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世仁追债（一）

    中国人特别喜欢谈友情、友谊，更欢喜用“友好”（友谊）这个词。

    上世纪50年代最突出的“友好”是中苏友好、中朝友好。六七十年代最突出的“友好”，是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和越南的友好。前者，毛泽东称之为“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后者，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向全世界表示：中国愿做越南反击美帝国主义的辽阔而又坚强的后方。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至改革开放初期，圉人记忆的天穹上如星光一样熠熠放亮的，大约就是“中日友好”了。

    那个年代里，中国对日本充满了好奇。先是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这是邓小平又一次复出后的第一次出国，也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到日本访问。随行的电视台记者，拍摄了日本农村和邓小平参观工厂的情形，当时能通过电视看到日本实际情况的中国人感到很吃惊，城市不用说了，就是农村，很多日本农民家庭都有两辆汽车，一辆是用于搬运东两的工具车，一辆是用于家人交通的小轿车。而按照不久之前终于结束的“文化大革命”的说法，日本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坐新干线时，邓小平对记者说，有一种“从背后推着跑”的感觉。正是在这风掣电驶般的速度之中，邓小平决心加快进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此后好些年里，素尼、日立、松下、东芝、夏普、雅玛哈、三洋……成了一个先进的、精巧的、友好的日本的代名词。中国人的家里如果有几样日本产的家用电器，算是有了某种地位与关系、还有财富的象征物。青年人拎着一个半、两个、四个喇叭的收录机，或挂在白行车车把上，放着旋律强劲的音乐去聚会、郊游，成了当时许多城市的一道街景。而且，何止是彩电、冰箱，大到汽车、机床，下至化妆用品、剃须刀，国人普遍趋之若骛，这形成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第一次进口热潮。

    国人也十分心仪日本的文化产品：《望乡》、《追捕》、《生死恋》、《啊！野麦岭》、《砂器》、《阿信》、《排球女将》等等。一句《追捕》插曲“啦呀啦……”风靡全中国，骑马飞逃的高仓健和中野良子成为高仓健中野良子栗原小卷全国老少皆知的灿烂影星。前者一副冷硬、满是沧桑的面孔，让中国多少“奶油小生”在银幕上香消玉殒；而一家服装厂仿他身上穿的那款风衣生产了10万件，不到半个月便销售一空。冰清玉洁、仪态万方的栗原小卷，更是许多中国男人的梦中情人。

    随后，日本的卡拉OK经香港进入中国大陆，其开路先锋是邓丽君。国民党统一不了中国，邓丽君却用歌声统一了中国。虽然她唱过中国各省的小调，但细心的听众知道，她唱的许多歌曲，如《空港》、《岛国之情歌》，用的却是日式曲风。她早期接受的是日本声乐家山田茂的严格训综，14岁正式进入歌坛，红遍港台后，很长一段时间又在日本发展。好几年里，卡拉OK甚至成了社交中的一种款待，吃完了酒席，就得去歌厅卡拉一番，如同今日碰完了酒杯子，就得去抱小姐的细腰子，这叫一条龙服务。

    那时，各地盼望来自列岛的技术与资金，犹如大旱之中翘首云霓。若真有夹着皮包的日本人来了，即使是当年鬼子进村之处，人们也展开了由衷的热烈欢迎。当时有限的国际航线上，最热门的是飞日本。飞机上坐满了常常夹带着榨菜、面包的考察团，日中贸易迅速扩大。1979年，在当时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和中国有关部门的努力下，两国政府间达成了一揽子长期援助协议，利用这些援助，中国建成了一批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实施了文化、环保、农业、医疗保健等领域的一些项目，对奠定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基础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此期间，日本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无论在经济援助、投资还是贸易等任何领域，都遥遥领先于欧美各国。

    那时，中国各级十部中，和日本侵略者打过仗的不少，对日军暴行记忆犹新的老百姓更多，但开放初期的中国人好像“历经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据说日本驻华大使每月都与胡耀邦总书记会几次面，胡耀邦还应邀到大使官邸赴宴，这在历届共产党的总书记任上都是少见的。一曲“中日友好”唱到最华彩处，不但当代人民要友好，而且子子孙孙也要友好下去。1983年胡耀邦访问日本，一下邀请了3000名日本青年来华串门。

    实际上征上溯，中国人早就在讲两国友好了，“中日友好”可谓是中国一切“友好”产品里的老字号。

    “二战”结束后，除了远东军事法庭审判的28名A级战犯以外，在受到日本侵略的各国和地区的50多个法庭上，分别审判B、C级战犯共5700人。当时的定性标准为：A级战犯为日本政府、军部首脑官员，B级战犯为违反交战法的中上层军官，C级战犯是大量残杀平民百姓的中下层日本军人。

    中国是受害最大、被侵略时间最长的国家，但在中国受审的战犯不到一半，只有2357名，这2357人中，35名战犯被执行死刑，遣返回日本者933名，引渡出国者27名，尚有在押战犯1100余名。这些人可谓个个罪大恶极，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即是说，在这些本来就少得可怜、约占兵员总数万分之三的战犯，还有将近一半的人被国民党政府友好地释放回国。

    可以相比较的是，在战犯审理上，盟军在欧洲各地审判德国法西斯战犯共80000多人。80000比5700，这个数字是很耐人寻味的。

    给我印象较深刻的是，一个名叫厄尔玛的德国女子，她是农夫的女儿，没有读过多少书，审判时只有22岁。此前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做了2年看守，因为虐待成性，并开枪打死几名女奴工，即被判处死刑。难道日本战犯的暴行真的比不上德国战犯的暴行？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那么，审判的力度为何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而且，欧洲各国政府对纳粹战犯的追究至今仍然在进行，而亚洲各国政府对日本战犯的追查白50年代中期之后便大体停止了。

    黄世仁追债（二）

    看来国民党政府制订了内外不同的双重政治标准，对许多与日军合作的中国人处以死刑，而对使用这些中国人的日本人却网开一面，放了一条生路。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45年9月10日，为要求宽大伪国民政府主席陈公博，日本外务大臣致电国民党政府：“如果你们要责难秉着和平救国宗旨进行活动的陈先生，那么受到责难的应该是日本。他在那种形势下尽力维持和平地区民生，仅凭这一点，相信贵方也会酌量而行，无论如何我们都希望对陈公博氏宽大处理。”

    帝国已是一片残垣断壁，似仍右道义压肩，为将要交出去的走卒说话，一块儿“分享艰难”。10月2日，来京都为母亲扫墓的前首相近卫文磨，听说了陈公博当晚即要被遣送回国，即赶到金阁寺与他诀别。两人见面，相顾黯然，谈及往事，不胜唏嘘，互道珍重而告别。

