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对外关系的谋划在中国国家战略中的地位不断上升，重要性和影响力空前增大。对外开放在中国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的进程中所发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推动作用，日益被证实为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的。中国深度参与全球化，融入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成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和区域发展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国际舞台上也树立起负责任地区大国和建设性合作伙伴的形象。
回顾历史，我们可能会发现，中国的外交主要是依靠国家主要领导人，特别是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来提出外交新理念、裁断关键事件的取舍。这一现象在第一、二代领导集体时非常突出，毛泽东时代，中国对自己地位的判断和国际参与的主要方向，基本上都是毛泽东定夺，周恩来虽主管外交工作，几大元帅和其他较多了解外国实际的国家外交官，可能提出了许多建议和意见，但是影响作用不是很大。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则通过改革中央政治局、建立中央顾问委员会来问计于更大范围的领导者，促使外交决策科学化、民主化。
中共第三、第四代领导集体虽然也有一个核心领导人物，但是毕竟开始了中南海学习制度，问询各类研究机构，听取智囊人士的分析和看法，比较强调集体研究、讨论和共同决策，这样，中国外交战略的决策就逐渐民主化了。于是，外交战略的决策就有国家利益考虑、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信息传播手段、利益集团、个人、外交学习过程等因素参与其间了。其中，涉及到权力和权利较量的政治精英、利益集团、公共媒体等显得越来越重要。
风物长宜放眼量。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世界。
世界局势风云变幻，好戏连台。在全球这个宏大舞台上走马灯似的变化角色的，就是那些对国际关系合纵与连横、竞争与对峙、冲突与对抗、深谋远虑、指点江山、纵横捭阖的政治精英们。而推动他们去四处奔走的动力，就来自于对权力与权利的追求。
权利与权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属于法律上的概念，后者则属政治上的概念。两者存在密切的联系：一方面，权力以法律上的权利为基础，以实现法律权利为目的，权利作为一种法律上的资格又制约着权力的形式、程序、内容及过程等各个方面；另一方面，某些法律上权利的实现依赖一定的权力的行使。两者也存在一定的一致性，如都以追求一定的利益为目的；都有相应的法律上的规定和限制要求。
政治精英就是执掌以及随时可能执掌各级政权的一部分人，特别是那些最有思想见地、能决定政策指向的那部分人。政治精英有时也被称为权力精英。政治精英们一般有着特殊的经历或者背景，突出的个人魅力，超人的胆识和无畏的勇气，独到的远见和战略决策能力。
帕累托的精英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由两个始终存在对立的阶级构成，即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他所关注的是相对于较低社会阶层而言的政治精英或权力精英。
政治精英掌管公共权力，他们运用公共权力对国家进行治理，进行社会价值的分配。其对社会价值的分配主要是通过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来实现的，这也是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精英对社会进行管理或统治的主要方式。
自1949年以来，政治精英决策一直是中国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
在中国，普通公众的声音是很微弱的，因为国家权力真正掌握在少数政治精英手中，而被封建思想深深束缚的中国人民，依然习惯于这种统治方式，甘心被政治精英所领导。当政治精英有着良好的本领和人格魅力时，他能够领导人民取得成就；但是当精英私欲膨胀，而又没有很好的监督机构时，便会产生很严重的问题，公民的权利也受到了很大的侵犯。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政府也在顺应历史的发展，逐步改变着政府的执政方式，但这与公民日益增长的民主权利的需求还有着很大的矛盾，所以中国社会中出现了很多权利与权力的矛盾之处。这是个矛盾不断涌现，但又不断解决的时代。
世界上其他的地方呢？
2007年5月10日，本来到2009年才任满的英国首相布莱尔，却突然含泪宣布将于6月27日向女王递交辞呈，结束首相生涯。由此让人联想到法国总统希拉克，当年3月11日也曾不无感伤地宣布，他在今年的总统大选中不再争取连任。这也让人联想到2007年4月23日去世、曾于1999年年底出人意料地宣布辞去俄罗斯总统职务的叶利钦。甚至让人进一步联想到2008年将要换班的美国总统布什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常言道，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然而，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世界重量级人物的离开，也带走了属于他们的那一个时代的荣耀与落寞。
布莱尔1983年进入下议院，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他先后任财政、贸工、能源和就业事务部副发言人，1992年起任内政事务发言人。他1994年当选工党领袖。布莱尔是工党历史上最年轻的领袖。1997年5月任首相，成为自1812年以来英国最年轻的首相，后兼任首席财政大臣和文官部大臣。他出任首相后，对工党大胆进行革新，对原保守党政府的内外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2001年6月在大选中再次获胜，连任首相，成为英国历史上首位连任的工党首相。在“9·11”事件后，布莱尔很快地宣布与美国站在一起，在阿富汗战争之前他参与了一系列穿梭外交，帮助巩固了国际反恐联盟。直到今天他依然扮演着这个角色，访问了许多其他国家领导人可能认为太危险的国家。2005年，布莱尔第三次在大选中胜出，成为英国历史上首位三连任的工党首相。
