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秦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状况
据我国古代文献记载，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已发明了船。古书《世本》中记载：“古者观落叶因以为舟。”《淮南子》中则认为：“见寂木浮而为舟。”由此可知人们最早从落叶或枯木浮于水面，受到启发而发明造船术。
先秦和越国时期岭南地区海上交往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早在距今六千年前，岭南先民已经利用独木舟在近海活动。距今5000—3000年前，东江北岸近百公里的惠阳平原，已经形成以陶瓷为纽带的贸易交往圈，并通过水路将其影响扩大到沿海和海外岛屿。
春秋战国时沿海地区航海活动日益频繁，位于海边的齐、吴、越等国往往利用自己的海上优势，相互进行海战。位于钱塘江口的越国“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往各飘然，去则难从”。《禹贡》成书于战国末期，它记载了我国远古时代最早的海上航路。这条航路从北方的河水入海口和济水入海口，环绕今山东半岛向南，以达淮水入海口和江水入海口，从而构成了一条相当完整的海上交通线。向北可以航海通向东北方面今辽东半岛一带；向南可以航海通向今浙江、福建一带，这是我国航海史上最早的一页。
从战国末年即公元前3世纪的《礼记》和《吕氏春秋》中所记风的分类来看，在公元前3世纪以前我国航海者已能利用季风来进行海上航行。这比西方传说中的希巴洛斯和公元前1世纪的埃及商船认识季风都要早两个多世纪。
早在商末周初，曾封箕子于朝鲜。随后迁徙去朝鲜的人员日益增多。早期与朝鲜半岛的交往，主要是从山东半岛沿着渤海海峡中的庙岛群岛与辽宁南岸航行到达朝鲜。再顺着朝鲜半岛沿岸便可驶达朝鲜半岛的南部与东南部了。到战国时，《山海经》中记：“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曰朝鲜。”可见当时对朝鲜已颇为了解，并把朝鲜、日本视作属于燕的势力范围。近年在朝鲜半岛南部多次发现具有我国战国时期文物特色的铜剑等实物出土，正是说明当时相互交往的密切。
至于与日本的交往，最早是从朝鲜半岛南岸，靠对马暖流与间宫寒流在日本海南部交汇而成的左旋海流为动力，这种自然漂流的航路只是单向的，很少有人从日本冒险逆向来中国。当时的航路可能是从朝鲜半岛南端越海，中经对马、远瀛（今冲之岛）、中瀛（今大岛），到达筑前胸形（今北九州宗像）的横渡朝鲜海峡的航路，在《日本书纪》中称之为“北海道中”或“道中”航路。在日本备后国三原町附近发现有我国战国时期的铜剑和燕国的明刀钱、安阳布等；在日本本州岛西岸的山阴、北陆地区发现不少与我国先秦时期古钟相类似的祭祀器具；在北九州沿海地区发现具有中国特色的铜剑等遗物。这些文物的出土，正是当时中日交往的实物见证，中国移民到了日本，带去了先进的金属文化与水稻栽培技术，使日本开始从原始的渔猎生活的绳文文化向使用金属工具和进行水稻种植的弥生文化飞跃发展。
通过对海船和出土陶器，以及有肩有段石器、铜鼓和铜钺的分布区域的研究得知，先秦时期的岭南先民已经穿梭于南中国海乃至南太平洋沿岸及其岛屿，其文化间接影响到印度洋沿岸及其岛屿。
对出土遗物的研究表明，南越国已能制造25—30吨的木楼船，并与海外有了一定的交往。
南越国的输出品主要包括：漆器、丝织品、陶器和青铜器。南越国的输入品包括古文献所列举的“珠玑、犀（牛）、玳瑁、果、布之凑”。主要的贸易港口有番禺（今广州）和徐闻。
（二）秦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萌芽
秦汉时期，我国政治统一、经济发展，为海外贸易奠定了基础。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发兵经略岭南，就是为了得到越之犀角、象牙、翡翠、珠玑，只是当时南海贸易及航线的详情还不太清楚。但是那时已经有秦始皇为寻找长生不老之药，派方士徐福出海寻药的故事。
