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中国，在最能倾泄社会心理的互联网上，反日仇日似乎成了一种时尚，而且还仿佛成为一种“政治正确”的立场，一个人是否反日仇日，大抵上等同于他是否爱国。
反日仇日的嗓门越高，调子越是激烈，那爱国的成色也越纯正，金光闪闪，如99.9999足金。
如同“有困难，找警察”，要爱国，上网去——可能已成了许多“爱国”青年的行为方式。
前几年，标语口号式的言论居多，像是忙里偷闲，放一枪就跑的游击队，腾挪盘旋于红尘滚滚的社会，谁没有很多事要干？一些“愤青”们激烈地高喊“抵制日货”、“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过日本湾，制造东京大屠杀！”……较有节制的帖子，也对日本人投之以刻骨的鄙视，例如“看日本人选美，还不如回家躺在床上看动物世界有意义”
在若干个黄色网站，网民们发上最多的帖画又骂得最厉害的，就是一个个裸体的日本女人，正如唐德刚先生早年的小说《战争与爱情》中写到的一个细节：能操日本女人就是抗战，就是救国，就是复仇雪耻！冈为还只是“意淫”，就算是“备战”了。
近大半年来，雄论宏辞多了，像是深感“敌情”严峻，为此多少付出了一些心血。
不妨摘抄三则，以供备考——
从我开始做起！从我家开始做起！！从我的同学朋友开始做起…从我身边的各个组织开始做起…！让我们行动起来——抵制日贷！
…一与狼为邻，就不要以血饲狼！
古有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近有清华校友朱自清饿死不吃美国粮！
我们此次组织的募捐活动，所募资金将全部用于印制更多的抵制日货宣传工恤和宣传材料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放，以号召更多的人加入到抵制日货的潮流中来。同胞们，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巨浪！巨浪！不断地增涨，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在这份宣传单上所开列的须抵制的日货，从数码相机和数码摄像机、汽车产品，到家用电器及办公器材类、电脑及通讯产品，从化妆品及日常洗化类到烟酒、食品等，乃至富士胶卷、精工眼镜、太田胃药、野尻眼镜……日本的出口知名产品均被一网打尽。
再有一份帖子，将国人购买日货的严重后果，由数字表达了出来。它是如何推算出来的不得而知，但有数字比没有数字总昆得科学。遗憾的是只是表达了一半，又回到中国人习惯了的大而化之中——
与怀疑论者批判“黄河文明”不同，当今的民族主义坚持维护自己的传统和文化的特殊价值，而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政治文化是中国最深厚和独特的传统，在一些民族主义者眼里，民主政治和专制政治各有短长，民主和专制都是实现“富国强兵”的手段，他们甚至认为中国更适合威权政体，在威权政体下同样可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现代化。与怀疑论者羡慕“蓝色文明”也不同，当今的民族主义总是以反对美国和西方“霸权”，以对抗西方的姿态出现。《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中国人惹谁了》等这些上世纪90年代民族主义的“经典”着作，无一不是以反西方主义为诉求的。在一些民族主义者眼里，以美国为首、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处处在阴谋削弱和灭亡中国，他们主张中国实施富国强兵政策与西方抗衡，并不同程度地相信，中国可以在不借鉴西方的情况下走出一条自己独特的“富国强兵”的现代化之路。
不怕顶着“汉奸”、“卖国贼”的飞来棍棒说话的，也没有绝迹。
一匿名网友的帖子，如是说：我们的历史观，或说一般教科书中的历史观，习惯于把中国的历史划分为“1840年前”和“1840年启”两个时期。在“1840年前”，中国被描绘为-直全面领先于世界，科技文化发达，经济繁荣的辉煌史；而“1840年后”则是充溢着血仇、屈辱、叛卖和烈士破碎的骨肉的仇恨史。这种历史观告诉我们，我们也曾阔绰过，也有阿Q祖上“秀才娘子的宁式床’’般可炫耀的家产，只是近百多年来，被外来的强盗和内部的坏人欺负才落后于世界。“我们也曾强大过”的意象，使我们常常过于自大，陶醉于祖宗的无限荣光，而“因被迫害而不再强大”的集体记忆，又使得我们时时自卑，不愿做真正触及痛处的自省，不去思考自己是否有先天不是或者后天不够勤奋，而将苦难归罪于“被迫害”。在“1840年前”与“1840年后”的史书上，所谓“爱国主义”的精髓其实是“恨”，即通过共同仇恨某些外在敌人，为现实的局面赋予“合法性”。被这种历史观浸染的国人，总要仇恨些什么，用代表正义、受难、复仇理想的“我们”和十恶不赦的“加害者”来建构想象中的历史。仇恨的对象过去是“美帝”或者“苏修”，日本则在近年来“脱颖而出”，被想象为一个极右的、变态的、处处挑衅的罪恶帝国。加上日本在历史上曾与中国有朝觐关系，就更被看做恩将仇报、犯上作乱的乱臣贼子，从而满足了我们建构仇恨世界观的一切条件。因此，从历史观角度来看，我们需要仇恨的对象，而被仇恨的重任，现在落在了日本头上。
要爱国，上网去（二）
在知识界，大抵亦有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意见认为，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如果完全没有制约，在任何领域、任何情况下都唯我独尊，那确实会有全民走火人魔的危险，但搞民族虚无主义的危险，与它相比却不会小，反而有过之而无不及。相反的意见则认为，民族主义无疑是近现代民族国家反抗外来侵略、压迫，团结本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思想旗帜。但是，一旦外来威胁消失，民族矛盾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民族主义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根据。如同可以在马背上打天下，却不能在马背上坐天下，一个国家在没有外来威胁、处于和平建设昀情况下，仍然抱着民族主义不放，民族主义就有可能产生负面的恶果。如果当今民族主义想在近年来颇为紧张的中日关系上最示一下民间的正义诉求和民族的尊严与情感，白当是一支真正爱国的建设性力量；如果它想跨越这个界限，进而成为指导中国内政外交政策的主流意识形态，那么，其最终结果就可能阻碍甚至断送中国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大业，民族主义就不是爱国主义，而是害国主义。
我注意到，对当今民族主义的观察，比较贴近当下生活的是王彬彬先生。他“从秉有民族主义情绪和精神的主体方面来区分”，将民族主义大概分为三类：“知识精英的民族主义、政治家的民族主义、群众性的民族主义。”
从最近几年间，互联网上闹得沸反盈天的日本人的“珠海买春”、西北大学日本留学生的所谓“辱华事件”在西北大学外语系的迎新晚会上，一名日籍男教师带领3名日本留学生在表演节目时，胸前佩戴红色胸罩，小腹部位系有倒扣的纸杯作生殖器状，并将藏于胸罩内的纸屑抛洒向观众席，并有下流的舞蹈表演动作，背上还贴有用日文写的“这就是中国人”的字样。在场中国师生对此十分不满，急剧扩大为校内带有打砸抢性质的学潮，并走上西安街头示威游行，最终惊动两国高层），还有网上众多让人感到像是“义和团运动”在复活的“民族英豪”的言论，都让他想到可以用“群众性民族主义”来概括。他指出：对“人”的尊严很淡漠，身边每日每时地发生着种种践踏“人”的尊严的现象，他们习焉不察；对有涉“民族尊严”之事则感觉异常敏锐，随时准备扞卫“民族尊严”——这是“群众性民族主义”的一个特征。再一个特征是，同样一种行为，假如是同胞所为，那就是正常的，不值一提，但若是外国人所为，那就十恶不赦。甚至可能是他们自己刚刚从“洗浴中心”或“洗头房”里提起裤子，便以“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神情，对外国人在中国的“买春”表现出满腔怒火。
而在一些国家的红灯区里，人们看得最多的是中国人的一片黑压压的脑袋。据说现在的荷兰红灯区，老鸨已经会说汉话了，不过只是～句：“中国客，您好！可以开发票！”年头长了，中国人互相见了再不会有忸怩遮掩之态，更多的倒是彼此会心地一笑，脸上一片释然……