    结果是——不要说陈公博了，就是与军统方面早有联系、暗通款曲，军统方面并有保证生命无忧承诺的周佛海、缪斌等伪国民政府要员，那些承诺最后都一风吹了，蒋介石均一一签署命令枪决。但对于日本驻华派遣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大将等一批日军高级将领，蒋介石放了他们一条生路外，在走走过场的审判之后，很快又放他们回国。

    人放了回去；赔偿一波三折，最终也为着友好给放弃了。二战”期间，日本从中国搜刮了多少，鲸吞的又是些什么东西呢？

    按日本政府的记录，日本在“大东亚战争”（包括对中国本土的侵略与太平洋战争）的战费，共达7559亿日元，如按消费者物价指数换算，约为现在的170兆日元以上。此战费的大部分，即利用日本政府所操纵的“蒙疆银行”（1937年总行设立于张家口）、“中国联合准备银行”(1938年总行设立于北平)、“华兴银行”（1939年总行设立于上海）和“中央储备银行”(1941年总行设立于南京)开销。这四家银行都享有钞票发行权，它们所发行的储备券、蒙疆券、联银券、军用票等，均准备金不是或毫无准备金，这意味着对沦陷区人民进行普遍性的掠夺。

    1937年以前，日本以“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为大本营，控制了东北的主要矿产资源。“七七事变”之后，日本财阀鲇川义介在关东军的支持下，成立了“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对东北资源进行有系统地全面掠夺。据一项1940年的调查，当时在东北全部工业中，日本人资本占到总资本的80%以上。对关内占领区，除少数已内迁的工业外，留下的新式工业大部分均为日本人所霸占。日军还大规模掠夺土地，有的用于建机场、军火库、兵营、公路网，有的则无偿提供给日本移民使用。为长期占领中国打算，关内答省日本移民比“七七事变”前增加了80倍，即由1937年夏的8600余人，猛增至1941年秋的67万余人……（郑竹同《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见台湾联合报丛书《抗战胜利的代价》）

    日本筹借战费和搜刮中国资源，也还用其它“国家犯罪”的手段进行。

    以“皇军的阿片（即鸦片）谋略”来说，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关东军参谋部即要“满铁”调查部内的“忍者”，潜入东北整个地区的金融机关，侦探其数目、内容和通货状况等。关东军进攻察哈尔等地后，这些“忍者”立刻进入该地的金融机关、银行，第一时间接收并改换日方银行招牌。随后，以代金收买蒙疆农民种植鸦片，到伪“满洲国”崩溃为止，共生产鸦片3亿两。鸦片经北京、天津运送到华北、华中地区。蒙疆银行由此所赚取的利润巨大，在1938年度鸦片收益为4382万日元，到了1945年时，鸦片收益超过4亿2000万日元。

    日本还秘密进行“伪钞”的谋略战。即由日本陆军的秘密机关——第九技术研究所（因在神奈川县川崎市生田的登户，而称为登户研究所）第三科进行中华民国“法币”的伪造工作。登户第三科制造的伪钞总额约40亿元，伪钞在中国已流通的金额约25亿元。国民政府的财政支出额在1938年为24亿元，1939年为28.5亿元，其中战费前者为18亿元，后者为24亿元。由此可见，登户研究所制造的伪钞，相当于抗日初期两年的中国战费。此外，据溥杰的妻子爱新觉岁·浩（日本侯爵嵯峨家宫女）的传记《流转之王妃——满洲宫廷的悲剧》一书透露，“满洲国”的约4亿日元的金块，在苏联大军进入前夕，由“满洲国”中央银行总裁利用飞机运到日本。

    又据《朝日新闻》记者大久保泰的《支那派遣军和平交涉秘录》里说，1945年8月12日，即日本投降前3天，驻华派遣军总司令部派出一支陆战队，运出正金银行上海支店的一箱箱金块，并由卡车载人驱逐舰。9月底，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将3吨金块交给国民党政府受降代表何应钦。其余金块下落如何，至今如泥牛人海。

    还有日本海军在上海的情报机关——儿玉机关，也从中国大陆带回大量的钻石、白金等资产。

    依当事人岩田幸雄的记述：“在终战8月15日的前一天，我使用朝日新闻社的飞机，将值钱的物资运送到日本内地。儿玉机关派遣高源重吉（最高十部之一）一同搭机。指挥官是志村参谋（海军中佐）。为何选用朝日新闻社的飞机？因终战时军机不能用，而朝日新闻社的飞机在机体上面着绿十字，可以说是‘救星’。但在起飞之前一直担心，因为虽选了金条、白金、钻石、翡翠等轻而值钱的东西运载，然而堆载过多而怕飞机飞不起来，高源重吉害怕机轮会折断而喊叫……但是做梦也没想到，这批贵重物资在战后变成了日本政党组成的资金。”（以上见许介麟《日本的现代化是中国资助的》、《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学刊》转载）

    黄世仁追债（三）

    日军从上到下都将抢劫文物珠宝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以南京沦陷后为例，日军有计划地去城内所有的机关、学校、博物馆、图书馆、大公司、大商家以及达官富贾的公馆，水洗一般地搜刮，仅在石霸街50号一位叫石筱轩的名中医的私宅搜去的物件就有：名贵书籍4大箱，字面古玩两千余件，小器400件，衣服30余箱。对于制造枪炮子弹的原料——铜铁制品，如住户的铁门、铁栅、铜锁、铜栓，也不放过，有时一天之内，一户人家被日军抢夺五六次，乃至上十次，直到家徒四壁为止。白1937年12月21日起，古董字面，珠宝古玩，以及大量的铜铁制品，在下关码头堆积如山，等着船只运回列岛。除了“国抢”满山满谷，“私盗”也盆满钵满，当时的南京，大多数日军官兵的裤腰带上都穿着50到200个金戒指……

    （见陈嘉定着《日军南京大屠杀之研究》）

    台湾中央研究院日本综合研究所的许介麟先生的结论是，如果没有对主要是中国以及亚洲各地的资源的搜刮与鲸吞，日本不可能几乎同时在半个西太平洋地区打仗，更难与资源丰富、国土辽阔的美国打上4年的战争。

