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特色的脸（一）

    大约是1990年前，一位名叫野田正彰的日本社会学者，在近江的乡下见到一位叫川崎太二郎的老人。

    老人这年79岁，还和妻子一起过着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可能除了稻米，食物几乎都是他们自己生产的。很难从川崎那清癯红润的脸上看出他过去的经历，从他对野田一再发出的由衷感叹里：“没有比百姓的生活方式更好的了”，人们会以为他毕生都是个赏心悦目于桑麻渔渚的村夫野老。

    老人领着野田参观了鸡舍，一块褪色的黑板上写着“米糠10公斤、鱼粉2.5公斤，牡蛎壳10公斤”等字样，像是鸡饲料的配料。下面，抄着的却是一首诗：小小的鸡冠花哟，让我想起上海原野上，那采野菜的孩子。

    问声你在做什么？

    柔美地微笑着，抬头向我张望，开口说出“咪嘻咪嘻’。

    那披在肩头的红布片，是什么？

    回答一句，“女。”

    孩子若还在世上，已50岁！怀抱着孑、儿，讲不完战争年代的故事。红色的山茶花哟，宛如那穿着褪了色的、美丽衣服的孩子。由黑板下面的搁板上插着的一枝山茶花可以想见，这首诗并不是作者随意涂抹在此的。当野田问及过去，老人告诉他：“二战”期问，他先在中国经历了“上海事变”，以后又因太平洋战争被派到南方，在拉包尔迎来了战争结束……野田一下从这眼前山茶花到遥远的鸡冠花的意象跳跃里，感受到视自己为“战争加害者”的老人心灵深处的罪意识的表露。视自己为“战争加害者”而有罪意识流露的，在日本的旧军人中，还有一些。前面提到的有直接问接血债达328人，被其逮捕、拷问者有近两千人的“特高课”少尉土屋芳雄，在做足了吃枪子、上绞刑架的心理准备，唯祈愿自己的骨灰盒能回到故土，却也在1956年7月，经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的特别军事法庭宣判，以免予起诉被释放，乘船回到了舞鹤港。

    当他到达故乡的上山车站时，一心想悄悄回家的土屋，没想到大约有四五百人来迎接。一片交错飘扬的太阳旗和“祝归还”的旗帜，让他感到头晕目眩。市长的助手代表市长作了欢迎演说，学校的学生们也全体出动，加入了欢迎的行列，其情绪亢奋，如当初迭他们出征时一样，只不过此批娃娃脸已不是那批娃娃脸了……

    土屋芳雄的答词只有一句：“作为关东军的宪兵，对中国人民做了坏事，对此衷心地反省。”台下马上就有一句话掷过来：“说什么呀，不明白你的话是什么意思。”

    回国后，土屋在农地改革后的农村重新成为百姓，并且在母亲开的食品店做帮手。上世纪50年代，列岛到处是蓬勃的反战和平运动。即使在比较封闭的上山乡间，也成立了“上山市和平恳话会”。劳动之余，只要对方有求，无论是学校、妇女组织、工会、市民集会或讨论，不论晴雨远近，土屋都去参加。他的发言都有作证性质，既为当年齐齐哈尔宪兵队的罪恶举证，又为自己当年在齐市几乎无人不知的恶名而白证。当人们纷纷在记忆中消赃灭迹，逃离现场，在现实中金盆洗手后为一双摇拂橄榄枝的御手时，土屋的言论最然破坏了游戏规则。对他发言的骚扰和抗议，总是十分激烈。1984年8月5日的《朝日新闻》以大篇幅介绍了他的手记《战犯的实录一一半生的悔悟》之后，抗议文、骚扰信几乎扑门而来，它们多来自于原是宪兵的旧军人。

    “宪友会”是全国范围的原宪兵的民间团体。1984年9月10日，《东京宪友会会报一八三号》重点刊载了该会会长写的《驳斥宪友的某个出版物》，内称：这是一篇实在令人吃惊的文章，越读越觉得是冒充的宪兵编出来的故事，于是翻开宪兵名簿。很遗憾，确有其人，该人一直在担任齐齐哈尔宪友会会长。同时搞清了该人极有可能是所谓被洗过脑的日本共产党党员，是以宪友会为对象进行工作的组织者。

