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民（一）

    我想先说说德国人民。这一章也许会有些冗长，但绝对是有必要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常问：位于欧洲文明的中心，诞生过康德、黑格尔、歌德、席勒、贝多芬、马克思、爱冈斯坦等天才巨匠的一个伟大民族，怎么会冒出以希特勒为代表的纳粹这么个毒焰四喷的怪物？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成为战败国，次年被迫签署了割地赔款的《凡尔赛条约》。条款非常苛刻，作为德国的宿敌——战胜一方的法国，大抵是要趁此将德国变成一个农业国。除了赔款，德国的工业重镇鲁尔区被法国控制，大量的钢铁和优质硬煤被法国人拖走，阿尔萨斯和洛林也被法国收回。德国当时所承受的屈辱，大约不在甲午战争后的中国之下。受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影响，在德国西部巴伐利亚州的慕尼黑，成立了一个寿命短暂的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这场革命是德国共产党发动的，其最高领导人是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等人。这些共产党领导人后来都被杀害，革命遭到镇压，革命“果实”也被“资产阶级性质”的社民党人，也就是后来的魏玛共和围所“窃取”。但德国人仍把账全算在共产党人身上，当时的德国人特别是军人，都非常气愤，他们认为战败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共产党在后方罢工、革命，向前方捅了一刀。

    1919年，纳粹党（即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党）在慕尼黑成立。自一成立起，纳粹党的宣传机器便有了犹太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一说，它的理由是：马克思是犹太人，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是犹太人。从来就是俄国人口中绝对少数的犹太人，竞在俄国苏维埃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中占到了75%。纳粹党极力散布犹太人要夺权、要夺取全世界，有一个全球性的针对德国的犹太阴谋。

    1923年11月8日，希特勒在慕尼黑的一家啤酒馆里拘押了巴伐利亚州政府的主要领导人，随后他和希姆莱、岁姆及后者的一帮追随者跳上卡车，挥动着老德意志帝国的旗帜，向巴伐利亚的驻军司令部进发，他们占领了整座大楼，设立路障。他们打算一旦州政府垮台了，即组织更多的队伍向柏林进军，推翻签署了《凡尔赛条约》的魏玛共和国政府。然而，这场后来被称作“啤酒馆暴动”、使希特勒一举成名的政变，很快就被镇压下去，希特勒、岁姆被拘禁，希姆莱等人被解除武装，遣送回乡。但希特勒在服刑8个月又20天以后，走出兰德斯堡监狱，他在狱中写下了《我的奋斗》。

    此后几年，在工业化已经较发达的德国，在一些青年们圈子里，开始厌倦被巨大的、冷冰冰的机器几乎完全覆盖了的城市，他们愿意回归自然——在野外升起小帐篷，点燃篝火。围坐篝火周围，弹吉他、唱歌、跳舞……纳粹党人渐渐发现这一回归自然的价值的愿望是可以利用的，即由这些青年圈子转型到当时纳粹党的外围组织——褐衫队并不特别困难，不过加上一些让青年们怀想老德意志帝国伟大的太阳祭奠及相关的活动，让青年们更多、更自觉地喊出“德国觉醒”的口号，而为了实现这一神圣目标，暴力则是政治不可避免的一部分。青年们开始相信了，越来越多的人乐意加入褐衫队。这个准军事组织每周五、周六都上街游行或举行集会。除了工作外，青年们几乎一切时间都属于褐衫队。

    尽管如此，这时希特勒还无法靠选举上台，1928年纳粹党只获得2.6%的选票。很多德国人仍不喜欢他——他的一小撮胡子像一块剪得方正的黑色膏药贴在上唇，看起来十分可笑。声音也尖尖的，如老鼠牙在墙壁上钻洞，又常常大喊大叫，歇斯底里，显得有几分诡异。至于存在一个全球性的犹太阴谋，亦让德国人民觉得离他们还很遥远。一句话，虽然利用了青年，但直到1930年时为止，纳粹党在德国的政坛上，还只是个小政党。

    进入上世纪30年代后，美国华尔街股市的崩盘，所谓着名的“黑色星期一”，造成了全球经济不景气。世界农产品价格下跌，使得乡间日益贫穷。1923-1924年期间，为偿还《凡尔赛条约》中规定的战败国赔款，德国向美国借了巨额外债，更雪上加霜的是，美国此时开始要求偿还。德国成了当时世界上经济最萧条的国家。1931年，全德有50000个公司破产，5家大银行倒闭，失业人口高达550万人。那时，每个星期五，失业人口都在失业救济局的门口排队，每人可以领到5马克。其他的日子，许多人没有钱买食物，人们在大街上云一样晃来晃去，口袋里放着午餐时用的汤勺，期望走到哪里，有好心人答应用粮票换一餐饭……当中产阶级也感觉有些力不可支了，纳粹党的选票开始增加，他们还是提出同样的口号：《凡尔赛条约》是罪行！要剥夺犹太人的德国公民权！要废除马克思主义！德国必须重生！他们的口号没有改变，只是更多的德国人现在听起来感到悦耳。有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德国东普鲁士的一个偏僻小镇——尼登堡，1928年时纳粹党人只得到2.30-/0的选票，1930年时竞达到了25.8%。但希特勒没有到过这个小镇，小镇上也没有纳粹党的基层组织。

    德国是“一战”后开始实行民主制度的。在1931年德国许多城市的大街上，常常能够看到观点相互对峙的两拨游行队伍。共产党人的队伍里，红旗飘飘，簇拥着马克思、列宁的画像，人们唱着一支名为《红色的前线》的歌曲：“我们敲起了战鼓／我们要狠狠地踢我们的敌人／我们要投掷炸弹／我们要破坏中产阶级／我们要打击法西斯主义／在地平线上无产阶级要抬起头……”

    褐衫队也乘坐在快速行驶的卡车上，他们举纳粹党旗，挥有臂行纳粹礼，高声唱道：“我们游行穿过城市／我们为希特勒而战／我们要粉碎红色的前线／褐衫队走在大路上……”

    德国人民（二）

    1932年，希特勒参加竞选德国总统。纳粹党从汉莎航空公司包租了一架三引擎飞机，希特勒得以在7天内飞了20个城市。在高失业造成的举国贫穷与绝望中，希特勒如一位强人出现了，他到处说：“只要加入我们，希特勒演讲结束后我们就会解救你们！”随之，到处都有给他献花、要求他签名留念的男男女女。他的演说总是在经久不息的雷动般的掌声中结束：

    一个新德国就在我们眼前，就在我似心中，就在我们身后！

    于7月间举衍的总统选举，希特勒得了1100万张选票，兴登堡得了1800万张，但选举结果表明，纳粹党已成了德国第一大党，占有了总数37%的选票。现在只有一个人可能阻挡希特勒的脚步，这就是兴登堡总统。当兴登堡8月13日接见希特勒时，希特勒咄咄逼人地要求出任总理。兴登堡当场要助手写下他反对的理由：他不能将国家政权交给一个这样的党，他们不代表大多数选民，且排斥异己，种族歧视，没有包容心，缺乏纪律，多采用暴力。

    仅仅十年时间，希特勒就从个无家可归的浪人变成了德国的最高领导者不同的压力团体开始游说兴登堡。一些企业家，包括德国银行总裁写信给他，开门见山就说必须让希特勒当总理。考虑到1930-1933年德国的情势，失业的穷人不是加入共产党，就是加入褐衫队。他们认为还是加入褐衫队好，国家社会主义是有一些缺点的好主义，是有一些好处的邪恶。军队的高级将领们也表示，在国家发生内乱时不是以既控制纳粹党与共产党，又同时保护边界……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总统任命希特勒出任总理。纳粹党人当晚在柏林举行了盛大的火把游行。

    有些沮丧的共产党人很快地安慰自己，让这个家伙上台也没有关系，不要多久，德国人民就会发现他不行，而必须由我们上台。一些德国人则抱着善良的期待，以为在一个民主的政体里，可以通过国会去控制希特勒。看见一些褐衫队员找了犹太女友，一堂德籍犹太人以为事情不会像过去纳粹党人在台下喊得那样糟糕……只有一个兴登堡在“一战”时期的亲密同僚陆登多将军写信给他指出：“我现在严肃地向你预言，这个邪恶的人，必将领着德国坠入深淋……”1933年时，许多德国人认为这是自己祖国开始崛起的神奇时刻，他们充满了热情。

