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大发明与海上丝绸之路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最重要的标志是中国有四大发明，即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四大发明对人类生活影响巨大。17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它们改变了世界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状态，又从而产生了无数的变化。”中国是四大发明的开创者，但四大发明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到了全世界。

    众所周知，纸有广泛的用途。它虽是一种极普通的东西，却是人们不可缺少的。可是在人类的文化史上，有漫长的一段时期文字不是写在纸上，因为那时候人们不会造纸。我们祖先除了把文字写在甲骨上，还把文字写在竹片和木板上。但竹简和木简太笨重了，于是，东汉宦官蔡伦发明了造纸术。

    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国家知道了中国的造纸术，他们特别想看一看中国的纸是什么样子，更想得到造纸的方法。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交往越来越多，纸也就传了出去。

    在纸传入欧洲之前，欧洲人把字写在石头、蜡板、纸草、羊皮上。纸草一经折叠就会断裂，不易保存。羊皮价钱很贵，抄写一部《圣经》就要用三百多张羊皮，成本太高了。中国的造纸术传入欧洲后，立即引起了一场造纸战，各地纷纷设立造纸工厂，改进造纸技术。再到后来，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造纸术也传到了美洲，这样，造纸术就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到了全世界。

    我国劳动人民很早就发明了拓碑和印章。唐朝时我国人民受拓碑和印章的启发，发明了雕版印刷术。把木板锯成一块一块的，把要印的字写在薄纸上，反贴在木板上，再根据每个字的笔画，用刀一笔一笔雕刻，使每个字的笔画突出在板上。木板雕好以后，就可以印书了。

    到了北宋仁宗年间，毕昇发明了一种更先进的印刷方法——活字印刷术。用胶泥做成一个一个的四方长柱体，一面刻上一个字，再用火烧硬。印书时，先预备一块铁板，铁板上放上松香和蜡之类的东西，铁板四周围着一个铁框，铁框内密密地排满活字，一铁框为一版，再用火在铁板底下烤，使松香和蜡熔化。另外用一块平板在排好的活字上面压一压，把字压平，一块活字板就排好了。最后在字上涂墨，就可以印刷了。

    我国的印刷术，首先传到了朝鲜，后来又传到了日本、越南。元朝时，有许多欧洲人来中国，他们发现元政府印的纸币可以代替金银使用，觉得很新奇。在杭州印书的地方很多，有些欧洲人在这里住了几年，写了许多笔记，带回欧洲，这对欧洲印刷术的产生很有启迪作用。

    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欧洲开始出现了木板雕印的课本、宗教画等，到15世纪中期，雕版印刷术在欧洲已经相当普遍了。与此同时，德国人谷登堡发明了活铅字印刷，这比当时中国的印刷方法先进得多，但是他比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晚了四百多年，不能不说他的发明是在中国印刷术的影响下产生的。

    中国的印刷术传到了埃及、美国、加拿大，传遍了全世界。被称为“文明之母”的印刷术的广泛传播，为世界各国出版大量书籍打下了可靠的基础，为人类享受文化生活提供了有利条件，这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文明作出的了不起的贡献。

    我国最早指示方向的工具叫司南，唐朝时，又创造了指南鱼。指南针大约是在北宋宣和年间发明的。当时北宋有个人叫朱彧，他写了一本书，书中讲到，当时渔船上的人为了辨别地理方向，晚上看星辰，白天看太阳，阴天下雨就看指南针。

    到了南宋，人们已经用“针盘”航行了，说明指南针和罗盘针结合在一起了。罗盘是用木做的，也有用铜做的，盘的周围刻上东西南北等方位，人们只要把指南针所指的方向和盘上所刻的正南方位对准，就可以很容易地辨别航行的方向了。

    明朝时我国是世界上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需要同海外各地加强经济文化交流。明政府派郑和七次下西洋，下西洋的宝船是当时海上最大的船只，这些船上就有罗盘针和航海图，还有专门测定方位的技术人员。这只船队到过印度支那半岛、南洋群岛、印度、波斯和阿拉伯的许多地方，最远到过非洲东岸。在这样多次大规模的远航中罗盘针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有了指南针，人们在航行中，还能慢慢摸出一条条新的航路。元朝时，我国许多书上记载着到海外各国去的航路。这些航路，因为是靠指南针得来的，所以当时称为“针路”。

    我国不但是世界上最早发明指南针的国家，而且是世界上最早把指南针用在航海事业上的国家。海船从此有了眼睛，人们在海上航行，再也不怕迷失方向了。航海事业发达了，也就促进了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

    北宋年间，我国的海船往来在南海和印度洋上，能一直开到阿拉伯，与阿拉伯人做生意。阿拉伯人来我国的也很多，大多都是乘中国船来的。他们看到中国船都用指南针，学会了制造指南针的方法，而且把这个方法传到了欧洲。12世纪末、13世纪初，阿拉伯和欧洲的一些国家，也开始用指南针来航海了。

