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作为一个文化杂种的情怀——与王小峰商榷

    文/张晓舟

    曾经看过王小峰一篇有趣的博客，谈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乐迷趣味的变迁。在那篇文章中，Beyond被写成“逼养的”，虽然这种字眼令人瞠目，但那篇博客还是写得远远比《三联生活周刊》上的《撒上人文佐料的心灵鸡汤》好，至少他的心态足够放松，不像这篇三联宏文那样，非得冲一个相隔十万八千里的评论对象一边举起望远镜一边鼓起肱二头肌。把Beyond写成“逼养的”，也说明王小峰绝不是不明白什么是方言的活力——即便完全不懂得粤语，他也应该知道每一种方言相比普通话和书面汉语，自有其独特的活力，否则他为什么不把Beyond写成“别安”或者“超越”而非要说是“逼养的”？

    《撒上人文佐料的心灵鸡汤》有点像是撒上人文佐料又兑了水的疙瘩汤，通篇充斥着结论与结论的循环论证。结论不是靠论据，而是靠另外的结论去论证，于是形形色色的小疙瘩堆成了一座金字塔，Beyond被压在塔下，而作者在摇摇晃晃的塔尖上。不只是俯视一支乐队，而且还俯视整个华语流行音乐乃至大中华文化圈。王小峰围绕这句话展开他的分析和批判——“Beyond没有想到，最终他们被神化的恰恰是最初被拒绝的内地。”不过，这显然是个病句。

    我并不想具体纠缠于音乐美学和音乐口味问题，事实上我对Beyond的喜爱程度也不及对达明一派和大懒堂，甚至林子祥的《敢爱敢做》和《真的汉子》对少时的我来说似乎都比Beyond来得摇滚，你尽可以不喜欢或者贬低这支乐队，而王小峰对Beyond内地歌迷所做的分析也不是完全没有一点道理。但假如只是把这篇长文当作一篇“黑”Beyond的乐评，那实在贬低了王小峰，正如有网友盛赞的，这是一篇“比别人高出好几个段位”的“文化研究”，那么我更感兴趣的恰恰是他的“文化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为什么会画这么大一个圈——大中华文化圈——去评论一支香港乐队？那就像是拎着一个960万平方公里的铁笼子去捕捉一只野兽，他根本不去靠近它，只需远远地在空中宣布：我捉到它了，那不是什么南方的狼，宠物哈士奇而已。王小峰这样一位资深乐评人，这样一位大陆网络亚文化先驱和新晋导演，对香港文化尚且如此充满偏见，可见香港和大陆之间文化隔阂之深。为什么王小峰式的对于香港的文化优越感，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从香港回归前十多年，到回归后十多年，不单阴魂不散，竟然还愈演愈烈？为什么在20世纪80年代当香港还只是存在于录像带和磁带之中的想象对象时，大陆文人就喜欢说香港是文化沙漠，而在自由行汹涌澎湃的今时今日，中国最著名的杂志之一依然认为“香港没有形成属于自己特色的文化氛围”？

    香港与大陆的隔阂不仅仅是“一国两制”，不仅仅是政治经济的不同造成的；文化观念的隔阂更为致命。陈冠中十年前有一名文《香港作为方法》，而如今王小峰通过聚焦Beyond恣意评判香港与大陆的文化命运和路径，无形中形成了一篇完全与陈文观点对立的《大中华作为方法》——王文一方面说明“香港作为方法”要撬动大中华文化对其根深蒂固的偏见极为不易，但另一方面，王文的逻辑混乱和自相矛盾又反证了“香港作为方法”，也已经给大中华文化制造了内分泌失调和功能紊乱。

    把问题仅仅归结为北京与香港之间的地域文化之争乃至地域歧视，反而容易加剧这种无谓的地域歧视。肯定会有人说王小峰是北京的，张晓舟以前是广州的，因而将之又归结为所谓南北之争、“北佬”（捞仔）和“南蛮”之争。但王小峰不是北京人，而张晓舟也不是粤语地区的，我是潮州人，尽管接受粤语文化有地理上的便利，但在20世纪80年代，港产片和粤语流行歌盗版带的流通是全国性的，霍元甲和陈真也是举国争睹的，不信你去问问山西小县城的贾樟柯，他对粤语歌的熟悉程度并不亚于我。在全球化的今日，一个人的籍贯、出生地、居住地，都没那么重要了，即便王小峰移民北极而我移民南极，也并不妨碍我们的争论。王小峰的问题并不是（或不仅仅是）一个北京文化人对香港的偏见，而是反映了“大中华文化”对香港文化的一种源远流长的霸权意识。

    他这段话堪称对香港文化的大中华式经典认知：

    “作为一个曾经的殖民地，从一个渔村演变成一座大都市，香港没有像上海那样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特色的文化氛围，如果说香港文化就是传统中国人生活中的市井文化，即使后来经济发展，商业发达后形成的各类商业文化现象变得精致时髦，它本质上仍无法摆脱其市井特色，那就是它只有通俗文化。而另一方面，香港作为殖民地，它始终生存在一个没有归属感的状态下，在文化上没有归属感的体现是，一方面它可以不用选择去接受外来事物，在流行音乐方面，他们最初就是唱英文歌；另一方面，这种没有归属感带来的不安又让他们试图去寻找一种精神家园，所以香港的武侠文化为什么如此发达，实际上就是在殖民文化中寻找一种爱国自尊的心理平衡。”

    这段论述提出了两个核心问题：一，通俗文化是否就缺乏“文化”的资格？市井特色是否就不算特色？二，殖民地文化是否因为“没有归属感”就缺乏文化的独立身份？

    第一个问题源于一种熟悉的高雅文化对通俗文化的优越感。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位大陆学术刊物主编有一次对我说：香港在“形而上”方面是很差的。言下之意，香港只有“形而下”的通俗文化。暂且不论“香港在形而上方面很差”这个武断的判断，香港文化的特色确实是通俗文化发达，更重要的是，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区隔，在香港远远不像在大陆那么明显，想想从黄霑到金庸的例子就知道了。

