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的支前斗争
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国民党为了延缓解放军的攻势，疯狂地对南昌地区的铁路、公路、航运和通信设施进行破坏。1949年5月之前，国民党将浙赣铁路南昌至玉山段九座桥梁、南浔铁路四座桥梁全部破坏，将南昌唯一一座横跨江上的中正桥（解放后更名八一桥）第二十孔钢梁炸毁，破坏了南昌至九江段两座桥梁、南昌至黄金埠段十七座桥梁、南昌至新干段两座桥梁、南昌至西山段两座桥梁。国民党还把赣江上大部分船只炸毁或者强行撤往外地，还毁坏了电话线四百八十余公里，使南昌地区的交通处于瘫痪状态。
南昌市解放不久，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市人民政府立即动员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群众，不分昼夜地抢修交通设施。南昌邮电工人以主人翁的姿态，豪迈地提出：“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把电话线架到哪里！”及时修复了南昌至九江、上饶、吉安、长沙等地的线路1100公里，市内电话由229部增加到289部，保证了解放军部队之间的通讯畅通无阻。
在广大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努力下，至1950年6月，已抢修好238座桥梁、247辆汽车，其中支前的汽车59辆，运输物资636吨，修复八一号、南昌解放号、南浔解放号三个火车头，运送解放军18.4万人，军用物资四千八百多吨。
为了支援解放军解放全中国，1949年6月20日，南昌市人民政府发出《为积极支援前线动员捐助军柴的通知》，全市人民捐柴200万斤。同月25日，市政府又发布《向本市金融工商业界临时借款借粮的规定》，向全市金融工商界借得款项4亿元（第一套人民币）、大米80万斤。
8月15日，再次向商业界借款9亿元。为此，市政府召开了一千余户工商户大会，鼓励他们主动认借，在三天中就有691户认借5.7亿元。对于不足部分，市政府采取“评分承借”和“指名出借”的方法借足，于10月20日共完成借款11.4亿元。
为了满足解放军行军打仗的需要，市政府作出《动员全市人民完成承做六万双军鞋任务的决定》，省工业会和市商会主动承担制作军鞋4.41万双。在市妇联的组织下，各区成立了军鞋小组和评议委员会，广大妇女群众人人动手，开展竞赛，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做军鞋6万双、单军衣4500套、棉军衣3.51万件、棉被5500床。除此之外，全市人民还寄出慰问信6340封，为部队洗衣4020人次，为部队安排房屋139间、旅社56家，可住解放军2万余人。
剿灭梅岭残余土匪
人民解放军解放南昌后，国民党残余武装势力逃入西郊梅岭山区，劫掠百姓财物，疯狂屠杀革命干部，破坏新建立的基层政权。1949年7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南昌军分区四六六团进山剿匪，用三个月的时间，全歼了张德全、张励功两股土匪，有四十六名土匪缴械投降。还摧毁了高三、庞修文两股土匪一百三十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部队进山剿匪战斗取得了重大胜利，但还有小股土匪乔装改扮混在山民中间。
匪首陈德胜又名陈老大，外号“陈大麻子”，曾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排长。解放后不久，他打伤了我工作队员，携枪潜逃到南昌市内，在大车行找到一起当过兵的伪军官郑金元、马海滨等人，又联络了二十多名国民党官吏和军警人员，潜入梅岭山中，打着“国防部青年救国军湘赣挺进纵队第一支队”旗号，煽动和招收当地的地痞流氓，人数迅速扩充至七十余人。陈德胜自任支队长，郑金元、马海滨为副支队长，有各种枪支七支和手榴弹、短刀、匕首等武器，下设独立大队、搜索大队、自卫大队和永修、安义、新建三县办事处，大队设若干个中队，还制有关防、派令。
陈德胜组建了这支反动别动队后，立即对革命干部和红色政权进行疯狂的反扑。这年12月11日，他指派六名匪徒到松湖区抢劫银店，又蹲守双岭拦路袭击我工作队，打伤工作干部王庭芳，抢走手枪一把。12月22日，将积极协助剿匪的高务兹、王典诚二人杀害。12月30日深夜，十名土匪窜到我地下交通员高鸿家里将他活活打死，将家中粮食洗劫一空。就连南昌军分区侦察排在梅岭麻里沙村也遭到土匪的突袭，张排长被打伤，“三八式”驳壳枪也被抢去。他们在溪霞乡竟无故将两位讨饭的湖北人像杀牛宰羊一样残忍地杀害。