我国古代文献中关于南海、印度洋上的航路第一个较为完整的记录见于《汉书·地理志》。这是因为在西汉武帝时，国力强盛，经济富庶，曾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将我国的丝绸带到了西方，远达地中海东部一带，开辟了横跨欧洲大陆的陆上丝绸之路，扩大了汉王朝的声威和影响。由于陆路交通易受匈奴等部族的阻碍，汉武帝开拓了南海的对外交通与贸易活动，从而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
《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派遣译长（属黄门的中官）率载货的船舶从日南（今越南顺化灵江口）、合浦郡的徐闻县（今广东湛江徐闻县）出发，航行五个月即可到达都元国（今马来半岛东南部或苏门答腊岛西北部的八昔河附近），再继续航行四个月，可先后抵达邑卢没国（今缅甸南部锡唐河入海口附近的勃固一带），又行二十余日，到谌离国（今缅甸伊洛瓦底江沿岸），然后弃舟步行十余日可到达夫甘都卢国（今缅甸伊洛瓦底江中游东岸蒲甘城附近），从此处再乘船航行二月余，最后到达黄支国（今印度半岛东岸马德拉斯附近）。回程从黄支国起始，利用季风，先到南边的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继续航行可抵达中途的皮宗（今马来半岛克拉地峡的帕克强河口），过皮宗后，转向东北航行回国。沿途用带去的黄金、杂缯（即各种丝绸织物）等，向那些国家交换明珠和其他珍奇异物，一路受到沿途各国的热情接待，有时还有当地海船护送。由此可见这条航线，是我国开辟最早的一条远洋航线，已经到达了印度洋孟加拉湾附近，主要以商品贸易为主。这标志着我国古代对外贸易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一直沿续到南朝未有改变。南朝著名高僧法显就乘船走这条航线由斯里兰卡和印度回国，在他的著作《佛国记》中曾有记载。
就在西汉王朝统一中国时，西方罗马人也统一了意大利半岛，建立了强大的罗马帝国（汉时称大秦，又称犂靬）。东西方两大帝国间，在中亚地区有大月氏和安息两大国相隔，所以中国丝绸虽已从陆上丝绸之路远销到罗马，但两国间无法直销，其间由安息商人进行转销，牟取暴利。汉武帝开辟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从海上经由印度沟通与罗马的贸易往来。由于当时航海技术和条件所限，中国西汉船队到了印度东海岸和斯里兰卡等地就折返回航，印度和斯里兰卡便成了海上丝绸之路上欧亚贸易的中转港。至于印度以西的航路则由西方航海者开拓。
到了东汉时期，罗马方面的西方航海者也在积极了解东方“丝国”，1世纪末，有一位居住在埃及亚历山大港的商人撰写了《红海回航记》，记述了西方商船经常往来于红海、波斯湾、印度次大陆东西两岸，特别记载了中国，称作“秦”国，这里“出产丝、丝线和名为丝绸的布”，所以又称为“丝国”。在中国古籍中也不乏对这条航线的记载，成书比《后汉书》还早一个多世纪的《魏略》中就记述了当时大秦直通中国的两条主要航道，一条是直接通往我国古代南方大港，在今越南北部及雷州半岛的徐闻、合浦，一条是以今缅甸南部的海口为航行终点，然后经伊洛瓦底江等河谷北上，进入我国西南部，通过云南的永昌郡与内地沟通。《后汉书·西域传》记载：“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这是中国同罗马帝国之间直接进行友好交往的最早记录，突破了以往通过斯里兰卡的中转，第一次疏通了东西方海上运输大动脉，连接欧亚大陆的海上丝绸之路真正建立起来了。
随着汉代种桑养蚕的普及和纺织业的发展，丝织品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输出品。乳香（薰炉）和家内奴仆（托灯俑）在以往输入品中尚未见到。
由于两汉版图扩张到今东南亚的部分地区，政府加强了海上丝绸之路沿海港市的管理，例如在今徐闻“置左右候官，在县南七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与交易”。也出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商业城市，例如番禺、徐闻、合浦（今合浦附近）、龙编（今越南河内）、广信（今梧州）、布山（今贵港）和桂林等。
