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被忽略的启蒙（一）

    日本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其“明治”二字，取自《易经》中的“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一句，“维新”一词出自《诗·大雅·文王》中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就是这个旗号上也溢透着中国传统文化浓厚气息的运动，却对白发干丈、满目苍凉的中国文化绝尘而去。昔日对中国经常自称“小邦”、“下国”的日本，认为先生已十足一老朽也，再也没有了什么可学之处。

    不得不咽下甲午战争战败的苦果，不得不蒙上割地赔款的深重耻辱。

    诚如章太炎先生的满腹悲愤，当时的中国最有理由如时下的网上——一些激昂的文字在高喊“抵制日货”、“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过日本湾，制造东京大屠杀！”……

    但总体上看，清末的有识之士们，甚至某些时候还包括在许多事上已昏聩不堪的朝廷，罡风烈雨之下，却在昔日学生的反叛上采取了一种平静的态度。

    这是一种大痛后思痛的平静，一种服了不甘而不服不行的平静，一种深水湍急而河面徐缓的平静。正是这种不平静的平静，使中国很快地视日本为老师。就是章太炎先生本人，悲愤归悲愤，他还是做了不顾鞍马劳顿之苦的唐僧，去了日本这方两天取经……可以说，自清末起，中国的语言文字，政治军事，改良革命，科学教育……乃至风俗礼仪，无一不受到日本的巨大影响。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上超过日本。

    现代汉语中来自日语的新词，倘若用心梳理，数量很是惊人。实藤惠秀在《中国人日本留学史》一书里开列了一张数目庞大的词表，但是仍有人认为他还未穷尽所有新词。新词引入的规模之大，涵盖面之广，大概只有中国中古以来大量出现的佛经词可以相比。据有人统计，中国人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约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雷颐先生在介绍美国学者任达的《新政革命与日本》一书的《“黄金十年”》一文中，写道：通过大量的翻译引介，一大批日语词汇融入到现代汉语之中。有意思的是，这些词汇甚至迅速取代了“严译”（按：指严复的翻译）的大部分术语。这些几乎涉及各类学科的新词汇或是现代日本新创造的，或是使用旧词而赋以新意，现在又被广大中国知识分子所借用，这大大丰富了汉语词汇，并且促进了汉语多方面的变化，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奠定了一块非常重要的基石。现在我们常用的一些基本术语、词汇，大都是此时自日本舶来。如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政府、政党、方针、政策、申请、解、理论、哲学、原则等等，实际上全是来自日语的“外来语”，还有像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律、封建、共和、美学、文学、美术、抽象……数不胜数，全是来自日语。

    “经济学”和“哲学”，在中国以前叫“资生学”、“智学”，——听起来后者倒是像日文，但它们却是地地道道的中文。与此相似的还有“政治”、“经济”两词，汉语中过去的“经济”原意为治理国家；如今连小学生都知道不能用“经济”来治理国家，必须用“政治”了，而且还得是“无产阶级政治”，而这“无产阶级”一词，也是从日文里引进的。当年大量新名词涌进中国，曾引起一些人惶恐不安，犹如自家的祖坟就要给人刨了。即使维新派的一员大将张之洞也有点担心，他曾在一份公文上批道：不要使用新名词。他的幕僚辜鸿铭即告诉他：“不要使用新名词”中的“名词”二字就是一个新名词，亦来自日本。

    试想想，如果能够像“抵制日货”一样，中国人大义凛然地彻底地扫荡去这些来自日本的词语，现代汉语将会陷于怎样尴尬乃至无助的境地？除了上面提到的，还有——取缔、取消、引渡、样、手续、的、积极的、消极的、具体的、抽象的、目的、宗旨、权力、义务、当事者、所为、意思表示、强制执行、第三者、场合、又、若、打消、动员令、无某某之必要、律、律师、代价、亲属、继承、债权人、债务人、原素、要素、偶素、常素、损害赔偿、法人、重婚罪、条件、契约、从而、如何如何、卫生、文凭、盲从、同化、代表、压力、排外、野蛮、公敌、发起、旨趣、什么什么族、派出所、警察、宪兵、检察官、写真…-．真可谓俯拾皆是，或者说天网恢恢，无可逃匿。

    若我们硬要逃匿…这张大网，那就有很多话说不成了，尤其是台面上的话，它们纷纷扬扬，断成了一地鸡毛，而我们这个十分注重台面的国家，在很多方面只能“失语”。

    更重要的是，词汇是一种概念工具，如此多的新名词，带来的绝不仅仅是语言表述方面的新意，还必然伴随着对社会结构、思想观念、文化形态的巨大冲击和革新。每当想起中国人用以思考、对话、演说、写作的大量概念中，竞有70%是来自于日本人的营造，我们就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事实：日语词汇的大量涌人，对100多年来中国人的思维，100多年来的中国文化，因此，也必然对100多年来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

    或者，是否可以这样说，这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不管说什么，想什么，在中国人与对象之间，都隐隐约约存在着一个第三者——日本。

