裂：香港2013年代表字

    文/张铁志

    如果要找一个汉字代表2013年的香港，很难找到任何一个正面的字。“怨”“怒”“闷”，成为人们最先想到的字。

    而“裂”可能是更准确──不论是大陆香港矛盾、贫富差距、官方与民间的巨大分裂，甚至民间内部日益严重的分歧与撕裂，都让香港出现严重的社会信任危机、强烈的敌我意识与公共领域的碎片化。

    首先，梁振英先生自2012年7月担任香港特首以来，开始爆发一连串政治危机：先是他个人住宅的房屋僭建问题；然后是发展局局长麦齐光上任12天，就爆出二十多年前涉嫌骗取公务员租金津贴，黯然离职；随后上任的新局长陈茂波又被举报在新界东北发展计划中有利益冲突。2013年5月，曾任梁振英竞选办公室主席，时任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市区重建局董事会主席，也是香港商品交易所大股东的张震远承认于2010年向前金融界立法会议员詹培忠借贷800万元，辞去所有公职。

    这些政治危机与丑闻已经让港人对政治严重不信任。2013年4月，香港审计署揭发前任廉政公署专员汤显明在任期内以绕过申领酬酢开支规管指引，宴请内地检察机关官员代表，震撼香港社会。原本港人自豪于香港的法治，尤其是廉政公署的廉洁与反贪，但当廉政公署都在法治与廉洁问题上有了污点，可以说这严重打击了港人对香港政治制度的信任。

    2013年10月，香港政府公布免费电视发牌，筹备最积极的香港电视落选，政府只说“一篮子原因”，到此时，民间对政府以及香港的政治制度已经非常不信任。依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在11月所做的调查，特首梁振英的民意支持度是40.6%，是其上任以来的最低点。市民对特区政府的整体满意程度方面为21%满意，52%不满。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在12月公布的数字显示，港人对香港前途和一国两制的信心净值（即信任率减不信任率），均下跌至正7点水平，港人对香港前途的信心净值更是2003年6月SARS后新低。

    其次，所谓的“大陆香港矛盾”也愈演愈烈。这一年，香港人普遍感受到在生活上与资源上受到大陆的影响：从年初的抢购奶粉，到下半年的跨境学童问题让香港父母担心小孩无法进入幼稚园；从对自由行大陆客的负面感受到对大陆来的新移民的负面印象。12月初，最高法院判决申请综合社会保障援助须居港七年的规定系违反《基本法》，更触动了香港人的神经，再次燃起谁是香港人的辩论。

    矛盾不仅导致港人与大陆人间的对立，也导致香港的“本土”或者泛民阵营之间出现分裂：亦即“激进”本土派崛起，不但严厉批评来港大陆人，也激烈攻击相对温和的本土派或民主派，网络上不乏各种人身攻击与粗俗语言。

    第三，2013年4月国际货运码头工人罢工，占领中环长江中心，是香港近年少见的阶级抗争行动。9月底，香港政府公布官方贫穷线，以住户平均月收入中位数的一半画线，一人户以月入3600港币为贫穷界线。在政府政策介入前，2012年香港的贫穷住户为54.1万户，涉及131.2万人，贫穷率19.6%。

    香港一直是已开发经济体中贫富不均最严重的地区，而近年楼价飙涨，地产霸权成为人人上口的修辞，有钱没钱、有房没房、山上山下成为香港深深的分裂线。

    总的来说，这诸种分裂让香港的社会信任度低落，民间对政府信任度低落，而不同立场者之前的敌我意识越来越浓厚，不论是香港人看大陆人，民间与政府，乃至民间内部，甚至暴力相向──例如所谓“爱港力量”等支持政府团体经常以肢体冲撞或激烈语言在民主派举办的论坛或活动中制造冲突。

    2003年以来，香港正逐渐建构一个“政治共同体”──一个试图决定自我命运的政治主体，而这个建构过程无可避免涉及：谁是这个共同体的成员？共同体的规范准则为何？这个共同体和他者──在现实脉络下，他者即北京决策者，也是大陆那个政治社群──的关系为何？共同体成员享有的权利为何？

