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时期对邓小平政治制度文明思想进行理论总结，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目标，大大推进了邓小平政治制度文明思想，不仅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及其理论体系的构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为中国新时期政治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体现了我们党对中国政治制度文明发展规律的理性把握，它对进一步加强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江泽民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思想是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政治制度文明思想。
一、坚持邓小平政治制度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
政治指导思想的成熟是政治上的成熟的基础和标志，也是政治制度文明的前提和基础。一个政党没有先进理论的武装，就不可能成为先进的党，而没有先进理论武装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就不可能在现代化中发挥引领、推动和促进作用。坚持正确而鲜明的政治指导思想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集中体现，表现为继承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政治指导思想，是江泽民对邓小平政治制度文明指导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一）坚持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
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是邓小平一贯坚持的政治指导思想。众所周知，邓小平是扞卫、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杰出代表。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体系，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它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规律，它反映了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但是研究表明，马克思主义在其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历程中不乏磨难考验又有中伤诽谤之语，这除了由于马克思主义有众多敌人之外，即便是马克思主义的后继者和追随者，也必须时时面对在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因此，怎样对待和解决这个问题直接影响到马克思主义的声誉和前途。邓小平科学对待和正确解决这个问题，它坚持马克思主义却不搞教条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却不搞修正主义，它把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发展完美地统一起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有机结合起来，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正确地总结了国际经验和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成功与失误的历史经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典范。邓小平所创立的科学理论，成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典范，是江泽民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指导思想。
江泽民也一如既往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并在实践中与时俱进地学习、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我们的时代政治信仰，成为我们政治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苏东剧变，使江泽民看到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了严重的挫折，使马克思主义面临着新的危机。而且西方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上刻意宣传“马克思主义死亡论”、“社会主义彻底失败论”、“破产论”、“马克思主义是本世纪最大的空想”、“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的论调，这使我们在政治思想理论上面临着一个严重的挑战。加之国外敌对势力在思想、政治、文化和经济等广泛的领域加紧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进行渗透和颠覆活动，企图使我们在精神上解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为此江泽民指出，核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究竟还有没有现实的指导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人类解放的道路还是不是科学，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一些具体观点可能会过时不再适用，但世界历史的发展轨迹并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基本规律。因此江泽民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成立以来，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时代发展和本国国情出发，以创造性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一直在指导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推动着人类的进步事业。而且马克思主义也告诉我们，理论来自实践，它是对实践的科学总结，一切科学的理论，只有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检查，才能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自己。今天尽管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强大的生命力，仍然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理论武器。正因如此，江泽民指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是在实践中逐步发展和完善的，没有哪一种理论、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保持它的勃勃生机，对推动社会主义起那样巨大的作用，造成那样深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巨大的威力，是指引我们胜利前进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它是在长期的实践中所证明的科学真理。江泽民还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行动指南”，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我们的思想政治信仰”，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50页。
所以江泽民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和思想灵魂而失败。因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愿望，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命运。如果我们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就会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中迷失方向，失去判断是非的能力，就要犯极大的错误。因此，江泽民强调，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动摇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精神支柱，动摇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就会导致思想混乱和社会动乱，那就是国家和民族的灾难。
无论对党还是对党的干部来说，理论上成熟都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因为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而“能不能把理论和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是理论上和政治上是否成熟的一个标志”。《求是》，1998年第4期。江泽民反复强调：“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引导我们深刻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把握世界形势变化的本质，不被历史长河中的漩涡和逆流所迷惑。”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页。
“一个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不善于运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共产党员，不可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更不可能成为党的合格的领导干部。”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89年9月30日。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我们要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信仰，高扬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伟大旗帜。但是江泽民强调：“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主义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谱写新的篇章，要发扬革命传统，又要创造新鲜经验。善于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为此，必须坚持两个基本要求：一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二是一定要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勇于坚持真理的革命精神。在政治教育和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要防止两种错误倾向：一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二是否定马克思主义，主张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他要求全党必须在思想上不断有新解放，理论上不断有新发展，实践上不断有新创造，使我们党始终与时代发展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品质要求。
江泽民深刻地指出：“党员义务第一条规定，党员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你如果不学习，怎么当好领导，怎么提高思想政治水平，怎么把握政治方向，怎么提高政治辨别力？”《人民日报》，1996年1月17日。我们党内和干部队伍中许多问题的出现，“固然有多种多样的原因，但根本症结在于不学习，不注意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素质，头脑里缺乏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14页。
“要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要努力学习和掌握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学习，因为它在各种学习中是起指导作用和动力作用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引我们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大思想武器。”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87页。只有加强理论学习，提高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清醒的头脑，才能在纵横交错的矛盾和斗争中驾驭好全局，牢牢掌握主动权；才能更好地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避免犯“左”的和右的错误；才能不断总结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做出新的理论概括，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胜利地推向前进；才能坚定不移，满怀信心，把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二）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
江泽民突出强调要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这同形势的发展有关。中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正处于关键性的历史时期，国际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国内的体制改革已进入了攻坚阶段。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导致了许多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干部和群众中难免出现各种困惑和疑虑，特别是一代伟人邓小平辞世以后，国际上对中国究竟坚持什么方向走什么道路更是议论纷纷。有的担心中国转向，有的希望中国转向，也一时议论纷纷。在这个重大历史关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庄严宣告：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必须毫个动摇、始终不渝地高举。江泽民讲了三句非常重要的话，一句叫做“主心骨”，邓小平理论是我们的主心骨；一句叫做“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一句叫做“我自岿然不动”。他说，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议论，什么压力，都不要动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江泽民宣布，我们要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继续邓小平开拓的伟大事业，沿着邓小平指明的方向，坚定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对竭诚拥护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民是极大鼓舞，对国内外一部分善良人民的疑虑和困惑是有力的澄清，对那种妄想在邓小平之后使中国改辙易帜的敌对势力更是当头棒喝。