    共产党人失算了——有一些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被关进集中营，但此时的集中营还不是日后的屠杀营，多数人一年后就放了。

    希特勒成为总理的12周后，犹太人的地位开始改变。隆姆领导的褐衫队发动的一场场“街头革命”，袭击了所有犹太人的商店、企业。

    更严重的事发生在纽伦堡，犹太人被带去运动场上，被迫去吃草，用牙齿去剪草。褐衫队又焚毁一切当局认为有害的书籍，特别是犹太人写的书。他们把“一战”中德国战败，说成是因为犹太人“釜底抽薪”、“吃里爬外”。面对国内日益弥漫起血腥味的社会生活，大多数德国人以为，这只是脸上有块刀疤、一看便有几分匪气的隆姆的褐衫队的胡作非为，而希特勒并不知情；或者认为，既然是一场革命就不会那样温文尔雅，震撼了欧洲的法国大革命中，政敌与贵族们被关进监牢的日子也不会好过……褐衫队本想加入正规军，其粗暴行径却使军队大多数官兵都耻于与其为伍。到了1934年，一直欣赏褐衫队革命激情的希特勒，已感到请神容易送神难。此时，恰好党卫军领袖希姆莱因其在纳粹党内的党卫军党卫军头盔上的左右徽饰地位比隆姆低，正在秘密计划搞掉隆姆。他捏造了一份隆姆企图叛变的材料，希特勒相信了，隆姆随即在度假地被逮捕，两天后遭处决。

    军方以为希特勒此举是排除干扰，正本清源。褐衫队被整顿后，希特勒青年团得到了强化，与前者比起来，后者的文化层次较高，许多成员是大学生，对文化、艺术和文学有很浓的兴趣，与此同时，又能背诵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准备一生都按照元首的意志行事。到了1935年9月，全德已有190万男青年和126万女青年成为了希特勒青年团团员。

    还让军方心存感激的是，希特勒上台后决心扩军，他要平反《凡尔赛条约》的不正义，该条约限制德国不能拥有超过10万人的军队。他大幅度提高军事预算，以至于军队的高级将领们一开始不知道怎样去花掉这笔钱。又逢兴登堡突然去世，希特勒不但是总理，还一下成了国家元首，于是，军队决定向希特勒效忠，从上至下举行了宣誓活动。誓词是：以神明的名义，向德意志帝国与德意志人民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效忠，这是我们神圣的誓言。

    本是国家的军队一下变成了纳粹党的军队。扩军需要更多的飞机、大炮、坦克。举国大修高速公路和显示新德意志帝国气派的各种宏伟建筑。希特勒还掘调发展“人民车”、“停车场”、“白由贸易中心”、“公同”与“绿化区”的建设，全国实现了充分就业。现在全体国民都在赚钱，能吃饱肚子。而且，人民健康水平提高了一大步，婴儿死亡率大大降低。工人们被组织去听音乐会，上剧院，看电影，参观展览，并提供津贴参加成人班学习。希特勒青年团号召男女青年不分阶级必须为人民为祖国劳动服务一段时间，在工厂或田野里常挂的口号是：“人民高于一切，你却微不是道。”希特勒对德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这样评价：“德国是靠德国人民的爱前进的。”其实，这只能说是德国经济问题短期的解决方案，扩军和这些建设都是靠各种贷款以及通货膨胀支出经费的，但一开始德国人民不了解这些，通胀的压力要几年后才能展现。

    德国人民（三）

    1936年，希特勒命令军队进入《凡尔赛条约》禁止进入的莱茵区。国际社会对此默认了，人民认为这使自己的国家再次拥有了尊严。经济比过去景气了，街上的秩序也好转了许多。同时，纳粹党还举办了很多激励人心的大型活动，如在慕尼黑举行的类似狂欢节的“亚马逊之夜”，只有雅利安血统纯正者才能参加。在漫天绚丽的焰火和强烈的探照灯光下，站在车上、骑在马上，做出各种华美造型的女人们都半裸着身体，恍若银箔打造的高挑身材和曼妙如音乐的曲线，仿佛来自于上帝的灵感与创造，在场的德国人无不感到喜悦与自豪……

    然而，就在“亚马逊之夜”举行的慕尼黑市，纳粹党人破坏了德国最大的犹太教堂，使之成为一片停车场。1935年颁布的组伦堡法律又禁止犹太人与德国人结婚，而且宣布犹太人不是德国人。此外，还有其他对犹太人的种种歧视：禁止去公共花同和游泳池游玩，禁止乘坐有轨电车和城市轻轨列车，不得使用公用电话或通过邮政寄信等等。上世纪30年代，有成千上万犹太人匆匆逃离德国，留下来的便受到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的监视。

    情况恶化如此，但在许多德国人看来，是犹太人该遭报应的时候了。

    欧洲排犹主义历来存在，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信仰基督教的人都知道是犹大出卖了耶稣，传说犹太人是犹大的子孙，所以犹太人在“二战”前一直被许多信教的人（这里包括新教和旧教）视为异类。其次，由于欧洲人排斥犹太人，在很长时间里地主阶级是上层，犹太人并没有土地，只能经商，从事金融业、服务业或者投身艺术，很少从事别的职业。他们善于理财，积累财富很快，J出现了不少有钱放高利贷的职业债主，例如夏洛克——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的主人公就是典型的代表。在十七、十八世纪一些欧洲文豪写的小说里，也常常把一些奸商写成是犹太人，这亦造成其他族群许多人对于犹太人的敌视。此外，当时的犹太人散布于世界各地，普遍单独成群而不能和当地社会融合，最得比较特立独行，不为当地族群所了解。“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些矛盾冲突在欧洲历史上就爆发过多次，基于“一战”后的现状，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规模迫害，只是历来排犹主义最集中的一次体现，借此实现了最成功的一次国内矛盾的转移。

    纳粹党散发的大量统计数字告诉国民——仅在柏林的近4900名律师中，就有3/4是犹太人。除了一个城市以外，在全德，每家戏院的老板或是导演都是犹太人……纳粹党的宣传材料中，从来没有说明上千年来犹太人被禁止从事一些行业，而这正是他们会集中到某些行业里的原因。这却已经使许多德国人忿忿不平了，他们开始由衷地在公开场合高喊口号：“必须打败犹太人！”

    盖世太保在战争结束前烧毁了大量文件，但在一个叫伍兹堡的城市，被美军抢救出了一些档案。从中可以发现盖世太保的运作模式——并不是每一个街角上都有盖世太保。伍兹堡约有100方人口，只有28名盖世太保，如果没有大众的支持，盖世太保不可能运作。有8-9成的罪行都是由市民向盖世太保报告后再施行的，盖世太保的主要任务就是整理告密者的资料。伍兹堡的市民不怕盖世太保，却怕自己的邻居向盖世太保报告什么，每一个德国公民都有可能被人密告，每一个德国公民也都可能告密。住在伍兹堡郊外别墅的一位妇人，被邻居们密告后被盖世太保注意，她叫伊莎·塔斯卡，最后她被送往集中营，在那里悲惨地死去。她的“罪行”很简单——不合群，躲开邻居，有一些犹太人朋友。对于她的密告多是八卦，有一份报告指出她可能是同性恋，报告的结尾处是用红字打印的“希特勒万岁！”。

    另一份报告是一个20岁的叫雷西的邻居所写：自从38年5月后伊莎成为我们隔壁的邻居，她很少有来客，偶尔会有一个50几岁模样的妇人，看起来像是犹太人。我还要指出，塔斯卡小姐从不说“希特勒万岁！”。我认为她行为可疑，她也许有参与一些危害德国的活动。因此，我要提供以上情报给秘密警察，我没有其他有用的情报。签名雷西50年后，英国BBC电台记者辗转曲折，终于找到了这个已是满头银发的老妪。

    她的话说得有点语无伦次，但中心意思却绝对明白无误——

    放狗屁……我无法理解这件事，我不知道，无法告诉你……我不记得。名字、地址是我的，但我不知道这东西是从哪里来的。你的表情使我很不满意……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我没有杀过任何人，我甚至没有加入希特勒青年团。