为了摸清这股土匪的潜藏地点和活动规律，新建县公安局选派治安股长刘文亮、侦审股长贾长海、副股长朱子兴、侦察员熊祖培、局长刘蕴的通讯员刘生财，组成五人侦察小分队，深入山区进行侦察。1950年2月28日上午，小分队在溪霞乡完成侦察任务后，又赶往长潭乡袁家村。这时已是正午时分，他们来到伪保长家里，伪保长表面殷勤，忙着做饭，却难掩内心惊慌。
刘文亮见隔壁屋巷和墙角边有三五成群的村民在窥望，有人还在窃窃私语，感到气氛有些不对。他走出屋外，发现地上有一摊鸡骨头，还散发出一股酒味，推测这里的酒席刚散不久，地还来不及打扫。刘文亮迅速思索，这究竟是什么人在此喝酒呢？伪保长叫他们吃饭，熊祖培机警地对刘文亮说：“桌上摆着三个菜碗，筷子横放碗上边，这里的风俗是敬鬼。伪保长把我们当鬼敬，一定有缘由。”刘文亮示意大家赶快吃完饭，迅速离开了袁家村。
原来是在山棚望风的匪徒李祥发现刘文亮一行朝袁家村走来，赶紧进村报信，正在伪保长家喝酒的匪首陈德胜马上收场，布置二十余名匪徒埋伏在袁家村来龙山杨梅岗。匪徒们假装挖笋，却虎视眈眈地关注小分队的动向。刘文亮他们走出村口50米远，就被蹲着挖笋的匪徒拦腰抱住摔在地上。二人拼命搏斗，在地上翻来滚去不分胜负，双方鸣枪对射。通讯员刘生财对骑在刘文亮身上的匪徒开了一枪，打中了匪徒的屁股，匪徒被打蒙了，赶紧逃跑。刘文亮率领小分队冲过小溪，抢占制高点，然后突围，回到了赤海李家村，这才发现自己的手枪在搏斗时被匪徒抢走了。
经过小分队的侦察，特别是在袁家村与匪徒搏斗时认出了有几个匪徒是袁家村和李村的人。后来了解到被刘生财打伤的匪徒正是匪首陈德胜。陈德胜潜逃治伤，由郑金元代理支队长。县公安局将小分队获得的匪情向中共新建县委汇报。3月上旬，县委决定集中公安局、县大队的力量进驻梅岭，对土匪展开全面清剿。这帮土匪疯狂地进行反扑，国民党县参议员、恶霸地主叶启明纠集一伙人，于3月12日将区长孟庆新、县大队中队长张仪等五名干部杀害，又乘调查三区“赤岸事件”之隙，3月23日在匪巢附近杀害三名干部，制造了社垅反革命事件。
3月30日，新建县人民政府在生米镇召开了全县干部大会，全面部署剿匪工作，确定以梅岭、溪霞两地为工作重点，充分发动群众，分化瓦解敌人。县公安局局长刚到任，便任命刘文亮为前线指挥，他亲自带领十位侦察干部深入群众，反复宣传我党“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割底线，挖匪根，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使群众断绝与土匪的联系，动员匪徒亲属劝匪徒弃暗投明。
4月9日，土匪骨干王明义通过亲属询问：“回家洗手不干，会杀头吗？”刘文亮请示局长后答复说“保证不杀！”王明义半信半疑，犹豫不决，直到刘文亮写出保险不杀的字据后，才向县公安局自首，交出自己的驳壳枪和42发子弹，立即获得了政府一担稻谷、二斤食油、三块银元的奖励。
县公安局利用王明义这个典型进行宣传，在三个保的群众大会上让王明义上台现身说法。不到一个星期，便先后有二十名误入歧途的人回来投诚。在政治瓦解和军事清剿的双重打击下，“国防部青年救国军湘赣挺进纵队第一支队”这股政治性武装土匪终于在4月下旬全部覆灭，人民政权缴获步枪6支、短枪8支，还缴获一批子弹、短刀、匕首等凶器。躲在樟树市治伤的匪首陈德胜被抓获，其他溃散的匪徒相继落网，陈德胜、郑金元、马海滨等28名匪首和骨干分子被人民政府镇压。
国民党地下军“中国青年救国军联合大军西山支队”是梅岭北麓上天岭的另一股土匪，以徐寿山、徐觉先、徐济吾、徐古伦为首，网罗了一批当地的地痞流氓。他们与“国防部青年救国军湘赣挺进纵队第一支队”有密切联系，又互为依靠，徐寿山既是前者的活动员，又是后者的搜索大队长；徐觉先和徐济吾既是前者的正副大队长，又是后者的正副主任；徐古伦兼任后者的自卫大队长，还混进革命队伍，当上了乡农民协会主任；徐声永是两边的情报站长。两股土匪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在1950年春节后频繁地进行反革命活动，发展地下成员，抗阻征运公粮，谋杀革命干部，夺取枪支弹药，妄图攻打六区政府。