安南10年前的那次“意外”当选联合国秘书长，被认为是美国人赶走不听话的加利的结果，所以很多人都把安南看成是“美国的人”。事实上，面对美国的指手画脚，安南每一次的洗耳恭听也的确给了外界这样的口实，虽然最终他往往还是按照自己的思路办事。安南任秘书长10年，是联合国维和部队最为繁忙的10年，这期间，维和人数达到历史顶峰，而安南也成为历任秘书长中出访战乱地区最多的一位。安南自己，就恰似“消防队长”。
原联合国秘书长安南2003年，当美国绕开安理会擅自发动伊拉克战争时，安南顿感自己的和平努力付诸东流，联合国多年来辛苦建立起的尊严和威望也丧失殆尽。于是他公开批评美国发动战争是不合法的，结果自然是招致了美国的报复。2006年12月11日，在美国杜鲁门总统图书馆，在即将告别的时候，安南终于有机会一吐自己心中的不快。
2006年9月25日，日本执政的自民党新总裁安倍晋三确定新一届领导班子。翌日上午，小泉内阁总辞职，下午，安倍晋三正式出任日本首相。自2001年上台开始，小泉在国内和国际的双重形象，令关心日本的人士充满了困惑。在内政方面，小泉推行以民间为主导的经济结构改革，实行了邮政民营化。在外交方面，他竭力提升日美同盟关系，顽固坚持参拜供奉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导致日本与中国、韩国等亚洲邻国的关系严重恶化，致使日本的亚洲外交陷入困境。小泉为自民党原三冢派的第三号实力人物，跨派系政策集团“新世纪集团”座长。他从政后，因继承其父辈强有力的后援团体、巩固的选举地盘及稳定的政治资金收入，被日本舆论界称为实力人物。小泉担任日本首相的5年多时间里，日本一直是美国政策的铁杆支持者。中国人也许不喜欢他，觉得他老是坚持要参拜靖国神社，不面对和反思历史，一点也不如德国领导人。可是小泉的民意支持率却非常高，在日本迄今为止的首相中排第三位。
这些都是领导者，每个国家都有领导者，但是对世界局势的影响，无论其在国内影响如何，能够在国际关系的重大变革问题上产生影响的，才能被叫做政治精英。
国际政治纷繁复杂，曲折常变，而各国领导人的新老交替无疑不是这种变化的最佳诠释人。但万变不离其宗，国际政治的实质始终是权力与权利的较量，是一场权利与权力的博弈。
纵观国际政治演变发展的历史，权力政治与权利政治的较量，始终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其中。国际政治始于两次科技革命（机器和电的发明应用）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外向活动，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把世界瓜分完毕。
全球范围的国际政治以18世纪至19世纪为起点表明：国际政治的形成与发展以科技革命为内容的世界经济演变为基础，同资本的国际活动息息相关；国际政治内容丰富多彩，纷繁复杂，但主要围绕国家权益运转；国际政治以国家为主要行为体，表现为大国兴衰的历史活动。迄今为止，国际政治的发展与演变大体上经历了4个时期。
第一时期，15世纪到19世纪末，以殖民扩张和殖民体系形成为标志。
1415年，葡萄牙殖民者沿着大西洋东岸南下，侵占了北非摩洛哥的休达地区，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以强权摧残权利为特征的殖民据点。随后，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等接踵而来，在美洲、非洲、亚洲地区大肆扩张，亡国灭族，用强权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空前野蛮的屠杀和掠夺。最终，英、法、俄、德、日、美6个帝国主义大国掀起了夺取和征服殖民地的狂潮，将整个世界瓜分完毕，建立了完整的以强权统治和强制交换为特征的殖民体系和市场体系，实现了早期垂直统治的全球化。这一时期的国际政治集中表现为以殖民主义强权灭亡主权和摧残人权为主要内容的殖民政治。殖民统治是国际政治中最早的权力政治。
殖民主义。
殖民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国家采取军事、政治和经济手段，占领、奴役和剥削弱小国家、民族和落后地区，将其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侵略政策。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时期，殖民主义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大都采取赤裸裸的暴力手段，如武装占领、海外移民、海盗式的掠夺、欺诈性的贸易、血腥的奴隶买卖等。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主要通过“自由贸易”形式，把不发达国家、民族和地区变成自己的商品市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以及廉价劳动力和雇佣兵的来源地。在帝国主义时期，除了采取上述各种手段外，资本输出成为剥削这些国家、民族和地区的主要形式。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上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和地区形成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独立运动高涨，大批亚洲、非洲国家获得独立，摧毁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奉行殖民主义政策的国家转而采用间接的、比较隐蔽的、更具有欺骗性的形式，来维护和谋求殖民利益。在政治上，一方面允许和承认殖民地、半殖民地独立，另一方面通过培养或扶植代理人来实行控制；经济上以提供“援助”的形式，通过附加苛刻条件的贷款、不平等贸易、组织跨国公司等手段，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对这些国家实行掠夺；军事上以提供军事“援助”的形式，在这些国家建立军事基地、驻扎军队、派遣军事顾问、帮助训练军队等，实行变相的军事占领。为了实现其战略目的，它们甚至策动政变、挑起内战、扶植傀儡政权。这些被统称为新殖民主义。
第二时期，1914年至1945年，以两次世界大战为标志。两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恶性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和帝国主义大国的强权争霸，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野心，军事结盟军事集团的不断分化组合，使战争不可避免。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的灾难规模空前、破坏剧烈。两次世界大战，伤亡人数之多，损失财产之巨，涉及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都是世人难以忘怀的。特别是众多弱小国家的主权被肆意践踏，人权被野蛮摧残，权力政治给历史留下了最悲惨的一页。