关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这场争论，因为其内涵的丰富而又模糊，其外在强烈的“民意”色彩且紧扣中国的政治、外交，其标靶更有某些日本人伙同某些美国人一一制作、频频举起，屁然成了近年来最热门的一场争论。而且，大狗叫，小狗叫，饱狗叫，饿狗叫。怎么叫，怎么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怎么慷慨激昂，毛焦火辣，肯定都平安无事，这在中国也是极其少见的。我不想介入这场争论中去。一是学识有限，二是我总怀疑其中逡巡着某些利益集团的影子，而一有利益集团混迹其中，很多事情便说不清楚道不明白。根据自己肤浅的理性与一般的观察，我想说的只是两个问题：一、中日两国是否真的在走向战争前夜？二、在相当多的国人看似牢记民族耻辱、溢满浓重悲情的反日仇日情结中，那份悲情是否只是一种伪悲情？
政治家与政客（一）
在日本，虽然右翼势力总在坚壁清野，销赃灭迹，然后戴上洁白的手套，去靖国神社门口吹吹打打，但是反对战争，告诫战争会给世人造成深重灾难的教育和声音要比右翼强大得多，也深入人心得多。
战后广泛的和平主义运动席卷了列岛上下，尽管许多人私下里以“无罚化”的剃须刀，尽可能地削去良知上冒出的任何一点不安，此后再出得门去，有了一张“受害者”苦海无边的脸，但在向往和平上，他们坚决的面孔决不是赝品。
理性地对待过去，不要让战争悲剧重演的日本人占绝大多数，这是不容置疑的。
在冲绳有一个和平祈念公园，公园祭祀的不仅有在“二战”巾阵亡的日本人，还有美国人、巾国人和韩国人。在冲绳召开西方7国首脑会议时，克林顿曾在此发表了重要演讲。在广岛也有一个和平公园及和平纪念馆，四季常青的树木、喷泉与座椅、曲径间，有不少以和平为主题的大大小小的雕塑、小品。其巾，有以原巾共巾央总书记胡耀邦名义送的一件雕塑——一个侧头的长发少女，正凝望着肩头上伫立的一只鸽子……
即使是在靖圉神社，还有遍布列岛的祭祀阵亡者魂灵的52个护国神社里，我曾与几位阵亡者家属交谈，他们说这些阵亡者出征前相约在神社重逢，神社是后者在天之灵相会的地方。作为亲人追悼他们，是出于一种血缘的朴素情感，绝不是在怀念、更不是要企图复活军国主义。相反，在祭祀先人的同时，亲人们都在心里祈愿世界和平，日本永不再战……日本现在的年轻一代，也早不是战前那一大批出身贫寒、虾米紫泥般翻滚于经济危机的黑色浪涌中的少壮派军人。日本到处有樱花，也随处可见层林尽染的红叶。如果说少壮派军人看重的是因落花而起的知死之道，现在的年轻一代喜欢的则是“枫叶红于二月花”的生机勃勃之感。
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社会长期稳定，没有发生过大的动荡。许多年轻人从中学时想的是什么时候有第一次“性体验”，上了大学则琢磨怎么多打点工存点钱，假期去海外旅游。毕业了就想着进个固若金汤的大公司，把此生也“牢固”了。在日本好几个城市，我都看到有自卫队征募军官的广告，虽然从街头贴到巷角，从车站贴到加油站，观看者却始终寥若晨星。再看东京银座新宿那灯火如海的夜晚，天上人间，几乎应有尽有，一对对衣着光鲜的青年男女互相依偎，沉浸在舒适的现代化生活之中，早就斗志丧尽了。这代日本青年多数确实对历史无知，也不像时下的中国“愤青”们有着那么澎湃的爱国激情，若真要打起仗来，十有八九，他们决不会是中国“愤青”们的对手。现在日本青年的世界形象是：时尚，潮流，创意，有趣。而且，随着日本游戏软件、漫画的大量出口，《机器猫》、《樱桃小丸子》等日剧的热播，酒井法子术村拓哉、织田裕二这些名字迅速窜红为男男女女的偶像，“哈日”在许多国家已成为区别新一代与次新代、“小资”与“非小资”的标志。
再一个例子，是多年来闹得在中国很有影响的“修改教科书事件”。
日本的教科书制度与中国不同。日本的教科书不是由国家编辑统一内容、并由官方出版的，而是由各个私营出版社白行编辑出版，经文部科学省审查批准后，私立学校可以选择任意一种教科书，公立学校采用何种教科书则需地方教育委员会决定。2001年以来，出版、修订了所谓《新历史教科书》的是一个叫扶桑社的出版社，现在在全日本中学生当中，用其作为教材的，只有几十所学校，尚不到1%，远不是全日本的所有学生都在使用。
《新历史教科书》的“代表执笔者”，是宣扬“南京大屠杀是中国方面捏造出来”的右翼学者西尾千二，另有20多名右翼学者为之撰稿。论坛”上，两人提出了中日本一些民间团体在东京举行媒体见面会，抗议东京日韩三国学者共同编写一都教委决定采用美化侵略战争的历史教科书部统一的历史教材的建议，三国学者对这一建议热烈响应，会上即达成共同编写东亚三国近代历史的决议。
关于编写过程的艰辛，黑龙江社科院的王希亮先生对记者做过这样的描述——“从编写历史开始，我们就得三国来回跑。2002年，我在这上边花了8000块钱；去年花了一万，全都是白费的。其实三国的学者都没什么钱，我们是住最便宜的旅馆，吃最便宜的饭菜，十最难十的事。在日本开会，表义文曾自己掏腰包，当场交给饭店50万日元。“每天开会都是，早晨门一关，中午吃盒饭，不到晚上12点，绝对没机会睡觉。那叫累……去年我第一次到汉城，结果到了汉城，连旅馆的门都没J出去过。我对汉城的印象就是一间会议室，一圈人围着开会，争得面红耳赤的。别人看着，我也许就是花钱找罪受，但这个历史责任一定得完成。“日本有良心的历史学者，在做事的对候，右翼就虎视眈眈地盯着，你稍微有点漏洞，马上就是铺天盖地的指责。”（《南方周末》2004年9月23日）
类似这样白费、廉价而又劳碌的国际会议，日中韩学者举行了10次才完成定稿。2005年5月，《东亚历史共同读本》就要在中国、韩国、日本以各自文字面世。
政治家与政客（二）
无庸置疑的是，在对待历史问题上，日本民间总体上仍然是尾大不掉。大约只有两类人能反省，一类是如表义文、荒井信一和大江健三郎这样充满理性精神的学者和作家，另一类则是东史郎这样意识到是“自己出事的战争”并受良知驱使的人。但这两类人，对日本社会的主流思潮又恰恰是影响不大的人。
日本政府也从来没有一口咬断自己尾巴的勇气，但那条又粗又长的尾巴上，还是有些或深或浅的牙印。
战后，日本决心走和平主义的道路，在1947年的宪法里，告之以世界：一、不用军事行动和武力威胁来解决国际争端；二、只拥有最基本的自卫力量。这部宪法因此被称为和平宪法。目前，日本的国防经费虽说已居世界第二，但自卫队的兵员只有二十几万，保家卫国大抵还要靠美国人罩着。日本有“无核三原则”，就是不制造、不拥有和不让核武器入境。早在1974年，当时的首相羽田孜就告诉新闻媒体说：“日本当然有能力制造核武器，只不过现在日本还没有去将它们制造出来罢了。”到了今日，日本能够支持核武器发展和研究的科研部门所掌握的技术已十分先进，但这只老虎就是出不了笼子。
日本有禁止武器出口原则，不向任何国家出口武器。有资料最示，目前日本国内有能力进行军工生产的企业约2000家，如三菱重工、川崎重工、富士重工、三井造船及住友机械等着名企业，都拥有很强的尖端武器生产能力。但贸另大国的日本，几乎什么都出口过，就是没出口过一枪一弹。此外，还限制拥有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的武器，如航空母舰和远距离轰炸机等。一块锈迹斑斑的铁板上，开不出火红的鸡冠花。大和民族对于侵略历史还是有些反省的，不反省，就不会产生这些原则。虽然日本国内总有一些人一直想突破它们，可迄今为止它们仍在生效。
在道歉上，许多日本人认为日本政府早这样做了。其中主要的有——《中日联合声明》(1972年9月29日)：“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日建立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1998年11月26日)：日本“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对此表示深刻反省”。
1995年8月15日，村山富市首相发表谈话：“我国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为了避免未来再有错误，我谦虚地对待毫无疑问的这一历史事实，谨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