（三）魏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先后有东吴、东晋、宋、齐、梁、陈等六朝政权立足江南，使江南经济得到深度开发。与此同时，六朝政府实行积极发展海外关系的政策，因而海上丝绸之路也得以迅速发展。
六朝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一批拥有无上政治、经济特权的世袭大族。而自汉末以来的社会大动荡，又使他们深感世事无常，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缺乏政治上的进取性，苟且偷安，放纵其物质贪欲，奢侈无度，海外舶来品——各种奇珍异宝成了他们竞相追逐的对象，由此产生了对海外贸易的较大需求。而六朝政府要扩大其政治威望，也必须发展对外关系。传统的对外贸易通道——陆上丝绸之路受阻于北国，因而只有致力于海上拓展。
孙权黄武五年（226年），孙权派出以从事朱应、中郎将康泰为首的外交使团出访东南亚各国，历时十余年，“其所经及传闻则由百数十国”，由此了解了南海各国政治、经济特别是贸易及物产情况。回国后，朱应、康泰分别撰写了《扶南异物志》及《吴时外国传》。朱应、康泰分别出使东南亚，不但增强了中国人对东南亚的了解，而且直接推动了双方的贸易往来。史称自朱应、康泰出使后“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东晋南朝时，遣使出访之事不绝于书。
六朝时期的外交活动都具有经济色彩，为获得南方短缺的物资，同时也为了增加更多的财政收入，六朝政府多次派遣大规模船队出海开展贸易活动。232年，孙权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率领船队“多持货物”，沿东海、黄海北上辽东地区，与辽东沿海百姓“贸迁有无”，而割据辽东地区的公孙渊也以辽东名马与东吴易货；233年，吴遣使节至朝鲜，高句丽王“贡貂皮千枚，鹖鸡皮十具”；235年，孙权派谢宏出使高句丽“赐衣物珍宝”，高句丽回赠名马，谢宏“载马八十匹而还”。
六朝政府为了适应水路交通及航海业的需要，都非常重视造船业。在造船及航海水平提高的基础上，在六朝政府积极发展海外关系的政策推动下，海上丝绸之路得到进一步发展，主要体现在南海丝路的扩展以及东海丝路的延伸两个方面。
这一时期，南海丝绸之路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广州港的兴起，从而取代徐闻与合浦成为中国主要的对外贸易港；二是海上丝绸之路在汉代的基础上继续向西方延伸。西汉时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在徐闻、合浦。三国时吴在岭南设广州以后，珠江流域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加上造船、航海业的进步，广州很快以其特有的区位优势取代徐闻、合浦的地位。广州与徐闻、合浦相比，其优势在于：徐闻、合浦无内河与内地联系，通往内地的交通也较困难，缺乏大量吞吐货物的条件。而广州不但是岭南的经济中心，且与内地联系更为便利，通过珠江水系可达湘、赣、闽等地。汉代时徐闻、合浦之所以作为对外贸易港口，主要是受当时船舶规模及航海技术的限制，海船尚不能远离海岸，而从岭南的经济中心番禹出发，难以渡过海南东部的七洋洲等危险水域，因而出海便利的徐闻、合浦充当了汉代对外贸易港口的角色。到六朝初年，随着船舶体积的增大及航海技术的提高，海船可以远离海岸航行。因此，从广州出发，不必经琼州海峡，而可经海南东部海面和西沙群岛海域，直航东南亚、南亚各地，从而使广州成为我国海外贸易中心，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也因此移至广州。
随着造船、航海水平的提高，中外商人使节扬帆于南海、印度洋，海上丝绸之路的路线也逐步由汉代南海——印度洋航线向前延伸。据阿拉伯史学家记载：“中国的商船，从3世纪中叶开始向西，从广州到达槟榔屿，4世纪到锡兰，5世纪到亚丁，终于在波斯及美索不达米亚独占商权。”另一阿拉伯学者马斯欧迪在《黄金原和宝石矿》一书中也称：“中国船只5世纪航行至幼发拉底河的希拉城，与阿拉伯人进行贸易。”《宋书》记载：中国与罗马、天竺之间“舟舶继路，商使交属”。六朝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向西的终点已从印度半岛东南部向西，跨越阿拉伯海，抵达波斯湾了，不过这一航线尚未固定化。