1950年3月22日上午，分配到乌石乡工作才一个多月的农会副主任聂礼轩，指派农会干部聂仁轩、杜光仁去社垅村调动公粮。匪首徐寿山挑唆煽动六保农会主任徐声椿及其子、匪徒徐绍兴、徐声一、徐声浩、徐声永等人，阻碍抵抗调运公粮，还唆使一群不明真相的妇女，破口大骂农会干部聂仁轩、杜光仁，二人只得返回乡农会。随后徐声永叫伪保长打锣，唆使全村不明真相的群众，将存放在万福庵里的六千多斤公粮全部哄抢一空。
当天下午，徐寿山等人在雷子坛开黑会，制订抗公粮、打干部、夺枪上山为匪的《决议》。傍晚时分，徐寿山派徐声浩、徐声一、徐声永、徐金贵在聂礼轩必经之处捉拿他，幸好他走风雨亭去了第五保，使匪徒扑空。
第二天上午，聂仁轩、杜光仁再进社垅村做公粮调运工作，被事先准备好的匪徒捆绑起来，关在万福庵内。聂礼轩听说农会干部被扣押，立即去社垅村与保农会主任徐声椿讲理，又被守候多时的匪徒捉住，夺下了他的白朗宁手枪和6发子弹。徐声椿卡住他的颈，徐声俊用尖刀将他的双眼珠挖出，其他人用锹、棍棒活活将他打死。聂仁轩见弟弟聂礼轩被杀，就往外冲，被匪徒徐声俊抓住，割断生殖器。匪徒将他两人的尸体埋在徐声栋家菜园里，上面种上蔬菜，随后又将杜光仁挖坑活埋。
新建县六区政府还不知道发生了“社垅事件”，只是觉得乌石乡的工作任务没有完成，也不见农会干部前来汇报工作。区长张天恕联想到最近接连发生的“车塘事件”“赤岸事件”，反革命分子活动十分猖獗。3月28日傍晚，他带着通讯员徐汉耀，摸黑步行十多公里赶到乌石乡，连夜找乡农会主任徐古伦，却不见聂礼轩等三名干部。张区长布置任务后已近天明，便和衣躺在农会一间房内。徐古伦叫来三名匪徒，持刀想向张区长下手，因顾及张区长二人有两把枪，不敢贸然下手。
张区长回区后，越想越感到乌石乡有问题，立即派区公安特派员熊国华前去调查。熊国华深入群众，经过20天的细致调查，终于在4月22日从菜园里挖出了聂礼轩、聂仁轩两人的尸体。
中共新建县委对农会干部被杀事件极为重视，令县公安局派出主要力量，深入实地侦察，宣传发动群众，认真贯彻“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的政策，动员和争取受蒙蔽误入匪窝的人员回家，孤立打击少数顽固的土匪。不久，匪首和骨干分子先后落网。1951年2月，徐寿山、徐觉先、徐济吾、徐古伦、徐声椿、徐声俊、徐绍兴、徐声卓、徐声浩、徐声一、徐声永、徐金贵等12名主犯被依法处决。
抗美援朝运动在南昌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第二天美国正式参战，并以武力霸占中国领土台湾。
7月7日，美国盗用联合国旗号，组织由美国军官指挥、多国部队参与的“联合国军”开赴朝鲜。朝鲜人民军发起反击，8月中旬将美伪军驱赶到釜山一隅。
9月15日，美军从仁川登陆，悍然北犯，并不断轰炸扫射我国东北地区，严重威胁我国安全。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我国组成志愿军，10月25日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经过五次战役，将美国侵略军从鸭绿江边逐回到“三八线”附近，迫使美国于1951年7月接受停战谈判。在谈判期间，美国先后发动多次攻势，并进行细菌战。在中朝军队的打击下，最后迫使美国于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签订《朝鲜停战协定》。
为了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保卫祖国的安全和维护世界和平，南昌市于1950年11月30日成立了抗美援朝分会，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消除亲美、崇美、恐美思想。仅1951年便举行全市性的教育活动7次，80%以上的人民受到教育，举行三次大游行，仅劳动节就有16万人参加游行示威。
从1951年4月起，在全市开展拥护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日本的签名投票活动，签名拥护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的有20.76万余人，投票反对美帝武装日本的有20.17万余人。全市还举行对美帝、日寇、蒋介石集团控诉会965次，参加的群众达到14万人，有4947人在会上控诉。各行业各单位纷纷订立《爱国公约》和《爱国守则》。至1951年5月，全省完成收治4600名志愿军伤病员的任务，南昌市第一人民医院改为第五预备医院，专门接收救治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伤病员。