    指南针通过美丽的海上丝绸之路传到欧洲，对欧洲航海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15、16世纪，欧洲各国航海家开辟了新航路，发现了美洲大陆，完成了环球航行。他们用来辨别方向的法宝，就是指南针。指南针的发明和传播，对世界航海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我国火药的发明，跟炼丹有很大关系。在宋朝初年的一本书中记载着：隋初，有个叫杜子春的人去访问一个炼丹老人。天色已晚，炼丹老人留他住下。夜里他一觉醒来，看到炼丹炉里突然冒起大火，火焰一直升到屋顶，把房子都烧了。这就告诉我们，在那以前，可能已经有些炼丹家发现火药了。

    经过一次又一次爆炸起火，经过一次又一次冒险试验，终于有人找到了恰当的比例，进一步把硝石、硫磺和木炭这三样东西结合在一起，配制成火药。

    唐朝末年，天下大乱，军阀割据，战争频繁。唐哀帝年间，有个叫郑璠的人去攻打豫章。他命令士兵“发机飞火”，把豫章的龙沙门烧了，他自己带领一些人突火登城，身上也被烧伤。那么“飞火”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火炮一类的东西。这种火炮，可以说是最早用火药制造的燃烧性武器了。用这种武器的目的，就是燃烧，它的燃烧力是相当大的。那时，用火药制造的燃烧性武器，除了火炮之外，还有火箭。根据记载，宋太祖时，有个叫冯继升的人，向宋朝政府献上了做火箭的方法，宋朝政府还赏赐了他一些东西，作为奖励。

    火药不但具有强烈的燃烧性，而且具有强烈的爆炸能力。北宋时，我国已经开始制造爆炸性的火药武器了。到了南宋时，战争中越来越多地使用爆炸性的火药武器。

    中国是最早发明火药的国家，由于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非常密切，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开辟后，中国的船队到达其他国家时，自然也把中国的技术带到了他国。我国的炼丹术传到阿拉伯大约是8世纪或9世纪，与此同时，硝石也传到了阿拉伯和波斯等地。南宋时，我国与阿拉伯交往频繁，火药的制造方法大概就是在这时候传过去的。后来又从阿拉伯传到欧洲各国，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四大发明的外传，为世界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四大发明在世界上受到了广泛的赞誉。17世纪英国学者培根就曾称颂说：“印刷术、火药、指南针曾改变了整个世界，变化如此之大，以至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学派，没有一个显赫有名的人物能比这三种发明在人类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如果没有海上丝绸之路，四大发明的外传或许要更晚些。

    （二）宗教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仅是古代中外贸易的线路，也是一条宗教文化传播交流的通道。早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就有不少外国或中国僧人取道海上丝绸之路，其中最著名的有昙摩耶舍、菩提达摩、法显、义净等。同样，在伊斯兰教东传的过程中，海上丝绸之路也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在中国古代名港广州、泉州、扬州等地留下了不少伊斯兰教的遗迹。16世纪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入华也大都通过海路而来，如利玛窦、汤若望等，他们一方面向中国人传播西方的科学知识和天主教教义，另一方面将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从而在西方形成一股东方热潮。中国既是宗教文化的接受者，也是宗教文化的传播者。中国的儒家文化、佛教、道教曾对周围国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例如佛教在传入日本、朝鲜的过程中，中国的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对其影响巨大。此外，以妈祖信仰为代表的中国民间信仰也随着海员、海外移民而传入海外，尤其是在东南亚地区，其影响不容忽视。这些都说明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不仅促进了宗教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也间接地促进了民族、国家间的交流和了解。

    佛教传入中国有陆路和海路两条途径。当外国僧人或中国僧人取道海路来到中国港口城市后，不可避免地要进行休整，有的干脆就在当地修建庙宇或直接去当地佛寺进行研习，宣扬佛法。例如广州的王园寺（今光孝寺）是由昙摩耶舍创立的；广州的西来寺（今华林寺）是由菩提达摩创立的。同样，当僧人们取道海路前往他国时，由于候船、季风等因素的影响，也不得不在港口等候，港口城市的佛寺和居民也就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唐代的鉴真和尚曾六次东渡日本，只有最后一次成功，说明海上航行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即便如此，唐代以后，中国僧人取道海路求经弘法的人数仍有显著增加，这在义净撰写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中有明确的记载，当时半数以上的高僧是从交趾、广州两地乘船出发的。可见，在唐代海上丝绸之路就已发展成为佛教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了。