    我父亲对我说：我才不让你一个星期有两晚天黑后进城。小时候我父亲管教很严…．现在开始小下雨了……人们以前认为，在纳粹德国，社会是从上层开始洗脑并被操控的。

    现在通过认真研究这些档案材料，相当多的历史学家相信，因为有各种不同的理由：有些人出于嫉妒，有些人出于恐惧，有些人可能觉得乱世正给小人物以出头的机会，当然还有一些人具有理想色彩，这个社会其实是从下层开始操控的。1938年11月9日晚，在柏林爆发了南希特勤亲自批准的“水晶之夜”。褐衫队还是被派上了用场，是夜，他们大规模地打砸抢，一批又一批的犹太人被拖到马路上毒打，当晚共有800多名犹太人死亡。次日波及全国，共有10000多个犹太教堂被摧毁，无数犹太家庭遭洗劫。此外，被秘密警察列为打击对象的还有：马克思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反对者，吉普赛人，妓女，满腹牢骚的人，基督教会、共济会里有某种政治倾向者，破坏经济者，惯犯，还有非法堕胎者和同性恋者……

    德国人民（四）

    在希特勒的眼中，一个彻底扫除了以上对象的德国，才是一个水品般璀璨的德国。

    可能私下里有德国人表露同情，但没有一个德国人公开站出来对此表示不满。相反，光天化日下，只见过去相处甚安的邻居，乃至路人，往犹太人的房子里扔石头，再加上一把火，或者监视他们是否每天戴上了“大卫之星”的侮辱性袖标……“水品之夜”后，希特勒本人没有在公开场合提及此事，但他的支持率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他继续受到国民的拥戴，每个星期都有几千封来自国内各地的信，堆满他的一个私人办公室，写信者都希望得到希特勒的祝福，或建议将自己所在城市的某个广场、钟楼的名字，改为他的那个将永远不朽的名字。他走到哪里，都是如林的手臂，海啸般的欢呼，亦有很多普通人为第一次见到他而热泪盈眶……希特勒在1924年写的自传里就提出德国必须拓展自己，和英国一样需要殖民地。

    他当上总理的第二年，更经常说：我们的帝国太拥挤了，必须的物质太少了——战争就这样爆发了！他的第一个目标是邻近的奥地利、捷克、波兰，而最终的目标是俄岁斯。

    当时的年轻人都摩拳擦掌，踊跃从军，无限地相信希特勒，认为改变“一战”的屈辱结果，是全民族、尤其是这一代青年的神圣使命；几乎全体德国人，包括那些因“一战”失败而随领土被分割出去的德裔人，也都认为生正逢时，因为有希特勒神迹般地降临在这块土地，他们将能目睹并参与一个无比辽阔无比强盛的新德意志帝国的诞生！在猛烈的闪电战下，奥地利被轻易地拿下了，捷克不战而降。当德军在5周内就全部占领了波兰，重新恢复“一战”后所失去的所有东部领土时，希特勒的支持率达到了顶峰。这个民族和其他民族的一些人有力地配合、支持了侵略者的行动。

    过去600年来一直统治德国，但也是“一战”中的战败国奥地利被并人德国后，奥地利人奔走相告，德裔居民更是欣喜若狂。犹太人则被成群地赶上大街，被逼着用刷子、抹布去清洗路面。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处置他们。几张照片留下了这样的镜头——一位衣着华贵的中年妇女，为了让自己金发碧眼的小女儿看得清楚，用脚去踢了一个正埋头十活的老妇人，她摔个仰面八宁，路人们都大笑了起来……

    在波兰，占领当局鼓励德裔居民向波兰人报复，指认出被报复者后，即可当街暴打。波兰人亦被认为是肮脏、没有修养的，必须将他们清除掉，即“德化”一遍，波兰才有资格划进德国的版图。一名德军士兵在日记里写道：在城市的广场上，一边吊着七八个波兰人，脚上绑着石头，脸上青紫，吐出舌头。当地的德裔居民吊起又放下，让他们在凄厉的喊声中慢慢地死去。一边的军乐队在广场上奏行进乐，以压住他们的声音。当时他就在心里说：我身为一个德国人的日子结束了，从此后，我以做德国人为耻！

    在立陶宛，当地人视纳粹为解放军，倾城出动，载歌载舞，献花送吻。他们帮着德军驱赶犹太人，并在马路上用铁棍打死前红色政权的大小十部。赶走犹太人后，他们当即涌进犹太人的房子，瓜分财产，或者十脆就在这里住下来。睡在别人的床上，他们不免会想：我们这样做，如果德国人打不赢这场战争，犹太人回来怎么办？可这样想并没有阻止他们这样做，相反，却更加凶残，更加卖力。

    在德国，虽然大多数人不了解奥斯威辛和达豪等集中营里那些焚尸炉的高大烟筒里正不舍昼夜地浓烟滚滚，可是每一个德国人都知道德国在种族歧视。有一些人可能还知道得更多些，在押运犹太人去欧洲东部作“最后解决”的闷罐列车上，犹太人喊道：“我们渴死了，请给我们点水”，法兰克福火车站的工人们常常厉声责骂道：“你们这些犹太鬼，怎么还没有把你们枪决？”留下来的不少电影资料表明，在欧洲600万犹太人送“最后解决”之时，柏林的人民像无事人一样，夏日在湖边的沙滩上晒太阳，冬日在天籁般的音乐与童话般的彩灯里过着圣诞……1944年7月20日，发生了暗杀希特勒事件。

    一名叫史塔芬保的陆军上校，将事先放有炸弹的公文包丢在希特勒正听高级将领汇报的会议室里，遗憾的是大部分爆炸力被这间术屋所吸收。次日，希特勒通过电台对德国人民说：除了轻微的灼伤与瘀伤，我没有受伤。这证明神明有赋予我的责任，要继续去实现我人生的梦想。我在全国人民面前承认这一点，从我了解战争不可避免、不可能延误的那一刻开始，我非常地担忧，非常地劳力，每一天都是如此，晚上经常失眠。我是为了德国人民活下去的…一希特勒的这番讲话，让许多男女老少热泪长流，从家庭主妇到前线士兵，从工人、农民到古典三田三廊的老板……纷纷表示对这一暗杀事件感到震惊与痛心，并为希特勒的生还而高兴。大量来自国内和各占领区的信件雪片般飞来，强烈要求对“叛国叛党”的史塔芬保上校处以极刑。

    几乎所有的德国人都因为种族歧视而获益良多。虽然纳粹宣传品中有大量德国人民意气风发地奋斗在工、农、文化、国防建设等战线的三田三面、镜头，但德国经济的运转，主要靠犹太人和占领区“次等种族”的奴役劳工的血汗付出。1942年，仅在波兰，便有100多万犹太人和波兰人被重新安置到东部荒芜地区劳作，大约20万德意志族人立马占有了前者的农场、房屋和商店。从1942年4月起的7个月内，斯洛伐克送了60000犹太人（其境内共有90000犹太人）到奥斯威辛。德方开始不肯接受，理由是“他们中许多老弱病残的劳动抵不了我们的支出”。于是，斯洛伐克付钱要德方接受，每人的费用为500马克。

    在奥斯威辛和达豪，一下闷罐车，犹太人便排成两队进行“选择”，有孩子的男人、女人，还有老弱病残站一边，其余的人站一边。前者一般3小时内就被送进了门口装点有花花草草的“洗浴间”，有些孩子手里还抱着玩具走了进去，几分钟之后，他们就成了死神手里凄厉的玩具；后者则成了奴工，党卫军警告他们：没有人可以活着走出这里，没有人可以活过100天。实际上，据奥斯威辛的一个德国医生评估说，在奥斯威辛，奴工的寿命大概只有3个月。

    德国人民（五）

    在整个1942年，仅奥斯威辛就接受了来自欧洲各国的20万犹太人，其中七成人当即送往毒气室。所有人的钱财都要事先交出来，奥斯威辛的几十个营区里有一个叫加拿大的营区，专门负责对钱财进行包装，然后运回德国。前后运回德国约计6000万马克，相当于现在的两亿三千五百万美元。此外，大量的钱财被党卫军成员私人偷窃或贪污，去奥斯威辛工作成了纳粹军人梦寐以求的差事，在这里既可以不上前线，无生命之忧，又能大捞一把钱财，花天酒地。曾来加拿大营区视察的希姆莱，看到了堆积如山、正分门别类整理的各国钱币：法郎、英镑、里拉、美元……他心里明白，对于犹太人的“最后解决”，既是为着意识形态问题，也是为了德国的经济。

    到了1944年8月，新德国一共有750万名奴役劳工，其中除了各个集中营里还“活在已知的痛苦中要比活在未知的痛苦中好”的50万犹太人外，还有170万是波兰人，200余万苏军战俘……