    第二个问题则是国族主义对于殖民地文化根深蒂固的歧视。说难听点，殖民地文化是不纯的，被帝国主义玷污过的，是祖国母亲受辱后被迫抛弃的混血杂种；说好听点，殖民地文化是缺失主体性的，要么崇洋，要么寻古，甚至是缺失现实存在感的。王小峰眼里的文化似乎冰清玉洁冷艳高贵生人勿近，成了一个固若金汤的强势的文化共同体，而香港成了化外之地——也没错，对于专制帝国来说，香港确实是化外之地。很多像王小峰这样的论者不仅忽略了一个法治民主社会对文化的推动作用，还忽视了多元文化混血的魔力——而香港文化的特色，恰恰就在于这种不中不西，在中西之间左冲右突左右逢源的活力，如陈冠中所说，香港是一个“杂种城市”。王小峰用大中华文化去定位香港文化，却忽视了香港文化的另一维度：世界主义。而香港文化就是在大中华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追寻和确认自己的身份。

    我注意到王文中隐隐透着对台湾流行音乐更多的了解和理解，“国语”显然更容易畅通无阻地达成大中华文化的内部认同，而粤语作为方言徒增障碍。此处王文犯了一个历史常识错误，他说香港流行音乐最初就是唱英文歌，但史实是香港流行音乐最初是从粤语和国语开始的。或许达明一派的例子更适合说明香港乐坛“音乐殖民地”的本色：1986年3月27日，达明一派在尖沙咀广东道的广东Disco发布首张EP《继续追寻》，当晚以英国“新浪漫”乐队Japan的Canton（《广东》）作为开场曲，接着达明一派翻唱了Japan的Cantonese Boy（《广东男孩》），《广东》和《广东男孩》均收录于Japan在1981年发行的专辑Tin Drum，有趣的是这张专辑的封面上有一个毛主席肖像，而达明一派也从这张《继续追寻》开始，在中西之间继续追寻香港流行音乐的独特路径。

    王小峰认为香港没有像上海那样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特色的文化氛围，这是他文章最有“属于自己特色”的一个观点。假如他指的上海文化是20世纪80年代的，那么我只想说一件事：在Beyond成立的同一年，也就是1983年，上海一个王姓女子因与十多名男子发生性关系而以流氓罪被判处死刑（也就是说搁在30年前，木子美被毙无疑）。再说一件事，1984年在Beyond开始创作《再见理想》等早期作品的时候，上海当红歌星张行因为三角恋，以流氓罪被判入狱三年。

    王小峰所指的上海文化当然不会是1949年到文革这一时期（傅雷夫妇上吊之类的事就不用再讲了吧），假如指的是三四十年代的海派文化，那么那也是中国电影和流行音乐的黄金时期。假如我们用“现代性”这个概念来打破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惯有区隔，将上海三四十年代乃至更早年代的大众文化视为中国现代性的发轫和勃兴，那么自然会发现后来的香港恰恰是延续和发展了这种在国内中断了的现代性。而上海租界的洋泾浜文化和香港的殖民地文化之间，无论是混血的语言，还是文化生产的内容和形式，都有一种密切的历史呼应关系。香港武侠片和早期上海武侠片之间的承传关系，也不只是光用爱国自尊可以解释的，它既是大众文化消费的崭新需求，又是中国人文观念和美学的传统积淀，光用爱国主义来看待武侠文化，恐怕是将武侠贬低为武打，是将胡金铨金庸当成霍元甲陈真了。

    大约20年前，广州举办过一次粤港流行音乐研讨会。如今的广东省长朱小丹当时是广州市委宣传部长，他一上来就自称自己《东方之珠》唱得不错，颇为高明地通过罗大佑这首脍炙人口的香江之歌，拉近了粤港两地音乐人的距离。会上朱哲琴与黄霑小小的交锋很有意思。黄霑发言为香港殖民地文化正名，强调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好的就应该拿过来，完全是“拿来主义”的态度，而生于广州的朱哲琴当时已经以《黄孩子》一举成名，她勇于质问老前辈：难道我们不应该更强调中国自己的特色吗？黄霑大嗓门抗辩：“小姐，小姐，请不要给我扣帽子，我很爱国的……”但是接下来他又扯到了三级片，“我还拍三级片呢！有什么不好？人在屋里不也是光着身子的吗？”

    朱小丹坐在黄霑旁边苦笑。双方都很较真，但20年前大陆文化与香港文化相识不久，彼此隔阂犹如鸡同鸭讲。黄霑这样一位既写爱国歌曲又拍三级片的香港文化教父后来撰写了关于香港流行音乐的博士论文，为香港流行音乐文化正本清源把脉问路。黄霑的博士论文写成发表已有十年了，他老人家也走了有九年了，没想到时至今日居然还有大陆文化人认为“作为一个曾经的殖民地，从一个渔村演变成一座大都市，香港没有像上海那样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特色的文化氛围”。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下海”和“上岸”这样可笑的比喻充分说明了知识分子面对商业社会来临时的忐忑心情，这种社会分化在90年代的所谓“人文精神”大论战之中达到高潮。坚守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用一种精英思维和独断论排斥商业文明和大众文化，在商业文明和大众文化面前他们是分裂的，一方面祭出源远流长的精神胜利法，但另一方面又将革命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发扬光大，过分夸大经济对文化的宰制，而那会儿“文化产业”“创意经济”之类的词还没流行。王小峰这篇文章令人怀旧，因为他的论调充满了20年前知识分子的气息，但即便是官方宣传，也不会像他现在这样将经济对文化的决定性作用，尤其是将大陆改革开放的功德，抬高到如此令人头昏脑涨的高度。

    王小峰文章中也提到，“整个香港流行文化（影视，音乐）在90年代达到商业繁荣的高峰，某种程度上，这是受惠于内地的改革开放，设立经济特区。在开放初期，香港几乎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大走廊，这进一步促进了香港的经济繁荣。香港的娱乐经济也在90年代开始了大跃进。Beyond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

    21世纪之后，不管是李照兴所说的“潮爆中国”，还是朱耀伟所说的“潮拜中国”，香港经济包括文化产业，都越来越依托大陆，而大中华主义之极致，便是恩主心态油然而生：水深火热的香港同胞，别怕，我们来救你们啦。或者就算不去香港自由行，只是在国内电影院买票看《大话西游》或《寒战》，似乎都是在拯救港产片，而去live house看My Little Airport也是在支持粤语独立流行乐。王小峰对香港娱乐业后来衰落的原因所做的分析大致没错：“上海的迅速崛起，成为新的商业金融城市，多少对香港产生一些影响。香港不再有开放初期内地出口通道这样的优势了。当金融风暴开始，香港经济受到了严重影响。作为经济繁荣象征的娱乐行业，也从此一蹶不振。香港艺人也纷纷到内地寻求机会。”但是你不能因为如今钱包鼓起来了，就下意识地篡改历史，重修记忆，居然把20世纪80年代整个香港流行文化繁荣的功劳也揽到自己身上！而我敢说一个投拍电影的黑社会大哥，都比整整一代大陆文艺青年对80年代香港娱乐经济的贡献要大。

