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1912年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政府，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在民国政府统治下的38年中，南昌地区发生过多次战争。

    南昌成为国民革命基地

    1911年（宣统三年），清政府出卖铁路修筑权，激起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这年10月10日，湖北省武昌爆发起义，各省纷纷响应，两个月内即有鄂、湘、陕、赣、晋、滇、黔、苏、浙、桂、皖、粤、闽、川等省相继宣布独立，清王朝迅速解体。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于当年12月回国，经十七省代表会议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2月12日清朝皇帝宣布退位，结束了清朝统治，也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随后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孙中山任命的江西都督 南昌在武汉起义、九江光复之后不久光复，但光复后的江西政局却很不稳定，在三个多月中四易都督。1912年2月，李烈钧接任都督后，江西政权才完全掌握在同盟会手中。

    李烈钧（1882—1946），原名烈训，字协和，别号侠黄，江西武宁县人，曾入江西武备学堂学习，后被选送到日本学习陆军，并加入孙中山创立的中国同盟会。

    1908年，李烈钧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担任江西混成协管带。武昌起义后他转赴九江，担任九江军政府参谋总长。

    1912年1月3日，孙中山任命在武汉的北伐军第二军军长李烈钧为江西都督。2月中旬，李烈钧由湖北启程回赣，黎元洪派“楚豫舰队”护送至九江。他在来南昌的途中经过新建县樵舍时，内河水师向他发炮射击，他命令舰队排炮示威。李烈钧抵达南昌时，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次日，他命令“楚豫舰队”官兵身穿海军大礼服骑马先行，他率卫队进驻南昌城，并召集各界人士商谈省政。

    3月19日，李烈钧正式就任江西都督后对军政府进行改组，下设内政司、司法司、教育司、军政司、财政司、流通司、参谋处、审计处、警察厅、高等审判厅、高等检察厅、总务厅、高等顾问处，精简政务，裁撤冗员，行政雷厉风行。蔡锐霆随他回赣，担任都督府参军长，协助李烈钧治理江西，解决了不少棘手的问题。李烈钧在都督任上仅一年零三个月，就将江西省治理得面貌一新，成为民国初期资产阶级地方政权的一个楷模。他的功绩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招贤纳士 李烈钧对各界人士开诚布公，对解决政务废弛、财政空虚两大顽疾谈了自己的打算，得到大家的支持。他与议长刘景烈、副议长宋德育商量，提出今年要稳定政局，首先是要用好人。具体说有五种资格的人，都督府可以考虑任用：一是在外国法政大学或法政专门学校毕业者；二是在本国法学三年以上有文凭者；三是曾任地方长官政声卓著者；四是曾在地方办公益确有成效者；五是现任佐治人员在职三年以上者。并选考一百余人出国留学，培养新型人才。李烈钧用人不以本省籍、同盟会员为限，刘景烈虽属留学日本但非同盟会员，一切主张与都督府同人相近，被任用为省议会议长。李烈钧又在都督府设立礼贤馆，外省人才慕名纷纷入赣，很多难办的事都能努力做到。

    二是发展教育 他在江西光复之初财政经济异常困难的情况下，仍在全省各县普及中小学教育。1912年7月，他通令全省，每县附加税年收入以10000串计算，拨3000串办理地方自治，其余7000串划归教育经费。其中用1000串津贴府立中学外，其余6000串全部用来资助各县初等小学。每个县约分10个区，每个区可得600串，办一所初等小学约需100串，这样每区可办初等小学六所。他在全省办了很多各类学校，仅南昌的女子学校就有女子公学、义务女校、女子师范、陶英女校等。他指出这是一项普及教育的重要政策，地方官绅如有贪污教育经费者，一定严惩不贷。

    三是肃清匪患 江西自光复以来匪风盛行，时人有云：“故欲治赣，必先清匪。”以前三任都督下台，应该说都与匪乱有关。在辛亥革命过程中，曾经动员会党、民团，策反旧式军队，招募城市游民，虽然使革命力量和军队扩大了，但这些人在政治、军事方面的素质都很差。光复胜利了，因为财政困难和部队面临裁遣，有的军队因缺饷而兵变。洪江会擅自课税，驱逐警察，召集党徒办理保安团。李烈钧在上报江西形势时说：“初到境内，检点军实，几乎有匪皆兵，无兵不匪，口唱洪江，大呼革命。狐鸣篝火，一夕数惊。”

    李烈钧发现江西的军长、师长太多了，洪江会又十分猖獗，于是他不动声色先发布阅兵令，在南昌顺化门外第五十四标驻地举行大阅兵。阅兵结束时，他先找几个劣迹昭彰的洪江会党首出来，当众宣布他们的死刑，用机关枪一连五响处死。当时谁也没有见过这么厉害的武器，许多人被吓蒙了，洪江会从此销声匿迹。他采用“乱世用重典”的方式镇压会党之乱，但在对待会党组织时“先礼后兵”。1912年5月发布严正声明：

    ……省会现虽稍静，而各府县之劫抢掠夺，时有所闻，究其祸根，皆洪江会、三点会、自强会、联合会、哥老会诸会匪之私集党徒，扰害治安所致。各会起源，虽因对待满清而设，兹既复我汉家疆土，还我汉人主权，备会目的已达，自应取消会名，各谋生业，共进文明……

    扰民最厉害的几股势力解决了，江西全境逐渐安宁，民众欢欣鼓舞。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余以‘歼厥渠魁，胁从罔治’之法处之，余匪敛迹，赣境始安。此到赣所办第一件大事也。”

    四是整肃军队 李烈钧在裁遣军队之后，又大力整训军队，提高军队的战斗力，着手重建赣军。他不顾袁世凯额定江西一师一旅的命令，通过对原有军队汰弱留强，将留下来的部队编成四个旅。他又通过黄兴，将原南京总统府卫队林虎团调到江西来扩编为旅，使赣军拥有五个旅。为了防止袁世凯插手，他亲自任命俞应麓为第一师师长，刘世钧为第二师师长，各旅团长也都是由江西革命党中坚分子担任，从而保证了他对军队的指挥权。

    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他用裁减军队节省下来的钱，从上海购买了7000支枪300万发子弹加强军队装备。他还利用陆军速成学校，开办讲武堂，培养军事人才。在对军队进行军事训练的同时，他还注意向士兵灌输共和思想必胜的道理。

    这年5月，李烈钧召开都督府政务会议。内政司司长钟震川与高级顾问胡谦素有宿怨，两人言语不和，胡谦竟拔枪将钟震川击毙。同盟会员召开支部大会，要求都督李烈钧惩办胡谦。

    李烈钧与胡谦有同学之谊，想爱才不杀但又不能服众，只得挥泪准请，要蔡锐霆去执行死刑。蔡锐霆与胡谦在日本士官学校是同学，行刑时连开数枪，只有一枪打中左肋，便叫他的妻子用大缸“收尸”，运往上海治活，为革命挽救了一位军事人才。

    李烈钧与袁世凯斗法 当时广东、江西、湖南、福建等南方各省拥有约五十万军队，这对于一心想复辟当皇帝的袁世凯来说，如芒在背，很不好受。为了铲除这个心腹之患，1912年4月，袁世凯亲自主持“高级军事会议”，制定“消纳各省军队”的计划，以恢复地方秩序为名，要强行裁减南方各省地方军队，企图通过裁军来削弱国民党的势力，这就包括了江西省的军队在内。

    当时南京留守府十万军队被裁减三分之二，湖南五万军队减剩一万余人，安徽一师一旅裁减后仅剩十人办理遗务，四川军队裁减一半，广东用“遣散”的办法裁去三万人。李烈钧事先早有戒备，只将江西三个师一个旅的兵力裁减一个师，而且大多为战斗力不强的部队。袁世凯对李烈钧十分忌恨，想方设法要将他赶下台，在江西地方建立自己的势力。

    李烈钧并不惧怕袁世凯，二人先后斗法三次。

    第一次发生在1912年12月中旬。江西第三旅旅长余鹤松原是李烈钧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李烈钧当了江西都督后，改编了他的部队，请另一位同学欧阳武任旅长，引起失去兵权的余鹤松强烈不满。余鹤松在北平（今北京）极力向袁世凯靠拢，袁世凯给了他一笔钱，要他回江西进行活动，并许诺只要他推翻李烈钧，就任命他为江西都督。

    12月中旬，余鹤松在南昌发动兵变，当天城内府学前（今中山路江西银监会）、小金台、高士桥、百花洲等地方枪声大作，火光冲天。有人在百花洲梯云会馆巷内放火，上谕亭、王家巷也有人放火。上午八时，无人居住的南昌府学内圣殿被烧成灰烬。上午十一时，南昌县学前后两个草堆也被人有意放火烧了。在德胜门与顺化门外多处出现火光，直到中午李烈钧、欧阳武等人亲自出马，指挥大批军队和警察分头行动，乱局才得到控制，余鹤松策划的兵变以失败告终。李烈钧知道兵变是袁世凯的主意，但考虑到这时还不便与他决裂。

    第二次发生在1912年12月下旬。为了缓和局面，李烈钧致电袁世凯，推荐曾任前清武备学堂总监、与自己有师生之谊的汪瑞闿担任江西民政长，希望以此来缓和他与袁世凯的矛盾。当时李烈钧还不知道，其实汪瑞闿已经投靠了袁世凯。袁世凯接到电文后，立即发布了对汪瑞闿的任命书，企图以此来削弱李烈钧的权力。不久，李烈钧发现自己上当了，于是发动江西许多社会团体发表通电，声讨汪瑞闿在前清的各种劣迹，对他出任民政长表示极力反对。

    1912年12月29日，南昌军警两界数千人召开拒汪大会，要求驱逐汪瑞闿出境。这天晚上发生“匪徒暴动”，汪瑞闿当晚便乘轮船离开南昌前往北平，并先行致电说称病辞职。袁世凯看见汪瑞闿被驱离赣，自然不肯罢休。1913年1月3日，他电传命令李烈钧，批准汪瑞闿20天病假，并责令李烈钧从速划分军政与民政的职责，敦促汪瑞闿尽快养好“病”限期到任。

    当时各省议会已经完成选举，正式国会选举也即将完成，李烈钧便不理会袁世凯的命令，于5月1日回电说：“现在正式议会行将成立，于此数月内，拟即勉为其难，于军民要政担任完成责任。”公开拒绝了汪瑞闿回任，此后关于汪瑞闿“限期到任”的事便不了了之。

    第三次发生在1913年1月中旬。李烈钧从日本购买了一批武器，计有枪械七千余支和一批子弹，1月11日由上海起运，15日运抵江西九江。江西民政长事件发生之后，袁世凯本想向江西调兵压服李烈钧，无奈江西离京太远，鞭长莫及。在他得知李烈钧购运枪械的消息后，想抓住这个机会进行惩处。参谋部和陆军部也以这批军火没有经过批准为由抓住不放。

    袁世凯收买了九江镇守使戈克安，让他叛离江西都督李烈钧，命令戈克安扣留李烈钧购买的枪械军火，还准备以陆海军兵力对李烈钧施加军事压力。16日，戈克安查扣了李烈钧购买的枪械军火，并密报参谋次长陈宦、陆军总长段祺瑞：“只恐李都督会以决裂的手段对待我，我这里兵力单薄，军饷也很少，务必希望你们二位予以接济，调张勋和海军兵舰来江西。”

    李烈钧得知枪械军火被扣后，于1月17日立即发密电给参、陆二部申述理由，说明这批枪械军火是前任都督马毓宝所购买，由黄留守（黄兴）发给特别护照，并且已经报请北京陆军部，因此要求予以审核后，通知九江关税务司，尽快电令释放。

    李烈钧举旗二次革命 1913年2月，南京革命临时国民政府与袁世凯北洋政府妥协，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改选袁世凯出任大总统一职，以换取北洋军对革命的支持，迫使清朝皇帝退位。

    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总统后，对处理江西问题亲笔写了四条密令：一、汪瑞闿到省长任；二、枪支不发；三、蔡锐霆、陈廷训重办；四、李烈钧下野。此令一出，李烈钧等人都难从命，以蔡锐霆为首的反袁将领建议公开与袁世凯决裂，武力对抗。李烈钧一面与袁世凯周旋，一面调兵加强吴城、姑塘、湖口、德安一带的防务，严密监视戈克安控制下的九江，与停泊在长江的军舰对峙，战争一触即发。

    3月27日晚上十一时，锐霆率兵占领湖口炮台，制了湖口、马垱要塞，袁世凯只好让戈克安离职赴京，任命前来调停的王芝祥暂兼九江镇守使。4月2日，李烈钧发布通告，使地方安宁人心安定。

    5月间，袁世凯调原驻河南的北洋军阀第六师师长李纯，率领所部进军湖北，前锋进驻武穴，矛头直指江西，以期形成对江西的弹压态势。

    赣军方面见有强敌欲来，有的将领向后退缩，有的叛投北洋军阀。为了对抗准备南下的北洋军队，蔡锐霆抽调水师精锐集中到湖口县，组建“调训团”，使湖口成为反袁的大本营和二次革命的策源地。

    双方就这样僵侍着，袁世凯还是没有办法压服李烈钧，只得发还枪械军火，任命赵从蕃为江西民政长了事。

    孙中山先生视察南昌 袁世凯当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孙中山便以“大总统特授筹划全国铁路全权”的名义，去考察全国各地铁路。李烈钧对袁世凯十分厌恶，想以南昌为大本营，拥戴孙中山主持讨伐“窃国大盗”袁世凯。为了壮大声势，他召集省议员商谈，决定在南昌举行盛大欢迎会，电令江西驻沪军务司司长俞应麓代表江西都督府和省议会，面请孙中山先生来南昌考察，孙中山亦有此意。

    上海《天铎报》1912年11月2日报道：“孙中山此次赴赣其中原因，意欲扩充该省路政。”李烈钧接到孙中山发来的复电后，便开始周密筹划接待事宜，决定以百花洲陈列馆，作为孙中山的行馆，指定第一师师长林虎率部担任警戒拱卫，命令九江要塞司令负责九江方面的警卫，并护送孙中山先生来昌。随即成立“南昌各界欢迎孙中山来赣筹备委员会”，由省议长刘景熙负责。命令军务司和驻城部队做好阅兵的准备工作。

    10月18日，孙中山由国民党元老张继、马君武、王正廷、朱超等人陪同，乘坐“联鲸”号江轮从上海启程，经过南京、安庆等地，10月25日到达江西九江，接着改乘“西昌”号轮，当日下午便到达南昌。沿江码头矗立松柏彩牌，灯火辉煌，李烈钧、吴介璋等江西各界负责人士及群众数千人前来迎接。沿江路与主要街道上张灯结彩，锣鼓喧天。许多市民从四面八方赶来，都想一睹伟人的风采。

    孙中山先生骑马慢行，不断地挥动手中的礼帽，面带微笑地向大家挥手致意，眼中充满着慈爱。街道两旁万人夹道，掌声雷动，欢迎的人群从江边一直排到百花洲。当年的南昌城还没有马路和汽车，孙中山从章江门上岸后，坐上了李烈钧专门为他打制的马车，行至百花洲陈列馆下榻。当天晚上举行了欢迎夜宴。

    10月26日，南昌街上贴满了彩色标语，市民奔走相告：孙中山来南昌了！百花洲鹤记照相馆特地悬挂孙中山先生的全身肖像，从总镇坡至合同巷、万寿宫一带张灯结彩。当天上午，各界人士数百人在南昌总商会礼堂举行盛大欢迎会。会场主席台上高挂孙中山的画像。在军乐队高奏迎宾曲的雄壮节奏声中，孙中山身着深蓝色的西装，笑容满面，步入会场，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李烈钧致欢迎词后，孙中山先生发表讲话说：

    民国新成，百废待举，建国之首要在民生，而交通应为重点。交通便利则可货畅其流。预期将在十年左右，在全国修筑铁路二十万里，希望江西各界，共同赞襄，国利民福，有厚望焉。

    对孙中山的讲话，江西到会人士为之欢呼。青年学生们唱起《二十万里走龙蛇》的歌曲，孙先生连连点头。会后举宴，各界人士频频向孙先生敬酒表达敬意。孙中山先生说：“江西人杰地灵，今日高朋满座，各位有何高见，均请畅言。”当时商界代表纷纷进言，要求改革税收制度，统一币制，统一度量衡，提倡国货，抵制洋货，制订商业法规等，孙先生都频频点头连声说：“很好！很好！”

    孙中山是广东省人，南昌两广旅赣同乡会于10月27日在广东会馆举行联欢会。接着他又赶到百花洲，参加文化界举行的座谈会。南昌女子公学（原在今民德路按察司附近）校长胡绍华恭请孙中山为学校题写校名，他挥毫书写“女子公学”四个字。这一天，文化界人士还在讲武堂举行欢迎会，陈泽霖致欢迎辞。由于孙中山先生连日劳累，嗓音嘶哑，由王正廷先生代致答词。会后由女子公学、大同学校、正蒙女校的学生歌咏队轮流演唱歌曲。

    10月28日，是孙中山到达南昌的第四天，欢迎进入高潮。李烈钧在顺化门大校场举行盛大的欢迎大会。孙中山骑着枣红马，在李烈钧和一师师长欧阳武、二师师长许炳黎的陪同下，经三道桥来到大会会场，登上主席台。原江西讲武堂堂长、首任都督吴介璋致欢迎辞，省议长刘景熙、国民党江西支部贺国昌先后向孙中山献旗。会后举行阅兵式。检阅总警卫官林虎向孙中山报告受检阅的部队番号和人数。江西新编第一师和第二师分步兵、炮兵、骑兵、工兵列队，接受孙中山的检阅。全体受检阅部队列队正步通过检阅台，向孙中山行注目礼。孙中山频频挥手致意。检阅完毕，孙先生对部队训话：

    江西是人杰地灵的好地方，历代以来有文天祥、谢叠山的英雄气节，有欧阳修、黄山谷的道德文章。江西的庐山五老峰，代表江西人的骨气。江西人响应辛亥革命，风起云涌。希望江西的军队要贯彻辛亥革命的精神，爱护老百姓。得民者昌，失民者亡，军队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就战无不胜。

    这一天，南昌城像过年一样张灯结彩，百花洲、皇殿侧、顺化门一带人山人海，欢声雷动，一片欢腾。孙中山在南昌阅兵，意在以南昌为讨袁大本营。大阅兵既鼓舞了军队的士气，又为江西都督李烈钧助了威。

    这天傍晚，全城又热闹起来。因为孙中山马上就要离开南昌了，许多人还没有看见他，人们纷纷涌向章江门外，江滨码头上人山人海。军乐队高奏欢送曲。人们望着他登上轮船向九江驶去。孙中山虽然在南昌只停留了四天，却给南昌人民留下了永久的记忆。1912年11月3日，上海《申报》刊登了《孙中山离赣记》：

    二十八日（10月28日）早间，李督偕各顾问官、各旅长、各司长等至百花行辕，座谈片刻，至九时李督邀请中山及所属官员，在陈列所宽敞地方分立四层拍照留念。嗣李督令人戒途，欢送中山登轮赴芜。

    由于百花洲坐落在南昌东西向的横街上，1928年拓宽改建后，将这条横街上的席公祠、石公祠、百花洲街、万子祠街、府学东街、府学中街、府学西街、书街、甲戌坊、五把公所统称为“中山路”，以纪念这位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离开南昌后，袁世凯对李烈钧极为反感，1913年6月竟下令免去了他的江西都督之职。

    李烈钧任江西都督不足一年半。为把江西建成革命的大本营，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正如时人所说“历来无声无嗅的江西，从不足集外省人之视线”，自李公任赣督后，竟“大噪于全国”。1913年6月15日，李烈钧离赣前夕，用肺腑之言发表《辞赣督离赣赠言》一篇，感谢同僚和父老的支持，对提前解职、事业未竟感到遗憾，他说：

    烈钧奉职无状，贻邦人羞，居不能利国福乡，去乃思立走见影，覆机之诮，知所不免。唯君子不以所恶废乡，昔贤每以遐思补过，此则未介之愆，未尽之志所不殚缕，殷殷一切陈于我父老昆弟之前者也。临此赠话，泣笔神伤，诸盼鉴存，毋忘息壤。

    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斗争

    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县誓师，宣布江西独立，并成立了江西讨袁军司令部，李烈钧任总司令，蔡锐霆任副总司令，打响了“二次革命”第一枪。袁世凯当天就任命李纯为九江镇守使，率军由九江向沙河、坦埠“进讨”。讨袁军林虎率领一团、二团反击，经过激烈战斗，北洋军溃逃，讨袁军占领了瓜子岭。14日，李烈钧、蔡锐霆等七人向全国发布《江西讨袁军对党团公启》，号召各地响应起义。南方各省先后宣布独立。

    讨袁军虽然首战告捷，后因炮台司令叛敌，炮台失去了战斗力，李烈钧又将北洋汤芗铭来袭的敌舰误认为是己方援军，使敌军在舰炮的掩护下登岸。7月25日湖口失守。蔡锐霆率讨袁军退往南昌，至8月中旬，讨袁起义宣告失败，北洋军阀势力入赣。

    1913年8月18日，北洋军阀李纯所部攻陷南昌城，南昌从此进入北洋军阀统治的黑暗时期。8月22日，北洋江西宣慰使段芝贵来到南昌，宣布任命李纯为江西护军使，汪瑞闿重任江西民政长。9月29日，袁世凯任命李纯为江西都督，管理全省的军政要务。李纯是天津人，在袁世凯操练新军时被逐渐提拔，成为亲信。他入主江西后，与民政长汪瑞闿先后发布全省戒严令，凡是革命党人中“为文武官员及议员、记者者，一律按册缉捕”。

    这年12月13日，都督署颁发悬赏缉拿条例，重赏抓捕革命党的人，抓捕革命党要员5人者，奖励5000元，抓捕3人者，奖励3000元，依此类推。在被通缉的革命党人逃亡后，李纯还对他们的家属进行摧残。如蔡复灵、蔡锐霆兄弟逃亡日本后，李纯派兵至其宜丰县抄家，将他们的父亲和弟弟数人拘捕关押，判刑十年。还以“政治嫌疑”为借口，拘捕无辜群众，使南昌出现“逐日刑人”的恐怖局面。北洋政府对新闻舆论控制也极为严厉，一些有影响的报刊《天佣日报》《舆论报》《豫章日报》等因为言论不合当局的口味相继被查封，部分负责人被抓捕。

    当时江西当选的国会议员有45人，袁世凯以“查获乱党首魁李烈钧与乱党议员徐秀钧等”往来密电，发现国民党与该党议员“勾结为乱”，下令取消国民党籍议员，全省各地国民党机构一律勒令解散。江西议员大都被迫逃离南昌流亡海外。徐秀钧此前被捕，被押回九江严刑拷打。徐秀钧坚贞不屈，于1913年10月7日被袁世凯下令枪决，在中枪未死时还惨遭活埋。在袁世凯和李纯的镇压下，民主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摧残，全省社会精英或死或逃，给江西革命党人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在日本召集一部分国民党人组成中华革命党，以实现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是扫除袁世凯的封建主义，恢复民主共和制度，继续坚持对袁世凯的斗争。这年10月，孙中山任命原江西讨袁军总参谋长夏之麟为江西军事主任，回国从事反袁斗争。夏之麟到达上海后，立即派刘平等数十人回江西，发展中华革命党组织，秘密建立革命组织——新华社，策反军队，准备进行第三次革命。1915年4月，“新华社”领导机关被敌人破坏，有的人被捕牺牲，有的人被囚禁在江西军事执法处受尽酷刑。

    北洋军阀用“素以仁慈为怀，不忍不教而诛”的谎言遮人耳目，而实际使用了许多刑具，除军棍、皮鞭、铅鞭、铁杠、夹棍外，还有烧红的铁链，让囚犯跪在上面；或满地铺上烧红的木炭，让人祼体辗转其上；或用一根长针刺入人的下身，用钢针刺入指甲；或用铁钉钉手指，悬吊于木柱上。这些惨无人道的刑法，使革命者不死也落下终身残疾。刘平、刘晖堂、左斌等人牺牲了，被通缉逮捕者达八十多人，“新华社”的革命活动宣告失败。

    李纯和汪瑞闿他们以帝国主义为靠山，以官僚政客和土豪劣绅为依靠，加紧对江西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军阀陈光远、蔡成勋、方本仁、邓如琢等人相继盘踞江西，南昌成为他们在江西的统治中心。军阀集团颁布禁令，剥夺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他们建立严密的特务网，对不满现实的人士随意加上“乱党”“国贼”等罪名进行迫害。为了巩固和扩大地盘，军阀凭借手中的武力实行军事专政，到处烧杀抢掠，连年战火不断，使南昌人民备受灾害之苦。为了支付巨额的军费和行政费用，军阀集团横征暴敛，不仅保留了清王朝时期的全部捐税，而且还陆续增加许多新税，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把南昌人民推向苦难的深渊。

    在北洋军阀统治南昌的十三年里，人民深受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力的生活。工人工资收入少，劳动条件恶劣，劳动时间最长，社会地位低下。资本家和把头可以随时随地不讲理由，把工人赶走或任意敲诈、侮辱、打骂。农民终年从春忙到冬，交租就要去掉收成的50%到70%，加上苛捐杂税，所剩寥寥无几。南昌城区社会秩序混乱，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一片凄凉。

    北洋军阀对江西的掠夺空前绝后，尤以官僚为甚。省财政厅长王纯曾因受贿500万元，于1915年7月被司法部核准死刑。继任者濮良因发行纸币引发省内金融危机，在任仅一年即解部察查。赣南镇守使李廷玉滥用职权，逮捕、刑逼地方士绅，随意抄没家产，引起民愤，当局不得不革去其陆军中将和镇守使之职。

    而江西省最大的贪官，不能不说是江西都督李纯。李纯（1874—1920），字秀山，天津人。他家本来靠卖鱼为生，家庭十分穷困。他15岁入军营当差，17岁被保送天津武备学堂，后被袁世凯赏识而不断得到提拔，1913年9月当上了江西都督，敛取的钱财数额特别巨大。当时流传“穷了苏赣两省，富了一个李纯”。

    据《天津“李纯祠堂”史话》一书记载，他除了捐给南开大学50万元修建“秀山堂”，在天津河北、河东两地创办三所“秀山小学”外，花四万元在北京铁狮子胡同建住宅一处，花两万元在河北黄纬路建私宅一处。在河东建房五百余间；在河北建房1404间；在英租界购别墅4所；在北京珠市口等地购房700间。在南市购地140亩，建房四千五百余间，这些用从江西搜刮来的大量钱财建起来的成片房屋，被人称为“江西街”。李纯还花20万元购买北京庄王府，将后半部完好建筑部分拆迁运建于天津西南，被誉为“津门庄王府”。

    抵制日本帝国主义的讹诈

    清朝末年朝政腐败，国势衰弱，使中国成了帝国主义列强宰割的羔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1月，美英法日等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虽然也以战胜国的身份参会，但却没有相应的权利。

    日本虽然曾对德宣战，但它出兵中国山东，在和会上提出要接管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中国北洋政府向会议提出，希望帝国主义放弃在华特权，要求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德国战前在山东攫取的各项权利，均遭无理拒绝，甚至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益转让给日本。消息传回国内，引起举国愤怒。

    拒绝签订巴黎和约 5月4日，北京市数千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会后举行游行示威。面对学生们的革命行动，北洋政府出动军警镇压，逮捕学生三十多人。北京学生实行总罢课，并通电全国表示抗议。

    南昌市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代表积极响应北京五四运动，于5月7日在百花洲沈文肃公祠召开会议，决定举行全市学生总罢课。各校迅速组织学生自治会，筹建南昌学生联合会，组织宣传队上街演讲。又与工商各界联系，发起罢工、罢市，准备游行示威。北洋直系军阀江西督军陈光远获悉学生们要游行示威，立即命令军警到各学校进行威胁，妄想将学生运动压制下去。