    许多经济学家估计到1938年底，纳粹党的经济政策就要失败。

    但他们低估了这个党以铁的手腕控制经济的力量：冻结贷款，冻结价格，严格的外币管制……他们更没有料到的是，德国会如此大规模、惨绝地利用奴工；还有德国人民会如此地支持这个制度，结果纳粹德国的命运拖得远比他们想的都要久。

    即使临近战争结束，人民摆脱蒙蔽、乃至反戈一击的人也少有出现。

    相反的情况倒是，虽然纳粹党不断鼓吹雅利安民族血统最为高贵、优越，但到了战争后期，兵员大量伤亡，人不敷出，有40万欧洲其他种族的人加入了德国陆军。在党卫军内，早在1941年8月便组建了4个异族军团，他们是丹麦人，荷兰人、挪威人和比利时的佛莱芒人。

    此外，德国还建立了一支具有民兵性质、600余万人的国防守卫队，大多是因年纪太老或太小不能加入正规部队的德国人，他们称自己是“防卫共产主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希特勒始终为人民对自己的拥戴而痴醉，以至于临死前，他仍深深地坚信：他就是德国，他就是德国人民。

    在柏林总理府后花同地下避弹室的最后日子里，他对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说道：“当我死了，国家社会主义衰亡以后，德国人民不可能生存。”

    希特勒的预言显然错了。

    德国人民不但在“二战”的腥风血雨中活了下来，而且没有了希特勒的德国——天蓝气爽，绿荫如盖，蓬勃而又宁静，今天不但在欧洲，也在世界，都足一个有着强大经济实力、向往和平并受着国际社会广泛尊敬的国家。

    但在60年前的那场战争浩劫里，希特勒所代表的纳粹思想与纳粹势力，决非空穴来风，与德国人民、部分欧洲人民之间，也远不是油水相隔，冰炭难容。大量事实充分证明，法西斯体制，决不可能仅仅由几个狂热的政治骗子用几乎能把麦克风也说得弯腰的嘴皮功夫，和几把冷凛如天狼星的刺刀，就可以建立和维持的。

    这个体制一定是个共犯结构。

    诚如西方研究法西斯运动的着名学者威尔海姆·赖希所说：（法西斯）的每一个成功事例，根子上一定有一个群众心理的问题。某种我们现在还没有把握的东西，正在群众中继续存在，正是“这种东西”使群众的思维和行动违背了自己生死攸关的利益，这个问题是根本性的，因为如果群众不持这种态度，政治反动势力也就无能为力了。正是群众自愿地吸收了这些观念——我们称之为专制者的“群众心理土壤”才形成了法西斯主义的力量。

    ——（赖希着、张峰译《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重庆出社1990年第三版）

    倘若说，作为法西斯德国这个共犯结构的重要部分——德国人民，在希特勒刚刚在慕尼黑的啤酒馆粉墨登台，他们曾抱着不屑的态度；当一脸暴肉的隆姆的褐衫队在街头上棍棒交加，血肉飞舞，他们中有不少人视为这只是希特勒的后花园里不小心放出来的一条恶犬；甚至在纳粹党已开始在德国境内实行“水晶之夜”之时，尽管没有人公开站出来抵制，他们中却一定会有人在心里怀疑，乃至如前文中那名在波兰的德军士兵一样，对此后再做一个德国人感到耻辱……

    也就是说，德国人民在逐渐靠拢这个共犯结构时，起始时期，在某种程度和某个面积上，曾有一个冷眼与彷徨的阶段。从“一战”后，一直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荒芜与苍凉中艰难跋涉的他们，是在希特勤“新德意志帝国”的成吨的大辞浮语、现实生活渐有改善且获益良多的驱动下，才目光为之蓬然一热，异火升腾，心里却一层层地卸下冷漠、决绝的水泥，从而成片地充当起这个共犯结构广阔而又结实的基础。

    日本人民（一）

    我们将可以看到，军国主义的日本，同样是个共犯结构。但在日本，天皇决不是刚刚沐猴而冠的希特勒，千百年来他就是日照大神在日本列岛的最高象征；而且，日本也从来没有一个如奥匈帝国那样狂飙突进的强大历史，相反，躁动不息的总是“岛国焦灼”，以及积淀在文化血脉里的扩张意识。

    在日本近代以来留下的大量的浪人诗词里，十有八九，皆为此类“言志”之作——

    雄心空屈书窗里，枉拔宝刀试击撞。何时鞭起铁蹄马，踏破坚冰鸭绿江。东海英雄姓是源，铁鞭曾指大昆仑。谁知万里平沙草，已被神州雨露恩。

    苦节十年并合谋，尝将长策压时流。黑龙结社剩余锐，剑气秋高冲斗牛……

    最后一首诗是赞颂内田良平的，此人是曾遍布日本民问的黑龙会的首脑人物。他与另一个玄洋社的头目头山满，被称为“全国志士的总帅”。

    于是，1895年日本因甲午战争中大胜了中国、朝鲜之际而出现的空前拥戴战争并激奋的民族团结景象——当时，连乡村的小学生们每日里也唱起这样的歌谣去上课：“支那佬，拖辫子，打败仗，逃跑了，躲进山里不敢出来……”在20世纪30年代，又得以在对外侵略中再次出现：日本人民像飞蛾扑火，打一开始，便毫不犹豫地扑向了这个共犯结构！

    几乎所有十几岁的男孩子们都盼望着参加军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很快实现了这个愿望。

    在1941年，除了大学生外，所有年龄为20岁的男子都受到了征召。志愿参军的年龄开始为17岁，后来降低到15岁。

    此后几年里，会有一张来自陆军省的红色明信片提醒每一个男性国民他“拥有参加陆军为天皇陛下效忠的光荣使命”。1943年10月，有13万名年满20岁或以上的大学生收到了明信片。他们只有一个月的准备时间，在报到、体检与安排好需交代的事务之后，他们都会去祭奠祖先的坟墓。这是为了提醒他们，一旦走向了战场，他们就可能永远不能回到家乡。

    这一年的年底，因为参军者的踊跃，日本军队的数量扩张到了380万人，比起上一年多出了整整100万。

    出发之前，家人与亲友们都会聚在一起，开一个具有壮行意味的“社行会”，鼓励从军者为国家多立战功。一位名叫相川孝昭的中学老师，在许多次这样的“社行会”里送走了自己的学生，他日后回忆道：在会上，“谁都不允许说一句悲伤或者同情的话，我们只是说：‘恭喜！’新兵会被请喝下一杯非常珍贵的酒，吃一块特殊的鱼——或者任何能够找到的美味”。

    相川孝昭还记得在一个送他最喜欢的学生的“社行会”上，什么食品都没有，除了他从自己家里拿来的一小袋十豆子，这是包括他3个饥肠辘辘的孩子的一家人一天的口粮。当钟敲5点时，那个学生站起来，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对着老师说：“好了，我必须走了，非常感谢您在过去几年中对我的教导。现在我已做好了必死的准备。”

    官方不时组织隆重的欢送仪式，用以激励更多的后来者——

    1943年10月21日，上万名从本州的大学和学院应征人伍的学生聚集在东京明治体育场，参加“二战”中日本规模最大的一次送行会。时任首相并兼任陆军大臣昀东条英机等一班阁员都出现在检阅台上。在整整3个小时里，在一片如丝的冰冷雨水中，35000名年轻人肩头扛着步枪，一直保持着立正的姿势。在他们周围是65000名神情肃穆的送行者，其中有中学生，女子大学的学生，以及他们的亲友。

    东条英机发表了题为《决定性的时刻已经到来》的演讲。

    东京帝国大学的一名叫江桥慎四郎的学生，代表新兵发言。他略有伤感却又充满白信力的声音，立即通过电台传遍了列岛的无数会场：“当我们拿起枪和刺刀，开始履行我们打垮顽敌的光荣使命时，我们当然就没有打算生还。我相信，你们这些留在后方的学生们，在不久的将来，就跟着我们的脚步，踩过我们的尸体，向着大东亚战争的胜利进军。”

    大会结束后，整个东京仿佛一下寂静下来。只听见新兵们一阵阵如雷的脚步声穿过街道，向皇宫广场进发。他们在那里向着皇宫三呼“万岁”后，便决然地走向了战场。

    据战后统计，这批大学生新兵中，仅作为“神风”敢死队的队员而死去的，就有650人。民间白发的送行，可能更让应征者心绪翻涌，铭记终生——昭和十二年，即1937年，7月7日北京卢沟桥事件爆发。8月26日早晨7点，家住京都府竹野郡丹后町、时年25岁的东史郎接到了征召令。命令上写明他已编人第16师团步兵第20联队，该联队即将出发去中国战场。