    总之，这件事让人们着到了该氏巧妙地利用《朝日新闻》的反战反核宣传活动这种组织者的侧面，但结论是一切都无事实根据，充满谎言。

    该期会报“大有炸平庐山之势”，又发表一篇题为《面对悔悟记录的愕然》的文章，作者是叶县的一位原宪兵：“在当前全国宪友会同心协力把对原宪兵的正确评价传给后世的活动中，绝对不能允许一个鲁莽的宪友使宪友会的活动泡汤。”

    土屋本人还收到了一篇约有四五工字的长文章《宪兵科同期生对反叛祖国的宪友的公开质问信》。署名者都是昭和六年一起在关东宪兵队旅顺教习所学习的同期生，文中同样不容分辩地指责他为“洗脑”、“日本共产党员”。其言辞之粗暴，用心之狠毒，使他感到字里行间隐隐有溅三血肉的皮鞭在飞，有挪动在地的铁镣在响……

    日本特色的脸（二）

    这位当初在中国的土地上被称为“特高之神”的男人，竟然在祖国的土地上屡屡被警方监视、跟踪。

    从1956年7月到1984年，已经近30年过去了，可土屋芳雄的一个强烈感觉是尽管和平了，但日本并没有改变。只是外表好起来了，其他和过去大抵一样，变化了的只是自己。

    有土屋芳雄遭际的，比比皆是。

    曾任华中派遣军第39师团步兵232联队中队长的富永正三，回国后按要求写了履历书。附信里他写了“吃尽了战争的苦头，以后要在反战的和平中生活”的意思，不久便传出“富永的脑袋变得不正常了，得让他先冷静冷静”的话来，被他所求职的部门长期拒之以门外。

    原华北派遣军第59师团机关枪中队队长，从1942年至战败时为止，一直指挥150名手下在山东境内进行“三光”扫荡行动的小岛隆男，乘“兴安丸”号客轮回到了阔别17年的祖国。他穿一身抚顺战犯管理所送的新制服，随身的日用品和零花钱也是中国方面所赠送，大约正为此，几乎一下船，他就被贴上了“被洗过脑的男人”、“赤色”、“被锤炼过的人”这一类标签。

    他的家在东京神田，当地的民政官员和警察不断来访，但不是为着解决他的求职问题。有大学教授及朋友们积极为他找工作，可因为是“中国归来者“，谁都不想雇用他。对他展开了弥勒佛般大度笑容的也有，那就是作为一名“帝国军人生还故国者”，他蒙热心地劝诱，让其返回自卫队。

    （以上见[日]野田正彰着，朱春立、刘燕译《战争罪责》）

    1946年1月，东史郎就回到了祖国。他在家乡京都竹野郡先后经营电影院、机床制造业等，生活过得颇为富裕。1987年，东史郎出于对参加侵略战争的反省和向中国人民谢罪的愿望，在京都的和平展览会上，公布了他的战时日记，共5卷37万字，其中包括记录当年南京大屠杀情景的材料。他说：“对于一个退伍军人来说，战场上的事是不能磨灭的，因为我常常看到那本日记，当时的情况就常常在我的脑海中出现。半个世纪前的事情大家都忘记了，但我因为有这些日记，所以才能记得这些事。”

    同年12月，东史郎以《我的南京步兵队》为题，将日记节选后交青术书店公开出版，在日本国内外产生较大反响，同时也遭到有翼势力的嫉恨。1987年12月至1998年3月，东史郎先后4次来南京，诚挚地“向南京人民谢罪”。他的家里因此接到不少有翼分子的恐吓电话，骂他是“叛徒”、“卖国贼”、“旧军人的耻辱”、“亵渎了英东史郎灵”、“罪该万死”等，东史郎及其家“属却不惧威胁。他多次公开说：“我们日本人对蒙受原子弹的危害大声呼号，而对加害在中国人民身上的痛苦却沉默不语……作为战争的经历者，讲出加害的真相以其作为反省的基础，这是参战者的义务。”