    一个时期的出版物，总是可以反映出社会的文化走向。1896年一1911年，是日文书被翻译成中文的高潮，共有956本日文书被译成中文，1912年-1937年间则有1759种；相比之下，在1896年-1911年间，日本从汉文译过去的书只有16本而已。而在明治维新之前，仅在中国国内印了一两版的魏源的《海国图志》，传到日本后被大量地翻印，一共印刷了15版，价钱一路走高。日本开始了解西方，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本书，明治维新的不少重要人物就是在它的影响下提…“开国论”，反对“锁国论”，终使维新取得了成功。

    一场被忽略的启蒙（二）

    在大量翻译过来的书籍中，以大中小学校的教科书为大宗。这些新教材铺天盖地，铺向不久前仍在被读“四书”“五经”之声缭绕的中国的城市、乡镇。1904年1月，清政府颁布了着名的“癸卯学制”，它模仿的是日本的教育体制，这是中国近代史上首次实施的正式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堂为五年制，高等小学堂四年，中学堂为4年，高等学堂及大学预科3年，大学4年，白进小学到大学毕业，共需21年。此外，初等小学堂之下有蒙养院，大学堂之上有通儒院。当时，各地常为使用1日式教材或新译教科书起争执，使用何种教材便成了新学与旧学的标志之一。教科书外，中译书里还有不少社会科学方面的着作。它们大大扩展了中国学者的学术视野，一些新的颇为科学的学术规范得以形成。以历史写作为例，中国传统的写法是一朝接着一朝写下去，貌似断代精确，实则社会演化难以河清海晏，泾渭分明。日本学者桑原紫藏的《东洋史要》却不是这样，它取西洋“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四期来分中国历史，第一期断至秦皇一统，称之为汉族缔造时代；第二期白秦皇一统至唐亡，称之为汉族极盛时代；第三期白五代至明亡，称之为汉族渐衰，蒙古族代兴时代；第四期括满清一代，称之为欧人东渐时代。此书翻译出版后，一时间学术界如上层楼，耳目一新。后来许多研究中国历史的人便有意用这种大眼光，下笔之际，纷纷以四期来分。一位留心观察中国史教科书的人发现：“近年出版历史教科书，概以桑原氏为准，未有变更其纲者。”

    翻译工作，主要是由留日学生们完成的。

    甲午战争失败后，开始有中国学生去日本留学。当时，在主张派留学生赴日本的权柄中，湖广总督张之洞被认为是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在1898年所着的《劝学篇》中提出了一系列推进教育近代化的具体措施，其中对提倡留学日本的论述尤为强调——至于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路近省费可多遣；去华近，易考察；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日本在接受中国留学生的态度上也表现出了相当的热情，大概是做了千年的学生，一旦做起先生来，那脚下便立马垫起了高高的优越感。

    1898年冬，日本驻华使臣矢野义雄以日本国的名义，通知大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今日之外交部，称该国政府愿意接受中国留学生并支付经费。日本人愿出这笔银子，并非出于侠骨柔情，日后我们就可以看出这当然不是为着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而且这笔钱在清朝的巨额赔款里只是一个很小的数目。

    以清国留学生会馆在1903年所作的调查为例，当时的留日学生共来自19个省，其中居前列者为江苏175人，浙江154人，湖南130人，湖北126人，广东108人、直隶77人等省。奉天、山西、陕西、河南、广西、贵州、云南等省的留日学生均寥寥无几。这除了反映出当时各省问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外，亦有地理和人为等方面的因素。仅仅过了3年，1906年赴日本的留学生达到了8600人。增长的原因，主要是上一年里日本战胜了俄国，黄种人第一次打败了白种人，更进一步震动了中国的热血青年；以及中国废除了科举考试，出国留学成了一条新的出路。以后几年，留学日本的学生人数都超过了8000人。

    如此大的数字，是到当时为止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留学运动。

    1/3以上的留学生，来自于士官学校的士官生，他们在国内投考士官学校，就是为着日后进入日本军事学院作准备。有趣的是，其他的留日学生大部分人的目的不是学习日本文化，而是学习西洋文化，准确地说是学习日本人学习西洋文化的方法，当然也包括从日本转手得到的、已打上浓厚的日本色彩的西方知识。在这方面，较早接受中国留学生的是早稻田大学，1905年，该校便开设了“清国留学生部”，3年问共培养了2000多名中国留学生，其中就包括了李大钊、廖承志。留日学生成立了许多译书团体，如译书汇编社、教科书译辑社、湖南编译社等等。并在日本掀起了一个兴办华文报刊杂志的高潮，各种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在1900年至1911年短短的10来年时间里，由中国留学生和流亡知识分子在日本创办的报纸刊物达70多种，在唤起民众、启迪民智、救国图强方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勾勒了当时的盛况：“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辄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

    他还注意到，英美留学生在戊戌变法前后这一场大规模引介西方思想文化的运动中几乎不扮演什么角色，反倒是一群不通西洋语言文字者（主要指留日学生）担当最重要性的角色，这种情形一直要到“五四运动”前后英美留学生取得思想文化上的优势后，才出现了所谓“镀金派”——英美留学生与“镀银派”——日本留学生的分别。最后“镀金派”压倒了“镀银派”，成为思想文化界的骄子。