    5月9日，南昌全城学生总罢课。当天，19所中学学生和市民六千多人在皇殿侧公共体育场举行纪念“五九国耻”（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签订日）集会。第二天，南昌学生联合会筹备组织致电北京当局，强烈要求拒签和约，收回青岛，释放被捕学生。12日，江西省立农业专科学校、工业专科学校、法政专科学校和南昌第一中学、第二中学、第一师范学校等17所学校五千多名学生，在公共体育场举行了游行示威大会。会场上高挂着的白布条幅上写着：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学生代表们在演讲中慷慨激昂地痛斥国贼卖国之耻，表示要与卖国政府斗争到底，随后举行了浩浩荡荡的游行示威。学生们举着“同胞速醒”“诛卖国贼”“力争青岛”“誓死救国”的标语小旗，高喊“反对日本”“抵制日货”“拒绝和约签字”“收回山东权利”等口号，沿途向群众散发传单。游行队伍所到之处，群众都鼓掌表示支持。游行队伍经三道桥、百花洲、瓦子角、洗马池至营坊街，游行的队伍冲破了军警的封锁，涌向江西督军公署、省长公署示威，迫使督军陈光远、省长戚扬接受学生们的正义要求，答应电告北京政府。

    13日下午，省立女子师范和葆灵女中等校学生相继举行游行示威，抗议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第二天上午，豫章中学、女子师范、青年会英文学校和南昌基督教爱国会两千多人在葆灵女中召开爱国大会，声讨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的罪行，会后分别致电北京政府和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专使。这月25日，南昌学生联合会在沈文肃公祠召开成立大会，使学生们的爱国运动由分散走向统一，由无组织走向有组织、有领导。

    北洋政府坚持卖国立场，6月1日连下两道命令：一是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行动；二是表彰亲日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激起了学生们的极大愤慨。从6月3日起，北京各学校学生重新上街宣传演讲。北洋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逮捕学生一百七十多人，第二天又逮捕学生七百多人，激起了全国人民更大的愤怒。

    6月4日下午，南昌学联决定各校统一罢课。

    6日下午，在皇殿体育场召开宣誓大会，引起江西当局的恐慌，他们派出一百多名军警横加干涉，并张贴禁止集会的布告。南昌学联只得改期举行宣誓大会，委派邵祖平、卢任华、汪宏毅、钟祥鹭为代表，去督军公署向督军陈光远陈述罢课宗旨。

    8日上午，各校代表在第一师范学校开会，再次委派李凌鹤、傅其睿、齐璋、刘人龙、揭方舒、陈竞进等为代表，要求面见督军陈光远。陈光远避而不见，让参谋长李竟蓉出来应付，对学生们提出的发行《白话周刊》、组织宣讲团、指定大会地点等要求，李竟蓉一概拒绝。最后，学生代表庄严表示：不论答应与否，我们都要实行。

    与此同时，南昌工人也行动起来。6月5日，码头工人实行罢工，同一天南浔铁路一千多工人实行全线总罢工，南昌总商会也发动商人罢市，并向北京发出电报，要求惩办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卖国贼。

    6月16日，南昌女界联合会成立，发动和组织广大妇女开展各种活动，支持工人、学生们的爱国斗争。在全国各地工人、学生坚决斗争下，北京政府于6月7日释放了被捕的学生，6月10日罢免了曹、陆、章三人的职务。

    曹、陆、章三人下台后，南昌人民继续开展拒签巴黎和约的斗争。南昌学联分别向北洋政府和全国学联拍发电报，坚决要求拒签和约。在全国人民的一致抗争下，6月28日，北洋政府驻巴黎和会代表不敢出席和会签字，全国人民拒签和约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抗议“鲁案”“闽案”的斗争 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下，北洋政府又准备在和约上“补行签字”，电令在巴黎的中国专使转告各国。消息传出后，再次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北京学生联合会通电全国，呼吁全国人民行动起来，反对补签和约。7月21日，山东济南市人民反对补签和约的斗争最为激烈，捣毁亲日媚外的《昌言报》社。北洋政府以此为借口，下令山东济南戒严，逮捕学生十六人，捣毁山东回民外交后援会，杀害会长马云亭等三人。10月1日，南昌请愿代表在北京加入了全国请愿的行列。

    这年11月16日，福建省福州市学生上街宣传抵制日货时，数十名日侨暴徒组织“商品保护队”，持械打伤七名学生和多名市民，还打死一名警察，制造了震惊全国的“闽案”。日本帝国主义不但不惩办凶手，反而借口保护侨民，派多艘军舰抵达福州示威。福州市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以示抗议。

    “闽案”引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愤怒。12月4日下午，南昌学联在百花洲沈文肃公祠召开特别会议，决定派代表向督军公署、省长公署请愿，要求江西当局致电北京政府，与日本政府严正交涉。第二天上午，再次至两署请愿，但没有获得圆满的答复。12月7日，南昌五千多名学生举行大游行，抗议日寇暴行。

    游行队伍以乐队为前导，高举写着“学生联合会游行警告”的白横幅，每人手执一面白旗，上写“急救福建”“抵制日货”等口号，游行队伍经万子祠、磨子巷、杨家厂、德胜门、章江门，至章江门内的省长公署（今民德路东方大酒店），再经西大街（今子固路南段）、督军公署、洗马池、合同巷、总商会、塘沿上、石头街、书院街、系马庄、康王庙，回到体育场摄影后队伍解散。游行的学生情绪高昂，穿越全城大街小巷，从上午九时到下午四时，一路高呼口号，散发传单。沿途市民纷纷鼓掌支持，对学生们的爱国行为大加赞赏。

    南昌各学校派出多批演讲团上街演讲，其中第一师范学校就出动了十六个演讲团一百七十余人，分别在广润、章江、德胜、永和、顺化、进贤、惠民七座城门和洗马池、中大街（今胜利路）、磨子巷（今象山北路南段）等闹市区，向群众宣讲“闽案”发生的情况。江西农业专科学校学生吴严遽为抗议日寇在福州的暴行断指血书，当场昏倒。南昌女界联合会和南昌商会分别致电北京政府，要求对日本国进行严正交涉，严惩打人暴徒。

    拯救南浔铁路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朝廷成立商部，并颁发《铁路简明章程》，允许各省官商自行筹集股份建铁路。1904年9月，江西在京官员李盛铎等111人联名上书朝廷，请求准许江西创设公司兴办铁路，获得了朝廷的批准。这年11月成立“江西全省铁路有限公司”，由在籍一品顶戴、原江宁布政使李有棻为总办，并制订《江西通省铁路开办简明章程》，全省计划自北至南修建铁路，第一段由九江至南昌，第二段自南昌至吉安，第三段自吉安至赣南连接广东铁路。

    南昌至九江的铁路简称“南浔铁路”，是当年江西省唯一的铁路。这年12月，铁路公司呈请两江总督端方、江西巡抚夏时，奏准全省“淮引食盐”每斤加价4文钱，从1905年7月至次年6月，收得20万元充作公股经费。发行股票八张，作为淮盐引地的南昌、九江、吉安、饶州、袁州、瑞州、临江、南康每府一张。工程从1906年冬开始动工，准备于1916年通车。后因资金不足，以铁路及附近财产作抵押，先后向日本东亚兴业株式会社贷款750万日元，约定从1922年起分年偿还。到期如无法归还贷款，铁路归日本代管经营。由于腐败和管理不善，南浔铁路通车后入不敷出，无力偿还贷款。

    在五四运动以后，南昌人从德、日帝国主义控制山东胶济、济顺、高徐铁路路权中看到了南浔铁路将要面临的危险，认识到中国铁路只能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才能不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欺负。为了维护路权，经江西省妇幼医院院长康成发起，1919年6月11日，各界人士代表集会该院商议，会后成立了“救济南浔铁路筹备会”，分别致函江西督军、省长和省、市绅商学界、各团体、各报馆，并发表告南浔铁路各股东书，指出南浔铁路是江西交通运输的命脉，路权丧失，危害极大，提出了“始于丧失路权，终于沦亡本省”，“救铁路以救江西，救江西以保全国”的口号。

    南浔铁路救济会于同年7月19日成立，各界代表两百余人出席成立大会，会上选举陈光远、戚扬、张勋、李烈钧、龙钦海、饶正音等23人为名誉会长，康成为会长，程兰湘、吴贞懿为副会长，下设评议、调查、交际、文牍、会计、庶务等股，选出71人为办事员。提出开设铁路银行，发行公债、储蓄券和铁路奖券等方法筹款。几经商量，拟定铁路银行总金额为250万元，分为5万股，每股50元；有奖债券500万元，分为50万张，每张10元，三年内可抽奖三次，以6%为奖金，债券到期后偿还。

    旅居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的江西籍人士十分关心家乡铁路的路权，于这年11月联合提出《南浔铁路根本改良计划》，指出“赣省之南浔铁路，其危机实不亚于山东”，提出以湖口保路息金和江西“九九商捐”还债救路的办法。在南昌各界人士的积极努力下，南浔铁路的路权掌握在国人手中。

    抵制日货，反经济侵略 提倡国货，抵制日货，是五四运动期间我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一种斗争手段。

    1919年5月7日，江西省农业专科学校学生发起并邀请南昌全市各中学代表，在百花洲沈公祠召开全市学生代表会。大会决定于5月9日（国耻纪念日）全市总罢课，举行游行示威，并派人联络工商各界人士罢工、罢市，揭开了南昌五四运动的序幕。

    5月12日游行示威后，议定各校一律不用日货，并劝导亲友使用国货，抵制日货。5月14日，葆灵女子中学召开爱国大会，师生们纷纷上台演讲。女教师刘黛青在会上说：

    中国人用中国货，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有人认为中国货不好看，要用日本货。试问国家亡了，还有什么好看不好看呢？

    5月15日，南昌成立“劝用国货会”。农业专科学校学生代表傅兢仁、陈芳瑀、辛述周、李瑜等人带着工友，将学生个人和学校小卖部的所有日货都运到南昌总商会门前当众烧毁。在爱国学生的影响下，南昌总商会开会讨论抵制日货的办法，决定函告南昌绸缎洋货业公会、各县镇商家不要再贩卖日货。南昌绸缎洋货业公会次日开会，宣布不贩卖日货。5月18日又召开特别大会，六十多家洋货、洋纱商帮代表出席，要求大家不再贩卖日货，还向上海商帮会发出公函，要求立即停办一切日货。

    6月3日之后，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斗争，由学生向群众宣传劝用国货，发展到筹办国货维持会；由各商家订立不贩卖日货规约，发展到学生群众检查和焚烧日货，使抵制日货的斗争达到高潮。

    当时，南昌女子师范学校学生程孝芬在校内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行动遭到校长金振声的无理制止。程孝芬感到非常气愤，她回家向弟弟宣传，并绘制了青岛地图，激发弟弟的爱国热情。她家邻居郑斗垣的爱妾是日本人，郑斗垣竟蛮横地将程孝芬画的青岛地图撕毁。程孝芬的爱国之心更加坚定，她回到学校后发起组织“女子救国团”，并撕下身上洁白的衣裳，断指血书“提倡国货，用日货就是冷血动物”十三个字，还没有写完便因失血过多昏厥过去。经同学们扶起唤醒后，又坚持书写完，将它高挂在学校内。程孝芬的爱国举动激发了同学们更大的爱国热情，也使校长感到羞愧，转而支持同学们的爱国行动，与学生们一道抵制日货。

    倡用国货是抵制日本经济侵略的更有效方法。7月2日，南昌女界联合会决定筹办国货公司，评议长金士珏报告已筹集数百元，打算筹集资金5000元作为开办资本。南昌学联也准备组织国货维持会，开办国货工厂和国货公司，委派卢任华、柴祖颐、曹楷、傅兢仁等人为代表，与南昌总商会接洽，争取商会的支持。

    在社会各界的热心倡导和支持下，南昌隆兴号经理司徒丽川、信昌祥钱庄经理朱硕卿等人合资一万元组建振兴国货公司，分为制造和营业两部，经营国货的制造和贩运。南昌烟酒商人也向省议会请愿，要求用加征税收的办法，对进口烟酒进行抵制。

    由于少数奸商继续贩运和出售日货，在方志敏、袁玉冰等人的策划下，各学校都组织“仇货检查队”，分赴街巷、口岸、车站进行搜查，对查获的日货统一登记封存或烧毁。

    7月上旬，南昌学联派调查员郭伟烈、郭志章等人上街检查日货时，查出位于洗马池的中和堂药房将日本人丹改头换面冒充国货出售。7月12日，南昌学联在沈文肃公祠开会，决定将已查获的四百多包日本人丹交南昌总商会当众烧毁，并按货价的三倍处以罚款，总商会还宣布除去中和堂药房的会员资格。

    8月2日，南昌学联接到九江学联的情报，南昌涌兴裕五金号贩卖日本火柴，立即派人在章江门外守候。第二天上午，保胜公司敦信轮靠岸后，从船舱中查出日本“得宝牌”火柴100箱，学生将之运到赣江中间的沙洲上烧毁。8月5日，两百多名学生上街游行，声讨奸商继续贩卖日货的行径。事后涌兴裕五金号和保胜公司都受到相应的处罚。

    但是，抵制日货的行动遭到了一些官僚买办的反对。1920年1月10日，德盛钱庄以群众搜查手续不全为借口拒绝检查。1月28日，江西军阀当局声称：“日人通商为条约所许，人民对之不应有轶出范围举动”，下令各地严厉取缔日货检查。此后奸商、买办又活跃起来，一时不见踪迹的日货重新在市场上涌现。

    官僚买办对抵制日货的破坏行为激起了南昌人民极大的愤慨。1920年4月4日，在广大工人阶级的支持下，学生们在洗马池公开没收昌太祥海味杂货行刚运到的两箱海带和两捆海带丝。4月20日，又从赣江上截获元茂星、瑞康等商行十箱东洋伞、被面、洋布。奸商气急败坏勾结封建把头，雇用百余名流氓打手，企图将这些日货强行夺回。参加检查日货的工人、学生团结一致，与流氓打手激烈搏斗，闻讯的学生们赶来支援，将流氓打手赶跑，并将这批日货运到体育场当众烧毁。

    受到打击的奸商们聘请讼棍李振凤为法律顾问，准备向江西军阀当局控告。李振凤的诉状还没有写成，他便被群众装进猪笼，摆到府学前街（今中山路江西银监会），放在烈日下暴晒示众，大灭了买办和奸商的威风，大长了革命群众的志气。

    抵制大米出口日本 1919年，日本国内发生米荒，引起了抢购风潮。我国是农业大国，盛产大米，日本米商便从我国大量进口，遭到了我国人民的坚决抵制。但江西省议会却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于当年5月公然漠视群众的呼声，拒绝通过禁止大米出口的提案。6月下旬，督军公署和省长公署下令准许米谷出口，引起我省米谷短缺、米价暴涨。南昌米业公会致函南昌学联，请求出面制止米谷出口日本。

    8月16日，南昌学联立即开会研究，决定派傅兢仁、刘子池、卢任华、郭伟烈代表学联与督军公署、省长公署、省财政厅、南昌总商会协商，经过多次交涉，迫使省两公署指令省财政厅于8月下旬发出禁止米谷出口的公文。禁止米谷出口，势必影响当局的税收和粮商的利益，江西军阀当局虽然发出了禁谷公文，只是应付学生们的官样文章，背地里组织“天昌碾米公司”，专营大米出口生意，许多大米被偷运出口。

    针对官商勾结出口大米的严重情况，11月3日在南昌成立的江西各界联合会勇敢地挑起为民请命的重任。11月12日，各界联合会开会商讨对策，次日便派出总干事钱志铭等人，分别与督军公署、省长公署交涉，得到的答复是：米谷出口是禁是开，须取得大多数民众的意见。全省大多数民众的意见由谁出面征集？如何征集？显然这是当局出的一道难题，目的是拖延时间，好让米谷继续出口。

    11月14日，南昌学联组织演讲团上街演讲宣传，并印发大量传单。全国各界联合会于16日致电江西督军、省长，要求坚决制止米谷出口。第二天，江西各界联合会针对江西当局的态度再次开会，决定拟文请全省各地驻南昌同乡会签名盖章，请当局尊重民意，维持米禁。

    11月23日下午，全省各界联合会和南昌学联共同组织八九百人游行请愿。游行队伍举着写有“维持民食，共同请愿”的白条幅，从公共体育场出发，经百花洲、府学前、洗马池抵达督军公署西辕门。督军陈光远派参谋长李竟蓉接见代表，没有明确答复民众的要求。游行请愿队伍又到省长公署，省长戚扬答复说：服从多数真正民意，决不听少数米商片面请求，官厅决不会令本省发生米荒。

    正当学生们全力抗议“闽案”时，江西当局又宣布从12月5日起再次准予米谷出口。南昌学联8日开会商议，10日再向省两公署请愿。南昌15所学校征集数千学生集体签名，支持学联决定。督军陈光远于9日召集各校校长到督军公署开会，以武力相威胁，指派戒严司令岳兆麟和警务处长阎恩荣率领大批军警查封南昌学联。

    军阀当局的暴行再次激起学生们的强烈反对。12月9日，各校学生代表在豫章中学开会商议，决定由李鸿翥携带信函到上海，请全国各界联合会支援，向各省学生联合会、各界联合会、各公团、各报馆发电，控诉陈光远、戚扬摧残学运、封闭学联的罪行。从10日起，南昌全城学生罢课，第二天各校出动154个演讲团，深入城乡演讲，揭露江西当局准许米谷出口，造成“外资敌国，内闹饥荒”的局面。学生们严正表示：

    学生等痛心疾首，知有国而不知有身。对于日货誓抵制之，对于米粮誓禁止之，对于媚外的国贼誓共弃之。我行我素，死而后已！

    这一天，南昌女界联合会决定全城女校与男校一道罢课，并募集捐款资助南昌学联。省议会的一些议员和校长从中斡旋，争取米谷出口事件早日解决。南昌总商会通知米商出口公会，不准将米谷卖给日商，否则予以处罚。江西军阀当局面对省内外的压力，转而采取欺骗手段，以学生撤回演讲团、不准讨论米禁问题、开会之前报告当局为条件，可以启封南昌学联。当局的无理条件遭到了学生们的坚决拒绝，学生们针锋相对提出：如果一星期不启封南昌学联和保证禁止米谷出口，将派代表通诉全国；两星期内还不解决，即全体退学。

    江西军阀当局迫于学生们的英勇斗争和内外压力，于12月15日启封南昌学联，但对于米禁之事只字未提。南昌学联在豫章中学开会，决定各校继续罢课，不少学生开始退学。12月22日，当局被迫决定米谷只准贩卖各省，不准出口日本。南昌学联于23日在南昌一中召开大会，宣布从即日起复课。南昌人民抵制米谷出口的斗争取得了最后胜利。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为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以孙中山为首的国、共两党合作的国民革命军（简称北伐军）于1926年7月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雄壮口号声中，从广州出师北伐，兵分三路，军锋指向江西的邓如琢和五省联军总指挥孙传芳：西路军，指向集结在湖南的北洋直系军阀吴佩孚，由叶挺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为先锋；中路军，指向盘踞在江西的孙传芳主力；东路军，指向福建、浙江两省。北伐军奋勇向前，所向披靡。由林伯渠、李富春等共产党人参加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二军等部队于9月上旬先后攻占江西南部和西部。

    北伐军一夺南昌城 1926年3月19日，中国国民党江西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南昌召开，根据广东国民政府北伐的战略部署，作出进一步发动群众迎接北伐战争的决议。4月8日，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发表《对赣局宣言》，谴责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揭露军阀吴佩孚陷江西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罪恶，号召立即召开江西民众代表会议，废除苛捐杂税，实行民主政治，激发民众的革命积极性。江西民众多次上书广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请求国民革命军取道江西北伐，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

    为了适应北伐战争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决定调整和加强江西地方的党组织，批准将中共南昌特支改为江西地方执行委员会，要求在南昌的党团员学生们尽快回到各自的家乡去发展党团组织，建立农民协会。南昌支部也依靠工会、农会、学联等组织，向群众进行宣传，积极援助国民革命军北伐，推翻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

    南昌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引起军阀集团的震惊和恐慌，北洋军阀江西总司令邓如琢大肆招兵买马购买枪支，疯狂地镇压革命势力。7月13日，邓如琢指使军警查封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逮捕了国民党党员陈崇谦等四人，激起国民党人的强烈抗议，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谴责，邓如琢不得不暂时启封国民党省党部，释放被捕者。从8月起，邓如琢再次向革命势力发起进攻，以维护社会治安为由，派遣大批军警四处活动。8月10日，军警“以宣传赤化，图谋不轨”的罪名，将赵醒侬等人逮捕，9月16日在德胜门外将赵醒侬杀害。

    9月中旬，北伐军第六军和第一军第一师攻克高安县，进逼南昌城。这时北洋军阀的主力已南下丰城、樟树一带，与北伐军第二军、第三军激战，南昌城内仅留下一个骑兵团和两个宪兵连、省署警备队两个连等部队，总兵力只有六百多人，城防十分空虚。北伐军第六军决定乘虚而入。9月19日，该军十九师五十六团先头部队的便衣队两百多人化装成农民潜入城内，秘密策动省署警备队士兵做内应。当夜俘虏守城警察，命令他们用电话向上司报告，谎称北伐军上万人已经包围了省城。北洋军阀的省长李定魁、戒严司令刘焕臣、警备队长阎筱亭等人惊慌失措，连夜逃离南昌城。

    接着，北伐军五十六团在惠民门进行爆破，将城门炸开，与先前进城的便衣队会合，封锁城内交通，一夜攻克南昌城。北伐军十九师后续部队相继入城，将第六军军部设在江西督军府（今东方花园酒店）。军政治部代理主任李世璋指示政治部立即发出安民告示，宣布北伐军纪律。接着召开群众大会，到会群众一万余人，李世璋代表军部在会上讲话，宣传北伐军的政策。

    孙传芳听说南昌城被北伐军攻克，极为震惊，命令邓如琢回师反扑，限定18小时之内夺回南昌。同时又急调南浔线上的卢香亭、郑俊彦部迅速开赴牛行车站。

    北伐军在南昌城内只有十九师，第一军第一师和十七师尚在奉新县至南昌的途中，未能切断南浔铁路。北洋军阀利用铁路迅速调集兵力，卢香亭、郑俊彦部抢先赶到牛行车站，双方在这里展开争夺战。在这紧要关头，北伐军显得兵力不足，第六军军长程潜命令孙元良团驰援，孙元良却不听指挥。第六军孤军作战，苦守三日，兵疲弹尽，不得不退出南昌。撤退时，士兵挑着盐务局慰劳北伐军的五六万银元，一边走一边扔银元让北洋军去捡。军长程潜化装成商人，政治部代理主任李世璋化装成教员，混在士兵中逃出南昌城。

    北伐军右翼是第一军教导师和新收编的第十三、十四两个军；左翼是第二军第四、五、六三个师，沙埠头是总后方。邓如琢听说北伐军右翼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王牌军”第一军教导师，即调谢鸿勋的第四师向教导师的阵地猛攻。由于教导师排斥共产党的政治工作，战斗力很弱，刚一接触便被打得落花流水，师长王柏龄和党代表缪斌差点被俘虏。第十三军也纷纷向沙埠头撤退。左翼部队受到影响，也不得不退了下来。9月23日，北伐军终因兵力薄弱，只得撤离南昌。蒋介石从后方赶来，连忙召开紧急会议。他在会上对师长王柏龄没有半句责备的话，只是抽出部分兵力先打抚州，等打下抚州之后再会齐各军攻打南昌。

    24日，邓如琢回到南昌城后，下令关闭城门，放纵士兵大抢三天，许多商店、民宅被洗劫一空。他又镇压和屠杀积极响应北伐军的工人和学生，发现凡是剪短发的青年，一概以“通敌罪”论处，2000多人被杀害。邓如琢还因为他的小老婆被革命群众打死，竟下令“凡青年女子亦杀无赦”。

    北伐军二夺南昌城 蒋介石认为第六军无能，才导致南昌城失守。9月27日，蒋介石亲自指挥北伐军，第二次打响了进攻南昌的战斗，第三军进入新建县石岗和高安县高邮。29日，北洋军阀孙传芳部四个旅由郑俊彦指挥，向北伐军第三军反扑，两军激战三天。这一仗，北伐军击毙北洋军两千多人，俘虏六百多人。10月2日，第三军已经完全控制新建县万寿宫一带，军部进驻万寿宫。

    北洋军溃退，郑俊彦逃回南昌城。北伐军第二军攻占了南昌县市汊、万舍等地，北洋军岳忠寅、唐福山、张凤岐三部均退回南昌城内。郑俊彦为了稳定军心，提升张凤岐为北洋军第四师师长兼南昌城防总指挥，并在全城贴出布告，勒令百姓出钱出粮，声称要与南昌城共存亡。

    10月9日，北伐军第二军和第一军第二师将南昌城包围起来，第二师主攻德胜门和章江门，第五师主攻永和门和顺化门，第六师主攻进贤门、惠民门和广润门，第四师作为预备队扼守南昌与丰城之间的三江口一带。第三军向昌北前进占领了蛟桥（今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天占领长堎，接着向牛行车站进攻，战斗相当激烈。

    这天晚上，北洋军组织三百多人的敢死队潜出德胜门，偷袭北伐军第二师六团，使六团损失很重。11日，北伐军重新部署攻城，黄昏后北伐军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组织突击队，架设云梯几度登城未果。北伐军第三军在南昌西北郊乐化、蛟桥、牛行一线，与北洋军援军五个团展开激战，苦战了两天两夜，双方都有较大伤亡。

    南昌城墙高二丈九尺，底宽二丈一尺，十分坚固。为迫使北伐军在城外无隐蔽作战，切断群众对北伐军的支援，岳忠寅、唐福山、张凤岐拿出两万元现洋悬赏，组织工兵四百多人，将城内十部消防用的水龙头搬上城墙，喷射大量煤油，沿惠民门、广润门、章江门、德胜门外纵火，在直冲巷、上河街、下河街、瓷器街、永外正街等地方烧毁商店和民房一万多户，烧死一百多人，损失的财物在一亿元以上，著名的滕王阁也在这次火灾中几乎被焚烧殆尽。又在城内放纵士兵，进行极其野蛮的屠杀和抢劫。为了减少百姓生命财产的损失，10月14日，北伐军停止攻城，主动撤围。

    北伐军三夺南昌城 经过短暂的休整后，北伐军决定第三次攻打南昌城。孙传芳所以能够坚守南昌，完全在于控制了南浔铁路这一交通命脉，军运方便。因此，北伐军决定采取南守北攻的战略，尽一切力量抢占南浔铁路。先在南浔铁路沿线发动攻势，一是可以孤立南昌的敌人，二是可以威胁在九江的孙传芳指挥部。

    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沿长江东进，在武宁县一举消灭了北洋的谢鸿勋师后乘胜东进，于10月2日一举攻克德安县，切断了九江至南昌的联系。尽管敌人疯狂反扑，北伐军经过十几天的激战，终于控制了南浔铁路北段。10月14日，北伐军越过南浔铁路，切断了敌人的水路联系，使南昌、九江都完全孤立起来。这时，孙传芳在浙江、福建的部队纷纷投诚革命，湖北方面的北伐军在攻克武昌后，第四军和第八军一部分部队继续东下增援江西，攻克九江等地，将孙传芳的联军主力歼灭于赣北地区，吓得孙传芳将设在九江的总部搬到了招商局的轮船上。北伐军攻克九江等地，促使孙传芳部队分化，有些部队向北伐军投诚。

    北伐军发动了围歼南昌敌军的战斗。11月2日，北伐军右翼军左纵队从安义县向乐化、蛟桥方向进攻，在牛行车站与北洋军展开激战，北伐军3名团长阵亡，士兵伤亡两千多人。第六军赶来增援，北伐军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率第七军两个团和第一军一师，从永修县涂家埠前来参战。