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是江泽民政治意识形态的时代主题和灵魂。邓小平提出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方针和原则，是集中全党智慧和经验的创造，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最重大的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飞跃，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因此，江泽民在十五大会报告中指出：无论什么困难和风险，都不能动摇我们对邓小平理论的坚定信念，而只会使我们更加自觉地运用这个理论去克服困难，战胜风险胜利前进。他认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旗帜，是我们民族振兴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所以党的十五大将旗帜问题进一步突出出来，并特别强调旗帜问题至关重要。并在十五大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而载入史册，并集中阐述和揭示了邓小平理论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中的旗帜地位、旗帜作用和旗帜意义。这一切充分表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在高举邓小平理论这一政治意识问题上对邓小平政治意识形态的继承与发展。江泽民指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个理论，科学地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江泽民：《在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上的悼词》，载《人民日报》，1997年2月26日。是我们必须遵循的行动指南。因此，我们必须十分珍惜邓小平留给我们的这一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更加自觉地用这个理论武装头脑，统一认识，同心同德，开拓创新，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排除各种错误倾向的干扰，在任何情况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江泽民：《在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上的悼词》，载《人民日报》，1997年2月26日。
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作为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它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前进的科学指南，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思想法宝。江泽民认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成为指引我们事业方向、代表我们事业形象的伟大旗帜，能成为我们迈向新世纪、跨上新征途、争取新胜利、创造新辉煌的伟大旗帜，是由这一理论的科学本性和创造精神决定的，是由这一理论的非凡价值和巨大作用决定的，是与这一理论正确、全面、系统而深刻地回答、解决了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当代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提出和遇到的一系列重大课题、问题和难题密切相关的。江泽民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与我们所处的世纪之交的现实告诉我们：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在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毫不动摇，要理论联系实际并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解决。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不能停留在口头上和书本上，而必须真正用这一科学理论去指导我们的行动和实践，以求得对新问题、新矛盾的正确解决。这就是江泽民讲到的学风问题。江泽民说：“从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到毛主席和邓小平同志，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这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43页。今天之所以要重新强调这个问题，“目的是希望全党更加坚定不移地、更加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搞得更好。”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10页。
为了说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江泽民还列举了四条理由。一是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二是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三是对当前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变化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四是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这个新境界、新水平、新判断、新体系的“四新”概括，是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种新评价。正是由于这个理论具有“四新”的特征，才使得这个理论称得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实践证明，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江泽民指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是江泽民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概括，把这个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所以江泽民在十五大政治报告的结束语中强调指出：“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这个理论，这是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同志的庄严历史责任。”《人民日报》，1997年9月22日。
江泽民认为，对于邓小平理论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要通过学习和思考，进一步搞清楚邓小平理论为什么是我们党的伟大旗帜、我们为什么必须高举这一伟大旗帜、在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征途上应当如何高举这一伟大旗帜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自觉地运用邓小平理论指导我们的行动和实践。江泽民认为，学习邓小平理论要以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业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学习一定要认真组织、领导带头，要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决不能因为日常工作繁忙而有所放松或半途而废、浅尝辄止。学习中要总结经验，紧密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紧密联系自己的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要通过学习，进一步统一思想，大大增强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基本政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如果我们党有一大批同志，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掌握了邓小平理论，并且能够运用这一理论去研究和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我们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能力和水平就会大大提高。
（三）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江泽民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邓小平理论和当代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根据中国当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新问题、新任务和我们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党的自身的建设实际而创立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国际上，当代世界局势发生着十分深刻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和相互斗争在不断加强。在国内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践向纵深推进许多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凸现出来：党群干群关系出现裂痕；领导干部贪污腐化现象在不断增加；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不平衡；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在扩大；不同人群之间的收入出现两极分化等等。面对如此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如果仍然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来指导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就会亡党亡国，就会断送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因此，必须根据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与时俱进地提出新的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政治指导思想。
所以江泽民指出：“总结我们党的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党之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而且江泽民指出：“我们现在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很多，而且错综复杂、相互交织，但归根到底，是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新的历史条件下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与调整完善生产关系，根据经济基础的发展自觉改革和完善上层建筑中不相适应的问题。这就要求全党同志在贯彻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时，在从事各项事业中，都要牢记落实‘三个代表’的要求，看看我们所采取的措施、所做的工作，是不是符合‘三个代表’的要求，符合的就毫不动摇地坚持，不完全符合的就敢于实事求是地纠正，以利于我们的改革和建设不断向前迈进，充分体现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时代精神。”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江泽民从当代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而创立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处于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的最集中体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进一步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创造性地解决了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两大根本问题，形成了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基本观点，从而构成一个系统的科学理论。这就紧紧抓住了马克思主义面向现实、结合实际所要解决的最核心、最本质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密切适应全球化条件下综合国力竞争的大趋势，把发展先进生产力、建设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有机联系的整体，来思考和回答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主题、核心和本质，思考和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使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变成了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活生生的现实。正如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所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因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指导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是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典范。总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时代新变化和实践新发展出发，继续做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把邓小平理论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具有很强的当代理论创新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在解决当代实际问题的进程中来落实，要用实践的发展来检验，其理论创新关键在于是否能运用它来解决当代中国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是否推进当今党的事业的创造性发展。“创新就要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江泽民的这一论述，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的进一步总结，也是对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集中体现的邓小平理论创新的经验总结，也证明了坚持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意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创新之处在于：它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运用和阐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蕴涵了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的基本原理，并把这些基本原理同坚持党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把它上升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赋予了鲜明的实践特征，构成了一个新的完整的科学体系；既生动而具体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又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的鲜活力量。正如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巨大勇气，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断在实践中推进理论创新打开了新的理论视野。”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3年7月2日。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抓住当今国际局势新变化的实质，抓住国内改革开放发展新变化的实质，抓住党的历史方位新变化的实质，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坚持党的先进性、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做出了规律性的揭示和回答，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回答现实问题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是从当代中国实际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典范，也是江泽民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指导思想。