    海上丝绸之路帮助大量的佛教经典传播到中国，这些经典大多是直接来自印度的梵文或巴利文原本，打破了中国佛教以北传佛教（大乘）为主的模式，为中国佛教注入了南传佛教（小乘上座部佛教）的经典，使中国佛教走上了大小乘兼备的发展道路，而且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佛教交流更加频繁、通畅。这种交流是双向的，早期中国佛教在吸取印度佛教的思想后，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形成了各种宗派，这些佛教宗派又影响到其他国家，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例如中国的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对日本、朝鲜的影响巨大。804年日本僧人最澄和空海都随遣唐使船来到中国，最澄等搭乘的第二艘船在宁波靠岸，空海搭乘的第一艘船则漂泊到福州长溪县。他们在中国系统地学习了佛教经典，回国后，最澄创立了日本天台宗，空海则开创了真言宗，确立了日本大乘佛教思想。同样，日本禅宗两大流派临济禅和曹洞禅的创立者荣西和道元与宁波也有着不解之缘，至今日本曹洞禅的大本山永平寺仍将宁波的天童寺视为祖庭。高丽僧义通被尊为宁波天台宗第十六祖。高丽王子义天（1055—1101年）率弟子寿介搭乘海船入华求法，回国后大力宣扬天台宗的教义，创立了高丽天台宗。他收集了四千余卷佛经，编出了《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并按这个总录刊行了《高丽大藏经续藏》。

    从唐至元，伊斯兰教对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影响是显著的。元代吴鉴在泉州《重立清净寺碑》中介绍了摄思廉、益绵、没塔完里、漠阿津、哈梯卜几种职务，摄思廉现今翻译为“谢赫·伊斯兰”，意为伊斯兰教长老；益绵即“伊玛目”，在清真寺里率众礼拜并掌管教规；没塔完里是主持寺产、看护寺产的人；漠阿津今译为“穆安津”，即宣礼员，主要职责是每天呼唤穆斯林做礼拜；吴鉴没有介绍哈梯卜，哈梯卜是宣讲教义教法的人，主麻日站在讲台上念呼图白。伊玛目（益绵）、海推布（哈梯卜）、穆安津（漠阿津）形成了三掌教，这种制度在中国流传了数百年，直至17世纪末情况才发生了一些变化，阿訇选聘制度开始出现，但并未完全代替三掌教世袭制度，阿訇选聘制和三掌教世袭制两种掌教制度并存的局面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阿拉伯的服饰、建筑、绘画、饮食也对中国穆斯林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例如广州怀圣寺中的光塔是一圆柱形砖结构建筑物，高约三十六米，外观呈下大上小两个圆柱体叠加形，充分显示了伊斯兰独特的建筑风格；泉州清净寺的尖拱门、穹隆顶，同样具有阿拉伯清真寺的建筑特色。

    15—16世纪西方殖民者陆续东来，亚洲许多国家沦为殖民地。天主教等在东南亚和中国得到了传播，以利玛窦、汤若望、丁韪良为首的传教士们一方面向中国人传播西方的科学知识和《圣经》，另一方面将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从而在西方形成一股中国热。这些传教士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他们传播的科学知识，使中国自先秦以来的文化格局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中国知识分子从一种相对传统封闭的状态下摆脱出来，突破了以前的思维模式，从而为中国的知识和文化带来了一次革新。这些接触到西方科学知识的中国人逐渐意识到当时的玄虚学风对国家少有益处，他们开始提倡实学，进而提倡吸收外国科学知识中有用的成分，“会通以超胜”，“并蓄兼收”，“藉异己之物，以激发本来之真性”，希望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更加优异的中国文化，这种与西方竞争的意识是“西学东渐”后的某种觉醒。

    利玛窦、柏应理等传教士将中国的“四书”等经典翻译介绍给欧洲，使西方对中国的哲学产生了兴趣，进而对欧洲的启蒙运动作出了贡献。著名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年）接受了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教士的中国文化观，认为中国人是最有德行的民族。法国启蒙运动的旗手和统帅伏尔泰（1694—1778年）曾对孔子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还认为中国之所以是一个不受政教冲突干扰的国家，关键在于孔子的学说。他在自己的住宅中专门安排一间挂有孔子肖像的房间，甚至把自己的住宅称为“孔庙”，戏称自己是“孔庙大住持”。除了儒家学说，中国的道教、佛教经典也陆续被介绍到了西方，中国的哲学思想对欧洲哲学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除中国佛教对朝鲜半岛、日本、越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外，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如儒家文化、道教和一些民间信仰也对周围国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儒家思想很早就传入了朝鲜半岛，随着新罗统一三国后，儒家思想成为统治阶层的思想体系。先后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儒学大家，如李穑、郑梦周、郑道传等。与朝鲜半岛相似，日本也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但早期儒学是日本统治阶层高雅的学问，内容限制在汉唐注释、文学训诂上，在民间的影响不大。这种情况在朱熹、王阳明理论传入日本后发生了变化，儒家的思维方式得到了传播和发展。虽然朱子学被奉为日本的官学，但对日本社会变革产生积极推动作用的是阳明学派。日本的阳明学派虽然继承了中国的阳明学思想，但和中国的阳明学有所不同，日本阳明学者大都折中朱王，调和神儒，在理论和实践上，有自己的特点。明朝亡国后，中国著名学者朱舜水（1600—1682年）流亡日本，开馆讲学，培养了众多的学生，有些学生也成为著名学者，他所提倡的实学实理的学风，渗透到整个日本国民的意识中，间接地推动了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被尊称为“日本的孔夫子”。