    担任围攻南昌德胜门的第二军第四师，在黑夜凭着炮火的掩护，由牛行抢渡赣江，天刚亮全部过了河，抢占了南昌城北德外正街，控制了城北地区。第五师从西面进攻章江门。11月7日，第四师开始采用木梯攻城时，遇到了城上敌人火力封锁，进攻受阻。一位身穿破衣的百姓向北伐军提供信息说：“德胜门旁有一条阴沟，可以爬进城去，我给你们带路。”团党代表彭见清听说后，立即实地调查，证实确有一条阴沟从城内通过城墙底下通到城外，沟高三四尺，宽二三尺，立即请示师部同意，他亲自率领一个连队爬进去，部队正面佯攻作为掩护。这时北伐军合攻南昌城，限令北洋军守城部队从德胜门撤出，到七里街（今青山路北段桥头一带）听候改编。就在守城敌人犹豫不决时，北伐军于8日晚上发起强攻，

    彭见清率领的连队从阴沟进城后，迅速打开德胜门，但被敌人发觉而负伤，并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北伐军如潮水般涌入城内，北洋军阀郑俊彦率残部弃城逃跑。这一仗歼灭和俘虏敌人六万人，缴获的武器不可胜数。

    南昌市民倾城出动，夹道欢迎北伐军收复南昌。北洋军队不敌，于当晚向滁槎方向逃跑。北伐军乘胜追击，在滁槎获得大胜，又俘敌两万多人，活捉敌第二方面军第一军司令李彦清、第三军司令王良田、第四军司令杨赓及旅长牛明央等。郑俊彦等人知大势已去，乘夜色偷渡赣江向北逃窜，包括岳思寅、张凤岐、唐福山等人在内一万多人全部被俘，南昌城重新回到北伐军手中。当时南昌城内流行两首革命小调，其中的《革命军克复南昌十杯酒》唱道：

    一杯酒，江西乱纷纷，耳听得革命军要打南昌城；

    邓如琢得电报心意就不定，辞官职想回家，联帅不依行。

    二杯酒，联帅下命令，邓如琢倒做了前敌大先行；

    督帅印交付到岳思寅管带，请努力用心机，料理同事们。

    三杯酒，辞别要起程，满城的军阀官滕王阁送行；

    但愿得此一去旗开就得胜，又谁知到樟树，不敢往前进。

    四杯酒，且听革命军，一个个齐努力攻打南昌城；

    八月里十三晚齐把城来进，快活我老百姓，逃出压迫门。

    五杯酒，百姓有灾星，恨只恨刘棠贼不顾江西人；

    写密书到樟树大兵调回转，赶到了十七晚，偷进南昌城。

    六杯酒，军阀起狠心，纵兵士抢钱财放火杀人；

    老百姓关着门望天来啼哭，断不知何日内，党军救我身。

    七杯酒，可恨岳思寅、张凤岐、唐福山做事无天伦；

    将七门重重闭百姓关在内，想出城逃生命，万万不能行。

    八杯酒，天助革命军，不辞劳苦围困七门；

    闭得那军阀们无路可走，这才是老天爷开了眼睛。

    九杯酒，军阀降革命，将苏军退出那永和门；

    七里街缴枪械兵士心不定，想回家革命军，不肯放我行。

    十杯酒，军阀受报应，天理昭彰不漏半毫分；

    十五年腊八日五逆受枪毙，有民众齐声叫大快人心。

    反英反奉审判军阀 国民革命军经过半年多的英勇战斗，至1926年底，已经消灭了盘踞湖南、湖北的吴佩孚军事集团，打垮了雄踞东南五省的孙传芳主力。12月某日，南昌正式设市，改市政处为市政厅，下设局、处等办事机构，张定璠出任南昌市首任市长。1927年1月1日，南昌市政厅正式在总镇坡（今中国人民银行南昌分行）办公，结束了十多年的军阀统治。北洋军阀不甘心失败，他们勾结帝国主义，妄想对革命进行反扑。

    早在北伐军攻克南昌时，英国政府给北方奉系军阀张作霖提供了500万英镑借款，为北洋政府输血打气，鼓动他们挥军南下。在江西战场上遭到惨败的孙传芳投入了张作霖的怀抱，充当奉系军阀南下的急先锋，反革命气焰甚嚣尘上。

    1926年12月初，南昌市总工会筹备处邀请南昌学生联合会、南昌妇女解放协会等团体开会，决定联络省市各团体、各学校、各报馆、各机关、各军政治部召开联席会议，共商反英反奉对策。会后，市总工会筹备处派出一批工人，与其他团体一道，组织宣讲队深入街头巷尾，向群众揭露英帝国主义支持北洋军阀，南下反攻革命的罪行，发动群众投入反英、反奉斗争。

    12月11日，南昌各团体200多名代表在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召开联席会议，作出了两项决定：一是成立南昌反帝大同盟，作为反帝斗争的统一组织；二是16日在公共体育场召开全市反英反奉斗争示威大会。

    16日九时，全市反英反奉斗争示威大会召开，参加大会的有工农商学各界一百多个团体的五万多人。江西学生联合总会主席邹努主持大会并发表讲话，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也到会讲话。大会向全国发出通电，声讨英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罪行，声援苏、浙、皖三省民众驱逐孙传芳、阻止奉军南下的自治运动。会后，群众冒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高呼“打倒英帝国主义”“废除中英间不平等条约”“反对军阀延长中国内战”“肃清军阀势力”等口号。

    南昌各界群众和全省人民一道，一致要求把北伐军在南昌俘虏的北洋军阀的将军交给人民审判。为此，由国民革命军总政部副主任郭沫若、省农会方志敏、江西学联邹努等十二人组成了江西人民裁判逆犯委员会，对逆犯的罪行进行调查。经过调查，北洋军阀将军唐福山、岳思寅、张凤岐等人曾出赏银两万元，督令工兵烧毁店铺、民房一万余户，残杀民众两千多人，劫掠财物亿元以上。广大群众一致要求严厉处罚他们，以平民愤。

    1927年1月11日下午，江西人民裁判逆犯委员会在贡院侧体育场召开宣判大会，南昌各界群众十万余人参加，逆犯唐福山、张凤岐、岳思寅、白家骏、侯全本被押进会场。会场上人头攒动，全场沸腾。许多被他们害得家破人亡的群众纷纷涌上前去，用石头、鞋子摔击他们。大会主席郭沫若宣布判决书，判处唐福山、张凤岐、岳思寅、白家骏、侯全本死刑，当场立即枪决，人民拍手称快。江西人民反对北洋军阀的长期斗争终于胜利地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关于迁都南昌的论争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国民革命军一路北上，势如破竹，不到半年时间便占领了长江中游大片地区。11月8日中路军攻克南昌后，因国民政府处在大后方的广州，不利于指挥今后的北伐战事，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正在筹划北迁之事。开始留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不同意北迁，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原来不赞成北迁的人慢慢改变了看法，重新考虑迁都计划。

    蒋介石起初提出迁都武汉，虽有利于指挥北伐，但他希望能借北迁之机直接控制党政大权。11月16日，国民政府委派宋庆龄、孙科、宋子文等人为调查委员，经韶关、南昌至武汉，对迁都之事进行考察和布置。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正式决定迁都武汉。28日，国民政府委员会第42次会议决定，国民政府所辖机关除总司令部外均北迁武汉。12月5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停止在广州办公。

    就在迁都之事稳步推进时，12月7日蒋介石却在庐山召开了中央会议，出席会议的除朱培德、程潜等中央委员外，还有总司令部总参谋长邓演达、第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林伯渠、苏联军事顾问鲍罗廷。中央会议开始进行得很顺利，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然而就在会议将要结束时，蒋介石突然提议迁都南昌，并要求各位中央委员留驻南昌。

    蒋介石为什么要出尔反尔，提出迁都南昌呢？表面上的理由是“政治应与军事配合，党政中央应与北伐军总司令部在一起”。其实湖南、湖北等地革命形势大好，工农运动日益高涨，武汉政权掌握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手里。如果迁都武汉，他的反革命阴谋便无法实现。而迁都南昌则不同。他的总司令部在南昌，就可以把党政军大权都抓在自己的手里，还可以阻挠汪精卫回国，好争取时间完成反革命政变。

    蒋介石的倒行逆施自然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12月8日会议结束后，大家不理会他“留驻南昌”的无理要求，当日便下山乘船经九江去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委员会召开临时联席会，推举徐谦为主席，领导成员由国民党左派组成，行使国民政府最高职权，避免党政大权被蒋介石一人操纵。从这时开始，一场南昌与武汉之间的权力斗争拉开了序幕。

    12月25日，蒋介石下令禁止汉口工人罢工，接着又下令解除工人武装，命令一道接着一道从南昌发至武汉，南昌成了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中心。12月31日，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闿、国民党中常会代主席张静江、中宣部部长顾孟余、海外部部长彭泽民、妇女部部长何香凝等第二批领导人从广州到达南昌。这些领导人的到来，让蒋介石感到有了底气，因为张静江是国民党元老，早年跟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深得孙中山的信任，在国民党内威望很高，而且与蒋介石早已拜为兄弟，对他一向也很照顾。蒋介石定都南昌，张静江肯定会给予支持。

    1927年1月3日，蒋介石在南昌总司令部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张静江果然第一个表态，支持蒋介石迁都南昌的主张。最后会议通过了“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留南昌”的决定。这个决定立即遭到了武汉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抵制。武汉方面虽然明确反对“暂留南昌”，但仍然力图维持与蒋介石的关系，于是形成了双方争执不下的局面，文书电报往来不断。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1月12日，蒋介石亲自前去武汉考察形势，试图进行说服，把大多数国民党中央委员拉到南昌来。

    蒋介石到达武汉时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武汉并为他举行了欢迎宴会。本该是欢乐融洽的场面，却因蒋介石挑起的“迁都之争”变得更像是一场“鸿门宴”。他不仅未能说服任何一位中央委员，反遭大家的冷笑和指责，使他感到莫大的羞辱。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席间受辱被讥，生平之耻，无逾于此。”

    1月17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武汉召开，蒋介石在会上说明中央暂驻南昌的必要性，结果还是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使他感到“迁都南昌”计划濒临失败。

    第二天，蒋介石余怒未消，乘船返回南昌。1月20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余既不能为国雪耻，何忍为余辱国。今日情况，余惟有一死，以殉国难……余精力已尽，策略已竭，惟有一死，以谢同胞。”据说他到达九江后，一度产生过自杀的念头，只是由于张静江和陈洁如的劝阻，他才冷静下来。

    与国民党右派的斗争

    北伐战争后期，国民党右派的反动面目逐渐暴露，人民斗争的方向从反对北洋军阀转为反对国民党右派。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从斗争实践中认识到革命要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必须抓紧培养大批军事人才，为今后的革命斗争做准备。中共中央军事部指派朱德来到南昌工作。这时，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在北伐战争中伤亡很大，军长朱培德准备扩充部队，需要大批军官，他对朱德的到来极为欢迎，请朱德筹建第三军军官教育团。

    朱德创建军官教育团 朱德选永和门内原江西讲武堂和陆军测绘局旧址作为军官教育团的团部，并从第三军和第二十军中抽调了几十名军官来此工作，聘请一些社会名流担任教员。中共中央通过国民党秘书长吴玉章的关系，推荐了一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来军官教育团从事政治工作。朱德任军官教育团团长，刘增佑任副团长，程仅均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陈奇涵任参谋长。李正弟任第一营营长，李荣家任第二营营长，李硕华任第三营营长。

    1927年1月，建立军官教育团的消息公布后，仅一个月便有一千多人报名入学。教育团将他们编为三个营九个中队。第一营学员是原滇军的连排级军官，第二营学员是原滇军中下士衔士兵。这两个营大多数受国民革命影响，思想倾向进步，其中还有个别共产党员。第三营学员大部分来自江西各县知识青年。

    2月28日，军官教育团正式开学。

    教育团以政治教育为主，军事训练为辅。政治教育主要讲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政治路线，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等。军官教育团名义上属第三军军长朱培德领导，实际上是受中共中央军事部领导，成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军事干部的学校，先后发展了三百多名共产党员。

    在教学方法上，教育团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实行听大报告与分班讨论、实际操练相结合。对学员的教育以说服教育为主，尊重学员的民主权利，严禁打骂学员，官兵平等，没有高低之分。在生活上实行官兵同服同食、同甘共苦。

    随着教育的深入，学员由课堂、操场转到社会上，由小课堂走向大课堂。同年学员参加了南昌反击国民党右派斗争，部分学员还被派往江西各地协助农运。

    4月10日，朱德奉命率团到临川剿匪，迅速稳定了那里的局势。6月中旬，除留下少数骨干支援临川工作外，全团返回南昌。这时朱培德开始反共，为了缩小目标保存力量，朱德让将第一、二营学员提前毕业。第三营后来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被编入起义军第九军南下广东。

    反对AB团的斗争 北伐军占领南昌后，蒋介石逐渐露出了反革命的本来面目，以南昌的司令部为大本营，勾结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大资产阶级，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蒋介石责成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果夫，指派反共干将段锡朋，以党务特派员的身份来到南昌。段锡朋以“吉安同乡”“北大同学”等关系网罗了一批出身地主买办阶级的知识分子，在国民党内组织起一个秘密团体——AB团，主要成员有段锡朋、周利生、程天放、洪轨、巫启圣、贺其燊等人，加紧进行一系列篡夺江西党政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由赵醒侬、方志敏等人冒着生命危险组建起来的，自成立以来，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一直占绝对优势，国民党右派对他们恨之入骨，蒋介石认为“江西省党部实权，操在共党之手”。

    1927年1月1日，国民党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AB团分子决定乘换届之机，利用贿选的办法，达到排挤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目的。由于赵醒侬、方志敏等人在群众中的威望很高，选举结果还是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了多数。

    贿选失败后，蒋介石指使陈果夫以中央组织部的名义，借口“选举发生纠纷”，竟宣布选举无效，并强行在选出的执委名单中增加一倍人，由国民党中央圈定，把原来得票多的方志敏、罗石冰、李松风等人的名字圈掉，却将段锡朋、周利生、洪轨等AB团分子圈进了省党部领导班子中。此后，省党部在AB团分子的把持下，向全省各地派遣了大批特派员，通过他们去篡夺各地的领导权。

    1926年12月4日，江西省政务委员会成立，它是全省最高的权力机关，中共党员李富春、林伯渠、朱克靖、郭沫若等人都是政务委员。AB团分子窃取省党部领导权后，又把黑手伸进了江西政务委员会。1927年2月20日，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下令将江西政务委员会改组为江西省政府，任命李烈钧为省政府主席，其他组成人员基本上都是国民党右派和AB团骨干分子。

    AB团骨干分子掌握省党部领导权后，大肆破坏南昌工人运动，诬蔑工人运动是“赤祸”，造谣说“共产党不要农民”，挑拨共产党与工人、农民的关系。AB团骨干分子指使走卒徐哲仁在南昌组织伪店员联合会，公然与市总工会对抗，在工人阶级中制造分裂。还利用金钱和物资收买流氓打手，成立所谓的“工人纠察队”，充当破坏工人运动的帮凶。

    这年1月至3月，AB团分子活动最猖狂。3月6日，蒋介石指使国民党右派分子倪弼杀害了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市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惨案。南昌和全省各地的党部、工会、农会、商会、学生会等进步团体被捣毁和解散的事件频频发生。许多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被绑架或逮捕，连南昌市党部的机关报《贯彻日报》也被迫停刊。

    3月5日，蒋介石在南昌纪念孙中山逝世两周年大会上，公然叫嚣“反对江西省党部的就是反革命，反革命的就要把他打倒”。会后蒋介石以前线督师为名离开南昌，第二天，AB团分子尹敬让、贺扬灵等七人带领流氓袭击国民党南昌市党部、市总工会、南昌学联、南昌妇女解放协会，制造了反革命“三·六”事件。

    1927年2月下旬，AB团分子利用江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之机，以每票5元收买选票，妄图攫取省农会的领导权。方志敏及时揭露AB团分子的阴谋，大会140人参选，AB团分子仅得7票，方志敏、淦克鹤等人仍被选为执行委员。2月20日，AB团分子强制群众参加“庆祝省政府成立大会”，广大群众一致高呼“打倒新军阀蒋介石”“反对军事独裁”等口号，使兴致勃勃地前来参加大会的蒋介石狼狈不堪。

    AB团分子利用《江西民国日报》大造反革命舆论，散布攻击共产党和工人运动的言论。从3月15日起，报社印刷工人以罢工来回击，说：“省党部是段锡朋操纵的，专做反革命勾当，宣传品不能印。”AB团分子软硬兼施，妄图诱使工人复工。在南昌铅印工会的领导下，工人们坚持斗争，使《江西民国日报》停刊半个多月。

    3月17日，南昌、九江等市县均派代表赶赴武汉，向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申诉，请求早日解决江西问题，改选省党部和省政府，避免进一步发生流血事件。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使蒋介石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他命令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一师进驻赣州，以忠实爪牙倪弼、原赣县县长郭巩等人充当反革命的急先锋，破坏赣州工人运动。中共赣州特支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派陈赞贤出席江西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省总工会考虑到赣州形势险恶，劝他留在南昌，但陈赞贤不顾个人安危，回到赣州。

    1927年3月6日，陈赞贤在市总工会主持会议，研究筹备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两周年活动，新编第一师军官胡启儒突然闯进会场，对陈赞贤说有事相告。陈赞贤刚走出会议室，几名便衣将他绑出了总工会，倪弼、郭巩等人逼他签字解散总工会。陈赞贤拒绝签字，反动军官立即将他杀害，史称“三·六”惨案。陈赞贤去世时，年仅31岁。

    赣州人民对于陈赞贤的死十分悲伤，组织了数百人的请愿代表团，分赴南昌、武汉请愿。3月18日，南昌各界数万群众举行追悼陈赞贤烈士大会，大家振臂高呼：“惩办杀人凶手倪弼”“血债要用血来还”等口号。会后，愤怒的群众举着烈士的血衣游行，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请愿，强烈要求惩办杀人凶手，抚恤烈士家属，保障工会活动。总司令部代表张群拒绝接受上述条件，被示威的群众痛打了一顿。

    这年3月中旬，国民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二届三中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限制蒋介石的独裁行为，提高国民党的党权。在听取了江西省代表邓鹤鸣、方志敏等人的汇报后，全会作出了两项重要决定：

    第一，停止非法的江西省党部执监委职权，开除段锡朋的国民党党籍，并通缉拿办。委派方志敏、邓鹤鸣等八人为中央特派员，代行省党部的职权；

    第二，改组右派江西省政府，免去李烈钧省政府主席职务，任命朱培德为省政府主席。

    4月1日，振奋人心的消息传到南昌，人民欣喜若狂。当天晚上，中共江西区执委会决定借着这股东风，组织一场反击国民党右派和AB团的革命行动，由参加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团省委书记袁玉冰任总指挥，朱德领导的南昌警察局和军官教导团配合。

    4月2日上午，南昌工人、农民、学生等各界群众数千人在钟鼓楼新舞台举行反AB团示威大会，人们在大会上愤怒控诉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强烈要求立即逮捕惩办AB团骨干分子。接着在邹努等人的带领下涌向百花洲，将国民党右派省党部围得水泄不通。人们高呼“打倒AB团”“活捉段锡朋”等口号。

    随着一声枪响，工人纠察队冲向省党部大门，里面射出了一排排密集的子弹。在第三军教导团的协助下，工人纠察队很快冲了进去，解除了伪纠察队的武装，AB团分子惊恐万状，有的爬窗，有的上屋顶，有的钻桌底下，有的下跪求饶。在群众的打击下，门窗桌椅被打得粉碎，文书表册散落满地，AB团分子罗时实、巫启圣、王冠英、黄伯稚等人被捆送至市总工会看管起来。

    在袁玉冰的指挥下，群众分为几路，继续搜捕漏网的AB团分子。邹努带着一队学生，在上谕亭抓获程天放，有“AB团之母”称号的曾华英被萧国华等妇女群众在干家后巷一栋民房楼上的乱草堆中拖了出来。AB团头目段锡朋、周利生乔装改扮，连夜逃往南京，由AB团把持了三个多月的省党部彻底覆灭。是为“四·二”暴动。

    4月3日，南昌各界群众举行庆祝大会，欢呼反AB团斗争的胜利，全市三万多人参加。当工人纠察队将AB团分子程天放、曾华英、罗时实等人押进会场时，全场欢声雷动，“打倒反革命”“枪决反革命分子”的口号声震天动地。大会根据群众的要求，决定由方志敏等八人组成人民审判委员会，负责对AB团反革命案件的处理。大会还决定通电全国，公布“四·二”暴动经过，通电全省各地，缉拿由右派省党部委派的特派员。会后，群众押着反绑双手、头戴高帽的AB团分子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前面是画着一只螃蟹的巨幅漫画，上面写着“看你横行到几时”几个大字。

    4月5日，国民党中央任命方志敏、李杰庸、刘九峰、傅惠忠、黄实、邓鹤鸣、王枕心、李松风为中央特派员，代理江西省党部职权。

    5月20日，国民党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南昌重新召开，大会选举方志敏、黄道、邵式平等人为执行委员，省党部的领导权又重新回到了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手中。

    “八一”南昌起义

    1926年11月7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用沉重的代价，打败了北洋军阀孙传芳。然而他进南昌城不久，就公开驱逐共产党人。为了探明蒋介石的真实意图，1927年4月初，周恩来派陈赓来南昌打探。在1925年第二次东征时，陈赓曾经救过蒋介石的命，派他前来打探方便接近，便于侦察。初到南昌的陈赓，很快就了解到蒋介石已经与英、美帝国主义及上海、江浙财团勾结，以反共灭共作为条件换取巨额贷款，即将背叛革命发动政变。陈赓将这些情报告诉了在南昌的共产党员，要他们提高警惕。陈赓不敢在南昌停留太久，立即赶回武汉向周恩来汇报。

    正当国民党、共产党合作的北伐战争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4月12日，国民党内的蒋介石反革命集团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在革命处于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及时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成立了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以革命武装抵抗反革命武装。

    确定南昌为起义地 1927年7月19日，中共五人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武装起义作了研究，“准备于必要时，在南浔起义”。但起义的时机和地点没有最后确定。7月20日，谭平山、李立三、邓中夏、吴玉章、叶挺、聂荣臻等人在九江开碰头会。大家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态度已经右倾，依靠他回广东的计划，成功的可能性很小；第四军、第十一军又面临驻守南昌、临川、樟树的朱培德第三军、第九军以及由萍乡向南昌移动的程潜第六军包围的危险。

    李立三第一个提出：抛弃依靠张发奎的政策，在军事上独立行动，把共产党掌握的军队集中到南昌举行武装起义。他的意见得到了与会同志的赞同。随后立即电报中央，临时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的计划。

    周恩来从武昌赶到九江，传达了中央的决定。他在会上说：“根据目前敌我形势看，在全局我们是处于劣势；但在南昌，我们却可以掌握绝对优势。”他分析说：“自1926年9月上旬起，各国频繁调动军舰来华，其中集结在长江水面的军舰就达64艘之多。假如把起义的地点选在九江，必然会立即遭到帝国主义列强的围攻……与九江相比，南昌各方面的条件则有利得多。”

    周恩来具体分析了南昌的有利条件：地域辽阔，物产丰富，部队的回旋余地大，有利于今后的发展；南昌铁路只有南浔线，离长江130公里，有千余米阔的赣江阻隔；江上交通联通全省，北经鄱阳湖可直通长江；航道水深不足两米，通航能力有限，敌人难以快速运兵；汪精卫主要兵力集中在长江两岸，南昌城及近郊兵力空虚，我军拥有绝对优势；在南昌及其周围地区，共产党有较好的群众基础等。

    朱德为起义做准备 1927年7月19日，朱德奉命乘轮船离开武昌，20日到达九江，21日乘火车到达南昌。在离开武昌时，他就反复考虑如何顺利完成尖兵任务。朱德是一个月前被朱培德礼送出江西省的。他在想，南昌有五个团长均可为我作掩护，但在五个团长中，只有敌总指挥部警卫团的李正中团长最可靠。他是南昌最高军事机关的警卫团长，能得到他的掩护，可以减少他人的怀疑。

    朱德到达南昌后，立即去了李正中的公馆。李团长见他到来，很惊讶地问道：“玉阶兄，今天什么风把您吹回来？前些日子到什么地方去了，此次复返南昌不知有何贵干？”

    朱德很自然地回答说：“我虽是离开南昌，但没有走出江西一步，一直在九江铸九（即金汉鼎）那里住着。承他盛情招待，过得真舒服，还登上牯岭看了看庐山真面目。”

    “老兄与总指挥（指朱培德）也在山上幸会了？”

    “当然，当然，总指挥怕我发生误会，见面就作种种解释，并要我过些时候仍回南昌做事。”朱德泰然自若地说。

    “老兄离开南昌暂避风声，是总指挥委曲求全的意思，老兄大概能谅解的。”

    “总指挥的心意我是完全理解的，不过上月我离开南昌的时候，也有些不够朋友的人，他们见势而趋，失势而远，更有甚者，诬陷邀功，卖友求荣。古人云‘广交天下士，知心能几人’，这话一点不错。”朱德有意激他，看他是何态度。

    李团长不仅信了朱德的话，很快由怀疑转为同情，又说道：“老兄不必过虑，李某虽然不是义士豪杰，但也决非负义之辈，你若不信，我可对天盟誓。”

    朱德说：“你我至交，何必言誓。我这次回来也无非是因为南昌人地两熟，诸事有个照应。不过去留，也要看各方面的情况再作决定。”

    李团长见他去留未定，便说：“老兄的差事没有定之前，就住在舍下，我完全可以担保你不冒任何风险，若有个三长两短，我不仅对不起你，也无法向总指挥交待。”

    过了警卫团李团长这一关，朱德放心地在花园角2号原屋住下，当天便与中共江西省委取得了联系，向省委负责人罗亦农、陈潭秋、宛希先等同志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又与省委的同志一道，成立“南昌市民欢迎铁军大会筹备处”，积极筹设招待站、运输队等。他从早到晚忙个不停，除与地方党密切联系共商大事外，还要与国民党上层特别是南昌驻军高级军官交往，了解敌军人员、武器装备、城防部署、火力配备等情况，为武装起义做好准备。

    革命军队集结南昌 自从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后，由汪精卫把持的武昌国民政府虽然打出了“东征讨蒋”的旗号，但也加紧了在军队中的“清共”活动。

    7月24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通知贺龙、叶挺到庐山参加军事会议。

    所谓军事会议，是汪精卫耍的阴谋，目的是要解除贺龙、叶挺的兵权，同时以三个军的兵力围攻贺、叶的部队。叶剑英得到了这个消息后，立即邀叶、贺等人到九江市甘棠湖畔的烟水亭碰头，他看见周围人多，便提议划条小舟到湖中去。副官很快找来了游船，贺龙、叶挺、叶剑英和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高语罕、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先后登上了游船，向湖中心划去。

    叶剑英向他们透露了这个消息后，叶挺悄声问贺龙：“贺军长，依你看，还上不上山？”

    贺龙决断说：“不去，还上去干么子？他们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上山那不是自己去送死嘛！”

    他们当即议定，由叶、贺迅速率领部队开赴南昌起义。经过磋商，他们决定了三项对策：一是不上庐山开会；二是不按张发奎的命令集中到德安县；三是叶挺率第十一军二十四师，贺龙率第二十军，分别于25日、26日乘火车开赴南昌。至于也准备参加起义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由于师长不倾向革命，不能过早行动，由聂荣臻负责联络，等待起义成功后，再率领部队开赴南昌。

    当时准备参加起义的部队，有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第一、二、三师，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朱德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教导团，还有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等部队，共有两万多人。而南昌守城的敌人，只有朱培德第五方面军直属警卫团第三军的两个团、第九军的两个团和新近从外地开来的第六军一个团，加上卫戍队和宪兵营，共六个团两个营。在兵力上，起义部队占有绝对优势。