    如果再往上溯，中国甲午战争的对日赔款为2亿3000万两(3000万两是归还辽东半岛所追加)，换算成当年日币为3亿6451万元。而日本在发动甲午战争的1894年，国家预算只不过是9000万日元，可见赔款数目达到当时日本财政顸算的4年之多，成为日本推行“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政策的巨大资金来源。事实上，日本从明治维新至日俄战争期间，有85%的企业是在甲午战争后建立的。例如日本近代钢铁业的始祖——着名的八幡制铁所，就是为配合军需工业，从该赔款项目下拨出58万日元经费设立的，其原料也长期仰赖从中国与朝鲜进口，1938年变身为“日本制铁”，战后被盟军总司令部分割，而后再合并为“新日铁”。

    因此，可以说，不但日本的现代化是中国资助的；就是日本的近代化，中国也买了单。

    持有相似看法的还有日本学者。

    日本学者林直道在所着《现代日本经济》（色文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第一章的内容便是：战后日本的经济能够迅速恢复和发展，除了美国的帮助外，还有如下重要原因：日本发动战争的经济机器并没有被打烂，反而有所增强，其次是日本的军阀和财阀相勾结，隐藏了大量从战争中掠夺来的资源。其三是不用向中国政府偿还战争赔款，而“日本人仅在《马关条约》中就讹诈了中国人民两亿多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它的利息至今仍在中国人的身上流血”。其四是日本战后的发展时期，正好赶上朝鲜战争和后来的越南战争。

    总之，“日本战后的经济复苏是以被日本曾侵略的国家的灾难为基础的，战后日本发的还是战争财”。

    “二战”结束后，据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赔偿委员会按照当时价格的估计，中国的战时损失，不低于620亿美元。新中国成立后又再次统计，称各种损失折合当时美元计算数额高达1000亿以上。

    1945年11月5日，以美、英、苏、中为首的同盟国在日本投降后成立了一个赔偿委员会，专门协商日本赔偿问题。1947年10月25日，经过两年多的调查核实，同盟各国向日本提出了索赔要求，总计金额为540亿美元，中国也在其中。中国以“受害最久，牺牲最烈”为由据理力争，坚持应获日本赔偿总数的40%，但各国不依，仅同意占30%，此后各方争执不休，问题一拖再拖，久而未决。国民党政府又忙于打内战，对日本赔偿的分配问题也就日渐无心顾及。

    龀后不到两年，中国天翻地覆、江山易主。天安门城楼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新中国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对外政策。此前不久，美国陆军部长亚岁尔在一次演讲中公开宣布：“今后对日占领政策是扶植强有力的日本政府……以便起到可以防御今后在远东方面发生新的共产主义威胁的堡垒作用。”这标志着美国对日政策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由战后初期的抑日变为扶日。

    1950年6月，朝鲜半岛爆发的战争点燃了美苏两大阵营间的第一次武装冲突。随着美国和中国先后介入，朝鲜战争已由单纯的内战升级为一场国际战争。为了打赢这场“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战争，启用日本这一反共先锋，美国力主尽快与日本缔结和约，解除对日本的军事管制，恢复其主权。美国极力张岁将在旧金山召开的对日和约会议，在邀请北京、台湾哪一方出席旧金山会议的问题上美苏发生了争执：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张由台湾蒋介石政府参加和会，这遭到了苏联政府的坚决反对。美国随即就驴下坡，满脸波诡云谲，提出中国应在会外与日本单独缔结和约，对于将由中国哪一方与日本缔约，“应由日本去决定”。

    当时，日本首相吉田茂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日本现在有选择媾和对手之权，对于如何行使此权，应考虑客观环境，考虑中国情形以及其与日本将来之关系，不拟轻予决定。”此后，吉田政府以考虑为由，一直在对华赔偿问题上蓄意拖延，企图搁浅。

    1951年10月25日，蒋介石派驻日本代表董显光拜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询问有关缔约的事宜。冈崎的回答是：“我国现在若与贵国订立双边和约，势将引起大陆中国国民对我之仇视”，因此，“我们现在的政策是要慢慢等待时机，以待日本实现独立自主后，研究何时同中国签订和约或选择中国的哪一方问题，我国历来尊重中华民国政府，遗憾的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领土只限于台湾。”

    冈崎胜男的一番话，更让蒋介石心惊肉跳，如坐针毡。这话的潜台词，傻瓜也能听得出来：你若不放弃赔偿，我就承认北京政府，不承认你台湾政府。

    倘若说在这之前，蒋介石还有些黄世仁追账不依不饶的勇气，但白“二·二八”事件之后的台湾，在他的铁血手腕下，至少枪决了3000入，拘禁了8000人，总刑期超过10000年，风雨飘摇的局势才获初步扭转。此时，国民党政权太需要国际社会的承认了，尤其需要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支持。倘若日本真一头扎向了五星红旗，岂不是讨债不成，反烧掉了自家的后院？

    黄世仁追债（四）

    日本人的敲诈成功了，为了保住所谓的正统地位，台湾当局在草拟的对日和约当中广做让步，只要求“利用日本国民为中华民国从事生产打捞及其他.工作，以作为补偿。除此以外，中华民国放弃一切赔偿要求，放弃该国及其国民因日本国及日本国民在作战过程中所采取任何行动而产生之其他要求。”这份草案已初步放弃了日本赔偿，仅保留了一部分劳务补偿内容。日本对此仍坚决反对，仿佛是日本人在中国作战是可以的，日本人要在中国十活是不可以的，而且，仿佛把战败国的身份忘在了脑后，日本多次提出由本国起草和约草案，气焰嚣张至极。在谈判中台湾本打算据理力争，以中方草案为底线，绝不再作让步。岂料1952年3月下旬，风云突变，美国国会批准了《旧金山对日和约》，不久又宣布该和约将于4月28日生效。这意味着在与日本人谈判的一副牌里，最大的一张王牌被美国人抽掉了，而且，一旦和约正式生效，日本将解脱战败国的束缚，恢复主权，在与海峡哪边中国人缔约问题上更为主动……

    1952年3月25日蒋介石政府决定放弃全部赔偿。

    仅在条约草案中列入下述文字：“日本承认其赔偿之义务，我方亦承认日本无力作出全部赔偿，为此……我方宣布放弃以劳务进行赔偿之要求。”

    得了势的日本变本加厉，抓住鱼儿急于上钩的心理，对上述行文也不接受，坚持在和约中取消有关赔偿问题的条款，否则采取拖延的方法，拒不谈判。黄世仁千真万确怕起杨白劳来，蒋介石身心憔悴，台湾当局于4月12日答应了日本的要求。28日下午3时双方在和约上签字，此时距1日金山和约生效仅仅还剩7个小时。