    在高句丽、新罗、百济鼎立的三国时期，道家思想和道教就已经传入朝鲜半岛，618—649年，中国的五斗米道已在高句丽得到广泛传播。朝鲜半岛的道教大致分为科仪道教、修炼道教、民间信仰三大流派。科仪道教和醮祭密切相关，昭格殿是朝鲜王朝唯一的道观，醮祭仪式都集中在这里举行。修炼道教是以研习内丹为特色的道派，到唐朝学习的新罗宾贡进士金可记、高句丽宾贡进士崔致远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中国道教没有在日本形成传承系统，日本宗教中没有道教，但是道教经典对日本神道教有深刻的影响，对日本知识界的影响也有目共睹。

    中国的传统民间信仰也随着海员、移民的步伐而传入海外，其中典型的就是妈祖信仰。妈祖本是福建湄州岛上的一个民女，经过宋、元、明、清历代帝王的加封，成为海上航行的保护神。妈祖信仰随着移民而传入日本、朝鲜、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泰国、菲律宾等国。有一些中国的民间信仰与妈祖信仰相似，也在华人移民中得到了传承。

    （三）徐福东渡——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者

    早在公元前219年至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为了宣扬秦德，五次出巡全国。在视察山东琅玡郡（今胶南、日照一带）时，听说东海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神山，上有仙草，食之可以“长生不老”“仙寿永昌”。于是，便派遣方士徐福率数千童男童女与工匠等出海寻觅。据《史记》记载，徐福（前255—？），本作徐市，字君房，幼年习读儒书，研习阴阳五行，修真炼丹，习学道术，聪明过人。成年后，行医传道，随其父徐猛宦游齐国，交往甚广。

    第一次出海归来，徐福诈称“蓬莱药可得，然尝为大鲸鱼所苦，故不得至”。第二次出海，徐福从琅玡港出发，率船队经庙岛群岛，横渡渤海至辽东半岛，然后沿辽东半岛东南近海至朝鲜半岛，再由朝鲜半岛西部近海折南而行，横渡朝鲜海峡，向东方而去，不久这支船队便消失在汪洋之中，从此杳无音讯。两千多年来徐福船队的去向，一直是一个谜。《史记》中未记载徐福具体去处，只是说去了一个“平原广泽”。但是这个平原广泽是哪里呢？

    1982年江苏赣榆县地名普查中，发现了一座原名“徐福”，后来演变为“徐阜”的自然村。宋代之前，村内还有一座徐福庙。赣榆，战国时属齐地，秦时属琅玡郡，又是秦始皇东巡时多次路过的地方。在这里发现了“徐福村”，应该不是偶然的。这件事，已经引起了历史学家的重视。它说明，有关徐福的故事，或许并非如有的人所认为那样，仅仅是一种无稽的传说。

    至于徐福第二次出海之后，一去而不复返。他究竟到了哪里？他的这次航行，究竟是一次成功的记录，还是一次失败的尝试？这一点，从日本今天尚广为流传的传说中，或许可以得到回答。

    日本列岛，从南到北，有十几个地方流传着徐福的故事。其中传说故事最丰富，因而纪念地也最多的是和歌山县、三重县和佐贺县。佐贺县诸富町有一处地名唤作“浮杯”。传说徐福漂流到此，将一杯酒放入海内，酒杯在前漂浮引路，徐福一行便随杯前行，于杯止处登陆。这里至今还立有“徐福登陆地”的木制标注，并建有祭祀徐福的“金立神社”。

    距此不远，传说为徐福登陆后掘井引水之处。1926年10月21日，当地在调查历史遗迹时，就在此地地下三米深处，发现一口古井。现在，这口古井犹存。

    在佐贺县的金立山顶，也有一处“金立神社”，每隔50年要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祭典。徐福，被作为农耕、蚕桑与医药之神，享受着祭祀。1980年是“金立神社”建立2200年，又逢祭典，因此盛况空前。人们抬着放有徐福神仙牌位的轿子，从金立山顶，沿着传说中徐福走过的道路，直到诸富町浮杯处为止。

    在熊野地区的和歌山县新宫市，也建有祭祀徐福的拜殿。在《熊野年代记》中，记载着三百多年前，这里修缮徐福拜殿的情况。在熊野速玉神社珍藏的古老地图中，也标明了徐福宫的地址。

    这里，还有传说中的徐福墓地。墓地的附近立有诗碑，上面刻着日本高僧绝海中津渡海到中国后，与明太祖朱元璋唱和，赞颂徐福的诗。每年9月1日，这里都要举行“徐福祭”，由新宫市“徐福会”主持。白天是祭祀仪式，晚间是群众性的盂兰盆会。

    传说徐福在佐贺逗留之后，又折回九州岛，到了高千穗的“日向”，在和歌山县的新宫市停驻了三年，而后又回到了伊势湾腹地，进到内陆檀原，并在此称王，最后在富士山麓终其天年。