    “中国归来者”中，有深感自己有罪的——风清月白之夜，花影弄窗之时，总让他们的灵魂似一件爬满了虱子的绣袍；也有决意要向世间袒露自己有罪的——倘若不说三出来，以求得一场天律公理的瓢泼豪雨，他们就会像在广岛、长崎遭了原子弹辐射的许多人一样，在精神上千渴而死……

    但两者的灵魂辗转不安时的呻吟，即使是无人在侧时的独自呻吟，也被他们周围的那一张张充满日本特色的脸所拒绝；倘若他们想在光

    天化日之下去长河大谷间奔走呼号，以老迈的龙钟之身焕发出大和民族真正昀理性之光，这更为整个以非亲属集团做骨架的社会大厦所唾弃。

    在德国，出生在“二战”期间、期后的这代青年，战后大约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对自己的父母在纳粹德国时的经历和行为有过一番比较深入地了解，并以此决定自己与父母的关系。因为父母的所作所为，不少人存有一种集体负罪感。这种负罪感，既决定了他们成年后的政治倾向和绝对的反战态度，也造成他们心理上白童年起就难以摆脱的闲惑与孤独。因此有人说，德国的这一代青年没有过快乐的童年……

    在日本，有这么一个故事——

    出生于1947年的仓桥绫子，与许多做女儿的一样，与父亲的关系很是密切，也从不辜负父亲的期待。在她小时，父亲便常常在夜间做噩梦，有时还发出凄厉的喊叫声。母亲总是用父亲过去有过痛苦的经历来解释此事，并安慰有些担心的女儿。她上中学时，父亲得了肝硬化，久治不愈，在1986年71岁时去世。上完中学，仓桥绫子进了早稻田大学文学系，毕业后在东京当中学老师。

    这时，她为母亲当年的解释而感到隐隐不安，打定主意要搞清楚父亲“痛苦的经历”。退职以后，她开始走访战时认识父亲的人，从第1个到第19个，出现在她眼前的都是那张充满日本特色的脸，具敌意的寒暄，有礼貌的拒绝，东扯葫芦西扯瓢的太极。直到联系到第20个人时，终于出现一位承认是当年在宪兵队里是她父亲上司的人，此人住在名古屋……

    4年之后，仓桥绫子据此创作了她的第二篇小说《悲伤的河》（《民主文学》1997年9月号）。在这篇作品里，父亲的病情进入了晚期，于世不久。悉心照顾父亲的女儿，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中附有一张照片，上面是砍了中国人的头后正大笑着的3个日本军人，中间站的那个就是年轻时的父亲。

    日本特色的脸（三）

    女儿极其震撼，木得不去打扰病榻上的父亲：“爸爸，把真实情况告诉我。相信我，不论有什么事，我都是你的女儿。亲手杀死过很多人，这是真的吗？”

    父亲的眼里流出泪水，不作声地转过头去。

    过了一会儿，女儿收拾东西准备回去时，父亲用笔告诉女儿，他当年到过的中国的地方和杀人的数字。女儿目瞪口呆，问父亲：“怎么能十出这么残酷的事呢？”

    父亲再次颤抖着用铅笔回答：“我们是皇军。这是圣战。这才使得中国团结起来。”

    “开始时很苦恼，但想到这是为了战胜中国，也就想通了。”

    “那时真正的自己并不存在。实在是做了不好的事。”

    女儿凑到父亲的耳边小声说：“爸爸，谢谢你。让你回忆起痛苦的事，对不起，但是这样很好。把实情告诉我，父亲也稍微踏实一点了吧？”

    “我接受这个事实，接受父亲做过的事。”父亲“失语”了，仓桥绫子却在父亲死后10年，在自己的笔下，倾听到了亡父的声音。

    当父亲在国家不想对这场侵略战争谢罪的时候，她在小说中，以父亲的名义，作为一个人谢了罪，把“被迫进行的战争”变成了“自己从事的战争”。（见野田正彰着，朱春立、刘燕译《战争罪责》）仓桥绫子身上，有一种穿透父母那代人的脸、去倾听历史大音稀声的力量。