    我当年全是在大巴和录像厅看的港产片，买香港流行歌磁带（包括Beyond）不是盗版就是引进版，1990年我去北京广播学院踢球，见到白岩松托人从香港买的达明一派和林子祥，一盒14元，而引进版是6元，正版买不起，想买也很难买到，别光看白老师长着一张很像汪峰也很大中华的国字脸，他可是粤语流行歌在内地最早的铁杆粉丝。请允许我引用王小峰自己在同一篇文章中的另一段话，来反驳他所谓80年代香港流行文化的商业繁荣受惠于内地改革开放的离奇观点：“香港歌手的专辑进口或引进的品种也少之又少，在音像店能见到的也不过是徐小凤或者谭咏麟，大量的引进版专辑主要还是以台湾流行音乐为主。在90年代之前，流行音乐也极少被媒体报道，内地人对流行音乐的接受一直处于民间自发状态。”

    我也不想把王小峰说成大中华主义代表，他本来一直以挖苦乃至瓦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而闻名，光是“带三个表”这个名字就够经典了，但在三联这篇文章中，他不幸落入他曾经反对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模式，在经济神话和国族神话的双重作用下，香港粤语流行文化随着岁月的流逝在他的视野中变得愈发模糊不清。他文章中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以及爱用全称判断下结论的风格，也是颇为大中华的。

    假如说“人文佐料”和“心灵鸡汤”的比喻还算机巧，那么用“人生”和“时代”这对概念作为评判流行音乐的范畴就稍嫌含混，王小峰认为“Beyond的音乐呈现恰恰是把人生而不是时代抓住了”，然而一支抓不住时代的乐队至今却已经流行了30年，这似乎有点说不通，或许换一个词会好一点：“时代精神”，也就是说Beyond缺乏像罗大佑和崔健那样能够见证时代风云推动社会进程的东西，或者说缺乏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含金量，这么说也说得过去，不过例外总是有的，比如献给曼德拉的《光辉岁月》正是典型的八九十年代人道主义时代曲；《长城》和《农民》则体现了中英谈判之后和回归之前，港人对于大中华的粗浅想象，这当然也颇具时代意义。

    最值得注意的是《真的爱你》的国语版，从母爱金曲一跃变成励志歌曲《你知道我的迷惘》，然而何止励志那么简单，不妨再参照一下达明一派大碟《神经》中的《天问》和《十个救火的少年》，同样是写于1989年出版于1990年，假如你还不能从“一个人在孤独的时候，走到人群拥挤的街头，是在抗议过分自由……还是默默地溜走”这样的歌唱中听出一点时代精神，那真应该罚写歌词的刘卓辉唱十遍《血染的风采》唱到吐血。王小峰还提出了另一对对立概念来评判流行音乐：“受欢迎程度”和“深刻性”。他说：“流行音乐作为一种大众文化消费品，它受欢迎程度和作品本身的深刻性是成反比的，这一点在披头士和迈克尔·杰克逊身上同样得到验证。”

    受欢迎程度和作品本身的深刻性成反比，你可以举出凤凰传奇为例证明这个宇宙真理完全正确，但也可以举出崔健为例来推翻它，先不论这条似是而非的定律究竟有多少合理性，一把认定披头士和迈克尔·杰克逊“不深刻”，这本身就是对大众文化的一种貌似伟光正的偏见。20年前人民大学门口的打口贩子就语重心长地教育我：披头士就是一小虎队；而美国专家薛涌老师也曾经满腔悲壮地教育我们，说他女儿只听贝多芬不听迈克尔·杰克逊，因此他告诫我们：美国划时代的医改案被杰克逊之死给淹没了，失业率会在这场热闹之后继续上升，而中国教育、住房、医疗、就业等各个领域的问题也层出不穷……总之他的意思是国难当头，流行音乐之王最好死得安静死得识趣点。

    Beyond确实是一支无论是音乐还是思想都不能高估的乐队，尤其在黄家驹去世后更是渐渐沦为一支青春怀旧乐队，但是假如《抗战二十年》这首黄伟文重新填词的黄家驹旧曲，它的弦外之音能被听出来，那可就远不止是怀旧了，而是呼应了《你知道我的迷惘》的时代精神，只不过将迷惘变为激昂。你尽可以批评其局限进而批评其歌迷群体，但是最好不要轻易把所谓“70后歌迷群体”当作铁板一块，甚至不要把某一个歌迷当作铁板一块，因为人生也好，时代也好，都在前进都在流逝也都在改变，对很多歌迷来说Beyond只是一个必经的驿站或台阶，阁下实在没必要太操心他们的觉悟。比如左小祖咒在他还叫吴红巾的时候就是Beyond的歌迷，他曾经回忆自己20岁当兵回来，有一天听到《你知道我的迷惘》而被震撼。随后不久，他就成功转型为一个打口贩子和摇滚青年。这让人联想到Bono曾经说在ABBA面前他不敢谈论音乐。我们是否该为Bono或者左小祖咒的音乐审美品位着急呢？可要知道在被Beyond打动之前，吴红巾成天唱的是《团结就是力量》之类。

    在《三联生活周刊》这个题为《黄家驹情怀》的封面专题的前言中，王小峰还做出了总结性批判：“一支普普通通的流行摇滚乐队，唱出了一点理想，唱出了一点人性温情，唱出了一点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就成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无法割舍的心结，一方面说明音乐在丧失灵魂，另一方面说明年轻人的心理诉求在不断降低。Beyond对任何一个主题做出的浅尝辄止式的表达，都成了慰藉年轻人的心灵鸡汤。”

    王小峰对Beyond的判断不是没有道理，但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从“一支普普通通的流行摇滚乐队”的走红，就能得出“一方面说明音乐在丧失灵魂，另一方面说明年轻人的心理诉求在不断降低”这样宏伟盖世的结论。用一支乐队去代表“一个从小渔村变为大都市”的殖民地的文化，又用这支乐队去印证音乐丧失灵魂，以及年轻人心理诉求下降，这种从个案上升到全称判断的大而无当的研究方法，堪称大中华情怀，黄家驹只是一个可怜的标签，用来衬托大中华名牌。