1951年6月13日，江西省抗美援朝分会发出《关于开展爱国捐献运动的通知》，建议“全体工人每月以两个星期日的增产成果作为爱国捐献，农民增收，工商界扩大经营”，鼓励全省人民积极捐献。
6月20日，江西新闻媒体再次刊发号召，倡导全省工人每周多做一两天义工，农民努力完成增产8%～10%的任务，并开展“多打一担柴”“多喂一只鸡”等运动，将部分或全部收入捐献。
通过宣传教育，全市人民政治热情空前高涨，激发出巨大的爱国热情，纷纷响应中共南昌市委《关于捐献飞机大炮的通知》的精神，用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广大工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农民通过增产粮食，工商界通过劳资协商扩展业务，文艺工作者开展义演，学生们利用暑期收集废旧物资，许多家庭捐献积蓄和金银首饰，全心全意支援前线。至1951年底，全市人民捐款总额达到149亿元，折合飞机9.98架，赠送慰问金193.31万元、慰问袋3361个、各类生活用品4107件。
南昌青年踊跃报名参军参战，至1952年底，报名参军的青年七千余人，有989人被批准奔赴朝鲜前线，出现了不少父母送子女、妻子送丈夫、兄弟争入伍的感人场面。卫生协会组织了三批医疗队，赶赴朝鲜前线服务，南昌铁路分局还组织二十一批工人去前线工作。
全市人民以巨大的热情努力做好拥军优属工作。市政府成立临时拥军委员会，下设调查、物资、慰劳、宣传等组。1951年7月27日，成立南昌市优抚委员会，市长邓飞任主任委员。
1952年底，全市共发放救济粮19.86万斤，介绍工作1178人，免费治病309人，免费入学254人，减免123人房地产税。
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伤病员在南昌期间得到了精心医治，全市各界群众代表组成七个慰问大队，携带大批猪肉、毛巾、香烟、果品慰问伤病员，不少人为伤病员输血、洗衣服、抬担架。1951年，全市收治伤病员557人，一千余人去医院慰问，17700人自愿为伤病员输血。经过南昌人民的治疗与关怀，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伤病员痊愈后，大部分人又重返朝鲜前线杀敌。
镇压反革命运动
随着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国民党政府知道解放军百万雄师即将渡江南下，失败的命运已经不可避免，国民党保密局布置了一大批特务分子就地潜伏下来，想在后方破坏人民政权。他们在南昌设立“国防部保密局江西站”，指令王迈夫为站长、黄麟洲为副站长，多次召集骨干分子王学权、刘伟民开会商议，一面物色潜伏人员，一面筹措经费。王迈夫亲自草拟潜伏计划，在上海面见保密局长毛人凤。他们采取“就地潜伏，待机而动”的策略，利用各种伪装潜伏下来，妄图在我后方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这支反革命别动队有国民党、三青团、民社党、青年党、政学系、CC系、AB团、地方政治研究会、复兴社等各种组织的成员，仅国民党就有省、市党部和4个特别党部、11个区党部、90个区分部组织。他们秘密组织地下武装，刺探军情，暗杀革命干部，抢劫杀人，散布谣言，扰乱人心，哄抬物价，扰乱金融秩序。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大肆造谣，散布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了，企图在南昌市制造混乱。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南昌市委、市政府遵照中央指示，在全市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运动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自1950年10月至1951年10月，全面搜捕反革命分子；第二阶段自1951年11月至1952年11月，深入打击反革命分子；第三阶段自1952年12月至1953年6月，彻底肃清反革命分子。工作步骤是：
