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耀湘和卫立煌两次上南京见蒋介石，很早就提出撤退这个建议，蒋介石都没同意，到后来要撤都撤不了了。如果蒋介石听卫立煌和廖耀湘的，他的部队不会那么快在辽沈战役被解决，但是蒋介石不听，这个人很主观，很霸道，只要他指挥的战斗没有不输的，除了北伐。
在政治方面跟共产党就更没法比了，政治腐败、经济崩溃、通货膨胀、民不聊生。部队的基础又不好，地方军阀部队虽然归你指挥了，但私心都很重。嫡系部队呢，派他增援哪支部队，他合计我增援把你接出来了，我受损失啊，也不干。
五十二军军长赵公武是很能打的，部队也是个老部队，在东北走的第一个高级干部就是他；第二个是陈明仁，本来很能打，但是脾气不好，跟地方关系搞得不好，到处告他，后来没法子调湖南去了。
人际关系复杂，派系互相攻击，高级将领没有统一的全局观点，思想基础比较薄弱。都是想保全自己的实力。
六月份我又跑了，这是我第二次脱离部队。
团里挺重视我，调我到团部让我训练新兵。兵是国民党兵，但都是被解放军俘虏后放回来的，解放军优待俘虏，班、排级以上干部不愿意在那儿当兵，就放你回来，回来就等于给他们做宣传，他们这个招儿挺好。
管理俘虏应该归输送连负责，但他们没有指导员就暂时让我去。我就一个个谈，叫什么名？什么地方人？哪年当兵的？原来在国民党部队任什么职务？谈了四十来个人。有七十一军的，有六十军的、五十二军的，还有新一军的，也有新六军的，但不是二十二师的，大部分都是班长、副排长职务。
训练快结束要把他们分到连队了，我就列个表，跟团部做了个简单汇报，在场的有副团长杜超然、团副韩剑业、主任张清白。我说现在这批俘虏训练完了，都是副班长以上排长以下的，有抗战开始就参军的，这些人怎么处理？原来当过干部，现在能给恢复原职吗？
副团长杜超然说，不管他原来是干啥的，要恢复原职不可能，我这儿还有这么些排队的呢，这里打昆仑关的、兰姆伽下来的还有不少当下士大头兵的呢，怎么给？很困难。
我心说那就完了，共产党讲宽大政策，不愿意干就放回来，回来了又从大头兵重新开始，不能恢复职务他怎么能安心呢？也没有士气啊。我摸到情况了，也跟你们汇报了，那我也完成任务了。
训练完新兵，还没等回连里，又把我调到团里，让我领着篮球队集训，准备参加军运动会。去了一看，队员年龄、级别都比我大，有的还是校官，我就跟张主任说这个队我带不了，人家都比我大，咋训？就把我又调到排球队，队员年龄、级别跟我都差不多。
杜超然这个人看着挺凶，但是非常和蔼，我跟他接触比较多，我们球队练习的时候，他就喊，哎，黄指导员，你出个主意，怎么搞啊？我说最主要的问题是伙食问题，一个人一天加半两油啊，别老弄黄豆高粱米，谁能受得了，吃完还得训练，胃受不了。
杜超然资格很老，但就是上不去，在缅甸李定一升六十五团团长，他接李定一当了三营营长，刚到东北当了副团长，一直到一九四八年，还是副团长，他要升就得调走，不调走在二十二师就升不上去。
运动会还没开始，骆营长突然来个电话，赶快回来吧。我说回来干啥啊？
他说上边有命令，现在不是夏收了吗，六月份该收麦子了，我们给养需要自己就地解决，你去征收。我说征收不是有军需吗？让搞后勤的去呗，我是指导员征收什么？他说他们搞不了，去的都是敌占区，或者靠近敌占区，都是有敌情的地方，他们也不能打仗。你领一个排做前卫。我说谁给钱？征回来再说。我说我不干，你们不给钱那不是征，那是抢，该去的还不敢去，让我这个指导员去，我才不去。他说不去不行。我这人挺犟，我说我还不干了呢，一赌气撂下电话我就上沈阳不回去了。
骆营长就派我的传令兵到沈阳家里找我，我说你先走吧，知道了，但我没回去。从此我就离开二十二师了。
我对我这个传令兵印象不好，部队发饷，有时没地方放，我就装在干粮袋里让他背着，等合适机会打算买点金子。有一次要用，让他把钱拿出来，他说都赌光了，一干粮袋子钱都没了。我说你呀，我的钱也敢拿去赌，气得想揍他，但打他也没用，钱也回不来了。
我当指导员不让动老百姓的东西，有些人不是这样，你动呗，动完给我一份才好呢！但是我不行，就是不要扰民。非要我去征粮不可，我走，我就这样，我对得起老百姓。