    但在列岛，快乐的童年依然在沿途撒下鲜花与歌声，出生在“二战”期间、期后的这代青年，因战后高速增长的经济，从国家体制到社会生活形态大跨度地西化，给这代青年以多少诱惑，又有多少机会。而且，他们早已习惯了父母那张一半朝着阳光、一半埋在阴影里的脸。列岛上下遍布着这样充满日本特色的脸，他们并不觉得有什么怪诞。何谓充满日本特色的脸的呢？

    源白高村光太郎(18831956)的一首诗《坠子之国》。作为雕刻家和诗人，大约是因为主要生活在社会急剧动荡不安、理想与骗局肥皂泡般破灭的年代，在自己的作品中，他总以白嘲或自我厌恶的语氕否定日本人。

    坠子也是日本民间一种小手工艺品。将烟盒或药袋塞在腰间时，为防止掉落而在其绳端附上雕有各种人物、动物等形状的坠子，材质有玛瑙、珊瑚、牛角、象牙等，手工十分精细。在高村眼里，坠子却是没有生命的，再精巧也只是雕虫小技。但一次，几件坠子上雕着些许人物，惟妙惟肖，让他一下认定这就是日本人最典型的脸——

    颊骨突出，厚唇，三角眼。长得像是名人三五郎雕出来的坠子／失魂落魄神态木然／不了解自己汲汲营营／生命如鸿毛／爱慕虚荣／藏头缩脑不满现状／如猿猴，如鲨鱼，如兽头瓦，如破碗片／一般的日本人高村一定是“爱之切，恨之深”了。其实，高村笔下“一般的日本人”，我们在中曾根康弘、太平正芳、桥本龙太郎、村山富士等历任、甚至在现任上争议不断的小泉纯一郎首相的脸上看不到，在池田大作、胜田昭夫、松下幸之助、黑泽明、小泽征二、东山魁夷、高仓健等各界精英的脸上看不到，更不要说是如狐狸，如鼯鼠，最能体现日本女性气质、风度美的栗原小卷、中野良子、小鹿纯子了。

    上世纪90年代访问过日本的梁晓声先生在他的访问记里写道：……最使我感到讶然的，是年轻的日本女人脸上那一种‘宁静”和“澄净”。那一种“宁静”，仿佛内心里毫无值得烦恼的心事，也没什么需要琢磨来琢磨去的心思；那一种“澄净”，仿佛欲念世界里“一片晴空”，“万里无云”似的。仿佛外界根本没有什么亨会搅动她们的思想，激起她们的不平似的。

    我问翻译，日本女人的脸，怎么会“修炼”出那么一种神态？

    翻译是上海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小伙子。已定居日本多年，受聘于某大公司，是临时翻译。我的问题使他一怔。沉吟良久，才顺水推舟地说：“日本女人是和我们大多数中国女人不一样，脸上没那么乡生活污染，没那么多复杂。我刚到日本时也感觉到了这点。”

    我亦有同感。而且，在我看来，近些年相当多的中国男人、中国女人，倒显得“汲汲营营”，“藏头缩脑”，或有猿猴般的灵活，或有狐狸般的狡黠，或更擅鲨鱼一样的撕咬。以至于几乎人人发出“中国人素质太差”这个仿佛是万古不灭的感叹，与此同时，许多人又在一个强烈的“民族互憎感”中，以形形色色见怪不怪的“假冒伪劣”，以过江之鲫般的大案要案，轻贱同胞，作践同胞，榨取同胞，这可能在时下环球各民族中尚找不到第二例……

    但在“二战”后的日本社会，凡要对待“中国归来者”，凡要应答仓桥绫子这样的后代，凡要谈论起这场战争，的确是遍布一张张充满日本特色的脸。

    它们热情而又冷漠，充实而又空洞，坚毅而又暖昧，紧张而又迷茫。可只要投去了其他对象，其他问题，它们瞬间就可能变得明净起来，和谐起来，真实起来，因此你可以说这张脸是一个四处游布的假面具。

