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材料做成的人（一）

    邱吉尔曾说艾森豪威尔是历史上权力最大的人。

    作为盟军最高司令长官的艾森豪威尔却一直为自己所能统帅几十万盟军的权力而踌躇不安。他记得年轻时第一次到欧洲，能亲手触摸到自己心爱国家的根，他是那样地激动和喜悦，他希望以后所有的美国人都有这样的机会。

    如今数十万美军有机会了，还有英军、加拿大军，以及为返回家乡而奋力战斗的欧洲盟军，可这种造访方式——诺曼底登陆却不是他所想要的。他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说：“把这么多年轻的士兵送去对抗希特勒的大西洋长城，让我感到心疼……”但他又十分清楚，若非此刻由他们洒下热血，盟军日后要付出的血账将会更大。

    一次，艾森豪威尔对自己的参谋长说：讲到权力，压力大的不是重大决策。在晚餐桌上有喝一杯开胃酒的时间，就可以决定打还是不打。细微末节才困难。赌上百万人的性命很容易，难的是看到它对一个人的伤害有多大。你要是无法弄清这点，那么，你将失去人性。

    为此，诺曼底登陆作战方案——从时间、地点、海浪、风速、月色、沙滩能否承重坦克，一直到误导德军、后勤保障、情报管制以及当地游击队配合……研究了又研究，核实了又核实，并几经修改、推迟，最终定于1944年6月6日凌晨实施。

    命令一下，艾森豪威尔深感自己只是看客了，前线的将士们才是决定胜负的人。

    在登机前10分钟，他赶来为伞兵送行。他心里明白，伞兵将是这次战役中伤亡最惨重的，有可能达到七成。这位平时不苟言笑、在军中不怒白威的四星上将，在伞兵面前一下慈祥得像个人民解放军的老连长，“你们有烟的都可以拿出来抽”，他掏出打火机，一一为他们点火。又问他们的老家是哪里？有来自芝加哥、奥尔良的，还有来自他的家乡堪萨斯。他或是握住这些年轻人的手，或是摸摸他们的头发。直到他们全部登机了，他才离开。

    然后，艾森豪威尔一直在指挥部里沉着头等结果，没有人敢大声讲话，甚至连咳嗽都是轻轻的。当初步战况终于J出来，参谋长告诉他牺牲者只有二成时，他像是自言白语，又像是在对着美国和欧洲说：“即使是二成，但对每一个牺牲者而言，就是百分之百。将士们都明白这一点，却仍义无返顾。我们或许无法再见到像他们一样优秀的人了，他们将和上帝同在……”

    一年零两个月后，刚上任美国总统不久的杜鲁门，也为自己权力的使用而几经内心折磨。

    为了“曼哈顿工程”，20万人关起门来奋斗了3年，耗费了20多亿美元。当那个有着15000磅重的胖家伙从飞机上卸下时，现场的搬运工人说：如果魔鬼会下蛋的话，这就是那个蛋了。

    工人们说的只是笑话，他们并不知道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里试验成功的详情——

    试验诬实，云柱直冲30000英尺的高空，顶部的光比太阳还要强烈。能使3英里范围内的一切东西炸毁，爆炸的火光在10英里外就能看到。一个士兵站在10000英尺之外却被冲击波击倒，一个在5英里外的士兵出现了暂时失明。位于试验地几英里外的一个小镇有位姑娘，看到了一道闪光而终身失明。爆炸声在50英里外就能听到……

    还不知道当这颗炸弹从空中丢下后会发生些什么，因为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做过。可以肯定的是，不管人类过去制造过什么武器，但与它比起来，都只是些小马铃薯。

    作为“曼哈顿工程”的顾问，帮助研制出原子弹的岁伯特·奥本海默等一批物理学家，在试验成功后态度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们坚决反对向日本使用原子弹，他们最让杜鲁门感到坐卧不安的一句话是：将可以毁灭人类的武器交给人类，这能放心吗？很可能前面出现的就是地狱。

    以格岁夫将军和乔治·马歇尔将军为代表的军方却主张在无须警告日本政府的情况下即可使用原子弹，以产生最大的心理震撼。他们的理由也是确凿无疑的——驻日本大使刚刚拜访了杜鲁门，告诉他两件事实：一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外族入侵过日本。二是日本人从来没有被异族打败过，他们不知道怎样投降。这可能是日本人要战斗到底的原因。而军方的情报分析表明，这场原打算在1945年11月和1946年初分两阶段登陆九州和本州的战役，将会要美军付出“二战”中最高的代价，估计其伤亡不会少于诺曼底登陆作战的六七万人。但原子弹的使用可以起到威慑作用，美军的登陆作战极有可能避免。

    杜鲁门再三考虑的结果是，必须先给日本人发出警告。这样做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日本人事先得到警告后，以亡命徒式的空军去拦截、击落载有原子弹的B-29重型轰炸机；另一个是日本人就此投降，从而不必使用原子弹。即使前者的可能远大于后者的可能，但总统决意以此举去赌后者的可能，因为这意味着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得以保全。

    同盟国各方在“波茨坦宣言”中发布了最后通牒——

    我们……代表亿万国民，同意给曰本结束战争的机会，特提出下列的条款：

    一、必须无限期地剥夺把日本人民欺骗、误导到征服世界道路上的旧政府以及其影响的权力；

    二、日本军队在彻底地解除武装之后应允许他们回到家乡过着安定而自食其力的生活；

    三、日本新政府应克服一切困难，在日本人民中间重新燃起与加强他们的民主意识……

    在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召开的应对“波茨坦宣言”的内阁会议上，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在会上吼道：“什么军队必须彻底解散，可以回家，全是混账话！你们想过会发生什么事情吗？200万的军队一旦不能存在了，他们饥肠辘辘，满腔愤恨，手里拿着枪，游荡在城市乡村……你们的沉默只会摧垮我们的士气，陆军不会听你们的……当你们忙着去舔敌人屁股的时候，我和阿南将军在忙着将军队集结到一起，和敌人决一死战！”

    特殊材料做成的人（二）

    几个小时后，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将军巡视在沿海估计要与美军决战的地区。

    沿途到处在修碉堡、筑工事，女们不是在为军队搬运备战物资，就是在震天的杀声里接受竹矛刺杀训练。“卫国而战！”“卫国玉碎！”

    的口号写满了墙壁、峭岩和各式旗帜上，一派“人民战争”的壮观景象。

    一个副官问阿南：“您看美国人一定会在这里登陆吗？如果他们不呢？”

    “我就把自己流放到中国去当强盗，到时你跟我一起去吧。”

    说完阿南纵声大笑，一口结实的白牙在夏日的阳光下闪闪放亮……

    当杜鲁门看到日本方面对最后通牒的回应电报，上面有一个词“出okusa工su”，他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问译报员，后者也不知道，只好按字面写上去。随员赶快找来霍夫曼教授，教授是分析语言、语义方面的专家。霍夫曼看了电报说：“这个词非常少用，从字面上看的意思是保持沉默。但对一个地位很高的人，可能有另外的意思——我想买你的鞋，出价100美元，你想要500，可又不想告诉我出的价太低了而来羞辱我，所以只好保持沉默。你假装我什么也役有说，然后我就意识到你想让我提高自己的出价……”

    杜鲁门问：“这意思就是说他们想谈判了？”

    教授说：“可能。但更可能是他们想让世界看看——日本人用无声的鄙视来对付你的最后通牒。换句话说，就是他们不想和我们谈判。”

    杜鲁门沉吟了一会儿，“我想这就是日本人的意思。他们的军队不想投降，他们的军队还操纵着一切……好了，伙计们，我们面前的路很清楚了，历史将没有理由责怪我们了！”两份文件几乎同时送到他的案头。

    一份是电报：装有两颗原子弹的巡洋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一直被日本16艘潜艇追咬不放，它在安全抵达太平洋上属于马里亚纳群岛的提尼安岛卸货后，在返航途中被日本一艘潜艇击沉，至少有500名官兵葬身海底。读完电报，他不禁叫起来：“我的上帝啊，我们决不可以再这样损兵折将了，决不可以！”