二、完善邓小平坚持的中国基本政治制度
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是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成果，也是中国人民政治经验和智慧的结晶，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基本政治制度，也是邓小平一贯坚持的基本政治制度，江泽民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这些基本政治制度。因为坚持和完善这些基本政治制度，既有利于坚持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又能充分吸纳各方面的意见，集中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力量，避免政治动荡和种种弊端，使这些基本政治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已经得到充分的证实。
（一）坚持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的必要性
江泽民不仅全面论述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而且对如何坚持和完善中国政治制度提出大思路等具有战略性、宏观性和政策性的特点，指明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的政治制度的基本方向和重要任务。江泽民认为，坚定不移地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关系到巩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问题，是关系到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重大政治原则的问题，绝不能有丝毫的含糊和动摇。人民民主专政、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些都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要点，它们相互统一密不可分，构成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整体。这是江泽民对新中国半个多世纪来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本准则。正如江泽民指出，这是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成果，也是中国人民政治经验和智慧的结晶。
（二）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本质
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本质，即人民真正当家做主。江泽民指出：“中国是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但人民真正当家做主，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只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成为现实，这是中国人民政治地位的根本变化。观察当代中国的政治，首先要认清这个大前提。忽略了这一点，就不能从根本上正确认识中国政治制度是人民民主的本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江泽民：《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03页。
“实行人民民主，充分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利，是中国政权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江泽民：《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99页。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典礼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2年6月1日。“目标”、“出发点”、“归宿”这些字眼，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性。共产党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做主需要通过制度性的措施来实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就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民主的本意就是一种国家制度，而且不仅是制度，还是以法律确认和保障的制度体系，是体系化的制度。中国已经建立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如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等，这些制度在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坚持和完善这些基本制度，是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重要方面。民主政治制度不仅包括实体性制度，还包括严格的程序制度。因此，要切实落实十六大精神，就必需着重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而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和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等是民主集中制的集中表现。
（三）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符合中国国情
江泽民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江泽民：《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04-305页。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必须加强立法和监督工作，密切人民代表同人民的联系，把改革和发展的重大决策同立法结合起来，逐步形成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提高决策水平和工作效率。因此，他又指出：“作为人民代表机关的人大及其常委会，也应该进一步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使人大更好地代表人民，并接受人民的监督。……人民代表大会应该成为联系群众、反映民意、解决矛盾的主要民主渠道。当好人民代表，第一，要联系群众；第二，要善于把群众正确的意见带到上面来；第三，对明显不正确的意见，要敢于坚持原则，站在人民利益的立场上，去进行耐心解释和说服。现在全国各级人大代表有近四百万人，这是一支很重要的力量，要充分发挥他们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作用。党要加强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的工作，通过人大代表，广泛了解各方面群众的要求，倾听群众的呼声和批评。”江泽民：《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06页。
“它是我们党长期进行人民政权建设的经验总结，也是我们党对国家事务实施领导的一大特色和优势。建国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来的实践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了我们国家的性质，符合中国国情，既能保障全体人民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又有利于国家政权机关分工合作，协调一致地组织社会主义建设。”《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1-942页。
而且强调：“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制度。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加强和完善可以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党领导人民建立了国家政权，党还要领导和支持政权机关充分发挥职能，实现人民的意志。这样做，不是削弱了党的领导，而是加强了党的领导。”《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2-943页。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继续坚持和完善这个制度。”江泽民：《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10页。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长期历史形成的，适合中国国情。它确定了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而不是各党派轮流执政；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权中处于同共产党合作共事和参政议政的地位，而不是在野党、反对党。中国的政局要稳定，就必须稳定这个格局”，“一些人企图在中国搞西方的多党制、两党制，这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情况，违背民主党派的章程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与利益，是绝对行不通的。”《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页。
中国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是人民奋斗的成果和历史的选择，必须坚持和完善这个根本制度，这对于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实行人民民主具有决定意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人民代表大会为基础，主持整个国家机构，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一种政权组织形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最好政权组织形式，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法律途径和基本形式。处理好党同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充分发挥人大的职能和作用，对于更好地实现人民当家做主，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江泽民强调，必须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指出：“历史经验表明，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只有实行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才能维护本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政治统治，维护自己的主人翁地位和各项权益。在中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江泽民：《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90年12月30日电。
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也是同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区别。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它是我们党长期进行人民政权建设的经验总结，也是我党对国家事务实施领导的一大特色和优势。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江泽民指出：“我们全面推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种制度把国家的集中统一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区域自治有机结合起来，把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有机结合起来，是完全适合中国国情的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是我们党和各族人民的一个伟大创举。”《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34页。这些都是江泽民对邓小平有关中国政治制度文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三、深化邓小平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的政治体制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也十分重视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当代中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根据新的情况做出富有理论创造性和实践指导性的论述，开拓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新视野，把邓小平开创的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推向深入。
（一）政治制度文明建设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内在动力