    次日，他即住进设在一家旅馆的新兵报到点。他的母亲和弟弟重一来与他告别，他们在旅馆楼上相见。母亲很冷静，重一也很冷静。母亲说：“这是一次千金难买的出征。你高高兴兴地去吧！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抓住的话，你就剖腹自杀！因为我有三个儿子，死你一个没有关系。”

    接着，她送给儿子一把刻有文字的匕首。东史郎“觉得母亲特别伟大”，他当即在心中坚定地发誓：“我要欣然赴死！”

    9月5日晚7点，第20联队出发了。上等兵东史郎一路在车站、码头看到——

    日本人民（二）

    从列车的所有窗口伸出来的头和手，从月台的护栏伸出的像森林般密集的脑袋、胸脯、手臂，像波浪一样起伏。他们的手像是被风吹动一样，不停地上下挥舞画着一个个圈圈……他们的嘴吐出像怒涛般激烈的爱情和热忱。在爱情、离别、激励、怜爱等诸多感情高昂交织之中，列车驶出了站台，把人们激昂的“万岁”欢呼声丢在了后边。沿途，无论是凌晨一点还是两点，人们络绎不绝，点燃红红的充满赤诚的篝火，等着列车通过的那短暂的瞬间。他们在铁路边点燃篝火，为的是向他们的战士送去欢腾的激励……

    被挡在防波堤栅栏外的送行的人，一经允许，就一窝蜂朝船边拥过来。卖带子的人在人群中钻来钻去。红蓝白三色相间的日本的新兵走向战场带子由下面抛向上面，无数条色彩鲜艳的彩带随风摇曳——联系着士兵和送行的人……

    东史郎的日记里提到的是“卖带子”，但给士兵们的带子肯定是送的。此带叫“千针带”，即由一名妇女请街上的1000个行人在一块布上每人缝上一针，线可以是单纯的红色，白色，也可以是相间有序的杂色。然后将其送给前线的士兵，以此表达日本妇女满腔的挂念。空军王牌飞行员坂升三郎，也收到了一个“千针带”，他写道：“没有哪个日本飞行员相信这种传统的护身符能避开子弹”，但因这是自己的未婚妻和表姐妹久久地“伫立在寒风的街头”而请求来的大众的祝福，“我当然会戴上它……而且，我把它绑在我的心口上。”

    “千针带”是当时最受士兵们欢迎的一种护身符。此外，还有妇女请路人们在一面小的太阳旗上写上一两句祝福的话，在中国战场上曾有许多士兵在口袋里装过它。

    祈祷入伍者平安归来的另一类普遍做法是，当时在许多家庭，家人们在每餐吃饭时都会给前者留出一个位子。这一心照不宣的做法，是在强调在前线的亲人是这个家庭生命线上牢不可破的一员。

    然而，对于许多家庭来说，他们与在前线的亲人间的联系是十分脆弱的。要么，从来没有任何信件；要么，就是通信突然中断，此后开始了自我安慰自我恐惧自我折磨的漫长等待。这一等待，一般最后为军方信使的到来而打破，信使的声音因为几十次、上百次的重复而显得程式化了，如同一份不可能再简约的电报稿——

    请您务必感到宽慰，因为您的儿子是为天皇陛下而牺牲的。

    在此，谨向英雄的亡灵致以我们最深切的哀悼。不少母亲面对信使的报丧，她们一向平静、坚忍的面容，一下为之天塌地陷，风云变色。

    更多的母亲，却在这一瞬间，确信阵亡亲人的灵魂已被送去了列岛的哪个神社里，当然最好是东京的靖国神社。在那里，儿子的名字将被刻在大理石或汉白玉的碑上，置于每年春天必会盛开的樱花林中……

    战死的显赫人物，如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他的骨灰是由一辆炮车运往东京的日比谷公园，在那里为他的国葬搭建了一个巨大的帐篷。

    一般的士兵，一旦战死，其骨灰也会被送回家乡，决不会尸横异邦。只是在临近战争失败，军方发现要将阵亡者的骨灰运回本土变得越来越困难，才在某些地方通过街道组织发布如下大意的声明：奉劝那些即将前往前线士兵的家人保留其头发或者指甲，以防在他光荣殉国后什么都没有留下。但在很长时间里，在整个列岛，骨灰回家已经成了一个不是仪式的仪式，一道不是风景的风景——

    没有军阶之分，像山本五十六的那个盒子一样，阵亡者的骨灰均被置于一个小小的白色木盒里。在上下船只或火车时，运送者就在脖子上扎一块白粗布来支撑骨灰盒。如果运送者过去从来都是坐二等舱旅行，那么这一回，他就以绝不坐一等舱来表示对死者的尊敬。

    骨灰送达死者家庭时，死者生前的亲友和邻居们都会前来吊唁。如果是几个骨灰盒同时送回来，就会举行一个联合的葬礼。家人用黑色的带子绕遗照一圈，再放在当地寺庙的祭台上，前面摆上水果一类的供品，最后燃点并供奉上香。当骨灰被安葬在神道教的墓地里以后，在家人们的心里，死去的亲人与自己不但有着阴阳之隔，还有着神人之隔。

    在首都东京，随着战争的死亡人数不可遏止地增加，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失去亲人的平民来靖国神社祈祷。即便是下雨天，哀悼者们也跪在神社外面，放眼望去，皆是一片无边的杂色的雨篷……靖国神社成了东京闹市里一个最为静谧的地方。有轨电车经过它的大门时都会减缓车速，行人们则停下脚步，致以深度地鞠躬。对“圣战”的狂热与拥戴，波及到了社会的所有阶层。在儿童节，年轻的母亲们给自己的孩子穿上仿陆海军将军的制服，当孩子们举起小巴掌彼此行军礼时，母亲们的脸上溢出幸福的神采。她们还想生更多的孩子，东条英机的夫人东条胜子就一气生了7个孩子，她告诉全国的妇女：“母运，即是国家的命运。”政府宣称日本每年已有300万人口的出生量，这差不多是和平时期的一倍。

    老师们告诉学生，如果一个男孩子不投身于这场“圣战”，他将会后悔一世，耻辱终生。孩子们的课余时间全都被一些好勇斗狠的活动给占据：柔道，剑道，刺杀与队列训练。孩子们被命令在寒风中、烈日下也要赤裸着上身训练，胆小的孩子肯定遭到大伙的嘲弄和惩罚。在本州山形地区的一所学校里，上生物课解剖青蛙，一个年幼的学生吓得哭了起来。老师冲了过去，在孩子的头上狠狠敲道：“你为什么会为了一只小小的青蛙而哭呢？等你长大后，你将要去杀死100个或者200个中国人！”

    日本人民（三）

    名噪列岛的东京巨人队的垒球明星们应征人伍了。打小便是日本孩子们心目中的英雄——专业相扑选手，也脱下传统的服装，穿起了专门加工的军装。最后，连一向遵从“六戒”，鼓吹“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和尚们也拿起了屠刀。当时的许多寺院里，均可看见在现役军官的指挥下，肩扛步枪、腰别刺刀的和尚们在大殿前的院子里操练，大幅度摇摆的海青衫下旋出一片飒飒之风……由于大量的神职人员入伍，以至于在神道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由妇女补缺男人担任神职职务的现象。

    军方坚持着古代武士的信仰：每个男人首先是一个战士，他们几乎毫不怜惜把那些对于工业生产至关重要的人们也经常征召去了前线，这些人包括：工程师，技师，工头和技术烂熟的工匠；但在“二战”时，日本仍拥有充足的劳动力，街道组织里总有志愿者在等着，其中包括东条英机的一个女儿。许多企业作为兵工厂在运转，任务过于繁重而条件却在不断恶化。开始是每天工作10个小时，又延长到日工作量12个小时，然后变成了13个小时，最后则干脆是任务需要多少小时就是多少小时。为日本发动全面大规模战争前，对越前永平寺僧人也进行军事训练了节省通勤的时间，许多工人选择住在厂里，当时这样的景象触目皆是：车间里，一边是男女工人们蜷缩在各自的被子里睡觉；近在咫尺的另一边，另一批工.人就在闹腾的机器声里挥汗如雨。