    这个建构过程需要的是公共理性的对话以及细腻的讨论，但在香港，这个建构过程却是日益激烈的分裂。担忧分裂，并不代表要寻求盲目的“和谐”。因为民主，或者作为民主前提的政治共同体，并不需要成员之间的“一致”，但却需要成员享有基本与共识、需要成员对彼此基本信任，但这些在香港却在逐渐瓦解。

    要减低这些分裂不是伪装这些歧异不存在，而是掌握权力和资源者──不论是政治还是经济──不能是垄断者，而必须在制度上让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有被分享的机会和可能。尤其对政治掌权者，因为掌握的是公共资源且必须对民众负责，更应该让决策更透明、更负责、更让民众可以参与，如此才能维持体制的正当性、建立民众对体制的信任。

    说得更明白点，这不仅指特区政府对香港社会之间的关系，也是中央政府之于香港社会。如今的大陆香港矛盾表现在香港人对某些内地民众的不满，但背后更深层的因素其实是对香港的前景、对于香港认同的不确定性与焦虑感。当北京对香港的决策影响力日深，但是缺乏透明性、问责性和公民参与，那么这些决策必然很难享有正当性，只能更强化香港社会对内地、对基本制度的不信任，认为决策者和他们所追求的“香港梦”是断裂的。而这个问题的核心当然就是未来决定香港这个政治共同体命运的政改或普选规则。

    当香港民众相信他们有能力影响政府、要求政府更负责，当企业界相信政治经济的制定规则更透明、更具有可预测性，当经济上的弱势群体相信他们有机会透过制度改变政治经济资源的分配规则，当香港人相信他们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可以决定他们的集体公共事务、选择他们认为可以好好治理香港的领导人，那么，这些“裂”就可以被更好地放在公共领域中被面对、讨论，并且解决。

    自由的价值不进则退

    文/柴子文

    早上出门，照例坐小巴去中环地铁站，平常大家都缄默不语，也习惯了带个耳机听听音乐。这次，邻座和前座，是几个牙牙学语的小朋友，叽叽喳喳，我摘下耳机，想听听他们一大早聊些什么。

    三个小朋友，年纪略有不同，大概三岁上下，都是黄头发西方人模样。他们出奇一致地好奇，对着车窗外指指点点，想知道这个世界上各种存在的命名。这样的时刻，如此美妙而神奇。而在这样的时刻，他们身旁的人，如何回答他们，简直比最高法院的终审判决还要重要。

    带着三个小朋友的女人，都是黑发的亚洲人，但她们都跟怀抱里的小朋友说着流畅标准的英语。她们的耐心和温柔，让人以为这些孩子是她们跟老外生的混血儿，但当她们彼此间偶尔欢快地蹦出一句非英非中的菲律宾语时，我才明白过来，其实她们是帮老外在香港带孩子的菲佣。

    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年轻漂亮，跟小朋友逗笑玩乐间，认真地介绍着：窗户、雨、下雨、马路、骑车。每一个英语单词，都重复多次直到小朋友正确复述为止。前座的那位年纪稍大的小朋友，菲佣妈妈给他拼读每个单词的字母。这样一个活生生的小巴上的课堂，让人屏息细听，仿佛静待种子发芽，天地创世。

    可是这些女人，在香港住得再久，也无法拿到香港护照，她们也像内地的民工一样，有苦难言。这一切，都缘于一份输出劳工的合约、缘于一个经济失败国家的贫弱。直到2012年，香港终审法院的一个判例，似乎终于给了她们定居的曙光，但却激起了香港社会主流舆论的反弹，似乎是在报复2010年香港旅行团在菲律宾遭枪击事件中开枪的菲律宾人。支持的政党团体，还因此在区议会的选举中大败。最终，终审法院拒绝了这些为香港付出青春和辛劳的外佣，他们无一例外，无论在这边工作多久，都失去成为永久居民的选择权利。

    一位在港工作四五年的内地朋友抱怨说，此前很认同香港价值、也从未感受到歧视的她，随着两地“蝗虫”与“狗”的对骂不断升级，她对港人的非理性感到十分失望。我十分理解她。但我自己曾在试图跟内地朋友解释两地矛盾的根源时，遭遇过滑铁卢。身份分分钟变成了标签，道理理所当然地变成了偏帮，如此轻而易举，瞬间转化。