在这一时期，由中国通往朝鲜、日本的航线也有了新的发展。秦汉时代，中国往朝鲜、日本的出海口，主要集中于山东半岛渤海一带。到六朝时期，中国与朝鲜、日本交往频繁，东晋南朝时，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与日本处于敌对状态，因而传统的由中国辽东沿海经朝鲜半岛由北向南，再到日本的航道受阻。日使来华被迫由朝鲜半岛南部横渡黄海，由于建康成了南朝的政治经济中心，因而使这条东方航线大大地南移。《文献通考》卷三二四载：“倭人初通中国也，实自辽东而来。……至六朝及宋，则多从南道，浮海入贡及通互市之类，而不自北方……”由建康出发，顺江而下，出长江口后，沿岸北航，至山东半岛的成山角附近，继续沿岸而行，到达朝鲜半岛北部。或由成山角东进，横渡黄海，抵达朝鲜半岛东南部。然后再沿岸南下，渡朝鲜海峡，航抵日本。这条新航线的开辟，大大缩短了中日之间的航程，方便了双方的往来。
（四）唐朝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转折
唐代以前海上丝绸之路虽有所发展，但对外贸易及文化交流主要还是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进行的。但是经过魏晋以来的发展和开发，我国东南地区到了隋朝统一全国以后，经济飞速发展。唐朝以来，随着造船技术的提高和国力的强盛，又采取了广泛而又全面的对外开放政策，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后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取代了陆上丝绸之路的地位。
中国远洋船队不但能越过印度半岛，直航阿拉伯海及波斯湾，而且还首次航抵红海和非洲东海岸。当时的北印度洋上，经常来回穿梭着中国的大型远洋海船。
当时与东方强大的唐帝国遥相呼应的，是在西方正在崛起的一个古阿拉伯帝国——大秦。大秦国面临印度洋，东滨波斯湾，西面是红海，北部紧靠地中海。他们习惯海上生活，历来擅长航海运输，地处亚非两大洲之间，是东方与西方的交通枢纽，与中国保持着长期友好交往。
当时唐代海上丝绸之路主要通道有两条：一条是自登州，海行入高丽的渤海道；一条是自广州通海夷道。唐朝与新罗的关系最为密切，当时通新罗的有三条航线：北路由辽宁通新罗，中路由山东通新罗，南路由江苏、浙江通新罗。其中尤以中路最为重要，且便利迅速，双方的海上交往多取中路。
另一条是自广州通海夷道，是从广州出航，经越南、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等地，以至印度、锡兰，再西至阿拉伯。这条通道来往船只也很频繁，风帆往返，相望于道。唐代，东南亚、南亚、阿拉伯的使臣和商人，“或时候风潮朝贡，蛮胡贾人舶交海中”。真腊（今柬埔寨）、爪哇、室利佛逝均多次派使节到中国。
唐代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尤其是通过广州这个贸易最为繁盛的通商口岸，促进了与各国的交往。当时来中国的外国人明显增多，而且有很多在中国定居下来了。扬州、广州有大食、波斯商人不下数千人，泉州则出现“秋来海有幽都雁，船到城添外国人”。在中国长江以北沿海的许多州县，有许多新罗商人、船主和水手的聚居地“新罗坊”。唐代海上丝绸之路兴盛发达，促进了沿海港口城市的发展，形成广州、泉州、扬州、交州、登州等著名港口。可以说在唐代，中国与海外诸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不但没有因陆上丝绸之路受到阻塞而削弱，反而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而不断延伸和扩展。
（五）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鼎盛