    在上述这些地方，还有许多街道、商店，至今仍以“徐福”“蓬莱”命名。有关徐福的其他民间传说故事还有很多。

    很难想象，这样众多的古老传说和历数百年不衰的群众性纪念活动，会是全然事出无因。如果再参证日本考古的发现，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些传说的由来。

    在公元前2世纪之前，日本海处于绳文文化的石器时代。但是，就在公元前2世纪之际，日本的文化却有了一个突然的飞跃，出现了陶器、铁器，开始种植水稻。其水稻品种也与中国大陆当时的品种一致。这个突然出现的，比日本固有文化先进数千年的新的文化阶段，被称作弥生文化。而弥生文化出现的时期，正是在传说中徐福一行东渡日本之后。日本历史学家井上靖认为：“弥生文化并不是绳文文化的继续和发展，而是外来文化，这是无可置疑的。”如果把这样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同和歌山、三重、佐贺等地都出土过弥生式陶器，同徐福被当做农耕、蚕桑、医药之神的传说联系起来，那么我们或许可以对徐福确实航海到了日本，并把当时中国先进的文化与生产技术带到了日本，怀有更充分的信心。退一步说，即便不是徐福，那时无名的航海先驱者，也一定渡海到达过日本。为了纪念这些先驱者，我们把徐福作为他们的代表，应该也不为过。

    徐福的东渡，反映了两千多年前我国的航海水平以及对外的文化影响，它传播了友谊，交流了文化，是中国航海史上不可忽视的一页。徐福被日本人民作为蚕桑之神供养，认为他把中国的蚕丝生产技术带到了日本。因此，我们有理由把他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者。

    （四）鉴真大师六渡日本——中日文化交流大使

    在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上，既有埋骨中国大地的阿倍仲麻吕等人，也有埋骨于日本国土的中国人。唐朝的时候，日本向唐朝派遣唐使团，是为了学习中国的文化和生产技术。为了传播中国文化和生产技术，唐朝也向日本派遣使臣及各种有专门技术的人，这些人在中日交流中起了重大作用。唐代高僧鉴真和尚，便是中国赴日传播中国文化的代表人物。

    鉴真和尚，祖籍扬州，生于688年。他俗姓淳于，他的父亲就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当时的扬州佛教盛行，名刹林立。所以，鉴真从小就生活在佛教信仰很浓的环境中，耳濡目染，对佛教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14岁的时候，跟着他父亲到大云寺去，在大云寺跟智满禅师做了沙弥。

    鉴真18岁的时候，从道岸律师受菩提戒，并学习律宗。道岸是南山律宗的开山祖师，很有名气，他曾给唐中宗李显受戒。

    707年，鉴真从扬州到了洛阳，后又到长安。当时德高望重的弘景律师又为他受具足戒。具足戒又名大戒，是僧侣的最高戒律，表示各种修行的戒条已经十足具备。授具足戒时要有三师七证，仪式十分庄严隆重。受了具足戒的僧侣，政府才正式承认他的僧侣身份，并且取得了讲授的资格。

    鉴真在洛阳、长安逗留期间，遍投名师，潜心研究佛学经典。他先后跟着五六名大师学习了《南山律钞》《四分律疏》等典籍。同时，他对佛教艺术、建筑艺术、中医中药等许多知识都做了深刻的学习和研究，具有了极其全面和丰富的知识技能。

    713年，鉴真离开两京，回到扬州，在扬州的大明寺主持讲授律戒，成为我国南方有名的授戒大师。听他讲经、剃度得戒的僧人多达四万余人。另外经他主持建设的寺院有八十多处，他还指导塑造和绘制了大量的佛像和壁画，抄写了一千多卷经卷。他成了一位知识全面、海内外闻名的律学权威。

    当时的日本非常崇尚佛教，但是由于佛教界的戒律不兴，存在着许多混乱的状态。有许多人为了逃避赋税，就自己剃了光头，穿上袈裟，当了和尚。这样一来，使日本的土地无人耕种，无人纳租，造成财政困难。另外，很多“自度”的僧人动机不纯，所以不能真正持戒诵经，经常做些偷摸盗窃的事情，给社会的治安带来了很大威胁。日本天皇想要建立一个像大唐那样的严格正规的受戒制度，使僧侣们遵行清规戒律，提高佛学修养，并借此整顿一下僧侣队伍。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请大唐的高僧来指点、宣扬和传授戒律学，建立起一个正规的受戒制度。日本政府决定派出年轻的僧侣荣叡、普照二人，随遣唐使团的大船到唐朝聘请名师。

    第一次，荣叡和普照先请去了两名高僧赴日。可是这两位高僧只能讲解佛典经文，不能授戒。所以荣叡和普照又第二次来到中国，直接去扬州大明寺找到了鉴真大师，请他和他的弟子东渡日本。但是当时中国的海防很严，远航出国要得到官府的批准，这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他们就秘密地进行准备，对外人就说是要到天台山国清寺供奉香火，因为陆路不便利，所以走水路。这样官府就不追究了。但是随行的人中，有一个叫如海的悄悄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官府，说他们“私通海贼”，官府下令逮捕了相关人员，虽然最后把抓去的人放了回来，可是这一次东渡却失败了。