    如果有一张无知之幕，隐去了我们所有人原有的身份，就事论事地判断是非，那么，尽管这一切并非没有原因，而且背后的政治经济情况都十分复杂，但是，我还是更担忧香港，尤其是香港引以为傲的自由。

    香港作为一个多族裔混居的移民社会，却处在身份认同的困境之中，在经济周期波动中，对社会资源匮乏的担忧，更是日益严重。自由社会的共同体实验，正面临排外自闭情绪的干扰。没有什么比排外对自由价值更具杀伤力了。一个自闭的城市，就如一个自闭的人，无法享受自由的滋味，更别说捍卫自由的价值。

    很多人担忧自由正在从香港消亡。内地香港两地矛盾的身份标签化，菲佣永居权成为多数人偏见的牺牲品，这些并非没有可能成为转折点。由于各种社会问题、政治议题的激烈对冲，旺角街头随时激起几千人的对峙，一些原本在自由范围以内的共存现象，处在随时失衡的危险状态。

    自由的价值不进则退，这是自由的代价。只有理性和宽容，才是自由的救赎，这个教训应该记取。当香港不再是自由的堡垒，它的堕落也只是时间问题。

    香港人怎么了

    文/闾丘露薇

    从香港大学毕业、留在香港工作的一名内地女生，在港遭遇车祸死亡。看到这样的新闻，会为生命的消逝叹息一声，不过不会特别关注，毕竟车祸新闻太多，如果死者和自己没有关联，或者当事人没有特别之处，就不会有特别的感触。却没想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在香港网络上引起了不少争议，然后变成了新闻，一些香港人的言论充满了仇视和幸灾乐祸，只因为她是一个来到香港学习和工作的内地人。

    不想在这里重复那些语言，因为只感到人性的丑恶。只想说，一个人如果因为自己的理念而忽略无辜者的生命，甚至为无辜者的死亡而鼓掌叫好，在我看来，这实在和恐怖分子没有本质的区别。

    当然，网络上个别人的言论，经过媒体报道，自然有放大效应。而且网络上鱼龙混杂，不排除有些人故意用极端言语散播仇恨、挑拨离间。从个人的角度，我会选择忽视，但从媒体人的身份出发，我会思考：报道这些极端的、渗透着人性丑陋一面的言辞，到底为了什么？是为了吸引眼球？加深对立？还是让社会借此进行讨论？

    这两年，类似的言论在网络上多了很多。香港的游行队伍中，拿着港英旗帜的人，也从一开始的几十人增加到了几百人。针对内地人的仇视性语言，从一开始小圈子中的抱怨和发泄，变成了媒体上理直气壮的公开语言，有些媒体甚至直接使用“强国人”这个代名词。来自台湾的同事抱怨，就连她平时去参加的教会的牧师都开始在布道会上使用“强国人”，这让她觉得很不舒服，因为在她看来，牧师应该对自己有道德要求，是温和持平包容的人，至少不应该在公开场合使用歧视性语言。当然，在这名牧师看来，也许这算不上歧视，而是为了表现自己的幽默感。

    这和整个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从自由行，到内地孕妇争床位、水货客抢奶粉，还有争夺幼儿园学位，对立的情绪，自然是一天天积累起来的。资源有限，政府处理不及时，造成矛盾，其实即便没有内地人来香港，同样会造成矛盾。因为有这种矛盾，对于内地人在香港的举止特别关注，很多不守规矩、不文明的行为，立即被拿来证明“自由行”之类不堪的证据。

    只是，如果不守规矩，比如插队、抢座位，周围的人可以齐齐指责，迫使不守规矩的人明白规矩的重要性，而这也是让规矩有效的唯一办法。在日本，地铁上打电话，或者闯红灯，很多时候会被身边的日本人阻止，稍微有点羞耻心的人，都会收敛行为；不懂的人，也就有了学习的机会。至于有内地游客让孩子在商场或者其他公共场合随地大小便，不听劝告，那就报警，要让他们明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是放到网络上，让大家发泄一下。其实当事人根本听不到，也就不知道自己错在了哪里。