    抢修涂家埠大桥 贺龙、叶挺部队的辎重、马队、炮队走近永修县涂家埠大桥时停了下来。“怎么搞的，不走了？”队伍像一股倒退的浪涛向后涌。副官上前催问：“出什么事啦？”

    一名军官跑来报告说：“桥面木板损坏太严重了，负重的马队和大炮不能过去。”

    “立即组织人员抢修！”

    “我们已经派人去找工友联系，可能很快就有消息。”

    “好，大家回去通知部队原地休息，炮队组织部分士兵参加修桥！”

    不久，工友们来了。他们只穿着裤头儿，肩上扛着木板，手里拿着铁锹和铁锤等工具走向大桥。“工人兄弟们，你们辛苦了！”“铁军辛苦，铁军辛苦。”一百多名工人都围了上来，有一位身穿灰白上衣的男人从人群中挤出来，紧紧握着副官的手说：“同志！我是这里的警察局长，CP。你们的情况刚才联系的同志已经说了，我们马上动手，保证天亮前抢修好！”“谢谢，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夏夜的大桥，仍然散发着蒸人的热气，但工人们全然不顾。大桥上充塞着“叮叮当当”的响声，还有抬木板的号子声，由近及远伸展着的马灯和火把活像一条蜿蜒的火龙。在东方露出曙光时，传来了“桥修好了！桥修好了！”的欢呼声。这时的喊声比号声还管用，起义军将士们醒了，驮着枪炮和粮食的马群开始前进了。人流车流浩浩荡荡地通过了涂家埠大桥，像一支利箭直指南昌城。

    起义部队齐聚南昌城 7月26日，叶挺的部队抵达南昌，随后贺龙也率部进入南昌，部队浩浩荡荡在文孝庙附近的码头登岸，排成多路纵队从德胜门入城。先头部队刚到城门口，便受到了成千上万南昌市民的欢迎。大家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有人送水、送西瓜，更多的人手持三角形小旗涌上街头，争睹“铁军”的雄姿。街道墙壁上张贴着许多标语：“欢迎铁军到南昌！”“拥护三大政策！”“打倒新军阀！”“工农商学妇女团结起来！”最热闹的地方是洗马池，用松柏树枝扎了彩色的牌坊，在街的中心还搭起了凉棚。

    起义部队将坐落在市区中心的江西大旅社（今八一起义纪念馆）包租下来，明里是贺锦斋的一师司令部，暗里是起义军的总指挥部。大旅社高五层，是当时南昌最高的建筑物。周恩来受中央委托，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来到了南昌。7月27日，在这里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预定7月30日晚上举行武装起义。

    周恩来、朱德研究敌情 7月26日上午八九点钟，周恩来来到朱德位于花园角2号（今花园角街朱德同志旧居）的住处。周恩来身穿深灰色中山装，头戴一顶灯草绒草帽，手拿一只黑色皮包。陈赓随同而来，负责起义总指挥部的安保和肃反工作。朱德给他递过去一把扇子和一杯茶，并把事先准备好的南昌市街道图、敌军分布和我军进攻路线图都铺在桌上，向周恩来汇报了南昌城中的情况：

    “南昌城内有朱培德第三军的两个团（二十三团、二十四团），第九军的两个团（七十三团、七十四团），第五路军总指挥部的警卫团，第六军的五十七团，以及其他一些警卫部队，共约一万余人，武器装备还不错。我在南昌办的这个军官教育团，第一、二营已提前毕业分配了工作，现在只剩下一个第三营。江西农民协会所掌握的农民自卫军一个大队，约有两百多人。四月间我任警察局长时，发给了他们一百枝较好的枪。连同我在局内教育争取的警察和消防人员，约有四、五百人。人数虽不多，武器也不算强，但他们对每条街道都熟悉，可作较好的向导，在起义时他们都有望成为一支可靠的力量。”

    周恩来边看地图边听汇报，连连点头称赞说：“你的心血没有白费，你为党做了一件大好事。南昌起义的战斗时间，必然会大大缩短，人员的伤亡情况，也必然会大大减少，起义的任务不仅能很好完成，而且能迟滞各方敌人的增援。你说到的这些情况，为制定起义作战方案，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朱德继续汇报说：“目前争取敌人上层的工作进展不大，这些人长期追随军阀，多是趋炎附势追逐名利之徒。虽然也有些人对当前时势颇有感慨，但你若当真跟他谈起革命二字，则实在对不起，还是升官发财要紧。”

    “这也不足为奇，他们的总指挥朱培德不也是这样吗？对他们绝不能有任何幻想，但对他们下边的将领，我们则要耐心争取。”周恩来拿起一条湿毛巾，擦去脸上的汗珠，摇着纸扇兴奋地说。

    当时城内敌人虽有六七个团，但大都各行其是，缺乏统一指挥。朱培德在庐山避暑，城防交由参谋长黄实全指挥，而黄又兼任省财政厅长，终日忙得不可开交，就是他直接掌握的一个警卫团，他也很少过问。其他五个团分属三个军三个师，军长、师长又都不在南昌，紧急时必然缺乏统一指挥与配合。周恩来认为，敌人的这些弱点，正可为我所利用。他在这里住了一晚，第二天搬到中山路上的江西大旅社去了。

    与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 7月27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在江西大旅社正式组成。第二天，周恩来亲自找贺龙谈话，向他传达了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关于立即举行武昌起义的决定，并征求他的意见。贺龙坚决表示说：“很好！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要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在起义即将进行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国焘赶到九江，7月29日早晨和中午，他两次来电阻挠起义。他在电报中说：“起义宜慎重，无论如何等我到再作决定。”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认为，起义决不能停止，起义的准备工作必须抓紧进行。

    7月30日，周恩来召开起义军领导干部会议，阐明起义的重大意义，并宣布了起义部队的编组。

    这一天，张国焘赶到南昌，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直接制止起义。在前敌委员会召开的紧急会议上，一场关于是否举行武装起义的斗争开始了。张国焘的意见是：起义如有成功的把握，可以进行，否则不可动。他极力美化张发奎，主张要依靠张发奎，说起义要得到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亦不可动。他的错误主张遭到了周恩来、彭湃、恽代英等同志的坚决反对。周恩来指出，张国焘的这个意思与中央派我来时的想法不相吻合，起义不能推迟，起义更不能停止。

    周恩来在会上分析了张发奎的情况，向大家指出张发奎受汪精卫的影响很深，不会同意我党举行起义。我党应站在独立领导地位，再也不能依赖张发奎了。这次会议开了几个小时，双方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争持不下。

    7月31日早晨继续开会，又经过了几个小时的激烈斗争，才战胜了张国焘推行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坚持了武装起义的正确决定。

    前敌委员会最后决定：8月1日凌晨4时行动。起义命令由叶挺起草，以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的名义发布。这时张国焘仍不死心，又以修改起义文件为借口，提出推迟起义时间。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推迟起义，会给敌人把反革命军队集中到南昌的时间，起义将化为泡影。针对张国焘的无理纠缠，周恩来愤怒地说：由我来改！并立即签发了作战命令：“我军为达到解决南昌敌军的目的，决定于明日（8月1日）四时开始，向城内外所驻敌军进攻，一举歼灭之。”这次争论之后，张国焘在起义部队中很孤立，很多人都瞧不起他。

    争取省政府代主席姜济寰 朱培德上庐山开会时，江西省政府由姜济寰代理主席。姜济寰曾担任省建设厅长兼民政厅长、国民党省党部委员兼农民部长，当时江西各县县长、警察局长都是由他直接任免的。他是南昌起义要争取的重要人物。

    毛泽东的恩师徐特立与姜济寰是同乡，早年在长沙市宁乡速成师范学校读书时，二人便成为莫逆之交，毕业后又一起在榔梨镇创办了一所新式学校——梨江高等小学堂。后来姜济寰就任长沙县知事，一心想在长沙办一千所小学。为了解决师资问题，他特地邀请徐特立创办一所中等师范学校。徐特立一口答应，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创办了后来人才辈出的长沙师范学校。

    徐特立将他与姜济寰有多年情谊的情况向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作了汇报。经过商议，周恩来当即指示徐特立与林伯渠利用旧友关系去做姜济寰的工作。徐、林二人与姜济寰推心置腹交谈，要他审时度势，坚持辛亥革命精神。姜济寰犹豫不决，徐特立便搬到他家来住，彻夜长谈，终于使他决定放弃高官厚禄，跟着共产党走。

    7月30日，朱培德派人通知姜济寰说，南昌可能有大变动，希望他离开南昌。他与朱培德的说客敷衍，掩盖真相，并没有离开南昌半步，坚定地与起义军站在一起。

    8月1日战斗打响后，徐特立与他坐镇姜公馆，敌警备司令部打电话来告急，他指示说：“情况不明，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开枪。”这样一来就拖住了省警备部队，等省政府和警备司令部被包围后，他又下命令说：“一律放下武器。”在姜济寰的配合下，起义部队减少了损失，比较顺利地占领了南昌全城。

    部署起义的战斗任务 7月31日下午二时，叶挺在心远中学（今南昌二中）召开全师营以上军官会议。会议室是临时布置的，远处有不少卫兵警戒，使会议显得非常严肃。叶挺首先在会上传达党的决定，他说：“宁汉合作已成定局，国民革命遭到了严重的危机。中央决定，实行武装起义来挽救目前的危局，粉碎反革命阴谋。这次行动的任务，就是占领南昌城，彻底消灭南昌城内的反革命军队。”

    接着，师参谋长徐光英作战斗计划报告。他说：“我们和第二十军一起行动，胜利是绝对有把握的。但是敌人有增援部队，快的一、二天就可到达。如果让敌人增援部队到达，战局就复杂了，下一步行动就有困难，因此要求在一个夜晚全部解决战斗。这次起义的口号是：山河统一……”到会军官们听了都很兴奋，一致拥护党的决定。叶挺再次对这次战斗的战术问题作了指示，大家又作了具体的研究。

    这天下午四时，贺龙也在军部召集团以上军官开会，传达了起义的决定。贺龙激动地说：“如今，暴动总指挥部已经成立，由我担任暴动总指挥。这次暴动不是反水，也不是兵变，是一次完完全全的革命的暴动。到时，我们还要向外界发表宣言，成立革命委员会，举行万人大会……我贺龙的脾气就是这样，跟定了共产党，不管今后会是怎样的困难和危险，就是刀架在我贺龙的脖子上，也要跟到底！”一师师长贺锦斋倏地站起来说：“军长，你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做鬼也做个英雄鬼。”

    大家都争着说“：听军长的！我们都听军长的！”

    贺龙又接着说：“我们军攻击的目标是省政府、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及警卫团，还有第九军第七十九团等明天凌晨四点，以三声枪响为信号，全线统一打响。”贺龙指着地图说：“傅团长！你们团负责解决大校场的七十九团。”

    这时，教导团侯团长站起来说：“报告军长，七十九团是敌人主力团，还是交给我们团去啃吧。六团是新建的，大多是新兵，没经过大阵势。我们团有战斗经验的老兵多。”

    贺龙对着地图想了想说：“好吧，那七十九团交给你们去啃。娘的，这个团是他们的王牌，这回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厉害。消灭七十九团，你们有把握吗？”

    “报告军长，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好！不过你们不可轻敌，这个团都是新式武器，是块难啃的骨头，你们一定要用突然的动作，一下将其收拾干净！”

    敌人昏昏然还蒙在鼓里 起义前夕的南昌城内，敌人还是那么平静。而起义军各部的指挥员已开始分头行动，有计划、有目的地对敌情和作战环境进行侦察。由于敌我双方同属北伐军系统，同驻一地，有的甚至同住在一座营房中，有的还是黄埔同学，或者在广州或武昌早就互相认识。当时作战的条件十分特殊，因此，起义指挥员多用会朋友、访友军等名义进行侦察。

    第二十军教导团侯团长、周参谋长带着各总队长前去拜会一墙之隔的敌七十九团的团长萧胡子（萧日文）。他是朱培德的嫡系军官，脸上蓄着老长的络腮胡子。大概以为是自己人，萧胡子对侯团长一行很客气，他眉开眼笑地介绍全团有多少人，装备如何，甚至连每个战士配发多少子弹全都抖了出来。这还不算，他还带着侯团长一行在营房内外参观一番。

    侯团长通过侦察得知这里是一栋很大的青砖瓦房，敌七十九团全部住在这里，房子被一圈一人多高的围墙围着，墙外是一道一人多深的壕沟，围墙还有几处坍塌。看了一个多小时，一个具体的战斗方案在侯团长的心中产生。

    叶挺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七十一团三营营长黄序周也侦察了天主堂的敌军。

    7月31日，黄营长带着一个人进了敌营，因为穿的军服是一样的，他就装作是他们的伙夫给他们挑水。敌人也是刚刚到南昌不久，营区内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黄营长乘机从这个营挑到那个营，一边挑水一边打听，回来后画了一张草图交给团长，第几营在哪里，团部在哪里，标得一清二楚。后来他又去挑了两次水，很快弄清了敌人的枪支数量和警戒布置等情况。

    朱德用计诱困敌团长 7月下旬，朱德经常与敌团长在李尚庸家中会晤。根据前敌委员会的决定，朱德部署了军官教育团起义时的行动方案，命令教育团在起义打响时消灭附近的敌人。除此之外，他还利用自己在南昌的声望，出色地完成了一项特殊任务——计诱敌团长。

    7月31日下午，朱德在嘉宾楼订了两桌酒席，要设宴招待敌二十三团团长卢泽明，二十四团团长萧曰文（萧胡子）和两名副团长蒋学文、蒋汝光，还有警卫团团长李正中，七十四团团长王玉和，朱培德两位幕僚等人。傍晚时分，几位团长按时赶到嘉宾楼赴宴。宾主们猜拳行令，谈笑风生，很是热闹，待到酒足饭饱已是掌灯时分。

    朱德看了看怀表，借着客人余兴未了，乘机提议说：“时间还早呢！天气又这么热，不如找个僻静之所，再去打几圈！”几个团长欣然同意，当即来到附近大士院巷（今大士院街）32号一名妓女家玩麻将。当年这个地方是南昌茶铺最集中的地方。

    大士院在城西北，而敌团长们的驻地在城东，三个团长因此已远离自己的部队。几位团长解扣宽衣，互相推让入局，有的则抽大烟。他们带来的几位护兵也让朱德支使到外面去喝酒寻欢去了。大家玩兴正浓时，萧胡子的一位副官赶来说：“指挥部紧急通知，说是贺龙部队一个姓赵的副营长前来密报，今夜共产党要暴动，叫各团采取应急措施，严加防范。”

    萧胡子一听骂道：“混账，早干什么去了？这种事怎么到现在才来报告？”副官说他从晚上九点出来，跑遍了全城，刚才在前边酒馆里碰到几个护兵，才知道团长在这里。朱德听了暗自一惊，尽量装出无事的样子说：“大家镇静一点，如今飞短流长的话太多了。我看各位不必介意，还是各就各位，打完这四圈，尽欢而散。”一位年长一点的团长说：“这也许是谣言，不过还是谨慎一点为好。”于是大家慌忙起身，推倒桌上的麻将牌，匆匆穿衣告辞而去。这时已近午夜零点。

    叛徒告密，起义提前 7月31日下午下达作战命令：“我军为达到解决南昌敌军的目的，决定明（1日）4时开始，向城内外所驻敌人进攻，一举而歼灭之！”起义部队全部进入战备状态。就在这时，二十军一位战士报告说，发现赵福生副营长到敌人总指挥部去了。“前委”和总指挥部确认出了叛徒，决定将起义的时间提前到两点钟。起义时刻一到，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领导下，两万多起义将士向敌人发起猛攻，南昌城内枪炮声骤起。

    打响敌总指挥部第一枪 敌总指挥部设在章江门内原布政使司衙门（今省歌舞剧院），负责攻击此处的是贺龙的第二十军，他们驻在基督教中华圣公会志道堂（今贺龙指挥部旧址），与敌总指挥部仅隔着一条西大街（今子固路）。因为叛徒告密，敌人提前做好了准备。开始敌人打算逃跑，探路的一百多人想从后门溜出去，可是到处都有队伍在运动，口令叫个不停，只好又溜了回来，准备硬着头皮坚守。

    贺龙坐镇指挥部指挥，二师师长秦光远带领第三团前去攻打，可是打了一阵子还是攻不进去，部队伤亡不小。秦师长没有办法，向一师师长贺锦斋求援。贺锦斋是贺龙的堂弟，不怕死，会打仗，他亲自带领二营五连、七连上去。五连和七连武器装备好，是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时参军的老兵，贺龙碰上啃不动的硬骨头，便动用这两个连去冲锋。

    敌警卫团大门对着一条两百余米长的小街，门前摆了六挺机枪，子弹就像泼水，顺着街道乱飞。贺师长有办法，他把队伍带到十字形街口，命令战士卧倒，抱着枪横着身子在街上滚。原来，敌人的水机关枪只能平射，不能向下扫射。起义军打枪敌人也打枪，起义军停止射击敌人也停射，就这样打打停停，滚一下停一下，两百多米的距离滚了一个小时。当滚到距离敌人只有十几米远时，贺师长乘敌人停枪的一会儿工夫，喊了一声“冲啊！”号兵吹起了冲锋号，“弟兄们，快跟我来！”

    贺锦斋一个急转身，带着五连和七连直扑敌总指挥部。他果断命令兵分两路，一路正面佯攻，一路由连长黄霖、副连长唐天际从两侧民房进攻，伺机翻墙攻进去。“火力，掩护！”贺锦斋大吼一声，一排手榴弹甩出去，机枪和步枪一起开火。敌大门口立时形成了一道烟的屏障，战士们从地上爬起来，一齐向敌总指挥部冲了进去，吓得敌人惊慌失措，扭头就逃，六挺机枪被起义军缴了五挺半，只有一挺机枪的枪筒被敌扛走。

    起义军终于攻占了朱培德的总指挥部。就这样，一个装备精良的警卫团大部分人都做了俘虏，只有少数人从后门溜掉。第二天，被缴获的武器摆了一地进行检阅，起义军一个连一个连地换上了“三八式”“汉阳造”等新式武器。

    进攻江西贡院的战斗 敌王均的二十三团驻守在江西贡院（今苏圃路中段两侧），显然没有觉察出有什么异样，时间一到照样睡他的大觉。担任攻击任务的是叶挺领导的第二十四师七十二团，驻地是离贡院只有百米的新建小学。7月31日，团长宣布了8月1日凌晨武装起义的决定后，大家听了都很兴奋。

    起义的枪声响了，战士们说：“我们也开始干吧！”

    “别急，规定打响的时间未到，我先请示一下。”团长孙树成嘴上说不急，其实心里与大家一样急。

    在得到行动的命令后，孙团长疾步走向二营长李鸣珂：“李营长，由我和你率领二营作为第一梯队立即出发！”百米远的路眨眼就被起义军官兵跨过，传来了冲啊、杀啊的喊声。

    教导队队长陈守礼率领十几位学兵守卫团部。进攻的部队受阻，从贡院后门广场攻击敌人的连队遇到了敌人的顽固抵抗。敌人整整一个团，一群接一群地往后门冲。李营长他们被敌人四面围住，情况万分危急。团长孙成树疾步跑来，“快，要师部！”他请求师部增援两挺机枪。战斗已经白热化了，把贡院的黑夜打成了白天。敌人从后门突围无望，又分头向团部右侧涌来，子弹像雨点般向团部倾泻。

    面对敌人的猛烈炮火，隐蔽在沙袋后面的学兵有些心慌，不由自主地往后退，阵脚一下子全乱了。陈守礼对大家说：“不准退！”他双手端着的枪管已经发红冒烟，还在连连向敌人射击。随着一声沉闷的枪声，一颗子弹打中了陈守礼的腹部，他慢慢地倒下去。两个学兵一齐冲到门口，把他半抱半拖地拉进了大门。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二营李鸣珂营长带着队伍冲了过去，将敌人打垮。在昏暗的灯光下，医生正在给陈守礼打针，他从昏迷中刚醒过来，就急切地问道：“团长，敌人解决了没有？”团长说：“解决了，你听！贡院里传来了敌人的敬礼号，他们要投降了！”战斗胜利结束了，贡院的墙头、房顶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尸体，血水流得满地都是。成群结队的俘虏在起义军战士的押解下，送到团部一旁的一个大坝子里，一会儿人便塞满了大坝子。

    最激烈的天主堂战斗 离东南面城墙不远的天主堂和匡庐中学驻扎着敌第六军五十七团。起义前夕，根据已经摸清的敌情和火力配置情况，起义军七十一团召集各营营长开会研究，决定由三营进攻天主堂正门，派一个连封锁后侧城墙，防止敌人翻越城墙逃跑，其余部队埋伏在松柏巷和匡庐中学附近围歼敌人。

    起义的枪声一响，天主堂内的敌人纷纷向外逃窜，刚跑到松柏巷就遭到了起义军的伏击，伤亡了六七十人，只得龟缩在天主堂内负隅顽抗。敌人调集轻重机枪架在钟楼上，封锁了整个松柏巷。由于小巷太窄，又无法进行隐蔽，担任主攻任务的三营伤亡很大，队伍暂时撤了下来。随后一支由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组成的先锋突击队冒着枪林弹雨往前冲，另一支起义军翻越城墙，从敌人侧后插了过来。三营先锋突击队一阵猛攻，硬是把天主堂的大门冲开了，战士们边打边喊：“我们是铁军，缴枪不杀！”敌人一听碰到了铁军，纷纷放下武器，举手投降。

    三营战士爬上钟楼，调转敌人的机松，向匡庐中学的敌人猛烈扫射。敌人抵挡不住了，有的爬上城墙妄图逃窜，遭到预先布置在城外的机枪扫射，又缩了回来，最后不得不在中学操场上缴械投降。

    大校场的战斗最轻松 敌二十四团团长萧胡子在朱德的宴席上喝多了，迷迷糊糊地搓了几圈麻将，又听说什么有人要兵变，被副官搀扶着高一脚、低一脚赶回了大校场的团部，发现什么事也没有。他心里想：“半夜都过去了，又是虚惊。这世道太乱了，大把年纪当个屁大的团长，整天还得担惊受怕……”他昏昏沉沉地说完这几句话，交待副官安排该应付的事项，便倒在床上“呼噜呼噜”地睡着了。

    起义军却很忙碌。第二十军教导团侯团长在零点以后悄悄地下达了开始行动的命令，要部队分头向敌人运动。一总队沿着校场外一条沟运动到敌营西边正门前隐蔽；三总队担任迂回任务，沿墙外的护沟进至敌营东南方，在白天看到的几个缺口附近隐蔽；二总队除抽调一部分战士做预备队外，其余每人拿一条长凳子，隐蔽在敌我之间那条矮墙下，等待一、三总队动手后，将凳子一放越过墙去，从北面进攻敌人。四总队全是学生，他们不直参加战斗，等战斗打响后助威呐喊，随后跟上去收缴敌人的武器。

    从江边文孝庙方向传来了密集的枪声，侯团长下达“开始攻击”的命令。说不清战斗持续了多久，战士们一跃而起，冲进了敌人的大院，冲进了敌人的营房。敌人几乎没作反抗，也来不及反抗，大部分敌人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好，就乖乖地待在屋里缴了械、做了俘虏。到了这时，萧胡子才睡意全消，真正醒了过来。可是已经晚了，他已经是一个名不符实的团长、一个货真价实的俘虏。

    敌第九军七十九团、八十团驻扎在进贤门外，起义军第二十军教导团和第六团的驻地与他们仅有一墙之隔。半夜时分，起义军悄悄走出营房，占领有利地形，完成了对敌人的包围。起义的枪声一响，一个总队从正面冲进敌营，大部分人翻墙而入。在一片喊杀声中，敌人吓得丧魂落魄，衣服还没有穿好便做了俘虏。敌八十团也被歼灭，只有少数人逃脱，往进贤县方向逃窜。

    聂荣臻巧布疑阵带出三千人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驻扎在九江县南面的马回岭，这里是通向南昌的咽喉和战略要地。师长李汉魂是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的亲信，但下面许多团、营、连级干部都是共产党员。特别是七十三团、七十五团，是由北伐时期叶挺“铁军”独立团改编的，是第二十五师的中坚力量。战斗力很强，原是要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的。

    周恩来考虑到师长李汉魂不倾向革命，不能过早行动，以免对方有所行动，特地嘱咐聂荣臻，要他到达九江后想方设法将这支部队拉出来，赶到南昌参加起义。当时没有电台联系，于是与周恩来约定，“八一”南昌起义开始后，立即从南昌放一列空载的火车到九江马回岭车站，以此为信号，只要火车一到，马上将拉出来的部队带到南昌来。

    聂荣臻于7月底以前到达九江后，首先联系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听说党中央已经决定要举行武装起义，周士第立即表示一切听从党的指挥。这个团的副团长黄克健、参谋长许继慎、一营营长萧泽禄、指导员李硕勋等人都是共产党员。要将这个团拉出去，只要避开李汉魂的耳目即可，其他那两个团的工作就比较难做了。

    周士第向聂荣臻介绍说，七十四团是张发奎拨过来的，除了参谋长王尔琢是共产党员外，其他的人员几乎都是国民党的人。七十五团的团长李江不是共产党员，参加起义的可能性不大，但下面的一营副营长孙一中是黄埔军校一期的毕业生，思想倾向共产党。根据二十五师的情况，聂荣臻心里清楚，要想拉走全师是不现实的，于是他找了周士第等核心人员商量，准备“吃西瓜挑熟的”，以第七十三团、七十五团为工作重点，七十四团能带走多少算多少。

    一切策划都不动声色地在暗中进行着。7月31日傍晚，起义指示传达到各团党员干部中。决定参加起义的有七十三团整团，七十五团三个营，驻马回岭的七十四团重机枪连、侦察连，共约3000人。8月1日上午，聂荣臻远远地望见从南昌方向开来了一列火车，知道南昌起义已经打响，准备带着这支部队前往南昌。

    叶剑英巧劝张发奎勿追 “八一”南昌起义胜利后，汪精卫气急败坏地发布通缉令，要捉拿贺龙和叶挺。又命令张发奎、朱培德调集部队进攻南昌，要将起义军扼杀在摇篮里。张发奎眼看自己的军队跟着共产党跑了，急忙召集叶剑英、黄琪翔、朱晖日等高级军官开会商议对策。会上不少人主张立即派兵追击，果真如此，则起义军便会面临两面夹击的危险。

    叶剑英经过思考，利用张发奎一心想回广东发展的意图，劝他放弃追击起义军的打算。他对张发奎说，叶挺、贺龙的部队已经离开南昌南下广东，广东的李济深必定会派兵出击，城防空虚正是拿下广东的好时机。如果打出“援师讨逆”的旗号直取广东，比追赶起义军更合算。听了叶剑英的话，张发奎有些心动。叶剑英乘机再烧一把火，说第二方面军一万余人，如何能敌起义军两万余人呢？

    叶剑英这句话点到了张发奎的心病。张发奎把军队当作自己的命根子。本来叶、贺带走了那么多军队，已经损失很大，再派军队去追击，会造成更大的损失。但他顾及“反共”大局，一方面故作姿态电告汪精卫，说他正在派军队追击；一方面命令部队要与起义军拉开距离，放任起义军南下。叶剑英的妙言巧计，为起义部队减少了后顾之忧，为起义部队顺利打开南下广东的通道。

    截住张发奎南下的列车 8月1日早晨，正当起义部队将要出发时，师长李汉魂打电话来，要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到师部来“商量要事”。周士第来到师部后，李汉魂对他说：“总指挥很称赞你，希望你跟他走，不要跟共产党走。”遭到了周士第的严词痛斥。起义的部署是部队利用下午一点钟午休时开始行动，以“打野外”为名，将部队拉出驻地。