同日，村山首相书面答复《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写到：“在战后50周年之际，痛切反省由于我国的殖民统治和侵略对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害和痛苦，在此表示衷心的道歉。”
这是日本首相第一次就日本侵华明确表示道歉。
2001年10月8日，小泉纯一郎首相在参观位于卢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之后发表谈话称：“今天我有机会参观了这个纪念馆，再一次痛感到战争之悲惨。我对遭受侵略而牺牲的中国人民感到由衷的歉意和哀悼，怀着这种心情观看了这里的许多展品。”
日本已经道歉了，但是没有按中国人所希望的那样道歉，更没有提及“谢罪”。
中国人最想看到的是有一天，有哪位日本首相来中国，会像1970年12月7日德国总统勃兰特向波兰犹太人墓地献花，再扑通一声，跪在显漉漉的大理石石板上谢罪一样，跪拜在卢沟桥上或是由京大屠杀纪念馆前，以这超出礼仪之举感动亿万中国入，让目睹这一电视画面的各国政要和百姓也无不动容……
的确，“二战”后德国民族对纳粹罪恶的反省，对当时德国人全部沦为共犯结构的一环，以及当时德国人集体的灵魂堕落，都做了深刻的忏悔与反省，这方面的着作可谓车载斗量。科尔任总理期间，德270第十章无形战场国成立了“赎罪委员会”，彻底地解决了对战争中受害各国及人民赔偿的各种遗留问题。而且，在以色列建造“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时，德国出的钱最多，开馆后来旅游参观的也是德国人最多。
此外，人们还注意到，尽管德国已是欧洲第一强国，欧盟的经费它出得最多，但它行事低调，从不在欧盟强出头，在历年来富国免除穷国的债务，以及最近的南亚大海啸中，德国也都贡献最大。正是有着这种谦卑、和平、背负着原罪而独行的精神，当今的德国的确已成了一个全新的国家。
很多人都拿德国说日本的事，人们却忽略了几个事实：其一，德意志民族是一个理性的民族，其哲学思想深厚，善于思辨和反思，悠久的历史文化使其有足够的自信否定自己的某一段历史，而大和民族既缺乏理性的思辨和反思，又缺乏自己独特灿烂的历史文化，使其没有自信否定自己长期以来好容易“扩张”一回、并白诩白醉为“圣战”的历史。
政治家与政客（三）
在德国的土地上可以产生勃兰特——其实他青年时期就从事反纳粹斗争，并被迫流亡到国外，他同纳粹德国没有任何瓜葛，但他没有回避自己作为德国总理的历史责任，表现出卓越的政治家风度。勃兰特有一句名言：“谁忘记历史，谁就在灵魂上有病。”而在日本的土地上，灵魂上有病昀并不仅是在周边国家人民眼里总如乌鸦一样衔着不祥之符飞来飞去的小泉纯一郎。日本的政治家们在本国的人望政绩，很大程度上都与他们各自对历史问题美化或否定的脸皮厚度成正比。与勃兰特比起来，日本的政治家们大都处于政客水平。可以指望政治家高蹈远举去开辟一个新时代，但作为政客，只能是唯唯诺诺地去奉迎一个1日时代。
其二，长期以来欧洲统一的思想，使得德国的发展已经与其他欧洲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德国比较容易甩掉历史的包袱，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彻底清算。但日本所处的亚洲地区，国家间在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了多元化的特点，局部地区总是陷入多事之秋，现实利益常为犬牙交错，其融合性远不能望欧洲国家之项背。因为发达的经济与畸形的文化而显得跛脚的日本，在亚洲许多国家，其影子后留下的都是满地的胃酸与白眼珠子。这种倍显孤立的状态，又使得日本更加不愿意否定自我。
其三，德国纳粹迫害犹太人是从本国开始的，是在一个国家内开始的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迫害，日本侵略中国则属于外国入侵。战后，很多幸存的犹太人返回了家同，而且犹太人有了自己的祖国——以色列国，这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在追捕纳粹逃亡战犯上同心同力，锲而不舍，几十年如一日，哪怕逃去了月球上，也要把他们抓获归案。曾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血债累累的党卫军中校艾奇曼，就是在战后的第17年在阿根廷被捕的，次年即以大屠杀罪、反人类罪等15项罪名被处死刑。战后的日本却远没有感受到如此同仇敌忾、不依不饶的压力，换句话说，战后的德国和日本的外部条件迥然不同。
其四，德国民族的反省是高尚的，史无前例的，却远远没有成为人类正义与良知的普遍标准。至少在今天这个时代，还是独一无二的。可以想一想，白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代以来，类似三个银币换一张印第安人头皮的罪行遍布于许多国家的开疆史，但横行了几百年的西方殖民者的子孙们反省过吗？八国联军血洗北京的时代比南京大屠杀也就早30多年，有谁给中华民族道歉了？企图遮掩自己不光彩的历史，可能足每个人、每个民族都有的心1970年12月7日，西德前总理勃兰特双膝跪在波兰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态，不过大和民族表现得特别固执，尤其无耻。
中国人不妨扪心白问，我们对自己国土上曾经发生的种种罪孽做过全民族性的反省吗？一轮轮的“迫害者”，对一茬茬的“受害者”有过哪怕是口头上的谢罪吗？
至今为止，其实不要说反省、谢罪，在历史龟裂的河床上，它们有很多还只是一块块古董陶器的残片，反倒是一些外国人在那里费尽心机地要把这些残片拼成原状。
此外，熟悉战后德国历史的人知道，德国的反省与谢罪也并不一帆风顺。
以奥斯威辛集中营为例，在此4年零3个月里共处死110多万犹太平民、苏军战俘及波兰人的8000余名党卫军中，战后也只有1/10的人受到审判。在德国国内，战后也一直存在否认奥斯威辛大屠杀的舆论，认为所谓的毒气室、焚尸炉只是某些变态了的犹太人编造出来的。更无须说今天绿荫如盖的德国，天蓝水蓝、鸟鸣流啭的欧洲，还有光着脑袋的新纳粹势力如秃鹫黑色的影子，不时在街头倏然一闪……
60年前的2月13日，即德国投降前3个月，德瑞斯登被盟军飞机密集轰炸了整整两天，死亡人数有说是35000人，有说是10万人，至今没有定论。60年后的这一天，这座德国历史上的文化名城出现了3股人潮：上千的市民胸前插上白玫瑰，他们默哀死者，祈祷和平；有翼分子游行，强烈要求美英两国承认罪行；左翼分子聚会，反对右翼分子，围堵新纳粹主义的再生。每一股人潮，其实都在试图掌握历史的话语权。
中国人打官司，日本入掏钱（一）
日本国民中，近些年来对巾国持有种种令其不安看法的有不少，但依然对巾国抱好感或理解态度的，也大有人在。
一件颇为感人的个案是一位叫刘惠明的巾国人亲身经历的。
1998年，刘惠明赴日本学习法律。由于熟悉巾日两国法律，又通日文，被在国内已名闻遐迩的王选请去负责日本细菌战受害者索赔案法律文书的翻译工作，从此开始接触巾国民间对日诉讼。此后，刘惠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何英珍（前左）、周福菊（前右），以及前日本律师联合会会长土屋公献（前右二）、731部队细菌战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前左二）等在日本东京街头参加游行明又陆续接触了平顶山惨案、南京大屠杀损害赔偿，化学武器受害者索赔等一系列诉讼，并结识了已年愈古稀、在日本法律界享有盛誉的尾山宏律师，他在这些诉讼案的律师团里起着召集人作用。在日本，这是一个专门为日本侵华战争的中国受害者提供法律支持的组织，现有300多位律师成员。8年来，他们几乎代理了所有中国受害者的对日诉讼，包括广为人知的劳工案、细菌战案、慰安妇案、化学武器伤人案等，累计近30件，仅尾山宏就20多次来到中国。
2001年刘惠明学成回国，在江苏钟山明镜律师事务所做律师。离开日本前，尾山宏找到他，让他担任李秀英名誉侵权案的中方联络人（胡注：南京大屠杀中，19岁的李秀英被3名日本士兵砍刺37刀。在鼓楼医院经美国大夫岁伯特·威尔逊救治，得以保住性命，但失去了腹中的孩子。1998年11月，《对南京大屠杀的疑问》一书在日本初版，该书的一个要点是李秀英不是由京大屠杀的受害者。为此，李秀英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诉该书怍者松村俊夫、发行人相泽宏明和展转出版社名誉侵权）。在整个诉讼期间，刘惠明主要负责中日双方法律文书的翻译，协同日本律师在中国方面的取证等工作。