接下来的垄断资本的国际活动，不仅加剧大国争霸，扩大民族压迫，带来战争灾祸，而且将革命从国内推向国外，变成国际革命。世界各国人民正是从垄断资本的国际活动造成的民族灭亡、主权丧失、人权毁灭的深重灾难中奋起进行争取和维护权利的斗争，并选择新的社会制度。
第三时期，1945年至21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美苏两极的冷战为标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国际环境发生重大的根本性变化。一是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的对峙转变为两个超级大国的争霸，核恐怖威胁着人类和平；二是联合国的成立，国际规范日渐确立，国际机制开始健全，主权和人权开始有了保障；三是以发展中主权国家为主体的第三世界开始活跃于国际社会舞台，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
冷战怎么战？
冷战（1945—1990），简单来说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欧集团[即华沙条约组织（华沙公约组织）的成员国]之间在政治和外交上的对抗。也可以说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所采取的除直接武装进攻以外的一切敌对行动。这个词起源于1947年4月16日伯纳德·巴鲁克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一次演说。此外，1946年丘吉尔访问美国，在这次访问中他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从波罗的海边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拉下。”1946年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成为冷战的序曲。1947年美国总统杜鲁门以土耳其和希腊（前者因为博斯普鲁斯海峡问题与苏联关系紧张，后者的资产阶级政府则在共产党游击队打击下摇摇欲坠）受到共产主义威胁为由宣布对这两个国家提供援助，这被认为拉开冷战的序幕。同年杜鲁门总统在国会正式提出“对苏联发动冷战以遏止共产主义”成为冷战正式打响的标志。所以准确地说，美苏冷战从1947年开始。
随后，美军把“冷战”作为一种战争类型列入野战条令。1962年版美军《作战纲要》，把战争分为三种类型，即“冷战”、“有限战争”、“全面战争”。给“冷战”所定的定义和原则是：“冷战包括除有限战争和全面战争以外的所有行动。敌对的国家或联盟可以用冷战来进行较量”，“不仅运用政治、经济和心理力量，而且还使用军事力量。军队在冷战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可以直接地或间接地为实现国家目标作出贡献。为遏制他国使用武力，可以动员后备役部队或展开现役部队”。“冷战和有限战争之间的界限既不是明确的，也不是绝对的。因此，可能需要使用正规军队来进行实际上是战斗行动的冷战活动”。1968年版美军《统帅纲要》又补充规定，“稳定局势作战也包括在冷战中”。这里说的“稳定局势作战”，就是在世界各地进行的镇压、扑灭各国人民革命运动的作战。在世界上，哪里有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它们的军队就派往哪里，进行镇压，或是对反动政府提供军援和作战支援，甚至进行核讹诈、核恫吓，大耍“世界宪兵”的把戏。此外，以美国为首的反动集团进行“冷战”的手段还包括：派遣“和平队”进行渗透；挑起事端进行颠覆活动；以“经援”、“军援”为诱饵，拉拢“朋友”，扩大势力范围；以签订集体防御条约的形式扩大军事同盟，美国先后与50多个国家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在外国建立军事基地，派军队控制战略要地；以经济封锁、制裁等手段，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挑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瓦解社会主义体系；以文化入侵，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等等。
美苏争霸根本上来说是两国综合国力之间的综合较量，在前阶段军事实力是最主要的参考指标，而往后经济实力所占地位越来越重要。两国为了争夺军事上的优势都把大量的国家资源投入军备竞赛，对经济发展造成了长远的损害。美国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经济危机和70年代的滞胀，而苏联的影响则更大，由于经济长期畸形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无法得到应有的提高，国内矛盾不断激化，成为最终导致国家解体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同时由于两个超级大国的对峙，世界长期处于核阴影的笼罩之下，就是所谓的冷和平，国际形势长期紧张。
这场全面的“东方对西方”的战争并未真正爆发，最大的原因是由于双方都拥有大量的核武器，一旦直接冲突可能导致全人类毁灭，因此双方都尽力避免发生全面的“热”战。双方实际上只是在经济、哲学、文化、社会和政治立场方面产生严重对立：西方指责东方不民主、极权主义和共产专制，而东方则批评西方是中产阶级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东方国家指责西方国家“帝国主义”、“剥削劳工”，而西方国家则称东方国家为“极权铁幕”，企图将民主国家纳入极权专制的统治。
冷战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开始，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为止。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阿富汗争端是几个东西方国家发生区域冲突的例子，但是大多数时候只是双方代理人之间的冲突，在这些冲突中，主要强国只是通过资金和武器援助各自支持的国家或组织。这么做就减少了两大阵营冲突的紧张性。
美苏争霸愈演愈烈，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此伏彼起，弱小国家和民族的民族民主革命席卷全球，权利与权力的较量开始进入联合国，以国际机制为依据。这一时期的国际政治集中体现为以权力争霸同维护主权人权的斗争为主要内容的控制与民主政治。