    “音乐在丧失灵魂”这种惊堂木，和“摇滚不死”之类口号一样空洞，甚至更为无聊。王小峰指出Beyond的流行“反过来可以证明，大众对流行音乐的欣赏要求相对比较低下”，这样的话放之四海皆准，但难道凤凰传奇不是更能“证明大众对流行音乐的欣赏要求相对比较低下”？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大众，也有形形色色的不一样的年轻人，那么王小峰所认识的大众到底是那一部分的？他眼里的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又到底是who？王三表老师要“代”的“表”是否太多了？

    有位起了个日本名字叫“大野重美”的新浪微博网友深受王小峰檄文鼓舞，从大中华出发一举征服了亚细亚，他拍案怒斥道：“说到摇滚，今天两岸三地，包括日本台湾东南亚都是比较水的。大陆的靠装文艺逼，台湾的基本上是男孩组合，香港根子上就没有摇滚精神，日本都是一帮妖怪，韩国目前尚无反应。亚洲摇滚，一塌糊涂。不是什么丑事，今天的西洋摇滚也很萎靡，没啥亮点。”俨然端出一副“亚细亚孤儿”的操性，纵身跳入井底指点江山。这种“摇滚精神已死”之类论调貌似血性，实则奴性——一种闭目塞听的狭隘的奴性。

    看不上Beyond？但你还可以选择达明一派，他们在大陆远不像Beyond那么受欢迎，也缺乏像《你知道我的迷惘》这样的国语版成功金曲；你还可以选择大懒堂，他们的粤语粗口说唱可压根就没考虑过大陆受众。你可以嫌Beyond过于在乎市场了，所以会想到逃离香港进军日本，但同一时期还有林强的例子，作为闽南语流行天王，他不惜用一张充满火药味的《娱乐世界》来跟台湾娱乐世界决裂，自杀性地终结自己的天王生涯。真正的批判，不是轻易抓住某个孤例借以批判整个共同体，而是不断发掘例外，不断发掘异数，不断刷新，不断引爆这个共同体。然而，当王小峰认定“进入21世纪，华语流行音乐基本都后继无人了”，当他甚至认定“21世纪，内地没出现什么新歌手”，当他念念不忘周杰伦，那么他对于Beyond的批判，恐怕也只是九十九步笑一百步，考虑到王小峰还很推崇汪峰，一不留神也可能是一百步笑九十九步。表面上是在批判流行音乐丧失灵魂，实则遵循了流行音乐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明星逻辑——而“华语流行音乐”的这一主流意识形态和明星逻辑，相当程度其实正是他不大看得上的香港商业文明和通俗文化体制所建立的。

    我已经分析了王小峰的文章是如何不知不觉地用一种凌空蹈虚的“大中华情怀”去解读“黄家驹情怀”，从而充分暴露了大中华文化与香港文化之间的鸿沟和隔阂。王小峰指出：“如果说开放之初人们对香港的向往是对商业发达的半殖民地文化的向往，这种向往即使在今天内地现代化到与香港同步甚至某些方面超过香港之后，它依然成为几代人心中的情结。”问题在于，到底什么才是“文化”？什么才是“现代化”？大中华和香港双方的理解并不一样，大中华视角里的所谓文化可能是“文化苦旅”式的“文化”，相比之下粤语的“半殖民地文化”似乎构不成一种“有特色的文化氛围”；大中华视角里的现代化则是“四个现代化”，但不包括法治民主这一据说属于资本主义的“普世价值”，因此王小峰才会把现代化含混地割裂，进而认定“内地现代化到与香港同步甚至某些方面超过香港”，然而，请问到底“某些方面”指的是哪些方面？出于对文化和现代化涵义完全不同的理解，香港势必应当继续审慎地保持“化”外之地的身份。

    这实在典型地凸显了眼下大陆与香港之间的价值观对峙，尤其是对香港来说，在大中华汹涌包围之下，如何确认并张扬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核心价值，显得尤为迫切。然而也不应该矫枉过正地用大香港主义去对抗大中华主义，从而易于落入地域歧视的恶性循环。

    陈冠中最近在一个访谈中提出最纯正的中文不在内地而在香港，尽管这一观点有一定启发性，但是容易被误读和夸大，而与他关于香港是“杂种城市”，是“杂种全球主义”的固有观点相矛盾。在确认自我身份认同的同时，也应该避免文化原教旨主义对本真性极端而徒劳的追求，在全球化漂移时代，城市空间是随着人在漂移的，城市文化也是漂移不定的，不单香港是“杂种城市”，大中华文化也应该越来越“杂种化”。在20世纪80年代，崔健所代表的大陆摇滚曾自命为“北京杂种”，标榜一种反文化的野性力量，而我们今天也可以把“北京杂种”阐释为多元文化的混血结晶，没错，中国大陆摇滚乐并不是一无所有从天而降的，崔健他们是从军乐、红歌、民歌（乃至儿歌）起步，又翻唱美国乡村歌曲、日本流行歌、中国台湾流行歌，然后再扒英美摇滚带子，最终才独立形成自己斑斓的风格。同一时期，罗大佑从台湾出走纽约后来又转战香港。而黄家驹他们也从香港这个杂种城市出发，去拥抱更为广阔更为驳杂的杂种文化，只不过出师未捷身先死。

    假如非要用“情怀”这样高贵的词，那也是一种杂种的情怀。

    去香港书展看什么——找寻香港书展的文化能量

    文/马家辉

    （一）香港特色

    香港书展又开幕，第24届了，虽名香港，却又已经超越了香港地域而成为两岸三地的华文阅读事件。

    总是这样的，站在香港的角度看，总能看见如此或如彼的不足与遗憾，尤其今届书展的幕后班子换了人手，操作起来，有着如此或如彼的不熟悉和小失误，难免，但香港精神是学习得快，相信到了明年，假如不再换人，应可有着显著的长进。

    而从内地和台湾的角度看，香港书展早已成为崇拜与羡慕之物，是其文艺青年和出版业界必来参加的活动，每年一度，从不缺席。

    不相信的话，上网看看。看看台湾和内地的微博与脸书，只要谈及香港书展，经常有人将之跟两岸对比，然后发出“能不能学学香港书展”之类的感慨与呼吁，希望两岸书展有以看齐。