不是这个思想多进步，我当时就是这样想，我们既然是国家的军队，对老百姓就应该很亲切，不要侵犯老百姓的利益。这种想法很正统，但是吃不开。
我们营里的上尉王军医要活着可以给我证明，行军时我俩经常在一起。
有次走在路上饿了，到老乡家见到个老太太，我说老大娘，给我们做口粥吃行不？她说行，小米粥、大萝卜咸菜上来了。我们俩吃完，我掏钱给她，老太太很感动，她可能没想到我会给那么多钱，因为我的钱没地方花，所以用起来很随便，也从来不吝啬钱。
我结婚不久，王军医老婆来了，我说你老婆能吃高粱米吗？买了二十斤粳米给他送去了，我们同事之间不小气，互相很关照。
我最反感士兵们赌博、推牌九，一个月那几个钱，推两把就输光了，干啥不好啊？我跟唐连长反映，他说他们不玩干啥啊？没事干就玩一会儿呗。我说不好，我教他们唱歌。就集合，唱歌。
我要当连长指定没赌博的，白天训练、行军、打仗，驻下来了做个游戏玩玩、唱唱歌，休息睡觉多好啊，哪有时间去耍钱？耍钱，第一个是你赢了，我输了，士兵之间伤感情，不利于团结；第二个是涣散军纪，极不利。我要是治军，赌博绝对不行。
第六节 又来征粮任务了
我脱离部队不久，唐延裕带着老婆孩子一起走了，他老婆是吉林人，很漂亮，部队打到吉林时找的。
走之前我们在沈阳见了一面，那时他是六十五团第三营少校副营长，等着当团副。当时没有营长的位置，要等团副韩剑业当营长以后，这个位置才能倒给他。他说我要走了，我说你去哪儿？回湖南老家。我说你走我也走，他问你去哪儿？我说去陶逸那儿。
跑出来了没工作还是不行，还得到部队，我就去二〇七师找陶逸，他在整编二〇七师一旅当二团团长。
第一次找他是在本溪，主要是试探他的态度，看看我要去他那里会怎么样。我一去他就给我写了个条，要传令兵拿到军需室，给黄指导员取钱去。他送给我一笔钱，说给你拿着零花。我说谢谢团长，心说行啊，对我印象还不错呢。他不知道我跑出来了。
再找他的时候他们已经驻扎抚顺了。我说报告陶团长，我从二十二师出来了，不干了。怎么不干了呢？憋气。行，那你就来我这儿吧。我就留在他那儿了。
青年军从整编二〇一师到二〇九师，战斗力都不是很强，除了二〇一师到台湾去了，剩下八个师都被歼灭了，在东北打进攻战时一般不用二〇七师，都是攻下来后让他守。二〇七师原来的师长是罗又伦，这时他在沈阳当中将警备司令，他的背景就是杜聿明。远征时他是杜聿明的参谋长，杜聿明有病时都是罗又伦照顾他，替他发号施令。
一营营长是我原来在教导营的排长廖可彦，他们对我都很好，学生、老部下嘛。他比较聪明，就是靠着陶逸，陶逸调到二〇七师，他也到了二〇七师当连长，不久就升营长。
在二〇七师还看到了韩杞峰，我和他在辽中一起照过相，他是河南人，陕西教导团的，跟廖可彦关系不错。我们在缅甸时在一个大队，不是一个中队，我们一、二中队是贵阳教导团来的，三、四中队比我们晚去两个月，是重庆教导团和陕西教导团合并来的。
到了二〇七师也有问题，安排给我的工作是让我在团部负责检查信件，不是检查是不是通八路，是看到谁的家里来信说家里有困难、吃不上饭的，就让我替团长陶逸寄几个钱去，做安抚工作。
这期间我见到过周中锋两次。
西安事变时，有一个卫士背着蒋介石跑到山上去躲起来了，那个卫士就是周中锋，后来蒋介石把他送到黄埔军校十三期学习，所以他跟陶逸是同学。军校毕业他分到第五军，打过昆仑关，我们在缅甸时他是工兵营营长，现在在二〇七师当二旅副旅长。
第一次是他来看陶逸，我们团部是在一个日本楼里，团长在楼上办公，卧室也在楼上，我在一楼会客厅办公，我见周中锋进来了，起身给他敬个礼，他马上就说：“是教导营的吧？”我说：“是的。”
他不认识我，但是看我认得他，可能再看看我的年龄和形象猜到的。
第二次见面是他和陶逸有个同学在七十一军当营长，在一次战斗中被俘了，陶逸听说后让我汇款给这个同学的家属。不久这个营长被解放军放回来了，周中锋陪着他来看陶逸表示感谢。
有一天拆信拆出一封段吉升写来的信，我在湖南因为闹伙食被调到二连，他是二连连长，京剧的青衣唱得非常好。