推倒柏林墙——冷战的象征第四时期，冷战结束后，以单极化与多极化较量为标志。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出现了三大历史趋势：经济全球化趋势、政治多极化趋势以及国际环境的和平与发展趋势。这三大趋势表明，高科技发展，凝聚全球，影响各国，经济因素上升为国际关系首位；世界战争长时间内打不起来，世界革命也失去客观依据，世界出现了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确立有共识的国际规则的市场经济体系和国家体系；各国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渗透日渐加深。应该承认，这些规则是发达国家主导的，对发达国家最为有利，对发展中国家则是利弊均存的“双刃剑”。但是，同以往以垂直式统治体系为内容的全球化不同，今天的全球化以主权国家为基础，平等与不平等并存为特征，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进步。这一时期的国际政治集中体现为以健全国际机制、充实完善主权与人权、反对霸权为主要内容的权利政治。
这场博弈演变到了历史发展的今天，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主旨是亘古不变的，亦即：发达国家多从实力地位出发，追求的是权力，维护的是权力，扩大的也是权力；而弱小民族和发展中国家更多是追求权利、维护权利、巩固权利。
国际政治中的国家间关系，究其实质，就是权力政治与权利政治的关系。而在这场较量中各国的政治精英们只是暂时地充当了各自国家利益的“代言人”；从另一个意义上而言，他们更多则是在运用着自己的智慧和魅力去更好地诠释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中国的政治精英们的角色位置也不例外，决断国内利益纷争，发挥权力显示对外力量，从而在国际上的权利与权力的较量中，让他们在国家间关系问题上考虑代表一国的发言权，以及自己在主导的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地位，这就是政治精英们的权利和权力的追求。
现代的政治外交经常借舆论传播来进行，政治立场的表明、政策主张的提出等都必须借助舆论传播，当代国际政治可以说是实力政治与传媒价值判断的双重结合物。——佚名
舆论是在一定范围自然存在的公众集合性意见。在古代社会舆论主要是通过人们的口口相传来表现的，而在现代社会里，舆论和传媒的关系则比较密切，它的载体主要是大众传媒以及我们现在最新的网络媒体。现代传媒成为舆论的主要载体，在社会中有两种信息形态，一种是要求规范的信息形态，例如领导人的讲话、家长的训话、老师的教诲等。目的是希望人们能够按照一定的规范去思想、去行为。另外一种信息形态是新闻类的和文化类的形态，主要通过大众传媒每日每时向社会的输送。在这里我们讨论后一种信息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所谓媒体，是指传播信息的介质，通俗地说就是宣传平台。能为信息的传播提供平台的就可以称为媒体了，至于媒体的内容，应该根据国家现行的有关政策，结合广告市场的实际需求不断更新，确保其可行性、适宜性和有效性。大众传媒这一概念是20世纪20年代后出现的，一般说来，可分为印刷媒介（报纸、杂志、书籍）与电子媒体（电影、广播、电视等）两大类。在日常语汇中，大众传媒主要是指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等几类，所以又称之为新闻媒体。在今天的西方国家，人们把大众传媒称为除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新闻记者也被人们誉为“无冕之王”。
外交和传媒原是分属于两种不同类别的部门和社会科学。外交是运用智力和机智处理各独立国家的政府之间的官方关系，特别是指以和平手段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事务。而传媒就是插入传播过程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送的工具。通俗地说，传媒即是专门进行大众传播的机构。当两个看似无关的词语组织在一起时，却产生了无比奇妙的化学反应，成就了这个世界上林林总总关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事迹。
随着社会及大众传媒本身的发展，大众传媒的功能在增多，影响在扩大。从而成为西方国家各种政治力量力图争取和控制的目标。在现代西方社会中，大众传媒虽然表现出一种“自下而上”的权力流动，但在统治集团操纵之下，同时也变成了“自上而下”的权力的扩展和延伸。也就是说，大众传媒既可以被民众启动，形成对政府和政治过程的有效制约，也可以被统治集团利用，成为政府进行社会控制的利器。因此，大众传媒被人们称为一柄“双刃剑”。
多年来，ABC、CBS和NBC等美国传媒巨头各不相让，竞争激烈。在1990年的海湾战争中，CNN对外交活动的迅速反应、对战争的现场直播（转播）以及外交和军事权威人士的分析等，比各国正式的外交与情报管道都更为迅速翔实，不仅仅是普通的受众，就连各国的领导人和外交官都很关注CNN的节目，通过CNN的报道来判断事态的发展，并愿意接受CNN的采访。CNN对海湾战争的持续、高强度的广泛报道一炮打响，之后又以其他同类对国际外交事务的报道，使自己不仅“成为重大事件的报道者，而且也成为外交上的一枚棋子”。就这样，CNN的报道影响了外交，而这影响力反过来又为它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益。据有关资料，当国际上有重大外交纷争时，CNN的收视率急遽上升，而当国际上相对太平无事时，CNN的收视率便下降，由此可见，CNN和外交的联系有多紧密。
中国的媒体舆论发展经历艰辛的努力，中国的媒体的话语权在逐步地扩大。纵观中国历史的发展，在封建社会，信息交流的媒介很有限，而政府的信息，普通百姓是难以知晓的，许多事情都是以口相传，媒体基本没有形成规模，自然不可能对政治产生任何的影响。
清王朝末期，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开辟了一定的租借领地，在这些土地上，中国最早的媒体产业开始兴起。当时媒体的发展空间主要在上海，这不仅与其便捷的交通有关，更重要的是许多租界在上海的设立，这让人们在专制的压迫下嗅到了一丝自由的气息。租界是自由的，居民享有比较充分的言论自由；租界又是自治的，中国政府无法在此有效行使管辖权，这种独特格局使上海报纸拥有比较大的政治参与度和政治空间。最早期的报业机构大多是商业性质的，比如《上海新报》和《申报》等，他们的关注点大多是介绍西学，推广洋务运动，以及就上海当地的事件进行评论，对朝廷对政务也有偶尔评论的热情，但言论相当的谨慎，总体来说基本上是顺从的态度。对于这样的媒体政府采取放任其发展的立场。当时唯一查封的两份报纸为《中国教会新报》、《汇报》，原因是这两份报纸登载朝廷密旨。
过去，外交事务是政府部门独家经营的领域，其复杂性和灵活性以及对保密的严格要求，使得一般公众无法参与。但是外交活动演变到今天，其内涵和操作方式已有了很大变化。各国国内民主进程的推进和国际关系的发展，加上电视、网络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公众睁眼看世界，对外交发生了兴趣，想了解外交事务的愿望非常迫切。
