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亲自经历并实践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国际战略思想及其发展过程，通过对这些思想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反复审视，到1984年前后一段时间，邓小平关于中国国际战略的思考已经趋于成熟，终于形成了适应新时期、适合中国进入世界时局的、全新的外交战略思想：时代主题的“和平与发展”的论断与完整意义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战略”的提出。
判断一个时代的总体态势和特征，是国际外交战略的基本出发点，根据对时代发展趋势的准确预测从而确定时代的主题，则是最高层次的战略判断，是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之一。十年动乱期间，由于中共对当时的国际形势总体认识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把战争与革命作为时代的基本特征，认为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这就夸大了战争的危险性，高估了世界革命形势。根据这种时代观，国家工作重心是准备打仗，立足于大打、早打、打核战争。当时，中国面临苏联霸权主义的严重威胁，采取加强战备的若干举措，这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中国过分夸大战争危险性。邓小平说：“我们过去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
由此而采取的一系列内政外交方针政策，不仅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也恶化了中国的国际环境，甚至干扰影响了中国发展战略方向的决策。
当然，邓小平作出“战争打不起来”这个判断，经历了一个过程。关于世界局势和发展趋势是走向战争抑或缓和的新分析和新判断，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最重要的起点。
众所周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在国际问题上有两个重要的转变。一个是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改变了对战争危险性的估计；一个是对外政策上，改变了“一条线”的战略。但是邓小平提出战争与和平问题新判断，也是随着实践的发展逐步完成的。当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共实现工作中心转移时，邓小平还没有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新观点，而是认为战争仍然不可避免，但应该努力加以延缓。如1978年11月，邓小平在访问马来西亚时，认为“世界整个形势趋向紧张，不安宁”，但“面对战争爆发的危险，各国政治家除注意提高警惕外，应找一条延缓战争爆发的办法，而不能无所作为”。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邓小平对战争危险性的估计逐渐走向乐观。1980年4月15日，在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麦克纳马拉时，邓小平说：“争取二十年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这就需要联合努力，需要行动有力和有效，否则八十年代的危险能不能度过要打个问号。”这时候，他主要强调国家的各项工作和政策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建立在战争可能爆发的估计上。当年10月25日，他说：“我们还是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但究竟什么时间打？”“现在看，再有五年或者更多时间，也还是打不起来，因为双方的战略部署都还没有完成。这样，我们的工作就不能还是建立在过去那种估计的基础上。”
到1983年11月时，邓小平的估计是：“战争的危险确实存在”，“但我看至少五年内打不起来。我们要利用这样的有利条件来发展自己，如果争取到十年不发生战争，那对我们是最有利的，看来还是有可能的”。
1984年4月28日，在会见美国总统里根时，邓小平进一步表达了他的更为乐观的估计：“和平是我们共同关心的首要问题。世界局势不稳定，但争取和平的前景良好。”1984年10月10日在与联邦德国总理科尔谈话时，第一次明确指出：“1974年你来访问，我们曾经谈到战争危险，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一点变化。我们感到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仍要提高警惕，但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爆发的因素在增长。”
1985年3月4日，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在从政治角度分析国际问题中国的看法时，邓小平强调：“总起来说，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战争的危险还存在。核武器谈判，外层空间武器谈判，看不出有什么进展。所以，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险。后来我们的观点有点变化。我们感到，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日本人民不希望战争。欧洲人民也不希望战争。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希望自己发展起来，而战争对他们毫无好处。”他接着指出中国是和平力量的重要因素。到这时，邓小平的思路已经比较清晰：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但是可以通过不断壮大的和平力量——其中发展强大起来的中国是重要因素——来制约战争，为世界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
这也说明，邓小平已经明白要通过发展（国内发展和国际南北合作发展）来解决战争等国际矛盾对立关系。
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全面分析了过去和当前国际局势和中国的政策对应问题，指出：“我们过去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山、散、洞’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就打世界大战来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而这两家都还不敢打。首先，苏美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也多，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毁灭人类恐怕还办不到，但有本事把世界打得乱七八糟就是了，因此谁也不敢先动手。其次，苏美两家都在努力进行全球战略部署，但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因此都不敢动。同时，苏美两家还在进行军备竞赛，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这个和平力量，首先是第三世界，我们中国也属于第三世界。第三世界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是不希望战争的。这个和平力量还应该包括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真要打仗，他们是不干的呀！美国人民、苏联人民也是不支持战争的。世界很大，复杂得很，但一分析，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还要看到，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
近年来，军控与裁军对于国际安全的重大影响再次显现，深刻影响到大国关系乃至国际战略格局的调整。正是经历了这一段时间的思考和分析，1984年10月、1985年6月，邓小平明确地表达了关于战争形势的新判断，从而明确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战略性分析，为全国工作重点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谋发展提供了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给全国人民搞建设吃了一颗定心丸。