    在日本的传统社会里，人们可以接受未婚女性去纺织厂工作，去当老师或者护士，但是一旦结婚了，她们就该辞去工作。回家里全身心地做一个专职太太。战争，顿时改变了女性们命运的路线图，一条遍及列岛的口号是：“男人上前线，女人去工作！”

    到了1943年的夏天，在日本各地，妇女们全面进入了男人们过去集中的行业，如公司职员，司机，厨师，理发师，就是在绝对由强壮男人挑大梁的钢铁厂、矿山、港口，现在也由妇女站在了第一线。在1944年，共有400万妇女在兵工厂工作，还有超过1000万的妇女分布在其他部门。她们和少量留在后方的男人面对同样的艰辛与沉重，二战中的日本女人工资却比男人微薄，而且每个月最多能够休息两天。

    连女中学生们也被发动起来。在东京的一些高中，安装了轻型机器或者简单的流水线。每天的学习时间被压缩到两小时，其余时间女生们用来缝制养伤士兵所穿的病员服。即使是闷热的天气，她们也一个个带着口罩，为着防止有细菌污染了病员服……

    不但是在城市，就是在穷乡僻壤，也能强烈感到战争之神从这里隆隆驶过的痕迹，以及居民们由此表现出的高昂士气。

    秩父是位于东京东北60公里、被青翠的群山环抱的一个小镇。战争爆发后，当地一些原先生产奢侈丝织品的工厂转而生产军毯，其他的工厂都关闭了，有些人不得不到小镇外面去找工作。大多数人还是留了下来，除了维持着传统的开垦和耕种，以满足前方对稻米和小麦的需求，镇上的劳动现在变得多种多样：有的人家养殖兔子，长大后剥下皮来，可以为在中国北方打仗的将士提供军服的毛里。有的人家去大山里拾柴烧炭，寻找铁矿石、石灰石，国家急需钢铁，而石灰石能够用来烧炼水泥……

    小镇上还有几十个艺妓，在1942年前，这些走起路来有些柳絮般飘飘颠颠的女子，一直是用她们的优雅与多艺，来博得当地的老板、商人与上层人物们的垂爱。在她们光洁如玉的纤手里，曾经握有的最重物件是一把茶壶。现在，她们也进了深山，一日复一日，身影淹没在大捆的柴禾里，在山路上踽踽而行，而在战前，这活儿是用牛马来十的。

    无数个东京、秩父这样的城市与小镇，支撑开了日本疯狂地扑向半个西太平洋地区的战争魔爪——

    横滨的居民沿着城市的主十道种起了南瓜。名古屋一个叫安藤雅子的小学老师，领着600名小学生来到山里，连续13天“愚公移山”，硬是在一片石头与荆棘里开出一块新田。广岛的高中女生，终于在学校的排球场上收割了第一批金崭崭的稻谷……

    人们空前地勒索着自己。妇女们不再涂抹口红、胭脂和眼影，换上了便于劳动的农妇式衬衣和宽大的裤子。如果每天额定的4根火柴用完了，家庭主妇们就用燧石打火做饭。男人们将昔日笔挺的西装换上了卡其布的军便装，也不再穿皮鞋，力争所有的皮子都能变成军靴。为了军队有充足的烟卷供应，全国烟民们每天只有6根烟，不够的，就将茄子、柿子的叶子晒干碾碎，再卷成“喇叭烟”。

    人们也空前地敲诈着空间。东京的装饰性铁制街灯、栏杆、黄铜做的交通车道标志，还有许多建筑物上的饰板，以及桥梁上的金属装饰，几乎在一个晚上，统统没有了踪影；公同和火车站的铁制凳子也被拆走。它们变成了军队各种武器所需的金属与合金属。还有，许多神社捐出了黄铜门栓，寺院捐出铜钹大锣。此外，数以万计的家庭主妇几乎倾其所有地交出了金属容器，到了1944年，日本的许多家庭都只有一口锅做饭，一个桶提水。

    临近战争后期，列岛上几乎每一寸可以耕种的土地，包括公同、体育场，甚至还有被取消的原定用于1940年东京奥运会的运动场，都被用来种植粮食作物。

    昔日熙熙攘攘的城市街道，渐渐寂静得像一条条脱去了生命的蛇蜕。因为绝大部分石油已经被战争所耗用，街上只有白行车和偶尔几辆燃烧木炭、冒出黑烟的汽车驶过。

    而在地下众多的深深矿井里，在昏黄灯光的照射下，虽有男人在场，但妇女们十脆穿起短裤，甩动赤裸的双乳，挥舞大镐与铁锨，毫无羞愧地轮番上阵，为已近力竭的战争机器输送最后一程的燃料……

    经典话语被颠覆了（一）

    与纳粹德国比起来，“二战”时期日本的社会生态有两个现象特别地引人注意。

    其一，日本也存在类似褐衫队的威慑组织，类似党卫军的恐怖机构。

    前者便是“帝国协助统治协会”，简称三仁AA。当时日本外交协会出版的《日本年鉴》介绍说：该协会“作为国家建构巾的一个枢纽部分，以引导本国向一个高度防卫的国家前进”。三仁AA的总部设在东京，由东条英机兼任主席，在工会、妇女、青年、农民、商界等社会各阶层

    均有分会，它的决定与命令，往往影响到大多数国民的态度和日常生活。

    后者便是宪兵和“特高”，即特别高等警察。日本所有的国民都受到他们的监视。他们有权要求所有的公共集会都必须在事先通知警方。他们有权驱散任何当局不喜欢的集会，逮捕任何旨在改变国家制度的有组织或非组织成员。他们有权随时封杀那些与政治有关的报刊，当然也可以让对方停刊一段后再出版，但条件是编辑们必须拿脑袋来保证此后的一切言论绝对有益于国家制度和这场“圣战”。然而，真正维持战时日本社会强力而又稳定运转的，却并不是有着半官方性质、也往往像官方机构一样重叠臃肿、反应迟缓的“帝国协助统治协会”，亦不是其神经之警醒，手段之凶狠，足以令人胆寒的宪兵和“特高”。它是一个叫“邻组”的组织。

    “邻组”作为民间社会的自治组织，在战争前早就存在了，但得以大力强化并凸现其作用，是在1939年以后。这时，全日本有“邻组”110万个，每一个有10到12户家庭组成。大约20个“邻组”又划为一个社区协会。每个“邻组”有一个负责人，由大家协商产生。他（她）负责从政府、军队方面接受命令，或者要求，然后传达、布置给本组成员。“邻组”履行着各种全国性和地方性的任务：征收赋税，分发口粮，提供志愿者和慰军用品，开展军事训练，组织防空消防演习和各家掩体的挖掘，执行防范犯罪措施，谴责那些开小差的“逃避者”与那些浪费资源的“奢侈者”，以及协调、处理邻里矛盾……这些事务有大有小，或重或轻，因为月复一月，年又一年，没完没了，也难免让人心烦。但大多数时候，“邻组”成员不仅是自觉的，而且精神上也是愉快的。人们常常唱着歌儿在一起劳动，其中一首当年颇为流行的“邻组”歌曲是——

    我们为什么要惧怕空袭？

    广阔的防线坚如钢铁。

    无论老少都要挺立起来，

    我们承担起保卫祖国的荣誉。

    来吧，敌人的飞机，

    来吧，敌人的飞机……

    一个叫户崎明的记者，日后这样回顾了战争中他在家乡荻库的“邻组”生活——

    在“邻组”成立之前，大多数人都只顾着他们自己和家庭，你从来都不会真正了解你的邻居们，但“邻组”成立带来了一种互相帮助的意识，我们全部被搅在了一起，每个人都处于平等的地位。