    旅行之中无耻辱（一）

    大抵上说，战后大和民族的反应有两种类型——一种反应是“无罚化”。主张无论是战争的参与者还是受害者，大家全都无须惩罚，因为不论胜了还是败了，战争都是悲惨的。

    就战争的参与者而言，正如日本学者加藤周一在《日本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一书巾所分析的：“在十五年战争巾，作为个人，日本没有一个战争责任者，即大家都有错。战争责任由全体日本国民承担，不是由领导人承担。所谓‘一亿总忏悔’，就是说无论是香炯铺的老板娘还是东条首相，都有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一亿分之一的责任，事实上就是等于零，即变得没有责任。大家都有责任，几乎等同于没有责任。”

    而且，更重要的，日本还是这场战争最惨重的受害者。在德国公众心目巾，“二战”巾标志性的事件是纳粹屠杀600方欧洲犹太人的惨剧，而不是盟军对柏林和文化名城德瑞斯登的轰炸；在日本国民心巾，历史必须永远铭记的事件，却是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而不是由京大屠杀。

    战后日本的反战和平运动，大抵上是基于此种意识开展起来的。无论是广岛、长崎的反核和平运动，还是持续讲述战争体验及后果的大量书籍与文艺作品，说的都是一场似乎没有来由、或是说是“被迫进行的”战争如何使敌方、我方都成了牺牲者。而有来由的、或者说是“自己进行的”战争的声音，却尽可能将淹没在“无罚化”的喧嚣里。

    于是，关于“受害者”的调查与彰显，可谓殚精竭虑，尽善尽美。

    那场原子弹爆炸，使广岛和长崎共死了24万多日本平民百姓，这个数字准确到个位。它是以户籍本为普查根据的。每一个死者，都有生前户籍本上的照片为证，注明了当时的年纪，婚否，家庭情况，详细得令人无法怀疑。相比之下，上世纪90年代，在日本有四五个版本的揭露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书，作者都是中国人。但每本书上关于死亡者的数字都是模糊的，而且不一样。即使是从事日中友好的人士，不免也问中国人：我们究竟该相信哪一个数字呢？

    广岛的原子弹爆炸资料馆，堪称四两拨千斤之作。该馆分东西两区，中间为设有观景口的走廊，可以看到两边广场的林荫和纪念性雕塑。由东区一楼进口，参观到三楼，通过走廊抵西区的三楼，再回到一楼的出口，其浑然一体，渐人千秋，恰似乘坐在新干线上看风景。

    当然，这不是在看风景。参观者的心境常常处于压抑之中，让人们压抑的倒不是那些太周详的论述和一串串的数字，而是细节。越是小的细节，倒越有可能触目惊心——

    一块表面上泛黄色、满是水渍的怀表，指针永远地停在原子弹爆炸的那一刻：8时15分；一架儿童骑的玩具车，在高温中熔化了一大半，似一眄瘦骨嶙峋的小马，不畏沧桑的剥蚀，仍顽强地站在那里，在冥冥之中呼唤着当年它的主人；还有一块花岗石，原是一家银行门口的台阶。原子弹爆炸的一瞬间，一个银行职员正走过，他倏然人间蒸发，只在这台阶上留下了一个模糊的黑影子。这块花岗石现在被称作“人影石”……

    在中国的博物馆，如北京的抗战纪念馆、南京的大屠杀纪念馆，有多少此类“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展品呢？

    英国作家艾伦布兹参观该馆后在一篇文章里写道：“从它的形容来看，原子弹仿佛凭空掉到广岛似的。没有任何的暗示让人知道，原子弹爆炸是因为过去的事件所引发的。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其他国家或民族也遭受到类似的战争悲剧。”

    另一种反应，则是由极端精神主义转而为经济至上主义，认为日本是因为物质力量不够而输给了美国，急于要在一片废墟上重建工业，赶超西方经济，使本民族重新站立起来。其实质，并非是把昔日富国强兵的军国主义思想体系回炉改造，铸剑为犁，只不过将它推去了幕后，而在前台——貌似是以经济发展为重心的资本主义舞台上，隐隐约约按照过去的图腾：有了经济的强大，就有了一切，有了物质的力量，就有了日本的明天，上演着白上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

