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风时代（一）

    公元1世纪至2世纪中叶以前，日本民族祖先的栖息地，多数地方还处在小国分治的状态。《汉书·东夷传》记载：“乐浪郡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这是中国文献里第一次提到公元1世纪的“倭人”已分为百余围的状态。同书还记载，建武中元二年（57年），有奴国朝贡东汉光武帝朝廷，光武帝并赐使者印绶。这个“奴国”就是倭奴国，即当时北九州博多地方（即今福冈附近）的一个部族国家。

    汉武帝灭朝鲜之后，日本已有30余国通汉。这些部落小国的族长都称为“王”，为世袭制。这些部族小国为了各自的利益纵横捭阖，远交近攻也好，东施效颦也好，纷纷派使者远赴东汉洛阳，他们采取“奉贡物朝贺”的形式，与中国发生了交往关系。其时，这30多个小国里就有邪马台国。

    上古日本最初没有文字，所以有关日本最早的文字记录不是出自日本人之手，而是由汉族人士提供的。古代日本人看到的第一篇文件，大概便保存在<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的238年12月曹魏政权致日本邪马台国女工卑弥呼的国书。它不仅把汉字和汉文记事的方法传到日本，而且还创立了用汉字标记日本语的方法，其中用汉字记日本人名，如将该国女王称作“卑弥呼”，其遣魏使节被写成“难升米”、“都市牛利”等。这种方法很快由从中国大陆到日本列岛去的移民传人日本，在几个世纪里被日本人采用。

    此后，据《古事记》和《日本书记》记载，朝鲜百济王室应日本朝廷的邀请，于4世纪遣学者王仁到日本任宫廷教师，他把中国儒家经书《论语>10卷和《千字文》一卷带到了日本，这是将汉字正式传授给日本人的开端。日本人开始学会使用汉字和写作汉文，到奈良时代和平安朝前期，时为中国的唐朝，日本更努力吸收先进的中国文化，仿唐制建立学制，在中央设立大学，专司教授汉字发音、书写汉字和阅读汉文。

    在唐朝的首都长安，当时有许多来自日本的留学生。其中有一位叫阿倍仲麻吕，因其聪慧好学，颇有诗名，深得唐玄宗之喜爱，并赐其中国名“晁衡”。他与李白、王维等诗人多有交往，李白曾记有“身着日本裘，昂然出风尘”句，王维为其返国作过送别诗。当他乘船遇海难漂泊安南，传说已葬身鱼腹，李白又为其作悼诗一首《哭晁卿衡》：“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晁衡实幸免于难，辗转回到长安，再蒙唐玄宗召见，并挽留他在长安继续住下来。他亦作诗一首，一方面欲报恩玄宗，一方面又思念祖国，其忠孝难以双全的心态游移于笔端：“慕义名空在，输忠孝不全。报恩无何日，归国定何年。”（晁衡诗《失题》）晁衡最后殁于唐土。

    大多数留学生回到了本土。留学生及遣唐使们让当时的日本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都全面地受到了唐文化的辐射，以至于形成所谓的唐风时代——根据日本《茶经详说》，729年，圣武天皇在宫中召集僧侣百人念《般若经》，第二天赠茶犒劳众僧。在《茶道入门》中又记载，749年孝谦天皇在奈良东大寺召集五千僧侣在佛前诵经，事毕以茶犒赏。皇宫的茶是由遣唐使带回来的，而当时的交通条件是平均20年才能有遣唐使穿越惊涛骇浪往返两国一次，因为来之珍贵，用之不凡，当时的茶主要作药用，能参加天皇以茶犒赏的仪式也就非同一般。到了平安时代，高僧永忠、最澄、空海先后将中国茶种带回日本播种，并传授中国的茶礼和茶俗。到了镰仓时代，上层社会开始爱好饮茶，渐渐地，民间社会亦盛行起饮茶之风。日本人的民族服装也是1000多年前从唐朝引进的，故和服又称“唐服”。

    几年前美国摄制了一部有关中国历史题材的动画片《花木兰》，一些人看了，认为人物服饰不像中国人而像日本人，指责这是西方人轻视中国文化的表现。殊不知好莱坞的设计师们对此下足了功夫，在史籍的钩沉里，他们发现汉人服装1000余年来已发生巨大变化，尤其清朝人关后，被强迫留了辫子的汉人其穿着更是变了味，以至在今天汉人的眼里，反倒是旗袍、长衫、马褂、瓜皮帽……成了中国民族服装的衣钵真传。在书法、音乐、绘画上，日本人受中国人的熏陶很是长久。

    钟爱自然的日本人，不喜欢呆板、沉闷的“古书”（即篆书、隶书），一下就喜欢上了洒脱如行云流水的“今书”（即楷书、行书、草书），并用于自己的“片假名”书法。清末民初，东京、京都等城市的街头，常可见的一景是——几个中国留学生在街上走着，看见店铺招牌、广告上用汉字写就的某字体或某文句，总不禁停下步，指点赞叹，把味再三，不忍离去，其感觉此身一半是在异域，一半却是在盛唐……

    唐风时代（二）

    在音乐上，日本人亦对中国的二胡、古筝、琵琶等乐器情有独钟，这或许与日本人清雅的生活方式有关，或许与他们含有某种“悲悯”意味的审美方式有关。在日本的传统音乐会上，不难听出古典中国的天籁与禅意；而在日本的许多画里，哪里又能够分得三何为唐宋意境，何为东瀛笔墨？虽说明治维新以后，西洋画渐成日本画坛盟主，但在明治维新以前，沿袭中国水墨画的日本“墨粹”乃其国粹。

    上至典章制度，下到民间的习俗风气，日本无不受唐朝的影响。744年，唐朝改变纪年的称号，从此改“年”为“载”。11年后，日本也跟着改变，从天平胜宝7年（755年）起也改“年”为“岁”。729年起，唐玄宗把自己生辰列为国家庆祝的节日，称千秋节。775年，日本也设置天长节，作为庆祝天皇诞辰的节日。唐朝于713年把中书省改称为紫薇省，日本于749年也设紫薇中台，以代替原来的皇后宫职。唐玄宗特别重视《孝经》，744年特令家家户户都必须要有一本，日本于757年也下令户藏《孝经》……

    至于游戏娱乐，凡在中国风行的，如唐代盛行踏歌，正月十五张灯，文人宴集常好以流觞曲水、分韵和诗等事为乐，这些在日本也同样传开，只要翻翻日本当时的记载或诗文集，几乎触目皆是，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在以中国为师的年代，辣椒要叫唐辛子，南瓜要叫唐茄子，胡麻要叫唐胡麻，因为胡麻对中国来讲已是外来的，得冠以胡字，传到日本后，变成了双重外来，故又加唐字……在日本，直到本世纪初，进口货还叫唐物，洋货店还叫唐屋。甚至一种用小豆做成细馅、加糖精又凝结成块的被称作“羊羹”的小点心，也由去中国的和尚们带了回来，日后流行为列岛许多家庭的第一茶点。据周作人考证，这种豆沙糖在中国本来叫做羊肝饼，因为饼的颜色相像，传到日本，不知因何传讹，称为羊羹了。