一、开展反动党团特务分子登记工作。1950年11月2日，南昌市军管会发布《关于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申请登记实施办法》，责令他们悔过登记。市公安局规定，自11月2日至12月16日为登记时间。同时，副市长李善元发表广播讲话，各单位及各行业通过组织报告会、学习讨论会、座谈会，宣传党的政策，号召广大群众检举揭发。据统计，当时召开群众会议一千余次，参加的群众十万余人。广大群众自觉地行动起来，暗中监视敌特分子的行动，促使敌特分子分化瓦解，涌现了一些子揭父、妻举夫、亲友相劝、家属代登的事例。截至12月16日，已登记的敌特人员达2284人，收缴各种反动证件3800余件，上交收发报机1部、短枪9支、子弹81发。
二、发动群众检举揭发。1951年4月22日，市委书记黄霖发表《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讲话，市长邓飞作《全市人民行动起来，为坚决镇压反革命而斗争》的报告。全市当月召开宣传会794次，控诉会947次，有21万多群众参加。各单位利用报纸、黑板报、电影、戏剧等形式广泛宣传。这年5月14日，市委、市政府召开各界人民控诉反革命分子罪行大会，7000余人到会，收听广播的达7.8万余人。有7位遭受反革命分子迫害的群众上台控诉，市法院宣判10名反革命分子死刑或有期徒刑。5月26日，市委发出《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群众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决定》，将镇反与反霸、民主改革、取缔反动圣母军结合起来，彻底肃清潜伏的反革命分子。
三、取缔反动会道门组织。1953年初，中共南昌市委批准市公安局《第三阶段镇反计划》，全面开展取缔反动会道门的群众运动。2月1日市委进行动员和部署，2月2日市政府发布《坚决取缔反动会道门》的布告。按照“打击与惩办少数反动道首，教育改造一般道首，对广大被欺骗群众只要声明退道一律不究”的方针，先后两次统一搜捕反动会道门骨干分子。全市受教育的群众23万余人次，收到检举材料1564件，147名中小道首登记悔过，3384名受骗群众声明退道。共逮捕反动会道门骨干分子97人，缴获反动证件、文书2387件、道具506件、黄金2093两、银元44枚、人民币390万余元的道产。
四、开展街道民主改革。市政府成立基层建政办公室，抽调干部集中培训后组成工作队下去工作。
一是采取访苦串联的方法，将街道中的积极分子发动和组织起来，团结广大群众投入民主改革。
二是开展民主斗争，按照“集中打击首恶，争取改造次要分子，教育团结被欺骗的群众中的绝大多数群众”的方针，确定审查对象，审查核对犯罪材料，掌握必要的人证、物证，坚持摆事实、讲道理，迫使斗争对象低头认罪。街道民主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全市4个区建立了42个街道居委会，清查出反革命分子1684人（其中1552人坦白悔过，132人为斗争对象），反动会道门道众2928人（其中2777人主动退道，136名中小道首登记悔过，15名点传师投案自首）。
破获国防部保密局江西站 早在1948年，国民党保密局就指令设立江西站在国民党军队败退后在南昌进行潜伏活动。站长王迈夫多次召集站务会，要副站长黄麟洲加快物色潜伏人员。
1949年4月21日，他亲自去上海面见保密局长毛人凤，筹集到反革命活动经费黄金60两、银元200块和电台干电池两箱。他回到南昌后立即发展省广播电台齐治、《赣风》杂志社主笔李唐为潜伏人员，任命齐治为第一潜伏组组长，李唐为第二潜伏组组长。王迈夫、黄麟洲先后潜逃到赣州后，派报务员熊大同来南昌，考察齐治的潜伏情况，给了齐治在南昌的四个联络点地址。
1949年7月，《赣风》杂志社外勤记者揭发李唐有特务嫌疑，经侦察调查，弄清了国民党少校李唐的基本情况，将他秘密抓捕。他承认受命为潜伏组长，并且给潜逃赣州的刘伟民写过信。经过对刘伟民的侦察，顺藤摸瓜，将第一潜伏组少校组长齐治抓获，收缴了在南昌县谢埠熊林沅家夹墙内的电台，继而又抓获了潜伏的电台台长黄彩堂、情报员齐香根和王全俚。至此，国民党保密局江西站特务案完全告破。
破获忠义建国军第一兵团 1949年3月，国民党第三编练司令部司令沈发藻为补充两军兵力来江西募兵，安义县人杨盖雄成为他司令部的招募员，是征募组负责人之一。杨盖雄曾于1925年考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同年加入国民党，从少尉排长一直当到上校战术教官、少将参谋长、总队长，是个从军多年、效忠蒋介石的反革命分子。