    另一份是军方关于原子弹投掷地点的报告，上面有供总统最后确定的几个候选城市——京都、横滨、广岛、小仓、新泻、长崎。日本与纳粹德国不一样，后者的军工企业、军事指挥系统多在城市之外，日本则是将它们与居民住宅区混在一起。以上城市均为军事重镇，既有兵工厂，又有部队集中地。在这之前没有被轰炸过，有利于确切评价原子弹的破坏效果，且能迅速动摇日本人顽抗下去的意志。

    军方建议首选地点为京都，其理由是在明治维新之前，皇室在京都一气住了1000多年，该市有皇宫旧址、寺院、神宫达1000余处。京都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就像岁马在欧洲人心中一样神圣，它对日本人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与宗教价值。犹如打蛇需打七寸，基于日本人对这座城市的特殊感情，正是美军轰炸它的原因。

    杜鲁门将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考虑了一会儿。出来后，他签署了军方可以视战局随时在日本投掷原子弹的命令，但他在那个报告上勾去了京都他说：“这样做，是为了安慰我的灵魂，而不是让日本人逃脱不幸。”

    然后，他如释重负，回到自己房间，像一个婴儿一样在床上睡着了……

    1945年8月6日，星期一早上，正好是大家刚上班的时间，美国在日本广岛扔下了第一颗原子弹。广岛驻有陆军第二军总部，该军担负了整个南日本的防御。

    突然间，天空闪出一团蓝白色的强烈亮光，广岛所有的时钟从此永远停在8点16分2秒上。这颗叫“小男孩”、其威力相当于1.25万吨梯恩梯炸药的原子弹，在离地面1900英尺（约580米）的高度爆炸，一个大火球冲天而起。幸免于难的人只记得原子弹爆炸的最初一刻，满眼是光，强烈无比的光，使人睁不开眼，好像一个硕大无比的闪光灯泡在广岛市上空爆裂。

    火球发射出来的热只延续几分之一秒，但30万摄氏度的高热使爆心半径一公里内的花岗岩都熔化了。爆炸中心投影点附近的温度急剧上升到3000-40000C；距离1500米处的物体表面温度，也达到5400C。片刻之后出现一股可怕的冲击波，3公里内所有建筑物，除了少数几幢坚固的、防地震的建筑物，全部被摧毁。全市76000座建筑中，只剩下6000座大体残存。燃烧的房子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接连不断地轰然倒塌。

    渐渐地，在充满浓烟和焦土的城市里，大量从废墟中挣扎出来的人出现了，他们灵魂出窍，如出白一个模子，盲目地在倒塌的电话杆、断墙和瓦砾堆周围转悠，耷拉着眼睛，或直直地往前走，一言不发。而且，许多人一丝不挂，身体僵直。原子弹爆炸后产生的热已经烧掉了人们身上的大部分服饰，随后的冲击波又剥光了他们服饰的残留部分。身穿吸热的黑色衣服的人，烧伤最为严重，乍看上去就像一块在移动的焦炭。穿白色或浅色衣服的人要幸运些，但身上也烙上了衣服上的图案……

    随后下起了雨，这种奇怪的雨以前从没有人见过。雨滴特别大，像男人的手指头，而且呈黑色，落在人们没有烧伤的皮肤上一下变成苁色，怎么洗也洗不去。

    当天的死亡数字超过了10万人。战后统计，包括后来因辐射中毒、灼伤、创伤死亡的人数，广岛由于遭受原子弹爆炸死亡总数达到246726人。

    8月9日上午，9点零2分，美国又在长崎扔下了第二颗原子弹，它的名字叫“胖子”，爆炸力相当于2.2万吨梯恩梯。选择长崎是因为这里的造船业发达，日本海军的舰船多三白于此，而且这里还有三菱钢铁和一批武器制造与一般制造业的混合企业。

    颜色变化多端、且又诡异的蘑菇云下，怒火高歌，吞没了数以万计的住房和商店。旋风席卷着瓦砾昏天黑地地飞扬，以后也是致命的黑雨尽情抛洒。

    特殊材料做成的人（三）

    无数步履蹒跚的人在摸索着前行，打懵了的人们有的裸体，有的浑身乌黑，有的身上扎满玻璃，有的脸上一团血肉。多数人仅凭着本能向一切有水的地方走去。在高热的强辐射下，人们都想喝水，水却被巨大的蘑菇云所释放的毒气污染了，当时在河边池边能看到大量被毒死的人，白花花地，犹如闷热天气里湖面上浮出的一片片死鱼。现在和平公同内修建了一个大水池，意在一片粼粼的水光前祈愿这些被渴死的灵魂能够得到安息。

    这个时间，人们大多在室内上班，又由于周边群山的屏障作用，当时只死了70000余人。但全城树小皆毁，只有两棵银杏树活了工来。今天的长崎市里，映人眼帘最多的树术就是银杏。我猜想，关于吃银杏果能防癌的传闻，其出处莫不正来自长崎？

    广岛爆炸并没有打破内阁长期以来是战是降的僵局。8月7日，铃水首相召集内阁成员开会，外交大臣重光葵再次建议接受“波茨坦宣言”，但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坚持没有必要投降，他还认为，投在广岛的不一定是颗原子弹。他警告说这可能是美国人的一个圈套，毕竟除了杜鲁门的声明，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就是原子弹。

    在这之后，阿南同意派日本最优秀的核物理学家二岛义南到广岛核实。次日，二岛下了飞机，一进市区，即刻断言这决非其他炸弹所为，只能是铀弹，他曾用此种材料做了多年的试验。但陆军仍未改变立场，也不允许政府向全体国民公开这一惨剧。报纸、广播里只说：敌机在广岛投掷了“新型”炸弹，使之遭到“大面积的破坏”。

    8月9日上午11点，铃术首相再度召开紧急会议。

    年迈的首相说：“我们不能无限期地进行战争，除了接受《波茨坦宣言》外，日本无路可走。”

    阿南惟几将军对铃术的建议再度做出了愤怒的反应：“谁能肯定日本百分之百地失败？……陆军当然不能接受这个宣言。”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也坚持认为，通过上苍的十预，日本也可能设法击退美军，就像非同寻常的台风或者神风一样，那种神风曾在1281年击退了蒙古的入侵舰队。

    海军大臣米内光正和外交大臣重光葵则支持铃术首相，他们相信：事到如今，天上和地上再出现什么奇迹都挽救不了日本。阿南仍声嘶力竭地提出保卫本土的作战计划，他说：陆军还有成建制的53个步兵支队和25个旅，加在一起有25万个守备组，共250万人；此外，加上海军尚存的力量，能够召集400万军队加入战斗。而且，还有400万公务员，2800万的妇女、儿童、老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现在都用竹矛、长柄叉武装起来，正在积极训练，准备参战。其中，有很多人是从朝鲜和满洲国赶回来参加这次圣战的……

    国内，天崩地坼，千古浩劫，犹如世界末日。室内的这个会南辕北辙，仍无结果而终。

    当晓11时以后，在皇宫地下掩体的一间会议室里，由裕仁天皇1945年8月14日，裕仁天皇在地下室早会见了他的几个大臣，天皇要表达自己终止战争的愿望亲白主持的帝国最高会议上，阿南惟几将军仍不改初衷，眼里溢满泪影地说道：“我坚信，如果我们全国人民抗战到底，日本会克服这次危机。即使我们不能驱逐敌人，大和民族也会像一朵美丽的鲜花一样光荣地凋谢，留给我们后代子孙的是大日本的荣光。”8月10日黎明，裕仁转身走J出会议室。内阁成员们都签署了意见，接受《波茨坦宣言》——但前提是，天皇的最高权力不容更改。

    以后几天，阿南多数时间把自己关在家里。14日下午，他坚决拒绝了陆军一帮中下级军官轮番上门来的一个请求，他们企图发动政变，以迫使天皇改变投降决定。这一天夜幕降临时，58岁的阿南开始为死亡做准备。他挑好了两把剑，一把交给内弟竹下，以防必要时由他帮忙。他全身披挂起来，在胸前戴上毕生戎马中所获得的所有勋章。外面再罩上一件白色衬衫，见竹下有些奇怪，他解释说：“天皇穿过这件衬衫，他又送给我。我要穿着它死去。”