    而有些不满和怨气，难道不是因为香港人自己？

    朋友不久前来香港，很生气地讲述了一件他看到的事情：一对讲普通话的老夫妻，在机场坐出租车，结果司机摆手拒绝帮他们搬行李。这让我想起之前香港媒体做的一个暗访，一些出租车在广东道拒绝载本地客，因为他们的目标客户是内地客。很多香港人抱怨，说内地人又来抢了出租车资源。可是这些司机，本身不就是香港人吗？一面想尽办法赚对方的钱，一面又在背后轻蔑地谈论对方。这样的精神分裂，其实也很猥琐。

    我一直在想，虽然近墨者黑，为何做不到近朱者赤？

    当发现生活的秩序被扰乱，尤其是便利的生活被破坏的时候，把责任推卸在外来人身上，自然是最有效的办法，其实这也是执政者乐意见到的，因为在民众之间的相互指责中，自己的责任就变小了。香港的很多问题，并不是没有解决的方法，关键是政府是否能够主动行动，而且是否能够避免采取保护主义的措施，因为后者，治标不治本，换得民众短期的掌声，但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甚至放弃了机会。其实“奶粉令”（禁止携带两罐以上奶粉出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优先保护纳税人的利益，是否意味着排外？前者是政府的责任，只有做好前者，才能做到真正的不排外。并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

    香港走入死胡同——浅谈港人的焦虑

    文/杨恒均

    1995年，《财富》一篇断言“香港已死”的文章引起内地香港两地的恐慌。当时我正在香港工作，作为内地外派香港中资公司的工作人员，没有什么比这篇文章更让人不安的。不过，回归后的香港，虽经历了金融风暴、非典、财政赤字、特首信任等种种危机，但2007年回归十周年时，连《财富》杂志都不得不承认：“我们错了。”《时代》杂志说：“现在的香港，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具活力。”

    那位写“香港已死”的作者已经死了，香港还活着。但港人应该感谢他，他那篇耸人听闻的文章无异于给北京敲响了警钟。香港虽不大，但对内地的意义却不小，尤其关联到台湾，香港就更不能死。好在这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模式”的优势之一，只要北京执政者有这个意志与意愿，总能维持住香港不死，或者不死不活，哪怕用输液的方式维系它的“活力”。

    但过去的五六年，我自己感觉，香港虽然没有死，却在诸多领域一步一步地走进了死胡同，陷入了难解的死结之中。这也是多位香港朋友给我的印象。政治上，两种极端势力坐大，从暗中博弈到公开较量：破坏“两制”而要用一国提前改变香港体制的一方掌握越来越多的资源，不顾“一国”而要同北京划清界限、另搞一套的也越来越嚣张。2017年“双普选”将近，香港人在兴奋中期待一人一张的选票，却又忐忑不安，担心那选票终将同内地同胞手中的选票一样，只能投给北京早就挑选好的几位候选人。“港独”“占领中环”同“爱党爱国”在“东方之珠”进行混声大合唱，听得港人胆战心惊、无所适从。

    比政治问题更复杂也更麻烦的可能还是经济问题。要维系一个生活水平比绝大部分地区高好几倍的城市特区，谈何容易？尤其是内地进一步对外开放，经济自由度逐日提升，国际依赖程度也大大提高，香港在对外的经济、贸易、文化、旅游进出口方面的地位大大下降。在政治体制十几年不变的情况下，香港的优势还剩下什么？

    除了政治死结与经济困局，香港社会渐露的烦躁与港人日益增加的焦虑，也让我不安。本人先后两次居住香港，过去20年来超过300次往来于内地香港之间，对香港充满感情。以前在内地做公务员时，涉及香港的主要工作是维护香港繁荣与稳定；后来成为自由写作者，几乎所有涉及香港的文章都是唱响香港。然而，近几年的一些感受却让我有些不安，不吐不快。

    香港越来越烦躁。我住在湾仔、铜锣湾一带已经两年多了，前几天早上我突然意识到，我每天早晨几乎都是被不停鸣叫的汽车喇叭声吵醒，而20年前我住在同样繁华的尖沙咀一带，却很少听到汽车喇叭声。香港原本是一个优雅的城市，沉静中透出一种挡不住的活力，可是现在呢？活力依旧，但总让我想起了内地繁华的旅游景点的公共厕所，繁忙依旧，却总透出说不出的味道。