    战后初期，城里人对乡下人十分羡慕，谁家要是有个农村的亲戚，特别是能背回一袋土豆什么的食品，周围的邻居要唠唠叨叨说上半天。

    男女工人在铝制饭盒里放两块咸萝卜十和几个饭团，顶着星星，疾步赶去上班，成了那个年月难忘的象征。1956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日本立即成了美军军需品的最大采购地。从1951年到1953年这段时间，日本为联合国军队提供了几十亿美元的食品物质和劳务。接着越南战争又开始了，工厂日夜繁忙，国民仍然节衣缩食。那一代的孩子，有许多光着脚丫却满面春风地去上学。那时日本待遇最高的是教师，教室里坐满了孩子，他们是日本的希望。

    随后的六七十年代里，过去的武士道糟神熔铸为现代日本的企业战士。当时，在日本人里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患心脏病，“过劳死”成为社会问题和普遍现象。尤其是年轻人毕业后一进入企业，日夜献身工作，从此如猎犬进入丛林，再也没有喘息的机会。

    到了上世纪80年代，美国人为之惊呼：这头猎犬已悄悄冲进自己的家。

    1988年，日本石桥公司购买美国的费尔斯通轮胎公司。

    1989年，索尼公司购买好莱坞的哥伦比亚影片公司。

    同年，三菱地产公司在一片争议声里购买了美国的偶像式建筑——纽约洛克菲勒中心大部分的股份。1990年，丰田公司在美国的肯塔基建立汽车制造厂。

    旅行之中无耻辱（二）

    1991年，坐落于达拉斯和得克萨斯并拥有SEVENELEVEN便民商店连锁公司的美国东南公司，将它70%的股份卖给了伊藤洋华堂连锁店公司。1992年，位于蒙特雷半岛、占地5300英亩的佩宝海滩被日本住友银行的两个附属公司接管……

    在这10年间，忽然如空降过来的日本人，他们夹着公文包，戴着金丝眼镜，矜持地或者小人得志式地再挽着位金发碧眼的丽人，在美国的许多城市成了一道突出的风景。恰如当年的中国女人是一个符号，在许多日本男人眼里，大概美国小姐更是一个符号，一个打明治维新起便要“脱亚人欧”的“小人物”能否混进以美国为伐表的“大人物”中去的心理符号。征服它，今天无须再用刺刀了，只要有大把的美元，一样可以粗暴地征服。

    不仅仅如此，日本现代企业战士的手中还握有一把锋光闪闪的“武士刀”——科技。

    似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使自己的科技人员如此快地掌握最新技术，并迅速应用于降低消费品的价格，从而大规模地占领市场。似乎世界上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能与日本的石英表、电子照相机、摄像机、立体音响设备或复印机、袖珍计算机的制造者进行激烈的竞争。尽管所有这些产品的基础技术都来自西方，但日本的技术都后来居上。

    日本企业领袖常以生死来形容公司的科技开发，日立集团总经理在训话时说：“专利就是生或死！”由于极端重视专利技术，他要求研究人员每人每年都要提出新专利的申请。日本已成为全世界最大专利生产圉，每年要向世界各国提出35万张以上的专利申请书。

    在军事尖端技术上，亦如此。

    从1970年起，美国国防部开始要求在美日“国防合作指导”中加入要求包含研发成果的分享，1980年又建立“美日系统及科技论坛”，美国再度要求日本以“分担费用”的名义，提供科技转移，包括军民两用的科技，例如电子及无线电的产品。这意味着当年被麦克阿瑟将军漫不经心地称为“小个子的日本人”，当今已长成为可以和山姆大叔比肩的巨人。