    凌晨4点，阿南独自走人走廊，面对皇宫的方向坐下。

    月华如练，月光在剑锋上婆娑起舞，美得冷艳惊心，沉鱼落雁。

    他握剑先刺进左腹，又划向有腹，再往上挑起。这种手法很是痛苦，少有人敢用这一手法自杀，但它却是武士道所推崇的经典剖腹自杀。

    阿南还有力气将剑从腹部拔三"来，又用剑尖滑向耳朵下的颈动脉，看样子想割断它，以便一下死去。

    竹下赶快走过来，弯下腰在他耳边问：“可以帮助你吗？”

    阿南喘着粗气说：“不必了……你走开！”何下刚要转身，可阿南痛楚的呻吟声使他不忍走开，他一下拔出腰间的剑，深深地刺进将军的脖子。

    几个小时后，天皇宣布投降时广场上跪伏的人群通过广播，天皇发出了帝国投降的诏书。

    愿意“像一朵美丽的鲜花一样光荣地凋谢”的何止阿南惟几一人？在这之前的6月13日，冲绳岛，海军少将大田在“玉碎”前，命令将伤病兵300余人注射毒剂，以免他们被美军用喷火器烧死。在美军每天都散发数百万张日文传单，保证会宽待战俘后，6月22日早晨，陆军牛岛满中将和长勇参谋穿着崭新的制服，并佩挂勋章，在洞外的岩石上铺一条白布，两人跪坐，依据武士道仪式切腹白杀，由一位军官砍下他们的首级。

    即使冲绳会战结束了，死亡并未结束。

    一些赤身露体的日军冲出山洞，对美军扔石块，然后狂奔至悬岩后白刎，或用手榴弹白爆。一位美国随军记者记下了一起十分可怕的自杀事件：美军在树林巡逻时，突然被一群日本人包围，其中还有一些女人。巡逻队长异常镇定，微笑地送上香烟，几位日本兵放下武器，伸手取烟，日本军官并未阻止，只是转过身，拿起指挥刀刺死身旁的妇女，并将刀和手表交给美军，接着退后几步，引爆手榴弹自杀。此举感染了其他日本兵，他们也立即刺死妇女，接着白尽……整个血腥场面延续了两个小时。

    8月15日中午，皇宫外细卵石铺就的辽阔广场上，十几万人黑压压地跪伏在地，一片片哭泣声宛若巨大的阴云笼罩在青梅酒般青翠的护城河和黛色的城墙上，久久不能散去。人们的痛哭声，不时被手枪击发声所打断，这是其中的军官们在开枪自杀。也有的在默默地剖腹自杀，两者加起来，约有百余名。还有的百姓，全家老小三辈共同白刎。

    更多的自杀发生在广场外，东京青山通一户人家全家卧轨自杀。横滨一所小学在听了天皇投降诏书后，校长带着一群小学生集体投海白尽。当天下午5时，海军上将宁恒佩带武士剑，率领22名机组人员和11架歼击轰炸机飞向冲绳方向，在给基地的电报中，宁恒说：“我要对冲绳发动自杀式攻击，我的战士们在冲绳像樱花一样倒下……”

    你不能不承认，日本人虽打明治维新起便决意要“脱亚人欧”，但与西方人相比，他们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

    行之有效的遁术（一）

    倘若说美国人从来就娇生惯养，神经衰弱，或者说是吃饱了撑的，以至于开遍了美国的心理诊所，就像中国当今大都小城里明里暗里的性病诊所一样多；那么，我们再看看“二战”时期的德国人——

    1941年夏，希姆莱前往刚刚被德军入侵不久的苏联，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去白俄罗斯明斯克郊外视察党卫军处决苏联犹太人及苏军战俘的情况。

    从囚犯们挖坑开始，挖好一人多深的坑后，即在坑里遭枪决，下一批囚犯又按此办理，整个过程十分冗长。站在远处一个山坡上观看的希姆莱有些不耐烦了，问陪候一边的扰行部队的指挥官：为什么不加派更多的行刑队员，以加快处决进度？后者答道：部队里能够派作行刑队员的，现在只有百把人了。

    希姆莱脸上顿显迷惑，在他看来，如同能站着撒尿的就是男人，只要能够扣动扳机的就能上阵。

    指挥官解释说：等一会儿，您可以去看看行刑队员们的眼睛，以后他们不是神经出问题，就是成为野兽…

    正是希姆莱此行，促使党卫军决定研制并使用新的杀人方法，即用一种叫氰化氢的毒气杀人。

    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被屠杀者安乐死，而是为了行刑者们此后能安乐活。

    当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毒气室首次顺利投入使用后，集中营的司令官鲁道夫·豪斯松了一口气，“这种毒气杀人的方法让我平静了许多，我们无需再用传统的枪决方法了！”

    然后，他回到家里，听着瓦格纳的一段抒情曲子，在摆着插有郁金香水品花瓶的餐桌边，与夫人和4个可爱的孩子共进晚餐。

    在历史学家C．布朗宁写的《普通的人们》（谷乔夫译，筑摩书房1992年出版）一书中，根据战犯审判期间的调查书和公审记录，记述了在波兰东部从事杀戮犹太人的“第101警察预备大队”的情况。

    这本书里写到了大队指挥官特拉普少校在向部下传达屠杀犹太人命令时的失态状。在士兵面前，他边哭边说：“大队必须去完成恐怖的、令人厌恶的任务。这并不符合我的愿望，但命令是从最高层下达的。”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居然提出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建议：“队员中年龄大的人，如果觉得承受不了任务，可以不去。”

    据说，这时不想参与大屠杀而迈出队列一步的士兵，每10人中有一两个人；其后在射杀过程中临阵退却的士兵又有一两个人。

    这场屠杀结束后，“他们心情昏暗，因一点小事就发怒，坐立不安，心境完全被揽乱。队员们几乎全都没吃东西，只是拼命地喝酒。酒敞开供应，多数警官烂醉如泥。特拉普少校一个个给队员们倒酒，宽慰他们，给他们打气，再次向他们说明责任在上面。但无论是酒，还是特拉普的宽慰，都没能洗去兵营里充斥着的耻辱和厌恶情绪。特拉普要求队员们不要再提这件事了，但对他们来说这种劝告并无必要。屠杀后没有留在森林里的人们绝不想知道更多……”

    由此看来，历来被视为一台野蛮、残酷的杀人机器的党卫军里，其实也并非铁板一块，至少有一些人，在凶悍的外表下灵魂还是肉做的，而且受了伤。

    中国学术界曾对日本侵华暴行做过10个方面的研究，如“三光政策”、“千里无人区”、“细菌战与毒气弹”、“南京大屠杀”、“战争责任问题”等。就以发生在1937年12月的“南京大屠杀”而言，战后在被杀人数的统计上存在着种种差异，这里除去历史原因和统计方法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军杀人挫骨，扬灰灭尸，仅丢人扬子江中的尸首，即达8万余具。李自健油画——《南京大屠杀》

    此外，在这场大屠杀中，每天至少有1000名妇女惨遭强奸、轮奸和奸杀，连老妪和少女也不能逃脱它的魔掌。据南京敌人罪行委员会调查：“凡被日军所遇见之妇女同胞，不论为高龄老女或少女幼女，几均不获免于凌辱。据主持难民区国际人士之粗略统计，当时本市遭受此种凌辱之妇女不下8万之多，且强奸之后，更施以剖乳、刺腹种种酷刑，必置之死地而后快。”

    一位当时从南京逃出来的女同胞说：“当敌人初来的时候，只要看见妇女就拉，不管老少，更不问白天和夜间，因此，上白五六十岁，下至八九岁的女同胞，只要被敌人碰到无一幸免。”