    总而言之，这场运动堪称是提早于“五四运动”的一次伟大的启蒙。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当时又称白话文运动，前面提到的来自于日语的大量新名词的涌入，对于冲击文言文这一古老、凝滞的文体，给予化蛹为蝶般的改造，无疑发挥了直接的作用。

    而且，有论者注意到：现代中国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都是从翻译日文着作开始了解现代学科的。章太炎、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和鲁迅先后翻译了日本近代以来的重要知识分子福泽谕吉、加藤弘之、中村正直、中江兆民、幸德秋水等人的着作。中国的新小说、新诗、新戏剧，在很大程度上也受益于日本文学的启迪。“郭沫若的第一本诗集《女神》是在日本写成；郁达夫的《沉沦》里看得出日本私小说的印痕；周作人的散文明显带有日本茶道的形式之美；鲁迅的杂文里则总有一个黑黑瘦瘦的影子，那就是藤野先生……”

    近代中国的启蒙是一个连续体，它不是在一次发动中完成的。晚清这一笔由日本引入的思想资源，虽然不像日后由“五四运动”标志的新文化运动那样轰轰烈烈，光辉彪炳，但它在中国的大地上，无疑是孕育后者躁动不已的母腹，船帆已经升上地平线的桅杆，只不过很长时间被中国近代史论者给有意无意忽略了。

    历史的吊诡（一）

    旧瓶装新酒的改良，拷贝自日本——

    康有为在维新期问，向光绪皇帝进呈了关于俄、日、波兰、法、德、英六国改革变法的着作。其中以《日本变政考》一书尤为重要，称是这些“变政记”的代表作。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等维新干将，也都在维新期问不断地宣传明治维新，主张从日本吸取变法自强的经验用于中国的变革。

    梁启超在1897年——即戊戌变法前一年里写道：彼夫印度之不易，限于种也。凡黑色、红色、棕色之种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与用脑之角度，皆视白人相去悬绝。唯黄之与白，殆不甚远。故白人所能之事，黄人无不能者，日本之规肖西法，其明效也。日本之种，本出于我国。次年，在戊戌变法短短的103天内，光绪皇帝连续颁布了83道除旧布新的上谕，可谓大部分是从《日本变政考》中移植过来的。以教育方面为例，明治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通称《学校令》。其中有1886年的《帝国大学令》、《师范学校令》、《小学校令》、《中学校令》，1889年的《实行教育令》。《学校令》把小学和中学分为两个阶段，小学分成寻常小学4年，高等小学4年，寻常小学作为国民教育，高等小学为中学输送人才。中学分为寻常中学5年，高等中学3年，前者为普通教育，由县府管辖，后者由文部省管辖，分科授业，为大学输送人才，实属大学预备学校，全国共设五校。师范学校也分寻常师范和高等师范，前者每府县设一校，招收高小毕业生，后者招收寻常师范毕业生，只在东京设一校。帝国大学分本科和大学院……《学校令》及其后继举措在列岛上贯彻下来，大约用了六七十年时间，日本便走完了发达国家100多年甚至200多年的发展历程，由教育落后的国家而跻身教育发达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行列。

    在光绪的诏令中即有：提倡西学，把原有的封建书院一律改成新式学堂，学习西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知识；在北京创办京师大学堂，各省兴办高等学堂，各州府县分别设立中、小学堂，并开办各种专业学堂，如北洋矿务学堂、医学堂、编译学堂、茶蚕桑学堂等；奖励、鼓励地方有产业的士绅在各省府县开办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农务学堂、工学堂、商学堂，以学习、引进和研究西方的农业、工业方面的新工艺、新技术；废除八股文，一律改试策论，为选拔时务人才，在传统的考试取仕外，诏举经济特科，要求各省的主要官员，各举新知，保荐人才，探讨日本明治维新如何在短短30年内改变了日本的历史……“百日维新”的后期，曾三度担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以非官方身份来中国考察变法情况。他是严复在英国海军学校的同学，同窗期间，严复的成绩总在他之上。留英结束后各自归国，严复落落寡欢，去了福建马尾的水师学校教书；伊藤回到列岛，天皇亲自到码头迎接。再后来，严复以翻译《天演论》暴得大名，但仍不受重用，最后思想日渐保守，做起了保皇党；伊藤则成了明治维新的扛鼎人物，其最大贡献是起草了明治宪法和组织两院制议会，并位居首相高位。

    他此次来中国之时，在北京的西方传教士李提摩太极力鼓吹清廷该请他任改革顾问，朝廷里也有人呼应，光绪便接到了如此胆大的奏章——十脆由伊藤担任中国的首相，在中国来一个明治维新的“盗版”“盗印”。

    9月20日，即戊戌政变发生的前一天，伊藤觐见了光绪皇帝，据说二人商议了“公筹东亚安全之策”和日本“襄助中国”的计策。

    在政变发生的几天后，李鸿章在北京贤良寺寓所会见了伊藤博文。据说，一见面，伊藤就说：当下中国要改掉的东西有很多，最要除去的是看自己是“泱泱大国”，天下居中，看周边国家都是尚未进入“人之道”的原始国，你们再也不要用以“虫”、“兽”偏旁的字去称呼这些国家了……