日本辩护团曾经向刘惠明提起过报酬的事情，刘惠明拒绝了。为了表示感谢，日本律师们每次来中国，就给刘惠明带一瓶日本清酒；而作为礼节，刘惠明每次都请日本律师吃一顿饭。
做李秀英的案子是一件很累的事情。每次给日本方面发去各种相关法律材料，刘惠明都会格外仔细地审看3遍以上，因为在接到材料后，每一个日本律师如果发现有一丝一毫的不妥或疑问，就会立即打来电话或发来电子邮件，进行询问和核实。
在日本的庭审中，很少出现像美国法庭上那样唇枪舌剑的当庭辩论，几乎所有的辩论都通过提交的答辩词体现。因此，答辩词，即日本律师所说的“准备书面”成为了最重要的诉讼手段。日方律师一共撰写了11次“准备书面”，每次都在20页左右，力求将答辩阐述得面面俱到。在2001年12月21日的一份“准备书面”里，日方律师仅仅论述“评论历史材料也构成名誉侵权”这一观点，就用了26页的篇幅。
在东京地方法院一、二审判决李秀英胜诉之后，被告方均向日本最高法院提起上诉。2005年1月20日，日本最高法院审判长导田仁郎等5位法官一致判定，驳回被告松村俊夫、相泽宏明及展转出版社的上诉请求，维持东京高等法院对该案的二审判决。
由此，刘惠明对日本律师的认真细致和对法律业务的钻研能力深感佩服，这也难怪，在日本司法考试的通过率为1%，即每年获得律师资格的只有1000人左右。让刘惠明更觉钦佩的是，因为日中丙国物价差距很大，飞机票也很贵，原告们的费用仅靠日本各界人士的募捐还不够，不是部分则由律师团补足，律师们来中国取证也是白掏腰包。在8年时间里，律师团已为案件支付了近千万元人民币的费用。在进项可谓寸阴寸金的日本律师界，却有这么多律师愿意倒贴钞票，而且耗费大量精力，帮助中国民间对自己的国家索赔诉讼。
刘惠明就此事问过前日本律师协会会长土屋公献，他是日本法律界泰山北斗级的人物，也在帮助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土屋说，他们这样做，首先是出于正义与公平的最高原则，作为律师，天经地义地要帮助那些战争中的受害者索要曾经受到蹂躏和残暴伤害的人权；其次，日本律师也并不仅为了中国人，更为了日本人。只有解决好战争遗留问题，中日人民才可能真正向前看，中日两国才可能真正互利互惠。
刘惠明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无偿帮助中国受害者的日本律师们，在本质上都是人权斗士。
他还有一个印象是，就他这些年与日本人的接触来讲，很多日本人尤其是年轻人并不知道侵华日军的所作所为。但当他们得知真相后，总是非常震惊，并诚挚地表示道歉。
（见《南方周末》2005年1月27日《中日友好，先要解决战争遗留问题》）
也据报载，王选——这个让日本十分头痛的中国女人，8年来总拉着上百名早年受过日本人侮辱与折磨的老头老太太在两国间来回打官司，她的经济来源也大抵是出自于日本各界人士的捐赠。
认为日本应该深刻反省战争罪行的有识之士，其际遇在国内并不像遭到追捕的杜丘。他们仍然可以公开地发表自己的见解。白1995年起就担任日本“中国人真正受害事件赔偿律师团”秘书长的渡边春已先生，不久前就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有人问日本需要多少次谢罪，我倒认为，如果真是诚心诚意谢罪，一次就可以。但是，目前只是表面上说的“对不起”，对南京大屠杀否定的言论却接连出现，这肯定会刺激中国人的感情。
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这就好像美国的报纸说美国没在广岛投原子弹，没搞东京大空袭，日本人肯定会感到愤怒一样……2005年8月下旬，一台纽织者、词曲作者、演唱者全部来自日本的演唱会，呈现在北京、南京、上海的观众面前。演…的重点曲目是揭露“二战”中日军“731部队”罪行的混声合唱组曲《恶魔的饱食》，届时有200多名爱好和平的日本各界人士白费参加演…，还有140多人来华声援。本次演唱会的组织者、监制持永伯子对记者介绍说：“选择在这个时间来华演…，是因为小泉首相可能在8月15日参拜靖国神社。我们想告诉大家，对于日本政府的行动，我们是反对的。”
在我所接触到的日本普通国民中，稻见健二先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们素昧平生，互不相知如同庐山、富士山的两片树叶。就因为我朋友的朋友的一个电话，他就开了一辆车来，陪我在东京转了一天。他高中毕业后就工作了，手下有两家靠在印务技术上刷新为主打业务的小公司。与许多日本男人一样，下了班他第十章无形战场也常去酒吧喝酒。因为白日的操劳，他很快便倒在椅子上打起了呼噜。我本以为除了寒暄，我们之间不会有什么深谈。哪知一路上他不断地抨击右翼势力的一些言论为“天方夜谭”，更关心当今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人打官司，日本入掏钱（二）
鉴于自己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中的惨痛经历，当他听到因业务每年都要飞上海一、两次的朋友告诉他，看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近些年魔术般地矗起那么多直逼九霄的高楼，其中也有不少是空置的或少有灯光，他就有些担心……
至今未到过中国的他告诉我：日本经济泡沫的形成在民间是有些迹象的，开始是很多人打网球，不久又转为保龄球热，再后来官员们和各界成功人士纷纷以打高尔夫球为风尚……在中国，是不是这样？他认为在全球化的今天，发生在不同国家的经济、文化现象，很多都有着相同或相似的规律，他希望中国引他国的教训为镜子，踏踏实实地走好自己的路。粗鄙如“西北大学事件”里的几个日本人，其挑衅行为亦不能代表日本国民的整体素质，就像2003年在日本的外国人犯罪急剧增如，其中近半数是中国人犯罪；同年日本遣返非法滞留外国人45910人，其中被遣返的中国人12382人，高居被遣返外国人的第一位（2004年2月4日《国际先驱导报》驻东京记者蓝建中报道《中国人在日犯罪应引起重视》），但这并不代表中国人都是打家劫舍之徒，或有偷渡列岛之心。“西北大学事件”发生后，日本舆论并没有袒护那几个日本人，一位日本留学生家长还专门为此事给西北大学写了一封言辞诚恳的致歉信——
敬启西北大学的老师跟同学们：我是一位日本留学生的母亲，昨天晚上我看到日本的晚报，日本的留学生在学校做出那种没有修养的事情，实在感到非常羞耻、伤心，做父母的我们真是无地自容。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们的愤怒，我们非常理解，跟那样没有品行的学生同一个学校一起研究学问是无法容忍的，这种心情我也很明白。可是日本的留学生，不是全部是那样的人格，有的是向往中国历史及文化，尤其西安是中国历史文化的起源地，他们抱着满怀的希望到贵校去留学，只去了两个月，遇到这种事件，实在非常遗憾。做父母的我们，只有在这里诚心诚意的对学校、老师及同学恳求原谅，希望同学们不要抱着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眼光来看全部的日本学生，让他们还有机会留在西安学习中国的语言，受中国文化的熏陶。
一位日本留学生的母亲2005年11月1日近些年来，随着老人们的去世，一批战后…生的中青年官员进入权力中枢。他们之中有一些人的祖、父辈曾主导或参与了那场侵略战争，例如，现在白民党干事长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就是东条英机内阁的工商大臣，现任总务大臣麻生太郎的家族企业麻生煤矿曾经强迫朝鲜人做苫役，导致许多劳惨死。现任经济产业大臣中川昭一的父亲中川一郎曾是日本有翼势力着名的代表人物……
要指望他们领着日本反省与谢罪，便犹如要期待他们有一天会小学生般举起手来，通过将14名A级战犯的牌位移…靖国神社的方案。但在中日关系上，是共享和平发展，还是重卷战争烽烟？让好容易南“一衣带血”变为“一衣带水”的历史又沦为“一衣带血”，这在多数日本重臣大吏那里，不但是个人人心知肚明的问题，而且还是个得尽量小心处理，否则一有乱子将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问题。日本政界的这一特点，相当明显地折射在中曾根身上。这位在当今日本最资深、最有名望的政界元老，在1982年刚刚担任首相时，即挑战“公式参拜”，并在“终战日”参拜——这两个此前历届首相不敢涉足的敏感禁区。