    12月26日，一个11岁的幼女在金陵大学院内被日军轮奸致死。目击者说，她的两腿之间肿裂并沾满血污，死后的样子惨极了。被俘的中国军人成了日军大刺活人的耙子另又据一位目击者说，日军对中国妇女：“有时用刺刀将奶子割下来，露出惨白的肋骨；有时用刺刀戳穿下部，摔在路旁，让她惨痛呼号；有时用术棍、芦管、萝卜塞人下部，横被捣死，日寇则在旁拍手大笑。”

    虽然金口难开，但日本人自己承认下来的罪责并公之于世的也有。

    陆军第59师团第111大队的下士官新井正代记下了这样的罪行——

    我两天前掠来了一个18岁左右的姑娘，本来只想自己玩，但后来明白了，无论如何得处理掉。

    如果就这样杀了觉得挺无聊，于是我想出个主意，并且实行了。我把姑娘的衣服脱光，强奸后用刀刺死，把她的肉麻利地全部切下来。我把这些肉像动物的肉那样放在一起，通过指挥班分配给全体人员。士兵们不知道是人肉．好久没吃肉了，分到肉很高兴。各小队用带的油炸着或烤着吃了。

    ——（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编《我们在中国干了什么》）

    虽然在中国犯下的都是暴行，但暴行也有“创造性”与“非创造性”之别。像这样难以置信的犯罪，新井正代对战友们都没有说，大约是因其“创造性”，就是放到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中，动物们也会望而

    却步。

    不仅是士兵，担当上级职务的人中，也存在着不是靠说国家的责任、上司的责任、部下的责任就可以了结的杀人罪案。满洲国警务总局特务处调查课长、在满洲镇压中国人的统管岛村三郎，先后抓过数千中国人进行拷问，其中数百人死在他的脚下。其“创造性”的刑讯手段之残忍与繁复，亦非人类所能想象。在他所写的《从中国归来的战犯》一书中，他承认自己也有“不能对人说的杀人”。被日军残害的无辜百姓的尸体堆积如山

    在齐齐哈尔待了12年的“特高课”少尉土屋芳雄，在此期间，发生在这个城市所有大的坏事他都参加了，当地市民几乎没有不知道他的。日后在中国的法庭上接受审判时，法官问他，白1931年来华后的14年间他一共杀了多少人？他的回答是直接、间接杀死的有328人，经他逮捕、拷问的有1917人。土屋的记忆力非常出色，大概基本上不离左右。即使他隐瞒了些什么，这已经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行之有效的遁术（二）

    “创造性”杀人的，还有臭名昭着的隶属片桐部队的两名少尉向升敏明、野田岩。

    当时的《日本新闻》和《日本广宣报》均以“竞斩百人，日本军人的武勇传”为题大肆报道：在南京全城杀人如麻的空气申，两人别出心裁地决定要举行一次“杀人比赛”，看谁用最短的时间，能够杀死最多的中国人，方法是用刀劈，就像中国北方农家劈柴或南方儿童“劈甘蔗”的游戏一样。这两个野兽军官各自提着极其锋利的钢刀，分头走向大街小巷，遇到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幼，当头便是一刀，使成两半。在他们每人砍杀的人数都到了100的时候，他们按事先相约登上了紫金山的高峰，两人面朝东方，举行了对天皇的“遥拜礼”和“报告式”，并以血刀相示，拍照留念。

    我注意到，在这张留下来的照片中，他们脸上的神情大抵是平静的，倘若不是他们穿一身军服，还有长剑下滴着鲜血，人们或许会以进行杀人比赛的野田岩（左）和向井敏明（右）为他们是站在刚摘了南瓜、冬瓜的菜园里，至多是去后院里杀了一头猪回来。

    鸟之将死，其鸣可哀，人之将死，其言可善。在这两个因杀中国人的“武勇”功名而在几年内擢升为少佐的日本军人身上，临死前有没有表现出哪怕是一点点的善意呢？

    1948年1月，经中国军事法庭宣判，向井敏明在南京被枪决，野田岩在广东被枪决。临刑前，两人都写下了遗书。日本媒体将两个进行杀人比赛的魔鬼当做英雄报道向井敏明写道：“我向天地神明发誓，根本没有杀害俘虏、居民的事。绝对不能接受南京屠杀事件的罪……如果我的死，可以冲洗掉中国抗战八年痛苦经历的遗恨，利于日华亲善、东洋和平，作为被抛弃的棋子儿，我感到幸运。”

    野田岩的遗书里，同样说道：“对于屠杀俘虏、非战斗人员，对于南京事件的罪名，绝对不能接受，予以拒绝。赐死之事系命运所为，请看日本男儿最后是什么样昀……为我们的死成为中国和日本的纽带，形成两国的合作，作为东洋和平的牺牲品，进而使世界和平到来而高兴。”

    其结尾是：“天皇陛下万岁！中华民国万岁！日本国万岁！东洋和平万岁！世界和平万岁！死后做护国之鬼。”

    两人在临死之前都努力给自己的死赋予意义，从而让自己在自己眼里看起来走得踏实而又坦荡。遗书的字里行间，闪现的是这样一个三段论：自己作为日本军人，只是做了军人份内的事，谈不上犯罪行为，也没有折磨中国人。只是因为战败了，为了天皇陛下，为了日中和平，情愿作为牺牲者去死。

    何其相似乃尔！作为这场战争祸首之一的东条英机，经盟国远东日军战犯田中军吉、野田岩和向井敏明在南京战犯法庭接受公审军事法庭判决，1948年12月在巢鸭监狱被处死。死前，也留下一份遗书。他大约也是这么个逻辑——

    “自己承担对国民的责任，满足地走向刑场。只是对于责任波及同僚，刑及下级，十分遗憾。对于天皇陛下，对于国民也是十分抱歉，深深谢罪。”

    “日本的军队本应依陛下仁慈的意旨而行动，但是犯了一部分错误，被世界误解，令人遗憾。”

    “东亚的各民族应该忘记这次的事情，将来相互合作。东亚民族也像其他民族一样，应该有在天地间生存的权利，这可以说是神的恩惠。”

    在以上三份出自于少佐与大将的遗书里，看不到灵魂丝毫的忏悔与不安。对群体性应承担的罪责都力图否定得十干净净，至多说成是“一部分错误”；对于个人犯下的罪行，尤其是那些“创造性”的罪行，更是要坚壁清野起来。

    一句话，至死，人们也听不到他们面对灵魂、叩问良知的独白。读到的只是浸泡了他们一生的属于集团的政治性的大语浮词。

    这是三个日本军人不约而同的遁术。

    其实，这还是这支作恶多端的军队血手放下枪来却安之若素、行之有效的遁术。

    千叶县市川市国立国府台医院的前身是国府台陆军医院。

    从日军全面侵略中国的1937年开始，到战败为止，它一直是陆军精神障碍者的诊断、研究中心。在战地发病昀士兵，经由野战医院、陆军医院被转送到国府台陆军医院。这里留下了约8000份当时的病历。这些病历中，除去头部外伤和明显的精神分裂症之外，诊断为属于神经症（神经衰弱、癔病）和心因反应的约有两千份。

    “二战”过去许多年后，NHK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大森淳郎到了这家医院，他仔细地阅读了这两千份病历，其中因为对屠杀罪行感到不安与恐惧的，几近大海捞针，空谷幽兰，只有两份。

    一份是来自冈山县的一名陆军一等兵的病历。此人1938年9月应征，当时22岁，被送到中国华北战场，一年后在河北保定的陆军医院住院。当时的记录里写着：“自述就寝中突然恶感战栗，心悸亢进，故来就诊。面色苍白，口唇青紫，脉搏微弱，全身J出冷汗，呈急性心脏衰弱症状。病情反复发作，有日趋严重之兆。”被诊断为癔病，经北平陆军医院转送回国，先人住广岛陆军医院，以后又经姬路、冈山的陆军医院转了一圈，1940年4月住进国府台陆军医院。被送回国后的最初记载中写道：该士兵“全身痉挛之前情绪异常。在中国杀了大约6个中国人，其中挑死一个大约12岁的孩子，脑子里总是想着这孩子真可怜。痉挛之前就觉得他好像未了，没有看见身影，觉得是他的灵魂闹起的痉挛……”