    两人也一起探讨了变法失败的原因是“变法太急，用人不当”。

    过了几年，在内藤湖南来华后在上海与文廷式的交谈中，文廷式谈到：近来中国有人主张中国改革要联合日本，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借重日本的兵力，去解救出困在瀛台孤岛上的光绪。虽然文廷式反对此举，以为是“一时权宜之计”，但他也认为日后若变法风潮再起，仍需借用日本人才，借鉴日本经验，承认日本对中国的示范作用。可以说，文廷式的以日本为样板的理论，基本上反映了当年许多改良派人士的普遍想法。

    砸碎瓶子、要打出一片新天地的革命，其源头也在日本。

    孙中山足迹遍及各世界强国，最终选择以日本为革命的“根据地”。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他逃到横滨，剪掉辫子，穿上日本裁缝做的合身西服，还蓄起小胡子，毫不费事地冒充日本人。他本名“逸仙”，又为自己取了个日本名字——“中山樵”，日语发音为“那卡雅马”。

    他没有料到，自己的中国名字今天少有人知道，他却是以日本名字传世的；这“歪打正着”，便有些像他身上那套其实是由日本式学生装演变而来的“中山装”，后来竞成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朝官员们的标准服。

    孙中山将日本看作中国的“天然盟友”，他创建的兴中会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在他看来，对甲午战争后给了中国多少耻辱与灾难的日本，不必较劲，反可以借用其力；倒是现在代表着中国政府的满清皇帝，却是必欲首先驱除的“鞑虏”。如果说此时，他的话还有些闪烁其词，那么在1905年成立同盟会时，由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共同拟定的六条政纲中，其中第五条就说得颇是直白了：“主张中日两国国民的联合。”在中国民主革命先驱们的周围，很有些来自日本的“友人们”。如孙中山身边的宫崎滔天，如黄兴身边的萱野长知，宋教仁身边的北一辉。兴中会最早见诸名单的129名会员中，即有犬养毅、宫崎兄弟、六原太琢、副岛、寺尾、山田兄弟、菊池、萱野等多名日本人参加。实际参与者远不止这几位。据萱野记载，跟着孙中山积极活动的日本人，大约有300人。仅惠州之役，参加暴动的日本人便有平山周、山田良政、尾崎行昌、岛田径一、宫崎寅藏等六七人，其中山田战死。

    历史的吊诡（二）

    这些参加了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们”，其中不能排除有念着中国人民的苦难，如白求恩这样不远万里来中国十革命的义士，但多数人是些对中国深怀扩张野心的冒险家，“忍者”，或是在列岛内混不下去，就到大陆上来打秋风的“浪人”。

    如宫崎滔天便直接接受日本外务省的派遣和经费，渗透、影响并参与中国革命党的活动，向日本政府汇报中国的情报，以利用反清势力牵制清廷的反日政策。负责此项牵制策略的，正是时任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的重要智囊、后出任首相的犬养毅。

    再有，北一辉早年虽是中国革命的同情者，然而满清覆灭、民国成立后，他所抱有的狭隘民族主义立场，使其成为侵略中国最狂热的鼓吹者之一，也是日本着名的法西斯理论家和日本法西斯运动的首创者。北一辉最重要的“理论创造”就是在上海写成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该理论宣称解决日本危机和生存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大亚细亚主义”建立世界联邦，而日本是当之无愧的领导者。日本要完成称霸亚洲的使命，必须打败英美，建立一个北起西伯利亚，南到大洋洲的大帝国。

    1915年1月11日，日本驻华公使面交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一份二十一条决议书，史称“二十一条”，要中方签署。其理由堂而皇之，天上没有掉下来的馅饼，地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日本有权要求对当年支持中国革命予以回报。所谓“支持”一说，一便是如海鳗一样逡巡于大海两岸的“友人们”，二指孙中山的革命很长时间里得到过日本外务省秘密资金的资助。

    先后担任“北伐”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中央总裁、中华民国总统的蒋介石，则两度赴日本学习。

    第一次是在1906年春天至冬天。日后他曾回忆到，东渡日本的轮船上，有一位同船的中国学生，吐了一口痰在甲板上，被一位中国船员看到。后者告诉他：“一般日本人是不会随地吐痰的；要吐痰、就吐在手帕上或卫生纸上，然后折起来放回口袋，带回去洗涤或是扔掉。”这一件事，给蒋介石的印象很深，经久不忘。大概这便是1934年他在江西忙着“剿共”，还在行营所在的南昌和夫人一起发动“新生活运动”的缘起。

    这一次在日本停留的时间虽然短暂，却有一个重大的收获，那就是结识了正在日本学习警察和军事的陈其美。陈其美也是浙江人，后来为建立国民党组织系统立下汗马功劳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就是他的胞侄。因为陈其美的关系，蒋介石认识了很多当时留日的革命志士。1907年，清廷陆军部在保定创立“通国陆军速成学堂”，简称保定军校。向各省招考学生，规定每省考选40人。浙江省的40人名额，大多数已被清廷为实施军事教育而设立的其他武备学堂与弁目学堂保送入学的学生所占去，只剩下14个名额，全省却有1000多名青年在杭州报名投考。蒋介石幸运地成了这14个名额中考取的一个人。真是心想事成，他上保定军校的目的，就是要以此为跳板东渡日本。当时国内的四大军校中，保定军校因有大量受政府奖学金或利用家庭资助而留洋的精英而让广大考生眼热，日后在辛亥革命里该校毕业生也因政治上最为激进而闻名。