    看齐什么？

    一是多元，百花齐放；二是热闹，气氛张扬；三是效率，人流旺顺。这都是两岸书展所欠缺的香港特色。

    内地书展以不同城市为运作单位，全由官方或“拟官方”经营操控，欠缺自由空间，这位作家不准请，那个议题不准谈，加上出版社与官方权力纠缠严重，主题和内容便都倾斜于某些少数出版集团。而且，内地书展几乎全部是“业界书展”，偶有对外公开的部分，亦搞得甚为马虎，搞几场大堆头论坛，每人讲几句，便算了，现场摊位摆设更是简陋，灯火昏暗，通路不通，进去即感倒胃口，难以引发民众的强烈兴趣。

    至于台湾的书展，官方主导，民间操作，以招标形式委托不同的基金会主责策划，每三或五年一换，基金会背后首脑是出版社老板，成员亦是资深文化人，本来非常内行，但一来文化人之间各有山头，派系分明，不自觉地有了这群作家便没有那群作家，开放度不足；二来则常摆不脱文化人的偏颇口味，从自身的阅读取向出发统策书展，结果，活动内容往往狭窄而离群，变成“自己的书展”而不是大众的书展，场面由是一年比一年冷清。

    香港书展则像茶餐厅，多元包容，高低并蓄，由专业的展览策划者包办logistics，这是港人强项，用最少的成本发挥最大的效益，再交由不同的文化和传媒组织，例如《亚洲周刊》，策划包罗万象的演讲活动。加上有自由精神打底，那么，像茶餐厅有鹅肝也有牛腩河，香港书展亦有王安忆也有某某某，七天盛事，只要进场，总能如你所愿有你所喜。

    书展7月，香港的夏天总够热闹。

    （二）最诚实的书展

    2013年是第24届香港书展，估计将有八九十万人次观众参与，而江湖一直传说，其实早就超过100万了，只不过主办单位故意把数字压低，以免触犯消防安全条例；100万是分界线，在此以上和以下的防火安全措施极不相同，主办单位精明，弃高取低，节省成本。

    江湖传说向来只宜姑妄听之，但不管是100万抑或80万再或60万人次，即使撇除了南来游客，仍属可观，足以反映香港社会百态的某些侧面。若纯以人口比率计算，香港书展想必是两岸三地最具规模和最有人气的华文书展，这样的活动出现于这样的城市，到底传达着什么信息？

    当然有人倾向从阴暗的角度出发评论，譬如说，只因香港根本没有足够的好书店，香港人始会于一年里的一个星期内挤去买书；又如说，只因香港人在平常日子里根本不买书也不看书，所以这一年的这一个星期，即使参观书展，亦只是凑高兴、看热闹，跟实质阅读的关系不大；再如说，只因香港人跟书展主办单位一样精明，香港出版社亦很灵活，这一年的这一个星期遂成为库存书本的杀价促销周，七折六折五折甚至十元一本，尽快出清存货，卖的高兴，买的更高兴，买卖双方各得其所，能卖出的都不见得是好书。诸如此类，都对香港书展的文化价值不太重视。

    真的吗？真的只是这样？

    是的，所谓阴暗角度不一定不正确，只不过显然不足以全面理解香港书展的意义与重量。这样思考好了：如果香港确是一个阅读冷漠的城市，每年有七天要把接近七分之一人口吸引进场，实在需要非常准确而犀利的文化行销本领，而于进场之后，难道观众就真的不会受到文化感习和拓宽视野？

    别忘了香港书展每年售书数百万册，雅俗兼容，而且每年例必有一两百场的演讲论坛，从出版专业的内部研讨到文学名家的议论纵横，以至明星出书和嫩模签名，多元混杂，总不应该被视而不见或存而不论。从莫言到李敖，从张大春到朱天心，从詹宏志到王安忆，从韩寒到九把刀，皆曾在香港书展登台说艺，每场听众皆有两三百人甚至逾千之多，难道这些活动都不算数？都不被计入香港书展的活动成绩单之内？

    每年7月，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牵拖着行李箱到香港书展看书购书，总有不同的动机和理由，而又总会在众声喧哗里偶遇他们从没期待的书本和活动，由是开展了眼界、延伸了趣味，由是在往后的日子里找寻他们先前从没想过自己会阅读的第二本书、第三本书，以至于第N本书。更何况，两岸文化人和文青都来了香港书展，他们碰头，他们谈事，许许多多的合作念头由此萌芽衍生，这是既无形亦具体的文化爆发力，亦是香港书展的关键文化能量。

    其实认真地、全面地看待书展的真面目，等于认真地、全面地看待香港社会的文化取向和阅读需要。香港书展很可能是两岸三地里“最诚实”也“最自在”的书展，坦然面对读者分殊，不避俗，不卖弄，自由包容，是香港核心价值的折射映照。开幕了，今天，香港书展。如果你刚好身处香港，总有去逛的理由。

    金庸，“香港奇迹”的产物

    文/傅国涌

    1969年4月25日，《明报》头版刊出金庸执笔的社评《自来帝皇，不喜太子》，当时正是林彪红得发紫的时候：

    任何皇帝都想自己千秋万世、万寿无疆，所以天性上不会喜欢皇太子。立皇太子，就表示自己随时有驾崩之可能。中国人对这种不吉利之事，向来极为忌讳……

    昏庸的皇帝不喜欢皇太子，不在话下，但即使最英明的皇帝，也不喜欢皇太子……

    同一天的副刊上，他的武侠小说《笑傲江湖》已连载到第708段，江湖上正在“比武夺帅”，杀得难分难解。

    《笑傲江湖》模糊了年代，并不是有意要映射“文革”，但他天天关注内地的时局动向，不经意间受到影响。“千秋万载，一统江湖”，他的笔下是江湖还是江山已并不重要。他直言，在他心中任我行、东方不败、左冷禅、岳不群，都是政治人物，林平之、向问天、方证大师、冲虚道人、定闲师太、莫大先生、余沧海等人也是政治人物。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每一个朝代都有，在别的国家也有。

    1966年以来，林彪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他的社评中，自1967年起他就多次做出这样的预测。另一个经常成为他社评话题的就是江青，他多次预测“算老几”的江青，在毛泽东身后“不知往哪儿躲”。当时，内地权力舞台上波诡云谲，熟读《资治通鉴》的他一面有着极大的热情，另一面忧心忡忡地关注着时局动向，风吹草动，一点一滴，几乎都没有逃过他那双眼睛。1967年1月18日，他的社评《“大家都是在一口锅里吃过饭的人嘛！”》，题目用的是朱德为彭德怀辩护的一句话，他对彭德怀、朱德、贺龙等元勋的处境、命运深表同情，他说，这句话包含了无数往事、无数血泪，比之“煮豆燃豆萁”这首诗，有着更多不平、更多辛酸。