    虽然不清楚国府台陆军医院的患者占日中战争、太平洋战争中发病士兵的比例数，但通过这已有的2/8000的比例，我们可以说，不要说与美国人比，就是和德国人比，日本人在精神上说大了是铁头金刚之身，刀枪不入，说小了也是一根炸了多少回的老油条，油盐不进。

    武士道，知死之道（一）

    《雪国》、《古都》、《千纸鹤》、《望乡》、《罗生门》、《砂器》、《伊豆的舞女》、《挪威的森林》……虽然国情不同，但在日本的不少文学、影视作品巾，很多巾国入都能够从巾品出很温婉、很纯洁、很忧伤、很人性，渐渐使我们心如雾覆、泪如雨下的东西。

    再有，当每年春天樱花的花阵，由南向北掠过列岛时，整个日本都像镶在东山魁夷的画里。绯红浅紫的花海下，人们或卧或酌，或歌或吟，天人合一，人花通灵，一个何等妩媚、曼妙的世界！倘若是在雨夜，有灯光打在繁密的花上，一片朦朦胧胧的花丛巾，有女子撑一把透明的小伞袅袅婷婷地走来，她身着传统的和服，眼波流盼，浅笑盈盈，若是少女还有几分羞答答的样子，那感觉特别的细腻，特别的唯美，大约有如金字刻在了羊脂白玉上，能让你一辈子记住……

    同样一方风土，一片人情，我们看到的“二战”时期的日本人却与这一切大相径庭。

    从视千百万人的生命为草芥的巨枭魔头的东条英机、阿南惟几、梅津美治郎，到在中国的土地上“创造性”杀人有如开割草机一样的向井敏明、野田岩……让人们很难将这两者联系到一起。

    人们不禁会问：一个民族何以会如此变化万端？或者说，当其在列岛之内人性中天使的一面总得以展开，而一旦走出列岛，为什么人性中兽性的一面，即将前者掀翻在地，并极度膨胀，完全失控，滔滔洪水一般肆意冲决？

    残忍，无疑是日本军队一个十分鲜明的特征。因为有某种道的渗入，它的残忍，比起一般常见的激愤式、发泄式的残忍，显得决绝、冷静而又持久，且多少进入了“术”的层面，如阿南惟几在月光下的剖腹。

    这“道”白是武士道了。

    15、16世纪的日本，内战沸反盈天，武士及谋臣为各路诸君、领主争夺土地，问鼎江山，将200余年的历史掷去了腥风血雨里。武士家族的小孩，从小就受切腹教育，7岁时男童给以短刀，女童给小匕首，教育他们要遵守武士的规范；男子15岁时，行授武士刀的成人礼，给一长刀用以杀人，给一短刀用以切腹。在此一成人礼中，男子受指导如何切腹，如何拔刀在自己肚子上的某个部位下刀．女子则教她如何为保贞洁而割断自己的颈动脉。

    1856年1月，法国军舰在大阪靠岸，有13个法国水兵人港后和当地武士发生冲突，法兵13人被砍伤，法方要求严惩有关武士。当时主政的德川幕府方面立刻有13名武士申请切腹表示负责。日方布置好精美的切腹仪式场后，邀请法方派代表前往监看。法方以为是参观审判，到现场才知道是进了刑场——只见穿纯白衣服的13名武士毫无畏惧，一个一个开始切腹，法方代表看得脸色苍白，冷汗浃背，几个代表当场呕吐。切到第四人时，法方代表要求停止切腹，仓皇离去，事件即获解决。

    在日本关于阐述武士精神及其修身养性的大量典籍里，流传年代最长、最富影响的是《叶隐》，历来被奉为武士手册。其作者是山本常朝(1659-1719)，书里最有名的两句话就是“武士之道即知死之道”，“为必然发生的失败而死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由此，引申出武士们的教条：无畏的勇气，无条件地服从，对死亡的蔑视。

    现代日本人打小起，就开始被灌输这些观念。中学男生通过做一种使人浑身淤伤的柔软体操，或冬天光着上身站在雪地里、洗冷水澡来学习武士精神。还有就是通过惩戒的方法，如在骤雨般的鞭打中要孩子们学磐松一样纹丝不动。

    在军队里，士兵们很多时候根本不采取任何防护措施，相反者常被视为贪生怕死。连队中常常没有医务兵，飞行员经常不带降落伞就起飞。他们都理所当然地认为，与其被俘，不如战死。在面临难以挽回的失败时，成千上万的士兵会采取自杀方式，军官们则会进行切腹，或者“仪式性的自杀”。

    西方军队亦有无畏的勇气，无条件地服从。可在轻蔑生命价值这一条上，对于西方人来说，不但是不可理喻的，也有了些许的神秘。一个英国战区司令威廉.斯.斯里姆曾说：“我们不停地说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个回合，但只有日本兵能够实实在在地做到这一点。”

    对自己生命的翦灭，被视为春雨后自然地剖一茬新绿的韭菜，樱花烂漫后凄美的凋落，那只是大和民族自己的事。为着其西方人不可理喻的“神秘”，及其某种美学意义上的悲剧性，或许还会被称为世界上的第N大奇观。

    武士道却不仅如此。武士们所标榜的是精神上内在的优越，其本质却是外延性的，即心理上先能战胜自己，才能战胜别人。先能不要自己的命，才能要他人的命。“不要命”与“要人命”是息息相关的，这才是日本武士强人一等的道德律。

    山本常朝的异母兄弟山本吉左卫门，依父亲山本神右卫门的指示，5岁时就练斩杀狗，15岁时斩杀死罪者。许多的武士，都是在14、15岁这个年纪开始“实习”斩首的。《叶隐》中还有一个例子，佐贺锅岛藩主祖直茂，对儿子胜茂说：“要使斩首习以为常，得先对处刑者斩首”，于是在其衙门内，抓了10个冈犯排成一列，让他尝试斩首，胜茂连续斩首9人，看第10人是个稚气未脱的年轻人，便说：“已经有杀人的感觉了，就让那家伙活吧。”此人才免斩得救。

    由此可以窥见，向井敏明、野田岩在南京时的“百人斩”，在几百年前的列岛，即早有滥觞。

    戴季陶在1927年出版的《日本论》，在中、日学界被誉为通论近代日本文明的三大着作之一。戴氏在谈及武士道时，将其总括为两件事情：“仇讨”跟“切腹”，“仇讨”就是杀人，“切腹”就是自杀。在戴氏眼里，武士道在行为的具体表现上，就是如此贫乏的杀人与被杀而已。

    武士道，知死之道（二）

    他还在书中提醒世人，武士道是一种杀气十足的思想，只是戴氏当时没有料到，仅仅10年之后，这股腾腾杀气后来弥漫了大半个亚洲！

    （见戴季陶着《日本论》，台北故乡出版1987年）

    武士道不仅是属于日本军队的，武士道精神亦浸透了普通日本人的肉体和灵魂。

    一般日本学者认为，在德川时代商人阶层也已武士化了，同时其他阶层也一样对武士之道有着至高的崇拜。一个在日本家喻户晓的例子是，太平洋战争末期，打下多架敌机的飞行员坂井三郎重伤瞎了一眼，他的几位女同学和她们的父亲争相来到医院向他提亲。他予以拒绝，理由是化仍须参战，许多同僚都已战死，自己如何偷生？后来他成为战机教练，无须在战场上格杀，他表妹立刻前往军营对他说：“我是来做你妻子的！”婚后她要求坂井代为自己准备一把利刃，随身携带，她对坂井说：“如果你阵亡，我就自杀”……

    现在来看，慰安妇被侮辱遭蹂躏的处境当然极为不幸，但对于日本人来说，在当时，无论是本人，还是她们的父母兄弟，都认为这既是国民的一种应尽的义务，也是无上光荣的一件事。中国人却往往主观臆断地以为日本人民是被迫把他们的女儿送去了军营。殊不知，因为大批有着豆蔻年华女子的到来，不但使日军成了世界近现代史上唯一一支携带军妓的军队，同时也在许多险峻时刻，日军还有了一支并肩作战、忠心不二的娘子军。