这年5月，他与潜伏于永修县云山一带的国民党“青年救国军赣西北义勇军”纵队长张国猷、副队长詹黎青等人联系，索取了“青年救国军”第十四支队长的官职，受命在安义县进行阴谋活动。他委任余元英为第一大队长，袁正国为第二大队长，原国民党三一五师团长余翰鸣为副队长，原国民党第一总队少校刘苇为副官。安义县解放后，杨盖雄潜逃到奉新县，又与国民党奉新“人民自卫团”少将团长廖仲农、白崇禧四十八军一六七师二六五团团长梁家驹（兼奉新县长）等人勾结在一起，秘密组织“赣西北民众自卫军”。
这群反革命分子经过商议，由杨盖雄任总指挥，廖仲农任副指挥，梁家驹任参谋长，由梁家驹电报白崇禧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批准。正在这时，奉新县解放了，杨盖雄的阴谋无法得逞，廖仲农尾随五二六团逃至湖南衡阳，杨盖雄潜伏高安县内。1950年1月，他贼心不死，潜入南昌市区，继续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
1月8日，杨盖雄化名李容舟，隐匿于南昌沙坝巷7号，找到家住徐西巷4号的周胜武（原国民党省保安司令部中校教官），共商组建地下军，决定二人分头联络筹组，杨负责组织，周负责联络。周胜武介绍国民党“赣西别动军”少将参谋长况耀华，让他负责筹集军费。为了纠合人心，杨盖雄与周、况二人在广润门外关帝庙结为生死兄弟。
3月14日，杨盖雄在原国民党团长彭铁生家遇见了原国民党“南昌市民众自卫部队”上校总队长孟继勋，声称自己有组军任务，约孟出力相助。孟表示同意，并亲笔写下字据表示愿意效力。孟又介绍原国民党“河南军管区自愿兵团”上校团长吴子敬。两天后，杨盖雄在孟的家中召开组军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忠义建国军第一兵团”，他自任司令，委任孟继勋为参谋长、吴子敬为副官处长，下设军师团，实行三三编制。不久又创办“中兴社”，作为该组织的领导核心。
这时，杨盖雄的反革命野心急剧膨胀，上蹿下跳，先后吸收万迪发（原国民党三十六军少校副主任）、司马斌（原国民党预五师中校队长）、贺展（原国民党江西保安十团中校副团长）等人为中兴社预备社员，又拟定“余谨以至诚，参加本社服务，遵守本社纪律，保守本社秘密，尽忠职守，服从命令，拥护领袖，爱护人民，一心一德，患难与共……如违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处分”的誓词。
3月21日，杨盖雄要孟继勋抄写五份，通知万迪发、司马斌、贺展、吴子敬、况耀华五人，齐集皇殿侧17号司马斌家中，举行“入社宣誓仪式”。后来又吸收原国民党一九四师上尉副官陈振球入社，委任为兵团高级副官。
为使他的反革命地下军正规化，3月25日要孟继勋雕刻了“中国忠义建国军第一兵团司令部之印”“第一兵团司令官章”“杨盖雄”签名章各一枚。3月27日，他又制定了“中国忠义建国军第一兵团”雄参人字第51号、52号两张派令，委任况耀华为第一兵团一军代理军长，廖仲农为第一兵团第一师师长。3月30日，杨盖雄在车驹家中，与自称从台湾派遣来大陆组军的特务李济春、杜斌接上了头。
4月6日晚上，杨盖雄经陈振球介绍，认识了原国民党二十三军三一五师中校副团长曾志刚。曾向他表态说：“如返宜春，有办法组织一个团。”曾又介绍原国民党二十三军三一五师副师长张继良。杨委任张为师长，曾为团长。曾志刚受命后，表示要收集地方散匪和枪支，在宜春组建一个师。曾返回宜春后，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网罗了匪徒三千余人，以暗语向杨盖雄报告说：“返宜春后，已收谷三百石，还可继续收购，谷款是否有办法？”
4月8日以后，杨盖雄派孟继勋设法与西山喻长水、王亚东等匪首取得了联系，负责组建一个师。然后吴子敬去萍乡，设法与曾任矿警队队副的郭庭珍取得联系，负责组建一个师。他们组军阴谋因经费难以筹集而无法实现。经过近三个月的奔波联络，杨盖雄地下军发展了不少人。他自任兵团司令，任命孟继勋为少将参谋长，司马斌为上校参谋，李恭华为上校军需官。下设三个军，第一军军长况耀华，第一师师长廖仲农，第二师师长周胜武，第三师师长周玉山；第二军军长由他兼任，第一师师长张继良，第二师师长余汉明，第三师师长曾志刚。彭铁生、贺展、陈其达、陈振球等人任团长。
4月10日，孟继勋拟好一份电文：“军校三期少将杨盖雄，在赣西北一带活动甚力，人约五六万，枪支半数，请赐名义和武器、弹药、活动经费之接济。”亲自转交“赣西北义勇军纵队”队长张国猷，用电台与台湾进行联络。