    汉唐时代便已豪放、瑰丽的中国文明，被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给屡屡打断，蹂躏糟蹋，元朝是一次大的断裂，清朝则是更大的一次断裂。汉唐文化却因日本成功地抵抗了忽必烈的进攻，得以在这片列岛上保存。对此，辜鸿铭曾感慨道：“应该说日本人是真正的中国人，是唐代的中国人。”

    （《辜鸿铭文集·中国文明的复兴与日本》）

    如是说，当下的许多日本人肯定以为是冤假错案，当下的许多中国人更会以为是奇耻大辱。但客观地说，中国文明对于日本文明的哺育，至少在唐朝以前充满着云蒸霞蔚，光风霁月。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北京，我们仍可以看到它们的余波流末。联军中打头阵的是日本军队，当时一位叫蓝登的西方记者注意到：“日本兵是联军中唯一对艺术品有欣赏能力的。虽然他们也当然像别人一样的抢劫，但都做得安静优雅。没有乱摔东西，也没有任意或不必要的破坏。他们搜集喜欢的东西，但不像抢劫的样子。我曾看到一处有日本兵进去过的房子，里面藏有一柜子的瓷器。他们像鉴赏家一样加以抚摸，并在杯子或瓶子的底部研究年代。对于粗劣的美国、俄国、法国、英国更不必说德国大兵，除了打不破的铜器、石器之外，几乎没有不打破的，实在难以比拟。”（梅龙·哈利斯、苏西·哈利斯着《日本皇军兴亡记》）在日本期问，我的目光像一对花丛中发情的蝴蝶，老是在街头、车站、机场的标识、广告、店名上闪动。在日文里仍在使用的汉字中，琢磨当年造字者们的某种心态痕迹，对我来说不啻于旅途中解乏破闷的一件趣事，可以随便举几个例子——

    广岛的广，与广州的广，本是一个字，日文却写成庞艺术，写成芸术。纪念，写成记念。介绍，写成绍介。募集，写成招聘。外国人写成异人。

    有些完全以汉字组成的名词，在日文中意思也大相径庭，或者只是水中望月，有些朦朦胧胧的影子。如：汽车是火车。手纸是书信。引越是搬家。宅急便是快递。风吕是洗澡。有料是收费。无料是免费。料金所是收费处。殿汤是男子温泉，姬汤是女子温泉……

    从这些大大小小的变异里，你是否能察觉，就是在以中国为师的年代里——在恭谨地放有徐福、鉴真高僧的画像的神龛前，在那世世代代缭绕的轻烟淡雾与素菊的幽香中，其实日本人也有着很强的压迫感，日本文化早就埋藏有阴鸷的一只眼，憋着了一股向中国文化挑战的劲头？以中国为师的集体有意识、无意识，或者说是对中国文化的向往与虔诚，是什么时候结束的呢？

    天朝体制（一）

    1977年6月，日本政府代表团访问巾国，刚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会见了他们。

    会见开始时，他们为日本在“二战”巾给巾国人民生命财产带来巨大的伤害和破坏进行道歉。没有料到，邓小平听完后，以其富有个性的言语回答说：“过去的年代里，我们也使你们的民族背上两个沉重的包袱，这就是儒家的思想和汉语文字。在巾国，我们首先已摆脱了前一个包袱，现在也在探索摆脱第二个；但你们在以后的日子巾好像还要承受这两种后果。”

    其实，这两个包袱对于日本民族并不太沉重。

    在平安朝初期，日本人就发明了从汉语语言文字巾变化而来的平假名和片假名，并使之成为自己的阅读字母。日本学者西乡信纲在所着《日本文学史》巾，谈到发明假名文字时说：“到平安朝初期，终于发明了假名文字，这正是输入汉字以后长期进行种种努力的结果，它对日本文化，特别是对于文学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确实是伟大的……只有日本民族主动地将巾国文明加以消化和变形，化为自己的血肉，并从巾创造出自己独立的民族文字。我们的祖先之所以能够从汉字的束缚巾解放出来，自由地、正确地、简明地、亲切地书写出自己的思想上的变化，就是依靠这种新的文字——假名文字。”

    邓小平所说的第一个包袱，日本人也以自己的方式打开了。在海的那边，武人被文官取代的历史，比起日本大约早出1000年。建立王朝，当然非武人不可。一旦王朝建立，政府便重文轻武。巾国的官僚政体总是警惕任何独立的军事力量掌权，自古以来，难有例外。

    中国实行以科举制度遴选文官来管理社会，隋唐以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科举进入统治阶层，统治权掌握在由科举产生的文官手中，但官员占总人口的比例很低。以晚清为例，按官制，全国的官僚大约只有20000名文官和7000名武官。举人共有18000名左右，进士2500名左右，北京翰林院的翰林650名左右。所有举人以上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合计不是50000。即使算上不在编的胥吏跟班和乡绅秀才，有学者估计总数也不会超过200万，而当时的总人口约4亿，平均200人才摊上一个，与今天几十个老百姓就要承担一个公务员的花费相比起来，那时倒真是“小政府大社会”。

    中国人以文领政，书生们以“四书”“五经”，乃至半部《论语》治天下，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深刻影响到中国千百年来的社会风气——其一，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想进入官场。

    盛名于士林、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如果不是五斗米而是五石米、五十石米，他折不折腰？如果五斗米不用向他人折腰而是他人向自己折腰，是不是弃官不做？洪秀全是因为没有考上秀才，所以才砸掉孔夫子的牌位，以宗教的形式发动了太平天国运动。孙中山是因为上书李鸿章没有得到理睬，以后才决意起来推翻满清……在专制时代，读书人进入官场是一条普遍的道路，只不过有的走上了，有的走不上，而走上官场之后又有成功与不成功的区别。

    做官了，自然便能发财。小官发小财，一则史料里说，有一个文人借了2000两白银谋得一个知县，到任的第一天就问小吏：这个官应该怎么做？小吏知道他问的是什么意思，回答说：“一年清，二年浊，三年贪”，意思是说第一年要做清官，第二年开始混混浊浊，第三年便彻头彻尾做贪官。大官当发大财，近年里一个叫胡润的英国人在中国搞出来一个类似福布斯百名富豪排行榜，在嘉靖时期，严嵩之子严世蕃就与人搞出来一个当时的富豪排行榜，榜上有17家，都是家产在100万两以上的大户，排在前面的有他自己严家，还有锦衣卫都督陆炳家，这两家显然是通过做官发家的。明前期，官员们退休回家，如果有谁搞到了银子，多带了箱子，那是不光彩的，被人们斥为贪官。到了明后期时，哪个退休没有搞到银子，不能盖起高宅深院，那是没本事的人，乡人都瞧不起。“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便成了天条与律令，让上自皓首老翁，下到黄口稚童，都铭心刻骨。于是，在中国许多地方，尤其是在江苏、浙江、江西这些省份，可谓是全民考科举。只要有条件，所有家族都有意愿走这条路，大力资助家庭或家族里最聪明的孩子读书考科举。一人当官，全家乃至全族蓬荜生辉的事例从古至今让当地人津津乐道。很多中国人衡量一个家庭或家族在一个地方是不是显赫，主要看三点：首先是不是有人在外面做大官；其次是不是有人在外面赚大钱；再次是不是家里生了很多儿子，可以打遍当地无敌手，充当老大。一个家族只要在这三条中占有一条，就可以在一个地方有地位，有势力。