    最后，在双方签定的议定书第一条乙项原文为：为对日本人民表示宽大与友好之意起见，中华民国自动放弃根据旧金山和约第十四条甲项第一款日本国所应供应之服务之利益。

    另一处相关内容是在和约正文附录的记录中，原文是：日本国全权代表：“本人了解：中华民国既已如本约议定书第一项乙款所述自动放弃服务补偿…一是否如此？”

    中华民国全权代表：然，即系如此。”蒋日和约的缔结，引起了新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1952年5月5日，即和约签字一周后，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严正声明：“对于美国所宣布生效的非法的单独对日和约，是绝对不能承认的；对于公开侮辱并敌视中国人民的吉田蒋介石和约，是坚决反对的。”

    并且指责蒋介石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允诺是“慷他人之慨”，中国政府和人民绝对不予承认。日本人真是美国人的影子。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7月，田中角荣内阁登场的当天便表示了要与中国恢复邦交的愿望。

    当时日本政府要想恢复中日邦交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对待中国一再坚持的中日复交三原则（三原则的主要内容是：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另一个就是有关日本战争赔偿问题。关于后者，中国政府在不承认日台条约时已强调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者杀害了上千万中国人，使中国蒙受数百亿美元的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的损失。中国拥有要求赔偿这些损失的权利。”这便意味着中国要求日本赔偿的数额可能将会相当大。田中指望中国高抬贵手，并表示如果中方索赔数目适当，日本将考虑对华赔偿问题。为了打探中国的态度，预先就双方可能的争执达成谅解，需要一个从中穿针引线的人。当时正在访华的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人义胜充当了这个重要的角色。

    1975年，竹人叉胜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他在1972年7月25日与中国方面会晤的细节：“我把我们的意见全说了，共有十几条，并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赞成这些意见，事情就好办了……周总理最后问我，假如我们接受你们的建议，日本政府会采取行动吗？于是，我就从北京打电话给田中先生，请他作出决断。田中回答‘行’，很十脆。最后一次拜会周恩来总理的时候，周总理拿出一份打印文件，并对我说‘这基本上是我们关于日中联合声明的原始方案。’我很吃惊，内容和后来的日中联合声明差不太多。”

    竹人义胜原以为在日本战争赔偿问题上肯定会有一番讨价还价，但在中方草案的第七条里这样写着：“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对日本国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

    1972年9月29日上午10时20分，中日两国代表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声明第七条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与竹人义胜看过的草案比较，正文只有个别改动，即将第七条里的“权利”二字换上了“要求”。至此，中日两国间悬而未决长达27年之久的赔偿问题画上了句号。

    战后，亚洲其他受害国家都得到了战争赔偿，其中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所得赔款分别为2亿美元、5.5亿美元和2.23亿美元，甚至连当时尚未统一的越南南方吴庭艳政权也获得了赔款3900万美元。1972年9月，周恩来和来华访问的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会谈1972年9月，周恩来总理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共同签署中日联合公报美国、苏联更是大赢家，日本投降后，苏联除将列岛上大量的各种物资与设备运回本国，又占领了日本北方的色丹、国后、择捉、齿舞群岛四岛。美国则是军队开进列岛，在日本各地建立了军事基地，从政治、军事上控制了日本，许多年里成了日本事实上唯命是从的主子。

    中国也不是没拿到一个子儿。1948年及次年，中国赔偿委员会派船只到横须贺港接收日本的赔偿物资，共22次，运回赔偿物资15000余箱，全部价值仅为2250万美元。每条船的货值不过100万美元左右，虽然运走的不会是盟军大轰炸过后的一片废铜烂铁，但其价值也不会高出废铜烂铁很多。

    暗暗的期许（一）

    巾国也称为战胜国，却未要日本付出什么伤筋动骨的代价。

    尽管内心里在赔偿问题上有几分无奈，总体上表现的还是一种以德报怨的风范。

    这是因为文化血脉里与过去的日本有一种扯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还是因为对未来的日本始终存有某种暗暗的期许？

    晴暗的期许肯定是有的。

    1949年1月，把包袱甩给副总统李宗仁后，内外交困的蒋介石决定下野。他带着儿子及少数随从离开南京，回到了奉化老家。他心里明白，眼看共产党军队就要打过长汀，自己在奉化老家也待不了多久，他必须考虑自己最终的落脚问题。

    一个选择是去美国。夫人宋美龄在美国留学、生活多年，一口标准的英语；孔祥熙、宋子文也在那里置了大量产业，去美国居住比较方便。但想到美政界要人大多不喜欢他，作为流亡者去美国恐遭奚落，于是放弃了去美国的念头。

    经过反复考虑，蒋介石决定去日本。他早年在日本待过，懂日语，对日本的社会和风土人情比较了解，生活也很习惯，再加上战后，他顶着压力释放了包括冈村宁次在内的一大批战犯，日本人对他很感激，他自信流亡日本，日本人会欢迎。此外，台湾离日本较近，一旦台湾也危如悬卵，跑起来很方便。

    同年4月初，蒋介石发电给国民党政府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要其尽快回国，有要事相商，而且回国后不要在南京停留，径直前往奉化溪口。

    4月16日上午，蒋介石在溪口接见了朱世明。以往蒋介石接见部属，陈布雷、陶希圣等少数身边要员均参与。此次例外了，他不要任何人在场。

    蒋介石先向朱世明问了一下日本的情况，然后对朱说：“我这次叫你回来，主要有两件事，一是招聘日本军事教官，二是代我在日本找一处住宅。这半年来，我们在东北、华北、徐蚌（淮海）战役中遭受了大挫折，共产党进军江南已不可避免。我们在江南、西南虽然还有半壁江山，与共军的斗争仍很艰难。根据目前形势，我们在军事上要迅速扭转不利局面，不大可能。通过这两三年的作战，我感到我们之所以连连失利，主因是国军战斗力不强，战斗一打响就纷纷溃逃、投降，没有杀身成仁的精神。这说明，我们国军以往的思想教育、军事训练很不到位，或者说是走了过场。我们要扭转败局，战胜共军，没有一支训练有素、战斗力很强的军队是不行的。我们军队差的就是日本军人的‘武士道’精神。你返回日本后，将我们过去释放的日本高级军官，一一造册登记，然后登门拜访，并向他们表示，我国政府将聘用他们为军事教官，用日军的训练方法帮助我们训练反共军队。冈村宁次回去只有几个月，估计他会接受我们聘请的。”

    蒋介石还特别嘱咐朱世明，最好让冈村宁次推荐人选。

    接着，蒋介石对朱世明说：“要你代我找住房的问题是因为我考虑国内局势越来越坏，李德邻（李宗仁）他们正在与中共和谈，如果和谈成功，等于投降，我就不好住在国内了。桂系四处造谣说我十预政务，又屡逼我JL洋，故我想在日本买一处房子。如果局势进一步恶化，我想到日本住一段时间。如果我将来在国内实在无法立足，十脆就长住日本了。”