2003年众议院选举时，已经86岁的中曾根没有再参选议员。但他仍在发挥余热，经常给白民党和内阁提建议，接受电视和报纸采访，现在比起当议员时还要忙上两三倍。在2004年中国纪念邓小平诞辰百年之际，他在百忙之中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采访。
中曾根对记者说，毛泽东建立了新中国。邓小平搞改革开放，中国才有今天。换句话说，经济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彻底实施了市场经济，政治方面避免了戈尔巴乔夫的错误，完全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当今中国经济取得巨大发展的根本原因。他又告诉记者，20世纪80年代，他曾与邓小平就中日关系达成一致，即中日两国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中日友好的大局比什么都重要，处理问题应该从中日友好的大局出发。他认为，日中两国的关系应继承邓小平的方针并按此方针走下去。
当记者问中曾根，最想向中国人民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时，他脱口而出：“共存共荣，共存共荣。”
由中曾根的话里，可以发现他对于中国的国惰有着不亚于《人民日报》评论员的高度评价。也许因为同种，又近于同文，对西部的这块大陆民族性的认识比英美等西方国家深刻；也许还有着大和民族特有的实用主义因素，在几个关键时刻，日本政府并没有釜底抽薪，相反，还有让中国官员们心里为之一热的举动——
1989年的那场政治风波过后，西方各国纷纷制裁中国，日元贷款也不得不延期。但在1990年在法国阿尔苏举行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海部俊树首相即表示世界不应当孤立中国。次年，他又访华，提出重新开始提供日元贷款。与此相类似的还有，日本在中国加盟W工O上一直持积极态度，早在1999年夏天小渊首相访华时，两国就结束了贸易谈判，在欧美国家之前完成了与中国的所有双边谈判。在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爆炸事件等问题上，日本一般也站在理解中国的立场上，为避免中国与美国关系剑拔弩张，擦枪走火，亦有修复两者关系之举。就在我写作本章的日子里，即2005年2月的最后几天，日本三大在野党——民主党、共产党和社民党，联合向参议院提交一份《促进解决战争性强制受害者问题的法案》，要求日本政府向“随军慰安妇”谢罪，调查受害者实情，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并采取措施恢复她们的名誉等内容。
与此同时，执政党白民党也提交一份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的动议。这一条的内容是“日本国民诚心诚意希求以正义和秩序为基调的国际和平，并永久放弃以国权所发动的战争及武力威吓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纷争的手段”，“为了实现前项之目的，将不再保存、持有陆海空三军及其他战斗力，将不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白民党的动议是，将自卫队变成“名副其实的军队”，并将该党成立50周年即2005年，作为修宪的时间表。此动议若要成为现实，必须获得参众两院2/3以上的票数，还须有一半以上的国民赞成。但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恰恰是一半以上的国民不予赞同。早在2004年6月，大江健三郎、加藤周一、井上厦、小田实等9位日本当今着名的文化界人士就组咸“九条会”，其宗旨是扞卫“和平宪法”第九条。现在，列岛上出现了许多“九条会”，如“科学家九条会”，“影视界九条会”，“女性九条会”等，而且在一些都、道、府、县到市、町，也成立了与之相呼应的“九条会”。
幻觉的悲哀（一）
倘若说，真如国歌里所唱的“……巾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个危险并不来自动枪动炮的战场上，而是来自早已悄悄打响，因不见炮火硝炯许多巾国人浑然不觉的其他战场。即使在当今大腕大鳄云集的密度并不亚于演艺圈的经济学界，也出现了无视这些战场的倾向。
我的同乡和朋友，现任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的赵晓博士，在一篇文章的开头就说：有段时间，北京盛传着一个笑话，说将来全球只要有3个经济学家就够了，一个懂美国经济，一个懂欧洲经济，还有一个懂中国经济的。至于日本，回答是轻蔑地一笑：日本，哈哈，日本可以不用管它了！
如果说在和平年代里，国与国的角逐也是一场无形的却常常不无激烈的“战争”，那么，经济与科技昆然是两支主力军团。赵晓博士在这方面有着深入的考量——
首先的基本数据是，中国的国土面积是960万平方公里，人口13亿。日本的国土面积是37.8万平方公里，人口1.3亿。中国国土面积是日本的25倍，人口是日本的10倍。从版图和人口数量而言，中国的确是大中国，日本的确是小日本。但是，两国的经济总量却掉了个个。2003年，按世界银行2004年《全球发展指标》统计，中国的CJDP是116898亿人民币，合美元1.4万亿美元，屈居全球第七位。日本的GDP却高达4.3万亿美元，傲列全球第二。小日本是大中国的3倍。
单纯的一国GDP数值或许不会给人以深刻印象，那兢用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所作的一组城市的比较来说明：作为日本国的首都城市，东京的GDP总量相当于上海的20倍、汉城的10倍、香港的7倍、巴黎的5倍、伦敦的3.5倍。想想后面这五大城市的总量加起来也不过东京的4/5，就可以知道日本列岛4.3万亿美元的GDP总额是一个什么概念。
在战后的第一个1/4世纪，日本即轻松成为全球第二号发达国家。中国，尽管经历了过去20多年有史以来最快的增长，GDP总量仍在全球排第六、第七的位置。若以综合经济现代化指数排名，中国则根本不可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据中国科学院2005年1月18日发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5》，2002年中国综合经济现代化指数排世界108个国家的第69位。又据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何传启的看法，“2001年，中国与美国等7个西方国家的综合年代差在100年左右”。日本的经济实力既表现在国内，也表现在海外。中国近年来以引进外资多多为傲，然而日本却是全世界最大的债权国。2000年底，日本的海外总资产达到3.2万亿美元，相当于2003年中国全部CJDP的2.3倍，其制造业在海外的销售总额为13000多亿美元，大约与中国的JDP相当。最近又有一则关于日本企业的新闻弥足观瞻，即是索尼公司收购米高梅事件。此事已于2004年9月13日面押，这标志着索尼在与美国时代华纳的竞争中胜出，成为全球持有电影资产数目最多的公司。如此强大的一个隐形“海外日本”，足令开放了20多年如今才跃跃欲试，又左顾有盼要“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汗颜！在经济结构上，1999年，日本的三次产业结构比例是2：36：62，早已是明显的“后工业社会”。1975年，日本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员比率首次超过50%，标志着日本早在70年代就逐步进入了服务业为中心的“后工业化”时代。相比之下，2003年，中国的三次产业结构是14.7：53：32.3，中国甚至没有完成前工业化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过渡。按国家统计局的工业化定义，一个国家工业化全部实现的标志：一是农业产值在15%以下，这条线中国可以说刚刚跨过；二是农业就业在20%以下，中国目前仍高达50%，可以说还远远不够线；三是城镇人口比重须在600-/0以上，中国目前大概只有40%，与1950年的日本大致相当，而今天的日本人大部分都居住在城市。