    对于科举不第的人，家庭或家族要尽其所有来为他买一个功名，帮助他走上官路。明清的国子监监生的名额是可以买的，《儒林外史》中经常有监生之类的人物出现，这些人大都是买来的出身。监生不是正式的功名，大概介于举人与秀才之间这样一个角色，但可以直接出职。获得监生以后，可以免除家中两个人的差役，有事上了公堂还能稍稍摆点谱，用不着和平民一样下跪。乾隆年间买一个国子监监生需要180-200两银子，有学者告诉我，那些年江西每年平均有2000人左右出资买监生。除了买监生，还有很多人买替补官名，如“州同知”，州的副手即叫州同知，这个职务多是虚衔，不需到任，但有一个官员的身份，相当于现在的助理巡视员、助理调研员等非领导职务，不同的是没有薪金。

    再有一条路就是曲线做官。当某个人科举久久不中，心若死灰，愿还从灰里冒出火花来，他便放弃读书去经商，经商赚了钱以后，再培养儿子、孙子去读书、做官，让第二代、第三代人去解决官位的问题。

    天朝体制（二）

    明永乐初年人内阁、日后当了首辅的大学士杨士奇曾说道：“天下之大，士之出于学校者，莫盛于江西、两浙，吉安又江西之盛者。”

    今天，若再去这片明丽的山水间怀抱有大量的明清两代民居、书院、藏书楼的江浙与赣大地上走走，人们仍会为儒家文化在这片土地上的深长投影而惊叹——真是琅琅书声隐隐可闻，文藻辞海处处涌动；蕞尔小县不乏簪缨世族，功名牌坊密如修林……其二，中国从未引导自己最杰出的人才去搞科学技术，去办产业，去钻研学术，而最终引导他们走向政界，涉人了专制时代不可能不危险与肮脏的政治泥淖。

    在以理制欲的文化密码的编程下，中国的文人们几乎都是正统的儒者，他们都颇富使命感，长着一副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脸，白视甚高，“治大国如烹小鲜”，却又远离实践与生产。倘若他们和匠人在作坊里十活，或者与需要新技术的工人在一起切磋，他们便失去了其文人的身份。“这种手脑分离，同达·芬奇以下早期欧洲科学界的先驱人物恰成鲜明的对比。欧洲科学界的先驱往往出身于操手工艺的家庭，即使他们成了学者，仍建立自己的实验室，不受社会上习俗的阻拦。”（费正清着《美国与中国》）

    一般来说，他们都活得很规矩，乃至很刻板。其中，不乏文天祥、史可法这样的忠臣烈士，也不无贾宝玉所痛骂的“禄蠹”道学。更多的则是随波逐流的人物，他们的诗、文、字以及锐气渐渐都被官场磨灭了，他们的人生价值，无论是政治价值还是自身的文化价值都没有实现，最后变成一个除了做官什么都不会的庸庸碌碌的官僚。像汤显祖这样被余秋雨称之为“挚情吟唱”的浪漫主义者，已是不谐之音；而宋应星更是凤毛麟角——他进入不了官场，走上了一条没有进入官场的知识分子应该走的最好道路。他生活在赣西北一个荒寒的乡村里，终身忍受着清贫与寂寞，却总结了前人的科学研究和生产力创造性的成果，写下了一部中国17世纪的百科全书。其中《天工开物》一书不知怎的竞流传去了国外，在日本德川时代以后的学术界有着重大影响，当时就有日本学者高度评价道：“作为展望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中国技术全貌的书籍，是没有比它再合适的了。”

    这样便导致了一个严重后果，近代中国日愈闭塞保守，官场谄谀成风，民间坐井观天，天下读书人紧跟朝廷不落后。中国在明代中后期稍稍活跃起来的思想文化界，到了清朝顿成刀下之羊，龚白珍的名句“我劝天公重抖擞”，并不仅仅是为着“不拘一格降人才”，而是祈求“天公”改变那种“避席畏谈文字狱，着书都为稻粱谋”的万马齐喑的可悲局面。中国官场历来等级森严，“下官”、“卑职”之声不绝于耳。人清代尤甚，白王公大臣起，个个在皇帝面前口口声声自称“奴才”，谄肩胁笑、唾面白干的奴性弥漫于朝野上下。

    在1662-1796年的康雍乾之世，同在西方，经历了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成长中的资本主义开始全面冲击中世纪的封建统治及其意识形态。各种思想不断翻陈出新，各种学说竞相蚁走蜂忙，欧洲的商船与传教士不断叩击古老的东方帝国的大门。国外发生了许多改变世界面貌、大大推动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和重大发明；在遥远的古代有如许重大科学技术发明的中国人，在清一代长达268年中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不仅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重要成果，使得中国近代化可谓进退维谷，而且全社会对于外部世界的了解几乎无知到了零的地步，对洋人的惕惧之心，则可用杯弓蛇影来形容——

    过去清朝的大臣们，包括警醒者如林则徐，都认为洋人只是在海上打仗厉害，在陆地上打仗根本不行——当年英国女皇派马尔戛尼来中国觐见乾隆皇帝，清宫的礼节要求他下跪给皇帝磕头，但他坚不下跪，据此大臣们都认为洋人的腿是不能弯曲的。结果双方一开战，发现洋人不仅在海上有坚船利炮，陆地作战也很有一套。仗打败了，清王朝不得不与洋人谈判，坐下来却发现整个北京城找不到一个会讲英语的人，只能请外国人翻译。外国人怎么说，大清官员就怎么听。洋务运动一起，恭亲王、李鸿章等诸公亡羊补牢，赶紧先办了同文馆，算是外国语学院的雏形。最早只开设英文，后来又相继开设法文、俄文、德文、日文。到慈禧听政时，同文馆因为要增加天文学和算学两门学科，在朝廷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史称“同文馆之争”。当朝大学士、一个蒙古王爷倭仁，认为学语言还可以，但算学和天文学也要学洋人的，岂不是完全西化了？他坚决反对增设这两门课。最后，恭亲王用茁壮的嘴力总算是说服了慈禧，但因保守派的阻拦和儒家思想根深蒂固，报名的学生很少，哪像现在学外语的人比比皆是，以会外语为荣。