    蒋介石在保定军校只呆了两年不到，就在炮兵科肄业。1908年，过了春节，没有来得及向家乡亲友们告别，就匆忙启程，先到大连，由大连乘船前往神户，再换乘火车到达东京。由于中国当时还没有开设中日之间的定期航运，这一行人乘的是日本商船。在商船上，由船员到服务生、厨师差不多都是日本人，中国籍的服务人员只不过两三个人而已。蒋介石对此颇有感触，他对同学说，只要举出乘船旅行一点为例，就可以体会到我们的国家是在外国的支配之下。

    到了日本，进的是振武学校。该校是1903年由日本政府将坐落于东京河田町、原为日本士官学校的临时校舍，提供给清朝留日军事学生而专门设立的陆军预备学校。白戊戌变法失败之后，革命思潮开始在留学生群中流行起来，清廷屡屡为此向日本政府交涉。这样做，有利于当局对留学生集中管理，加以约束。蒋介石这批是第十一期学生，每期学生受训3年，毕业之后，以见习军官身份，分发日本陆军各联队（团）实习。先后在该校学习的国民党高层人物还有阎锡山、何应钦等，但同窗学友——从进入保定军校，到留学振武学校、又毕业后同分去新泻县高田野炮兵第十九联队实习，直至于参加辛亥革命的整个青春时代，一直和蒋介石形影不离的，便是张群了。

    张群对于那一段时间的学生生活状况，有如下的回忆：在振武学校留学的时候，只有星期天可以外出；我们租了一间只有在星期天才使用的房子，有十二个榻榻米那么大，大家都在那里聚集谈话。有兴趣的事情之一，是自己做饭吃。在那个时候，日本人还没有吃猪内脏的习惯，一头猪的内脏全部买下来，记得只要八角钱，非常便宜。我们每人每月可以领到日元十三块钱（政府发给十元、学校发给三元），在一顿早餐只要花四分钱的时代，相当宽裕。用炭炉生上炭火烧饭，大伙吃在一起。当然蒋介石也会上街买菜和做菜。记得还有过这么一回事，由于管束留学生的规则太严厉，为了抗议，我和蒋介石两个人扔下了退学报告，拔腿便走，跑到神田的一家中国料理店，仅是啃面包和饮水，死守着不出去，差不多有一个月，严峻的学校当局终于软化，结果只给予我们俩人稍稍扣分的处分，要我们回学校恢复学业。就这一点，可以了解蒋介石在当时的革命青年面目，真正是呼之欲出；是一个正义感很强，性格很激烈，对于不合理的事情便会大发雷霆的人。蒋介石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自保定时代以来就很投契；我最初的志愿是学习步兵，但因为受到他的影响，中途改学了炮兵。

    当时，我每个月总要抽三块钱的香烟，但是蒋介石却烟酒不沾，生活规律非常严格。

    不过，在畅谈革命之余，也会抽暇乘电车在市内游览，或是到江之岛一带游泳，也曾度过欢畅的学生生活……——（日本《产经新闻》编辑委员古屋奎二采访张群记录）

    历史的吊诡（三）

    蒋介石也始终记得这份同窗之谊。张群先后出任上海市长、四川省主席、行政院院长、总统府秘书长、总统府资政等要职，在中华民国的内政和外交方面曾有过相当的影响力。到了台湾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张群住在台北市士林蒋介石官邸的比邻，两家可以从庭院里面通过栅门过往。

    人振武学校之初，蒋介石有一本经常携带在身边的小册子——邹容写于1903年的《革命军》。作者认定使中国积弱的根本原因在于满洲朝廷。书中他激昂地呼吁“要使中国为中国人的中国”、“打倒满洲人所树立的北京野蛮政权”、“诛杀满洲皇帝”、“把满洲人从中国赶出去”、蒋介石与同学张群（左）在日本合影“以杀报仇”、“创立中华共和国”、“中华共和国为自由独立的国家”……为此，邹容被捕下狱瘐死。

    蒋介石对书里的许多字句都能背得出来，有时梦寐之间也好像是和邹容一起在对“满洲人”作战。在寄给表兄单维则的自己一张戎装照片上，他写了一首七言绝句：“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

    不久，他和陈其美重逢，后者介绍他加入同盟会。他和张群还加入了在同盟会会员中军事留学生们所组成的一个秘密团体“丈夫团”。团名取“丈夫”两个字，是从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而来。蒋介石还和黄郛一同创办过《武学杂志》，该杂志也是留学军事的革命青年们的重要言论平台。

    1910年6月，在振武学校求学的最后一年，也是通过陈其美介绍，蒋介石第一次和孙中山见面。孙中山不久前白檀香山来，清廷指他为危险人物，要求日本政府将其驱逐出境，他只能在日本停留两个星期，便要去新加坡，他是在极其匆忙中腾出点时间来见蒋介石的。中华民国的创始者与中华民国长期统治者的第一次见面，在中华民国的历史上自然具有重大意义，但其时日、场所、谈话内容等情况，无从稽考。唯一的记录，是孙中山在会见之后向引见者陈其美说起对蒋介石的印象：“我们的革命运动，实在需要像他这样的人，在同盟会来说，是很难得的人材，他一定会成为革命实行家。”