    就拿街道情景来说，车祸不仅明显多了起来，我竟然两次看到司机因为车祸而吵架。这种因车祸吵架，不停按喇叭的情景以前只在内地才有。现在香港繁华地带的喧嚣已经不亚于北京甚至广州的中心区域，喇叭声声。香港失去了昔日的优雅与沉静，开始烦躁不安起来。

    香港人越来越焦虑。香港的经济也许只是相对于内地而有些微的衰落，但却几乎摧毁了150年殖民历史留给港人的那点“自信”；香港以官商勾结的地产商为龙头的经济结构逐步扩大了贫富差距的鸿沟，没有选票的香港普通打工者并无参政途径；加上蜂拥而入的内地富豪和高声喧哗、旁若无人的自由行游客，加剧了原本被政治前途不清、经济前途不明弄得彷徨的港人的焦虑。

    事实上，这种烦躁与焦虑已经触及到我。在香港这么多年，我一直被香港人的友好与礼貌感动与鼓励，认为这是中国最接近现代文明世界的地方。然而近几年，我明显感觉到港人逐渐失去了这个唯一可以把他们从形体与内心同内地人分开的品质。几个星期前，同来自欧洲与美国的朋友聚会，香港服务员看到我们说普通话，明显不耐烦。在招待的过程中，竟两次说出“你们内地人……”这种满带不屑的话。几位朋友正好都是早年出国的，听到这位港人无厘头地歧视内地人，实在气不过，纷纷掏出了美国、欧洲国家的护照，最后告诉他：在美国、欧洲和香港以前的“宗主国”英国，这件事也是你理亏。这和内地人无关。

    我能理解，在逐渐失去经济优势的时候，北京放开自由行，让内地人来香港消费以输血香港的做法，但这种做法也带来了反效果。

    这些年，中国人四面出击，把孔子学院开办到世界各地，试图传播中国文化与价值观，改变一下世界，可收效甚微。其实，孔子学院早就沦为外国人免费学习中文的地方，而第一代华人如果说还可以在海外为北京唱几句赞歌，他们的后代几乎“全军覆没”，都在不知不觉中毫无条件地接受了普世价值。

    可香港这个弹丸之地就不同了，几千万人次的自由行游客，来到这个“流着奶和蜜”的地方，散发着人民币，也散布着内地人特有的价值观。他们用自己的人民币为香港经济输血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香港人。

    以前，当我看到路边下班的香港人安静有序地排队等车，我以为这应该是内地的未来，现在路边等车的队列常常被横冲直撞的内地购物部队冲散；以前世界各地来香港旅游购物的五颜六色的族群是香港的一道景色，现在香港人自己都快要成为被内地游客包围下的一道残败的风景。

    在内地人的冲击下，香港人开始对内地人失去耐心，也因此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像那些把那点家产与自大挂在脸上、举止粗鲁、我行我素的内地人。香港人也许还能一眼就认出街上拎着大包小包的内地游客，我却越来越难以区分哪个是香港本地人、哪个是内地人。

    虽然2017年双普选还没有敲定，但香港目前的政治与经济制度依然没变，立法会还有议员站出来否定特区政府的决定，报摊上依然有那么多批评北京与特区政府的杂志与报纸，香港的经济自由度仍然是全球第一，等等。

    香港显然还不会死，但能否走出政治的死胡同，解开经济与社会的死结？香港的躁动与港人的焦虑，会把香港引向何方？并不得而知。

    香港：是沙漠还是绿洲

    文/贾葭

    这两天在香港参加一个文化活动，来的时候不小心在机场看了《三联生活周刊》中王小峰的一篇文章：《撒上人文佐料的心灵鸡汤》，这篇讲beyond的长文让我很愕然。其实在香港，许多人对于北京文化人（或者没文化人）的这种“中心－边缘”视角，是很不以为然的。后来，我在腾讯《大家》专栏上又看到张晓舟反驳此文的文章：《香港作为文化杂种的情怀》，倒是蛮有道理的。