中国的政治制度文明建设，既要以社会全面发展的战略思想作为理论支撑，又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内在动力。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既是构成政治制度的内容，又是政治制度发展的动力，也是加强政治制度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民主政治建设正在逐步向制度化迈进。江泽民政治体制改革思想是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深化和发展，为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江泽民在出任总书记不久就明确指出，政治体制改革要坚定地继续进行下去。后来，在党十四大报告中他强调，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1992年6月江泽民在《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的讲话中就明确指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权利。我们将继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继续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同时，我们将通过实现干部队伍四化等措施，增强党政机关和领导班子的活力；通过机构改革和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提高决策效率和办事效率；通过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权力下放等措施，充分调动各行各业和基层群众的积极性。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的目的，就是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下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利于取得和保持一个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江泽民：《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99页。
党的十五大把政治体制改革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明确的改革目标和改革任务。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又对这一目标任务进行具体部署，并立即从国务院着手大刀阔斧地开始机构改革。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党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作出的重要决策。”江泽民：《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02页。
他在党的十六大的报告中也指出：“要有利于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
因为“保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制度建设是最根本的。全党要不断总结和探索有利于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的新办法、新制度”。江泽民：《党的作风建设的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载《人民日报》，2001年11月12日。
这些都是在邓小平政治制度建设思想基础上的继承与发展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推进政治制度文明发展的重要力量。
（二）政治体制改革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制度建设的关键，政治体制改革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途径和手段，而民主政治建设又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归宿和目的。政治制度文明的核心是民主政治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要着重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
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不仅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内在要求，也是当前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关键是要通过制度创新有效地克服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官僚主义、人治和腐败等问题和弊端，建立和健全民主监督和权力制约的机制。应当看到，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还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还不能满足社会和现实的需要，特别是腐败现象在一定范围内仍十分严重，一些党政干部的权力未能得能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广大党员和群众政治参与的渠道和机制还不够健全，决策民主化的目标尚待实现。这些现象的存在损害了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妨碍了党作为人民利益忠实代表这一根本宗旨的实现。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兴利除弊革故鼎新，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进一步推进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完善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治的具体制度。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但其核心应当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是邓小平早就提出迄今仍未完全解决的一个历史性课题，也是健全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关键所在。
（三）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政治体制改革一开始就以推进民主政治作为其核心的价值追求。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都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适时地通过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充满生机和活力。全党同志必须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的基本观点和自觉性。”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99页。
但是这个民主政治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即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中国的政治体制不是否定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一定要切切实实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出发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只有坚持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才能始终保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只有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实现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才能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江泽民提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有利于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
他结合对这一问题的多次论述，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要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有利于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等，就可以概括为生产力标准、制度完善标准、社会稳定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这是衡量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成败得失的根本标准。这四个标准是相辅相成而整合一体的，充分体现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全面反映了政治制度建设的价值导向。中国的改革过程，实质上就是党和政府推动政治制度创新的过程，是新的制度被构造、旧的制度被调整的过程，其目的在于建立完善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政治体制。江泽民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实现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根本途径与动力。……我们进行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使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各方面都形成比较成熟、比较定型的制度。”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66页。这也就是说，党和政府所倡导的制度创新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坚决改掉不适应并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那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逐步确立大体适应并积极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而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
（四）提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
为了实现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坚持邓小平理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明确提出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有利于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行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1页。
并确定以政府机构改革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强调完善民主监督制度，提出要深化改革，完善监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强调反腐倡廉、领导干部必须接受人民和法律的监督，并要求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扩大农村基层民主，保证农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是社会主义民主在农村的最广泛的实践，……要在农村基层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江泽民：《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13页。
“在国有企业实行职工群众的民主管理，同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一样，都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创造”江泽民：《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13-314页。等等。但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江泽民认为这是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个前提条件。
正如他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的：“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完善公开办事制度，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完善村民自治，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完善城市居民自治，建设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坚持和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的企事业民主管理制度，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页。
关于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江泽民指出：“要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各级决策机关都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建立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实行决策的论证制和责任制，防止决策的随意性。”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
关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江泽民指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行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依法规范中央和地方的职能和权限，正确处理中央垂直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继续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科学规范部门职能，合理设置机构，优化人员结构，实现机构和编制的法定化，切实解决层次过多、职能交叉、机构臃肿、权责脱节和多重多头执法等问题。按照政事分开原则，改革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关于司法体制公正江泽民指出，要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完善诉讼程序，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改革司法机关的工作机制和人财物管理体制，逐步实现司法审判和检察同司法行政事务相分离。关于建立干部人事制度江泽民指出，要努力形成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把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中来。