    日本之旅，实在是决定了蒋介石一生的道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改良很快成了一堵一推就倒的残垣朽墙，革命则成了惊艳于中国夜幕之中的一道道壮丽的萤飞电闪。一位俄国历史学家这样说过：在俄国，革命并非仅仅被理解为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一种冲突，革命简直是一种宗教。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情况就更是如此了——对当时的许多热血青年来说，革命被视为唯一正确的人生目标。举凡生活中的一切，都没有独立的价值，唯有从属于至高无上的革命才有意义。革命是一个人应当为之生为之死的东西，而被革命潮流所抛弃，甚至被认作是逆潮流而动的反革命，那就比单纯的肉体死亡还要更加痛苦。革命既是人生的唯一目标，也是人生的唯一归属。

    但在这革命中，按照经典说法，既有孙中山、蒋介石等国民党人发动的“资产阶级革命”，还有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终身的“无产阶级革命”。

    后者，一切无不是以人民的名义发起和举行的，并被礼赞之为人民的盛大节日。而且，正如在俄国的土地上已经发生的“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在初期的高扬反抗与复仇的急风暴雨中，人民确实能够挥洒一股盛大节日般的豪兴，因此，革命不但比起改良来，比起列宁激愤地斥责为“虚伪”、甚至“帮凶”的“资产阶级革命”，亦更容易红透人们的心理世界。

    革命还总有“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战地黄花分外香”的诗意描绘，它总是强调自己前无古人、空谷幽兰的独创性与纯洁性，于是，革命对于不甘平庸、总想做出点什么，否则这辈子就白活了的年轻文化人，具有更强烈的诱惑，甚至可能他们自己就是盗来火种的普罗米修斯……必须要先提到一个人。河上肇(1879-1946)。1907年，河上肇到京都帝国大学担任讲师，讲授经济学和经济学史，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教书匠。10年后，他因写作出版了《贫乏物语》一书，一炮打响日本经济学术界。此书包括上篇《有大多数人是贫穷的》、中篇《何以大多数人是贫穷的？》及下篇《如何根治贫穷？》。河上肇对资本主义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作了具体深刻的揭露，并试图从分配上探求其产生的原因，他企图用抑富济贫的方法来解决社会矛盾。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次年日本又发生“米骚动”事件，受其影响，河上肇逐步转向马克思主义。他认为，社会已分裂为利害相反的两大阶级，仅仅从抑富济贫人手来根治贫穷，无异与盲人摸象；要寻求从根本上治疗贫穷，唯有走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道路。他还提出，作为知识分子，不仅要有议论社会问题的自由，而且要有从事实际运动的自由。

    1928年，河上肇辞去教职，告别京都帝大，结束了长达21年的京都时代，投入无产者的实践运动。他的影响却深深植根于京都帝大美丽的校园里。那时日本学术圈都很清楚，读京都帝大的学生，如果进出校园时不夹几本有关社会主义或是共产主义思想的书籍在腋窝下，会被同学耻笑为跟不上时代潮流。即使在日后艰苦的战争年代，京都帝大也一贯是日本共产主义的大本营。该校的男学生被戏称为“马克思男孩”，女生也乐于被人冠上“恩格斯女孩”的封号，可见左派思潮之盛行。而且，受河上肇影响的青年知识分子无远弗届，不仅在京都帝大，还在早稻田大学、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等着名高校，课堂上下，校同内外，也时有师生之间学习、讨论社会主义理论的盛况。他的直接间接的学生可谓遍及日本社会各个阶层。

    历史的吊诡（四）

    河上肇的一系列文章及其广泛影响，引起当局极度不安。一进入战争时期，日本政府查禁社会主义思潮，压制共产党组织活动，一下变得不遗余力。1932年间，河上肇被警察逮捕入狱，日本共产党组织也在1933年前后全部覆灭。日本共产党的新生力量，直到二次大战结束后的1945年才再度崛起，此后的日本却成了一个西方民主型国家。历史就是如此的吊诡——

    河上肇播下的种子，在自己的祖国没能开花，却在大海另一边结出了硕壮的果实。1917年夏，19岁的周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即筹划去日本考官费留学。他给同学的赠言是：“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同年，周恩来抵日本，人当时东京神田区中猿乐町的“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习日语。该校校址，现为东京都千代田区神田神保町2丁目20号，已经改建为高龄者中心和爱全公园。周恩来当年在此留学的纪念碑就建在一派安恬、静谧气氛的公园内。公园附近有着名的神田书店街，周围大学林立，近处有明治大学、日本大学、东京医科齿科大学，稍远处有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等，过往行人多是年轻学生，这里是东京都内最有朝气的街区。