    蒋介石又说：“房子的地点最好是东京市郊，既不要太热闹，也不能太偏僻，但周围的环境、风景要好，还要比较安全，大小以能住20人为宜。”

    朱世明告诉蒋介石，战后日本经济萧条，东京市郊的房子很便宜，比较好找，他将尽力去办好这件事。

    谈完之后，蒋介石又嘱咐朱世明：“你先多选择几处，然后再电告我，我作了决定再告诉你买哪一处。”

    临别，蒋介石还特别嘱咐朱世明：“这两件事要高度保密，任何人都不能透露，更不能让李德邻、白崇禧他们知道。”

    朱世明返回日本后，先在东京找到了冈村宁次，谈好了聘请日本战犯担任国民党军队军事教官的事情。随后，他派驻日参事宋越伦等几名助手，分头到东京市郊找房。经过数路人马几天的寻访，终于在箱根为蒋介石找到了一处豪宅。此处豪宅有大小房屋20余间，是皇室一位亲王的故邸，环境优美，配套齐全，有会客室、花同、荷花池、健身房，价格约15000美元。

    朱世明感到这处房子很不错，当即发电告知了蒋介石，蒋介石回电表示同意购买。朱世明马上派人向房东交了预订金。

    不料，此事走漏了消息，日本《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几家大报，纷纷做了报道。蒋介石得知此事曝光，十分恼火。在他逃到台湾后，国民党驻日军事代表团又发生“挂旗事件”（即改挂五星红旗），蒋介石对朱世明更加痛恨。他以任“国防部副部长”为饵，电召朱回台。感到凶多吉少的朱世明，深知是饵，立即辞去“团长”职务，跑到日本叶山隐居起来。不久，台湾方面派特务暗中追到叶山，将朱害死。死后好几天，尸体才被人发现。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诲峡，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国民党政权得以在台湾惊魂甫定，蒋介石无需去日本了。他在箱根预定的豪宅被转卖给日本一新贵。

    蒋介石曾打算逃亡日本的这一内幕，只有蒋本人与极少数心腹知道。2003年9月，此事过去54年之后，才由其当年的秘书之一周宏涛在台湾说出来。

    如此看来，嘴里总说国军要好好学习武士道精神的蒋介石，这武士道对他来说却是嘴里临睡前可以拆下来的一副假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尚在押的日本战犯1000余名，绝大部分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暗暗的期许（二）

    周恩来总理对东北人民政府的公安部门指示说：“对外要严加警戒，确保战犯们的安全。不能出现一个逃走者，一个死亡者。对内要宽松，不殴打，不侮辱人格。要尊重他们的民族风俗和习惯，从思想上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

    根据这个指示，管理所为战犯做大米饭，按照将官、佐官、尉官以下分为三级制作各种副食。而看守们，无论十部还是士兵，经常吃的是高梁米饭和白菜汤。他们中的许多人当初都吃过日军的苦头，有的亲属被日军残杀。通过所长、副所长不断进行的思想教育，看守、医师、护士、炊事员等工作人员终于接受这些战犯，并为贯彻周总理的指示而竭尽全力。

    对于有重大战争犯罪行为的佐官以上的70名战犯，东北公安部门和抚顺战犯管理所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处以极刑的要求。1955年末，他们去北京汇报时，在中南海听取了周恩来总理的如下指示：“关于日本战犯的处理，不要有一个死刑，不要有一个无期徒刑，有期徒刑者也要尽可能减少。起诉书一定要清楚地写明基本罪行。罪行不确实不能起诉。普通的犯罪者不予起诉。这是中央的决定。”

    回到抚顺后，在内部传达了这个指示。但许多了解战犯罪状的十部想不通，为此领导们再次进京，反映十部们的情绪。据说这时周恩来回答说：“不是部下不能接受，是你们不接受吧。如果你们想通了，部下自然就会接受。关于对日本战犯的宽大处理．20年后你们也许会理解中央决定的正确。”

    在公开判决之前，中国政府制定了让战犯们参观新中国社会的计划。全体战犯分为三批，第一批从1956年2月末开始，去近处的抚顺煤矿和鞍山钢铁厂；第二批从4月中旬开始，去沈阳、长春、哈尔滨；第三批则到了天津、北京、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地，历时一个月。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为战犯复归社会而进行的修学旅行。1956年6月，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上做出了对日本战犯“宽大处理”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的特别法庭从6月到8月开庭。1017名被免予起诉，释放回国，其中有前文提到的土屋芳雄、岛村三郎、富永正三等人。45名被判有罪，刑期为8至20年徒刑，刑期从成为俘虏或是战犯之日起开始计算，到了1964年4月9日，日本战犯全部释放并回国完毕。

    一个名叫岩川隆的日本人，把被各国政府以“反人道罪”追究的日本B、C级战犯（残酷行为的命令者、实行者）的情况制成了一张表——

    似乎总着眼于“未来”的中日友好，在“未来“的日子里，日本给了中国以怎样的回报呢？

    面对一个经济实力和自己相差甚远的国家，经济援助成为日本改善和中国关系的一件利器。而恰在此时，一向闭关锁国、奉行自力更生方针的中国领导人也开始改变过去那种“围不欠债”的观念，开始寻求外部力量帮助中国发展经济。

    大平正芳在1979年的中国之行中，正式提…向中国提供ODA（即政府开发援助）。1980年4月，双方首次签署了日本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的协议，还款期限是80年。

    暗暗的期许（三）

    日本大使馆公布的对华ODA部分数据显示，至2003年，已经24年的经济援助，总计达30000亿左有的日元贷款，中国接受国际援助的半数以上来自日本。日本对华ODA分为三方面内容，日元贷款是最主要的一项，它属有偿资金援助，资金规模大，需要偿还，但贷款条件比较优厚：利率低，还贷期长。此外还包括无偿援助和对华技术合作，前者到2001年末，累计约53.6亿人民币；后者截至2000年末，达64.8亿人民币，援助项目涉及教育、医疗、农业、环保等领域。1994-1998这5年，日元贷款与中国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之比分别为27.25%、25.67%、24.97%、24.02%、14.16%。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许多基础设施都由日本援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等的建设资金均来自日元贷款。中国铁路电气化总长的38%、港湾建设的15%，也是依靠日元借款实现的。仅是在一条长江上，就有五座大桥出白日本的经济援助。