    过了不久，鉴真大师自己出资向一个军事官员买了一艘军用船。同时准备了粮食、药品、佛经等等一大批物资，并且招用了八十多名能工巧匠。一切准备就绪，于744年，自扬州出发。不料，船行到长江口，因为风浪太大，船身被砸坏，只好靠岸修船。第二次航行又失败了。

    一个月之后，船终于修好了，他们再度出发。当他们迎着风浪航行到舟山群岛海面时，突然一声巨响，船头撞在了暗礁上。船体破碎，海水涌进船舱，船很快就沉没了，船上的人员幸好被海上的军船发现，才得到救援，但这次航行又宣告失败。

    到了第二年，鉴真再次策划东渡。这时候有些人气馁了，劝鉴真放弃东渡的打算，但鉴真大师的意志很坚决，他又率船再次出航了。可是由于有人早已告知官府，官府立即派船去追，硬把鉴真抓回来，送到扬州。因此，第四次东渡又未成行。

    又过了三个年头，到了748年，鉴真等人再次从扬州崇福寺出发，顺利地通过了长江口和舟山群岛。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遇上了强烈的东北大风，使船改变了航向，失去控制，凭任漂流，经过了半个多月，漂泊到了海南岛的崖州。当地的官员知道了消息，把鉴真接到了城中。在崖州住了一年多，鉴真执意要回扬州。但是在回扬州的途中，不幸的事情接踵而来。先是一直与他患难与共的日本僧人荣叡，行走在端州（今广州肇庆）的时候，身染重病死去了。鉴真大师悲痛万分，放声恸哭，加之天气炎热，心火上攻，一夜之间眼睛突然失明。但他继续北行，到了江西境内，一直追随他的弟子祥彦也染疾去世。这一连串的打击，使年已63岁的鉴真大师身体情况骤然变坏，几乎到了不能支撑的地步了。但是他意志十分坚定，经过了三年多的艰难跋涉，终于回到了扬州。

    鉴真大师为了东渡日本弘扬佛法，历经了五次失败，而且一次比一次惨重，但是这反而更加坚定了他东渡的意志。鉴真大师东渡的举动，惊动了朝野。唐朝皇帝李隆基对他也倍加赞扬。日本遣唐使头领藤原清河很受感动，他和一同归国的阿倍仲麻吕一同到扬州拜谒了鉴真大师，劝说鉴真大师同他们一同东渡日本。鉴真大师虽已66岁，而且双目失明，但东渡的决心并没有改变。经过几天的准备，鉴真大师跟随藤原清河和阿倍仲麻吕由扬州乘船到苏州，登上了遣唐使团回国的大船。

    这次鉴真大师带领的弟子和能工巧匠共23人，还带了许多物品，如佛经、医药书籍等。753年，日本四艘大船扬帆出海，结果藤原清河与阿倍仲麻吕乘的第一条船，遭风遇险后又返回中国。鉴真乘坐的第二条船，也遭风暴，但漂到了日本的冲绳岛，终于抵达日本。鉴真大师历经十二年、六次航行才算成功，使他夙愿得偿。

    鉴真大师到了日本都城奈良的时候，日本天皇派专使迎接，受到了各界人士的欢迎，被安排在东大寺。时隔不久，天皇授予鉴真大师传灯大师位，委托他立坛授戒。鉴真先后为太上皇圣武天皇、皇太后、皇子及四百多位僧侣受了戒。同年五月，天皇又任命鉴真大师为大都僧。在东大寺建立了唐禅院。鉴真大师71岁的时候，天皇让他专门从事僧侣的教育事业，赐给他一大片土地，建立了唐招提寺。

    鉴真大师在日本生活了十年，在这十年间，他勤勤恳恳，孜孜不倦地工作，以他百科全书一样的丰富知识，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宗教方面，他使日本佛教纳入了正规授戒的轨道，开展了佛经的演剧，开创了律宗派，另外他还校正了当时日本流行的错误的佛经经典，加强了佛学教育。在建筑方面，对日本的寺院建筑起了很大的指导和示范作用。在书法方面，鉴真大师把带来的书法大家王羲之父子的书画真迹，献给了日本天皇，对日本的书法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医药方面，鉴真大师也有很高的造诣，他凭着鼻嗅、口尝、手摸就能鉴别中草药，为日本的药物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他还经常为人治病，疗效显著。至今在日本出售的中草药袋上还印有鉴真的头像。除此之外，鉴真大师的徒弟和带去的那些能工巧匠们，都施展才华，在文学、汉语普及和养蚕种麻纺纱等方面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763年的春天，历经十二年六次东渡才告成功，饱经忧患、历经沧桑的著名高僧鉴真大师，圆寂于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当鉴真大师去世的消息在第二年的秋天传到中国扬州的时候，扬州各寺的僧众，身穿丧服，东望大海，举哀三日，以示祷念之情。