    周恩来当年寄宿在离学校不远的三崎町。当时，中国留学生的生活都很节俭。他写给南开同学陈颂言的信中说：“乍至，席地而坐，周恩来1917年赴日求学时与留日同学合影而饮，而食，而读，而卧，颇觉不惯，久之亦安。食日本餐，食多鱼，国人来此者甚不惯食，弟则甘之如饴，大似吾家乡食鱼风味，但无油酱烹调，以火烤者居多……”原横滨国立大学教授冈本隆三在《留第三章为师年代学日本时期的周恩来》一书中，引用与周恩来有过接触的长岛善雄的回忆说：周恩来上学时穿着黑色立领雪花呢制服，戴着俄式帽子，平时穿和服，脚蹬一双木屐，是一位英俊潇洒的青年。据当年见过周恩来的日本人回忆和有关资料介绍，周恩来那时并不是天天上学，他花了大量时间在宿舍看书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了，他在日本报纸上看到一些有关介绍，便以极大热情关注俄国革命的发展。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阅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约翰·里德的《震动环球的十日》、界利彦创办的《新社会》杂志等，尤其是河上肇的着作如《贫乏物语》和由他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他在一首诗说：“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他旷课的时候更多了，他是留日学生一些游行集会的组织者和领导人，有时得外出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

    1919年春天，周恩来离开日本回国。在回国前写给友人的信中，有“家国恨，天下事，不堪一提！极目神州，怆怀已达极点！”“苦吾民矣，为之奈何！”等语。回到中国，他随即投入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此后他对于中国革命和这个处于巨变的国家所起的作用，可以借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写在周恩来离世5年后的两段话——一位在台湾的国民党官员甚至对我这样说：“在内战时期，只要有周恩来一个人在我们这一边，那今天在台湾流亡的，可能就是毛泽东了；安居于北京的可能是我们。”这官员的话语，是否夸大姑且不论，但他有一点说得很对：过去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估价过高了。毛泽东不可能单枪匹马地征服中国，统治中国。假如没有周恩来，他是否能取得这样的成功，那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应该记住一点是，并不是由于有毛泽东一个人，而是由于有他和周恩来的合作，才使他们赢得了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之火可能不会燃烧起来；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的革命则可能会被烧毁，只剩下一堆灰烬。

    ——（[美]理查德·尼克松着《领袖们》）

    1972年，中日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周恩来对来访的田中角荣首相说：“我是在神户乘货船从日本回国的……”

    他还问田中：“上野的树林还有吗？……”“神田的书店街怎么样了？”

    他说得最多的还是樱花。仿佛有正怒放的绯红粉白的烟霞布满了会见厅，因为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恶浪里极力操持这个危船般的国家，他显得疲弱、沉暗的脸上一下亮堂了，他说：“我想在樱花开放的时节再去访问一次贵国……”

    李汉俊，原名李书诗，湖北潜江人。1904年，年仅14岁的李汉俊东渡日本求学，留日期间与河上肇相识，受其影响，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他通晓日、德、英、法四国语言，留日期间十分勤奋地学习马克思原着。1918年，回国到上海。他以饱满的热情和旺盛的精力，从事翻译和撰写工作，创办或编辑了《劳动界》、《新青年》、《星期评论》、《共产党》，它们均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的最重要刊物，影响了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在内的整整一代革命青年。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曾评价到：李汉俊是中共中“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

    陈望道，浙江义乌人。留学日本时，结识了河上肇、山川均等日本着名左派学者，并爱读他们译介的马克思主义着作。原来想实业救国的他，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救国不单纯是兴办实业，还必须进行社会革命。”而这革命，可不是辛亥革命，该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这是他一生中重大的转折点。

    1919年，他返国，被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聘为语文教师，即以学校作为阵地，热情地响应新文化运动。不久，曾留学日本的戴季陶给他来了一封信，此公在日本时就想将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转译成中文，又觉自己功力不够而放弃。这时候，他再次萌生此念，想邀陈望道译出，并在他主编的《星期评论》上连载，随函他附来了一本日语版的《共产党宣言》。陈望道在日本时已读过此书，深知其分量。近年来，国内虽有不少有识之士译介它，但都是片断，或者文不达意，甚至谬误到可笑。如有人竞将宣言中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译成了这样一句半文不白的东西：“嘻，来。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奋也！”

    历史的吊诡（五）

    20世纪之初的上海，可谓中国一个偌大的海德公园。早就徘徊于欧洲的那个幽灵，正是从上海滩上不动声色地飘荡进了中国的历史天空。当时在上海宣传社会主义思潮影响较大的有三股力量：一是陈独秀领导的新青年社；二是国民党创办的星期评论社、觉悟社。星期评论社出版《星期评论》周刊，编辑是戴季陶、沈玄庐和李汉俊，撰稿人有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等。觉悟社出版《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是清末举人、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左派邵力子；三是研究系张东荪等人组织的共学社，出版《时事新报》。在以上人物中，除了前面提到的李汉俊、戴季陶，还有陈独秀、张东荪、邵力子、沈玄庐，都曾在日本留学。