而且，如今各国政治生活日趋多元化，包括外交事务在内的政府决策的形成，不再仅局限于国家的权力中心之内，还必须考虑与权力中心相关的各种外部力量。因此，公众对外交决策过程的参与性大大增强，而公众对外交决策过程的参与是通过公众舆论来实现的。
新中国成立前媒体大发展时期。
维新运动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一批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纸纷纷问世，《苏报》是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要言论机关。到辛亥革命前后，又有《国民日报》、《警钟日报》、《中国白话报》以及《民呼报》、《民吁报》、《民立报》等一批具有重大影响的报纸。维新派变成保皇派后，也在上海办报，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时报》。
共和政体成立初期，各新党纷纷创办政党报纸，如同盟会系统的《民权报》、《中华民报》和共和党系统的《大共和日报》、《民声日报》等，其中大部分是同盟会（国民党）和共和党（进步党）的机关报，两派报纸针锋相对，相互攻讦，沉湎于无谓的纷争之中。
新文化运动兴起，促进了启蒙报纸的出现。从民国4年（1915）《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的创办到五四运动前后，以学生报纸为主体的启蒙报纸已大量出现。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所组织的社团也纷纷办报，这些报纸致力于科学民主的启蒙和新文化运动，来提高国民的觉悟。五四运动以后，随着中国工人阶级走上政治舞台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报纸随之诞生。早期的党、团、工人报刊有《共产党》月刊、《向导》周报、《先驱》半月刊、《中国青年》、《中国工人》等，在五卅运动中还出版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一份日报——《热血日报》。
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以后，也加强了新闻舆论宣传，除以《民国日报》作为机关报外，又出版了《星期评论》、《建设》月刊等。
此外，在商办报纸《申报》、《新闻报》等迅速发展的同时，曾在清末一度盛行的消闲性小报又开始流行。人称“海派”小报“四大金刚”的《晶报》、《金刚钻》、《福尔摩斯》、《罗宾汉》，都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到民国16年（1927）已不下数十种。
近年来，互联网络以及移动网络发展迅速，它们与传统媒体有着许多的区别，因而被称为新媒体。新媒体也成了传统媒体寻找新闻线索的重要工具，一件有新闻价值的事情，总会从新媒体迅速流向传统媒体，然后舆论监督开始起作用。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共同作用之下，舆论监督的力度日益强大，现代社会的任何隐蔽的事件都会最终大白于天下。
一件引发争议的事件，会迅速通过新媒体，到达公众，之后引起传统媒体的关注，进而引起更大的轰动效应。一些在报纸杂志上很难见到的对官员个人问题和政府“恶政”、“乱政”的质疑和抨击在新媒体上都会呈现。
新媒体成了民意的聚集地，中国下情上达的渠道一向不够畅通，拥有话语权的也是少数人，新媒体成了“沉默的大多数”发出声音的重要甚至唯一渠道，人们通过新媒体尽情地表达自己的看法。
新媒体使每个人顺畅地表达意见成为可能。新媒体时代，是一个民意勃发的时代，民意作为一股力量，不仅表现为它已经变得不可忽视，更重要的是它事实上已经在影响政府的决策。在村民自治、全民选举之外，普通百姓有了新的政治参与方式。
2008年1月17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最新发布的《第2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7年12月底，中国网民数达到2.1亿人，半年来平均每分钟就新增近140个网民，中国网民人数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手机用户更是已经超过4亿。如此庞大的用户群，加上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的即时交流互动功能，新媒体不仅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速度和内容，更已经并且还在改变着中国的政治生态环境。
新媒体对政治生态的影响，一种最乐观的观点认为，通过新媒体，人们有了充分表达的自由和能力，新媒体把人类带入“电子民主”的新时代，加速人类的民主化进程。社会越不发达，政治权力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新媒体改变了每一个人的政治能力。
借力于媒体形成的公众舆论是一种政治背景力量，某种程度上更是决策依赖的意见基础，可以约束外交决策者在决策中为所欲为。
新华通讯社，简称“新华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通讯社，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性通讯社。新华社前身是1931年11月7日创建于江西瑞金的“红色中华通讯社”，1937年在延安改为现名。70多年来，随着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新华社的职能逐步加强和拓展。新时期新华社主要担负着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国家通讯社、消息总汇和世界性通讯社的职能。履行上述四项职能主要通过三种形式：一是传统形式的报道，包括文字、图片、图表通稿、专线稿、专特稿，国内、国际参考报道等；二是新形式的报道，主要是在新技术条件下兴起的网络、信息、音频、视频、手机短信等业务；三是社办报刊。
新华社现有工作人员13000多人。总社设有11个管理职能部门、10个采编职能部门、20个直属单位。在全国除台湾省以外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设有33个分社，在全国20个大中城市设有支社或记者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设有分支机构；在香港、墨西哥城、内罗毕、开罗和布鲁塞尔设有亚太、拉美、非洲、中东、欧洲5个总分社，并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分社。