    1973年6月22日，他在社评《江青的裙子是“解放装”》中说，“文革”以来，千篇一律都是男女不分的“解放装”。裙子出现在公众场合，起码是八年来第一次。江青穿着灰色、齐膝的中庸裙，上身白色披肩，配以同色的手袋和皮鞋，相当雅致大方而美观。“女子爱美乃天性，能够在服饰上求多彩多姿，确是人生的乐事。……江青的长裤不是‘解放装’，她的裙子才是真正的‘解放装’，使全中国的妇女能从公式化的制服中解放出来。”人们认为这是大陆自由化过程中的一项重要进步，外国记者无心欣赏美国访华篮球队的技艺，而专注她的裙子。

    自1959年5月20日在香港创办《明报》，“十年辛苦不寻常”，他想起十年前《明报》创刊的第一天，他在九龙尖沙咀那间小小的编辑室中曾写下：“如果我们能多报道一些社会上美好的事物，如果我们这份小小的报纸能增加读者们生活中一些喜悦，那将使我们感到很大的幸福。”他在社评《创刊十年，亦喜亦忧》中说：

    十年后，《明报》已不怎么小了。然而，我们的国家和人民，这十年来却历尽了苦难。我们企图报道整个世界、中国和香港的进步和幸福，但不幸的是，十年来报纸的篇幅之中，充满了国家的危难和人民的眼泪。

    十年来，大饥荒和席卷内地的文革波涛，在《明报》都留下了深深的辙痕，香港也经历了1967年的“五月骚动”，他本人成了暗杀名单上的六个人之一。

    到1969年，《明报》已摆脱初创时的艰难，俨然成为一张大报，严肃的思想文化期刊《明报月刊》、娱乐性的《明报周刊》，以及海外的《新明日报》先后创刊，明报集团粗具雏形，《明报晚报》即将诞生。他从事武侠小说创作已有十几个年头，大部分作品都已完成。他恳切表示：

    我们相信，读者们喜欢《明报》“客观报道，客观评论”的作风，赞同我们“明辨是非”的办报方针。这方针和作风是永远不会变的。我们只希望，《明报》今后能有更多令人喜悦的消息向读者们报道，希望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中，今后会有更多的欢笑、更少的忧伤。

    虽然未来还有不确定的因素，但《明报》日销10万份以上，从零起步，聚沙成塔，已在香港站住了脚跟，《明报月刊》则在知识分子当中受到尊重。

    他两手写文章，一手写武侠小说，一手写社评，在现实的家国世界和虚拟的江湖之间纵横自如，在知识分子和市民大众中都拥有广泛的读者，在高度商业化的殖民地香港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白先勇很早就在台湾岛上读过金庸的武侠小说，将《射雕英雄传》当作那个年代的“天书秘籍”，却多年没有将金庸与《明报》的查良镛联系起来。（白先勇《香港奇迹》，1989年5月20日《明报》）

    作为一个报人，他在香港这块特殊的土地上创《明报》，他的社评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老《大公报》“文人论政”的传统，他有幸亲沐胡政之等一代报人的教诲，虽然为时很短，却长留在他记忆的深处。老《大公报》人最特殊的一点就是他们深入骨髓的民族感情，面对日本强敌入侵时如此，二战以后，民族尊严遭到伤害时也是如此，无论这一伤害来自远邻美国，还是近邻苏联，更无论他们立国的价值观如何。这一点以后在他身上也得到了体现。1972年4月25日，他在《明报》发表社评说：“人类目前的当务之急，并不是如何增加生产，因为总生产早已够了。最重要的事，是怎样使全人类和谐相处。在这件事上，中国人应该当仁不让，因为任何外国都不及中国的经验丰富。”“    我们如果存在一种自省精神，对中国人的民族性做自我批评，必须承认，一般说来中国人远比外国人狡猾、诡计多端。这正由于中国人累积了数千年的经验，深知人性的弱点，因而善于利用别人的贪婪、虚荣、骄傲、好色、愤怒等七情六欲。但另一方面，我们重视温情、家庭、亲谊、友谊等感情，人与人之间少走极端，不爱打官司，不喜欢做到无法转圜的地步。‘仁义孝友’等道德观念深入人心，尽管大家未必能做到，但都知道是好事，认为理应如此。”

    他的大量社评传递的是中国立场、中国情结。但他是殖民地香港的产儿，有香港才有金庸，是香港成全了他。有人问起他文革时的敢言，他淡然表示，“因为香港是一个自由港，说几句真话毕竟算不了什么。”当时毒骂他为“汉奸”的人，有些也许是身不由己。他的言论若有人敢在内地提出，方为真正的勇者（《明报月刊》1992年4月号，12页）。他多次表示，香港虽是殖民地，新闻自由却是很充分的（《明报月刊》1973年10月，41页）。

    他是一个色彩复杂的人物，年轻时学外语，山顶道宽大的书房里摆满了外文精装书，但他很少受西方文明的影响，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他的小说、政论都是典型的中国文化产物，他身上有很深的“大中国主义”情结和香港商业社会的特质。1949年就到过的香港的白先勇（1937—）说，香港这几十年来的发展更是一个世界奇迹，香港人凭什么创造出这个奇迹来，简单的答案恐怕是，香港人享有了其他华人地区罕有的自由：经济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有了自由，人便有了无限的可能，人的聪明才能发挥到极致，香港人便可以无中生有在这块弹丸之地聚集起惊人的财富。“多年来，当海峡两岸铁幕深垂、戒严令森森的时候，香港报纸一直是黑暗中的一盏探照灯，穿过重重封锁，将我们民族的大起大落、悲欢离合，揭露于世人的眼前。新闻自由的确是香港弥足珍贵的一个传统。”《明报》“也是香港奇迹之一”，金庸就是这个“香港奇迹”的产物，或者说，他参与创造了“香港奇迹”。

    （选自傅国涌《金庸传》（修订版）引言，2013年6月出版）

    当变形金刚遭遇香港黑帮

    文/朱江明

    近日，在香港取景的好莱坞大片《变形金刚》出现意外情况，尽管有美国好莱坞光环照耀，还有国际大导演麦克贝镇场，未料到在香港这个小地方阴沟翻船。摄制组一行人在香港侧鱼涌拍摄时，遭到两名怀疑有三合会背景的男子滋扰，对方声称摄制组影响其生意，并且勒索十万元港币。摄制组当然不答应，双方起了冲突，包括警员在内多人受伤。连麦克贝都脸上带伤，老麦在脸书上诉苦，说他遇到的两名香港汉子犹如僵尸，对其进行疯狂袭击，甚是恐怖。这种对于美国电影界而言极为罕见的事情，在香港电影人看来并不新鲜，这就是典型的“收陀地”（收保护费）。

