产生动乱。”
从陆德嘴里说出来的这最后两个字，让作为主持人的我吓了一跳。会议结束后，我和他在洗手间巧遇，就站在洗手间的门口探讨起这个问题。陆德向我详细解释了世界银行关于基尼系数的三个定义。这当然是陆德的一家之言，但这位敢于直言的“红二代”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个星期后，我就对陆德发出了到香港参加节目的邀请。又过了两个星期，陆德到达香港出席节目。我们一口气录制了两期在今天看来依然是十分开放、大胆的节目：《2013年：中国改革到底能做到什么？》《未来十年路线图：前五年与后五年》。
我至今也忘不了，70高龄的陆德在节目开始前认真准备的劲头。那是个老烟民，香港到处都禁烟的环境着实有点苦了他。为了他能在准备节目时痛痛快快地吸上几口，我们节目组的人在大冬天的时节里，一直陪他坐在阳台上。于是，他大口吸烟，我的女助手则在冷风里瑟瑟发抖。他不但谈经济，谈2017年的基尼系数风险，更多的是谈当今政治，谈过往历史，谈他的父亲——共和国第一位宣传部长、中共八大中央委员里唯一的正规大学毕业生，一个冒着巨大风险提出“新闻就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新闻的第一要义是真实”的知识分子。
而带给我最深印象的，依然是陆德关于2017年中国基尼系数的那个表述。
有些话，别人说可能有问题；但从陆德的嘴里说出来就很安全，也很让人听得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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