    ——（转引自[美]时代生活丛书编辑着，唐奇芳译《疯狂的岛国》）

    由此，我们可以判断，“邻组”肯定会负有告密的功能，但与德国的告密者之多总让盖世太保大喜过望相比，日本的铁杆告密者虽有但木多，多数时候还处于待业状态……

    日本社会的高度秩序感，就是在严峻的战争岁月里，也通过“邻组”这一遍及列岛上下最小的非亲属集团得到了充分展现。

    其二，上世纪20年代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也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在城市，大量企业破产，银行倒闭。物质极度的匮乏引起了普遍的绝望和抗议。到1926年，失去工作的产业工人超过300万。此前大量来城市打工的农村人口不得不返回家乡，农村的情况却更为悲惨。为了抑制通胀，政府从中国台湾和朝鲜进口了大批廉价的大米，这使得国内的稻米种植业毫无利润可图。许多农民的妻子和女儿，过去一直靠在丝厂挣工资贴补家用，以勉强维持一家生计。但这时，自己也遭到了大萧条打击的美国，不再从日本进口生丝，她们在1929年后均失去了那份微薄的薪水。再加上连续几年十旱和严重的霜冻天气，使得千百万农民家庭陷入赤贫状态，仅靠挖草根和从松树上剥软树皮充饥。尤其是在东北方，农民们家里若有女儿的，许多人家便要靠送女为妓维持一家人的生存。那时，在许多妓院里常常可以见到只有十一二岁的雏妓，社会工作者们纷纷发出要解救她们的声音；家里若没有女儿的，就很难撑下去了，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饥饿、流行性感冒和肺结核。

    在列岛漫长的历史上，这个岛国第一次走上了全民性暴乱的边缘。

    按照许多年里中国人太熟悉的话语描述——愈是挣扎于底层黑暗者，愈是向往光明；愈是苦大仇深者，愈是具有天然的革命性，这革命自然是无严阶级革命，而农民则是这场革命始终不渝的主力军。

    日本却完全颠覆了这个经典话语。

    日本的贫苦阶层，尤其是农民，是日本军队，又尤其是陆军少壮派的主要来源。因为军中素以意志和品质擢升军官，而不是看其曾经的社会地位，军队中大多数下级军官都是农民，或者是农民的儿子。

    比起其他阶层出身的人，他们不但对通过从军摆脱饥饿、帮助家人及进一步地光耀门第，有着更迫切的驱动，而且对通过鼓吹战争、发动战争，从而使军队主宰国家意志、军人当然为独步时代风云的英雄，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他们也不完全是出于功利性的目的，他们亦有自己佩剑一般深刻打磨过的信仰。出于对一般民众痛苦的切身感受，农村出身的少壮派军人认为：一系列的国家危机，从根本上来说，都是无能且腐败的政客们造成的。过去10年里，政府对内决策失误，丑闻不断，导致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对外讨好西方列强，在扩张海外殖民地方面无所作为，使得资源富饶的亚洲至今被白种人控制，而东方工业最为发达的日本，却龟缩一隅，处境艰难。

    在他们心目中，历来懦夫都在城市产生，英雄却在乡间辈出。在德国，养鸡夫出身的希姆莱最终成了党卫军的领袖，党卫军致力于在农民中培养大批追随者，农民被称之为“日耳曼民族生命的源泉”。在自己的祖国，天皇制度、武士道精神以及全国上下一心的共同体形态，才能真正表达日本的“大和精神”，这样的从未被污染的冰雪精神，也只深植、绵延在广袤的乡村。而来自白肤色种族的共产主义与议会政治，正像“肮脏”的泡沫一样包围着城市，日本不需要这些外来异物。日本的“大和精神”必将超越世界上任何文明，担负起将人类从赤白两色的帝国主义支配下的“现代化”中拯救出来的神圣使命。

    强烈的使命意识与对权力的渴望，使兵变与暴乱，轻易如拔开清酒瓶的塞子，在上世纪30年代频频发生。

    少壮派军人决意要推翻政府，压缩议会政治的空间，使之最后成为一道假山浅水的日式庭院风景，陪衬起一个强悍的、无所不能的军人内阁——这便是陆军少壮派们所设讣的“昭和维新”。

    倘若说“明治维新”是将西方当作学习的对象，“昭和维新”却将钟摆晃去了另一个方向，即将西方当做仇视的对象。此种诡谲的心理变异，最终导致一个蕞尔小岛竟然向西方列强开战。

    经典话语被颠覆了（二）

    1931年3月，根据密谋的一项计划，一群身份不明的暴徒，用300颗炸弹，炸毁了国会大厦和一些主要政党的总部。陆军打算介入骚乱并宣布军事管制。在政变的最后时刻，传说将要被推举为军事独裁政权首相的荒木贞夫中将，放弃了这个计划。

    6个月之后，关东军在没有接到来自政府任何命令的情况下占领了中国东北，全世界为之震惊。政府赶快命令关东军停止行动，但将领们对此嗤之以鼻。于是在一番气急败坏的发泄之后，政府无奈地承认了军队已造成的事实，授予被占领的领土以“满洲国”的称号，并开始鼓励国民向这片有着44万平方英里的辽阔黑土地上迁移。接下来，1932年2月9日，前大藏省大臣井上准之助在东京的人行道上被枪杀。

    5月15日，9名陆军和海军军官，向太阳女神祈祷之后，冲进现任首相、已经75岁高龄的犬养毅的官邸，他是关东军占领中国东北的反对者。犬养看上去并不惊慌，他既有长者之尊，又有长者之蔼，他将他们引到屋内，似乎想要和这些年轻人好好沟通一番。而后者，也按客人的礼数在门口脱去了各自的军靴，但很快，其中一个家伙情绪变得激愤起来，他喊道：“说什么也没有用了，开枪吧！”顿时，9条枪齐发，密集的子弹将老人的身体打成了马蜂窝……

    此次刺杀就是多次被拍成电影的着名的“五·一五事件”，参与这一事件的9名军官均J出身于贫苦家庭。

    “五·一五事件”与近4年后发生的“二·二六兵变”比，又成了小巫见大巫。

    这一次也主要是由来自农村的下级军官们发动，1936年2月26日，一个严寒的清晨，他们领着1500名士兵冲出军营，包围东京的政府所在地，并在城里搜捕，企图刺杀新任首相冈田及其他内阁大臣。当叛乱者冲进首相官邸时，冈田躲进了附近的一家洗衣店而得以逃脱。大藏省大臣高桥是清就没有这样侥幸了，他因为不满于前几年不断攀高的军事预算而遭到军官们的厌恶。他们破门而人时，高桥还在卧室里。一名陆军中尉一脚将他踢出卧室，喊道“工enchu”，意思是“上天的惩罚！”高桥也回骂：“白痴”，另一军官即冲上去举剑疯砍，最后一刀戳去他的心窝。这时，高桥的夫人走到了门口，这名军官拔出滴血的佩剑后，向她一个虾腰般地鞠躬：“对于我的鲁莽给夫人带来的麻烦，我深表歉意。”

    在这一长达4天的暴乱中，前首相斋藤正也遭到了年轻军官们的杀害，他身上被刺了36刀。

    长期研究日本“二战”史的美国学者亚瑟·查齐这样说道：“从1936年2月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那些抵制过任何一项军队计划的日本政客都生活在担心被暗杀的恐惧中。进一步说，陆军和海军的将领们长时期享有选择内阁中陆军和海军大臣的特权……总之，军队能够完全地控制内阁的政策。”

    （[美]亚瑟·查齐着，胡修雷译《肆虐的太阳旗》）

    在军队成了事实上的国中之国的过程之中，陆军少壮派立下了汗马功劳。此外，陆军少壮派还给整个陆军带来了强横、冷血、一旦启动决无后退的风格。

    日本陆海军之间长期积累起来的矛盾，一直可以追溯到宗族之间血腥的领地之争。明治维新中，现代意义上的陆军、海军刚刚建立，一些藩主将他们的子弟送去一个军种，他们几代的对头们则必定将子弟送去另一个军种。但拂去历史的宿怨，陆军与海军之间始终贯穿于“二战”期间的激烈争斗，在很大程度上，正表现着较开放的海洋与较保守的山地、稍具理性的非农民国民与理性完全沦丧的农民国民对于本国与世界见识的差距。

    与陆军仍沉浸在1905年战胜沙皇俄国的豪迈激情中，并相信这一激情必将伴随日本武运长久相反，海军许多人却一直对战争的结局持悲观态度。在日本军界，没有人比联合舰队指挥官山本五十六大将更反对与美国开战的了。很多中国人是在一部同名的日本电影中熟悉这位身躯魁梧、面容坚毅、鬓角如霜的长者，他站在自己的旗舰——黑灰色的“赤城号”航空母舰的指挥塔上，西太平洋上一道道山峰般的涌浪向船头劈来，他那黧黑的脸膛在一身雪白海军服的映衬下，犹如一尊雕塑般夺人心魄…