新闻信息报道是新华社的中心工作。在社党组领导下由总编室全面负责组织、指挥新华社新闻信息报道，国内新闻编辑部、国际新闻编辑部、对外新闻编辑部（含港澳台新闻编辑部）、新闻摄影编辑部、参考新闻编辑部、体育新闻编辑部、新闻信息中心（经济信息编辑部）、音像新闻编辑部、网络中心（新华网）、解放军分社等10个采编职能部门根据各自分工负责组织报道。目前，新华社已形成多渠道、多层次、多功能的新闻信息发布体系，每天24小时不间断用中文、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葡萄牙文和日文8种文字，向世界各地播发文字、图片、图表、音频、视频、网络、手机短信等各类新闻和经济信息产品，用户总数达数万家。新华社日均播发文字新闻信息稿11000多条，图片900多张，音视频新闻20余条。互联网用户可通过新华网，浏览新华社每天播发的采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新闻信息。
坐落在北京宣武门西大街的新华通讯社新闻大厦。
新华社还编辑出版20多种报刊，主要有：《新华每日电讯》（日报）、《参考消息》（日报）、《经济参考报》（日报）、《中国证券报》（日报）、《上海证券报》（日报）、《现代快报》（日报）、《瞭望》（周刊）、《半月谈》（半月刊）、《中国记者》（月刊）、《中国年鉴》（中、英文版）等。2005年，新华社主要社办报刊发行量全面增长，其中《参考消息》日均发行超过300万份，位列全国第一、世界第八；《半月谈》系列刊物发行近200万份。
新华社运用先进的信息和网络技术，建成并投入使用多媒体数据库等一批技术建设项目。目前，新华社多媒体数据库已存储2000多万条文字信息，130万张新闻图片和图表，3000小时音视频新闻信息，并与日俱增，成为中国媒体行业最大的多文种多媒体数据库，也是世界上先进的多媒体数据库。根据国务院授权，新华社对外国通讯社及其所属信息机构在中国境内开展经济信息业务以及外国通讯社在中国境内发布新闻信息业务进行审批。
新华社是许多国际新闻组织的成员，目前已同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通讯社或新闻机构签署了新闻交换、人员交流和技术合作等方面的合作协议。
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传媒报道了解社会公众评估的标准，在政策制定时作为参考，以便更大程度地取得公众对政策的支持。传媒因服务于公众舆论，赢得了公众的信任，也就相应地获得了对于包括外交在内的众多国家内外政治之间的影响力。
对于一般民众来说，传媒是了解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情况的主要渠道，大多数时候他们也只能靠传媒来了解这些情况。因此，传媒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朋友”。得益于这种独特角色，传媒在社会生活中就拥有了一种“话语霸权”，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作为社会生活一部分的外交，自然也不例外，而传媒对外交的影响方式是多样的和巧妙的。
首先，传媒为外交政策的出台或重大外交活动造舆论、造声势，烘托气氛，并为具体实施作外交铺垫。
美国总统布什2007年2月对中国进行了他当选以来的首次正式访问。这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在访问前后，两国的外交部门都与传媒密切配合，包括布什在访问前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有关专家就中美关系展开座谈和讨论，以及两国外交部门专门就此举行新闻吹风会。访问期间，两国电视媒体对一些重要新闻进行现场直播，使整个访问活动家喻户晓，两国民众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认识也有所提高，传媒的参与实际上是两国政府改善中美关系的努力的一部分。
其次，媒体是外交决策的重要信息源，改变了外交决策的具体方式。传媒的迅速发展改变了传统的外交信息来源，除了官方信息和情报信息外，如今政策制定者还可以通过多媒体获得大量的、具体的、重要的信息。这些信息从不同的角度更加真实地反映出事态的本质及其矛盾，在促使政府外交决策速度加快和透明度增强的同时，也增加了政府判断和外交决策的难度。
以美国为例，外交官员日常获取信息的途径一般有三个方面：传媒、驻外使馆的报告以及情报部门的详细资料。但在碰到突发事件时，往往是大众传媒向决策者提供最快捷的报道。传媒不仅告诉决策者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还会向他们翔实地提供世界舆论和有关各方对发生事件的反应。美国前国防部部长切尼曾公开说CNN是他最好的信息来源。有人甚至称CNN取代了中央情报局成为决策者最新、最全面的信息渠道。
同时，传媒还加快了外交决策的进程。由于电视直播特别是网络传播方式的运用，发生在世界各个角落的事件，可以在瞬间甚至在同一时刻，呈现在相隔千山万水的人们面前，其速度之快令外交决策者应接不暇。外交部门或国家领导人为了国家利益或出于外交惯例和原则的考虑，经常不得不马上对此做出反应，有时整部国家机器都会因此而马上运转起来。
1999年5月7日，美国战机用导弹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尽管南联盟境内向外传递信息的渠道遭到了战火的摧毁，但新闻记者仍然在个把小时内把消息快速传回国内，中国外交部奉命立即向美国和北约提出抗议，与此同时，反美示威游行活动也迅速在中国国内发动起来。这是传播媒介加快外交活动节奏的典型事例。
然而，现代化传媒手段虽然能以极富感染力的方式报道国际上的“突发事件”，但由于报道往往从事件表层切入，忽略了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和冲突的演变过程，以局部的表面真实取代事态的深层真实，因而导致了决策的复杂化。当然，由于传媒的加入，外交的内容、形式也更加丰富。受传媒的影响，外交领域的秘密决策、秘密活动、秘密协议、秘密条约越来越难以进行，外交透明度增强。公众可以从传媒上获知大量有关国家内政外交的信息，国内大事、国际外交风云成了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话题。像“吹风会”、“新闻发布会”一类的活动，已经成为外交领域透明化、民主化的重要保证。正如以色列外交家阿巴伊班所说：任何有关外交体系改变的讨论，首须体认一项最重要而深远的变化——亦即以往谈判时所拥有的隐秘与沉默，已不复存在。因新闻媒介入侵谈判过程中的各个层面，已改变了外交的精神与性质。
外交部发言人的官有多大？
外交部发言人现在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公众在电视、广播和报纸上几乎天天都能目睹其风采、耳闻其大名。重大国际会议上也常常能见到他们的身影。特别是国家领导人出访时，总有一位外交部发言人作为代表团发言人紧随其后，在电视上频频曝光，不断向媒体发布有关访问的消息，回答记者提问，显得格外耀眼。
显然外交部发言人已经成为中外媒体和国内外公众所瞩目的新闻人物。由于名声大，在社会上的影响也随之加大，以至于在社会上造成许多错觉和误解。因此还闹出了一些笑话。