    1942年春夏之交，中国远征军攻打缅甸境内被日军占领的一座公路大桥。当时守桥日军见攻势猛烈，大势渐去，便叫80名慰安妇撤离。她们对指挥官说：“我们是为了效忠国家、慰劳士兵兄弟才到前线上来的。士兵们不撤，我们也不能撤，我们要和你们一起坚持到底。”结果她们全部战死。

    草根社会如此，精英阶层亦如此。后者的代表人物是新渡户稻造。此人1884年赴美留学，进入巴尔的摩的霍普金斯大学。在校期间，他认识了比他大5岁的美国小姐玛丽，彼此渐生情愫。玛丽是教友派信徒，为了追求玛丽，新渡户也变成教友派信徒。玛丽的父亲认为日本人是野蛮民族，坚决反对女儿与新渡户结婚，但玛丽此心不老，仍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跟日本人结婚的美国女性。婚后两人在东京的住家，简直像在日本海中漂浮的孤岛，住家环境完全是美国式的。玛丽不说日本话，也不顾忌日本人的想法和行为方式，仍然按照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在日本生活。

    她却为大和民族办了一件仅靠日本人办不成的涂脂抹粉的好事——她帮助丈夫写作、出版了一本英文书，书名即为（武士道）。此书将日本传统与欧美文化比较，详述日本的武士道与欧美骑土道的相似性，辩解日本的切腹、复仇等绝不是野蛮行径，而是一种高尚的品德。此书初版于1900年，在这前几年，国际舆论已为“旅顺大屠杀”而震惊——

    作为甲午战争的一个部分，1894年11月21日，日本陆军大将大山岩指挥第二军，攻打北洋海军基地旅顺港口。日军侵入旅顺市区后，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进行了四天三夜的大屠杀，近20000无辜同胞惨遭杀害。事后，收拣的遗骨、遗灰合葬为一座“万忠墓”，人墓的受难者约有18000人。而当时居住旅顺市的人口约为20000余人。据1895年3月号的《北美评论月刊》报导说：“在旅顺市街残留的中国人只有36人，他们是用来搬运、掩埋尸体的。”

    对这一大概是日本武士道首次在中国土地上施虐茶毒的事件，除有少数报纸被日本驻外机构所收买而保持沉默，或站在拥护日本的立场外，像英国的《泰晤士报》，《标准报》，美国的《世界日报》等重要报章都激烈地批判了日军暴行，称其为“披着文明皮肤而拥有野蛮筋骨的怪兽”，并指出“日本现今脱下文明的假面具，已充分暴露其野蛮本性”。

    《Bush三do》-书的问世，藉助其优美典雅的英文，以及对于西方人心理的深刻洞悉，对于消弭化解国际间的不利舆论，将旅顺街道上的滚滚血水化为汩汨雨水，白当起到了重要作用。日俄战争爆发后的1904年，此书得以在美国再版。因日俄战争中黄种人首次战胜了白种人，国际间更加深对日本的兴趣，《Bush三do》即变成当时的热门畅销书。新渡户从此成为日本精神、日本伦理学的权威，一时风靡于欧美知识界，于是谈“武士道”就是“新渡户”，谈“新渡户”就是“武士道”。

    1905年，明治天皇特地召见新渡户夫妇进宫，予以嘉许。从此，新渡户步步高升，先后担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第一高等学校校长、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东京女子大学校长、国际联盟事务次长等职务。

    《Bush三do》-书中，新渡户对中日甲午战争及武士道充满了赞颂之情：“小日本，’拥有的是肉体上的耐力、不屈不挠及勇敢，这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可获得充分证实。“有任何民族比日本人更忠君爱国吗？”是经常被提出的问题，而答案总是骄傲的“没有”。日本人应该感谢的是武士道……武士道直都是日本的精神与原动力。

    打赢鸭绿江、朝鲜及满洲东北战役的，是日本祖先的灵魂，它们在子孙的心中跳动，引导着子孙的手。那些威武的魂魄、武勇的先祖精神，并未死去，对于那些有心看见的眼睛，那是清晰可见的。

    新渡户在书里还有一句十分坦率的话：“即使一位拥有最先进思想的日本人，只要揭开他的外衣，就会发现他仍然是一位武士。”

    在日本，可与新渡户稻造齐名的这般“拥有最先进思想”的武士，还有一人。那便是被称为“明治维新教父”、“日本卢梭”的福泽谕吉。在1885年他发表《脱亚论》、宣称中国、朝鲜为日本“恶友”的前一年，他即预言日本将割取台湾。对于甲午战争，他更是个狂热的主战派，并带头捐款筹措军费，深获军方青睐。

    武士道，知死之道（三）

    还有一位是否是“武士”，尚不好说，他是不少中国读者熟悉的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一位文豪，2000年时仍在《朝日新闻》的读者评选中当选为日本最深受欢迎的文学家——夏目漱石。

    夏目漱石创作的《我是猫》、《四郎》、《少爷》、《过了春分时节》等十几部长篇小说，在中国国内评价甚高，称其作品耸起了一座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丰碑。中国人不熟悉的却是，主要生活在明治时期的夏目漱石对式士道也有积极的评价。

    据说，这始于1910年日本海军一艘潜水艇发生事故，当可以逃脱之时，全体14名船员坚不离去，最后面容镇静地死在艇内各自岗位上。艇长佐久问勉留下致天皇陛下的片纸遗书：“小官不小心沉陛下之艇而杀部下，诚对不住。然而船员一同，至死皆尽忠职守，沉着处事。”在此之前，英国海军也遭遇同样不幸事件，船员为免于一死而竞相往窗口逃离，彼此推搡挤压，窗小人多，以致谁都难脱，最后尸体堆积一处，个个面容惊骇……

    由此比较，让夏目漱石唏嘘不已，他感叹道：日本海军的一位指挥官就是一名武士，对“沉陛下之艇”、“杀部下”如此痛感责任，这也许就是武士道受景仰之处吧！

    （木浩太郎着《新武士道论》，转引白许介鳞《日本武士道揭密》）

    1984年，日本央行更改了纸币上的图案设计。一万日元上采用福泽谕吉像，五千日元上为新渡户稻造像，一千日元的则是夏目漱石的像。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人物上钞票，上哪种面额的钞票，是这个国家意识形态、社会风貌、文化精粹的最典型写照。用了以上3个人物造像的日元，票色均是冷冷的黄，硬刮刮地摸在手里，不能不使熟悉日本近代史的外国人感到冥冥中有一股武士道的气息幽幽而来……

    另一位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则不但在理念上，而且在行动上绝对是个“武士”。

    三岛倾心于日本过去那种热烈而又严厉的爱国主义和武士道精神，对1960年代日本崇尚物质享受的西方化趋势很是不满。他的财力，和写作之外的大部分精力，都致力于发展日本古老的空手道和剑道，并组织了约有80名大学生加入的一个有争议的私人队伍——“盾之会”，旨在保存精粹的武士道精神，并且在有所谓“左翼力量”暴动时，协助保卫天皇。

    1970年11月25日，他的一部近作《丰饶之海》刚刚脱稿并交去了出版社后几天，他挥舞着一把“关孙六”日本刀，携一批“盾之会”成员，突然闯入东京自卫队东部方面军营地，将营地司令劫作人质。然后，他头缠白布登上一处高台发表演说。他高喊道：“日本因经济繁荣而得意忘形，精神上却日见空洞、荒芜，你们知道吗？”演说却不能令营中的自卫队员们揭竿而起，重演三岛梦寐以求的如1936年“二·二六兵变”中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反而招致台下一片嘘声和哄笑。面对这闹剧性的效果，本想做正剧英雄的三岛，转身冲进营区的总监室，冷静而精准地将刀切入自己的左下腹。他的随从们立即一拥而上，按日本的武士传统，再给他补上3刀，并割下他的头颅。