杨盖雄阴谋在部分武装组成后，先将队伍拉到山区建立根据地，抢占我粮库，作为他的给养据点，然后再将各地武装集中起来，以赣西北山区为大本营，占山为王，企图打长期游击战，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配合国民党军队反攻大陆，在“五一”劳动节时攻打南昌市，恢复国民党反动政权。
早在1950年1月杨盖雄潜入南昌时，国民党在乡军官罗学增就报告了我公安机关，公安局要他继续了解情况随时报告。杨盖雄的结拜兄弟况耀华也向公安机关报告了他的情况。2月中旬，公安机关通过内线人物，了解到杨盖雄到南昌来进行阴谋活动的目的，是网罗国民党在乡军官，组织反革命地下武装。我公安机关侦察员跟踪侦察，掌握了他的活动规律和确切住址。
为了保证破案逮捕工作的顺利进行，南昌市公安局成立了临时执行委员会，局长黄华青、副局长晏家华任正副主任。
4月30日，市委书记黄霖、省公安厅副厅长郑自兴亲临市公安局指挥破案。市公安局集中全部精干力量，组成16个执行小组，每组配备1名组长、干部3至5名、武装战士3至10名，当天晚上分赴各点执行逮捕。这次行动除李济春已逃外，其余反革命分子全部落网，当场缴获各式手枪5支、子弹387发、日式战刀3把、发电机2台、军用电话1部、望远镜2架，还有军工计划、文件、委令、命令等罪证55件、反动书籍29册。“中国忠义建国军第一兵团”反革命组织彻底覆灭。
南昌市人民法院经过审判，宣判杨盖雄、廖仲农、周胜武、孟继勋、周玉山、曾志刚、彭铁生、吴子敬8名罪犯死刑。1950年11月21日除吴子敬外，7人在老福山被执行枪决。吴子敬于1951年5月14日被枪决。
破获反革命组织“中国新生社” 反革命分子刘文波生于南昌县鄱阳湖畔的楼前乡鸭婆洲刘村，全家四人，父亲刘志道信佛，母亲熊氏及弟弟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他13岁失学，随父亲捕鱼做生意，18岁在鄱阳芝阳师范附中读书。1944年进国民党知识青年教导团当学生兵，后考入黄埔军校第21期。1948年毕业后，任国民党第六十六军警卫连少尉见习官，后任区队长、副连长，第二年随国民党军残部逃至福建平潭县，被编入七十三军，任县政督导处驻大连乡联络员。平潭县解放时被俘，在押解南昌途中逃脱，潜回老家伪装农民。
1950年4月27日，尤口乡商会会长利用分子（耳目）向县公安局报告说：“一区刘文波正在组织土匪拉往新建县西山，与土匪李瑞华接头，目前只有几个教员参加。”5月初，分子范某在公安局专案组授意下，从刘文波家壁橱中窃取了他的文章：《警觉吧！青年们》，通篇都是对共产党的诬骂之词。他从逃回老家后，经常东奔西走，在本县一、三、十一区和南昌市区、九江、新建等地进行反革命串联，以学校为活动中心，以旧军官、地主、失学青年、中小学教员为发展对象，成立了反革命组织——中国新生社。
刘文波自封为社长、领袖，叫新生社的成员为“革命员”。新生社下设总务、社政、交际3个处和7个区，发展骨干成员24人，委任刘献华、应景、应道松为3个处的处长，熊则平、刘士浩、李琪、万逑、萧春根、赵和章、刘日初为7个区的区长。他为新生社撰写了一篇纲领性的政治文件《什么为新生社？》。
刘文波为新生社建立了会议制度，设置了办公地点，以开商店作掩护筹集活动经费。他还规定了严格的纪律，商讨以合法的面目打入农会、土改工作队等团体，散布谣言，反对政府征粮，与西山土匪取得联系，企图将人马拉到西山为匪，只是因为内部意见不一致而未得逞。
刘文波的反革命活动被我公安机关所掌握。6月底的一个晚上，分子范某报告说，他明天要与刘文波到南昌市印材料。县公安局决定由侦察员李德仁负责抓捕。第二天早晨，李德仁和陈传善在尤口广济桥头茶铺守候。见刘文波头戴草帽，与范某走过来，李、陈二人尾随至萧家坊无人处，强行将刘、范二人铐住。
李德仁故意对刘文波说：“你是谢玉环（土匪）吗？”
刘说：“不是，你们抓错了。”
李说：“没错，你先跟我们走！”
刘文波认为抓错了，就老老实实地跟着李德仁走。
李德仁在南昌雇了一辆马车往南走，傍晚时分将他押到南昌县公安局，并连夜进行审讯。在大量事实面前，刘文波交代了“新生社”的全部反革命活动情况和所有成员的姓名、住址。
7月3日，由局长严东统一指挥，全局所有干部和一、十二区主要干部分为三个行动小组，在两个班武装的配合下，在方圆七十里的农村内、圩堤上同时行动，将新生社社政处长应星、总务处长刘献华、交际处长应道松和站以上的骨干分子23人全部抓获，缴获木制短枪两支及《新生主义草案》《中国新生革命方略》《中国新生社革命员共同守则》等反动文件11件。县公安局就地审讯，贯彻党的“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当场取保释放了处长以下人员10人。1951年3月19日，处决了刘文波等4人，“中国新生社”反革命组织彻底覆灭。