    随着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日本民间的各行各业亦去中国投资，以沿海城市为中心，建立了大量合资企业，主要从事加工贸易。现在中国已经有了两万多家日本公司，它们提供众多的就业机会，产品远销世畀各地，为中国赢得不少的外汇储备。同时在引进先进技术上，其规模远远超过日本政府的技术援助。

    长期以来，中国国内不少人认为，日本对华援助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战争赔偿。其意蕴为赎罪，中国不必感恩戴德。但在有关ODA的文件里，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这种说法。

    在日本国内，许多人将此举视为日本的乐善好施，如同1000年前强劲的唐文化提携了赢弱的日本文化，其意蕴为扶危帮闲。有了道德上的几分优越感，便总想着中国人该有几分感激的表示。

    据说，在北京首都机场新航站楼落成的时候，日本方面曾要求在站楼外树一块“日本援建”字样的牌子，但被中国方面所拒绝。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冯昭奎回忆说：“当时有日本朋友到首都机场后说，这比东京的成田机场还漂亮，他们非常高兴，觉得很自豪。但是我们的报纸报道时，连300亿日元的贷款都没有提。”于是，日本人往往感到委屈，ODA数额这么大的援建，在中国根本就没有多少人知道。直到2000年朱镕基总理访日，中国政府才第一次公开对日本的援助表示感谢。

    其实，日本的ODA从来不是免费的午餐，而是日本与接受国出于互利互惠的产物。对中国的好处毋庸置疑，对日本而言，凡是在那些对日本ODA运用得比较成功的国家，日本也扩大了自身在这些国家的经济利益。

    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是，作为资源匮乏的国家，能源多样化是日本一直奉行的政策，而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能源消耗很低，日本希望通过对中国的援助，获取自己所需要的能源。在第一次ODA援助中的大同至秦皇岛电气化铁路和秦皇岛港口建设项目，就是为了方便向日本运送大同的煤炭。很少有地方烧煤的列岛，却大量不断地向中国采购煤炭，秦皇岛港口建成后，均由此出船，在本国的下关卸船，然后统统用水泥封起来，封成一个个石方，再沉人内海的海底。据说现在已经沉下去的面积，相当于半个太原。这些煤炭是准备将来一旦世界发生能源危机或爆发战争用的。

    日本工业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调整升级，与欧美一样，日本已经放弃或局部放弃低端产品。而中国拥有数亿的廉价劳动力，至少在未来的20午里都拥有劳动成本的优势，因此日本在必须进口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也必须要在中国投资，转移低端产品和某些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特别是在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不景气时期，倘若不这样做，那就意味着进一步削弱日本经济的竞争力，并增加日本国民生活成本。除非未来的日子里中日之间发生重大贸易、政治和军事对抗，这种经贸格局不会改变。

    诚然，日本也可以选择进口印度、南美等国家的低廉产品，并在这些国家加大投资力度，但这样做日本必须以丧失中国市场为代价，时下的中国市场显然比印度与南美更有诱惑力。倘若印度与南美比起中国市场更有优势，那么，即使中国做了天女散花般的友好姿态，日本也不会义无返顾地回头。在技术输出方面，日本也不比欧洲国家大方，比如汽车产业，在过去的30年里，日本只肯对中国出口散件，不肯在中国组装整车。只有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大发”在中国生产了微型面包，而“丰田”、“日产”、“本田”等汽车巨头，都是在欧美汽车巨头早就进军中国以后，才急匆匆过海移师，在此之前，德国“大众”在上海仅普通桑塔纳就下线了200万辆……日本上智大学教授村升吉敬曾对日本在各发展中国家进行的经援项目做过调查。他指出：“日本的经援，大部分都附带着有利于日本企业的条件。与其说它是一个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外交援助政策，倒不如说它是日本企业，尤其是建筑业、重工业对外伸张的向导。”

    手伸得好，彼此互赢的例子有许多，但手伸到中国人的钱包里，再也不愿抽出来，几近于抢，最后分道扬镳的事情也并不罕见。

    我就听到过这样一个例子：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期待引进日本的通信设备来改变国内通信落后的局面。富士通公司却不希望一步到位，先将1日的卖给你，旧的钱先赚到手，再卖新的给你，他们在技术上总能领先中国一代。80年代初，他们只给中国提供纵横制交换设备，而对中方想要的程控数字交换机漫天要价，且不提供技术转让。

    中方无奈之下引进了前者，因为技术相对落后，难以适应巨大的扩容，故障时有发生。最严重的一次，造成京沪之间通信中断24小时，这一事件之后，德国西门子和美国贝尔迅速提出向中国提供程控交换设备，并且附带技术转让条件。富士通公司起初当秋风过耳，不相信中国有决心更换，因为日本的标准和欧洲不兼容。日本标准的传输接口是工1，速率1.544出。而欧美标准是E1，速率2.048出，两者根本无法对接，除非是整体淘汰。偏偏中方为了吐出长长一口鸟气，宁可壮士断臂，如今中国的邮电通信网络里面再也没有日本设备了。

    日本对华ODA，除了着重于对白身经济利益的考量外，政治上的冷战思维亦是一个不可忽略的背景。在前苏联及东欧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倾塌之前，尤其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中美日三国之间实质上是一个准同盟关系。

    虽然意识形态大相迥异，孙子兵法却在肚子里滚瓜烂熟——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搁一个“敌人”在中间，这种朋友可能更靠得住。想想从田中角荣访华，直到《望乡》、《追捕》……在中国很是火了一把的年代，不正是中日友好的晴空万里的岁月？

    纠葛从来存在（一）

    其实，巾日关系里，何曾有过晴空万里的日子，倘若有过，那只是人们没有看到——在两国经济、文化上越来越频繁交往的同时，两个民族心理与情感深层次之间的纠葛从来存在。不过，它们犹如深海水雷，你不触动，它们只是一方方黑黢黢的礁石。

    战后60年来，在一些涉及到“二战”的基本认识上，在日本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参加过“二战”的老兵们，极少数天良复苏，深刻反省战争行为，致力于巾日友好，为自己和国家赎罪，但他们的声音被淹没在“无罚化”的喧嚣里，他们的遭际也不啻于巾国人眼里的“汉奸”。大多数老兵对“自己进行的战争”毫无反省，他们不仅是否认侵略，还坚持这场战争是将黄种人从欧美殖民主义者手里解放出来的“圣战”。他们成立了很多类似于“宪友会”这样的民间性组织，它们大规模打压土屋芳雄、东史郎这样的“异己”，为战争罪犯涂脂抹粉，对于军国主义思潮至今得以在列岛不死起了重要作用。