到东北后段吉升调到四十九军当营长，冬季攻势时解放军进攻沈阳敲陈诚大门，具体是哪一场战斗记不大清了，他的营被打垮了，追究责任追究到他身上，就把他关进沈阳的陆军监狱了。
他给陶逸写的这封信，写得就像《李陵答苏武书》一样，说当时战场是怎么个困难，疲兵再战，以一当千，最后没办法部队被击退打垮了，结果拿他是问，希望陶逸能帮帮忙，解救他出来。我把信交给陶逸，陶逸没理，他也管不了。
我估计段吉升给李涛、廖耀湘都能写信，但一个小营长蹲监狱就蹲呗，上头能管那么多吗？每次战斗里头总有倒霉的。
我因此就想得多点儿，做这个工作老拆人家信能行吗？要是拆出来的不是家庭困难，是让他赶快逃跑怎么办？我汇报不？汇报了不就要逮起来？
我不愿意干这个事。陶团长说那你到作战班去吧。
二十二师是新编师，团部有团副的配置，日常管教育、训练，级别和营长一样是少校，但职务比营长小，属于候补营长。
二〇七师是整编师，没有团副这个职位，团部就安排作战班管教育、训练，制订计划，这项工作枯燥无味。
黄埔军校在沈阳有分校，有一天陶团长要我去军校调一个叫黄汗杰的，他宁愿少校中队长不当，通过关系找到陶逸，要降级到我们团一营当上尉连长，陶团长已经同意了，派我先去跟他接触，看看他还有什么要求。
就是这次在军校遇到了那位巴作相，拉着我要请我去吃饭，我没去。一起在韶关参军写歌词的李自成，这时在军校当教官，不过没见到他。
我代表团长到军校去，跟黄汗杰见了几次彼此很熟了，他来上任时找到我，说你过来好不好，一排排长是你的。一排排长比二排、三排排长要重要，比较优秀的才配备到一排，提干的时候都是先提一排排长。
黄汗杰自愿降级到步兵连当上尉连长，其实是有投共的思想，从军校出来的接触面太广。他说你当一排长跟着我，有什么事可以多商量，就是说他身边要有个可靠的人，将来作为他的代表，没明说，很含蓄，但我听出他有这个意思。
我说我不愿意干。
要想当官少尉排长我还嫌小呢，当初我要是到军校学习，回来不是很快就升中尉连长吗。我不离开二十二师，也马上就升中尉了，二〇七师各方面还赶不上二十二师呢。我就是不想当这个官，不想打这个仗，到了那边不还是要打仗吗？
石静山的工作一直没有着落，又来抚顺找老营长陶逸，还是想弄个连长当，也没行，我们教导营有个同学还在一连当一排长呢，他想当连长没法安排。
事儿没成，他就回沈阳了，后来的下落就不知道了。
他原来有点儿老底子，在辽阳警察大队时，他领一个排在黄泥洼负责治安，据说他们抓赌博的、抽大烟、贩卖大烟的，逮着以后可能从中捞一点儿，所以有积蓄，估计就靠这个维持生活。
九月末，秋收了。
陶团长说，传令兵，找黄指导员来，叫他跟着一营去征粮。那时候他们还是叫我指导员。
陶逸的嗓门儿挺大，他在楼上喊，我在一楼就听到了。我说怎么又让我征粮去了，我就烦这事，我在作战班管训练，也不当军需，征粮跟我不是八竿子打不着吗？一个命令下来就让我跟一营去征粮。征粮也不给钱，那就是抢粮，到老百姓那儿一看，真没粮食。当初就因为这个才离开二十二师的，结果到这儿了还是跑不掉，这是我最反对的事情，我想我不给他征粮。
我听到他在楼上喊，就进屋拿衣服，日本房都有个后门，前门传令兵来喊我，我从后门就走了。
我就是这个性格，让我征粮我不去，实在不行我就走，不想打这个战争我就跑，一般人不敢，他们没有我这个胆量。
第二天陶团长就不高兴了，看到我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你，去输送连吧。”
一个团有一个输送连，负责拉粮食管补给，让我到那儿当排长去。我想行啊，团长挺狠啊，这回把我给贬了，一连长黄汗杰那么请我都没去，现在要我到输送连去。走就走吧，我知道自己也干不长，国民党要垮台大家早就看出来了。
团部在抚顺，但是输送连在沈阳，离光陆电影院不远。
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号，我离开团部到输送连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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