    过去中国从来没有专门的外交机构，涉外活动主要限于接待贡使和商贸往来，分别由中央的礼部、理藩院，以及地方的督抚大员等兼管。到了清朝亦迟迟没有近代外交关系的观念，外国在中国虽设有公使，但一不在北京，二只是在代表、管理洋商利益与贸易上起点作用。咸丰皇帝一辈子怕和洋人见面，在他的旨意下，中央政府不与番邦打交道，只让地方政府与洋人打交道，甚至做生意也只让洋人在广州城外交易，完了以后又回澳门待着，不允许洋人进城……1858年，清政府在大炮的威逼下签定《天津条约》，咸丰皇帝提出，只要外国公使不进北京，每年的海关税收朝廷可以不要，只要求外国公使待在广州。但外国人却非要派公使进驻北京，这便成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导火索。到了1867年，清廷用了“以夷制夷”这一招，竞聘请即将卸任归国的美国公使蒲安臣担任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又加聘英使馆员与海关法籍职员为其助理。此后，又派出如此荒古今之大唐、滑天下之大稽的“使团”，到美国去“代”中国签约。比起一句中国俗话：让别人卖了，还帮别人数钱，似乎要好点——清朝是被别人卖了，又闭着眼睛让别人数钱。1876年，在中华巨蛋之壳眼看就要被外力挤破的情形下，清廷终于第一次派遣本国人做驻英法公使。满清官员里几乎没有人愿意走出国门，郭嵩焘半推半就去了，他因此而有了“下地狱”的经验。这“地狱”不在大洋彼岸，而在他的老家湖南，那里关于他的诋毁闹得沸反盈天，其中有一幅对子这样骂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苹，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在“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从皇帝到重臣，却仍死死抱住“天朝体制”不放，诚如马克思所说“一个人口占几乎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白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

    青春往事（一）

    在海的这边，日本人很早就引进儒家学说。

    7世纪初期，圣德太子悉心学习儒家经典，并将儒家思想运用到他的政治活动中，相传由他制定的着名的《宪法十七条》，就是依据《诗》、《书》、《论语》、《孟子》等书的精神写成的。镰仓时代中期，即13世纪中叶，随着两国贸易和文化交流发展，两国僧人往返日本颇为频繁，他们不仅带回了禅宗经典，还引进了因与禅宗的“心性论”结合而在宋代声名大噪的程朱理学文本。到了德川幕府时代，朱子学说被推尊为“国家学术”、“官方哲学”。整个政府都秉承儒家教义，并要求人民遵守儒家的道德礼义，爱国、忠诚、子女孝顺，在天皇与臣民、上下、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问，建立一种恰当的人伦关系。

    儒家学说却未能在日本形成沿袭中国皇权社会1000余年的科举制度。

    日本实行的则是以武士世袭制来管理全国。

    在长期的幕府时代里，幕府将军名义上统治全国，但其实不过是相对强大的一个大名，只能直接控制1／4的土地，此外还有被称作“三都”的江户、大阪、京都的税收，以及部分的矿山作为财源。列岛上近300个各藩大名们依然是独立的，对所辖领地有独立的行政、军事、司法权，甚至可以发行自己的纸币。在军事强人丰村秀吉之前，任何试图在政治上统一日本的尝试，都遭到了大名们的强烈反抗。大名拥有家臣，他们都是武士。大名和武士占据着四个封建等级中的最高层，他们下面是农民，然后是工匠，处于最低层的是商人。在大名骑马经过的时候，下层民众必须下跪并以额头触地。对任何无礼的下属，武士有权将其当场格杀。武士有大名分配的土地——知行地，作为低层贵族，他们集中居住在城镇，并不实际占有土地，而是领取由领地面积折算的实物俸禄。武士的职责是保卫领地，领衔并管理好“士农工商”，有些类似于今天的军官和管理人员。

    各藩为了经济自立，推进国（藩）产化，以保证政治自立，一直由藩府派武士创办和经营产业，他们逐渐积累了经营和管理企业的经验。明治初年的日本，总人口约3310万人，国家机器其他的部分不算，仅作为管理者的武士就有近190万之众，与当时的晚清相比，堪称是“大政府小社会”。

    世袭制绝对不是好的制度。如何要武士后代子孙保持上进心，且有武勇公正廉明之气呢？日本人极认真地奉行儒家“成仁”思想，“不成功便成仁”，任何事失败就应成仁，日本视“成仁”就是“成功”，做人做事如果因时运不济，不能克竞全功，但如果“成仁取义”，含恨以殁，就是日本人心目中的英雄。武士们并将“仁”推向极致，发展出最为严厉可怕的制度——切腹制度，武士家庭从小要教子女随时准备为主公及家族的光荣切腹。日本靠切腹制度使武士上进，武士们除了有这种“必死”的精神教育，也有学识上及武术上的要求，他们必须是武文并重，做任何事能够以性命相搏。

    在幕府和大名们的总岁人的一多半来自土地税的年代，日本农民负担之沉重，生活之困苦，肯定远甚于同时代的中国农民，各藩的农民暴动此起彼伏。还不够的支出，大名和武士们向他们所鄙视的商人借债，这债务并不如中国人所常见的恃强凌弱，肉包子打狗，商人们尚能够带着镣铐跳舞。他们不但造就出了江户、大阪这样的商业中心，到18世纪时，江户的居民己达到了100万，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而且还形成了他们自己笙歌弦舞、衣鬟鬓香的生活方式，包括像歌舞伎剧院以及更高雅的娱乐——早期的艺妓馆。20世纪的那些工商业巨头，如三井和住友，其实都是在大名和武士这块沉重的大石头下钻出来的。

    丰臣秀吉在傀儡皇权幕后掌权者的地位被他的首席军事和政治助手德川家康所继承。日本人在德川幕府领导下度过了日本历史上罕见的长达260年的和平。这大约正是中国的清朝，在这前后，西方世界同样在叩响着日本的大门。先登陆的是一个来自葡萄牙的基督教传教团，团里有一支防身用的毛瑟枪。日本人对基督教的兴趣远不如对枪的兴趣大，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便仿造出600支，几十年之后纯熟地造仁了30万支，使装备一直处于冷兵器时代的武士们一跃走进了近代化。

    德川幕府尽力将糖衣留下来，而将炮弹扔回去——镇压在国内开始萌芽的基督教；除了留下长崎给荷兰和中国商人进行贸易，但必须处于日本政府全天候的监视下，其他地方的外国人一概赶跑；对于一切企图离开列岛或从外国归来的日本人处以死刑。1638年，一个葡萄牙的官方代表团为说服日本放弃他们的孤立主义政策进行了最后一次努力，他们不避艰辛与风险来到日本，其中的13个人被斩首示众，当时还没有阿拉伯半岛电视台，但这并未妨碍让世界听到德川幕府的声音，它放了幸存者回澳门，并要后者带话给西方世界：“让他们不要再打我们的主意了，就当做我们不存在这个世界吧！”

    200余年后，1853年6月5日，4艘美国战舰出现在天水一色、海鸥点点的江户湾。

    4艘船里，有两艘是不久前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蒸汽船，船身涂得漆黑，汽笛像一个怪兽一样不停地嗷嗷叫唤，住在海滨成千上万的日本人从未见过这样的庞然大物，因此他们永远地记住了这一天，并称这一天为“黑船日”。