    老兵们如此“壮心不已”，在一些所谓有纪念性的日子里，还能全身披挂，再度戎装，精气神十足地去靖国神社门口耀武扬威，吹吹打打，这得益于他们衣食无忧。日本政府对老兵们发放”恩给”，此种“恩给”比日本国民年金要优厚许多，他们的待遇相当于巾国参加过革命的离休老干部。在一般的日本巾学，历史课主要是讲解古代史。讲到现代史，特别是日本在“二战”巾的侵略行径少之又少，近年来有讲到的，也多经篡改。这类课程还常常因为不考试而被学生忽略。

    在现代日本人巾，日本的“加害者”意识远不如“受害者”意识那么强烈。每年8月15日是日本投降的日子，日本叫做终战日，这一天，列岛上下都有很多有组织或者自发的纪念活动，悼念在战争巾死去的人们。同样，日本媒体反复诉说的往往都是日本受害的方面，如原子弹爆炸，东京空袭，冲绳战等等。对于日本曾给中国及亚洲各国所带来的深重灾难总是轻描淡写，或是一笔带过。

    爱知县蒲郡市，在它的西边有一座临海的小山叫三根山。取名三根山，是因为它横跨宝饭郡、额田郡和幡豆郡三个郡。在三根山山顶处，有座墓叫“殉国七士墓”。

    所谓“殉国七士”，是指日本战败后被处决的A级战犯东条英机原陆军大将等7人。坟墓规模相当大，大坟堆的周围是石头砌的坚固而宽敞的底座，墓前立着一块花岗岩石碑，上面介绍了修建此墓的由来。大致意思是：东条英机原陆军大将等7人，在“太平洋战争”战败后，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中以“破坏和平罪”被判处极刑。这是按照胜利者的逻辑判决的，是不公正的。他们7位的辞世，却奠定了国家的和平基础。作为后人绝不能忘记，今天的和平是建立在他们7位的牺牲之上。

    这座“殉国七士墓”是东京审判时的律师三文字正平等人于1960年修建的。该墓没有建在列岛的中央地区，只是建在中部地区一个偏僻乡下小镇边，从这一点来看，当年仿佛有几分偷偷摸摸，但此后，随着一座座新石碑的耸立，这里越来越公开化、规模化了——

    一座碑上，刻着日、德、意三国结盟时期的日本驻德大使、在东京法庭被判处无朝徒刑的A级战犯大岛浩悼念和歌颂被处决的以上7人的汉诗。一座大石碑上，刻着演员鹤田浩二、横纲北湖、歌手艾·乔治等演艺界名人到此凭吊的联合签名。附近，还有刻着“陆军×××部队”、“海军×××部队”之类的石碑，它们好像一群高高矮矮的卫兵，在永远的海风里，永远地守护着中央的“殉国七士墓”。

    1984年，在墓地的人口处，又树起了一个高4.7米、宽1.7米的巨型花岗石门柱，上书“殉国七士墓”5个大字，挥毫者是岸信介。

    1955年，日本厚生省开始制作战殁者名单，战犯因被视为不是日本国内的犯罪者，“恩给”、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均未剥夺，战殁者（烈士）也没有将A、B、C级战犯排除出去，一些被释放的战犯又重新回到政府担任要职。岸信介便是A级战犯，50年代里还当了日本首相。还有一个叫贺屋兴宣的A级战犯，后来做了法务大臣，另一个A级战犯重光葵则当上副总理、外务大臣。

    这些事若发生在德国，当然匪夷所思；出现在日本，只要看看眼前的此墓是如何扩展为一个已名噪列岛的陵同，便会觉得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了。

    1959年，B、C级战犯的牌位进了靖国神社。

    1978年，A级战犯的牌位进入靖国神社。

    现在靖国神社里供奉着A级战犯14名，B、C级战犯1000余名。

    靖国神社里安放的全部是有名有姓的殉难者，还有许多无名氏，或无人认领者，则被安放在千鸟渊战殁者墓苑，约有35万人。

    很多中国人有一种误解，以为日本首相是从中曾根康弘开始才重新参拜靖国神社，其实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并不是始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从1945年“二战”结束至今，历来都有日本首相参拜。粗粗算了一下，在战后至今的日本27位首相里，去参拜过的有14人——东久稔彦（1945年1次）币原喜重郎（1945年2次）吉田茂（1951-1954年5次）岸信介（1957-1958年2次）池田勇人（1960-1963年5次）佐藤荣作（1965-1972年11次）田中角荣（1972-1974年5次）三木武夫（1975-1976年5次）福田赳夫（1977-1978年4次）大平正芳（1979-1980年5次）铃木善幸（1980-1982年9次）中曾根康弘（1983-1985年10次）桥本龙太郎（1996年1次）小泉纯一郎（2001年至今4次）

    纠葛从来存在（二）

    中曾根是战后第一个以首相身份进行公式参拜的首相，所谓公式参拜，就是所花费用全部由国家报销，用的是国民的税钱。这以前的靖国神社早的表演历任首相均以私人身份参拜。公式参拜的，除了中曾根，还有就是当今的小泉纯一郎。

    即使是在知识界，认识模糊者也大有人在。

    《中国经济时报》2004年6月3日发表该报记者采访北京大学教授严绍汤的文章。

    文章里，严教授回忆说，1985年日本电视台播出当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判决，一位日本青年学者看过之后对他说：“太残酷了！”

    严教授说：“他们都是战犯，他们杀了许多人。”对方说：“那是战争，没有办法！”

    严教授问：“为什么会有战争呢？是谁发动的战争呢？”

    对方说：“战争已经结束了，为什么还要杀人呢？而且他们都是我们日本人哪！”

    10年之后的1995年，严教授又到日本。另一位日本青年学者对他说：“把大东亚战争说成是侵略战争是不对的，我们是与英美帝国主义决战，但是日本领土太小了，不得已借用中国的土地，动用中国的物资，这是给中国带来了麻烦。”

    有一种看法认为，比起日本从美国和苏联方面得到的惨痛的教训，中国让日本有什么痛感呢？日本在战后对侵略历史与罪行不能做出深刻反省，其中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就是中国的“放虎归山”。

    一颗颗“深海水雷”就这样在大和民族的胸臆间飘荡。

    在中日恢复邦交后的大约10年间，因为大敌当前，可能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中国没有将历史认识问题作为两国关系中特别重要的问题对待。中日两国，无论是在官方，还是民间，大体上都保持了友好的气氛，海面上水族翩翩，海鸥悠然，风平浪静。