以建立健全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机制为重点，以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为目标，改革和完善干部人事制度，健全公务员制度。扩大党员和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实行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辞职制和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制。完善干部职务和职级相结合的制度，建立干部激励和保障机制。探索和完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的干部人事分类管理制度。改革和完善干部双重管理体制。打破选人用人中论资排辈的观念和做法，促进人才合理流动，积极营造各方面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关于建立对权力的制约机制江泽民指出，要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加强对人财物管理和使用的监督。强化领导班子内部监督，完善重大事项和重要干部任免的决定程序。改革和完善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发挥司法机关和行政监察、审计等职能部门的作用。实行多种形式的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制度，健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质询制度和民主评议制度。认真推行政务公开制度。加强组织监督和民主监督，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这些都是邓小平所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是对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继承与发展。
总之，江泽民进一步推进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有利于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这种活力集中体现在既有切实的民主，又有紧密的团结；要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这种特点和优势集中体现在既能集中民意、依靠民力办大事，又能提高效率、讲究公平、励行廉政勤政；要有利于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这个力量源泉来源于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要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否则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要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决定了我们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各种问题。这是对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继承与发展。
四、发展邓小平提出的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实行依法治国是人类政治制度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政治制度文明的重要内容。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就要求执政党在治理国家时，不是依靠少数领导人的意志和言论，而是依靠国家法律和制度，必须实现执政党的治国方式由人治转变为法治。邓小平吸取“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搞大民主而无法制的教训，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法制建设之路，在1978年就首次提出“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思想。他认为，由于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比较少，所以相当长时间我们国家存在着人治现象。在他看来没有法制任何民主都不能实现，这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因此，要正确处理好民主与法制、人治与法治的关系，“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页。
为配合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进程，他还提出要对领导制度、组织制度作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因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在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史上，邓小平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化和法制民主化的任务，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思想，为我们党处理政治实践奠定了比较好的法制基础。这是江泽民“依法治国”战略形成的直接理论源头和逻辑起点。
（一）江泽民“依法治国”作为基本治国方略的确立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客观需要出发，继承与发展邓小平法治思想，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并进一步阐明了依法治国的重要性。研究表明，法治是实现政治权力有序运行、保持政治秩序稳定的有力手段。法制建设也是政治制度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完备的法律体系。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遵照邓小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的思想，极为重视法制建设在现代文明建设中的作用。1989年6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指出：“我们的各项民主制度和法律制度，都需要继续完善和发展，以保证党和国家的政策和工作能够充分体现人民的利益，保证各级干部置于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之下。”江泽民：《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89年6月25日。
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又指出：“高度重视法制建设。加强立法工作……”在中央举办的第三次法制讲座上江泽民明确界定了“依法治国”的内涵：使国家各方面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和规范化，使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管理国家、管理社会事务，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制化、法律化。1996年2月在中央举办的法制讲座会上，江泽民发表了《依法治国，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讲话，明确提出依法治国是我们党和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方针。“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和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方针。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就是使国家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的轨道……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管理国家，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就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对于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江泽民：《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26页。
党的十五大报告则进一步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并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江泽民：《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26-327页。
还指出依法治国是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没有健全的法制，就不会有社会主义民主的巩固与发展；党的领导如果超越于法律之上，就不会有正确的领导，就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党的领导也必须纳入法治的范围。因此江泽民强调：“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针。”江泽民：《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37页。
这是在全面总结我党治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对于党的治国理论的一次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重大突破。江泽民就把依法治国作为新时期党的治国方略提出来，并对依法治国的科学含义做了明确的阐释，并在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得到确认。2002年江泽民再次强调了实行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是实现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只有严格依照宪法和法律规范国家权力的运行，才能保证全体人民依法行使国家权力和享有广泛的公民权利；只有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作保障，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只有正确运用法律手段，有效调节和解决各种社会矛盾，才能保证国家和社会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这是一条被古今中外历史所证明了的为政之道。”《人民日报》，2002年10月16日。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又强调：宪法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强调执行宪法和法律，是对人民意志的尊重，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重要保障。至此江泽民“依法治国”作为基本治国方略得以正式确立。这表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已从历史教训的反思中深刻地认识到加强法制建设的重要意义。
（二）依法治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可靠保障
人民民主体现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的社会本质。而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和治国方略的重大进步，执政为民、保障人民当家做主则必然成为依法治国的本质要求和目标取向。落实依法治国不仅要解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问题，而且要把保障人民当家做主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社会主义法律和制度建设以及国家相关的一切活动，都应该围绕着保障人民的权利来进行。依法治国是保证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顺利实施的根本手段。无论党的领导的实行还是人民民主的推进，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就是坚持和完善中国以人民代表大会为主体的民主政体，保证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保障公民享有广泛的社会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都离不开社会主义法治。江泽民在《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种民主，是实现全体人民利益的民主，是和社会主义法制必然结合在一起的、保障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没有人民民主和统一的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56-357页。
任何违反法治原则的所谓民主，都会对社会秩序和人民的权利与自由造成损害，进而危害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又指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做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载《人民日报》，2002年11月22日。坚持依法治国，这是保证党的领导和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手段。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它不仅是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的发展，而且对保障民主政治建设，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都起着巨大的作用。
（三）江泽民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基本方略的路径选择
江泽民不但坚持邓小平的依法治国的思想，而且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基本方略的路径选择。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江泽民指出，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两者虽属于不同的范畴，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管理国家治理社会的重要手段。德治虽然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但也是政治制度建设的要求和维度。这是对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的发展。
依法行政，完善行政执法制度。江泽民反复强调“依法行政”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其原因主要是行政机关是国家机关中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最大、与公民关系最密切，也是权力最大、人数最多的一个部门。行政机关在社会生活中的极端重要性，决定了依法治国的关键在于依法行政。干部依法决策、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只有行政权力受到法的严格制约，才意味着法治的真正建立和完善。如在1996年2月中央领导同志法制讲座中他指出：“干部依法决策、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也指出：“一切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实行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