    三岛白戕后，日本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川端康成，前往现场看了三岛身首分离的遗体，受到很大刺激。他对自己的一名弟子表示：被砍下脑袋的应该是我。之后，川端又亲自主持了葬礼，称三岛的精神仍“活在许多人心中，并将载人史册”。17个月后，川端康成突然采取含煤气管自杀的方式离开了人世，未留下只字遗书。日本文坛上两位巨匠相继自杀，引起了后人无数的猜疑，有研究者称此事为“日本战后史上最大的谜团”。

    小人物造反（一）

    日本军队的兽性，还与日本人对天皇制的绝对信仰及其血液巾积淀的根深带固的“岛国焦灼”有关。

    无论是绝对信仰，还是“岛国焦灼”，转换成偏执、疯狂、专制欲、迫害欲、盲目的仇恨等，并不比雪转化成水更困难。

    老辣的费尔巴哈早就看出“信仰，包含有一个凶恶的本质”。

    绝对的信仰，便是绝对地占有，绝对地索取，绝对地封闭，绝对地排它。基督教式的信仰，便是基督教式的迫害异端与处决异端者的一部至高无上的《圣经》。

    巾世纪最大的神学家托尔斯·阿奎那(1225-1274)，在其《神学大全》巾，这样论述了宗教法庭镇压异端的必要性：“败坏作为精神生活的宗教信仰，比起伪造维持世俗生活的货币来，问题要严重得多。所以，如果说货币伪造者和其他的坏人由世俗当局毫不留情地处以死刑是公道的，那么，异端分子一旦被认明有相信异端的罪行时，就可以有充分得多的理由，不但将他开除教籍，而且判处死刑。”

    在日本，不信奉天皇，那就是反对天皇。不尊崇神道教，邢就是颠覆神道教。

    在17世纪，德川幕府采取了欧洲巾世纪宗教法庭用来清洗异端者的同样方法，极力要把基督教从列岛赶出去。不论男人、女人，还是小孩，只要被查获信奉基督教的，就被剥光衣服扔进河里。更为严厉的惩罚，是把他们绑在马背上，马由士兵们赶着沿街奔跑，路人们用滚烫的水泼在他们身上。有些基督教徒，还被放进火山口的蒸汽与沸水中煮死……

    1622年9月，在长崎，有50名基督教徒被挑选出来活活烧死，其他人则被捆住四肢，每人绑在一头牛腿上，由着狂奋的牛将他们踩成了碎片……

    而“岛国焦灼”，从追根溯源上说，乃是孱弱的原始先民们一种发白肺腑的生存恐惧。

    原始思维的一项基本纲领，就是认为自己永远处于各种凶恶的牛鬼蛇神致命的威胁之下，原始人把无数自己无法理解而又随时可能吞噬自己的自然力量想象成五花八门、凶残无比的恶魔，而在这种环境中，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就只能在于用同样、甚至更凶残的手段去抗御这些可怕的威胁……关于原始文化和古代巫术认为只有用最残酷的手段才能与可怕的牛鬼蛇神相抗衡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如古代巫师惯用油炸、火烧、砸烂、污秽、对牛鬼蛇神的偶像节解分尸、万箭齐射等众多酷刑以驱除恶鬼，而这些方法在后来的“文革”中，都被以各种形式（例如“大批判”等等）而加以直接的模拟。

    …一所以对于原始人来说，对异族、异神的残忍非但不是罪恶，反而是最高是美德……在这类原始观念支配下，后人亦往往用最残酷的手段仇杀敌族，例如在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次“一日之中，斩首数万”、“睚眦种人，期必杀而后已”的种族仇杀。特剐是这种原始残忍性不仅为文明水准较低的少数民族所尊尚，而且亦或显或隐地为华夏民族所承袭，着名的例子如汉代的韩威扬言要“饥食虏肉，渴饮其血”，于是王莽“壮其言，以（韩）威为将军”。这句话成了后人表示对敌族仇恨的成语而布在人口，例如妇孺传唱的岳飞《满江红》中的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以后每当民族矛盾尖锐时，这种发源于原始文化的‘集体无意识”就会强烈地爆发出来，这种对异族、异神的复仇心理在“文革”时的典型表现，例如当时街头、红卫兵战报上随处可见的“油炸勃列日涅夫，’、“绞死柯西金”之类口号；人们对“美帝、苏修代理人’乃至一切外来文化的刻骨仇恨；以及“武斗”、“派仗”时对异己者灭此朝食的疯狂仇恨，等等。

    ——（王毅着《文化大革命野蛮性和残酷性的文化根源》）

    对大和民族而言，在其绝对信仰与生存恐惧问又构成了一对冲突——

    天皇是日照大神在人问的“现代神”，本该号令天下，桴鼓相应。大和民族是优越于亚洲一切民族的太阳子民，本应在东方风樯阵马，仗剑浩歌。却偏偏受到千百年来独处海角一隅的狭小、贫瘠的岛国的制约，这两者问永恒的冲突，形成了日本国民心理的极大失衡，国民性格的极大张力。

    倘若中国仅仅是亚洲一个小国，台湾这颗硕大、晶莹的绿宝石也没有镶在日本的出海口，倘若华夏文明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有一盏纸灯笼的光亮，而且，也没有让日本文化在一段很长的岁月里有过小媳妇般的压迫感；那么，对日本国民心理而言，其“开门见山”，大约就不会是中国。其极大失衡与极大张力，若形象为一个恶狠狠拿在手里时刻准备着吞咽的汉堡包的话，夹在中问的，也不一定就是中国。

    偏偏与列岛隔海相望的辽阔无边的西部大陆是中国。

    偏偏与大和民族为邻的是有着五千年文明史、尤其有过大汉雄婆、盛唐丽影的华夏民族。

    此种安排莫非出自于天意，在非洲没有，在欧洲没有（法德两国稍有类似，但情况仍有大不同），美洲大陆亦未见，或许真是一个历史深藏玄机的吊诡？一个让华夏民族世世代代无法逃避、总要去面对的宿命？

    除了武士道精神的传承，现在我们又有了一个新的视角，即日军在中国的残忍，更有着来自于信仰与原始性恐惧的双重动力。

    现在，只要是支那人，士兵们杀起来毫不手软，没有半点踌躇，用刺刀杀人比杀-．只鸡还容易。在他们看来支那人的尸体还不抵一头死猪。

    那些苦力中有一个老人。他的脸长得很丑陋，给人．种心术不正的感觉，挺讨人嫌的。荒山上等兵说道：“你的脸实在让人讨厌，你要是死了，也就不会在我面前晃来晃去了。”说完上去就是一刀。可能刺到老人的肺了，只见他口吐鲜血，在地上挣扎了一会儿，就不动弹了。

    小人物造反（二）

    过了正午的时候，有一个四十岁左右的支那人用棍子挑着行李，从汲县的方向走来。野口一等兵马上前去拦住他检查行李，并让支那人朝山的那边走去。支那人什么也不知道，一步一步地向前走，根本没想到死亡正向自己逼近。

    野口等支那人走出百米之后，把步枪架在土堆上瞄准他，就像孩子用气枪打麻雀一般，准备杀人取乐。

    两声枪响，结束了一个支那人的生现在士兵们觉得一头猪都比一个支那人的性命值钱，因为猪还可以用来饱餐一顿。

    在如此率性如此天然的兽性面前，还有少许的日军士兵残留着最后几点人性；或者说，看着人头似蒜头一样滚落在地，天天呼吸着带有血浆甜腥味的空气，让他们的心里有些发虚……

    1937年10月17日。一轮皎洁的月光，水银一般泻在华北平原上。

    刚随部队入侵中国不到两个月的东史郎，此夜无战事，他浴着月光，胸中有一股淡淡的哀婉和感饬之情袭来。前者是因秋欲去冬欲来的四季的轮回，后者是因思念远在大洋彼岸的故乡，今晚它上空的月亮是否也这样饱满、透亮，双亲和弟弟的眼波此刻是否也沉浴在这月波中？