    山本曾在哈佛大学短暂学习，又作为日本大使随员在华盛顿待了两年。他很清楚，到这时美国的军事生产能力是日本的10倍。1940年时，他曾告诉一群日本学生，“日本打不过美国……因而，日本不应该与美国开战。”在上任联合舰队指挥官之前，他又明确预言：“在和美、英交战的最初六到十二个月里，我可以取得令国人疯狂的胜利。在这之后……我不抱胜利的期望。”他的这一态度，使得海军很长时间地将他派去国外，以免遭陆军少壮派暗杀。

    到了山本的预言逐渐变为现实的战争后期，陆军的防卫计划是命令本土的全体人民，无论男女老幼，都要拿起手头的任何武器，只要还有一个人，就要击退盟军的进攻。而海军的方案是，最后的决战必须在海上进行，这样可以防止美国占领日本本土以及对本土轰炸。除了眼光不同，陆军还在资源占有、情报掌控和武器装备开发等方面，与海军寻衅不断，各执一端。陆军打到哪里，便赶快占了那里的油田，最多的时候，陆军已学握了西太平洋地区最主要的油田，拥有6座炼油厂。对石油消耗极大的海军，却只能自家去荷属印度钻井打洞。海军有潜艇，陆军也要有潜艇。海军有航空兵，陆军也得造飞机。到1943年的夏天，尽管日本已拥有年产53000架飞机的能力，实际上每年的生产数量连10000架飞机都不到。据战后统计，相互攀比、追着投产的结果是，在那些用来制造飞机的来之不易的铝材中，只有55%确实造出了飞机，而余下的部分多成了废料给倒卖进了黑市。这一公开的争执与较量，发展到最严重时，在两军种各自的兵工厂里，即使是生产一个螺丝钉，海军若造出的是左旋的，陆军必要造成是右旋的以示不同。

    经典话语被颠覆了（三）

    对于这个长期冈扰日本的问题，1941年时，裕仁天皇以其一贯的闪烁其词的方式，对刚担任首相不久的东条英机，表达了自己的不安：“请你一定记住，在目前陆军和海军之间的合作，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我还打算召见海军大臣，告诉他同样的话。”陆军却依然我行我素，锋芒毕露。在一次高级别的军事会议上，山本五十六实在忍无可忍，当着一位几乎要将唾沫喷到他脸上的陆军将领的面，他突然站起来，推开椅子，拂袖而去。担任联合舰队总司令的丰田副武，平日里经常将陆军称为“马粪”，并宣称他宁肯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乞丐，也不愿她嫁给一个陆军里的乡巴佬。在我研读了的大量关于日本的文字资料中，唯有在“二战”时期军队这个庞大的非亲属集团里看到了斗而不和的景象，虽然陆、海军又分属于两个分别志在海洋、陆地的次非亲属集团。

    我不禁如是想，始终斗而不和的一支军队，却将日本的版图迅速扩张到半个西太平洋地区，给中国人民、亚洲人民带来了极为剧烈的祸害，直到美国人的两颗原子弹落地，它才像被天雷劈断了脊梁骨的恐龙一样倒地，倘若这是一支精诚团结、和衷共济的军队，那“二战”的历史又将会是怎样的呢？

    可以确定的倒是，在日本人民中，愈是下层的国民、贫苦的农民，愈是同情与支持陆军。陆军少壮派有着广泛的民意基础，他们因为被视为那个年代的武士道之精魂而受到国民普遍的欢呼。

    “二·二六兵变”，因为死伤惨重，影响巨大，有一些叛乱者被送上军事洪庭，其中部分人遭到处决。如同慕尼黑的“啤酒馆暴动”后希特勒遭到监禁，却为他日后气球般升上德国的政治天空打足了氢气，对“二·二六兵变”的处理，也只是在民众的心目中，让陆军少壮派们更多地敷上了一层“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赴难者油彩。

    “五·一五事件”的审判，则十脆成了一出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狂欢的闹剧——

    有来自各地的11万民众涌进东京，许多人展开为9名凶手请命的血书，没日没夜地站在法院门口，他们高呼“打倒腐败的政客！”“只有陆军才能拯救国家！”的口号。甚至还有9名男子集体站出来，他们表示愿意代替被告受审，为了证明自己一诺千金，每人都把自己的小指头砍下来，这9根已经有些腐烂的小指头装在一个酒精瓶里，随报告一起呈交法院。随后，凶手们得到了相对较轻的判决，没有一人被判处死刑。

    时任陆军大臣的荒木贞夫对此事极为感慨，对记者发表谈话说：今日之日本，“到处都是挡不住的爱国者”。

    日本的工人，总体上也不甘落后地在这台军国主义高速运转的机器上加足了润滑油。在1940年所有的党派活动被“帝国协助协会”取代之前，日本有着许多党派，其中——

    1932年11月成立的日本劳动同盟，包括38个工会，27400多人。它主张“大东亚共荣罔”，支持扩军备战，反对和攻击岛内的一切反战力量。此后成立的日本造船劳动联盟、国防献金劳动协会，都积极支持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扩张。1934年2月成立的日本产业军工会，在其誓言和盟约中提出：“我产业军奉戴一君万民的建国精神，以确立产业大权为我们的本分；产业大军作为陛下的工人和农民，尽其本分，和祖国日本生死与共。”

    随着侵华战争的打响，各工厂、会社、公司纷纷白建产业报国会，该民间组织明确在纲领中写上“产业报国”或者“产业报公”，规定工人不得因私缺勤，要力争减少事故，节约材料，利用废物，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开展认购“爱国公债”活动，要求每个成员月月储蓄，募集“国防献金”。

    1938年底，产业报国会还只有1000余个，次年4月一下激增到2000多个，会员达到100多万人。它们都主动要求政府“更加积极地领导”，于是厚生省和内务省按照行政区划建立了各级产业报国联合会，由当地行政长官和警察长任总监。

    到1940年，产业报国会在全国70000个企业中建立了支部，会员达到418万人。这年的11月，在东京成立了以厚生大臣为总裁的全国总工会——大日本产业报国会。

    大约正是从此开始，日本毒火攻心，汗气蒸腾，急速扩张的欲望，如打桩机一般在体内频频炸响。在发动了侵华战争之后，又胃囊暴崛，蓄谋发动太平洋战争。1941年底进攻珍珠港，便是发动这场战争的标志。此后不到半年里，如人无人之境，如得“神风”重卷，一气占领了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缅甸等国。

    在日本的国民、党派、军方、政府之间，自然会存在种种观念与利益的杯葛、冲突。但总体上看来，迄今为止，这四者之间的共识远大于杯葛，合作远高于冲突。而近代以来，对外扩张一直是大和民族最大的共识，对外扩张时期总呈现出这个岛国最好的合作局面。

    当年的一些中国舆论似乎不这样看一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当时的中国政府首脑蒋介石说：“我们要严密责成日本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切不可予以报复，更不可对于敌国无辜人民加以侮辱。”

    1948年4月6日发表的《中国各界名人对日政策声明》中称：“我们反对日本复兴，完全因为现在日本政权仍掌握在少数侵略派手中，并非反对一般日本人民。反之，我们很愿意与日本广大人民合作，促成日本真正民主化早日实现。”

    1950年1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日本人民解放的道路》的社论说：“日本帝国主义曾经并且现在仍然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但是日本人民却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有共同的敌人，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支持者美国帝国主义”……

    持以上三种言论的人，在国内政治上各自的立场可谓判若云泥，但在对待日本的态度上却有惊人的一致——他们都要把“日本人民”从一个磨合紧密的共犯结构里摘出来，其一厢情愿，犹如在冬天要把冰雪摘出来；其谬错大矣，恰似在三陪女郎里要找惜身如玉者。

    时至今日，在中国人已经编撰的日本史着作里，对于日本人民在这不义战争的共犯结构中丝毫不会亚于德国人民的重要作用，从来不见论述，只有少数几篇论文略有注意。提到“二战”时期的日本人民时，作者总是说他们向往和平，反对战争。这里的“日本人民”已经成了某种符号，如同提到水，化学家们一定说它是由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组成。

    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历史常常呈现着的是贫穷，并不意味一定善良，通情达理，倒可能愚昧，偏执，乃至嗜血。因此，贫穷并不比富裕更远离罪恶。人民，并不一定是进步与正义的符号。被少数乃至几个人以“人民”的名义给代表了，另当别论；就是真代表了自身的意愿，也可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越是有着广泛民众参与的事件，其所谓目标的崇高，便有可能越是值得怀疑。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