有一年，某部委请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李肇星去作国际形势报告。李肇星副部长因为有其他安排，就让一位发言人代为前往。该部门主持人特别兴奋，在开场白中说：非常感谢外交部领导对我们的重视，我们本来想请个外交部副部长来讲一讲国际形势，没想到外交部竟然把他们的发言人派来了！
外交部一位部领导，有一年回家探亲。回家后，村里的老人殷殷地嘱咐：继续努力，争取当个外交部发言人。
李肇星担任副外长期间，有一次出差。一航空小姐问：“老同志在哪里工作？”李肇星答：“我在外交部工作。”航空小姐忽然变得格外热情，问李部长：“你认识某某发言人吗？”李肇星答：“认识”。航空小姐又问：“你经常能见到他吗？”李肇星答：“天天都能见到。”航空小姐羡慕地说：“您真幸福！”
有一次，李肇星副部长与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参加完活动后从街上步行回外交部。有一个行人惊喜地对同伴说：那个人是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同伴看了一下说：不可能，他旁边的那个人根本不像保镖！
外交部一代表团到某省参观、考察，当地接待部门负责人在介绍当地情况时说，现在领导同志很重视我省，上半年到我省来视察指导工作的领导同志有某某副总理、某某部长，某某外交部发言人……
有一位外单位的同志到外交部办事，出大门时，看到章启月也在大门口迎一位客人，大为不解，问怎么发言人这样一级的领导同志还随便在大门出入？
章启月有一天骑车下班回家，路遇几个骑自行车的人。有一位说，快看！刚才骑过去的是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其他几位都讥笑他说，亏你想得出来，外交部发言人能骑自行车？
其实，外交部发言人既没有保镖，也不配备专车，好几位发言人每天都骑自行车上下班。
朱邦造曾在郊区某国际会议中心参加一个会议，在大厅几个客人看到他后，有一位很高兴地说，这不是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吗？另一位马上反驳，怎么会呢？外交部发言人怎么会到这里来！
其实，该会议中心是一个非常豪华、名声很响的会议和度假中心。
外交部发言人经常收到全国各地来的各种信件。有告状的、申诉的、请求帮助的、要求代为转交信件的，等等。来信对发言人的称谓可谓千奇百怪，有称国务院领导、国家领导人的，有称发言人省长的、首长的，有称外交部领导的，不一而足。
其实，外交部发言人是由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和两位副司长兼任，只是外交部的中层部门负责人。
第三，媒体直接参与外交运作，通过议程设置，影响政府外交决策。传媒将其认为重要的消息，以最快的速度在电视和广播的黄金时段以新闻形式播出，或者刊登在报刊最显著的位置，而对于不重要的消息则少报道或不报道。它决定公众看什么、听什么，决定什么是世界上发生的大事，公众应当记住什么。它可以把公众的注意力迅速集中到某一事件或某一政策上来，也可以使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另一个问题上去。这样，传媒达到设定议事日程的功能，并对决策者形成舆论压力。
传媒在设置“热点”上的威力很大。传媒可以将本来没有列入政府议程的某一事件或地区设定在议事日程中，也可以使原本已经设定在外交议程中的某一事件或地区在重要性上升级，还可以改变或加速改变政府对外政策中的某些决策。
《纽约时报》是美国第一大报，其发行量超过100万份。1971年，美国在越南战场打得烽火连天，不能自拔。当年6月13日，《纽约时报》开始连续刊登美国国防部绝密文件《关于越南问题的美国决策过程史》（简称为“五角大楼文件”）的核心内容，详细描述了美国是怎样卷入越战的，在越南做了些什么，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等。
通过这一文件，美国国民终于得知，美历届政府在越战问题上错误地估计形势而陷入泥潭，为掩饰这个严重的决策失误，政府采取明一套暗一套的手法欺骗国民，说了大量谎话。由于当时越南战场不仅是美国国内问题的焦点，也是国际问题的热点，《纽约时报》这一举动，犹如石破天惊，一时间，美国国内民众的反战热潮一浪高过一浪。美国政府最终退出越战，可以说，《纽约时报》的报道是一个重要原因。
“美国正以每分钟100亿字的速度在增长”——这是《华尔街日报》上一个广告的标题。在经济和军事力量增长的同时，美国媒体优势地位的保持和增强也同样让人羡慕。在羡慕之余，一些国家已在考虑进一步提升自己国家在国际信息传播中的分量，法国的“CNN计划”就是其中之一。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认为，所有传播的目的是施加影响，而这种影响无非是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两种。由此可以说，传媒之于外交，有如一把“双刃剑”，用好了，就会产生好的影响；用得不好，会使外交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甚至毁坏已有的外交成果。
媒体对外交的正面影响，即媒体通过自己的报道对外交产生了促进作用，有利于外交活动的开展，有时，甚至可能取得意想不到的外交突破。
1977年11月15日，以色列总理贝京正式邀请埃及总统萨达特访问以色列，萨达特充分利用传媒，向全世界展示了他愿为中东和平做出不懈努力的政治家气魄。实际上，萨达特在私下里早就得知贝京想邀请他访以。为了使自己出于主动，他在正式邀请发出前两个月，就在媒体大造舆论，说如果和平需要，他将愿意亲赴以色列进行会谈。包括美国三大电视网络的国际新闻媒体广泛地报道了这条消息。萨达特抓住这一机会，又于11月14日在接受CBS记者的采访节目中，公开表示希望能得到贝京的正式邀请。这就使萨达特转而成为这次访问的主动者，表明了他的诚意。萨达特还精心为媒体效应设计了许多细节，如访问时坐敞篷车向以色列人民挥手致意和在耶路撒冷ALASKA做真诚的祈祷，向人们展示了一个震撼人心的领导人形象，同时也向全世界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息：阿拉伯领导人是开明达理的政治家，是愿意为中东和平进程作出恰当妥协的。
位于埃及首都开罗的埃及前总统萨达特之墓在蓝天下显得分外雄伟。
媒体对外交的负面影响即媒体由于自己的报道对外交产生了不利影响，这从国际媒体对中国的污蔑就可见一斑。
在中国媒体迅速发展的同时，中国和国际性媒体的交流与互动也势在必行，在很长一段时间，国际性媒体对中国的了解仅仅停留在毛泽东时代，认为中国是遍地红色魔鬼的国度，诋毁中国、妖魔化中国的言论比比皆是。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互相攻击，最终只能是两败俱伤，只有通过良好的交流，才能真正了解对方，这不仅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有着巨大的影响，也对中国的外交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长期以来，在国际性媒体对中国报道的字里行间，总是渗透着一些偏激的观点，因为传统的中国社会很少和西方传媒打交道，导致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陌生，特别是对社会制度存在误解，许多司空见惯的事情到了中国就被国际性媒体赋予了特殊的政治含义。