2003年，中国重工业增长超过轻工业4个百分点，重工业的投资开始进入旺盛期。举国上下为中国经济进入“重化工业”阶段欢欣鼓舞不已。然而，中国人很少知道，早在1955年日本就进入到了这一阶段，并向资金、技术密集型经济过渡。仅从工业结构上看，中国大约只相当于日本40年前的水平。
中国目前的增长动力主要是来自于所谓“世界工厂”的牵引。但从制造业总量看，2003年日本是9111亿美元，中国为3825亿美元。日本是中国的2.4倍。显然，中国的“世界工厂”有些白说白话的味道，日本却是名符其实的国际制造业中心。按过去的赶超速度，在“世界工厂”的道路上，中国要赶上日本，至少还有几十年的路要走，而且接下来会越走越难，能源问题、环保问题、劳工问题、市场问题……可谓百难猬集，将长期闲扰中国。
中国现在开始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亡羊补牢，犹为未晚，但时下以单位能源的使用所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计，中国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印度等许多发展中国家，每千克油当量大约是0.7美元，日本却高达10.5美元，为全球之冠。这意味着同样的资源和能源，在日本人手里竞创造出比中国高出15倍的产值。目前，中国正进入新一轮黄金增长时期。2004年GDP总量刚刚占到世界的4%，石油消费已跃居世界第二，发电量消耗占全球消耗的13%，此外还有钢材消耗占全球的27%，煤炭消耗占全球的31%。水泥则将近有全球的一半倾泄在了神州的土地上……世界上现在不是少数人在担心：中国长期增长是否会导致全球资源枯竭，或者说“中国会不会饿死全世界”？同样是高速增长时期，1960年至1975年间，日本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11.07%；1980年至2000年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只有5.19%，按美元计年均增长2.59%。劳动生产率指标的对比充分表明，中国的高速增长靠的是人海战术，日本靠的却是劳动效率的提高。除了靠人海战术，中圉的增长还靠大量投资，可是投资质量又如何呢？
幻觉的悲哀（二）
从国民拥有的财富来看，日本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国民储蓄总额世界第一，是世界第一金融大国和最大的债权国。都说日本坏账严重，可是在从高速增长走向经济衰退的过程中，日本银行的坏账率仅5%，而中国在2000年四大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已经高达28.78%，如将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的1.4万亿元不良资产计算在内，则不良贷款率近45%。
仁&D（研究和开发）经费支出占CJDP比重，是一组国际通用的用于衡量一个国家科技活动规模及科技投入强度的重要指标，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2000年，在这一指标上中国的支出为896亿元人民币，历史上占GDP的比重第一次达到1个百分点。同一指标，日本2000年是3.12，不仅远高于中国，也高于美国的2.65以及德国的2.37、法国的2.17、英国的1.87，在全球又是雄居榜首。事实上，1990年以来，日本仁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一直是世界第一。
专利发明方面：1995年，中国申请专利数只占全世界的1.45%，批准量占全世界的0.48%，日本申请专利数占全世界的13.48%，批准数占全世界的15.3%。中国企业中研究型人才微乎其微，并不断向外企流失。而每万名劳动人口中，日本的研究人员数又是全球之最。2000年为109.3人，高于美国的73.8人、法国的60.3人、德国的59.6人以及英国的54.8人。中国企业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销售收入比例通常不到1%，而日本企业早已建立起完善的科技创新体系，企业的研发费用一般水平都在5%-10%以上。中国人还必须时时记住的一个数字就是：日本人中获诺贝尔奖的人数已达到12人，中国仍是0。
中国以进人世界500强为企业发展之梦寐以求的目标。1994年，日本在世界500强中的企业，已经与美国平分秋色，并包揽前四名，前十名当中，也一大半都是日本企业。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唱衰日本，日本自己亦作悲情状，但2003年，日本企业在世界500强中仍高居88席之多。同年中圉只有12席，而且多是垄断型国有企业，最排前的是中石油，名列第69名。
这几年，许多外国人或“海龟”来中国，面对从南到北、气势如虹的扩城、造城运动，无不惊叹，无不震撼，这为一些过上了好日子的国人因当下拥有的“太平盛世”撑足了面子。尤其是在北京，上海，人们感觉——与北京相比，纽约都最得老态龙钟了，与上海相比，东京都成了美人迟暮。
去其他城市看看，也触目皆是——蜂起的万丈高楼，阳光照得白花花的广场，原汁原味或是串了味的出ALL，以及人造痕迹明显或是不那么明显的各式美景……大都处于一种在膨胀、要爆发的态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宛如一凤一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金光闪闪，飞舞鸣歌，令举世瞩目！
这是一种看问题的角度。还有一种角度，那就是不是比谁的GDP高，谁的高楼多、广场大，也不是比谁的夜景美丽。而是比谁的老百姓富裕，谁的人民享有广泛而真实的权利。2003年，中国人均收入首次超过1000美元，接近1080美元；日本是33077美元，为中国的31倍。仅以人均CJDP作为收入计，中国只相当于日本1966年的水平。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即居民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是反映生活水准的指标。2002年，日本的恩格尔系数是22.3%，而中国目前城市为37.1%，农村为45.6%。也就是说，中国人目前生活支出主要是忙乎吃，日本却将主要支出花在食物之外的其他方面，中国是生存消费，日本是发展消费。
教育，在国与国角逐的这场无形“战争”里，肯定是一支决定未来胜负的预备部队。中国人一向白认为最重视教育，人们在许多地方可以看到这样感情浓郁的标语：“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中国的父母也的确是为了孩子“敢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但今天的中国人中，成人识字率才81.5%，文盲半文盲人数约占人口的15%以上，离教育现代化的起限相差8.5%；大学毛入学率为5%，离教育现代化起限30%相差25%。日本早已实现100%的小学教肓和100%的初中教育；大学毛入学率为40.3%，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48%；成人识字率近100%。
在日本，可能让中国人最为感慨的是参观一些乡村小学——不仅有宽敞明亮的教室，花术扶疏的操场，而且保健室、电教室、实验室、手工室、标本室、图书馆、体育馆、室内游泳池等一应俱全，简直可与国内一些号称要办成“世界一流”的大学的设施媲美，堪称“世界一流”小学。
中日两国的教育相差多远呢？据专家估计，中国的初级教育大约相当于日本1900年的水平，落后100年；中等教育大约相当于日本1910年的水平，落后90年；高等教育大约相当于日本1920年的水平，落后80年。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教育经费只相当于日本1920年左有的水平。