    所谓“打野外”，就是在野外拉练部队，这是一项部队的常规军事行动，师长、团长知道了也不好阻拦。他们和往常一样，不带背包、行李和伙食担子，也不带伤病员，只带武器弹药。七十五团驻黄老门西南，与师部在一起，让这三个营先走，七十四团重机枪连紧随其后，七十三团担任后卫，规定在下午六时以前全部到达德安县车站附近集中。七十三团最可靠，所以让这个团殿后，如遇敌人追来可以坚决阻击，掩护其他部队前进。为了迷惑敌人，周士第还让团部军需处的周廷恩去师部领8月的经费，既可为部队添点财力，又可使师部放松警惕。

    当天下午，张发奎来到二十五师，发现部队已经开拔多时，马上和师长李汉魂带着卫队营，乘坐火车向南追来，妄图拦截这支前往南昌的起义部队。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七十三团官兵当机立断，向张发奎乘坐的列车猛烈扫射，张发奎、李汉魂吓得仓皇跳车，狼狈而逃。列车还在继续往南行驶，一直开进了德安车站。

    列车刚一进站，便被起义军团团围住，大家纵身跳上列车，端起雪亮的刺刀大喊：“缴枪不杀！”在威武的起义军战士面前，用手提机枪装备起来的敌卫队营五六百人全部缴械投降。经过政治宣传，大部分士兵和一部分下级军官参加了起义军。满载着起义军将士的列车向着南昌城奔驰而来，投入了八一起义队伍的行列。周恩来对这次成功的行动非常满意，将他们编入起义军第十一军二十五师。

    成立革命委员会 八一起义胜利后，为了防止反动派捣乱，负责暴动保卫的李立三和陈赓秘密逮捕了一批反革命分子，接管了江西省银行，把银行行长扣押在第二十军指挥部内。把没收的大批钱财运进了江西大旅社起义总指挥部。

    起义军所以能够战胜敌人，有多种原因和有利条件，但最主要的因素是得人心。起义军的革命的行动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起义军尊重群众，买卖公平，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称赞。住在贺龙指挥部隔壁的一位裁缝工人说：“贺将军领导的部队纪律很严，对待我们老百姓很和气。那时我的店子内，扎了一部分贺将军的军队，所用我们的东西或买的东西，一点也不亏损我们，请我们做一点事都要给钱。那时天气很热，许多战士拿长裤子到我店里改成短裤子穿，都给钱，剩下的布也给我们。就是平常士兵向我们要一点开水喝，都给钱。没有事时，战士们总是和我们说说笑笑。他们非常愉快，老百姓见了他们不但不怕，反而感到和蔼可亲。”起义军纪律严明，与反动军队横行霸道、欺压百姓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8月1日上午，江西省政府召开有国民党左派中央委员和各省、区、特别市及海外党部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革命委员会，选举周恩来、宋庆龄、何香凝、贺龙、叶挺、恽代英、彭湃、吴玉章、徐特立、郭沫若、邓演达等25人为委员。在江西《民国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中央委员宣言》，揭露汪精卫、蒋介石的反革命真面目，庄严提出了革命新政权的七点政治主张。

    8月2日下午，在南昌举行了盛大的就职仪式。革命委员会下设秘书厅，吴玉章为秘书长；军事参谋团，刘伯承为参谋长；总政治部，郭沫若为主任，章伯钧为副主任；党务委员会，张曙时为主席；宣传委员会，郭沫若为主席；财政委员会，林祖涵为主席；农工委员会，张国焘为主席；政治保卫处，李立三为处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颁布《联席会议宣言》《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革命同志书》《八一起义宣言》《八一起义宣传大纲》《土地革命宣传大纲》等各种文告，公布了《关于通缉蒋介石、汪精卫的命令》。此外，还发表了叶挺《告第二方面军同志书》。

    南昌组成“江西民众慰劳前线革命将士委员会”，募捐一万多元给起义军。市民敲锣打鼓，抬着新鲜牛肉、香烟，挑着大西瓜，犒劳起义军官兵。慰问品由黄道、罗石冰送交第十一军和第二十军。群众还自动送茶水到起义军驻地，供将士们饮用。

    八一起义的胜利，激发了许多革命青年参军的热情，仅参加二十五师的就有七八百人。其中一平印刷厂的青年工人参军的最多。受朱德教育的南昌市警察局警士和消防队员，还有江西大旅社的工友和理发员，南昌附近的农民自卫军，也纷纷加入起义队伍。

    南昌起义胜利后，国民党官员跑的跑逃的逃。为了安定人心，8月3日，革命委员会任命姜济寰为江西省政府代理主席。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刊刻了一枚省政府的大印，亲笔撰写《江西省政府主席姜济寰布告》，贴满了南昌的大街小巷。布告中明确指出要平稳物价，居民要有安宅，一切事宜政府概当负责。在他的主持下，南昌街道秩序井然。

    整编队伍开赴广东 在周恩来主持下，起义军进行整编，贺龙任起义军总指挥。下设三个军：

    朱德任第九军副军长，黄琪翔为前敌总指挥，未到任前由叶挺兼任前敌总指挥；

    叶挺任第十一军军长，蔡廷锴任副军长，聂荣臻任党代表；

    贺龙兼任第二十军军长，周逸群任第三师师长，徐特立任第三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部队有16个团又4个营，约有三万人。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决定迅速撤出四面受敌的南昌，按原定方案到广东去，重建革命根据地，然后再进行北伐。姜济寰以省代理主席的身份为起义军筹粮筹款。

    8月3日，朱德率领第九军（实际上只有1个营）、蔡廷锴的第十一军第十师为前锋部队，首先撤离南昌。南昌的父老兄弟依依不舍，派出各界代表，送起义军出进贤门，并在十字街定慧庵附近的广场上摄影留念，挥泪告别，大家祝朱军长马到成功，早日凯旋。第二天，叶挺率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二十五师离昌，其他部队于5日离昌。起义军分批沿赣东南下，经寻乌县进入广东，最后与毛泽东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苏共的态度由消极到支持 当南昌起义计划报告共产国际后，中央收到了共产国际的电报：“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苏联给罗明拉兹的电报指示：“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我们认为乌拉尔斯基和我们其他著名的合法军事工作人员是不容许参加的。”苏联对南昌起义的态度是有所保留的，不允许苏联军事顾问直接参加起义。

    苏共曾派罗明拉兹到武汉，曾与张国焘、李维汉一起讨论南昌起义。罗明拉兹说：“目前没有经费供南昌起义使用，而且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出于外交考虑，禁止苏联顾问在任何情况下参与南昌起义。”南昌起义打响后，尽管共产国际和苏联曾经电令所有苏联顾问撤出起义部队，但还是有库曼宁和阿托里斯替斯基二人参加了起义，并一直日夜紧随在贺龙身边。

    库曼宁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19年参加苏联红军，1926年秋抵达中国广州，先在黄埔军校当军事顾问，后又成为贺龙第二十军的军事顾问。据维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在《苏联驻华顾问译员的回忆》一书记载：库曼宁“随部队南下途中，他被关进监狱，八个月后才获释”。他返回苏联后，用文字记载了他参加南昌起义的经过。

    南昌起义的成功使共产国际改变了态度，共产国际决定大力支持起义军的革命活动。8月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致电加伦，批准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的计划，决定给起义部队以武器支持。8月11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有必要满足加伦同志打算准备一个军的请求。为此目的拨给15000支步枪，1000万发子弹，30挺机关枪，4门山炮，200发炮弹”。后来又决定向起义部队派遣军事工作人员。

    陈毅冒险追赶起义部队 南昌起义时，陈毅正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负责党的工作。陈毅等人得知南昌起义的消息后，8月4日乘船赶到九江，再从九江一路南下。由于敌人盘查得很严，他们抄小路往南昌走，一口气走了一百多里路，才在一座小镇找到了一条船，经鄱阳湖、赣江，8月6日到达南昌，这时才得知起义部队已经南下。当时南昌满街都是张发奎的兵，到处叫喊要杀共产党，陈毅不敢投店住宿，和几个同伴连夜出城追赶起义部队。

    在南昌城外十多里的一处渡口，陈毅遇到一位曾经参加过学联、后来回乡的学生，他在渡口看守渡船。陈毅向这位学生说明情况后，学生很同情陈毅的遭遇，于是把船划到江心，让陈毅他们安心地睡了一觉。第二天，学生又划船送他们到离临川不远的李家渡。解放后在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回忆这件事时，陈毅很有感慨地说：“危难见真情，南昌人民真好啊！”

    陈毅他们终于在临川县赶上了起义部队，见到了周恩来、刘伯承等同志。据陈毅回忆说：“当时他们正在开会，周恩来握着我的手说，当地有一股土匪武装要靠拢我们。我们正在商量派谁去领导、改造他们。你来得正好，就由你带一个同志去吧。”陈毅领命去了事先约好的地点，等了一天不见人来。他感到情况不妙，立即撤离。他们前脚刚走，土匪后脚就到，差一点就被抓住了。陈毅摸黑赶了五十多里路，在江西宜黄县再次赶上了起义部队。不久，他担任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的党代表，真正开始了带兵打仗的生涯。

    八月一日被定为建军节 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创建了人民军队，为建立人民共和国奠定了基础。

    1929年7月27日，中共中央响应共产国际的号召，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八一国际赤色日宣言》，呼吁8月1日举行反帝示威活动。并根据共产国际的决定，将8月1日定为“八一国际赤色日”，也称“八一反战日”“八一反帝战争日”。此后每年的8月1日，中共中央和各苏区都会举行纪念活动。

    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作出《关于“八一”纪念活动的决议》，正式批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规定每年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当年授旗给红军各团，同时为领导南昌起义的负责同志授予奖章。这年8月1日，首次在瑞金举行纪念八一建军节，举行阅兵典礼，还在这天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工人师（即中央警卫师）。8月4日，《红色中华》记载了当时的盛况：

    到处都是火把。从四面八方，沿着河边，依着田陌，静悄悄开来了受阅红军……在震天的礼炮声中，在激扬的军乐声中，阅兵传令员请中革军委的阅兵员举行阅兵式。三个阅兵员骑着马儿英武地通过了六百多米长的行列。欢呼声、口号声，从那着注目礼的红色战士口中呐喊着。

    1948年冬，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在望，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在考虑人民解放军今后的正规化建设问题时，决定由解放军总部制作解放军军旗。当时设计小组送来了三十多幅设计图案，毛泽东说：“军旗上一定要有八一字样，以表示南昌起义是建军的日子。”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对国民党反动政权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起义军南下途中，蒋介石调动各路军队，对起义军队进行围追堵截，妄图一举消灭革命势力。起义军在进军途中得到了各地人民群众的支持，虽然历尽艰险仍百折不回，后来在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后来根据地扩大了，便以瑞金县为中心，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白色恐怖笼罩南昌城 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后，白色恐怖再次笼罩南昌城。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在庐山参加“清共”会议回到南昌，立即成立了“惩共委员会”，专门负责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一次就出动了六七百特务、警察，组成了六十多个检查组，挨家挨户进行搜查，逮捕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并用野蛮的刑法处死他们。

    1927年12月27日，在德胜门外下沙窝，杨超、王环心等共产党人惨遭杀害。据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记载，在1927年最后几个月内，有513位革命者惨遭杀害，有435人被关进了监狱。

    1929年9月，湖南省军阀鲁涤平在国民党行政院长谭延闿的推荐下，当上了江西省政府主席。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鲁涤平调亲信张辉瓒的十八师和谭道沅的五十师来到他的身边，并让张辉瓒担任南昌卫戍司令部司令，司令部就设在现在的南昌第二十中学。司令部设参谋、军法、稽查、副官四处，参谋处长林昌武，军法处长徐业道，稽查处长陈国英，副官处长李文实，外界称他们是“四大瘟神”，专门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张辉瓒积极追随蒋介石、鲁涤平“清共剿匪”，大规模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仅这年11月，张辉瓒就逮捕了中共省、市党组织负责人五十多人，沈建华、胡子寿、万洪山、王凤山等主要领导人无一幸免，不久便被杀害。张辉瓒残暴成性，杀人如麻，南昌人民称他为“张屠夫”。他经常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大肆逮捕革命人士和爱国青年，将他们监禁在司令部拘留所，动用酷刑严刑逼供。他常用两种酷刑：一是电刑，将大批人犯用电触死；二是水刑，将人犯双脚倒提，绑在横梁上，下设一水桶，将人犯头部按入装满水的水桶中淹死。真是残忍至极。

    他还经常滥用权力，以“军饷无着不能维持社会治安”相要挟，强迫南昌市商会借款，甚至将商会会长叫到司令部去，若是会长推辞的话，就会让他久留客厅，形同软禁。张辉瓒还纵容部下作恶。他的部队驻在郊区，但经常窜到市区茶楼酒店寻欢作乐，银行、钱庄和大商号每天都会因受到他们的骚扰而停业。张辉瓒自己更是明目张胆，制造了南昌最大的勒索大案。

    家住书院街的大财主、福惠银号老板刘颂丞继承了他叔叔刘挺斋在吴城镇发财后的遗产。刘颂丞过去在奉新县曾与刘裕光打过官司。刘裕光游手好闲，不务正业，自然讨不到什么好处。北伐军攻克南昌后，刘裕光从省监狱被释放出来，一直蓄谋进行报复。这时他认为时机来了，便到刘颂丞的公馆闹事。刘颂丞将他告到卫戍司令部。张辉瓒得知此事后，感到这是发财的好机会，派兵逮捕刘颂丞。当时正是寒冬，刘颂丞被剥去长袍，用麻绳捆绑，关进暗无天日的拘留所，不准家属接见。他旗下的福惠银号经理朱明荪四处活动，不惜用巨款打通关节，准许送进一张高铺床，贿银一万元；送进一袭狐裘，贿银三百元；准燃一个火盆，贿银五十元。

    此后，刘颂丞被改押在副官处优待，陪那些官员打麻将，输掉了七八万元之多，后来又花了一笔巨款才同意他出狱。在刘颂丞被勒索案中，张辉瓒一人独得了八万元，由副官处收转，不得对外声张。而公开宣布的罚金五万元中，中山图书馆修理费三万元；孺子亭修缮费五千元；散兵遣置所修理费五千元；乞丐收容所修理费五千元；青云谱麻风病院修理费五千元。这笔罚款表面上由各界组织一个委员会管理，为的是掩人耳目，实际上只花了几百元，修理了一下孺子亭了事，大部分款项都进了张辉瓒的腰包。

    南昌地区的工人、农民、学生等广大群众重新陷入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一些不法资本家撕毁了大革命时期订立的劳资合同，工人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不断增加，工资不增反降，一切又回到大革命以前的状态。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向农民反扑，追缴原来减去的租谷，高利剥削日益严重。农民起来抗争，就被扣上种种罪名抓去坐牢，有的甚至被枪毙。学生入校读书要找人担保，书桌和宿舍经常被搜查，不少学生被校方训育处谈话后随即失踪。手工业工人和小商贩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各式各样的苛捐杂税逼使他们破产。

    南昌人民坚持进行斗争 经过大革命洗礼的南昌人民有很高的政治觉悟，仍然以各种方式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1928年春节前夕，国民党市政当局在钟鼓楼新舞台召开所谓“反共游艺会”，散发《反共宣传周刊》，组织“反共宣传队”。正在他们得意忘形之际，人民群众向国民党省、市党部扔进了炸弹，贴出了“打倒国民党过年”等宣传标语。国民党当局立即宣布南昌戒严。

    与此同时，南昌县万舍、冈上、市汊等地农民也行动起来，与反动武装靖卫团搏斗，万舍靖卫团人员全部被俘，十多支枪全部被缴。市汊街的团丁被打死，万舍等地警察吓得好多天都不敢出来站岗，警官吓得隐身匿迹。南昌印刷工人大量印刷宣传品，到处宣传张贴。南昌针织工人在洗马池闹市挨家挨户从门缝中塞进许多传单，毛家桥、胡家巷、万年巷、刘家巷、松柏巷等处几度张贴“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蒋介石”“建设苏维埃政权”的标语。这一年清明扫墓，革命群众事先将传单、标语张贴到了坟地。

    从1929年初开始，工农群众在中共省、市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斗争。这年3月，南昌时代灯厂工人首先开展反减薪斗争，迫使资本家恢复了原有工资。这年4月，合群印刷厂工人在俱乐部的领导下，坚持了一个月的罢工斗争，迫使资本家接受工人们提出的复工条件。这年5月，针织业工人在中共党员谢子林带领下，开展要求增加三成工资的斗争，迫使资本家答应谈判，同意增加一成工资。9月28日，针织业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迫使资本家与工人签订十五条劳资协约，承认市针织业工会有权代表工人利益。这一年还发生了码头工人、泥木工人、青蓝染业工人要求加薪、反对随意解雇工人的斗争。

    郊县农民也在中共南昌近郊区委的领导下发动了抗租、抗粮、抗债、抗税的斗争。这年4月，南昌县新坊洲农民戴老老抗债，地主魏南方勾结水警队将他打死。中共洲上支部带领农民与地主开展激烈斗争，成立了“戴老老治丧委员会”，提出惩凶偿命的要求，贴出许多标语揭露地主魏南方的罪恶。在群众强大压力下，魏南方答应负责全部丧葬费用，并拿出200块银元给戴老老家人安家，斗争取得了完全胜利。

    南昌一中校长陈颖春采取法西斯手段摧残进步学生。1928年10月，一中二院学生提出“二院”独立的要求，陈颖春宣布开除贴墙报的学生，拒绝接见请愿的学生代表，并以共产党煽动学潮为由，宣布解散“二院”，停止供给“二院”学生伙食费，激起了广大学生更大的怒火。学生们成立“驱陈委员会”，前往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请愿，召开新闻记者招待会，揭露陈颖春迫害学生的种种罪恶。斗争坚持了半年多，终于迫使陈颖春以外出考察的名义离校。

    1929年10月上旬，中共中央派李友桃来南昌搞兵运工作。他根据党关于收集枪支运往苏区扩大工农武装的指示，组织十多名农民自卫军潜伏在南昌县万舍街长春楼客栈，经过五六天侦察，终于在一个晚上夺取了龙溪寺国民党靖卫团一个班的八支步枪。不久又派五名中共党员打入国民党保安四团当兵，在士兵中宣传“穷人不打穷人，穷人要当红军”的道理。

    1929年12月，南昌进步青年冲破反动势力的重压，陆续成立了一批文艺团体，出版了十多种文艺刊物。

    1930年5月，在左翼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南昌进步学生和社会青年成立了以开展“普罗文艺”（即无产阶级文艺）为目的的“江西文艺工作联合会”，沈默、张扬、雷殷、傅鸣平、袁啸虹等人为会员，并通过了《行动纲领》。南昌进步文化运动的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仇视，沈默于6月被叛徒出卖被捕，7月24日被扣上“共匪首脑”的罪名惨遭杀害，江西文艺工作联合会被强令解散。

    1930年7月，红一军团来到南昌西郊新建县西山时，策动保安四团两个连的士兵携带枪支参加工农红军。

    红一军团佯攻南昌 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后，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提出“饮马长江，会师武汉”的错误口号，命令红一军团进攻南昌、九江，以切断长江进而配合夺取武汉。红一军团政治委员毛泽东、总指挥朱德虽然对中央“左”的指示进行过抵制，但不得不执行中央计划，只能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灵活措施，尽量使红军少受损失。

    当时南昌城的国民党兵力集中，弹药充足，又筑有环城工事，全城戒备森严。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红军要进攻南昌这样的中心城市，是极其困难的。毛泽东、朱德还是率领红一军团（辖三、四、十二、二十军），从福建长汀出发，经广昌、兴国、永丰、新干后，攻占樟树，西渡赣江，占领高安县。7月29日发布《进占牛行车站的命令》。7月30日，毛泽东、朱德率领一万多人，由高安抵达南昌近郊新建县西山，当天在万寿宫召开了师以上干部军事会议，决定放弃正面攻打南昌，只派出两个纵队兵力，到距南昌15公里的石子堎、生米街一带运动，以牛行车站作为攻击目标。

    8月1日上午，毛泽东、朱德在西山街主持召开了南昌起义三周年纪念大会，红一军团官兵和附近群众两万多人参加大会。这一天，十二军军长罗炳辉率领两个纵队，攻击了牛行车站守敌，隔江向南昌城鸣枪示警，诱敌出城而歼灭。但是城内敌人不还一枪，更不出击，而是伏兵固守，等待红军攻城时内外夹击。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朱德决定从南昌撤离，转向安义等县农村做群众工作，休整待机，创造条件攻打南昌。

    红一军团在新建、安义两县，开展了一系列群众工作，在许多集镇和村庄召开军民大会，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红军的宗旨等，号召大家团结起来，组织农民协会，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苏维埃政府。一时间，“打倒土豪劣绅”“分田分地”等革命标语遍布红军所到的各个乡村，鼓舞了群众，震慑了敌人。

    红军在宣传群众的基础上，先后在两县部分农村发动和组织群众，斗争土豪劣绅。红军在新建县西山、生米、石埠、善溪、望城等许多地方发动和组织贫苦农民，对罪恶深重的土豪劣绅进行关押，或进行封门抄家、罚没财产、游街示众，并把斗争得来的胜利果实分给当地贫苦农民。一些土豪劣绅被斗得狼狈不堪，威风扫地，广大贫苦农民笑逐颜开，扬眉吐气。

    红军在安义县城召开群众大会，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委谭震林在会上讲话，号召贫苦农民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会后，红军带领群众没收土豪劣绅财产，分得了财产的穷苦农民高呼“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8月4日下午，红军从万埠街步行到鸭嘴垄，没收了国民党要员熊式辉的全部财产，当场分给穷苦农民。在短短几天内，安义县斗争了土豪劣绅一百多户。

    红军纪律严明，在新建县西山城塘、生米等地的红军战士，晚上宁愿睡在禾场、坟地、屋檐下，也不去侵民扰民。有一位红军战士理发后发现少给了钱，立即将少给的钱送到理发师傅手中。红军关心农民生活，在草山村有一位农民病得很重，红军战士便想方设法帮他治病。在西山、草山、猴溪等村的红军战士，还主动帮助农民收谷、晒谷，借了东西归还，如有损坏照价赔偿，获得了群众的交口称赞。

    军爱民，民拥军。在新建县的广大农村里，农民群众只要听说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来了，都争着放鞭炮、送茶水。合上涂家村的贫苦农民争先恐后地将自家种的菜送给红军。西山、生米、望城等地的群众积极筹款筹粮支援红军。新建全县共筹集上万元经费、三十多万斤粮食；安义县筹集了十二万元资金、十多万斤粮食。新建县许多青年报名参军，仅西山乡就有二十多人。安义县把口农民协会负责人熊汗典、熊汗南、熊员兴步行四十里赶到县城参加红军。鼎湖沙井村万云海只有13岁，也坚决要求参加红军。

    第一次反“围剿” 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蓬勃发展，特别是在李立三“左”倾错误路线指导下的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行动，使国民党统治集团非常震惊。1930年10月，蒋介石在结束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新军阀之间的战争后，立即调集重兵，准备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起大规模的“围剿”。“围剿”与反“围剿”的战斗主要在江西省南部地区进行，而国民党军队的指挥中心却设在南昌市。

    这年12月上旬，蒋介石来到南昌，主持召开“剿共”军事会议，决定成立“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由第九路军总指挥、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任南昌行营主任，任命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组织10万兵力开展对中央苏区第一次“围剿”。这次“围剿”的主力有5个半师，于11月上旬由南昌西南面的高安、新建县西山万寿宫和樟树等地出发，向吉安、吉水、永丰、乐安、宜黄等县进攻。张辉瓒的主力布置在永丰县龙冈，谭道沅的部队则在源头。

    当时红一方面军只有约四万人，而且武器装备极差。但红军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以少数兵力结合地方武装节节阻击，消耗疲惫敌人；主力部队先由新余向东运动，东渡赣江至樟树，转抚州以南地区发动群众，筹措给养和训练部队，随后退到根据地中部宁都县北部的黄陂、小布隐蔽集中，在根据地发动群众，坚壁清野，镇压反革命，为反攻准备条件。

    国民党军队进到吉安、永丰、乐安、宜黄等县后，兵力增加到9个师。12月中旬，由吉安至福建省建宁一线，分成8个纵队继续进攻。25日至27日，国民党第四师、第十四师、第五十师先后到达源头、洛口、头陂。29日，国民党十八师两个旅由南垄进到龙冈，二十八师一个旅由因富向约溪进攻。红军则实行中间突破，以一个团钳制东面的源头、洛口、头陂等地之敌，另以小部兵力钳制西面约溪之敌，主力部队则于30日分路向龙冈之敌突然发起猛攻，激战至当晚，将其全部歼灭，俘获国民党前敌总指挥张辉瓒以下九千人。随即乘胜向东追击，又在东韶地区将敌五十师歼灭一半，余敌纷纷撤退，国民党第一次“围剿”失败。

    龙冈枪声稀少后，毛泽东来到山下，看见一群战士在传看一片树叶，他拿过来一看，上面写着“活捉张辉瓒”五个字。毛泽东高声说：“活捉张辉瓒，红叶传捷报。很好！”毛泽东随即填了一首词《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工农红军当时有“不杀俘虏”的规定。本来打算放了张辉瓒，他也答应回去之后不反共，并且为共产党提供枪支弹药。

    1931年1月28日，中央苏区政府在吉安市东固召开反“围剿”胜利祝捷群众大会，东固一带十里八乡的群众涌向会场，大家提出要公审张辉瓒。毛泽东让何长工多带些红军战士到场，对张辉瓒加以保护。

    由于那时通信手段十分落后，当中央的指示尚未传达到苏区，群众因对张辉瓒在苏区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罪行非常愤恨，把对国民党军队的仇恨都集中到他的身上，“抽筋”“剥皮”“点天灯”的吼声此起彼伏。愤怒的群众硬是从红军战士手中将他抢走，拖到离会场不远的田里处死了。

    张辉瓒被处死后，他的头颅放在一块有“张氏宗祠”的横匾上，匾旁系有白条，写着他的罪状，之后被投入江中。后来他的头颅被人打捞上来送到了南昌，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命所部买了大段楠木做棺材，又请了雕刻师傅为他雕了手脚和身子，穿上中将军服，安葬在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山。

    第二次反“围剿” 第一次“围剿”惨败后，蒋介石重新调兵遣将，将红军手下败将鲁涤平调往浙江，另行委派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1931年4月1日，何应钦指挥约二十万兵力，采取步步为营的战略，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二次大规模“围剿”。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红一方面军三万余人仍然采取诱敌深入、歼敌于根据地内的战略方针，以少数兵力结合地方武装，迟滞、消耗、疲惫敌人，主力从根据地边缘的永丰、乐安、宜黄、南丰以南一带转移到根据地内的广昌、石城、瑞金、宁都等地，发动群众，筹措给养和整训部队，从各方面进行反攻准备。然后按计划于4月下旬隐蔽集结于根据地前部的东固、龙冈地区，迫敌而居，待机歼敌。

    5月15日，国民党二十八师和四十七师一个旅由富田向东固前进。红军于16日突然发起猛攻，经一昼夜激战，将敌人大部歼灭。19日歼灭北逃之敌四十三师大部于白沙，22日歼灭西援之敌二十七师一个旅于中村，27日攻占广昌县城并歼灭守敌第五师一部，30日袭占福建建宁县城并歼灭守敌第五十六师三个多团。红军在15天中，横扫七百里，连续打了五个胜仗，共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两万余支，彻底打破了国民党第二次“围剿”。

    第三次反“围剿” 蒋介石第二次“围剿”惨败后，仅仅过了一个月，又调集三十万大军前来“围剿”，他自任总司令，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于1931年7月1日开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大规模“围剿”。当时，红一方面军分散在福建西部做群众工作，还没有来得及休整补充，兵力只有三万人左右。为了粉碎国民党的“围剿”，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以地方武装积极阻击、迟滞敌人，主力从福建西部绕道千里，于7月下旬回到赣南兴国县集中。