    这支小舰队是由佩里准将率领的。由于难以揣摩什么样的东西才能打开这个极力要隐蔽在太平洋风浪里的国度的大门，随船带来的礼物可谓五花八门：首先是酒，形形色色的酒，威士忌，香槟白葡萄酒，仿佛酒是各民族男人们的世界语。美国特产的珍禽异兽，其中有一只装在笼子里的白鹦鹉。一箱转轮手枪，一架银板照相机，一套电报设备，一辆蒸汽机火车模型……佩里还带了一封七个月前起航时还在任上的美国总统的亲笔信，在信里，总统阁下称日本天皇为美国的“伟大的好朋友”。

    不能做主的天皇即使愿做美国的朋友，也只能是个影子朋友。德川幕府紧急动员了来自全国的两万多个武士，要赶走这些“浑身是毛的野蛮人”。长期的和平状态已经使武士们的作战技能大大退化，但和平状态下由于充满了酒肉的滋润，战争的叫嚣声却更加壮烈。一支全副武装的军队被召集起来，这使得江户一带新盔甲的价钱在一夜之间翻了4倍。武士们的防御，明显不敌那四艘船上在工业革命的炉火里锻造出的新式枪炮。日本人采取了以后在“二战”快结束时他们也用过的拖延策略，并祈祷再一场“神风”降临在江户湾。佩里也不急于在日本留下来，他多半是个从美国西部江湖走出来的牛仔，身上透着一股豪迈劲儿，他把前总统的信留给日本人，自己一行人还要到神秘的中国去玩一玩，但他留下话说：他会在第二年春天回来等候回音。

    佩里准将的这4条船是去了正酝酿着鸦片战争硝烟的清朝道光年间，还是去了东南亚哪个岛国吃喝玩乐去了，我一时找不着有关的史料。

    能够确定的是，1854年2月，这支小舰队回到了日本。3月5日，在一个名叫横滨的小村子的一棵樟树下，双方开始了谈判。到月底，正是樱花推锦铺霞般在列岛渐次展开的时候，德川幕府被迫与“浑身是毛的野蛮人”签下了日本门户开放的条约。对于日本来说，这一变化是天崩地坼的。长期以来，德川时代被称作太平盛世，这个盛世却一直是靠封锁与压制来维持列岛富士山般的安宁。现在佩里上岸之时，就是德川幕府即将下课之刻。

    青春往事（二）

    “为了天皇，赶走野蛮人”的口号，响彻了整个西日本，一个武士集团发动了针对德川幕府的叛乱。叛乱虽然很快遭扑灭，但几年后，德川幕府的一个元老级人物在回江户家中的路上遇刺身亡。一位日本作家将此事视为幕府时代的结束：“300年来，德川家族的声望一直就像夜空中满天群星所拱卫的月亮，甚至比当年镰仓时代的源赖朝还要盛大。但现在，它就像早晨的月亮一样陨落了。”

    1868年，长州藩的下级武士发动政变，控制藩主后，倒幕的诸藩武士又在京师发动政变，成功地控制御前会议。倒幕派最终夺取了江户，将其改名为东京。

    在这前一年，复辟时代的第一位天皇，即15岁的明治天皇，已经登基。他在他着名的《五条誓文》里宣布：“我们要从全世界吸收知识，以此来加强天皇制的基础。”接下来就是众所周知的明治维新。这是日本这个国家的青春往事，波涛般汹涌而来的青春往事里，维新志士仅用了五六年的时间，就摧毁了整个原有的政治和社会体制，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以及全面引进西方体制与文化的中央政府。

    其中，粉碎幕府时代的封建体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法律取消了阶级的划分，从此商人们不用戴着镣铐跳舞，农民被允许自由择业，自由经营。作为幕府体制的坚石——武士，他们的世袭薪金先是被削减一半，后来又通过一次付清的方式被彻底取消，而且他们必须停止佩带作为其昔日优越地位象征的长剑。中国历代的官员们最适应磨道般超稳定的日子，最不能适应天地玄黄、风云激荡的时刻。很多日本武士却白断其臂，投身于这场有损于他们既得利益的变革。

    他们的文化知识、管理经验和铁一般的纪律性与服从性，使他们再就业并不难——新政府系统的骨十，警察队伍的中上层，实行义务兵役制后的军队的军官。或者，因过去一直受到孩子们的崇拜，可以去做他们的教师，在全列岛推行义务教育，使整个日本“邑无不学之户，户无不学之人”，为早期工业化提供人力资源；或者，因习惯了用真刀真枪说话，一切以取胜至上，怎样能够取胜就怎么打，在意识形态上相对灵活，对新技术新思想来者不拒，去做一个企业主。他们当起老板来，肯定具有身先士卒的品格，总是深入生产第一线。由此，与回避问题、粉饰问题截然不同，一个以查找问题、解决问题为主旨的“现场主义”，在日本有了深厚的历史渊源。

    在日本人打开的“儒教”这个包袱里，还有一条值得注意——在中国，从鹰爪遍地、构陷忠良的魏忠贤，到气焰熏天、吃里扒外的李莲英，“内宦外戚”从来是导致王朝政治腐败、皇冠落地的一丛毒瘤。可在日本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批不但在生理上也在道德上被阉割了的宦官。

    耐人寻味的还有，千年以来，日本以武士刀决斗不但蔚成风气，也是合法的；中国则除在武侠小说、电影里打得惊天动地，剑影刀光，让金庸、张艺谋赚个盆满钵满，名利双收，让无数读者、观众血脉贲张，顿生万丈豪情，但合法的持一定武器的公平决斗，在中国历史上几乎从未发生过……

    与儒教引进日本没有一切照搬相似。

    日本从唐朝起便派最好的学者去中国学习佛教，禅宗传人东瀛，就是日本宗教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最初，日本和尚也遵守中国和尚不许结婚的戒律，但后来他们感到不许和尚结婚有违人的自然天性，于是摒弃了这条独身戒律。今天日本的和尚都允许结婚，与不是和尚的人相比，和尚们大多有漂亮的妻子，有的还不止一个。日本和尚也可以喝酒吃肉，甚至烂醉如泥。他们能够将宗教与人性区别开来，这一区别，便让大海这边曾经被逐出山门的众多鲁智深们死不瞑目。

    许多学者认为，从文化学的角度看，日本既不属于儒家文化，亦不属于佛教文化，尽管它与二者有很密切的联系。犹如日本语虽从汉语中吸收了大量词汇，但日语和汉语仍是两个不同的语种。日本从中国文化中吸收了许多要素，但日本这台超级电脑是按其自己编制的程序运行的，它是一个独特的体系。

    以儒教而言，它虽然落实到了社会的人伦关系与秩序等方面，但在外来的儒教文化底下，仍然有一种离原始状态不远的本土文化层，例如神道教之自然崇拜、生殖器与性力的崇拜等等。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在日本，在压得令人透不过气来的工作文化之外，还有一个泛滥且精致程度为世所罕见的色情文化，因此，不论是工作还是纵欲，在岗位上做“拼命三郎”，还是下班后去做“西门庆”，两者都会发挥到极致；一些日本男人平时个个都像君子，待人彬彬有礼，可一旦涉及到性问题，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变得特别放肆。谈论起女人柑性事，个个眉飞色舞，毫无顾忌，他们会详细描述自己和女性做爱时的每个细节，包括女性生殖器官的形状、自己的动作姿态、女性的反应如何，并互相交流心得。