长期以来，教育经费投入不是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又不是唯一的原因。举一个与日本在华ODA有关的例子，《参考消息》曾转载日本《产经新闻》2004年6月10日的一篇报道：西北某省一个贫困县本年度刚刚成为日本政府基层援助对象。此事缘于来自日本的-名高中教师阿布治平先生，现在该县民族师范学校任日语教师。他看到当地学校没有一间像样的教室、学生们在破屋子里上课的惨状，向日本大使馆提出建造几幢校舍的申请。视察过该县的一名大使馆官员说：“当我看到那随时都可能坍塌的破房子时，倒吸了一口凉气。”日本大使馆随即决定，对其中一个项目给予约1000万日元的无偿援助。从2003年至2004年4月，该县共购车27辆，其中除了调拨给公安局等事业单位使用以外，其他车送给了县里的干部。当地群众对此十分愤怒，群众在来信中说：“在县领导的带头下，各个单位竞相买车……所购的车辆除几个乡镇外都是豪华车。”
幻觉的悲哀（三）
通过报道，得知此事的阿布先生仰天长叹：“我还和县里的干部说过，拿到援助可工万不能挪作他用……”日本大使馆向这个省外事办公室询问此事时，后者对此予以否认。他们说：“报道不属实，没有挪用援助资金。”这件事让日本驻华大使馆不知加何是好，虽然省里有关人员否认挪用基层援助资金，但日本今后恐怕很难再对该省实施援助。
中日教育之间的差距还体现在教师、学生的素质上。
在日本，无论是私立学校，还是政府公立学校，教师无不兢兢业业，快快乐乐。他们视教学为一门必须终生钻研的艺术，他们身上浓厚的“艺术”气息，使他们好像不是在教学，而是在享受教书育人的乐趣。他们又异常严格，严格到几乎任何一个有些懈怠的学生走进教室，顿时就像一个走进海关的走私犯。特别在论文上，若不达到相应水平，无论学生怎样和教师套近乎都没有用。相比之下，我国高校每年都要炮制…来的成工上百吨论文，你知我知他知，不过就是不说穿而已，若说穿了，有许多不过就是装裱精美的文字垃圾。
在日本的科学馆、国家公园、风景名胜等场合，经常可以看到日本学校组织的郊游、参观等活动。看到小小“军围主义分子”的表现，真有些让我“不寒而栗”！他们白成天地，始终不被外界所动，小小年纪就表现…令人惊叹的组织纪律性、极强的冈队性、超乎想象的自觉性，而且，骨子里似乎天生就有一种傲视“异人”的气质。
1992年和1993年，中日两围少年两次在内蒙古草原参加探险夏令营。1993年那次，夏令营有67名日本孩子和20名中国孩子参加。每天得徒步行走20多公里，期间露宿3夜，自己动手做8顿饭，每人还要负责10多公斤生活必需品。开始，两围的儿童没什么差别，不久差异就显露Ⅲ来了：中国孩子嘻嘻哈哈，走着走着，便不顾队形凑成一堆，一会儿丢了这个，一会儿落了那个，总是让领队不停地招呼；日本孩子行进时紧随队伍，不说一句话，也绝不丢三落四。在野外吃的是粗菜淡饭，日本孩子盛上饭菜先谦让，然后吃得很香；中国的孩子则等着领队给盛，觉得不好吃一下就倒掉。因为夏令营限量供应食品，结果，中国孩子一片喊饿声。最后谈体会时，日本孩子言语生动、有趣，几乎各人有各人的发现与感受，中国孩子则大多是从一个复即机下…来的——通过什么，培养了什么，增长了什么……
此外，据宋庆龄基金会联络处的一位干部说，中国孩子的环境意识和情操修养也明显缺乏，“1993年的夏令营，给每人都发了装废弃物的塑料袋，有意培养孩子的环境意识。闭营时，一个日本孩子来不及倒掉垃圾，就提着上了车，一直带到呼和浩特。而我们的孩子有老师提醒时还可以，稍不留意就随手扔垃圾。他们的观念里，野外本来就是可以随便扔东西的地方，难道还要保护？”
中日两国少年在探险夏令营活动中的不同表现，当年在中国引起了广泛关注，为此还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讨论。
在国与国角逐的这场“战争”里，彼此能否在国内做到公正、和谐、人道，则决定着各自是否有着自己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民心、民气，有着坚若磐石的后方。
美林集团和凯捷顾问公司发布的一项2004年全球财富报告履示：中国在2003年拥有100万美元资产以上的人，接近24万。这些中国富人的总资产超过9600亿美元，约是中国当年国民生产总值1.4万亿美元的2/3强。报告指出，中国富人增加的速度在亚洲仅次于印度，近些年来中国的财富一直在向少数人的手中积聚。
200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14，已达到国际警戒线水平。让很多人想不到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日本，却是全世界上收入分配最公平的国家之一，基尼系数仅为0.285，可以堪此中国历史上任何最公平的时期。几个月前，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以“改革面临挑战”为主题，在海口举办了第四次改革形势分析会。来自北京有关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以及地方政府的20余名专家学者和官员参加会议并发表意见。我想，这个会上的几个主要观点肯定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高度关注——
当今社会分化的速度大大加快了，最终的结果是形成两个越来越大的集团，即强势集团和弱势集团。强势集团大体包括权力的拥有者和上层知识分子。他们构成了一个集团，并已基本形成稳定的联盟，这个联盟决定着中国社会的基本走向。另外一个社会集团：弱势群体，包括农民、下岗职工等。由于这样一个基本格局的形成，使得我们对一些基本问题不得不放在这个格局当中去考虑……
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一部分人的社会心态发生变化。80年代社会资源的分配虽然非常不均衡，个体户、工人、知识分子，每个阶层有它的不满，但也有它改善的一面。90年代却存在着普遍的不平衡感，特别是到了90年代末期，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由普遍的不平衡感变成一部分群体严重的挫折感……
前苏联解体不在于后期戈尔巴乔夫公开化的改革，而在于勃列日涅夫时期相当长的“稳定”。表面上的稳定，把各种矛盾掩盖了，等于一个大厦被蛀空了，一触即倒，我们应该引以为戒……日本还是世界上较为廉洁的国家之一。2004年3月25日，着名的反腐败国际性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发布了《2004年全球反腐败年度报告》，对世界各地区腐败形势进行了评估。在133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清廉指数得分为3.4分，与斯里兰卡和叙利亚并列第66位，日本却处于最清廉的前30个国家之列。
幻觉的悲哀（四）
在日本的日子里，我怀藏的一颗大大咧咧又硬如核桃的中国心，总是会在某些时刻、某些地点为一些细节而感喟、感动一到日本的第一个晚上，住在大阪关西塔门全日空饭店，同屋泡好茶，他立即就发现两个茶杯的茶托颜色不一样。临睡时刷牙，盥洗台上面摆放的牙刷颜色也有不同。凡住过国内饭店的人，大概都有同房人用混茶杯、牙刷的经历。饭庙叫早电话铃声音量轻柔适中，在寂静的早上既能把旅客叫醒，又不会顿然一惊，颇像在家里家人笑盈盈提醒你“该起床”。过了几天去富士山，下榻的是河口湖富之湖温泉饭店，偶然发现电梯里除门两边有两排竖形键外，在一面墙上还有一排横形键，大约只有一米高，恰好能让坐在残疾车上的旅客够着。从大分到神户坐船，四人一间，或六人一间，均为上下铺。每个床都有床头灯，分两种光源：弱光、强光。而且每个床有一道布帘子可以拉上，旅客可以很方便地换衣服，整理东西。
每个公同或旅游景点都有免费的饮水机。街边有自动售货机，遍布城乡，24小时可以买饮料。但如果买烟就必须用驾驶执照在识别器上扫一下才能购买，既方便了成人又防止未成年人买烟。在闹市，在冷清的小街，在饭店商场，在名胜遗址，无论走到哪里，几分钟内总能解决“内急”。卫生间里都备有在国内只有星级饭店才会使用的洁白手纸。卫生间的硬件设备亦维护如新，光可鉴人，大都是“工O工O”品牌。此外，每个卫生间都有残疾人的专用位置，马桶边上两根横杆，方便腿脚不灵的残疾人和老人使用。残疾人像是社会的宠儿，日本政府规定，所有的公共场所都必须有残疾人的专用通道和电梯。给游客留下突出印象的是，在冲绳琉球古王国的遗址上不准建任何设施，唯一能建的是残疾人专用的电梯。在公同、商场等处的卫生间里，一面墙上约一米高处有一块翻板，放平就可以让妈妈们暂时放宝宝，或给婴儿换尿布，用完再翻上去，一点也不占地方…