    这时，国民党军队已分路直迫面前，红军仍然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以一部分兵力结合地方武装行动，将敌人主力部队七个师引向兴国县以西和西北地区，红军主力则于8月4日趁夜色从敌人一个20公里的空隙地带向东突进，6日在莲塘歼敌第四十七师一个多旅，7日在良村歼敌第五十四师两个多团，11日在宁都县北部黄陂歼敌第八师四个团。六天中连打三仗，三战皆胜，缴枪万余支。这时，所有向西、向南的敌军主力都转旗向东，集中向黄陂猛力逼近，要寻找红军主力作战。

    8月16日夜，红军以一部兵力将敌人向东北方向吸引，主力由东向西，从敌人一个10公里间隙大山中偷越过去，回到兴国县集中。等到敌人发觉再西进时，红军已休息了半个月，敌人饥疲沮丧，无能为力，只得退却。红军又乘敌退却时，在老营盘歼敌第九师一个旅，在高兴圩给敌第十九路军以沉重打击。9月15日，在方石岭歼敌第五十二师全部。此次战役共歼敌三万多人，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第三次“围剿”。

    第四次反“围剿” 第三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经过了长时间的准备，陆续调集约五十万大军，要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大“围剿”。1933年2月，其中路军分十二个师，采取“分进合击”的战略，分三个纵队，由乐安、南城、金溪等县向广昌进攻。红军以一部分兵力，将敌主力第二、第三两个纵队向黎川县方向吸引，红军主力则秘密转到敌之右翼，集中于广昌以西的东韶、洛口、吴村，隐蔽待机。

    2月26日，敌人第一纵队三个师分别由乐安、宜黄向广昌县前进，红军先以地方武装不断阻击、袭扰、迷惑敌人。当敌人右翼第五十二、五十九两个师进至宜黄县南部的黄陂、大龙坪地区时，红军于27日拂晓突然发起猛攻，经过两天激战，将敌人全部歼灭。敌人遭此打击后立即改变部署，于3月15日以六个师分成两个梯队，由宜黄地区出发，经东陂、甘竹直扑广昌。红军放过敌先头四个师，于21日晨突然向进至草台岗、东陂地区的敌后尾两个师发起攻击，激战一日，歼敌第十一师大部和第九师一部，余敌仓皇撤退。红军两战皆胜，共缴枪万余支。这次“围剿”又被粉碎了。

    在这次反“围剿”战斗中，红军第十二师师长陈赓负伤。中共中央特科科长顾顺章已经叛变投敌，他断定陈赓一定会去上海治伤，于是派人在各地蹲守。陈赓到达上海不久，就被顾顺章的手下发现逮捕。蒋介石得知陈赓被抓获后，下令将他从上海送到南昌来，想通过对他的劝降，来影响在红军中的黄埔生。

    蒋介石有意将陈赓安排在当年的起义总指挥部住了一天，第二天又将他转到东湖边的南昌行营（原江西省图书馆）。先安排与他是同乡、同学的邓文仪劝降未成，接着又亲自出马，企图用高官厚禄引诱，遭到了陈赓的冷嘲热讽。蒋介石气急败坏，要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将他押回上海。后来迫于多方压力，释放了陈赓，在地下党的帮助下，他又回到了中央苏区。

    第五次反“围剿” 蒋介石不遗余力地坚决反共，1933年10月间，他又调集了一百万兵力，采取“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企图逐渐消耗红军，缩小根据地，寻求与红军主力决战，最后消灭红军。这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极端错误的战略已经在红军中取得了完全的统治地位。他们完全否定毛泽东正确的战略战术，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的“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

    反“围剿”开始时，国民党军占领黎川，“左”倾机会主义者实行军事冒险主义，企图收复黎川，御敌于根据地之外，结果屡战不胜，丧失了主动权。1934年4月广昌一战，红军损失很大。此后又分兵六路全线抵御，以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大打阵地战，同敌人拼消耗，使红军完全陷入被动。

    毛泽东曾先后提出以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和湖南中部去，“左”倾机会主义者均不接受。红军虽然有根据地人民的全力支援，但经过一年苦战，还是未能打破“围剿”。最后，“左”倾机会主义者实行逃跑主义。1934年10月，仓促命令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撤出根据地。

    国民党为配合军事“围剿”，肃清后方“匪患”，南京政府颁布《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规定凡从事反对国民党政权活动者处死刑；凡与反对国民党政权活动发生联系，或以文字、图画、演说的方式进行有关宣传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凡是接受上述文字、图画、演说的方式并转告他人者，处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派还对苏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

    南昌人民不惧怕国民党的法西斯恐怖统治，想方设法支援苏区人民反封锁、反“围剿”的斗争。近郊农民经常切断南昌至吉安、赣州的电话线。南昌县谢埠贪官周寿章和劣绅胡荣先合股承办给国民党军修建碉堡用的150立方米木材，由崇仁县水运到南昌县四港口。中共党员魏老妹、熊寿子及十多名青年农民在深夜冲上木排，砍断篾绳，使木材全部流失。

    为帮助苏区解决食盐紧缺的困难，中共南昌近郊区委购买了大量食盐，将食盐装入毛竹筒内，派青年农民熊生根等人用小船运到苏区。

    为了钳制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围剿”，1933年12月下旬，湘鄂赣省军区领导的红十六师在新建县西山街附近对国民党军队展开伏击战。战斗结束时，红十六师组织宣传队，在西山街宣传红军政策，当地群众纷纷从家中拿出粮油等物品慰问红军。

    1934年6月下旬，红十六师攻占安义县城，释放被关押的群众，并将没收来的部分财物，分给当地贫苦的群众。红十六师离开安义时，群众挥泪相送，不少农民子弟赶来参加红军。

    蒋介石在南昌开展新生活运动 蒋介石亲自坐镇南昌，指挥对红军和苏区进行反革命“围剿”的同时，在意识形态方面也开展了一场“战争”——新生活运动。他说红军固然可怕，而红军的思想却更加可怕。如果不尽早根除共产主义思想，即使消灭了红军，问题仍然存在，民风日下，恶气滋长。他根据清朝曾国藩在《原才》中关于“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之人心所向而已”的论述，认为移风易俗也得自思想入手。他说：“什么是我所倡导的‘新生活运动’呢？简单地说，它就是使全国的居民生活全面军事化，这样他们就能产生勇气和速度、忍受痛苦工作的耐力，特别是一致行动的习惯和能力，这样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能为国家做出牺牲。”1933年12月，蒋介石曾解释说，社会军事化是法西斯主义的三个基本要素之一（另外两个是国家至上原则和忠于领导）。

    在杨永泰、陈布雷、邓文仪、熊式辉等人的怂恿下，蒋介石在南昌首倡“新生活运动”，一时风靡全国。“剿总”宣传处长兼蒋介石机要秘书的邓文仪负责“新生活运动”的筹备事宜。他拟订《新生活须知》《新生活纲要》等，设制新生活徽章。徽章是盾形红边蓝底，上面有青天白日，中间一根指南针，扬言凡佩戴徽章者，既表示拥护之意。各机关团体学校礼堂或门首，都要写上“礼义廉耻，整齐清洁”八个字，下令各地学校教唱由程时煃作词、程懋筠谱曲的《新生活运动歌》《复兴歌》。在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邓文仪来到王冠英在北坛的私邸，对他说委员长马上要发起一个“新生活运动”，提倡旧的道德。运动要由南昌发起，推行到全国。

    当时成立了一个筹备委员会，邓文仪为主任委员，刘百川为副主任委员，刘典兰（教育）、黄锡章（民众团体）等11人为委员。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2月19日上午，在百花洲乐群电影院（今百花洲电影院）召开了一次所谓的民众大会，会议由邓文仪主持。邓文仪在会上鼓吹：新生活运动是移风易俗的民众运动，要求各界民众共同遵守，身践力行。筹备委员会会址设在乐群电影院，后迁高桥美以美会楼上。筹委会开过几次会，并组织几十个中学、专科学校学生接受训练，然后派到各处宣讲“新生活”。在全市设立了几十个演讲站，还责令南昌各级学校编演有关宣传“新生活运动”的活动，筹委们要分赴各校视察。

    筹备工作将要结束时，1934年3月11日，在湖滨公园体育场（今八一公园东面）召开民众大会，参加大会的有142个机关、团体和学校，参加的人数达10万人。此后正式把“新生活运动”作为一项全国性的运动推广开来。杨永泰、熊式辉等筹委都坐在主席台上，蒋介石在夫人宋美龄的陪同下来到会场，并在会上讲话：“我为什么要发起这个新生活运动呢？我从小生活在书香之家，幼承庭训，所以对礼义廉耻颇有研究。”这时他看见一位照相的中央社记者衣冠不整，便借机对台下的听众说：“今天是开新生活运动大会，要大家讲究整齐清洁。你们大家看，这样一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东西，也跑来参加新生活运动大会，岂不是给新生活运动一个大大的侮辱？”

    大会开过不久，南昌市长龚学遂仰承蒋介石的意旨，在市政府举办了一次“新生活运动”展览会，以礼义廉耻等八个字为中心，用图画表示出来。“新生活运动”正式推行后，即以南昌作为试验区，先后制订《新生活》《新生活纲要》，以“规矩”“清洁”作为初步工作，分期推行。3月21日挂起“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的招牌，会址设在豫章公园（今省政协大院）内。运动分为三个步骤：一是教导阶段；二是督促阶段；三是考核阶段。

    按照蒋介石的说法，新生活运动就是通过中国的固有道德“礼义廉耻”来革新个人，进而改造社会，最后达到民族的复兴。他引用春秋时期管仲讲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进而提出以恢复中国固有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他特别强调，“礼”是四维之首，讲礼就是讲究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以防“犯上作乱”。后来有人说，蒋介石推行“新生活运动”，实际上是效法希特勒、墨索里尼的办法，在中国推行法西斯统治，在民众中树立“领袖至上”的封建迷信。

    “新生活运动”在南昌开展后，全国各地的国民党头目都仰承蒋介石的意旨，纷纷表示响应。首先是国民党的首都南京市，接着上海、江苏、河北、湖北、安徽、浙江等省市也跟着推行。1934年7月1日，为健全组织统一行动起见，蒋介石又在南昌设立“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自任会长。总会下设指导委员会，委员有杨永泰、何应钦、陈果夫、张学良、阎锡三、张群等37人，熊式辉兼主任。蒋介石在大举屠杀革命人民的同时，又装扮成提倡旧道德、实行新生活的救世主，企图掩盖他凶残、奸诈、专横的丑恶嘴脸，为他镇压人民革命、实行专制独裁涂脂抹粉。于是有人送给他一副对联，进行讽刺：

    一二三四五六七（忘八）；

    孝悌忠信礼义廉（无耻）。

    抗日战争在南昌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向北平郊区宛平县卢沟桥的中国驻军发动进攻，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一部奋起抵抗，由此拉开了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卢沟桥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起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本侵略者。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准备抗战：“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有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

    9月22日，中共中央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已经与中国国民党获得了谅解，而共赴国难了……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决定“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任”。23日，蒋介石宣布国共两党开始第二次合作。

    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与江西或南昌有关的抗战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与抗日战争有关的事件；第二阶段，是直接被卷入战争。

    1938年6月26日从日寇攻陷马垱要塞开始，至1945年9月14日日本签订投降书止，历时7年3个月，日寇给南昌地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造成了南昌有史以来最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

    第一阶段

    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合作抗日 1937年7月底，项英、陈毅从一位同情革命的乡村教师那里获得了一本香港出版的《新学识》杂志，其中有一篇介绍中国各党派的文章，谈到中国共产党曾在这年2月10日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文章中引用了毛泽东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的三个小段，指出中共提出的“四项保证”，“是一种有原则有条件的让步，实行这种让步是为了去换得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和抗战”“我们认为，共产党、国民党、全国人民，应当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

    项英、陈毅看了这篇文章如获至宝，兴奋不已。根据毛泽东报告的精神，经过特委研究，项英以个人名义写了一篇文章——《中国新的革命阶段与党的路线》，用来解释党的路线的转变，要求各游击区在同国民党当局谈判合作抗日时，必须严格遵守党中央指示中所提出的条件：一是在特区和红军中，必须保持我们党的领导权；二是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必须保持党的独立性和批评的自由；三是争取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项英的这篇文章，实际上成为赣粤边及邻近游击区统一党内外和游击队指战员的思想，由反蒋转变为“联蒋”，由内战转变为联合抗日，并积极主动地与国民党江西地方当局谈判。

    7月22日，项英起草谈判条件。

    7月29日，陈毅致信国民党大余县县长彭育英，倡议双方举行合作抗日的谈判。8月8日，项英、陈毅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的名义，发表《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联合宣言，向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四十六师和大余、信丰、南康等县政府投寄书信，表示愿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合作抗日。

    9月8日，陈毅代表赣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到大余县池江与国民党大余县政府代表谈判，经过斗争，双方达成了七项协议。

    9月12日，陈毅由大余县县长彭育英陪同，到赣州与江西省政府代表熊滨、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马葆珩谈判，达成了九项协议，游击队改称“江西抗日义勇军”，暂按国民党保安团的待遇提供给养。为了解决其他游击区合作抗日问题，国民党当局邀请项英、陈毅到南昌谈判。

    9月24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派车将项英迎往南昌，与省政府代表谈判，不久陈毅也由赣南来到了南昌。经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谈判，解决了国民党军从游击区撤走、释放政治犯、在南昌建立红军游击队总接待处等六个问题。项英还发电报给正在南京的中共中央代表博古、叶剑英，通过他们发电报给毛泽东、张闻天，报告与国民党江西当局谈判情况。由此，南方游击队恢复了与党中央的联系。

    这年9月底，项英、陈毅在南昌发表《告南方游击队公开信》，要求各地游击队立即集中听候改编，为抗击日本侵略、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南昌谈判成功，标志着我国南方地区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基本形成。南昌谈判结束后，陈毅在南昌、吉安等地建立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和通讯处，同国民党各地方当局继续谈判，解决遗留问题。

    10月初，项英、陈毅回到赣南各处，召集红军游击队下山，并向当地中共党组织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等指示和南昌谈判的情况。

    南方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 在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的条件下，顺利地将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并非易事。担任中共新四军分会副书记的陈毅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冒着巨大的风险，亲自前往湘赣、皖浙赣等游击队所在地区，深入深山老林，传达中共中央指示，还曾被误认为是“叛徒”。

    1937年10月下旬，陈毅首先去了奉新县九陇山，吉安第三署保安司令部副官和聘请的两名轿工与他同行，通过游击队秘密联络员，与红色独立团特派员黄炳光见了面。

    活跃在湘赣两省的游击队由谭余保领导。他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8月出任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他的父、妻和子女均被反动派杀害。1935年夏，中共湘赣省委书记叛变投敌后，他召集同志成立了中共湘赣临时省委，提出了“保存力量，稳步发展，以待时机”的策略，使游击队转危为安。由于叛徒的出卖，他几次险些被擒，因此对叛徒恨之入骨。

    陈毅上山后，游击队团长段焕竞、政委刘培善得知是陈毅来了，不知如何处置，要黄炳光带上几名侦察员，去铁镜山湘赣省委驻地，等待谭余保作决定。时任湘赣省肃反委员会主任的颜福华拿着一张登载了“江西省共产党首领陈毅投诚”消息的报纸，扔在陈毅面前，斥责他的叛变行径，随即将他和随从副官吊在柱子上，等候谭余保发落。

    陈毅见到谭余保后极力申辩。谭余保过去虽见过陈毅，但严酷的斗争环境养成的警惕性使他对陈毅根本不相信，说陈毅如果没当叛徒，就不会把军队拉出去给蒋介石改编。说到气愤时，谭余保说：“叶剑英、项英，我不管他们，就是斯大林、毛泽东派来的，我也要抓起来！”

    陈毅反驳说：“谭余保同志，你已经离开党的原则立场了！”这时谭余保也有些动摇。陈毅发觉他有点变化，劝他派人去吉安等地了解情况。

    谭余保派出去的人第三天就回来了，力证陈毅确实是党中央派来的党代表，还从新四军驻吉安办事处拿到了文件和正式介绍信，证明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这时，陈毅已经被吊了四天四夜。谭余保了解了事情真相后，立即给陈毅松绑，接着要用绳索将自己捆起来，也要吊上四天四夜。陈毅虽然一笑了之，但他还是把自己关了一整天，并在第二天召开的紧急会议上作了深刻检讨。

    谭余保接受了中央指示，于这年11月底率领队伍下山，被改编为新四军一支队二团一营。他因为身体原因，仍然留在湘赣边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并担任湘赣边特委书记。1938年9月，谭余保到延安开会，毛泽东通过周恩来传话，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谭余保没有杀陈毅，说明他粗中有细。

    不久，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正式改编为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陈毅任第一支队司令员。1938年春，陈毅率领由赣粤边、湘赣边、湘鄂赣边游击队组成的新四军第一支队，奔赴抗日前线，与日本侵略者战斗。

    新四军军部迁至南昌 1937年10月，国共两党在南京达成协议，将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11月12日，叶挺开始在武汉组建新四军军部，12月下旬新四军军部在武汉成立。这年年底，中共中央组织部派涂振农、陈少敏、郑伯克等十余人，从延安来到南昌，负责新四军驻赣办事处的筹建及有关联络工作。

    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从汉口迁到南昌，在高升巷张勋公馆内办公。主要领导有：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

    同一天，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也在南方红军游击队总联络处的基础上成立，办公地址设在东书院街危家大屋内，黄道任办事处主任，郑伯克任秘书处处长，吴华友（后为胡金魁）任副官处处长。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也秘密成立，设在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内，项英任东南分局书记，曾山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黄道任宣传部长，涂振农任统战部长，陈丕显任青年部长，陈少敏任妇女部长，郭潜（后为温仰春）任秘书长，邓振洵任民运部长。

    新四军军部迁到南昌后，加紧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改编后的新四军下辖四个支队，共1.03万人。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臣，副司令员粟裕；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兼），副司令员谭震林；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其中第一、二、三支队由长江以南各省游击队改编，第四支队由长江以北鄂豫皖地区的红军第二十八军和豫南游击队、鄂东北独立团编成。这年2月至4月，新四军军部命令第一、二、三支队前往皖南岩寺地区集中，命令第四支队在皖西霍山流波疃地区集中。

    新四军在南昌期间，为部队大力筹措必需的装备和军需物资。1月14日，请求中共中央长江局帮助解决经费、武器和被服。第二天，叶挺乘飞机去香港为部队筹集款项，购买枪支弹药。新四军有效的工作使南昌原来沉闷的气氛被冲破，各种抗日团体和救亡活动蓬勃兴起。

    1938年4月4日，叶挺、项英率领新四军军部离开南昌，迁往安徽省岩寺。在离开南昌之前，各界民众举行热烈的欢送大会。新四军军部迁走后，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和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由东书院街危家大屋迁到新四军军部旧址（原张勋公馆）办公，在南昌继续领导抗日救亡斗争。

    抗日团体蓬勃兴起 抗战初期，南昌是抗日战争的后方，但又是后方的前线，是全民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后，南昌一度出现较为开明的政治环境。尤其是新四军军部迁南昌，成立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和中共南昌市委后，南昌地区各党派、各阶层和外地流亡南昌的青年学生纷纷成立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其中规模和影响较大的有：

    江西抗敌后援会 1937年7月13日成立，是江西最早的抗日救亡团体。开始由国民党江西当局主持。1938年7月，中共联合在南昌的民主人士许德珩等人，将它改造成有中共党员参加的抗日救亡团体。许德珩任主任委员，下设农民工作团、宣慰工作团、流亡青年招待所等分支机构。这年10月，国民党江西省党部颁发《抗日救亡团体登记办法》，对抗日救亡团体加以限制，12月，该会解体。

    江西乡村抗战巡回宣传工作团 1937年9月成立，是以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流亡学生和南昌市部分爱国青年、戏剧工作者共同发起组建。江西民众教育馆馆长程宗宣任团长，下辖九个宣传队、一个戏剧演出队，共有一百多人。他们以江西广大农村为阵地，采取漫画、墙报、演讲、教唱歌曲和演出戏剧等形式，宣传抗战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介绍八路军抗战成果。1938年12月被迫解散，团员大多数参加新四军或奔赴延安。

    江西青年抗日救国服务团 1938年1月10日成立，是江西最大的官办青年抗日救亡团体，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自任团长。该团干事会由王枕心（老三党员）、夏征农（共产党员）、陈洪时三人组成，王枕心任总干事。下设总务、组织、宣传、视导四个组，有团员一千二百多人，分为十个大队，分赴全省各地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中共在该团发展了党的组织，有三十多人先后加中国共产党。这年12月，熊式辉下令解散。

    新四军战地服务团 1938年2月19日成立，是新四军所属抗日救亡团体，以青年知识分子和部分工人为主，有一百多人，朱克靖任团长。下辖民运组、戏剧组、舞蹈组、美术组、通迅组和儿童队。团员们身着新四军军服，深入群众，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这年4月，随新四军军部迁往皖南岩寺。

    南昌文化界救国会 1938年3月20日成立，夏征农、朱克靖是主要负责人。开始叫“人民阵线”，由朱克靖、薛暮桥、罗琼、夏征农等人发起，邹文宣、程宗宣、孔席珍等文化界人士参加。但成立不久，便被国民党江西当局取缔。

    江西青年战时工作团 1938年5月成立，由省民众教育馆的中共党员发起，杨洪、邹文宣、程一惠等是主要负责人。全团有一百多人，分赴全省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同年10月被迫解散。

    赣江木船工人救国会 1938年7月成立，是由中共赣江河流总支部组织成立，王选贤、黄耀亮、叶忠来为主要负责人。9月以后，吉安、万安、樟树、赣州、于都、会昌、九江等地先后成立分会。该会组织战时服务大队，为新四军运送军用物资，进行交通联络，掩护中共各级领导机关等。

    南昌生活书店 1938年初成立，是邹韬奋创办的生活书店在南昌的分店，以“促进大众文化，供应抗战需要，发展服务精神”为宗旨，发行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学及译著等书籍一千多种，编印《战时读本》《大众读物》等抗日救国通俗读物。同时还以秘密方式提供宣传共产主义理论的书籍和新四军军部出版的《抗战报》、江西妇声会出版的《妇声》等报刊。书店广泛团结青年，与军政、工商、教育等方面建立联系，成为江西文化界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据点。1939年被国民党江西当局查封。

    江西妇声社 1938年3月8日成立，是江西最早的妇女抗日救亡团体。在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新四军驻赣办事处领导下，由中共女党员潘咏流、吴志远等人发起创建的，吸收全省各县女公务员、女教师、女学生、女工人和家庭妇女为社员。妇声社设干事会，下设总务、组训、编辑三个股。它的宗旨是宣传、动员、组织各界妇女，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提高妇女素质，反映妇女疾苦和要求，帮助妇女解决实际困难。创办了江西第一个进步妇女刊物《妇声》，联合其他妇女团体，在抗敌后援会之下成立江西妇女界分会。1939年3月日军侵入南昌前夕迁往吉安，1940年4月被迫停止活动。

    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南昌人民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7月13日，各界群众团体召开联席会议，研究开展抗日宣传工作。会后通电前方将士热情慰问，表示南昌人民誓做他们的后盾。7月17日，全市中等以上学校师生代表深入各街巷进行抗日宣传和募捐。7月30日，各校又组织了六十多个宣传队，在全市开展抗日宣传活动。8月初，真毅护士学校学生到国民党南抚师管区司令部请愿，要求奔赴前线服务。

    8月15日，日军飞机首次轰炸南昌市区，激起了南昌人民的无比愤怒，立即上街游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9月下旬平型关大捷，南昌铁路工人为慰问前方抗日将士，募集了一批棉衣、棉被及其他备冬用品，广大市民也纷纷捐献寒衣送往前线。仅9月至11月，全市共捐棉衣、棉被2196件，布鞋、麻鞋、胶鞋1857双。

    随着抗日救亡团体的蓬勃兴起，南昌抗日救亡活动声势浩大，如火如荼。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和江西省青年抗日救国服务团等团体纷纷走上大街小巷、工厂码头，以壁报、标语、演讲、演戏、唱歌、座谈、家访等形式进行抗日宣传。

    1938年2月26日，在江西省青年救国服务团第一大队的倡议下，由省音乐教育委员会、省民众教育馆、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政训处话剧团等单位联合发起组织的“南昌抗战歌咏协会”在湖滨公园（今八一公园）举行成立大会，“省青救团”第一大队长、音乐家何士德指挥到会的三千多人齐唱《义勇军进行曲》，雄壮的歌声引起了全市人民的共鸣，会场周围五千多人也同声歌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会后，与会人员到中山路游行，何士德站在一辆卡车上，挥动一根特长的指挥棒，指挥游行的人齐声高唱抗日歌曲，沿途群众纷纷加入游行队伍，连路上的警察也跟着唱了起来。

    南昌各界妇女从3月6日起便开展了各种抗日宣传活动。3月8日那天，风雨中还夹着冰雹，但参加纪念集会的妇女仍有六七百人，民主革命家雷洁琼在会上演讲。3月17日，“省青救团”第一大队在中山公园（今省政协大院）举行歌咏大会，会后组织了由工人、学生、居民等5000人参加的歌咏大游行。游行队伍沿途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救国军歌》等二十余首抗日歌曲，歌声响彻南昌全城，街道两旁的群众也自动加入游行的队伍，使游行人数一下子扩大到两万余人（当时南昌市只有28万人口）。南昌铁路工人组织了一支列车宣传队，在铁路沿线巡回演出。南昌印刷工人成立抗战夜呼队，每天夜晚在各街巷呼喊抗日口号。南昌商界成立了日货检查团，分赴各商店查禁日货。

    江西妇声社组织大批妇女为前线抗日将士赶制军衣、军鞋、军被等军需品，成立伤员接待站，精心护理受伤的抗日将士。南昌人民节衣缩食，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踊跃捐款捐物。仅妇声社发动群众就捐献了黄金7两多、白银660多两、银元100多块、法币（国民党货币）3.5万元。

    面对南昌抗日救亡运动的空前高涨，国民党江西地方当局显得有些惊慌失措，想方设法加以阻挠。3月18日，国民党地方当局颁布了《取缔标语壁报办法》，禁止在街巷张贴标语壁报，禁止唱《流亡三部曲》等抗日歌曲，禁止书店出售抗日书籍，禁止团体出版抗日报刊。这年5月，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勒令江西青年抗日救国服务团各大队到南昌集中，污蔑团内有“不稳分子”，企图将“左倾”团员送到武汉国民党中央主办的战干团去受训，乘机达到解散“抗救团”的目的。

    针对国民党地方当局的险恶用心，中共组织及时召开会议，揭露他们反共、反人民的阴谋，决定派遣200名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到新四军军部和福建、浙江等敌后根据地去工作，其他未暴露身份的党员和骨干则继续留在南昌坚持斗争。

    南昌成最重要的空军基地 在抗日战争中，由于我国工业落后，不能生产飞机，作战飞机都从美、英、苏、德等国购买，仅杭州、南昌、韶关等地的飞机厂能够修配、仿制一些飞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无法与日寇抗衡。但我国飞行员英勇顽强，在武汉会战期间，中日两国战机在南昌地区上空多次发生激烈战斗，中国空军击落日机数十架，还击毙了日寇四大天王中的两大天王。中国空军由南昌出动飞机多次，飞临长江江面或东海上空，击沉日舰数十艘，有力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

    1937年8月15日，日寇鹿屋海军航空队14架重型轰炸机由新田少佐率领，从台北起飞，首次空袭南昌，投弹十余枚，炸死我平民6人。8月21日，日寇12架飞机袭击南昌，我空军分队长何明德率机升空迎战，击落日机1架，日飞行员被俘，我空军毫无损伤。10月20日，日寇飞机多架空袭南昌，被我空军飞行员王汉勋击落2架，残骸都坠落在余干县境内，其中一架坠落在鄱阳湖边的瑞洪镇。11月12日上海失守，11月20日国民党政府宣布迁都重庆，这时我国的空军几乎损失殆尽，剩余飞机少数留守南京，大多数集中在武汉、南昌整修。