德国媒体为何这样？
2008年3月23日和24日，德国卢森堡广播电视台（RTL）网站及电视新闻频道N-TV相继承认，其有关西藏拉萨打砸抢烧事件的报道失实。这两家媒体分别在3月19日和20日的相关报道中，配发了尼泊尔警方驱散闹事者的照片，却张冠李戴地将这说成是发生在西藏拉萨。
两家认错媒体强调“个人疏忽”。
“我们无意间唤起了这样一种印象，即这好像是发生在西藏的骚乱以及中国安全部队。对这一错误，我们感到抱歉。”《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在RTL电视台网站看到，道歉信还详细交代了图片错在了哪里，以及中国网民和媒体指责西方媒体歪曲报道西藏的情况。
一向标榜“客观公正”的德国媒体，为何此时一致出现错误呢？《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带着疑问分别电话采访了RTL电视台的发言人马蒂亚斯和N-TV的发言人克里斯托夫。然而，他们给出的答案却依然惊人地相似。
“我的一个同事对此负责。”马蒂亚斯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克里斯托夫的说辞则言这是“个人错误”，“我们的一个工作人员错误地使用了素材”。他们都表示，所属媒体将在今后的工作中仔细核实素材，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至于为何众多德国媒体最近都犯了类似的错误，两人均表示并不了解其他媒体的情况，对此无可奉告。也许个别人对中国有成见，这种可能不是没有，但德国媒体有义务开展独立的新闻报道，媒体不会传达个人的成见。
然而，“开展独立新闻报道”的德国媒体，却偏偏成了西方媒体歪曲西藏暴力事件的领唱者之一。德国《法兰克福汇报》3月22日的一篇文章或许可以作出解释：“德国电视台和报纸断然采用了尼泊尔警察猛打藏族示威者的照片——谁愿意在这件事上分得那么清楚呢。”
多数德国媒体仍选择沉默。
即便如此，能够公开承认报道有误的目前仍然只有上述两家，而大多数德国媒体却对此不是选择了沉默，就是推卸责任。
《柏林晨邮报》3月23日载文辩称，提供图片的路透社和法新社文字说明写得不够明确，而且“从图中看不出被带走的人是自愿的”。
此前的3月17日，《法兰克福汇报》《南德意志报》《柏林晨邮报》等德国主流报刊，均将一张中国公安武警解救被袭群众的照片说成是在“抓捕抗议者”。其中《南德意志报》还在图片说明中添油加醋地写道：“中国警察连小和尚也不放过。”同一天，德国多家电视台也在新闻节目中播发了这幅图片，并作出了类似的错误解释。
然而直至本报发稿时，除《柏林晨邮报》选择推卸责任外，对于自己的失实报道，另外两家媒体也未见有任何回应。
诬蔑抗议网民“由中国雇佣”。
德国媒体连日来对西藏暴力事件的不良炒作，也直接影响到在德华人的生活。
一位在德国大学教中文的华人告诉《国际先驱导报》，几天前他坐公交车时，有位德国老人主动与他攀谈，开口就问：“您也是从中国逃出来的吧？”德国人对中国无知到这种地步，着实令人哭笑不得，但对一个只能从德国媒体了解中国的德国人来说，面对铺天盖地的歪曲报道，就很容易产生这种错觉。为抗议德国媒体的歪曲报道，德国慕尼黑华人正准备举行一场和平、理性的游行活动。在德中国留学生及旅德华人也在德文的网络上积极行动，德国主要时政论坛和各大网站有关西藏暴力事件报道的留言版上，几乎都可以看到他们批驳德国媒体的不实报道，介绍西藏历史的言论。然而，对于华人网民自发的理性抗议，德国《明镜》周刊却诬蔑说，这些网民很可能是“中国雇佣来专门搞宣传的人”。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国媒体对中国的中性的报道在增加，负面的报道在逐步减少，但是负面的新闻仍然多于正面的新闻。而在20世纪90年代，国际性媒体妖魔化中国的报道占涉华报道总数的60%到70%。两相比较，可以看出，国际性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妖魔化中国仍是西方一些媒体涉华报道中隐约的主题。国际性媒体，尤其是美国的媒体，利用其国际舆论中的报道优势在制造涉华国际舆论时，已逐步形成了一定的模式或过程。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柯伯在分析这种中美关系起伏不定的过程时，把它概括为“四连环”现象：首先由媒体发难，发表文章指责中国的某些政策或某种不符合西方标准的行为，然后美国国会受到影响，推波助澜；接着中国进行反击，造成外交和政府间的不快和冲突；最后常常是时过境迁4至6个月后，这家发难的媒体惺惺然再发表一篇多少赞扬中国的文章，至少看上去是客观公正的，于是整个“争执”复归平静。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美国主流媒体的一位国际新闻版编辑认为，国际性媒体对中国的报道的变化，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综合实力的壮大和中美关系相对稳定的持续发展，使美国的媒体不得不正视中国的影响力，宣传两国关系的积极因素。另一方面也与中国政府日益开放和自信的姿态有关。
比如采访中国“两会”，现在，外国记者和中国港澳台记者不但可以通过新闻中心联系采访对象，也可以自己直接联系代表团和代表，此外，为方便记者采访，新闻中心还在其网页上公布了各个代表团的驻地信息。相比于以前外国记者只能参加开幕式和闭幕式来说是个很大的进步。现在，“两会”上对国际性媒体的这种开放已经衍射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外国媒体逐渐有更多机会到中国的内地接触实际，他们不仅可以看到中国欣欣向荣的一面，也可以看到中国落后贫穷的一面，因而对中国政府寻求“稳定和发展”的政策有更深刻的理解，对中国的有关报道也就逐渐趋向于真实。
为了以更开放的姿态迎接北京奥运会，中国国务院颁布实施《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新规定中说明：外国记者来华采访不再必须由中国国内单位接待并陪同；记者赴地方采访，无须向地方外事部门申请，只需征得被采访单位和个人同意；这些规定直接为外国记者在华采访提供了相应的便利。这些表明了中国政府的信心，以开放的胸襟和姿态来迎接世界，是历史潮流发展的必然要求。
外交是一个流程，不断地施影响于世界，也不断地接受世界的影响，主动与被动，发出与反馈，在不断地循环变化，因此在整个流程中，对信息就特别倚重。传媒作为信息的载体，技术越先进，作用越大。
因此，在现阶段，中国要更加“完美”地诠释和实践既定的外交战略，借助于媒体这一有效手段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需的。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