    【地球上最老的黑帮】

    众所周知，香港黑帮被统称为三合会，这也是国际刑侦界对旧式中国黑帮的统称。三合会此前还有一个更为响当当的名字——天地会。说起天地会自然会想到“平生不识陈近南”的《鹿鼎记》，在《大家》作者张发财老师的《洪门起源之续》一文中，就已经论述过洪门天地会绝对不是郑成功政权的第五纵队，洪门和火烧少林寺也毫无关系。笔者的《天下武功出少林》一文中，曾经论述过南拳与嵩山少林寺的关系只是个传说。本文也就不多讲洪门的起源问题，香港的三合会确实是洪门天地会的分支组织。

    “三合会”这个名称的由来一直众说纷纭，一种说法帮会活跃于广东广西，珠江三大支流北江、东江、西江于珠三角汇聚入海，故名三合会；另一种说法称是“天时、地利、人和”是为三合，故曰三合会。

    根据叶勇盛《香港三合会》一书中的说法，三合实为洪门创始地福建漳州高溪的漳江、南江和渚水三水合流入海的意思。洪门的历史本就是一笔糊涂账，这个秘密地下组织多次遭到清廷打击，因此其历史多为会众口头流传。经过百年的口头传播，难免出现一些以讹传讹、自相矛盾的地方。笔者认为，关于三合会和洪门早期的事情，只能尽量接近事实却无法采用一般史学研究规范。

    回到香港的问题上。早在1845年，总督戴维斯就颁布了《压制三合会及其他秘密结社》条例，将三合会定为殖民地统治的一大威胁。在此之后，三合会成为香港警察永恒的敌人，这个故事一直延续到现在丝毫没有结束的苗头。

    香港三合会并非犹如纳粹党或者基地组织一样，拥有统一的领导人和纲领。根据香港政府向立法会提供的《香港三合会情况》的描述，香港现在大约有57个“三合会”组织，在二战刚刚结束时仅有26个。尽管早在孙中山反清时三合会就曾经与其结盟，其中最著名的革命三合会组织是致公党，其前身就是洪门致公堂，笔者认为致公党主席如果叫坐馆（龙头）似乎更威风。

    当代意义上最老的香港黑帮是1909年成立的“和安乐”（又称和字头），该组织是当时若干个洪门帮会通过谈判结盟而形成的联合帮会，以“和”字为首就是和气团结的意思。由于帮会成员大部分是汽水厂职工，因此又有水房之称。现在和安乐在香港已经是明日黄花，只是个小社团，然而墙里开花墙外香，和字头在澳门却混得风生水起。澳门回归前，与崩牙驹争夺江湖燃起腥风血雨的另一位江湖大佬赖东升，绰号水房赖，就是澳门和安乐的老大，可谓是曾经的澳门地下皇帝之一。崩牙驹被捕后，水房赖也收敛了很多，澳门回归后更是很少听到他和他社团的消息。

    【收陀地是三合会的原始盈利模式】

    麦克贝遇到的“收陀地”行为，是香港黑帮的经典盈利模式，也是中国洪门最先规模化运作的黑帮盈利模式。

    最初洪门兄弟赚钱相当困难，只能通过收入会费来维持生计。洪门尽管有反清复明的伟大政治主张，然而其大部分基层组织的性质是社会底层抱团取暖，这也是为何洪门组织在华侨活动地区发展蓬勃的原因。华侨在清代社会地位很低，往往从事苦力工作，因此需要组织照顾保护。从“和安乐”的主要构成，我们可以看出这就是汽水厂青壮劳动力的一个工会组织。

    作为最古老的黑帮组织，收会费也是很有讲究的事情。三合会的入会费可不像今天高级会所的会费，并没有统一价格阶梯，像普通会员收100元、黄金vip会员收10000元之类的。但是三合会要求入会费必须得是三六之数，比如36、360、36000等等。至于为什么是三六也是一笔糊涂账，有人说是因为洪门三十六誓言；也有人说因为当年洪门结拜兄弟老三和老六最有义气。反正不管什么原因，必须三六，至于入会者到底是给36还是36000就看老大对你经济能力的评估。

    谁也不是傻子，最开始订立入会费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让老大自己得利，三合会成员都是劳苦大众，吃饭都经常大眼瞪小眼等人埋单，自然不会没钱来供养老大玩。早期的中国劳工经常被人欺负，需要专门的人负责集体安全，既然出来保护大家，那么这些专人自然少了通过劳动获利的机会，大家凑钱给他也是应该。当然事情总是在起变化，收了钱的战斗劳工发现通过收会费远比当苦力舒服，就开始蜕变成黑帮。

    从劳工身上收会费毕竟获利有限，而且洪门规矩入会费一生只能收一次，老大也不能总是坑小弟。于是勒索中下层工商业主就成了盈利方向，于是“收陀地”这种商业模式横空出世。听起来复杂，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如果想好好做生意就得给我交钱，否则让你干不下去。世界各地的黑帮都有过这样的阶段，唯独香港黑帮对这种模式似乎情有独钟。

    20世纪70年代三合会还创造出“收陀地”的新商业模式，颇有创意。“收陀地”行为可以垄断一个区域的工商分成收益，因此经常有其他帮会跨区挑战。如果自己的人员被打跑或者工商业受到骚扰，那么自然无法继续再收。所以黑帮需要在他“收陀地”的区域，保有一支足够威慑敌方的常驻兵力，这需要大量金钱！

    香港黑帮效法中国古代军屯制度，将帮会小弟撒在自己的“收陀地”的夜总会、食肆等商业机构，令其从事领班、代客泊车等工作。这样除了小弟的工资足以养活他们之外，还能长期保持大量兵力在自己地盘上。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三合会组织新义安就靠这种商业模式控制了香港尖沙咀一带的大部分酒吧、夜店和食肆，当然这种商业模式也被各国黑帮效仿。近年来香港黑帮更是创造了三合会手机应用，大家见面不再用黑话对答，而是亮出你的手机打开程序直接自动匹配。

    香港汇丰银行的slogan是“环球金融，地方智慧”，与其同样，古老的香港三合会显然是“环球犯罪，地方智慧”的代表。然而无论怎么进行社团商业模式创新，三合会的陀地“还是原来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正所谓“专注收陀地300年”，不管是汽车人还是霸天虎，不交陀地就打死你的承诺从未改变。