    当时苏联决定援华，12月1日一批轰炸机飞抵南昌。后来由南昌起飞，飞临上海轰炸日舰，炸沉日寇巡洋舰1艘、运输船2艘，炸伤其他日舰6艘。其中1架苏机被高炮击中，领航员彼得洛夫牺牲，机长萨若宁负伤。12月9日，日寇海军航空队15架飞机空袭南昌，被我巡逻飞机击落1架，日机坠落在南昌县岱山杨村，飞行员寺松山毙命。日寇飞机残骸被运至湖滨公园展览，极大地提升了我国军民的士气。

    12月13日南京沦陷，原驻南京的苏联志愿空军23架战斗机和20架轰炸机转场至南昌，与驻南昌的苏联飞机会合，加上驻南昌的我国空军第3、4、9大队的剩余飞机，南昌机场成为我国实力雄厚的空军基地。

    1938年1月7日，日寇海航大队王牌飞行员潮田良平率领9架战斗机从被占领的南京起飞，掩护海军木更津陆上航空队15架轰炸机，当天中午侵入南昌上空。我空军第五大队9架战斗机早已升空待敌，与日机在三家店新机场至莲塘上空激战。日寇自恃飞机多，十分猖狂，系有白布条的领队长机更猖狂。我方飞机虽少又被包围，但我国飞行员为守土而战，为反侵略而战，精神抖擞勇往直前，打得相当出色。我第五大队飞行员徐葆昀击落日寇长机，敌机坠落在南昌县东面的柘林街，四大天王之一的潮田良平大尉当场毙命。

    1938年初，苏联援华飞机到达我国，使我国空军拥有200多架飞机。这年1月，我空军出击16次，空战8次，击落日机7架，其中在南昌上空击落3架。炸毁日机60架，炸沉日舰4艘，我国也损失了17架飞机。2月25日，日寇出动飞机空袭南昌，被我军击落3架。6月中旬，我军地面防空部队在南浔铁路上击落日机11架，俘获日寇飞行员山田忠道等8人。9月6日，日寇飞机18架空袭南昌，被我军炮手常阿荣、姜玉清、王长贵、寇阿贵击落2架，被击中敌机坠毁在新建县生米街，日寇飞行员12人（每机6人）中11人毙命，泽田重太郎受伤被俘。

    6月26日，江西北部濒临长江的彭泽县马垱失守，日寇开始入侵我省。为了摧毁南昌新、老两个机场，减轻对日军长江运输线的轰炸压力，日寇再次将南京的空军基地向西推进到安徽省安庆市。南昌基地空军多次飞往我省彭泽县马垱上空作战，炸沉日舰12艘，炸伤日舰29艘，击落日机19架，另一架日机也受伤坠毁。日机10架空袭南昌，也被我空军击落两架，被击中敌机坠落扬子洲，飞行员小笠原胜义跳伞被俘。

    7月18日，日寇海航大尉南乡茂章率领九六式战斗机9架从安庆起飞，掩护陆军9架轰炸机，分两批袭击南昌新、老机场。我空军第三大队E—15型战斗机起飞迎战。日寇海航四大天王之一的南乡茂章号称“空中霸王”，追逐苏联空军大队长勃拉维申斯基，被我空军第三大队长罗友德击毙，苏联大队长脱险。空战结束后，勃拉维申斯基拥抱罗友德久久不放，并把最珍贵的纪念品——刻有斯大林赠字的手表从手上脱下来，送给了罗友德。抗战胜利后，勃拉维申斯基升任苏联远东空军司令，从海参崴给他寄来名鱼一箱。

    在这次空战中，曾在归德空战中击落日机4架的我飞行员黄莺，在这次空战中为营救苏联志愿空军巴比洛夫座机，单机冲入7架日机包围中，为营救巴比洛夫而不幸牺牡。事后，蒋介石亲题“精忠报国”四字以慰忠魂。1939年5月4日，为配合我军反攻日寇占领下的南昌，我空军第一大队龚颖澄率俄式轰炸机5架，轰炸了日寇占领下的南昌机场及莲塘日寇炮兵阵地。

    据战报统计，自1937年8月15日日寇首次轰炸南昌时起，至1938年3月因战线逼近南昌，南昌空军转场武汉时止，我国空军在南昌上空与日寇飞机作战31次，共击落日机36架。从南昌出击上海、南京、安庆、芜湖、杭州、台北和我省湖口、彭泽等地敌人的机场和停泊长江的日军舰机15次，使日寇遭受了重大损失。与此同时，南昌也遭受日寇空袭49次，日机投弹2559枚，炸毁房屋661栋，震倒房屋1147栋，炸死592人，炸伤745人。

    万家岭大捷功垂史册 日军沿长江由东向西进攻江西，先后占领了彭泽、湖口、九江、瑞昌，企图由九江南下进攻南昌，大致形成了一个T字形的区域，控制着长江和南浔铁路北端交通线。1938年6月，日寇侵略军决定进攻武汉，认为只要攻取了我国的武汉，就可以进而控制中原，可以支配整个中国。日本天皇要求在秋天占领武汉，希望借此逼国民党政府投降。日寇调集重兵沿长江南北两岸进攻，赣北是武汉的外围和西进的必经之路。7月26日，日军攻陷九江，取得了溯江而上进攻武汉的基地，并将司令部设在九江城内，由大将冈村宁次指挥这一地区的军事进攻。

    自9月16日至24日，日寇第二十七师团在瑞昌—武宁公路沿线，与中国守军第一兵团第十八军苦战8天，仅仅推进了8公里，敌我双方的伤亡都很大。自9月下旬至10月初，第二十七师团在一〇一师团一〇二旅团的配合下，与国军第十八军在覆盆山的战斗陷入胶着状态。为策应第二十七师团攻占德安县创造条件，日寇第十一军乘国军转向瑞武公路之机，命令在万家岭的第一〇六师团向德安以西的万家岭地区进攻。

    日寇第一〇六师团9月4日在马回岭进攻受阻后，补充2700多新兵，战斗力有所增强，后来又配属了第二十二师团五十二联队，除留一一一旅团一部分在南浔铁路外，主力向万家岭中国守军第一兵团第四军进攻。9月26日傍晚，日寇第一〇六师团的一二三、一四五、一四七联队和工兵、山炮、辎重及师团直属部队，共有1.5万余人，从九江县马回岭出发。一〇一师团第一四九联队也向这一地区进发。两部分军队共有2.1万人，由一〇六师团长松浦淳六郎统一指挥。

    冈村宁次通过空中侦察，发现南（南昌）浔（九江）、瑞（瑞昌）武（武宁）之间的防御体系存在裂缝，企图从侧、背面迂回包围中国军队，改变在南浔线受阻的被动局面。为了深入山地，日寇放弃了现代化的战车而改用驮马，只带了6天的干粮，禁用手电在夜间行进。冈村宁次的阴谋很快被国军第四军发现了，薛岳将军迅速作出部署，抽调德（安）星（子）、南（昌）浔（九江）、瑞（昌）武（宁）三个方面共10万大军，准备围歼日寇。9月28日至10月2日，松浦的一〇六师团主力进入王家山、万家岭、何家山深谷，向中国军队发起猛攻。我军在阻击一〇六师团的同时，10万大军已从东、南、西三面包围了松浦师团。

    这时，冈村宁次得到前线最新的航空侦察报告后，感到骑虎难下，急令一〇六师团向北行进，与瑞武线上的第二十七师团靠近。因为地图错误等原因，导致日寇一万多人迷路山中，二十七师团因遭受阻击未能与一〇六师团会合。从10月5日凌晨开始，我军与日寇“经五昼夜反复争夺”，终于拿下了张古山高地，堵住了敌人突围的道路，重创了日寇的有生力量，阵地前留下了日寇4000多具尸体。

    10月9日至10日早晨，我军选拔200—500名勇士担任先头突击队，在炮火支援下，猛攻日寇一〇六师团，突进至距其司令部仅百米处，险些捉住松浦淳六郎。10月12日至13日，我军不断变更部署，与日寇二十七师团、一〇一师团展开反复争夺，歼灭了一〇六师团大部分主力。10月16日我军撤出战斗。

    这次万家岭战役共歼灭日寇17700余人，生俘1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200余挺、步枪3960多支、山炮22门、迫击炮36门、战马400余匹。万家岭大捷严重挫伤了日寇的士气，破坏了日寇直趋南昌、长沙，进而包围武汉的企图。叶挺将军曾高度评价说：“万家岭大捷，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而三，盛名当垂不朽。”

    孤军坚守保卫庐山八个月 庐山曾是国民党政府的“夏都”。在1926年至1948年的23年中，蒋介石有13个夏季住在庐山。他在这里主持召开过11次重要会议，使庐山成为当时国民党政治、军事中心之一。1938年9月，驻守庐山的国民党第十九军调往江西奉新县整顿补充，由江西省保安第三团和第十一团接防。随着庐山周边地区的沦陷，庐山成了一座“孤岛”。指挥这两个团3000士兵守卫庐山的军官，是第十一团团长胡家位。胡家位是南昌市新建县人，江西省政府主席、陆军上将熊式辉的外甥，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凭着这层关系，他要换一个地方并不难，但他更知道什么是军人的职责和使命。

    这年7月26日，日寇攻占九江后，华中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正在九江日寇指挥所里作《庐山写生图》。他这时的心情似乎非常愉快，希望登上慕名已久的庐山一览锦绣风光。对于装备精良的日寇来说，这是轻而易举之事。事实证明，他原来认为是“易举”的事，却变得不太“轻松”了。

    9月4日，日寇炮轰东牯山、万杉寺等地，掩护步兵一千余人沿德安—星子公路进攻，与守卫庐山的保安团激战了一天，未能前进半步，反被我国守军歼灭两百余人，获日本天皇三级金鸷勋章的少将司令饭冢国五郎也在东牯山道上被击毙。10月28日，我守军又击毁日寇汽车4辆，击毙七十余人，拆毁高垅大桥，破坏电线数公里。时任江西省保安处副处长的蒋经国曾经登上庐山慰问守山将士。

    在日寇的重围下，守卫庐山的保安团生存环境非常恶劣，气候阴冷潮湿，粮食得不到补充，士兵经常只能吃土豆、榨菜。他们上山时还是夏季，可是到了冬天，棉衣得不到供应，有的人下雪时还穿着单衣短裤。他们虽然是孤军作战，但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山下的百姓经常冒险送米上山，有不少人被日寇发现而惨遭杀害。他们不但生活条件差，武器装备也差，步枪五花八门，只有几挺重机枪，武器弹药得不到补充。他们都知道这是为国家、为民族而战，因而士气很高，使进攻的日寇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至1939年4月，江西省保安第三团、第十一团坚守庐山达8个月之久，进行了两百余次战斗，极大地消耗了日寇的力量，使日寇在占领莲花洞、沙河、马回岭、隘口等据点时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打破了日寇“迅速占领武汉、南昌”的计划。

    后来他们奉命撤离庐山，转移至岷山，庐山最终沦陷于日寇之手。当时的《中央日报》披露，庐山保卫战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1938年11月18日发表社论《援助庐山孤军》。社论说：“我庐山孤军将士，固守山地，予敌以重大打击，我英勇孤军抱牺牲决心，坚持抗战国策。我中央政府迭电嘉许，我各界同袍，敬佩之余，尤表感奋。”在一个日军士兵的日记中有这样一句话：“中国军队在庐山的英勇顽强，让帝国军人见到了真正的中国军魂！”

    省会南昌紧急大疏散 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新形势下，号召“保卫大江西”，实施了一些抗日的新举措。1938年10月，日军进攻德安受挫，隔着修河与我国军队对峙，南昌岌岌可危。11月，南昌市加快疏散城市居民，挨户发给难民证，户籍警察上门动员居民赶紧疏散。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迁往泰和，市内的机关、学校、企业、商店等单位纷纷迁出。等日寇打进南昌时，南昌基本上已是一座空城，被称为“东南地区疏散最彻底的城市”。

    第二阶段

    南昌会战第一阶段（沦陷） 南昌是浙赣、南浔两条铁路的交会点，是第九战区、第三战区后方联络线和补给线的枢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我国空军以南昌机场为基地，战机经常从这里起飞，去袭击日军在长江中的海军舰艇，对武汉、九江日军的后方补给线威胁很大。南昌作为江西省会和我国江南的重要城市，在沪、宁、杭陷落后，成为江南地区反击日寇的前沿城市，战略位置显得更加重要，被人们视为“支撑江南抗战的堡垒”。

    万家岭大捷后，10月25日武汉弃守，10月30日蒋介石由南岳飞抵南昌，批准薛岳将军退守修河以南，与日寇隔河对峙。1939年2月6日，日寇华中派遣军重新部署兵力备战南昌。日寇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试图对南昌城发动突袭，将一〇一师团和重新得到补充的一〇六师团等所属4个师团和军部直辖的炮兵、坦克部队共十二万多人，集结到德安县以南地区，并以106师团作为进攻南昌的主力。

    一〇六师团从上海打到赣北，部队损耗也很大，在万家岭又丢掉了两个联队；其残部调湖北阳新县和江西瑞昌县（今瑞昌市）一带休整，从日本国内补充了大批年轻士兵，在这里加紧训练。日本又为一〇六师团和一〇一师团调配了200门大炮和135辆坦克，命令一〇六师团进攻南昌，企图切断浙赣铁路，阻断安徽、浙江两省与江西的联系。冈村宁次的决策在日军中争议很大，日本东京大本营也表示反对。但他一心想让这两个师团在对南昌的作战中“挽回名誉”，命令全军采取一切手段，务必成功。

    这时，薛岳将军晋升为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修河前线军事由前敌总司令兼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负责。

    1939年2月下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一厅根据各方面情报判明，日军有进攻南昌企图，并提出了应对意见。3月8日，蒋介石致电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第九战区为确保南昌及其后方联络线，决即先发制敌，转取攻势，以摧破敌之企图。攻击准备应于3月10日前完毕，预定攻击开始日期为3月15日。”要求第十九集团军固守现有阵地，湘鄂赣边挺进军指挥第八、第七十三军，由武宁指向德安、瑞昌，攻击日军左侧背；第三十、第二十七集团军向武宁集结，第一集团军向修水、三都推进，准备尔后作战。

    薛岳于3月9日、10日接连致电蒋介石，提出部队整训未毕，补给困难，准备不及，要求延至3月24日开始实施。蒋介石于3月13日复电强调：“惟因目的在先发制敌及牵制敌兵力之作用，故攻击开始日期，不能迟于本月斋日（即24日）。”日寇于3月17日进攻永修县吴城镇，拉开了南昌会战的序幕。谁知就是这一步之差，导致了我军的被动，由主动出击变为被动防守。第九战区前敌总司令官罗卓英率领第十九集团军等部20万兵力，被迫仓促应战，处处挨打。

    3月17日上午，日寇在永修县吴城（原属新建县管辖）、涂家埠方向，命第一〇六师团和海军陆战队一部，在空军掩护下，乘七十多艘舰艇，进攻吴城我军第三十二军一四一师和预备第五师阵地。同时，永修方向的日寇第一〇一师团也在涂家埠北观音渡等处渡河，与我军第三十二军等部展开血战。因日寇炮火猛烈，又施放毒气弹，我军许多将士中毒，观音渡等阵地被日寇突破。18日这一天，日寇步兵在海军配合下从吴城附近登陆，与我军三十二军激战，双方形成拉锯，大路叶一地连续三次失而复得。

    3月20日4时30分，日寇在两百余门重炮、三个战车队、四个飞行队的狂轰滥炸配合下，实施全线总攻张渡修河，遭到了我军第四十九军、七十九军的猛烈抵抗。为了突破我军防线，日寇竟然卑劣地使用化学武器，在10分钟时间里发射毒气弹三千余发。随后又在正面战场施放了一万五千枚毒剂筒，毒气越过了300米宽的修河，使我国守军伤亡惨重。

    3月22日，日寇戴着防毒面具，从虬津渡过了修河。我军师长王凌云、旅长龚传文、团长唐际遇和于沚源及许多官兵中毒。傍晚时分，日寇一〇六、一〇一两个师团的先头部队在特种烟的掩护下，强渡修河攻至馒头山。我军第四十九军奋力抗击，虽然打死了一〇六师团一一三联队二任联队长饭野贤十大佐（后追晋少将），但未能阻止渡河敌人的进攻。

    日寇工兵连连夜抢架船桥，21日凌晨向南突进，接着出动二十多架飞机，对我军阵地狂轰滥炸，掩护石井广吉集成战车团渡河攻击。我军虽然击沉了日军三辆战车，但损失惨重。罗卓英急调预九师、九十八师、一一八师火速增援，无奈大雨滂沱，泥泞路滑，进军缓慢，未能稳住战局。更因未能破坏通往南昌的公路，使得过河日寇步兵随战车向南疾进。敌人在东面进攻南昌的同时，西面进攻安义、奉新两县，一〇六师团连陷滩溪、万家埠和安义县城。23日晨，日寇以陆海军重兵三面围攻吴城，并发射燃烧弹，使吴城成为一片火海，我三十二军伤亡惨重。日寇由望湖亭左面突入，吴城失守。这一天，日寇又占领了奉新县和靖安县。

    为了守住南昌，罗卓英以三十二军守卫南昌西郊阵地。同时，蒋介石急调七十四军乘火车于当晚到达临江（今樟树市），迅速向北推进；第三战区急调两个师，集结于南昌东面的东乡、进贤两县之间，以策应南昌守军。3月24日南昌危急，三十二军一〇二师全部调守南昌，一四一师在南昌西郊蛟桥集结待命，一三九师主力调新建县慈姑、樵舍，军部当晚转至南昌。这一天，数十架日机在南昌市区上空狂轰滥炸，沿江路（今抚河路）一带成为废墟。敌机低空扫射时，被我军以步枪击落一架，坠于乌石桥附近，敌机机毁人亡。

    3月25日，由于我三十二军主力一〇二师尚未开到，南昌市区防守空虚，罗卓英紧急动员南昌警备部队布防安民。日寇突破新建县乐化，我三十二军在回援途中遇敌激战，伤亡惨重。面对强敌100名敢死队的攻击，我军营长陈耀武端起机枪扫射，打死许多日寇敢死队员。一〇一师团一〇三联队长松井贯一被流弹削去半只耳朵。第二天，日寇一千余人在13辆战车的掩护下，从新建县长堎向牛行车站进攻。3月26日，日寇战车到达牛行，准备从中正桥（今八一桥）直接进入南昌市区。为了阻止日寇的进攻，我军于当天上午11时20分将桥炸毁。据传，这次炸毁钢梁11孔，另2孔钢梁被炸坏，7座桥墩低水位底板以上部位也被炸毁。

    我军一〇二师三〇四团二营炸断中正桥后，阻止了日寇迅速过江进入南昌市区。日寇改为沿江向南进犯新建县生米街。我一〇二师奋力阻击，炸毁敌战车2辆。因我军背水抗敌，伤亡很大，三〇四团迫击炮连少校连长姚得畔、上尉步兵连长徐文科阵亡。

    日寇西路军一〇六师团从奉新县大城推进到赣江边的曾家村。27日拂晓，一〇六师团和一〇一师团冒雨抢夺我民船，分别从曾家、生米两处渡过千余米宽的赣江后分兵两路：一路由一〇六师团在万舍村附近切断浙赣铁路，迂回到莲塘以南的瓜山，包围我军一〇二师三〇六团。该团拼死突围后转守林南高地；一路由一〇一师团主力于下午5时从潮王洲（今朝阳洲）进攻南昌西面的惠民门、广润门和章江门。

    一〇一师团的一〇一旅团在火炮掩护下施放毒气强渡赣江，也于下午5时5分占领中正桥头，从城北突入城中，受到了我三十二军一三九师、一四一师、南昌警备部队、保安团、省警察总队的阻击。但我军腹背受敌，经过激烈巷战，于当晚奉命向城东南方向的广阳桥、梁家渡撤退，南昌城不幸陷入日寇之手。

    据《中华民国资料丛稿》记载，这次南昌战役自1939年3月17日至27日，为期11天，日寇伤亡一万三千余人，我军伤亡十万六千五百二十三人。据不完全统计，自1937年8月15日日寇第一次空袭至南昌沦陷，光是几十架次飞机空袭即达49次，小规模的轰炸不计其数，在南昌炸死一千二百余人，炸毁房屋三万五千多栋。

    日寇占领南昌城后，原来企图向江西萍乡县进犯，打算与从湖北入湖南的部队合攻长沙市。由于日寇在南昌战役伤亡损耗太大，于是决定停止进攻，以一〇一师团据守南昌市区，一〇六师团据守南昌市西郊和安义、靖安、奉新、高安数县。

    南昌会战第二阶段（反攻） 南昌迅速沦陷，令国民党高层人士十分震惊。4月17日，蒋介石给白崇禧、陈诚、薛岳、顾祝同发电说：为鼓舞士气，如攻克南昌，奖洋50万元，官兵晋级，伤亡优予抚恤。军令部也密电陈安宝将军说：南昌城兵力空虚，令率第二十六师、预五师奇袭南昌。占领南昌后，即向世界广播，以扬国威，参战官兵均有重大奖励。

    这次参加反攻南昌的国军有十五个师，由罗卓英将军统一指挥，兵分三路：左路军由第一集团军新十师、新十一师、一八三师、一八四师组成，从奉新、安义两县向新建县乐化至永修县之间，沿南浔铁路挺进；中路军由第十九集团军五十一师、五十七师、五十八师、预九师、一〇五师组成，从高安县西经奉新县大城、南昌西山，向牛行、乐化间，沿南浔铁路挺进；右路军由三十二集团军七十九师、预五师、预十师、预十六师、预二十六师、一〇二师组成，向南昌城东南的市汊、向塘、谢埠、沋口、太子殿，呈弧形进攻，要从日寇手中夺回南昌。这些部队从第三战区调集，是进攻南昌的主力，并有空军第一大队长龚颖澄率机参战。

    4月20日，我空军飞机轰炸了南昌机场，炸沉日寇在赣江中的5艘运输船，这是我军反攻南昌的信号。22日，我军大举反攻，分别向奉新、靖安、高安、南昌等地之敌展开围攻。中路军五十一师攻克高安县城，歼敌一千余人；一〇五师攻占高邮，五十七师攻克奉新县大城，在鼓楼铺截获敌战车和汽车四十余辆予以炸毁；预五师攻克新建县石岗、生米，向牛行车站挺进。左路军一八四师、新十师连克奉新县西南的凤凰山、鸦鸠岭、陶仙岭；新十一师攻抵靖安县西的螺丝岭。25日进攻奉新时，炸毁敌战车五辆。27日奉新县城大火，敌一〇六师团兵营和军火库被我军烧毁。

    同时，右路军十六师、预十师沿赣江东岸、铁路西侧北进，连克南昌县市汊、新村墟、岗山。24日晚，预五师一个团便衣队潜入南昌市内策应。26日，第七十九师攻占南昌县武溪、谢埠，全歼敌人一个中队，敌中队长自杀，俘虏敌准尉以下17人，并乘胜进袭岗下、佛塔。分兵一部分冲入新飞机场，毙敌三四百人。27日，预五师攻占火车南站、汽车总站、老飞机场。午后更由金盘路攻入中山路百花洲，与日寇展开巷战，不久撤出。与此同时，我便衣队烧毁市内敌人两座军火库。

    日寇势危，急调第十四混成旅团，由九江乘舰船经鄱阳湖赶来南昌，腾出一〇一师团主力，在日机配合下向我军反扑。双方展开激战。我军坚持苦战，但伤亡很大。29日，预五师攻占广阳桥，城中再次大火，火烧到次日才熄灭。30日早晨，我机械化部队由广阳桥向西突进，击破日寇主力，逼近老飞机场、火车南站。就在我军即将展开攻城决战时，七十九师师长段朗如畏缩不前，反将部队后撤。其他部队受其影响而停止进攻。

    5月1日，蒋介石下令限5日前攻克南昌，并将畏缩不前的七十九师师长段朗如军前正法，以示惩戒。我军各部奉命当天行动，右路军十六师攻克沙埠潭。次日，一〇二师收复向塘。3日，左路军一八四师派出敢死队，摧毁奉新县南鸦鸠岭敌炮阵地，毙敌独立山炮第二联队二大队队长铃木孝少佐等人。中路军攻入高安县竹园敌炮兵阵地，夺取大炮三门，并一度攻克新建县西山，截获敌辎重队，炸毁汽十八辆，进占乌石桥。预九师攻抵牛行。我空军第一大队4日轰炸了莲塘敌重炮阵地，接着又飞抵奉新县，炸毁敌仓库一座。5日，预五师驱逐尤口之敌，进攻到红门桥；十四团占领湖坊桃竹魏家，全歼守敌。6日，二十六师七十八旅一五六团突进到汽车总站和金盘路。七十八旅一五四团潜进南昌新飞机场沿线，发现机场停有日机数架，只有少数守敌。该团命突击班匍匐前进接近日机，十余位战士爬上飞机，有的进入机舱与敌搏斗，有的在机舱、机翼上进行破坏。日机突然起飞，在数百米高空冒着黑烟摇晃而逃，登机士兵坠落，壮烈牺牲。他们的英雄事迹传遍四方。

    5月6日上午9时至下午3时，我二十六师副旅长丁建藩在南昌县斗门指挥作战，歼敌辎重部队，夺得枪械、弹药、文件、罐头数十箱。敌步兵班长桥田利市、上等兵山田福清、二等兵高谷季一和松枝太郎向我战士拱手作揖，屈膝下跪，垂胸摇头，倭语哀鸣，表达他们是被逼作战，乞求怜恤。

    我第二十九军军长陈安宝奉命于5日前攻克南昌。因时间紧迫，他不等部队到齐，便带领幕僚赶赴南昌县荏港指挥作战，亲率二十六师七十六旅、七十九师二三七团为左翼（右翼为二十六师七十八旅）渡过抚河，在敌人据点间隙小道上穿插，从铁路西侧向南昌攻击。后续军直部队和两个团被日寇切断，陈军长等人被阻在夏庄、吴庄、沙埠潭一线。第二天拂晓后，日寇度边部队在赣江舰炮和六架飞机轰炸扫射下，疯狂向陈军长所率部队反扑。我军伤亡很大，控制区狭小且地形不利，白天难以突围。战至下午4时，敌方占领西北方高地，二十九军受到了严重威胁，陈安宝将军亲率二十六师师长刘雨卿、军参谋长徐志勖和身边的警卫排对敌逆袭，将阵地夺回。敌人突破雄溪张阵地。双方展开了肉搏战。陈军长冒着日机扫射的危险，冲往雄溪张督战。战至下午5时15分，他在田塍上被敌炮弹片洞穿心脏，壮烈牺牲。师长刘雨卿也身负重伤。

    5月6日和7日，我预五师一部突入南昌市区，焚烧敌人仓库，破坏队纵火，作业队一面堆集沙包，一面攻击前进，敢死队一直冲到敌司令部门前。日寇后方空虚，无力应对，纷纷撤走辎重粮秣，一〇一师团长斋藤弥平太指使抢夺我民船数十艘，加上汽艇，仓皇从赣江往北逃向新建县樵舍。7日晚上，我左路军新十四军攻进安义县日军一〇六师团司令部，师团长松浦淳六郎在夜战中差一点被俘。新十一军还在尖山、灰家垅一带激战，占领敌前进阵地，歼敌四百余人。

    我游击队在鸭婆潭袭击敌指挥官乘坐的小汽车，打死第十兵站汽车队队长金泽善治中佐，缴获日本东京大本营3月9日制定的绝密文件——1939年高级军官人事异动表，这对于我国坚持抗战很有价值。9日，我军向乌石桥附近的长堎、蛟桥游击，中途与敌骑炮兵六百余人激战，双方相持两个小时后，我军转向大壁山、东家岭一带，敌人退向牛行。这一战可惜未能截断南浔铁路，使敌人得以运来2000名鬼子海军陆战队增援。我军缺少重兵器，无力攻坚，加上地势平坦，再战不利。到5月10日，我国军队撤到抚河东岸与梁家渡一线，与日军隔抚河相峙。我军各部队分别返防，基本上转为守势。