反之，在国内考虑到残疾人与母亲之虞的卫生间极少。在国内许多单位，最重视的是大门与大楼，最不受重视的是卫生间，如果有4个位置，往往总有一个门被封上，上面写着“已坏”。插销坏了、水箱的钩子掉了、马桶漏水更是家常便饭。若工资袋里少了10元钱，有可能扯起脚就找领导，但若有谁会为这些破事找领导，周围的人准说他有神经病！
还可以再说一件颇为极端的事情：在东京、大阪的一些中心公园里立着一排排蓝色塑料布搭成的简易棚子，由公同经过，总让外国人觉得突兀。住在这些棚子里的是一些元家可归或有家难归的流浪汉，他们喜好“野鹤闲云”般的闲散生活，除了在公同里闲逛什么也不做，要做也只是捡些空易拉罐、啤酒瓶，换点自己的烟酒钱。
这是一批从不向国家交税的人，政府却并没有因为不是纳税人而将他们摒弃在社会的服务体系之外。流浪汉们从无饥腹之忧——超级市场、便利店每天都有不少过了点就要扔掉的食物，由于日本食品卫生法异常严格，过点食品只是新鲜度不行了，并没有变味变质。每天晚上，在超级市场、便利占的后门口，都能看到流浪汉们秩序井然的排队领取过点食品。他们行也无忧，住也无忧——警察不会以有碍观瞻为名像驱赶麻雀一样驱赶他们，更不会因为来了阁内大僚、外国政要，而将他们抓进号子关个七八天。流浪汉们倒有些像大爷，政府见他们多聚集在公同，就在公同里给他们盖上统一规格的简易棚子，一让他们有地方躲雨避寒，二也是个标识，以免外面的人去打扰……
如此的细节是大量的，无所不在的，仿佛总有一双温情脉脉却又锐利似刀片的无形眼睛在处处逡巡，它要洞察疏忽又填补精心，它要发现粗砺又代之细腻。你很难说这是资本主义作秀，如果这一切都是作秀的话，那么，春日的春草与细雨，夏天的蝉鸣与热风，也成了作秀。
你只能承认这是这个制度对国民的普遍尊重，对人性需求的全面关怀。
可以肯定日本政府对自己国民的关爱与服务是第一流的。而且，在政府的引导下，生活质量与人的健康，被全社会摆上了突出的位置。在商场、超市里，不断被开发出来的日用小家电，与不断投放市场的家用保健产品，真是凝霞敷锦，乱花迷眼，让要买东西同去送人的中国旅客只恨日元换得太少。2004年6月初，日立、松下电器、东陶等10家公司联手展开“在家健康管理服务”，即提倡日常轻松的测量血糖值、心跳次数等，以期能早日发现疾病。各公司以无线联系各自开发的产品，白秋天起在大阪、札幌进行实验，以期于2006年在列岛全面展开这一事业。各企业为此开发的产品有：夏普的“生活节奏计”，测量每日运动量；东陶的“健康计测便器”，测量尿中盐分、糖分；日立的“健康枕”，铺在垫被下测量心跳；松下电器的“脂肪厚计”，测量腹部等赴脂肪厚度；松下电工的“血糖值计”，不用抽血测定血糖值……
健康的饮食习惯和医疗保健体系的有效建立，使日本成了当今世界上拥有百岁老人最多的国家，也是预期寿命最长的国家之一。2003年，日本女性的平均寿命为85.33岁，男性为78.33岁，均创下全球最高纪录。日本男女平均寿命已连续4年名列世界第一，女性寿命从1985年以来一直名列第一。
日本是个什么国家呢？在许多中国人眼里，它似乎是一个野蛮成性的国家，一个冷漠如霜的国家，一个物价奇高、天底下工作压力最大的国家，因而也是一个国民不会幸福，郁郁寡欢、甚至生不如死的国家。可是，从一个个统计数据的比较，我们却发现，日本是个经济发达、科技先进、百姓富足、社会公平、吏治良好、教育优秀、环境优美、国民预期寿命高的国家。若你到了今天的日本，过去脑子里关于这个民族的种种标记与特征，包括残忍与冷漠，都会让你的经验性系统摇摇欲坠，如一架找不到机场降落的客机，如走进了蒙蒙水汽的浴室，你会一下失去感觉，从而极大地挑战你的理性界面。尽管过去20多年特别是最近10多年中，中国蒸蒸日上，经济建设高歌猛进，日本却有似乎走下坡路的趋势，经济陷于停滞甚至负增长的泥淖。但在两国一个不见炮火硝烟的“战场”上，中国已处于下风，确是不争的事实。
当然，中国人不必妄自菲薄，我们亦有一些扬眉吐气之处。
幻觉的悲哀（五）
比如我国连续发射成功“神一”至“神五”；
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中国金牌总数名列第二……或许还有，澳大利亚旅游部门统计，自2003年7月至2004年6月，中国内地到澳旅游的人数超过10万，居各国之首。出手也大方，人均消费2200美元，而日本游客只化费约712美元。一走出国门，被普遍认为“民以食为天”的中国人变了样，在吃上很矜持，很顽固，只吃中国菜，对购物却抱着几乎是来者不拒的态度。在巴黎，过去总是对日本游客下猛药的许多销售奢侈品或品牌的各公司，如今纷纷雇佣能讲普通话的店员。（见2004年10月《新周刊》）
再有，日本公司在美国买下丁大量的地产、股票、企业；但在纽约长岛北岸，也有一座座宫殿般的豪宅掩映在绿树红花之中。这些起价至少在200万美元的豪宅，因许多来自大陆的中国人一次性付款购下，让美国人大跌了眼镜……
少数中国人的暴紫骤红，呼风唤雨，或许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日本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炮制的“中国威胁”论。如此的“假语村言”，在亚洲和世界上可能会推销出去一些盗版滥印的《红楼梦》，但大多数精明的日本人是不相信的。不相信的一个例证是，即使在日本的右翼网站和报纸上，其实恐华排华的言论并不多见。可以说，从千年前披沥着“唐风文化”的时代至今，日本对于中国的了解，甚于中国对日本的认识。
并非几个中国留日学生有这样突出的印象——中国远没有达到引起日本高度关注的地步，日本人的眼睛一直是盯着西方的，日本身在亚洲，却历来以为自己是西方国家。大多数日本人心底里并不认为中国现在有资格做日本的对手。
一个现居东京都千代田、名叫小林次郎的日本人，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学习中文，能够阅读原版的《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等中国名着。2004年用中文在几家网站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不配做我们的对手》的文章。内称：日本不会担心中国，中国没有资格做日本的对手，我-直相信中国会自己把自己打倒。日本民族是非常优秀的民族，我们的一草一木都是金子，我们的每一位国民都是日本的生命，无论科学家，教师，政府人员，还是企业家，每一个日本国民都会自觉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的信息，每一个人都以生为日本人而自豪，即便像秘鲁总统藤森这样的一国之尊，也以能成为日本人而感到骄傲…
对于日本来说，中国更称不上强国。我们在经济泥潭中慢步前进的时候，中国飞速的经济增长不会引起我们的任何羡慕，因为日本知道中国永远超越不了日本，中国的经济规模越大，它面临的风险和问题也会越大，一些棘手的问题已经如我早前的研究，开始在中国出现……
认定一场真刀真枪的战争必将爆发，心目中的对乎却不以你为对手，这便有些像你已经买好定婚钻戒，可心目中的佳人却不愿戴上，这颇有几分悲哀。但这决不是“不再战”的悲哀，而是“幻觉”的悲哀。
依我这十几年的观察，国内有一批制造、描绘幻觉的人从不下岗，最明显因而也最易指的便是在股市房市上，他们总让别人钻进幻觉中去，自己从中获得的各项收益却是真金白银。再比如，当时下许多城市的老百姓在为交通拥塞而怨声迭起时，肯定有人说：“堵车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对我等这样的清风草民来说，只有在好莱坞电影里才看过的长岛那样的豪宅，对他们中的一些人却是切实存在的。
满是幻觉的日子，可人歌星们唱一曲便有几万、十几万元的热烈或甜腻的歌子，可进黑乎乎的穷街陋巷的外面那灯海璀璨如银河落地的大道，可串起故事总是发生在海滨、别墅、高级酒店和房车里的电视连续剧，却纷纷坠落于老百姓的沉默与叹息，更镌刻不进历史苍劲的年轮。
摈弁幻觉的日子，才是脚踏实地的日子。
因此，日本既非伊索寓言里的那条冻僵了的蛇，也不是一片跌没西山的残阳；而是一个在许多方面仍出类拔萃，值得中国人认真借鉴和学习的国家。
中国，也并非太平盛世，值得弦歌不辍，百兽率舞。正如赵晓博士所言：“中国，只是一个刚刚恢复元气，有着远大前程，同时需要在各方面倍加努力的国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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