    鉴真大师在中日邦交史上，是一个赫然显耀的人物。他坚忍不拔、百折不回的精神，足为后世的楷模，他为中日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日本人称他为“日本文化的恩人”“日本律宗太祖”等等，并且把他的形象展现在画屏上，搬上舞台和银幕。千百年来，鉴真大师以中日友好的形象永驻中日两国人民的心中。1963年，当鉴真大师逝世一千二百周年的时候，郭沫若先生用四句诗赞颂他：“鉴真盲目渡东海，一片精诚照太清。舍己为人传道艺，唐风洋溢奈良城。”

    （五）郑和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这场发生在15世纪初的航海盛事，以其规模之庞大、航迹之广远而称雄于古，蜚声于今，是中国乃至世界航海史上空前的壮举。

    1402年，燕王朱棣在“靖难之变”中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位被誉为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帝王之一的明成祖，在对外关系上，发挥了比治理内政更非凡的才干。他不像他的父亲明太祖朱元璋那样消极和保守，果敢地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对外政策。在他统治的22年间，可以说是有明一代最活跃的时期。朱棣以燕王身份在北京度过青年时代，这个富有浓厚国际色彩的都市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能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和伟大的抱负，并非偶然。

    作为积极的对外政策的一环，朱棣首先筹划进行的便是向海外诸国派遣使节。其目的在于“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借以树立中国在海外诸国中的威望，并进而发展与海外国家的友好关系和经济往来，以“共享太平之福”。明成祖朱棣大张旗鼓地开展海外邦交活动，主要是通过派遣郑和使团下西洋来付诸实现的。郑和是曾到麦加朝圣的马哈只的次子。他从小在昆明湖边长大，12岁时，明军攻取云南，他被带到了北京燕王藩邸。然而，他得到朱棣的赏识与倚信，是在“靖难之变”中因“出入战阵，多建奇功”得到的机会。朱棣即位后，赐他姓郑，擢升为宦官的最高官职：内宫监太监。在选拔下西洋的指挥官时，郑和以“姿貌才智，内侍中无与比者”入选，被特任为出使船队的最高统帅。

    下西洋的筹备工作，于永乐二年（1404年）便着手进行了。朱棣令福建等地建造巨船，到闽、浙一带招募水手、火长，在沿海各卫所抽调从征将士，以及预备各种应用物件等等，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待到一应准备均已就绪，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朱棣诏令出使。一支由领导人员、辅佐人员、技术人员和官军等二万七千余人组成的使团，驾着最大长44丈、宽18丈的数十艘宝船，从苏州刘家港起航，驻泊福建长乐太平港，于十月后，乘着东北信风扬帆出海，揭开了这场历史性大航海的帷幕。

    虽然记录这场伟大航海的档案材料于明代中叶遭毁，给后人了解其详细过程造成了困难，但是，留存至今的长乐《天妃之神灵应记》等碑刻和马欢的《瀛涯胜览》等纪行著作，以及散见于各种正史稗乘中的零星材料，仍能为我们勾画出郑和七下西洋的梗概。

    这支堪称当时世界上最庞硕的船队，自福建五虎门出发，首先入港占城，接着沿印度支那半岛而下，过渤泥岛西侧，顺风二十昼夜，抵达爪哇。在那里作短暂停留后，又向西穿过邦加海峡，到了旧港。之后，取西北航路，访问了满剌加、阿鲁、苏门答腊，再西航赴锡兰岛，最后到达印度西南海岸的古里（今科泽科特）。古里，是第一次航行的终点。为了纪念首次远航，他们在这里立碑勒石。完成了使命的郑和，于1407年六七月间归国。随同来华的，还有爪哇、满剌加、苏门答腊、古里等国的使节。

    这次出使发生了一件值得记述的事情：在东西海上交通的要冲——旧港，有一伙海盗横行海上，掠夺过往客商的财物，劫持各国来华使节，商旅贡使均苦于其害。这伙海盗的头目叫陈祖义，原是广东人，洪武年间因犯事遭缉，遂举家迁居于此。他啸聚盗党，竟也有五千余人。郑和到后，得知此事，遂出兵围歼，一鼓成擒，将陈祖义活捉归国伏诛。肃清海盗，航路清宁，遂使中国与海外诸国间的友好往来得到了保障。