    很快，这一切如一只在耳边嗡嗡叫的蚊子，让他给驱赶走了。他及时地抓住了“活思想”，而且，很利索地展开了“斗私批修”，大约只要一支烟的工夫，便在日记上完成了由“个体化的东史郎”向“集团化的东史郎”的转变一人间有正义，有感伤，有人道。

    那就是人与生俱来的善。

    但是，现实中有出自天生之善的正义。现实中的正义是力量。唯有力量才是正义。世上一切都是弱肉强食，此外什么也不是。有力量者就是正义者。在这个力量即是正义的面前，所有的善将不再是善。在力量的面前，人道不知为何物，恶道也．可成为正义。

    霸者的正义

    高压的正义，只要有这样的东西存在，争斗就永远不会停息。嘿，我们日本人！不管是释迦，是孔子，还是基督，只要与日本违抗。就必须让他流血，必须同他作战！……杀人并不是什么罪恶的事，那是对祖国的忠诚。我们怀着这样的忠诚之心，为了继续杀敌，又开始前进了。我们是为了杀人才到支那来的，不需要任何花言巧语，只要是个杀人的魔鬼就行了。历史就是一部杀人史。于是，第20步兵联队的歌，总随那面在弹雨与硝炯中被熏黑了的太阳旗，在华北平原月苦霜白却又总是铺满浓重出色的天空下猎猎作响——凯歌震撼着黑暗在山谷里回响，胜利时的喜悦，叫人缅怀牺牲的战友，他们曾喋血疆场。长满野草的荒冢里，长眠着的日出之国的武士啊！生生死死都要做护卫吾皇的坚盾，世世代代保卫我们的联队旗。必须指出的是，比起日军在亚洲各国所犯下的罪恶，这支野蛮之伍在中国所犯下的，不但是最深重的——以对平民的屠杀而言，在我看过的资料里，只有在新加坡发生过超过5000人以上的处决，其中大部分还是坚定地支持祖国大陆抗战的华人，远远地小于一次南京大屠杀的规模；而且，日军通过在中国的施虐也获得了极大的精神快感，这种快感，是他们像被捆扎的粽子一样牢牢捆在国内大大小小的非亲属集团里很难企求的。

    威尔海姆·赖希说：“法西斯主义的精神是‘小人’的精神，小人被奴役，渴望权威，同时又喜欢造反。所有法西斯主义独裁者都有小人物的反动社会背景……”

    （[德]威尔海姆·赖希着，张峰译《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第三修订增补版序言》）

    换句话说，小人物内心受虐／施虐的一体互动，即专制权威的受虐者，同时又强烈地渴望成为专制权威的体现者和施虐者，如此首鼠两端，人魔两极，对于考量法西斯主义何以在历史上似瘟疫一样蔓延的群众性基础，以及中外历史上一切打着“人民”旗号、其实质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群众性运动，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来自于农村贫苦家庭的中下级军官翦除政界大佬，是典型的小人物造反。

    其实，千年前恭谨的学生，千年后却打倒了先生，乜是“小人物”造反。

    一个历来以“缩小”为能事的小国，攻击并占领一个历来多做宏大叙事与布局的大国，更当是“小人物”造反了！值得注意的还有，日军在中国大量的对女性令人发指、惨绝人寰的犯罪，这不仅是出于在世界上这是一支必须有两杆枪同时在岗、以好色着称于世的军队。在华侵略战争期间，日军情报部大雄一男大佐在给日本陆军本部的文件中明确提出：用中国女人做慰安妇，会抚慰那些因战败而产生沮丧情绪的士兵。他们在战场上被中国军队打败的心理，在中国慰安妇的身上得到了最有效的校正。

    这种心理作用，唯有中国慰安妇能给我们的士兵产生。她们能鼓舞士兵的精神，能够在中国尽快地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当日本武士道不能支撑崩溃的士兵时，中国慰安妇的肉体却能对复原治疗士兵必胜的信心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能在中国女人身上得到满足，必将能够在中国领土上得到满足。

    小人物造反（三）

    占有中国女人，便能滋长占有中国的雄心。

    我们必须更多秘密地征用中国女人做慰安妇，从精神上和肉体上安慰我们的军人，树立他们必胜的信心。

    -（《远东审判案》备用资料第103册第51章）

    一个日本“志愿兵”披露了日本军方纵容官兵当年奸淫中国妇女的实情：“上级号召士兵们首先要去‘养精蓄锐”’，“没有体验过女人的人，就打不了仗”。“所谓‘养精蓄锐’，就是要去体验女人，我们上陆后，便结队成群地走向慰安妇……为了满足性的欲望，不，为了培养一个像样的杀人部队，使之玩弄一下敌国的女人，那简直算不了什么”。

    有研究者认为，日军在南京强奸了80000名妇女。当年是由京某文化机关职员的李克痕逃出南京后，在汉口《大公报》上发表文章，他估计在整个南京大惨案里，南束2/3的妇女遭日军强奸。

    一个叫田所耕三的日本士兵在审判日本战犯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证词是：“没有一个士兵不曾强奸过女人，奸过之后，还要把她杀死。”

    一位叫河野公辉的日本记者在这个法庭上也作了证词：“强奸到倒了胃口之后，就捉到骨肉之亲的，命令他们交媾，当做游戏观赏，到处可以看到这种场面。”（转引自陈嘉定《南京大屠杀之研究》，见联合报丛书《抗战胜利的代价》）

    一个叫富本的日本士兵在写给岛内友人的信中说：“……我们得到了中国的首都，也得到了首都的女人；这是个没有出息的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用；只有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才有希望。”

    （见忻平着《1937：深重的灾难与历史的转折》）

    在这里，中国女性亦是一个昔日“大人物”的符号。一个国家倘若不是衰到了极点，弱到了极处，是不可能让它的女人——母亲、姑娘、老妪、妻子，像陡然被划开的鱼腹，身子似无边的白花花的盐碱地，如此大面积地暴露在异族面前，被压倒在了侵略者的胯下，她们挣扎、辗转、厮磨，在令人窒息的血腥味中渐渐变得似泥河中的鱼虾一样奄奄一息……

    对拍打一下中国女人的乳房，也可能平息大大小小的胆怯或沮丧的日本兵来说，这肯定会使他们产生爆发性的生理快感，与此同时，即使对一名最胆小的士兵来说，也会激起他胸中强烈的征服感——这个国家彻底完了，一个不能保卫自己女人、却要将女人血淋淋地放上战争祭坛的国家，已经具有种族灭绝的意义。从1926年到1936年这10年间，中国经济本已具备“起飞”的制度基础，在若干方面，已萌露“起飞”的迹象。据亚洲开发银行章长基博士的研究，这10年间，中国现代化工业每年平均增长率为7.6%，其中电力工业尤为突出。1926年时电力工业仅占现代工业的11.2%，到了1936年，已占到了22.2%；电力是工业的火车头，电力工业的大幅上升，预示着中国工业化即将蓬勃展开。

    但在这个被打碎的符号下，是中国半个多世纪所积累的财富多半化为乌有，是从1926年以后逐步开展的中国现代化与工业化运动被腰斩，更是当年激荡了内藤湖南胸臆的中华河山正变成一片废墟、焦土与裂谷。抗战中受破坏最大的地区正是中国工业最集中的沿海地区和华中地区，不过一年之内，中国工业菁华荟萃地带全部沦于敌手……当今的日本，仍在为其“二战”时的所作所为付出诚信上的高昂代价。

    无论是武士道传统，还是对天皇制的绝对信仰及根深蒂固的“岛国焦灼”，都深深地铭刻进了国民的集体无意识。

    对于集体无意识，如果没有足够的理性飓风荡涤，使其如癌细胞一样得以消弭，即使一时淡化，乃至抹去了，在合适的条件下，它依然很容易如癌细胞一样复活，甚至扩散全身。与德意志民族比起来，大和民族却是个理性欠缺的民族，这大约就是亚洲各国总对卧榻之侧的日本不敢掉以轻心的根本原因。

    因此，尽管其信誓旦旦，但来自列岛的某些举动、某种声响，常常被惕惧便是必然的，它们或许被有所放大亦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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