    虽然这两人讨论的是音乐问题，但结论都指向香港的文化。王文认为“香港没有像上海那样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特色的文化氛围”，进而论证说，如果有，也“只有通俗文化”。这当然是很难站住脚的说法。一些媒体人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帖，认为这是三联面对的一次危机。我无意加入这样的一次笔战，这两位当事人都是我早年尊敬的媒体前辈。我只想就简单的感觉层面谈谈“香港是否文化沙漠”这个话题。

    上世纪40年代，钱钟书就说过一句俏皮话，大意是：说北京以外的南京或者上海有文化，就好比说除了大脑以外的手足或者腰肢也能思考一样。我觉得，十年后，他就发现自己错了。作家岳南的《南渡北归》一书现如今已经有了简体版，感兴趣的看官们可以去看看，当年的文人南渡盛况如何。在中国大陆的红色岁月里，其实正是香港和台湾最大程度上保留了中国文化的残章。

    香港的确是个弹丸之地，面积与北京海淀区相仿，只有700万人口，但是在文化上对整个中国的影响，我想是超越了任何一个中国内陆省份的。我先讲个小故事吧。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我的一个北大朋友做校庆志愿者，定向接待一位香港校友，那个老师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但我这位朋友当时目空一切，以为北大是整个大中华区最好的大学，就问中大在中国国内排到第几。这位老师说，按照当年日本的一个排行榜，中大全亚洲第七，北大第三十七。我的这位朋友当时就被震惊了。

    这个故事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后来，我在大学毕业的前夕死活要报考香港中大的研究生，就是受到这个故事的影响。1998年的时候，我对香港的了解也不过就是流行音乐、影视明星这些，我浅薄到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要叫她“东方明珠”。我记得我还在中学时，对什么“四大天王”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邓小平理论，我曾连续旷课去烟雾缭绕的录像厅看香港的警匪片。不怕大家笑话，我还穿过有叶倩文头像的“潇洒走一回”的文化衫。

    仔细想想，香港的人口与南京、西安相仿，为什么香港能够产生这么多璀璨夺目的文化产品？为什么南京、西安不可以？退一步说，上海这30年来对于中国在文化上的影响恐怕也不如香港。我记得我刚到香港的时候，梁文道自嘲说：“你们北京来的人，不要嘲笑我们这个文化沙漠。”我当时惊道：“谁说的？香港如果是沙漠，我就不知道中国的文化绿洲是哪里了。”

    我是个媒体从业者，从传媒观察的角度，我一向认为大陆媒体的新闻报道水平要超过香港和台湾，新闻评论的水平则不如。这即是说，大陆媒体从业者在逻辑思考能力及批判能力方面是不够的。至于报道，那也是有特殊原因的，普利策奖获得者方凤美曾说中国大陆是世界的新闻富矿，她实在舍不得离开。我以为，出现这种报道和评论水平不一致的情形，则是因为文化氛围的原因。不管如何，在香港这个地方，更容易让写作者独立地、不受干扰地自由思考。单就这一点，恐怕文化沙漠的说法就不成立。

    此外，北京的一些观察者，在观察香港乃至其他地域文化时，很容易从“主流－支流”“中心－边缘”“主体－分支”这样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我不得不说，这与“中央－地方”的思维模式相同，一定会事先设立一个大前提：主流、中心、主体在北京。假如讨论上海或者广州，这样的模式当然没什么错，但面对香港时就会遇到问题：这种五方杂处的文化形态是囊括了中华文化为其一部分，而不是反之。

    由于过去170年的分离，香港的文化形成的是独立的体系。我常常说，从文化的角度而言，香港到北京的距离远远大于台北到北京的距离。易言之，北京和台北更容易沟通。香港倒不是隔阂，而是她的独特性实在难以用分支来概括。也正因此，政治家们才会用“两制”这种顶层设计来规定这种内部关系。那种高高在上的口气，乃至用北京观众看beyond的离场来证明这种文化形态不足以是文化的说法，实在是没有摸到香港的门槛。

    胡锡进主编有很多说法，但他的一句话我还是很认同：中国是复杂的。理解这个复杂中国的办法，却不是胡老师那种一根筋唯我独尊快刀斩乱麻的办法，而是要有复杂、多样的切入角度——比如是否接受与理解香港的这种独特性，是否能够不带意识形态的影响去客观看待。总之，路更长，夜也更长，我们都需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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