推进司法改革，健全独立公正的司法制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司法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司法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要求“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这是以往党与国家的纲领性文件中未曾明确提出和强调的一项指导方针，是今后推进司法改革的动力。依法治国需要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法治最重要的内容。为确保司法公正，要积极推行司法制度改革，司法改革的核心是在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绝对领导的前提下确保司法活动的真正独立。司法不独立，就难有司法公正。司法独立原则的基本含义是，司法机关审理案件不受外界干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确保司法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为了保证司法独立，江泽民指出：“对执法中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对一些领导干部以言代法、干预司法部门独立办案的行为……要依据党纪国法严肃查处。”要保障司法公正，必须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执法队伍。在江泽民看来，执法人员作为社会的人，就会受到社会环境各方面的影响而出现牟取私利，执法违法甚至犯罪的情况。因此，必须加强教育，全面提高政法干部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使他们随时防微杜渐，以身作则。对于滥用权力、贪赃枉法的人，必须依法查处，坚决清除出执法队伍，决不能“偏袒、姑息”，同时“要加强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把司法活动置于强有力的社会监督体系之中”，只有这样，才能建设一支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都过硬的执法队伍。
积极开展普法教育，增强人民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培养和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是邓小平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基础。江泽民对此也做了大量反复的论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坚持依法治国，一个重要任务是要不断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公民自觉守法、依法维护国家利益和自身权益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法律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依法治国的进程。实践的经验说明，法律不健全制度上有严重漏洞，坏人就会乘机横行，好人也无法充分做好事。实践的经验也说明，有了比较健全和完善的法律和制度，如果人们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淡薄，思想政治素质低，再好的法律和制度也会因为得不到遵守而不起作用，甚至会形同虚设。”《江泽民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65-166页。
由于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历史延续很长的国家，人治观念根深蒂固，因此，增强全民的法律意识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而要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就必须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江泽民说：“一种观念的树立，一种意识的培养，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要充分认识法制宣传教育的长期性、艰巨性，并逐步使之制度化、规范化。”《江泽民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66页。
为此他进一步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必须同时从两个方面着手，既要加强立法工作，不断地健全和完善法制；又要加强普法教育，不断地提高干部和群众的遵守法律、依法办事的素质和自觉性，二者缺一不可，任何时候都不可偏废。”《江泽民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页。
江泽民还把立法、执法、司法和普法教育这四个环节的工作作为依法治国的治本措施：“依法治国，必须治本与治标相结合。治本，就是要在立法、执法、司法和普法这些重大方面，做扎实的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人民日报》，1998年3月14日。领导干部是依法治国的推进力量，在依法治国方略中居于重要地位，其法治意识在整个社会的法治意识中具有主导作用。所以江泽民特别要求“广大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带头学好法律知识。这既是我们的干部做好工作，提高领导能力和管理水平的需要，也是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学法、用法和自觉遵守法律的需要。学习法律知识要形成制度”。《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基本知识》序言，载《人民日报》，1996年10月10日。
进一步加强制度监督。强化监督意识，就是在全党进行马克思主义监督理论的宣传和教育，从思想上、理论上提高认识。改革和完善党执政的监督制约机制，反腐倡廉，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现政治文明具有重要作用。在党内逐步树立起正确的监督观念，增强党员监督的责任感和自觉性。在新时期邓小平强调要扩大群众对党的监督，他说，要有群众的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只要领导干部有违法违纪行为，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江泽民也强调，要在全党范围内广泛开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关于加强监督的理论的学习，进行监督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教育。让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充分认识到，执政党能否建立健全有效的自我约束机制，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得失。因此，要使每个共产党员都懂得，共产党需要接受人民的监督，不是哪个人的主观臆造，而是由党的性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特点决定的。监督的群众性原则是由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的，因此江泽民指出：“我们党是代表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党，是勇于坚持真理、纠正错误的党。我们始终相信和依靠群众，不仅不拒绝来自人民群众的监督，而且真诚欢迎各方面的意见和批评。”“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一定要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真诚和主动地接受监督，广开言路，听民声，察民意，知民情，不断改进我们的工作。”《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693-694页。
只有把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有机地结合起来，拓宽监督渠道，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才能扩大监督的效果。由于制度和机制的不健全、不完善，工作中存在一些漏洞和薄弱环节，也会给腐败现象滋生以可乘之机。江泽民：《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00页。
因此，惩治腐败要抓住最容易产生腐败问题的部位和环节，总结实践经验，严格纪律，建立和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建立和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建立和完善各项政策法规。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指出：“要深化改革，完善监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直接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部门要实行公开办事制度。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加强对党和国家方针政策贯彻的监督，保证政令畅通。加强对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严惩执法犯法、贪赃枉法。”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
总之，要进一步加强党的监督制度建设必须按照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的要求，努力做到：“按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的关系，支持人大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经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并对他们进行监督；支持政府履行法定职能，依法行政；支持政协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职能。”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
“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江泽民提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87页。
以德治国是指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社会主义道德来规范人们的言行，通过社会舆论和道德评价来提高人们的内在自律意识，从而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江泽民明确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纲领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基本治国方略，这一设想从战略高度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邓小平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思想。“以德治国”是马克思主义题中应有之意，是为人民服务的党性的原则要求，也是最高境界的道德规范，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这种社会主义文明观“德法并举”的新理念，是江泽民在中国社会经济步入新的发展时期提出的重要治国方略，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治国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论断。江泽民指出：“要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为社会保持良好的秩序和风尚营造高尚的思想道德基础。”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59页。
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和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这是符合时代的发展潮流和方向的，是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治理方式的重大进步。法治和道德是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手段，但两者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和作用。依法治国的核心任务是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使人民成为依法治国的主体。依法治国是我们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内容，是江泽民在治国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在治国实践上的重大贡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好德治与法治的结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就需要我们以江泽民的十六大报告精神为指导，不断探索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教育管理机制，必须做到：一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搞好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二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过程中搞好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三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搞好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这已经成为现实生活向我们提出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是关系到中国能否保持社会的稳定、能否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至于能否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
五、继承邓小平借鉴西方政治制度文明思想
从人类社会政治制度文明进程角度来看，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自然是高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文明的，它代表着政治制度创造的最新水平，是对人类政治制度文明发展作出的新贡献，使人类找到了更好的社会关系、社会活动及社会生活的政治制度，从而创造了全新的社会秩序。但是，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在原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建立的，必然带有封建落后的腐朽的东西，而且政治制度文明的发展在中国跨越了资本主义社会，没有经过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文明的充分发展，这就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必然具有初创时期的不成熟性特点。