    《江户参府纪行》里曾有叙述说，早在19世纪初叶，到日本的欧洲老外在路经江户（今之东京）近郊的风化区时，对当时大白天男人进出娼家就如同出入咖啡店一样毫无愧色而惊愕不已，殊不知在日本，妓院这类色情场所的设立坦荡得几如餐馆，两者都是生活必需的一部分。性行业异乎寻常地兴旺发达，已构成一种产业，日本人谓之“风俗业”。一种说法认为，如今日本性产业的规模在10万亿日元左右（1000亿美元），相当于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2%。此外，日本人玩日本人，时间长了，自然就腻了，日本男人便有专赴东南亚乃至全球“风俗XXX无料案内所”里的招贴新宿红灯区，那边风俗店很多，好像是政府准许的各地的“买春旅行”，去折腾外国妹子；接下来一部分不甘示弱的女性，也发起到海外买男春的性旅行。

    可以肯定的说，日本人对性无忌和坦白的态度，至少在亚洲国家里是独具一格的。这一杂然并陈却又卓然独立的文化形态，可以说贯穿于与外部文化交融激荡以来的日本历史。

    中国则在别无分店的儒家文化的浸泡下日趋烂熟。在孔子生活的年代，曾为精英阶层设计的部分课程还包括骑马和射箭。但是这些日后都被儒家抛弃了，佝偻驼背、久坐伏案的中国精英除了手执毛笔外，几乎没有任何的体力活动。纤弱，被当做是一种文化的特征和悠闲的生活加以推崇。驯服又柔弱，使中国成了一个“阴”之国——软弱，回避创造性思维，只剩下派生性思维，害怕变革与风险，力求南山松一样稳定。

    从许多城市的名称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在北方，北京过去叫北平，即“北方和平”；在两面，古都两安，意思是“两方安定”。

    说中国人的图腾是很少活动却长寿的龟也不尽然，中国人也表现了自己取之不尽的创造力，这便是享誉世界的烹调。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还有不会动的花朵、树皮，乃至磨成发丝细的黄金．什么都能搞来吃，还能够色香味俱全，吃法有生吞活剥、火烧泥包，无奇不有。反观日本人、美国人，到现在还停留在生吃或用叉棍烧烤肉来吃的水平，比饮血茹毛的原始人好不了多少，要追上中国人至少要200年。

    中国人亦表现了自己的冒险精神。当然不是去攀登珠穆朗玛峰，或是去南极探险，这是一种心灵冒险运动。即人可以平平安安坐在家里，却又充满变幻与刺激、能够极大地释放肾上腺素的运动——麻将。在当今，它还常常具有合法的行贿与被行贿的功能。千百年来，多少岁月老去，中国人的麻将不老；多少地方沧海桑田，可麻将声声依旧……

    中国不再是一个有着汉唐般生机勃勃的国家。

    日本对西部这块大陆的感知与认识渐渐发生了变化。

    忍者，恶友（一）

    虽然巾日关系在元朝时由于蒙古人的侵略出现停顿，而明朝实行禁海政策，到巾后期倭患愈演愈烈，所谓骚扰长汀三角洲出海口和闽浙沿海地区的“倭寇”，十有五六是巾国人自己，这也阻断了巾日关系；至明清两朝，日本已停止派遣使节到巾国学习，但自唐朝以来，日本人对巾国风俗人情和观念，甚至朝代变迁、人事更换的情报，都特别悉心搜集研究。

    值得指出的是，日本人认为智慧的来源之一即是情报，搜集情报在日本被视为成功或失败的重要关键之一。与巾国人认为搜集情报是间谍或小人所为，一般人都予以排斥；相反，在日本则是全民自觉的工作。政客、军人和文人不必说了，就是渔民自大陆沿海返回岛上，也会自动向相关部门报告各地见闻，包括各地风土人情、经济物产、地理交通，甚至可能细到女子在家巾的地位，连人们使用的梳子、炯斗都画成图示。

    据说，早在镰仓时代，日本就有专门刺探情报的独特团体，叫“忍者”，他们到外面去把有利于自己的东西简化、压缩后带回来，而对自己内部的事情却绝对保密不向外界透露。“忍者”们世代活跃不断，越做越大，最后不“忍”了，变成光天化日下的行径。

    清代末年，被派遣到日本考察的直隶省官员王桐龄在其《日本视察记》中指出，近年来日本以东亚盟主自居，竭尽全国上下之力，从政治、法律、宗教、教育、历史、地理、文学、美术、实业、军事、交通等各个角度，分门别类，对中国国情进行调查和研究，并出版了许多这方面的着作。其中，《汉文大系》、《支那省别全志》等书，每套皆有数十册，每册则有数十万字。

    19世纪末直到抗战前夕，在“满铁”（即“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简称）的资助下，一群群年轻健壮、被称作“士官生”的日本人，利用假期纷纷来中国做社会调查。此外，“满铁”自身还有30000名员工。他们深入大陆腹地的城市和乡村，记录下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各方面的情报。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满铁”及下属机构编辑和搜集的资料、藏书形成“满铁资料”。目前，中国40多家图书馆或收藏单位藏有“满铁资料”，仅山东省图书馆便藏有“满铁资料”4000余种。直到今天，这份被称为是“满铁调查”的文献，其庞大的规模和一流的水准，依然让中国的社会学家们叹为观止。以制图来说，一般军用作战地图的比例为1：50000，而“满铁”的谍报人员绘制的军用地图的比例达到了1：10000。也就是说，每个村庄的池塘、水井、猪圈、祠堂甚至一棵大榆树都在他们的视线之内。这成了抗战中我国军队在自己的国土上作战却屡屡打不过日军的原因之一。

    到了今天，可能又得“忍”了。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在日本政府给中国提供的巨额无偿援助或无息、低息贷款中，有不少项目用于支持一些高校、院所的科研活动，它们涉及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多个省份和自治区。有人就发现，各高校或院所在申报项目的时候，日方有时会要求提供一些看来与该项目不是很相关的数据，比如当地的GDP等经济方面的基本数据，社会沿革、交通状况等，该科研项目的内容及发展方向，更是申报时不可或缺的……

    日本人不仅搞中国的情报，还将这些或涓涓滴滴、或源源而来的情报，在日本提炼成了一门显学——中国学。

    无论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文化、教育、文学等各方面，日本的学术界对中国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近代出色的学者有白鸟库吉、桑原骘藏、矢野仁一、羽田亨、狩野直喜、内藤湖南、富冈谦臧、冈崎文夫等人；在现当代的着名学者有竹内好、丸山真男、藤井省三、沟口雄三、安丸良夫等。尽管学者们的观点、立场各异，但他们都取得了足以让中国许多学者汗颜的卓越成就。

    历经明治、大正、昭和初年的内藤湖南(1866-1934)，是日本近代思想学术史上具有开创性代表性的中国学家。

    他本名内藤虎次郎，今日本秋田县人，因故乡毛马内町位于本州北部十和田湖之南，而号湖南。他所开拓的中国边疆历史地理、满蒙历史地理、清朝史等研究领域，以及他所提倡的经世致用、注重原典实证等治学态度和方法，奠定了中国学京都学派的治学方向和学术特征，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一代学风。