    1990年美国打赢了波斯湾战争，日本的众多科技公司也一片沸腾，香槟酒一瓶瓶开得像点爆竹那样脆响。美国所使用的尖端武器里几乎都有重要的日本零件，例如飞弹里用的是新力公司的摄影机；非常规武器中的陶瓷容器、微波功率电晶体等许多重要零件，全数依靠京都陶瓷、日立、富士通、NEC等公司供给。如果日本停止出口零件，美国的高科技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就要找不到北。日本人对于美国人，向来是又恨又怕，还心存几分感激。恨的是美国的两颗原子弹灭绝了24余万日本人的生命，终结了“大东亚共荣圈”的萝想；怕的是至今日本仍在美国的军事保护和核庇荫下。感激的是，战后日本全套引进了资本主义制度，却又保留了天皇。美国在恢复重建时也帮了大忙，早年很多技术人员都送去美国培训……

    战后60年里，日本对美国大抵言听计从，美国一打仗，日本总是“哈依、哈依”地买单。老布什打伊拉克，日本出了90亿日元，前年小布什要灭萨达姆，小泉说现在国内经济不景气，没有钱，但出了人，首次向海外派遣自卫队……有人说，日本人对哪怕是一个美国乞丐都会毕恭毕敬。但毕恭毕敬之中，日本又总想对自己的仇人兼恩人施之以裹着天鹅绒的报复，泄之以让对方喝了黄连汤却又有苦难言的快意。1000年前，蕞尔小岛对大唐中国俯首帖耳的同时，不也始终阴鸷着一只眼？

    日本人对于美国的这一复杂而又微妙的情感，突出体现在长崎和平公园里的一个名为“和平”的雕塑上。该主体是个高达十几米，肩披斗篷、左手食指伸向碧天的人物，其发式与脸部的造型却不像日本人。导游要我注意，它有些像美国人。

    这仿佛是山姆大叔在扪心自问，悔过自责：天呀天，当年我干嘛要在这里扔下原子弹？

    又像是山姆大叔伫立于这座自古以来就是日本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向着世界举证：我的脚下是一片充满奇迹的土地……

    可以认为，正是这种想要以物质成就遮掩战败罪责的或深或浅的用心，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日本战后拒绝历史反思、抹杀精神创伤的文化空间。

    从武士道传统至今在日本社会沛然不竭来看，大和民族本是一个敢于承担罪责的民族。延至当代，“知死”之人仍层出不穷：1997年日本经济低迷，引咎自杀的人数大增，自杀者共有21851人，比前一年增加200-/0。1999年日本有22000人左右自杀，为交通事故罹难数的两倍。到了2003年，自杀者高达37400余人，其中仍以引咎自杀者为多，这种情形在其他国家极为罕见。在林林总总的非亲属集团内部，言必践行，事必尽善，职必尽心。一旦言不践行，事未尽善，职未尽心，轻者降职降薪，引咎辞去，重者则自裁自决，舍生赴死。茌日本，“忠”的思想，“义”的观念，浸透了整个社会，藩国或团体的安危成败历来重于个人生命，这是所有阶层的共同准则，如同一个不见教堂寺院却同样庄严肃穆的宗教。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里指出，古代日本从中国吸收了“忠”、“义”等伦理思想，他们却没有接纳“仁”这一观念。这样说可能绝对了，但即使存在一些，“仁”的坐标也只是建立在藩国或团体的利益取舍上。少有超出这利益取舍的“是”与“非”、“善”与“恶”、“好”与“坏”的理性区分，更遑论中国人十分熟悉的、很长一段时间像打麻将一样得心应手的“落后”与“进步”、“左派”与“右派”、“革命”与“反动”的政治鉴定。

    旅行之中无耻辱（三）

    在日本，“忠”、“义”有着普遍突出的意义，它们是日本人精神上的天条律令。

    一件事情能不能做，主要是看是否合“忠”，是否合“义”。在冲绳有一座知名的“姬百合之塔”，为着纪念“二战”中集体自杀的100名平民女子而建。每日前来的凭吊者络绎不绝，导游的介绍无比虔诚，人们亦像进入庄严的庙殿，不过是把一束束的鲜花当成了香火，又双手合十，眼睛微闭，默默地祈祷……

    按中国人的看法，这100名女子为“不义”之战而死，形同炮灰，轻于鸿毛，没有什么值得敬拜的。可在多数日本人心里，“义”不“义”