    永乐五年（1407年）九月，朱棣再次命归国不久的郑和出使西洋。这年冬，郑和率师出发，最终目的地仍是古里。这次航行途中，在锡兰停留时，郑和曾到加勒的寺院祈祷、布施，并立了一座石碑，以记其事。加勒是锡兰的主要贸易港口，也是中国商船经常出入的口岸。郑和于1409年立下的石碑在1911年被发现，至今仍存于斯里兰卡科伦坡博物馆。这块用汉语、泰米尔语、波斯语三种文字镌刻的碑石，其汉文部分记载着郑和等为感谢航海无恙，祈保来日安全向神奉献供品的情况，并列记了布施物品的名类。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过去因磨损难于辨认，一向被认为是汉字碑文的译文。后来，这两种文字被识解了，原来所记的内容并非汉语的译文，而是分别表达了对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颂扬。这块石碑，体现了明王朝使节对所到国及其宗教信仰的尊重。在加勒立下石碑后，郑和率船离开锡兰，踏上归途，于1409年夏天回到祖国。

    当郑和的船队还在归途，1408年正月，明成祖朱棣已经确定了第三次出使的计划。他命令建造海船，以备再下西洋。待到郑和第二次航海归来，他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便与同僚王景弘集结舟师于长乐，伺风起航。1409年，郑和统领由四十八艘宝船和二万七千余名人员组成的船队，离开五虎门，开始了第三次远航。与前两次一样，这次的航迹也没有到达古里以远的地方。1411年，郑和归国后，往使诸国均遣使入贡，满剌加国王则亲自来访中国。

    完成了三次远航的郑和，这时又接受了新的使命：将要出访印度洋以西的诸国。从此，郑和的航海活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明成祖朱棣在世的六次下西洋中，第三次与第四次间隔时间最长，几近两年半光景。1413年冬，顺着东北吹来的季风，郑和的船队又出发了。船队到达苏门答腊后，从这里分开行走：本队越过阿拉伯海，航抵波斯湾口的要冲忽鲁谟斯；分队则朝印度洋一路西进，顺着至溜山国，再驶向非洲东岸的木骨都束、卜剌哇、麻林，接着北上抵阿拉伯半岛的阿丹、剌撒、祖法儿，再到达忽鲁谟斯，绕印度洋沿岸各国返航。本队于1415年夏天返回，分队则迟了一年。派使节随同船队到中国访问的国家，其范围扩大到了阿拉伯半岛以及非洲东岸。

    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是1416年底决定的。这一次的主要任务是陪送各国来华使节归国，并回访这些国家，于1417年秋离开了中国。同上次一样，郑和率领的本队在到忽鲁谟斯之后便返航了。到溜山国的分队则再次访问了东非和阿拉伯半岛沿岸诸国。

    第六次下西洋依旧是短促的。从1421年正月出发，第二年郑和便返航了。而由李兴、周满指挥的分队则到1423年夏天才回国。过了两年，明成祖驾崩了。明宣宗即位后的宣德五年（1430年），年逾花甲的郑和又奉命第七次率师远航。史料详细记载了这次航行的规模。自1431年冬出五虎门，至1433年夏进太仓刘家港，往使国家二十余个。在郑和历次航海中起过重要作用的马欢、费信等人都参加了这次航行。以洪保为指挥的分队还访问了伊斯兰教圣地——麦加。那块至今尚存的记述了七次下西洋重要史料的崇祭天妃海神的碑刻，就是这次航海出发之际，在驻泊港长乐立下的。

    当郑和完成了出使任务，从忽鲁谟斯返航途中，这位伟大的航海家不幸于古里逝世，远葬于爪哇三宝垄。他把毕生精力贡献于航海，最后也于海上结束了他半生的航海生涯。人们誉他为“海的儿子”，他是无愧于此的。从1405年到1433年的29年间，他遍访亚非三十余国，活跃在东南亚、印度洋、波斯湾、红海，直至非洲东岸的广阔舞台。

    郑和所完成的航海事业，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壮阔的海上活动，也是到他那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上活动。当欧洲的商船队在郑和舟师活动过的海域露出帆影时，那已是八九十年之后了。郑和下西洋是成功的，它加强了中国与亚非国家间的传统友好关系。在元末明初这种友好关系几乎陷于中断之后，中外关系再度恢复融洽，使海上丝绸之路再度呈现出盛极一时的景象。

    郑和下西洋也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虽然郑和的出使，从贸易上讲是一种“朝贡贸易”，但它毕竟沟通了在海禁政策下中断了的中国与亚非国家间的通商往来。郑和实际上既是明王朝的政治使节，又是明政府的通商代表。郑和在亚非国家“颁中华正朔，宣敷文教”，对于改变一些国家落后的习俗及典章制度起过一定的作用。郑和的航海，还促进了科学技术的交流。中国先进的制瓷、纺织、建筑等技术传入海外各地，而西方诸国的佛教艺术、珍奇动植物的驯养与栽培技术也被带到了中国。

    郑和在海上活动了近三十年。他的活动，加深了中国人民与亚非各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为发展人民间的友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海外各地至今还保存着许多有关郑和的古迹，如爪哇的“三宝神庙”等等；还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民间传说，如泰国的“三宝斗法”等等，这些都表明了人民对郑和的追思之情。郑和，是值得称颂和纪念的，同他一起完成了这一系列航海壮举的知名的、不知名的人们，也是值得赞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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