    1898年，内藤湖南的工作单位《万朝报》社给他放假3个月，并预支3个月工资200日元及旅行补助200日元，此外，得到同乡友人神田清兵卫支助的400日元，又从大阪商船公司借贷100日元。共凑集起900日元后，这年的11月初，内藤开始了他的中国之旅。

    辽阔的中国大地，以广阔宏伟的气魄使来自岛国的内藤深为感动。在上海往武汉的船上，他写道：过了澎浪矶，就到彭泽县，这里是长江南岸，皆山骨嶙峋威岩争峙……山和江之间，芦花盛开，眺望颇呈奇观。凡大江沿岸，洲渚平衍处，芦获丛生，往往数十百里不断，时方盂冬，叶败花开，如霜如雪，极目无涯；或日长天杳渺，云树相接……如此宏远豁大之景观，只有在大陆中原才有缘识得，见惯了我邦以细腻取胜的风光的眼睛是不能想象的，真可谓天地间之大观。在塘沽到天津的火车上看遍布着白杨林的华北平原，登临古老帝国象征的万里长城，在杭州葱郁的西湖山水间流连忘返……同样骨子里深藏“缩小”意识的内藤湖南，这样比较了中日两国的风景：因而言之，中国之长在莽苍、宏豁、雄健、幽渺，不在明丽、秀媚、细腻、委曲，赏之如啖甘蔗，渐品佳味；我邦之景，如尝糖蜜，齿颐皆甘。

    这3个月中，内藤广泛考察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地理、风俗、学术学风等。在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人里，有原是珍妃老师、“帝党”中坚的文廷式。

    忍者，恶友（二）

    文廷式极大地触怒了“后党”，早在戊戌变法之前，慈禧就已将他革职，永不录用，驱逐出宫。变法后不久，慈禧发下谕旨：“江西巡抚并江苏、湖北督抚密拿文廷式解京。”随后又有拿获即就地正法的密旨。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先避难日本，后亡命沪上。在上海，“铁无可铸神州错，寒不能灰烈士心”，他又参加了“自立会”（原为维新派唐才常等人组织的“正气会”，后改名“自立会”，容闳任会长，严复任副会长）。自立会建立自立军，准备在长江沿岸各省起兵“勤王”。文廷式希望光绪帝东山再起，变法图强，振兴中华。不幸，自立军发难失败，其理想成为泡影。他又潜回原籍萍乡，带头集股合资，打算采用新式机器开采煤矿，结果全县士子张贴揭帖，群起攻讦，只能胎死腹中…

    内藤的日记里有此记载：文廷式“年四十四，容貌魁梧……颇通内典，有志于研究世界诸宗教，造诣颇深。举止磊落，不拘小节……盖南方人士中之铮铮者”。让内藤不胜唏嘘的见闻中，也有被称之为19世纪两大发明之一的火车在中国的遭际。在他来之前，日本早有了火车。

    大概在佩里的“黑船”送来了那个火车头模型不久，东京的画家们很快便凭着它和自己的想象来描绘火车这个庞然大物，浅草街上精明的商人们也开始出售绘有火车头的“锦绘”。明治维新后的新政府，作为富国强兵的国策之一，就有修筑铁路的计划。只是新政府财政窘困，要修筑铁路得向英国人贷款。新朝诸公们视新政伊始就借外债为“国耻”，暂且将此计划搁浅。但仅仅过了5年，1873年，新桥到横滨的第一条铁路就开通了。火车的出场成了举国的一件大事，国民们纷纷以乘火车为第一快事，火车票顿成奇货，其价格要高出许多生活必需品。即使如此，那就咬着牙过一段苦日子，全家人也要来体验一番坐火车的感觉。

    汽笛一声别新桥，我的火车要出发……——这是内藤十分熟悉、至今有时还哼在嘴边的《铁道之歌》。它被编进小学课本后，其昂奋的旋律在列岛上空广泛传扬。以颂歌献给这个由工业革命里轰隆隆开出来的巨无霸，这就是日本国民的态度。

    在中国，早在1865年，在北京的英商集团在宣武门外修筑了一条一华里长的试验性铁路，以此向朝廷推销修筑铁路的好处。英明的清廷洞察了洋人欲操我江山命脉掠我大清资源的险恶用心，严词予以拒绝。

    1876年，日本有了第一条铁路的3年后，英国怡和商行修建了一条从上海到吴淞、长约15公里的营业性铁路。仅仅跑了一年，清廷以28.5万两白银赎回并拆除。其理由是未经当局批准擅自修建，而且火车头竟敢妄称“天朝号”。

    又过了5年，1881年，在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支持下，又在他老人家的地盘上，修建了一条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为的是运输煤炭。这次既有当局批准，又是国人自己修建的，该是一路畅通了吧，岂料仍遭到沿线从乡绅到卖浆引车者流一片反对。火车震天撼地，吞云吐雾，面目可憎，一看便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必然要搅了地下先人们几千年的大梦，坏了地上庇佑商贾农工的一派风水。无奈之下，蒸汽机车被大卸八块，换上一大群咴咴叫唤的骡子来拉车皮……

    中国真正活下来的第一条铁路，竟是在远离大陆的孤岛——台湾。

    1887年，台湾巡抚刘铭传获朝廷恩准修建由基隆经台北到新竹的铁路。披荆斩棘，一路艰辛，终于在1893年竣工。仅为中国人跑了两年，台湾即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在与严复、文廷式、张元济、罗振玉等维新志士的交谈中，内藤湖南深感为中国前途计，这个国家必须再上维新变法之途。同时，他心里也有了一个日愈清晰的结论——

    近代中国倡言改革以来，维新志士们关于改革的言论，不可谓不多、不透彻，“他们并非不明数百年来的政治积弊，也并非不晓应采用西法，然而，举之行于中国人民之上，则是否能收其功，实为一大疑问。”可见“中国的改革，谈何容易？”

    如果说，在戊戌变法之后，内藤湖南对中国变革的前景持悲观态度的话，那么，在戊戌变法的13年之前，日本就已经有人将中国视为虎落平阳，拔毛凤凰，或者说是一只曾经拉过大阳线、但如今已是彻头彻尾的垃圾股。此人还不是一般人，他是被视为日本近代思想教父，有着“日本伏尔泰”之称的福泽谕吉。

    1885年，福泽谕吉发表《脱亚论》一文。随后，日本思想界掀起一股“脱亚”的风潮。“脱亚论”的基本思路是：日本要追随西方国家，步入西方文明阵营，就要毫不犹豫地摆脱亚洲，唾弃中国、朝鲜这样的落后的“恶友”——

    我日本国土地处亚洲之东陲……然不幸之有邻国，一日支那，一日朝鲜……此二国者，不知改进之道，其恋古风旧俗，千百年无异。在此文明日进之活舞台上，论教育则云儒教主义，论教旨则日仁义礼智．由一至于十，仅以虚饰为其事。其于实际，则不唯无视真理原则，且极不廉耻，傲然而不自省。以吾辈视此二国，在今文明东渐之风潮中，此非维护独立之道。若不思改革，于今不出数年，必亡其国，其国土必为世界文明诸国分割无疑。