    香港式的愤怒狂欢——路姆西与香港文化症状

    文/李展鹏

    假如你想了解今天的香港，或许你不必看尽香港的报纸、杂志，更不必去看那些旅游书，你可以借着一只小玩偶的故事，透视今天的香港。

    过去一星期，香港出现了一只小玩偶，它是网上热话，它被万人抢购，它惊动特首，它甚至登上外国传媒。它是谁？它叫“路姆西”。话说某连锁家具店推出的这个玩偶，瞬间成为全港热论与万人抢购的潮流之物。这个玩偶一夜成名，由许多偶然与必然的因素交织而成。

    （一）神兽初现的偶然与必然

    首先，它是一只狼，而香港特首梁振英自从2011年参选就被传媒戏称为“狼”；另外，“路姆西”的广东谐音是脏话，意思是“妈的×（某器官）”；再来，香港反对派政党对梁振英不满，在一个公开场合向他丢这个玩偶泄愤，而“丢路姆西”的谐音正是“×（某动词）妈的×”。以狼袭狼，再加一句脏话，不少香港人大有同感。一连串的偶然，始料不及地把这个玩偶捧红。有人甚至把它跟内地的“草泥马”相提并论，视之为香港一代“神兽”。

    这“神兽”的出现亦有其必然性。近年香港社会民怨四起，民众正在寻找不同的发泄渠道，脏话文化的崛起正是其中之一，而释放这种文化的主要是网络空间：

    网上论坛充斥粗俗语言，网路电台大讲三字经，甚至用实名的社交网站都常见脏话。当然，还有议员把粗鄙言行带进立法会。前阵子，一位小学老师在街上跟警察起争执而爆出粗俗英文，亦引起香港社会热论。仿佛一下子，香港人渴求某种语言去发泄不满。最近，香港启动政制改革咨询，一如所料地引起社会争议。在民怨升温之际，正是“神兽”路姆西登场的绝佳时机。

    而除了反映社会气氛，路姆西的爆红亦可视为香港深层文化的某种外显症状。首先，这三个字充满本土味与草根幽默，它的谐音是非常市井的广东脏话。这种地道文化今天备受重视，正是香港在两种强大的趋同力量——全球化及大陆因素——之下想力保本土文化的一种态度。

    例如在电影市场，香港观众近年常抱怨合拍片（尤其是早两年盛行的古装大片）已失去本土味，而几部强调港式粗鄙及拳脚功夫的电影如《低俗喜剧》《一路向西》及《打擂台》等都大受欢迎。2010年在广州发生的“撑粤语”运动亦触动了香港人的神经，他们深怕连粤语都可能不保。当东莞的袁崇焕雕像下的“掉那妈！顶硬上！”铁牌被当局拆掉，粤式粗鄙的生存空间似受威胁，香港人热爱“路姆西”就绝对可以理解。

    （二）愤怒的粗鄙：香港的感觉结构

    粗鄙文化的“兴旺”正反映了当今香港社会的一种“感觉结构”。Raymond Williams的这个概念告诉我们，社会上一些看似很个人的感觉，如果为某地的很多人所共有，那就一定跟特定的社会文化大气候有关。这些感觉亦不再是私人的，而是某时代的“感觉结构”。

    香港社会近年常见躁动与愤怒，以及对大制度（包括特区政府及资本主义）的不满，是某种亟须表达方式与发泄渠道的感觉结构，而脏话就成了媒介。但脏话之所以被需要、被使用，不只是因为它的发泄功能，来自草根阶层的文化亦潜藏反抗精英文化与社会压迫的力量。脏话的强烈草根味道，今天就被利用为宣示不满的工具。

    另外，抢购路姆西的行为其实是消费主义作祟。据报道，原价才八十多港币的小玩偶被炒至六百多。这种消费及炒卖行为，反映了在香港这个消费社会，就是宣泄社会不满都跟购物行为关系密切。

    看新闻图片，人潮聚集在家具店抢购玩偶而大排长龙，该店甚至要派发号码牌来处理人龙，不明就里的人怎么也想不到这原来是某种有社会抗争意味的举动。透过社交网站，展示路姆西已是一种消费的炫耀，那效果跟展示正要进食的高级寿司的差别已经不大，同是消费社会的战利品。

    这次路姆西的爆红可视为香港式的愤怒狂欢。玩偶热潮的背后，有一种要由本土粗鄙语言来发泄的怒气，但观乎大众乐此不疲的排队购买及兴致勃勃的照片分享，那种怒气竟又是充满欢庆气氛。香港人在这事件得到的其实是一个字——爽。如此说来，究竟是狂欢气氛加强化了愤怒的社会宣言，还是严肃的社会诉求被消费的狂欢消耗殆尽？真的一言难尽。不过无论如何，这种由本土粗鄙与消费结合而成的社会力量，局限却是非常明显的。

    （三）路姆西热潮之后是什么？

    首先，草根粗鄙语言可以带来的始终是感觉与情绪，而非一套完整的政治社会论述。它的确有力量，但它不同于思考辩论，不能组织起自己的一套话语去强化社会运动的基础。

    其次，香港近年强调的本土有时亦颇为虚浮，一些关于何谓本土的定义亦过于狭窄，有时甚至矮化了香港文化应有的混杂性——而那种难以定义、游走于不同文化之间的暧昧特质，本来是香港文化的一大强项。

    至于消费行为可以推动社会变革的潜力，亦令人非常怀疑。因为，消费社会的金科玉律其实是善忘，它总是鼓励我们喜新厌旧，因此媒体与商场追捧的东西总是日新月异。香港评论人阿果预言路姆西热潮一定来去匆匆，她说：“不信？不如找找身边朋友的facebook，还有人用Bitstrip制作公仔表达情绪吗？还有人的大头照内有（大）黄鸭踪影吗？”

    最后，两只“神兽”——草泥马与路姆西——的出现有一个基本差别，就是前者是言论相对狭窄之下的一种泄愤式暗语，而香港仍有相对的言论自由，批评政府亦是平常事，本应容得下不同意见，不需要什么暗语，但为何香港仍渴求一只“神兽”？是言论空间已经窒息到要用暗语了吗？还是，今天很多人只要泄愤不要深入的意见交锋？当路姆西热潮一过，香港的公民社会是否有所进步？至于爽过的香港人，又有什么更好的方式面对眼前种种的政治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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