宋王朝建立之初，十分关注海外贸易的发展。宋代是我国古代的重商主义时期，国内外贸易都发展到了当时世界最高水平。唐创立的市舶制度不仅得到了系统发展，而且日益完善。宋代是我国历史上通过市舶制度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发展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对外贸易制度早期典范化、条理化的时期，也是我国古代海关成形的重要时期。
宋代的市舶制度，基本职能比唐代明确，市舶的海关管理职能也进一步强化。宋代制定的管理进出口贸易的市舶条例，是世界上最早的进出口贸易法规，且内容详尽，堪称封建社会经济立法的典范。因其行之有效，后来成为元代市舶管理条例的蓝本。
宋朝与东南亚沿海国家绝大多数时间保持着友好关系，广州成为海外贸易第一大港。由大食国经故临国（今印度半岛西南端的奎隆），又经三佛齐国，达上下竺与交洋（今奥尔岛与暹罗湾、越南东海岸一带海域），“乃至中国之境。其欲至广（广州）者，入自屯门（今香港屯门）；欲至泉州者，入自甲子门（今陆丰甲子港）”。这就是当时著名的中西航线。这条航线除了向更远伸展之外，还有许多支线。当时流通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商品中，允许出口的主要有丝织品、陶瓷器、漆器、酒、糖、茶、米等；允许进口的主要有香料、象犀、珊瑚、琉璃、鳖皮、玳瑁、车渠、水晶、苏木等。其中香药种类繁多，数量甚大，价值也高。有时许可有时禁止的有：金银、铜器、铜钱。不允许的有：兵器及可造兵器之物、一部分书籍。还严禁外国货币进口，以防“紊中国之法”。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大大增加了朝廷和港市的财政收入，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城市生活，也为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
到了元代，与中国交往的海外国家和地区，见于文献的就有220个左右，数量上是南宋《诸蕃志》的四倍多。元人还对中国以南海域作了“西洋”和“东洋”的划分。这是海外地理知识的进步。元政府制定了“至元法则”和“延祐法则”，相对于宋朝的“元丰市舶条”来说，前者是全国一律的系统规定，侧重于商船管理、商品管理和征税、中外商人使节管理与限制等方方面面，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性较强的外贸管理法则。元代的主要进口商品包括象牙、犀角等宝物，各种布匹，沉香、檀香等香货，不同种类的珍贵药物，木材、皮货、牛蹄角、杂物等共八大类。
（六）明朝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盛衰
明初一方面很重视海外贸易，大力发展与海外各国的官方间的朝贡贸易，但是又迫于当时沿海不利的形势，对民间贸易严格实行海禁政策。
我国历来官方间交往都是以朝贡的形式进行的，只是宋元以来，大有民间贸易比官方贸易更为重视的趋势。明代却是除朝贡贸易外，不许有其他私人贸易存在。这样海外诸国欲与中国通商，必须在政治上先与明王朝建立藩属关系，接受明王朝的册封，然后才能来华朝贡交易，所以称这种贸易形式为“朝贡贸易”。明代市舶司的职责只限于接待外国前来“朝贡”的海船，不能批准中国商船出海。明朝政府虽也知道军需国库多半取决于市舶，但有明一代，基本上都对市舶进行种种限制。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东南沿海的倭寇时常骚扰沿海地区，造成了严重危害。
明代海禁时紧时松，大体说来，在洪武年间是海禁严格实施时期，但是到了永乐宣德年间，就较为松弛，这一时期派遣了声势浩大的郑和船队七下西洋，但是后来，由于无力阻止大型船队出洋，海外各国来华朝贡贸易也逐渐衰落。到了明朝中后期，虽然仍然严禁私人出海进行民间贸易，但是仍不断有人违禁出海贸易，海禁政策也不得不调整，明代政府不得不予以宽容。直到隆庆元年（1567年）以后才废除海禁，整个明代不足三百年，实行海禁时间长达近二百年，造成海上丝绸之路由盛转衰。