    忍者，恶友（三）

    古人云“辅车唇齿”，以喻邻国相助。今支那、朝鲜于我日本无一毫之援助，且以西洋文明礼貌人之眼观之，三国地理相接，时或视为同一。其影响之事实已现，成为我外交上之故障甚夥，此可谓我日本国之一大不幸也。

    如上所述，为今之谋，与其待邻国开明而兴亚洲之不可得，则宁可其伍而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亲恶友者不能免其恶名，吾之心则谢绝亚洲东方之恶友。

    1894年的甲午一战，开始印证福泽谕吉关于中国的预言。

    据着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说，当时宫廷半月之费，即可买吉野级巡洋舰一艘，两月之费，可购一超级主力舰，一年之费，至少可以装备一支排行全球第六七位的海军舰队；而一个为了让老佛爷乐不思蜀的颐和园改建工程的初期预算即为白银1亿两，可用以组建10支“北洋舰队”而有余。皇室如此穷奢极欲，大清国的海军却白光绪十四年（1888年）以后，正当日本海军全力西进之时，竟然未购一舰！不仅如此，就在1892年，黄海、东海海面上已满是火药味了，大清的朝廷上上下下仍在忙着筹备老佛爷的六十大寿，户部以太后万寿庆典需筹款为由，让海军停购舰艇二年。眼见快舰买不成了，李鸿章只好退而求其次，请海军衙门拨款60万两，购快炮20尊，以替换各主要舰艇上之慢炮，但户部和海军衙门两处，仍一毛不拔。李鸿章不得已，只有从海军日常粮饷给养之中，挤出20万两，聊购次等快炮12尊，以平息舰上官兵之积愤…

    而日本倾全国之力，克勤克俭，来打这一场战争，据说连天皇娘子的脂粉钱都捐出来了，很多鸡皮鹤发的老武士都请缨要上战场。

    福泽谕吉更是一个狂热的主战派，他在自己创办的《时事新报》上发表倡导筹措军费的社论，并带头捐款10000日元。此举深得军方的赏识，《时事新报》也因此成了海军的御用报纸。他还发表了《日清战争乃文野之战》一文，把中日之间的这场战争界定成是“文明”与“野蛮”之战，是日本的文明进步与中国的反文明进步之间的战争。

    昔日口吐莲花般的盛谢，转而为罡风烈雨式的冷酷。

    首相伊藤博文指名要李鸿章担任议和代表到日本马关议和。在谈判桌上，伊氏宣布：“只准说答应和不答应两句话。”李鸿章问：“难道不准分辩吗？”伊氏答：“不能减少。”

    李鸿章被逼在屈辱的《马关条约》上签字。按照该条约，日本除取得对朝鲜的控制外，还迫使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和澎湖列岛给日本，又从中国索取到2.3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包括1895年11月得到的“赎辽费”3000万两），这相当于日本全国四年多的财政收入。1896年，伊藤博文内阁制定的十年扩军计划，其扩军经费的40%以上直接来源于中国的战争赔款。日本一夜之间成了战争暴发户，靠着这笔钱，加上在战争中夺占的36000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资源，大大加速了国家的近代化和军队的现代化。在甲午一战胜利后列岛的举国狂奋中，伊藤博文往常总是睿智、谦和的脸上却是抑制不住的不可一世。

    我们实在可以察觉，对大和民族来说，这是一次反叛的节日，一个乱伦的盛宴。

    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今，乱伦是日本色情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媒体上常见到有关乱伦案件的报道和介绍，色情书刊中充斥着许多赤裸裸的近亲乱伦内容，父女、母子、兄妹乱伦似乎是日本色情成人读物的永恒主题。在出租色情录像带和激光碟的成人店里，更是大量表现乱伦的影象，“血缘亲人不伦之恋”、“母子通奸大战”等等，一个个片名看得人心惊肉跳。日本漫面作品中也有一些包含暴力、裸体与性、乱伦乱交的内容，哪十0是面向中小学生的作品也不例外。即使在一些比较严肃、在日本社会广受欢迎的文艺作品里也不时闪现着乱伦的影子。

    上世纪80年代，有一部名为《血疑》的电视连续剧，曾引进中国播出，几乎家喻户晓：一对青年男女谈了几十集恋爱，最后男青年发现爱上的是自己的妹妹，但怕引起妹妹的病情恶化，只好怀着复杂的心情继续维持着恋爱关系，直到妹妹病逝，方才了断这种已经处于乱伦边缘的兄妹之恋。

    几年前，在日本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女教授东乡和她的助手》，说的是某医学院里有一个高傲漂亮、作风严谨且又独身的女外科教授东乡，她需要一名助手，很多年轻人都因敬畏她不敢去应聘。一个刚从美国回来的小伙子石川不知内情，贸然报名当了她的助手。不苟言笑的女教授对他的要求非常苛刻，但小伙子非常大度，他用日本式的勤奋和美国式的热情改变着女教授的看法，工作之外还领着东乡去唱卡拉OK、游泳、滑雪……结果两人成了忘却年龄差距的情侣。一次疯狂的欢愉后，东乡在他的肚皮上发现了几块胎记，石川竟是她的私生子——她18岁赴美留学，遭一个日裔科学家引诱失贞。石川出生了，对方却不愿意娶她。她带着孩子艰苦地念完学业，为了能在日本名牌医学院立足，回国前她忍痛将孩子送了人。情人突然变成了妈妈，虽抱着寻母的目的来到日本，石川却不能接受这个现实。他悲愤交加，几度轻生，最终登上返回美国的飞机。东乡眼含热泪偷偷目送儿子，从机场回来，她一下病倒了……

    日本法律制止乱伦。官方舆论对乱伦行为是严厉谴责和极力反对的，对父亲强奸女儿或儿子强奸母亲的要处以重刑。但乱伦已成为日本文化中无法回避的突出现象。现实生活里人们也喜欢议论涉及乱伦的消息，不少日本人都认为乱伦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两厢情愿就等同于一般的男女偷情。在议论别人的乱伦行为时，总有些人不以为耻，甚至带着有些艳羡的语气。

    是否可以这样说，乱伦——作为现实生活里不可能冠冕堂皇实现的一种心理补偿，它可能成了大和民族神经的兴奋源之一。其潜意识可归结于列岛的创世纪神话，在神话里日本本来就是兄妹乱伦下的产物。

    如果说，血缘上的乱伦可以让人有冲决禁区的巨大刺激，如服海洛因一般的强烈兴奋；那么，文化上的乱伦，即“逢蒙学射于羿”又终杀羿——学生反叛了老师，从长期以来对中国文化的压迫感下解脱出来，并对其施以乱暴地践踏，在大和民族的深层心理上多半会有畅快地发泄……民国前，章太炎先生旅居东京。常有人上门求字，他则常抄《孟子·离娄下》的数语与之——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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