    但即使这时，日本人对这“友好”也犯着嘀咕——耐人寻味的是，在报刊与电视等媒体里，日本与美、英、法、德等西方国家的来往交流，从来都是用“亲善”这个词，极少看见用“友好”的。莫非“友好”，仅仅只是日中关系的专门用词？莫非听起来恬淡如菊的“亲善”才靠得住，而看起来热乎劲儿如啤酒泡一样往外冒的“友好”，却有些靠不住？

    世界格局的冷战状态终成历史，冷战思维不死，也是美人迟暮。

    战败几十年过去，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总量的日本，决意要成为世界性的政治、军事大国。日本强悍了，过去不动声色处理的事，现在高调处理。过去暖昧中做的一些事，如今做得明确起来。但这并非石破天悚，只是一种策略上的变化，为着在世界政治奥斯卡的灿烂星光下，有一个与大国风范相得益彰的道德形象，它必须在踏上红地毯前赶快从道义上洗刷自己。

    坚持改革开放路线不动摇、始终以发展为硬道理的中国，也崛起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多极化政治中重要的一极，中国格外注意起不是一极却亦步亦趋另一极的日本的动向。

    中国的强大，也使得“文革”后肚皮朝天、几乎要被晒成咸鱼干的民族主义思潮，泼刺刺地溅起了不大也不小的水花，一向在涉及国家大事上言辞拘谨、谦谦君子的民间社会，却在对日关系话题上发生了大面积的井喷！

    “深海水雷”一个个被触动了——修改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参拜靖国神社，钓鱼岛事件，中国劳工与慰安妇赔偿问题，“日美安保条约”，东海油田勘探事件，将台湾划人“安保”范围……

    一串串几乎接踵而来的爆炸，让许多善良的中国人猝不及防、气涌如山，有了当年毛主席老人家被林彪欺骗了的感觉。

    许多普通的日本国民心里也不是滋味，他们对中国方面不断提出日本必须进行反省、谢罪的要求感到茫然，或者厌烦，甚至抵触：“二战”后，若20年算一代人的话，三代人都过去了，日本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才能让中国满意呢？

    民间有舆论认为：美国在经历“9.11事件”之前，所蒙受到的最大屈辱是日本给的。无论是在珍珠港，还是在新加坡、菲律宾战场，美国都付出了极其惨重的牺牲。但美国从未像中国这样喋喋不休地要求日本反省、谢罪，日美关系因此也从未像日中关系这般激波大澜，倏冷倏热……

    日本还有学者说：若要翻陈年旧账，近代以来中国人的“东亚病夫”的帽子是英国人给戴的，鸦片战争后英国从中国掠走的财富也是惊人的，仅从上海每年流失的白银就以10亿两计。当今的中国为什么不找英国平反昭雪，落实政策，独独找上日本不依不饶？难道日本好心好意给了中国二十几年的ODA，日本的麻烦却没完没了？

    对ODA在中国，不少日本国民也有看法，尤其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出现不景氕之后——

    纠葛从来存在（三）

    明海大学经济学部教授山下东子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时提到，在日本国内的确有一些人呼吁削减对华援助金额，这些人的理由就是中国已经变得很强盛，中国接受日本提供的援助，却在载人飞船等高科技领域超过了日本；不仅如此，中国在接受日本援助的同时还对老挝、柬埔寨等国家解囊相助，这让部分日本民众感觉“不太好”。

    近几年来，中国的“神一”、“神二”、“神三”、“神四”、“神五”无不飞行成功，让中国人大快朵颐，却让一些日本人嘴里口因进了青涩的葡萄。也是在这几年，日本的火箭飞船不是点不着火，就是摔去了瑞典的田野里。中国人可以骄傲的是，我们的科学家早在1975年就掌握了卫星回收技术。

    事实上，日本人的复杂感情，并非是“神五”成功发射之后才突然出现的。

    随着近几年“中国强盛论”与“中国援他论”在日本市场的扩大，削减对华援助的呼声从未停止过。对华的ODA是否应该进行下去，经常成为日本国会辩论的内容，并经电视向全国直播。有一次，小泉首相接受质询，有议员提出中国人不懂得感激日本的帮助，并且将大量的金钱用于军事用途，日本为什么还要继续给中国以援助？当时小泉表示，中日关系实在太重要了，日本还需要继续向中国提供援助。

    在朝野强大的压力下，现在小泉内阁显然改变了看法，不久前宣布，对华ODA将会在近几年内逐步取消。

    根据日本首相府每年进行的民意调查，在1989年以前，像“对中国是否还有亲近感”、“中日两国是否友好”之类的询问，持肯定回答的人占半数以上。但是到1997年和1998年，调查中持否定回答的人占半数。2000年，日本工BS电台进行的有关与中国关系的民意调查认为：“日本人对中国抱有好感”的占34%，而认为“中国人对日本抱有好感”的仅占20%。

    这几年更是每况愈下，据最近的民意调查，日本的大学生大部分认为中国是日本的最大威胁，且极力向西方和亚洲散布“中国威胁论”的，也常常是本国罕费开支为世界第二的日本人。而在中国方面，去年《中国青年报》的一次调查表明，99.4%的中国青年认为必须牢记日本的罪恶史，800-/0以上的人认为日本正走向军事化的危险道路，已对亚洲以及世界和平构成威胁。在对日本民族的性格的评估中，半数以上的人选择了“残忍”作为主要特征。

    今天年轻的中国人似乎比他们的长辈更加仇恨日本，他们的理由是——敌视正崛起的中国的，并不只是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和右翼势力，而是整个日本民族。今天中日两国问的交往，包括民问来往，其广度与深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结果却像是两国人民之问的敌意，反随着来往的增多而深化。是真的因一个个“深海水雷”爆炸所致？

    是定数到了，千里搭长篷，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还是“友好”本身就是一个虚幻如云雾的词儿，看起来浪漫诗意，可以遮盖峻峭的山峰，但作为地球“最勇敢最孤独的犄角”（毕淑敏语），山峰却是千万年来真实的存在……

    如同从来没有亲密无间的关系，只有亲密有间的关系，也从来没有牢不可破的友好，只有牢却可破的友好。

    犹如在多数男人的爱情排行榜上，总是“他”第一，不会是“她”第一，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友好天平上，总是利益第一，不会是情感第一。

    太相信友好，便等于相信赵本山大叔的绝顶功夫——满嘴的忽悠。

    沉湎于友好，便几近现在的女人们沉湎于男人们的钢嘴铁牙、海誓山盟，其结果十有八九，爱情成了海市蜃楼，自己打开了一部惊心动魄的历险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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