但是与此同时，由于欧洲等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开始寻求地中海以外通往东方的新航路，于是出现了所谓的地理大发现。从此，欧洲一些国家开始来到东方，来到我国东南沿海占据通商据点。尤其是西班牙占据菲律宾群岛后，开辟了从菲律宾返回墨西哥的太平洋航线，从此以丝绸为主的中国商品便源源不断地沿着这条航线，行销拉美各地，这条航路就此成为太平洋上的丝绸之路。中国丝绸除了由陆路运往中亚，由海路运往波斯湾，越过印度洋运到非洲东岸，间接地传往欧洲之外，又越过太平洋运往墨西哥，传往拉丁美洲各地，开始进入了西半球，这在我国丝绸传播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随着太平洋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和发展，加强了中国与拉丁美洲的经济文化交流。美洲印第安人的一些农作物，诸如玉米、番薯、马铃薯、西红柿等陆续传入中国；同时中国的一些农作物，如柑橘、樱桃、芒果和茶叶等也先后移植到美洲，大大促进了两地的农业发展和农作物的多样化，推动了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这条太平洋上的丝绸之路发展了两个半世纪，终因墨西哥独立战争的爆发而退出历史舞台。
（七）海上丝绸之路的衰落
从海禁到广东一口通商，是我国清代对外贸易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在明代诸多航线的基础上，清代又开辟了北美洲航线、俄罗斯航线和大洋洲航线等。同时，外贸的港口有所增加，地域有所扩展，来往商船频繁，商品量值上扬。出口商品中茶叶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丝绸退居次席，土布和瓷器（特别是广彩）也受到青睐。进口商品中，就吨位而言，棉花居首，其次是棉布和棉纱，毛纺织品退居第三；就价值而言，鸦片逐渐占据了首位，并从原来的走私演化到合法化。特别要提到的是，发端于鸦片战争之前的“苦力贸易”至战后则颇为猖獗。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在粤、闽、浙、江四省设立海关，这是中国近代海关制度的开始。清代广州的外贸制度是具有代表性的。它是在从十三行到公行，从总商制度到保商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套管理体系。行商主要负有以下四方面的责任：第一，承揽进出口贸易；第二，代理外商报关缴税；第三，行商互保的同时，还要为外商担保；第四，充当外商与官府的中介。而且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许多国家逐渐在中国设立商馆；清代海外移民形成高潮。“华侨”还纷纷在居住地建设会馆，并相当程度地影响着当地经济的发展。
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对国内外市场网络的扩大、农业商品化的推进、民族工业的兴起、城镇经济的发展、交通运输业的繁荣以及中西文化的交流都起到了很大的正面作用。
到了民国时期，香港逐渐演变成为远东国际贸易的重要转口口岸，除了洋行之外，在抗战前英国一直是第二大贸易伙伴，抗战后为美国所取代。民国前期，出口商品以生丝和丝织品为最多，茶叶有所下降，水草类编织品也较大宗，瓷器一般供应给海外华侨，其他还有烟叶和蔗糖等；进口商品以蔗糖和大米为大宗，五金类的数量继续增长，水泥也是重要的进口商品，海产品多由香港进口。民国后期略有变动。
民国时期列强夺取了关税收支及保管权，关余（关税开支后的余额）也被外国银行控制，中国的海关监督无权过问；省港大罢工后有所改观。这一时期，走私问题极为严重，民族工商业惨遭打击。虽然民国前期蚕丝业鼎盛，但自1930年后便开始走向衰落。
可以说，自从鸦片战争爆发，我国沿海主要港口被西方列强控制，逐渐半殖民地化了，成为他们掠夺原材料和倾销商品的基地，我国失去了外贸及关税自主权，从而这条名扬四海、光芒四射、发展了两三千年的海上丝绸之路绝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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