    1920年6月间，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开始筹建，选举陈独秀为书记。7月19日，再次举行筹备会议，这次会议为未来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会上，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坚决赞成建立中国共产党。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成员最初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俞秀松、施存统、李达、陈望道、陈公培、赵世炎、林伯渠、李季、袁振英、周佛海、沈雁冰（茅盾）、杨明斋等，稍后又有李启汉、刘伯垂等人参加。其中，除了前面提到的人物外，还有李达、周佛海、施存统先后在日本留学。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成立。据统计，至少有1/3的“一大”代表，包括其创始人“南陈（陈独秀）北李（李大钊）”，以及李达、李汉俊、周佛海、董必武，均曾东渡日本。其实，不是苏俄，而是日本，不是“阿芙乐尔”号的一声炮响，而是划过东太平洋波涛的一阵阵汽笛，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改良救国，革命救国，军事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学救国……

    与这些景仰与主张相伴随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还有许多中国的有志之士和少年才俊东渡日本。他们中有：章太炎、陈天华、邹容、黄兴、蔡锷、宋教仁、杨度、彭湃、鲁迅、郭沫若、沈钧儒、郁达夫、李叔同、夏丐尊、沈尹默、杜国庠、胡风、周扬、田汉、夏衍、欧阳予倩……

    日本，真是一个燕瘦环肥、各擅胜场的地方。日本，至少在百年里标识了中国人的1903年，日本留学时的鲁迅路程。

    去日本留学的“镀银派”们更多地接受了革命思潮，在欧美留学的“镀金派”们则更多地认知西方的民主、科学。中国的现代史上，显然是“镀银派”跑马圈地，风发泉涌，而“镀金派”一般多在书斋、报馆里待着，徒有几声议论。直至上世纪中叶，中国七斗八斗，仍振振有辞：“中国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其激进思潮源头，恐也与当年“镀银派”呼风唤雨有关……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想让人上天堂，你就叫他去日本；如果想叫人人地狱，你就让他去日本。

    在我见到的一份百年百名汉奸名录上，其中许多人都在这个列岛的清光樱雨下度过了青春岁月。

    他们中有在北洋政府里任内阁成员、在五四运动中被学生们一致要求惩办的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三人；有日军侵华时汗伪政权的头面人物汗精卫、周佛海、褚民谊、陈璧君等人；有北平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三巨头之一、出任议政委员会委员长兼教育总长的汤尔和；有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有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主席殷汝耕，以及号称汗精卫“文胆”、曾任伪中央宣传部政务次长、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中华日报》总主笔的胡兰成……当年日本政府以提供留学经费为诱饵，所抛出的一条长线，终于钓到了这批大鱼。他们肯定不是小鱼，是因为他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为日本谋得了巨大利益，同时，又无不给当时各地的人民带来深重的耻辱与痛苦。倘若说，日本是20世纪上半叶闯进中国的一条穷凶极恶的海盗船，他们便是这条船上的桨和橹！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学习过英国、法国，学习过苏联，有两段时间可能私下里还打算学习南斯拉夫和新加坡。改革开放这20多年，无须置疑，没有口号却实在学得最多的是美国——连远在天边的高原上的拉萨，离布达拉宫不过一箭之遥的街区，都开出了“麦当劳”、“肯德基”。开业不久的一家“星巴克”里飘出浓郁、纯正的咖啡香气，红男绿女们的笑谈声，与不远处寺庙内的转经声、香火气，奇妙地、恍如梦幻一样地交织一起……

    还有一个最有效的标志，即“春江水暖鸭先知”，看那些大小官员们，纷纷将子女送往哪个国家，祈望在哪国定居，不管他们嘴上说得如何花团锦簇，这个国家肯定在他们心目里心仪久之。儿女若未去成，或是本人不能以那个国家为可进可退的“根据地”，他们肯定一辈子心里不踏实。

    当然，20世纪末的“向美国学习”，与这个世纪50年代的“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有很大不同。当初向苏联学习时，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到军衔制、院系调整，乃至民间的穿布拉吉、跳交际舞、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可谓是全心全意，彻底地一边倒。后来的向美国学习，只是半热半冷，半明半暗，多少有“师夷长技以制夷”之意，不少中国人喜欢的是美国的物质世界和它的科技力量，对美国的社会制度，所谓民主选举、言论自由一套，却不以为然，并深怀警惕。

    现在来看，学习西欧，中国总体上迄今还没有完成工业革命；学习苏联，这个曾经武装到牙齿的庞大的红色帝国，自己也一朝红旗落地，分崩离析；学习美国，发现距离太大，国情差得太远。这100多年来，学得最广泛、最扎实的，恰恰还是中国人的冤家——日本，这也依然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很多中国人可能不愿意承认，但不管承认不承认，这确是事实——如同日本在中国大地上造下的罪孽罄竹难书，这个民族教给中国人的东西也恒河沙数。

    而且，好事、坏事之间，有时换个角度去看亦是可以转换的，毛泽东就深谙此道，1961年1月24日，他在和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黑田寿男的谈话中说起——日本的南乡三郎（胡注：1955年任日中输出入组合理事长。这一年曾两次访问中国）见我时，一见面就说：日本侵略了中国，对不住你们。我对他说：我们不这样看，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那么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京戏。就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别无出路，才觉悟起来，才武装起来进行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所以日本军阀、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

    ——（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毛泽东外交文选》

    可以这样说，倘若没有近代以来的日本，就没有近现代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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