歼灭美蒋U—2间谍飞机
南昌地处内陆地区。大陆解放后，由于人民政权的巩固，人民解放军的强大，使南昌地区安享了十几年的和平与安宁。但蒋介石自1949年逃住台湾后，他日夜梦想反攻大陆，不断向大陆派遣特务，刺探军事情报。与此同时，又从美国购买了各种先进的侦察机，进入大陆上空进行侦察。自1959年10月7日，台湾国民党空军的1架RB-57D侦察机被击落后，美蒋集团对中国纵深的高空侦察暂停了27个月。
国民党台湾当局并不死心，后来又配备了两架美制最先进的U—2型高空侦察机。这种飞机最大时速可达到1000公里，实用升高达22870米，可在两万米高空拍照。当时美国隐约觉察到我国正在西北大漠深处发展核武器和远程导弹，从1962年1月起，中情局又指挥台湾空军的“黑猫中队”，驾驶U—2型间谍飞机窜入我国大陆西北进行侦察拍照。党中央命令地对空导弹部队要不惜一切代价把U—2间谍飞机打下来。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向某部二营下达了命令：“海底捞针，跟踪截击。”
1962年8月29日，某部导弹二营被调入江西南昌县向塘。9月9日清晨，一架U—2飞机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绕台湾岛一周爬升高度后，从福建的平潭岛飞入大陆，直奔江西而来。指挥所接北京命令：立即做好一级战斗准备。7点59分，这架U—2飞机进入了我制导目标时，二营营长岳振华命令：“抓准目标，跟踪追击。”但敌机很狡猾，在我阵地上空转了一圈后很快转弯，向鄱阳湖上空飞去。原来敌机是采用侧飞临远突然进入的战术，企图使我防空兵器措手不及。当敌机飞过鄱阳湖时，营长通过小喇叭告诫说：“请大家注意，千万不可松懈，敌人很可能回窜南昌。”
不久，敌机果然在飞过九江后，突然左转180度弯，迅速回窜南昌。8点30分，敌机距阵地102公里时，北京空军指挥部命令二营迅速接通天线，导弹接电。营长果断下令：“三发导弹同时放！”轰的一声天崩地裂，导弹射向敌U—2飞机。40多秒钟后，天空中传来三声爆响，两发导弹命中目标，U—2飞机残骸坠落在南昌市东南15公里的罗家集附近。牛刀初试，首战告捷。曾被蒋介石称作“高空骑士”的驾驶员陈怀带着他自诩为“最优秀”的驾驶技术和随身而读的《圣经》见上帝去了。
导弹打响后，空军部队几位指挥员乘车来到南昌县委，告知击落敌机的消息，并说明飞机残骸可能掉在罗家集一带。县委当即电话通知罗家、尤口、麻丘等乡镇，迅速就地组织民兵及时奔赴现场。正在开会的干部们听到本地上空异常巨大的爆炸声，感到可能是飞机失事，大家严密注视着天空。人民武装部赵部长看到空中有3个物体急剧下落，立即带领民兵朝物体坠落方向跑去，罗家地区各工厂的民兵也相继赶来。四百多个民兵从四面八方向出事的地点围拢过来。石桥公社义坊大队民兵营长带领的20名武装基干民兵首先赶到，进行警戒，保护现场。
U—2飞机中弹后，机体分裂成机身、机翼、发动机等部件和许多碎片。发动机掉在稻田里，泥浆四溅，砸了一个2公尺宽、1公尺深的大坑；机身、机翼掉在离发动机不远的地方；机尾落入水塘之中。大小不等的碎片到处可见。民兵们看到机身上的青天白日标志倍加警惕，立即找来草绳，将整个现场围圈起来。
在现场指挥的罗家公安特派员发现上空黑点飘动，意识到会有降落伞下来，立即持枪带领部分武装基干民兵朝降落伞着陆方向奔去。降落伞一落地，他一个箭步冲上去，将正在稻田蠕动的飞行员一把抓住，缴除了他的手枪和匕首，搜出了他身上的证件。身份证载明，此人是台湾U—2特别中队少校飞行员陈怀。当发现飞行员左胸部有血渍，便马上派民兵拆下门板，将他抬到公路旁，搭乘闻讯赶来的军车，急送南昌市解放军一七五医院。陈怀因伤势过重在途中死亡，人民解放军某部根据上级指示，将他的遗体作了妥善安葬。
随后，南昌县人民武装部按照上级指示，组织两千余民兵，对现场进行大范围的清理，除将飞机残骸主件从泥坑里挖出，还从稻田、屋顶、湖塘、水沟等处搜集碎片一千四百余块，并找到了该机空中摄影的胶卷，为研究U—2高空侦察机的性能构造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几天后，首都举行了祝捷大会。周恩来总理在会上高兴地宣布：“人民空军又取得了一个伟大胜利。”导弹营长被授予“空军战斗英雄”的光荣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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