（一）文明的多样性要求借鉴西方政治制度文明思想
列宁早就曾指出要“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毛泽东也说过：“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地搬运。”《毛泽东着作选读》第7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0页。
邓小平也认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政治体制，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学习和借鉴的参照系和对立面，有利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的建设。江泽民也在不同场合讲过，人类文明应该是丰富多彩的，如果地球上只有一种文明，世界将是很单调的。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种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我们将继续同各国人民一道，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与普遍繁荣的世界而努力。”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8页。
这些都是在邓小平政治制度建设思想基础上的继承与发展政治制度文明成果，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文明成果。
（二）从国情出发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研究表明，邓小平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认为，我们可以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做法，但绝对不能照搬。他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认为吸收借鉴西方政治制度文明成果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国际间的相互交流是很自然的，是需要的。毛主席提出的自力更生的指示被‘四人帮’歪曲了，他们把引进世界上一些先进成果都谴责为‘洋奴哲学’，这是最蠢的。一切先进成果都是全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就是资产阶级也懂得这个起码的常识，世界上先进的东西它都引进。”“自力更生，要先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资源，但决不能排除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成果。”《邓小平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00页。
他通过观察和分析世界总体特征和发展趋势，认识到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又为江泽民吸收和借鉴西方政治制度文明成果提供了认识论基础。因为世界各国情况千差万别，从来就不存在适合于任何国家的单一的、固定的、不变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中国的政治制度深深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土壤之中，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唯一模式论”、“僵化模式论”、“最佳模式论”不符合政治制度发展的规律，也不符合各国政治制度发展的事实。所以江泽民明确指出，世界各国的历史传统、经济文化水平和社会制度不同，其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也必然不同。衡量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最根本的是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这是江泽民借鉴西方政治制度文明思想的认识和观察问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江泽民强调，世界上的民主，那是具体的、相对的，而不是抽象的、绝对的。任何一种民主的本质、内容和形式，都是由本国的社会制度所决定的，并且都是随着本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的。“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适合中国的国情，鲜明地体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特点，具有自己的优势和强大生命力。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削弱和丢掉这些制度，决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江泽民：《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01页。
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明确指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我们要发展的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决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江泽民：《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04页。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是人类政治制度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没有也不应该偏离人类政治制度文明的康庄大道。这是江泽民在“5.31”讲话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在这个问题上江泽民的态度和立场一贯是旗帜鲜明的，民主政治建设之所以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在本质上是优越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的表现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它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宪法赋予了人民代表大会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它是一切政府权力的唯一来源和归宿。有人对中国的民主政治不以为然，以为民主制度是西方的“专利”，对西方的那一套民主政治制度津津乐道；也有的人错误地把民主化等同于西方化，甚至主张“全盘西化”。其症结就在于混淆了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区别，没有认识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优点和特点。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链条中的一个环节。社会主义制度要全面体现自己的优越性，既要继承人类社会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又要创新性地推动社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因此，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尤其要善于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的优秀文明成果，其中也括政治制度文明成果。所以江泽民坚持把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和世界政治制度发展实际相结合，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借鉴西方政治制度文明思想。
六、加强邓小平提出的关于提高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建设
领导干部队伍素质的高低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的重要条件。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明确提出搞现代化建设必须有政治保证，要有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邓小平认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警惕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我们的图谋，要抵制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都需要较高的政治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而且同外国人做生意，要坚持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这既是一种经济要求，也是一种政治要求。不讲这些，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就不可能顺利进行，就不可能保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所以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工作是不能离开现实政治的。我这里说的政治，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不能设想，离开政治的大局，不研究政治的大局，不估计革命斗争的实际发展，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理论家。”《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页。
江泽民站在整个世界未来发展的战略高度，清楚认识到当今世界以经济和科技为实力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日益激烈的事实，并高屋建瓴地把这种激烈竞争归结为“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的竞争，尤其是领导人的素质和能力的较量”，认为这是“决定党、国家和民族在进入新世界后的前途和命运的竞争和较量”。江泽民：《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65页。从而进一步推进了邓小平关于提高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建设。
（一）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培养
江泽民指出，讲政治对共产党人来说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因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培养讲政治、懂全局、善于治党治国的领导人才尤为重要。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能不能巩固和发展下去，中国能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强盛不衰，关键看我们能不能不断培养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领导人才。”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73页。
他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讲政治，这也是针对当前党内一些干部的现状而言的，是有的放矢的。现在有些领导干部脑子里政治这根弦可以说比较松了，有的甚至到了是非不辨和美丑不分的地步。有的同志产生了一种误解，以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可以不注意政治了。“这些问题的出现，固然有多种多样的原因，但根本症结在于不学习，不注意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素质，头脑里缺乏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中央一直强调，全党同志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为了使大家提高政治水平、理论水平，全面地、正确地、积极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14-215页。
江泽民指出：“讲政治，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不是什么新问题。从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到毛主席和邓小平同志，可以说是一以贯之的。这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为什么现在要强调一下这个问题呢？目的是希望全党更加坚定不移地、更加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搞得更好。”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10页。
因此江泽民针对党的干部队伍存在的问题，在分析其现状的基础上指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的重要历史时期，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刻不容缓的重大政治任务。加强党性锻炼，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增强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的必不可少的重要保证。2000年6月9日，江泽民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能不能不断培养出优秀的领导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政党、这个国家的兴衰存亡。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能不能巩固和发展下去。中国能不能在未来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强盛不衰，关键就要看我们党能不能不断培养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领导人才。”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21页。
所以要大力选拔和培养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要提高干部队伍素质重点是提高政治素质。江泽民把年轻干部的培养和选拔放在党的事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指出要把一个稳定的充满活力和生机的中国带入新世纪，归根到底取决于干部的政治素质培养。
（二）加强对领导干部个人的思想修养