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和平的力量超过了战争的力量。人类在20世纪中已经遭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也经历了冷战对峙的磨难，付出了沉重代价。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都不愿意历史的悲剧重演，都不愿看到世界上任何地区再发生新的热战、冷战和动乱，都不愿看到任何国家或集团再推进新的霸权和强权。反对霸权主义，争取世界和平，这已经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和普遍要求，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共识。
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帝国主义两大军事集团——同盟国（德、奥、意）和协约国（英、法、俄），为了重新瓜分殖民地、争夺世界霸权，为了摆脱国内政治经济危机、巩固垄断资本的统治而发动的非正义的帝国主义战争（唯有塞尔维亚具有自卫性质）。战程历时4年零3个月（1914年8月至1918年11月），战火席卷欧、亚、非三大洲的38个国家，受战火波及人口达15亿以上，占当时世界人口75%。战争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战场上的伤亡达2000多万人，由战争而造成的平民伤亡也在1000万以上。战争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2700亿美元，这次战争是人类历史上一次空前浩劫。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于1939年，历时6年之久，先后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战，波及20多亿人口。是以侵略者德、日、意法西斯轴心国为一方，以反法西斯同盟国和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为另一方进行的第二次全球规模的战争。战争双方共动用军队1亿多人，战争死亡人数达5000万，直接战争费用13520亿美元，财产损失高达4万亿美元。这场战争给人类带来极大灾难，其结果以美、英、苏、中等同盟国家战胜法西斯侵略者赢得胜利。
其二，经济的发展成为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关注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政府普遍认识到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对一个国家的世界地位的影响，纷纷把发展经济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经济问题成为国际关系的重点，经济斗争成为国际斗争的主要内容，发展问题更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发展问题是当代世界的突出问题，具有全球的意义。谋求发展是当今国际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和主流。
其三，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方兴未艾。从20世纪50、60年代起，首先是在发达国家，而后便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一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几乎各个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在继续产生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经济出现巨大增长，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同时也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生活的其他领域。各国纷纷制定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的发展规划，并把它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以及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1.新科技革命
第三次科技革命，是发生于20世纪40至60年代（有人称70年代以后的科技革命是第四次科技革命或称“新科技革命”，无论怎样都可以简称为“新科技革命”）人类文明史上继蒸汽技术革命和电力技术革命之后科技领域里的又一次重大飞跃。它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涉及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诸多领域的一场信息控制技术革命。这次科技革命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变革，而且也影响了人类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使人类社会生活和人的现代化向更高境界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三次科技革命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科技革命，是人类文明史上不容忽视的一个重大事件。第三次科技革命首发于美国，原因在于美国具备如下条件：技术条件——在思维技术方面，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开始形成；实验技术以军民结合、理工结合为特色；生产方面以电力技术和航空技术领先。物质条件——美国有优越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国内市场广大，有利于规模生产。制度条件——美国是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宪政国家。文化条件——美国人来自世界各地，融合了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二次大战前后涌入一批优秀的欧洲的科学家，如爱因斯坦、冯·诺伊曼等；建立了各种学会组织，科研体制多元化。
第三次科技革命中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广泛使用，以及各种“人—机控制系统”的形成，使生产的自动化、办公的自动化和家庭生活的自动化（即所谓的“三A”革命）有了实现的可能。预示着人类社会将从机械化、电气化的时代进入到另一个更高级的自动化时代。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的发展标志着人类社会已从被束缚于地球表面的“地球居民”时代进入一个更为辽阔的陆海空立体新时期。基因重组技术、结构化学和分子工程学的进展使人类获得了主动创造新生物和新生命的创造力，标志着人类正在由“必然王国”一步步走向“自由王国”。
其四，经济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新科技革命的发生，引起了国际分工和经济高度国际化的发展，使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交往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得到空前的发展，各国的生产、流通、投资等日益连接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彼此间的经济发展只有在相互依存和渗透的条件下才能真正实现，世界经济已经全球化并呈加速发展之势。
邓小平准确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深刻地考察了时代的要求，科学地概括了时代发展的新特点和内容，从而对战后世界形势的新变化，提出了新的理论概括。他在20世纪80年中期就多次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
1984年5月29日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二是南北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发展带来障碍。”并且申明，“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在谈论上述判断时有一个前提就是：“中国现在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
把邓小平的这几段话综合起来分析，可以直接得到的意思如下。