    战另说，就算是不“义”之战，但不管是什么人，十了多么不好的事，县要为日本与天皇“体面地一死”，他们就已经与人间的是非无碍，飘飘欲仙，上天成“神”，而成为后人祭拜的对象。

    “仁”则仅仅是在藩国或团体内部的一个价值标准，是日本人上班必带出门、远行却不必带上的一张出勤卡。换句话说，当大“仁”与小“仁”一致时，如祈愿和平，这个民族比谁都快地爬墙上竿，声高浪大，俨然和平是一块绿宝石，它小心翼翼地捧在手心已有300年；一旦大“仁”不合于小“仁”时，如反思“二战”罪责，这个民族便临阵逃脱，又搔首弄姿，仿佛与当今的德意志民族比起来，它纯洁、烂漫得像个花季少女……在日本，“忠”、“义”的要义还有——

    不但藩国或团体的安危成败历来高于个人生命，它们的荣辱毁誉也重于泰山。众多日本人决心赴死，既是引咎平责，更为着洗刷耻辱保全名誉。对名誉的极度敏感是日本民族的又一心理特点，它却未能导引出西方文化中的所谓“罪恶感”。

    大和民族的罪恶感，与它的“仁”的观念一样，都是关起门来使用的，即辜负或背叛了自己所属的藩国或团体的信赖才会产生罪感；当想到自己的行为对所辜负或背叛的集团以及他人带来了麻烦时，才会产生罪感，并因此要向对方谢罪不迭。但只要出了门外，这名誉的敏感器便顿时失灵了，如日本有一句谚语所说“旅行之中无耻辱”，这即是说：当一个人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时，可以不受原来道德规则的约束。没有熟悉的旁观者也就没有了耻辱感，对圈子以外的人即便做出违反常规的事也不会有罪恶感…一当前一些日本人因害怕背上“残忍民族”的标签而拒不承认战争的罪过，不能不说也是这种传统心态的反映。

    ——（尚会鹏着<中国人与日本人》社会集团、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较研究）

    日本人理性的薄弱，使得列岛上不乏如是的人物——一个鹤发红颜、手脚勤快、精通园艺的老翁，过去是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一个慈眉善目、热情可掬、衣服上发现了一点尘灰竞像在身上看到了一个弹洞一样惊讶的老妪，却是当年丈夫暴行最坚定的支持者。余杰先生Ⅲ访日本时便有这样的经厉：“这个老兵的妻子，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太太，静静地在旁边给我们张罗点心和茶水，她对丈夫诉说的一切也没有丝毫的惊讶和不安。她和气地向我们微笑，像是我的外婆。她还特意指…一种可口的糕点，并让我们每人带一个走……”

    人性如此之大分裂，两极如此之遥远，在其他国家多数的情况是，要不他们Ⅲ白于精神病院，要不他们…白演技一流的剧院。在日本，他们却是泰然白若的，对此社会也是泰然白若的，没有谁会觉得奇怪与不安。

    日本人的理性薄弱，对本民族的社会进程而言，恐似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若不是是非观念不强，实用主义盛行，不管黑猫、白猫，只要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而像巾国人那样上千年来经卷压身，理学滞重，以后又意识形态满嘴，人人都是批判家，孩子也有一双火眼金睛，在一块薄地上偏要区分出“社会主义的苗”与“资本主义的草”来，日本就不可能在东方最早实现近代化，最先达到现代化。

    另一方面，因为是非观念不强，窥时善变，除了总让亚洲各国忐忑不安，在世界地平线上屡有“经济动物”之称，在国内，国民的这一心理特点也容易为一些心怀叵测的人所利用。靖国神社大概就是这样的例子，许多普通的日本人来这里祭奠战争巾失去的亲人，一些右翼团体却在此凭吊战争罪犯的亡灵，鼓吹复活军国主义，政府的一些有右翼思想的高官也来这里参拜。当亚洲国家及国内频频出现反对声音时，老百姓与传统就成了挡箭牌，声称这是“尊重民众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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