江泽民一再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务必带头加强党性锻炼，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主观世界，严以律己，防微杜渐。党员领导干部不论职务高低、党龄长短，如果放弃世界观的改造，背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手段，就会身败名裂。因此，一定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问题：“我们共产党人更应自觉地加强个人的思想修养，加强对自己主观世界的改造。我曾经说过，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应好好想一想，参加革命是为什么？现在当官应该做什么？将来身后应该留点什么？把这些问题想清楚了，想正确了，我们就能做到一身正气，堂堂正正。共产党人是立党为公的，是全心全意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绝不能为了个人那点蜗角虚名、蝇头微利而丧失党的原则，丧失做人的人格。”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96页。
他还就干部的培养、选拔和任用问题，提出了要用理论武装干部，要在实践中锻炼干部的举措。重申要改进党的作风，树立党的光辉形象，这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增强党的凝聚力与战斗力的保证。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自律意识，充分认识自己的“特殊地位”，激发“四个自觉”，即自觉学习、自觉实践、自觉改造、自我总结。要坚持“四个自律”，即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正确地看待自己，认清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珍惜自己的人格和政治声誉严格要求自己。切实负起领导者的责任，发挥自己作为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自觉地用党纪政纪严格要求自己，经常进行认真的自我总结、自我审视、自我反省、自我批评，及时改正自己的弱点、缺点、错误；经常给自己敲警钟，自觉地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从思想上给自己筑起拒腐防变的坚强防线，不被灯红酒绿所陶醉，不被舞榭歌台所迷惑，不做那种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事情；时刻不忘自己是执政党的领导干部，不忘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不忘自己任重道远，自觉地激励和鞭策自己脚踏实地，努力工作，自强不息，开拓进取；自觉地接受党组织的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模范遵守党内的各项规矩，认真参加组织生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从而，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和政治素质，努力为党和人民多作贡献，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
（三）坚决反对腐败是提高领导干部政治素质的有效方法
在1993年8月中纪委第二次会议上，江泽民指出了反腐败斗争的性质，阐述了党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明确提出腐败现象是侵入党和国家机关健康肌体的病毒。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在十五届五中全会上他又强调，党的作风问题也是党的形象问题，作风不正形象不好必然脱离群众，而且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江泽民在科学分析由于腐朽思想的影响、法制不健全等原因导致了腐败现象产生的同时，提出要从严治党，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举的方针。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实践证明，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创造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必须以制度建设为根本，走规范化、法制化的路子。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央颁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以来，干部工作逐步走上了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的轨道。为此，江泽民对高级干部特别是省部以上党政主要领导干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领导干部不仅要成为有知识、懂业务、胜任本职工作的内行，而且首先要成为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会治党治国的政治家；他们应该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自觉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经得起各种风浪的考验；他们应该具有开阔的眼界，熟悉国情，了解世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务实创新，开拓前进；他们应该具有宽阔的胸襟，讲党性，顾大局、模范执行民主集中制，公道正派，任人唯贤，善于团结同志一道工作；他们应该具有较强的领导能力，讲究领导艺术，审时度势，驾驭全局，善于协调各方面的力量；他们应该具有优良的作风，廉洁勤政，艰苦奋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谦虚谨慎，联系群众，真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这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领导干部政治素质的总的要求，也为我们明确指出了提高领导干部政治素质的基本途径。
七、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目标
江泽民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政治制度文明建设思想，总结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目标。
（一）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
新中国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否定了社会政治生活中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第一次实现了由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当家做了主人成为政治制度文明的主体，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建设揭开了新的一页。江泽民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现的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造成的严重失误，特别强调民主政治建设对于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性，重申邓小平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把社会主义民主提到关系改革开放的成果能否巩固，以及社会主义事业及现代化成败的高度；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民主的不断扩大和提高，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本质体现。正如江泽民指出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全国各族人民享有的最广泛的民主，它的本质就是人民当家做主。”江泽民：《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01页。
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人民的同意和授权，因此必须表达和实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没有民主政治的实行，人民当家做主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国家权力就会从人民手中滑落，蜕变为一些人用以统治人民的工具。他明确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有12亿人口的国家里，开创和推进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需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需要依照统一的法律和制度来加强领导和管理，以保证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有规范有秩序地进行。”“这对于保证党的事业的兴旺发达，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为此他提出了全党要“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不懈努力”的重要任务。江泽民：《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28-329页。
（二）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目标
江泽民在2001年1月与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的代表的讲话中指出，“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35页。
第一次提出了政治文明的问题。江泽民于200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伟大的创造精神，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好自己的事情，实现自己的愿望和利益。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3页。
2002年5月31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必须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巩固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性，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优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我们要发展的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决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要着重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江泽民：《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04页。
并在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版，第56页。
江泽民明确提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法制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并且随着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江泽民进一步深刻地认识到，民主政治建设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他从“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的观点出发，强调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
这就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目标的重要内容。江泽民政治文明的中心内容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十六大对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问题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第一，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第二，提出了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第三，提出了政治文明建设的任务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执政方式，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维护社会稳定。第四，指明了政治文明建设的途径：一是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二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使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在法制的轨道上健康发展；三是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的关系，加强对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等人民团体领导；四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努力把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中来。秦宣：《邓小平政治文明思想论纲》，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年第5期，第50页。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目标的提出，体现出了政治建设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表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政治制度文明思想内涵及目标思考的全面和深刻把握，是对邓小平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这个问题认识的深化。因此，提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概念并将其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是江泽民对邓小平政治制度文明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必须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全局出发，认真学习邓小平政治文明建设思想，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深刻把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规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我们要紧密联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紧密联系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实践，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积累新经验，努力探索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新形式、新机制、新途径，把中国建设成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协调发展的社会主义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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