第一，继承了自毛泽东以来关于对中国国际地位的基本判断，即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国家，和第三世界各个民族国家一道反对霸权主义和共同合作发展是中国的基本对外政策。
第二，继承了毛泽东从大的地缘战略格局中分析世界关系和矛盾对立关系发展趋势的基本方法，能够清晰明了地看透世界矛盾关系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
第三，发展了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国际格局中矛盾关系的内容，从政治关系扩展到了科技、经济关系。
第四，提出了全新的关于中国的国家目标定位，即，中国不搞任何联盟或者战线，当然也没有“是否当头”或者“输出革命”的问题，中国是要在各种大的矛盾对峙和空隙、夹缝中“一心一意谋发展”，其他一切对外政策必须为这个中心任务服务。他说“我们诚心诚意希望不发生战争，争取长时间的和平，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四化建设”。
第五，中国发展起来后成为大国将对人类发展起到很大贡献。他说：“到那个时候（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万亿美元），中国就会对人类有大一点的贡献。”可见，到这个时期，邓小平关于国际战略的思考已经趋于成熟，既继承了毛泽东的战略判断，也根据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实际提出了新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在世界还不是处在和平的状态之下时，中国领导人同另外一个第三世界大国的总统谈话作出这种分析，本身就是向世界表明了中国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国家的基本战略思路和可能出台的种种对外政策倾向。
换言之，不管天下是否太平，中国是求和平的，中国将努力去创造和平的建设环境。
之后，邓小平又多次肯定并且充实、发展了这个国际战略的分析和判断。
1984年10月31日邓小平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这时，邓小平已经清楚地指出，这是一种全球性的国际战略的判断。
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进一步明确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经济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在这里，邓小平表明要从经济角度分析世界主要矛盾关系，南北经济发展是解决世界未来走向的根本方法。因为从政治角度分析世界关系，在许多国家议论的大三角关系中，作为“和平力量、制约战争的因素”的中国是很单薄的，世界和平力量在发展中。
因此，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经济角度分析世界格局，结论只有一个：发展！于是邓小平说：“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我可以大胆地说，到本世纪末，中国能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也就是我曾经跟大平正芳先生讲的达到小康水平，那时中国对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肯定会起到比较显著的作用。”
应当说，邓小平这里所表达的，不仅仅是分析发展问题和发达国家与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搞好合作，有利于相互促进，共谋利益。这一点日本、西方那些寻找市场的资本家应该很清楚，特别是中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政策一直很稳定地发展着，对日本工商界的这种谈话当然是给予对方信心和重视。更重要的是邓小平已经清楚地表明了发展起来的中国会起到什么作用。也就是说，邓小平希望在东西南北关系的矛盾发展中，寻找到中国强大起来的机会和路子。
紧接着在1985年4月15日，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副总统姆维尼时总结了毛泽东“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又指出：“我们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争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们搞建设的需要。没有和平环境，搞什么建设！”并且分析了我们发展生产力就是逐步发展中国经济，通过对内对外改革开放搞活，加强国际交往，引进先进经验、技术和资金，改革经济、政治、教育科技等各行各业来取得发展。这时，邓小平的思路已经很清楚了：我们主动争取和平，我们通过经济发展来全面发展生产力。
到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就完整系统地阐明了中国的新的外交战略，他指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第二个转变，是我们的对外政策。过去有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的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世界上都在说苏、美、中‘大三角’。我们不讲这个话，我们对自己力量的估计是清醒的，但是我们也相信中国在国际事务里面是有足够分量的。”接着，邓小平又指出：“现在看来，这两个变化是正确的，对我们是有益的，我们要坚持下去。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这样的政策，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
到这里，邓小平关于下一个时期中国的国际战略思想就完整了：其一，对国际矛盾关系有了清楚的认识，所谓“知彼”；其二，对本国过去和未来一段时间的位置和发展方向定位准确，所谓“知己”；其三，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确定了中国的目标是“发展”的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而发展起来的中国是有分量的一支力量。
关于邓小平对时代主题看作是“和平与发展”，在当时和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争议非常大，参与的各类各派人士也非常多。有人认为是“过于盲目乐观”；有人认为是“一厢情愿”；还有人认为是向西方表示软弱；更有人说从此中国就“失去了革命斗志，中国人从此变得软弱，需要补钙”等等，不一而足。
其实，这是一个战略家的“机遇论”。
通观邓小平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时代主题”论述，邓小平把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的主要特征，是当作历史目前提供给中国可以发展经济的“机会”来看待的。因此邓小平反复告诫全党，“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邓小平这些分析和判断是中国调整战略方针，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的重要前提和依据，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
另一方面，邓小平又提醒国人，战争的根源并未消除，世界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天下并不太平，防止产生麻痹思想。他多次强调“当今世界不安宁来源于霸权主义的争夺”，“现在威胁世界和平的主要是霸权主义，霸权主义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是危害世界和平、稳定的根源”。
邓小平对国际形势的基本估计是：“总起来说，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战争的危险还存在。”邓小平还告诫国人，“国际形势有一个战争问题。美苏两家打不起来，就没有世界大战。小的战争不可避免，现在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发达国家的需要。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为此他特别强调：“我们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面对敌对势力的进攻，“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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