    反攻南昌之战，自4月22日至5月10日，历时18天，虽然未能收回南昌，但从消耗与歼灭日寇的效果看，还是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据参战各师统计，共毙伤日寇10165人，俘虏五十余人，剿获马步枪八百余支，轻重机枪26挺，山炮12门，枪炮弹及大衣、钢盔、文件不计其数。经检点战场，敌遗下尸首二千五百多具，如以一死三伤计算，当在万人以上。其中一〇六师团伤亡六千多人。日本大本营对师团长松浦淳六郎发出谴责训令：过分轻视华军的反攻力量，致使全军败绩，指挥失当，丧失皇家荣誉。松浦淳六郎被撤职回国，师团长一职由中井良太郎中将继任，并赴安义县到职。

    据1939年8月21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向蒋介石报告：我军参战官兵五万余人，阵亡军官144人，士兵3330人；负伤军官223人，士兵3186人。这次南昌会战，自3月17日至5月9日止，历时54天，以日军获胜告终，日寇伤亡24000人，我军伤亡51328人。

    日寇三十四师团的失败 1939年2月7日，三十四师团在日本大阪编成，3月15日被编入侵华日军第十一军，4月3日离开日本，4月7日到达我国上海，然后进入湖北便连吃败仗，受到了上司的严斥。当年10月25日，奉命开赴南昌。11月1日陆续从九江上岸，乘火车向南昌进发。一年前，在万家岭战役中，我军击毙日寇八千多人，击伤四千多人，一〇六师团仅剩两千余人，在飞机掩护下突围，死者少数人被就地掩埋，多数人暴尸荒野。火车经过德安县火车站时，师团长关龟治中将特意让火车停下，向着西北方跪地遥拜，为死去的人哀鸣不已。

    11月18日，三十四师团正式接替一〇一师团在南昌地区的防务，将师团司令部设在二经路北端励志社（今滨江宾馆）内，命第三十四步兵旅团进驻南昌县莲塘南面的尚谌店，主要兵力集中在市南、市西，辎重兵联队作为机动兵力，部署在市区北部。东南面则沿抚河在谢埠、武阳、喻家渡、梁家渡和璜溪、胡村、南头罗、合山李村至赣江布防。师团长关龟治则携带家眷，住进了有游泳池的熊式辉官邸。中山路上的中央银行大楼成了日军宪兵司令部，大楼的地下室成了关押抗日军民的地狱。又将繁华的中正路（今胜利路）改名为“兴亚路”，许多日本株式会社进驻街上，成了疯狂掠夺沦陷区经济的根据地。日寇在南昌实行了野蛮的殖民统治。

    12月12日，我军发动冬季攻势，小股日寇孤立无援，特别在夜战中伤亡很大。在抚河西岸蜀溪龚村的二一八联队三大队九中队两百多人被我二十六师千余人围攻，和田中尉和若宫曹长被杀，松井少尉负伤，士兵死伤得更多，残敌逃回尚谌店。12月20日，我军攻打沙古岭，毙敌小队长藤原吉准尉等人。1940年4月，日寇调整兵力部署，三十四旅团长内田孝行少将将他的司令部后撤至莲塘。因日本侵华战争不得人心，一名叫高木的士兵对中队长不满，曾举行过130人的反战暴动。三十四师团自恃武器精良，又有陆航第三飞行团助战，出动五个大队，在炮兵战车支援下，向大城及新建县白仙岭一线我七十四师阵地发起进攻，内田孝行在万寿宫亲自指挥。经过几天几夜的激战，日寇于5月2日无功而返。

    我军发起夏季攻势 6月8日，我一〇七师在义渡局强渡抚河，进攻野坂大队。6月10日，我二十六师主力渡过抚河，攻击在滁槎的斋藤大队。6月13日，我预五师四百余人强渡抚河，攻击慈母万村的日寇福山大队，并乘胜攻击牌楼秦村的联队。19日，我二十六师两千多人渡过抚河，向文昌堂的二一八联队猛攻，又与来援的敌野炮第二大队在棠溪附近激战后返防。据敌军史记载：我夏季攻势交战60次，敌三十四师团死亡445人，伤890人。

    第三十四师团的军官大多数来自第四师团日本大阪留守司令部以及和歌山联队留守队，士兵都是新兵。我军夏季攻势结束后，关龟治中将与内田少行少将商定，除战斗值班人员外，师团官兵集中进行军事训练，由联队长担任教官，对所属官兵讲授作战战术和图上战术，开展射击、劈刺等野战训练。还按照步兵操典纲领，对部下进行“军纪是军队的命脉”的精神教育，要求士兵振作精神，以绝对服从的精神和相互信任、爱护的情感，投入以后的战斗。为了联络彼此感情，还召开了官兵恳谈会，倾听意见，增进了解和亲善。在日寇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的陪同下，日寇头目寺内寿一元帅亲自来到南昌视察，接见了第三十四师团联队长以上全体军官，对南昌战场如何作战给予训示和指导。

    这时，熊式辉将赣北及南昌等地划为14个游击区，组织游击队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日寇占领南昌后，在南昌西山梅岭的崇山峻岭中，有国民党第五十一师和一七一师一万余人，他们经常以小股部队出击，在敌后袭扰日军，炸毁铁路、公路、桥梁和日寇的列车、汽车、装甲车，令附森精次郎头痛不已。

    第三十四师团经过几个月的军训，以为大大地提高了战斗素质，便发动了一场针对西山、代号为“关部11号作战”的歼灭战。日寇第十一军司令部给予他很大的支持，从汉口派出陆鹰第四十四战队森玉部队的20架飞机飞到南昌，参加他的“关部11号作战”。1940年12月28日，第三十四师团以两个步兵大队的兵力，在飞机、大炮、装甲车的配合下，向我西山阵地发起突袭。当天，三十四旅团附森精次郎与二一八联队福山二大队挑选的尖兵队遭到我方猛烈扫射，尖兵队长等十多人阵亡，二十多人负伤，附森精次郎也被炸成重伤。12月31日，日本《每日新闻》刊载了发自南昌西山前线战况的报道：

    12月28日，第34步兵团（旅团）附森精次郎与福山大队（第218联队第2大队）挑选的尖兵队一道，行进在部队的最前面。在距敌30米时，尖兵队遭到了突如其来的猛烈扫射。瞬间，尖兵队队长等10多人阵亡，20多人负伤。敌人不断向我尖兵队投掷手榴弹，接着敌我双方交织在一起拼刺刀，混战在阵地上。当我军后续部队闻讯赶到，才逐步将中国军队击退。是役，附森精次郎被手榴弹片炸成重伤。

    日本战地记者没有给第三十四师团面子。西山歼灭战尚未结束，师团长关龟治便接到了卸去师团长职务的命令，黯然离去，由陆军中将大贺茂接替师团长。大贺茂上任伊始便四处捕捉战机，很想表现得比他的前任更好一些。1941年1月9日，大贺茂率领第三十四师团，向南昌东南郊抚河沿岸的新村墟附近的我军发起战斗编号为“大贺部队12号作战”的突然袭击。关于这次战况，敌第三十四旅团战史是这样描述的：

    在向中国军队阵地攻击中，我军在敌人阵地前300米处遭到炽烈的射击，前进十分困难，广田谷川两军曹及其部下等阵亡。我军不甘失败，大打手榴弹投向中国军队的阵地前，以破坏敌阵前的障碍物。我军趁着弥漫的硝烟突入敌阵地的瞬间，不幸踩上地雷，中山伍长、楠一等兵等战死。

    从日寇战史的记录看，“大贺部队12号作战”并没有捞到什么便宜。2月19日，三十四师团“大贺部队第13号作战”计划经过周密部署，调遣了二一六联队第一（渡边）大队、第二（木下）大队，第二一八联队第三（齐藤）大队、野炮第三十四联队主力、工兵第三十四联队全部和鸟巢独立装甲车队，准备趁着夜色以五千多人的兵力对我军预备第五师在瑶湖东南阵地上的一千余人进行偷袭。

    瑶湖位于赣江与抚河东支之间，周围湖泊沟渠如网，是我军活动最频繁的地区之一。1940年12月，我军预备第五师一千余人从南昌县幽兰抵近万舍附近，渡过抚河后沿胡芦湾熊村、胡它村一线修筑坚固工事。第二年1月，又将修筑工事推进到抚河北岸的岗背郑村至慈母万村、瑶湖南岸的周坊江村一线，凭着瑶湖与抚河的天然条件，与日寇步兵第二一六联队对峙。

    2月18日，气温降至零度以下。这天晚上下起了冰雨，漆黑的夜空伸手不见五指。19日零点，大贺茂命令日寇分批乘轻便折叠铁舟横渡瑶湖，凌晨3点半钟到达瑶湖东岸，拂晓前完成了对我军阵地的包围，上午8点钟发起攻击。预备第五师猝不及防，突然遭到敌人的猛烈攻击，迅速组织火力顽强抵抗。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腹背受敌、回旋余地十分狭窄的不利条件下，与日寇拼死战斗了7个半小时，直到下午3时半，我军才从武溪附近渡过抚河，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据敌三十四师团战报，我预五师阵亡640人，被俘227人。日寇称这次奇袭取得了“赫赫战功”，内田少行少将亲往南京报告战况，受到了日寇“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的接见。

    回顾这场战斗，我预五师战斗失利有多种原因。从客观方面说，阵地受水域限制活动范围小，进退受阻。部队由江西省保安团改编过来，没有实战经验，武器装备差；从主观方面说，情报信息不灵，思想麻痹，准备不足。

    厉兵秣马锦江歼顽敌 日寇第三十四师团好不容易在战场上赢了一回，后来被调到南昌西南面锦江两岸的高安、上高参加“锦江作战”。日寇第十一军司令官园田和一郎中将上任之前，便制订“锦江作战”计划，它的指导思想是以活泼短切的突击作战，巩固南昌外围占领区，给我第九战区第十九集团军以重创。

    日寇“锦江作战”也叫“鄱阳湖扫荡战”，我军则称之为“上高会战”。为了打赢这场战斗，日寇投入了第三十三师团、第三十四师团、独立混成第二十旅团、独立工兵第三联队、独立炮兵第五十一大队、陆军飞行第三团，总兵力四万五千多人，飞机百余架，坦克四十多辆，分为南、中、北三路西进，准备分兵合击上高。3月上旬，日寇完成了作战准备，决定以三分之一的兵力留守原防区，三分之二的兵力直接参战。

    我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上将是保定军校出身，曾经指挥了四次长沙会战，张治中将军称他为“百战名将”。早在1940年5月，在他的主持下，针对赣西敌情制订了反击日寇的作战计划：“敌如犯高安、上高、万载，则诱之于分宜、上高、宜丰以东地区反击而歼灭之。”为了打好这场歼灭战，我军构筑了三线阵地，以第七十军为诱击兵团，在第一、第二线阵地阻击消耗敌人，诱敌深入我军预设的战场后，再转至外翼侧击；以七十四军为决战兵团，将日寇诱至第三线阵地时与敌决战。作战计划还决定在适当的时候，抽调赣江东岸的第四十九军、在修水县的第七十二军参战。

    我军上高会战战场的最高指挥官是罗卓英上将。他是广东大埔县人，保定军校炮科毕业。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任第十八军军长、第十六军团长、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第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1940年2月升任第九战区副总司令兼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驻防赣西北，司令部驻上高县。

    为了打好上高会战，我军投入兵力七万余人，有刘多荃的第四十九军、李觉的第七十九军、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还有第三十集团军的韩全朴的七十二军。熊滨率领的江西保安纵队4个团也参加了这次会战。罗卓英的战略思想是：指挥两翼军队牵制日寇，使敌人不能形成合围之势，大胆集中重兵转移外线，诱使日寇从中路深入至上高一带加以歼灭。

    日寇方面分三路西进。樱井省三中将的第三十二师团为南路军，3月15日出发，被我军诱至下观童、苦竹坳一带。19日，樱井省三发觉中计，立即回师奉新县；日寇独立混成第二十旅团为北路军，于15日渡过锦江，在猪头山等地遭我第四十九军伏击，受到重创；大贺茂的第三十四师团是中路军，在飞机、坦克的配合下，于16日出发，沿赣湘公路西进。我军主动放弃高安县迂回侧外。大贺茂在南北两路进攻受挫的态势下，仍然骄狂逞能，求胜心切，命令他的第三十四师团轻装急进，军锋直指上高县。

    大贺茂是日本熊本县人，陆军大学毕业。他是骑兵出身，只有在策马挥刀疾进中，他才能找到当军人的感觉，因此养成了一往无前、冒险突进的性格。他自己和上司都认为，他的性格特征是“果敢”。3月19日，他的第三十四师团死伤人数骤增，一线部队前进迟滞，进攻能力明显减弱。在这种极其不利的背景下，他连夜召集司令部官佐开会，下令第二天继续挥师西进，强渡棠浦川，不攻下上高县决不罢休。

    43岁的参谋长樱井德太郎与他的上司大贺茂完全不同。他虽然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但出身于书香门第，1937年曾在华北当过我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的军事顾问，是一名“中国通”，很受前任师团长关龟治的器重，还兼任过南昌特务机关顾问，为人老成持重。他对战况作出判断，认为部队决不能西渡棠浦川去攻占上高县，否则将处于中国军队的重兵包围中。

    浓墨般的夜色吞噬了山川、树林，激烈的枪声并没有因为夜幕的降临而停息。我军因躲避日寇的飞机轰炸而暂停军事行动，入夜则发挥近战、夜战的优势，向日寇展开夜袭战。樱井参谋长忧心忡忡，担心他的师团将陷于万劫不复的灭顶之灾中。他叫来作战主任角良晴中佐等人，再次向师团长大贺茂陈述己见。但大贺茂根本不理睬他的意见，双眼露出咄咄逼人的凶光。司令部里的官佐竟没有一人站出来支持樱井德太郎的意见。

    大贺茂记得在一个月以前，在他决意要发动对瑶湖东南我军作战时，也是这位樱井出来反对，认为数千人在寒夜乘铁壳轻便折叠舟，在凛冽的西北风裹着冻雨的辽阔瑶湖上，一旦遭到中国军队炮火袭击，后果不堪设想。大贺茂对他的意见不予理睬，认为那次战斗的结局证明了樱井是个畏首畏尾的“懦夫”。面对师团长厌恶、鄙视的眼光，樱井万念俱灰，猛地拔出军刀，朝自己的腹部刺去，企图剖腹自尽，使师团长能够清醒过来，改变主意。樱井被军医从血泊中抢救过来，幸免一死，后来被调到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任参谋，1943年8月晋升为少将。

    3月20日，日寇三十多架飞机对我军阵地狂轰滥炸，第三十四师团以锥形突击战术，向我官桥、泗溪阵地猛攻。21日，日寇第二一七联队攻占了我白茅山阵地，第二一六联队攻占我云头山、源山庙等处阵地，第二一八联队猛攻我泗溪阵地。我军对来势汹汹的日本侵略军予以还击，敌我双方的伤亡都很大。罗卓英将军命令我北翼部队以杨公圩、泗溪、官桥为目标，兼程南下包围敌人；又令我南翼部队协同我锦江南岸部队，先解决南岸残敌，并逐渐向左移靠过来，缩小包围圈。

    3月22日，日寇独立第二十旅团强渡锦江后，凌晨2时由锦江北岸渡江窜往石头街，向华阳地区进犯。面对十分危急的形势，罗卓英将军令第七十四军五十一师补充团迅速抢占华阳一带高地，阻止敌人进犯。我补充团官兵以每小时十五里的急行军，冒着日寇飞机的轰炸急驰华阳，终于比日寇早40分钟进入阵地，使上高县避免了被日寇夹击的危险，为围歼日本侵略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在华阳战场，诞生了“周陶山”。

    周陶是这次战斗中英勇不屈的战士，湖南道县人，中央军校第16期毕业生，任机枪三连中尉排长。他在华阳之战中沉着果断，率领全排战士固守华阳西北面的高地上。日寇为了抢夺这一战略高地，出动飞机轮番轰炸和低空扫射，接着又是野炮的猛烈轰炸，步兵的轮番冲锋。周陶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带领全排战士严守阵地，以“人在阵地在”的英雄气概顽强抵抗，打退了日寇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使大批敌人死在阵前。周陶的身体多处负伤，仍坚持不下火线，要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当担架将周陶抬下火线时，只见他浑身上下的军衣都被鲜血染红了。他牺牲时年仅20岁。为了纪念这位抗日英雄，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批准，将周陶率所部死守的高地命名为“周陶山”。周陶山坚不可摧，表现了中国军人的英雄气概。

    我援军源源不断地前来参战，将这群日寇打得屁滚尿流，只得败退向北回窜。华阳之战的胜利，粉碎了日寇切断锦江两岸我军联系、包围上高的企图，形成了我军包围聚歼日寇的有利态势。

    22日这一天，日寇第三十四师团集结了最大的兵力，向我下陂桥阵地猛攻。这是上高县核心区最激烈的争夺战，敌我双方的伤亡人数都在4000人以上。23日，日寇仍拼命地向我下陂桥等阵地猛攻，但我军阵地坚如磐石。24日，我军北翼部队由官桥直逼日寇第三十四师团司令部驻地毕家，使敌军完全陷入我军南北5公里、东西约15公里的包围中。

    整个会战自3月15日至4月9日，历时25天，毙伤日寇1.5万余人，俘虏森重中佐以下74人，毙俘军马4000余匹，击落日机3架，击沉敌兵船5艘，击沉汽艇和民船100余艘，缴获步枪2304支、轻重机枪96挺、大炮18门（敌抛弃江中或埋于地下的未计算在内），缴获其他军需用品不计其数。这次会战我军大获全胜，是抗战以来最精彩的一战。

    日寇在南昌地区的兽行 日寇对南昌的狂轰滥炸和杀戮行为世间少有。1937年8月15日，14架日机首次轰炸南昌，投弹10多枚，炸死6人。1938年8月4日，两批共27架日机侵入市区上空，在下沙窝、三纬路、沿江路等地投弹60多枚，炸死炸伤80多人，毁房80多栋。8月7日，18架日机在赣江西岸牛行车站等处投弹60多枚，炸死87人，炸伤63人，毁房300多栋。8月25日，18架日机袭击南昌西郊，投弹数十枚，炸死18人，炸伤20多人，毁房多栋。9日上旬，南昌遭日机反复轰炸，使南昌损失惨重。当时有一位英国路透社女记者弗雷特·厄特利正在南昌采访，她将在南昌所见向全世界报道说：

    日机在我们头顶上掠过，随着炸弹爆炸声，浓烟升起。我看见一位妇女抱着死婴，哭倒在炸死的丈夫身旁；另一个小孩趴在母亲的尸体旁啼哭。我来到伤员急救站，只见伤员横七竖八地躺在地面，一具具半裸的身体，破破烂烂残缺不全的四肢，一张张痛苦的脸向着我，似乎是对日本侵略者的无声控诉。

    至1939年3月15日，日机对南昌先后轰炸49次，投弹2559枚，中弹地点431处，炸毁房屋661栋，震倒房屋1417栋，炸死592人，炸伤745人。日机毁灭性的空袭，迫使市民大量外迁，市区人口原来的30万人下降到不足8万人。

    日寇进城不过几天，就有许多无辜的群众遭到残杀。在章江门、广润门、中正桥一带，尸横遍野，血聚成洼，惨不忍睹。许多民宅遭抢劫，十室九空。许多妇女遭奸淫。躲藏在万寿宫内的200多名妇女被集体轮奸，躲藏在广润门外关帝庙内的600名妇女被日寇强奸后活活烧死。在日寇铁蹄下，整个南昌城被践踏成人间地狱。日寇侵占南昌6年半，共杀害1225人，毁房35205栋，造成财产损失1560亿元。

    与此同时，南昌、新建、进贤、安义四县人民也惨遭日寇的蹂躏。日寇对南昌市人民的杀戮手段非常残忍，采取了活埋、水淹、蒸煮、火烧、暴晒、马拖、犬咬、倒悬、电击、割肉、断肢、打活靶等种种灭绝人性的手段。南昌县瓜山的“白骨坑”、向塘的“万人坑”等都是日寇暴行的铁证。

    日寇侵占南昌市区后，随即进犯南昌县部分地区。1939年5月2日，驻莲塘岗前据点的日寇倾巢出动，对附近的黄台、罗坊、涂家、杨家、流芳等村庄进行“扫荡”，先将100多名群众关进岗前村祠堂，后分批绑押到祠堂门前大粪坑边枪杀。9日中午，日寇分两路窜进向塘河湾村，一路用机枪逼迫被抓来的40名群众往井里跳，不肯跳的便被刺死在井台上；另一路日军将30多名群众关进一栋房子放火全部烧死。

    15日，驻沙潭据点的日寇闯进沙潭村龙南天仙庙，将庙内370多名难民围住，先用机枪将50多名青壮年男人打死，接着放火将剩下的难民全部活活烧死。28日，日寇因6个日军士兵被荷埠周村村民击毙，便分兵三路包围周村，见人就杀。被困在司马地的400多名村民，除一人幸免外，全部被杀死；集中在四川地的50多名村民，被编成8人一路的纵队，日寇迎面开火，一枪击倒数人，以试验子弹的杀伤力；在烟地场，因村民反抗，日寇或用刀捅，或用机枪扫射，200多人被杀害；在练武场上枪声大作，除少数人跳水逃脱外，113人惨遭杀害。周村历经烧杀，一千多村民死于日寇之手，52户被杀绝，881栋房屋被烧毁。

    1939年3月26日，日寇在飞机、坦克配合下，侵入新建县广大地区，在西山一带见人就开枪。有一天，仅一两个小时就在西山街杀害8人，并放火烧毁西山街所有房屋，来不及逃走的群众被烧死多人，家禽、粮油等被洗劫一空。妇女被污辱后惨遭杀害。日寇对婴儿也不放过，竟用步枪刺刀刺入婴儿的肛门，然后举起来作乐。婴儿母亲出来呼救也难幸免。日寇还在南昌将几十个村民用铁丝穿透手掌连接起来，推入火中活活烧死，并将多名妇女轮奸后杀死。在樵舍，日寇经常窜至周围的赤岗熊村、横江涂村、车田张村、大穆王村等地烧杀抢掠，其中在赤岗熊村杀死村民6人，放火烧毁房屋200多栋。日寇在侵占新建县期间，共杀害8480人，伤236人，毁房39596栋，造成财产损失676亿元以上。

    1939年3月22日，日寇在飞机、坦克配合下侵占安义县。当天下午，日寇冲入五房周村大肆烧杀奸淫。村民有的被砍头断肢，有的被剖腹牵肠，妇女被轮奸，有的奸后被杀。日寇将一名怀中有婴儿吸奶的少妇奸后处死，将婴儿摔死。日寇将妇女强奸后剖腹，用刺刀挑出胎儿取乐。全村有97人被杀。

    24日下午，日寇包围龙津山下蔡家村，村内枪声四起，火光冲天，尸横遍野。蔡之海一家8口除两人在日寇进村前逃离外，其余6人均死于日寇屠刀之下，全村有72人惨遭杀害。

    4月22日，日寇冲入山下熊家村，把村民当活靶子刺杀，有的被刺穿胸膛，有的被刺穿肚皮，杀人现场惨不忍睹。同时，另一伙日寇在山上搜寻躲藏在树丛中的村民，将搜出来的150名村民活活刺死。邓茶花全家12口，11人被杀，1人逃生幸免。日寇在山下熊家村残杀500多人，杀绝12户。此外，日寇还在青湖潦河边把群众绑到烈日下的沙洲上活活晒死，在万埠街多次活埋无辜群众。有个号称“五殿阎王”的鬼子，平均每天要杀7人，先后杀害群众几百人。日寇侵占安义县期间，共杀害8230人，伤5845人，毁房8949栋，造成财产损失118亿元以上。

    1942年7月18日，日寇出动大批人马，对塘南进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大扫荡”。这天清晨，日寇用“堵口合围”的手段，分四路进入塘南村，先将集中在张家山、吴家祠堂、祖师坛还来不及转移的200多名群众杀害。进入柘林街后，又对码头口、令公庙、西塘沟等村的村民，用枪挑、刀劈、机枪扫射，白发老人、怀孕妇女、吃奶婴儿无一幸免。日寇以杀害中国人取乐，对天真烂漫的幼儿，或是倒提双腿在石头上摔死，或是用刺刀捅入肛门再扔进河里淹死，杀人手段极为残暴。

    这一天，塘南14个地点的860多人被杀害，723栋房屋被烧毁。这些地方到处都是碎尸，有的无头，有的无脚，有的肠子外溢，有的脑浆横流。柘林街上尸体层叠，抚河水也被鲜血染红。此外，日寇还在武阳泗洪朱家坊、戴家村杀死村民16人，烧死村民32人，其中6名少女被先奸后杀；在瑶埠村，日寇把全村男女老少全都捆起来，当场刺死48人，全村房屋被烧光；在小蓝村，10多名村民被杀，200多名妇女被污辱。日寇侵占南昌县期间，共杀害43376人（其中男性26983人、女性11197人、儿童4481人、下落不明者715人），伤1753人（其中男性1100人、女性475人、儿童178人），毁房39942栋，损失牲畜153841头（其中耕牛17903头、生猪135938头），造成财产损失753亿元以上（其中直接损失591088.1万元，居全省第二位，间接损失1627295.8万元，居全省第三位）。

    日寇于1942年6月下旬侵占进贤县，他们闯入县城放火烧毁商店、民宅，将躲藏在天主堂内的100多名群众，绑赴军门第荒丘上，活埋28人，剩下的人被押往东门大石桥，或捆在椅子上抛入水中，或绑成一串推到桥下全部被淹死。当月，日寇先后窜到罗溪胡家、塘里、罗坪、罗山、潭叶、坝塘等村，看见村民就杀，看见东西就抢，看见女人就奸，无恶不作。日寇还同时“扫荡”了温圳康山村，村里的年轻人逃出包围圈，老人、妇女、儿童躲在藕塘里，口咬荷梗头盖荷叶，不敢出声。

    日寇进村后抓到村民章炳根，对他严刑拷打，逼他说出村民躲藏地点。章炳根紧闭双目不作声，被开膛破腹。日寇走后，躲在荷塘里的人因时间太久，不少人被溺死。7月31日下午，日寇围攻藏有数千难民的蚂蚁峡，由于峡内草深林密，日寇不敢贸然进入，便在峡口用机枪、步枪对密林深处猛烈扫射。一个多小时，峡内死伤300多人。日寇侵占进贤县期间，共杀害3109人，伤1928人，毁房8765栋，造成财产损失125亿元以上。

    南昌人民奋起反抗 日寇的滔天罪行激起南昌人民愤怒的火焰，南昌人民反抗日伪统治的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

    1939年4月某日，19个鬼子兵冲进近郊湖坊镇桃竹丛魏家村寻找妇女。村民们表面上杀鸡宰猪，摆酒款待，让日寇大吃大喝，等这些强盗酩酊大醉时，全村男女拿起扁担、梭镖，突然涌进厅堂，将日寇全部杀死。

    青云谱乡农家妇女徐疤女对日寇的暴行无比愤慨，经常协助抗日游击队剪断日军飞机场的电话线，破坏鬼子的通讯联络。她不幸被日寇逮捕，为保护游击队的安全，她咬紧牙关忍受残酷折磨，被割去双乳后壮烈牺牲。

    同年4月，一伙日寇窜到南昌县邓家坊抓住20多名妇女进行强奸。村民愤怒至极，200多人手持锄头、梭镖与日寇搏斗，当场打死日寇13人。

    5月，有七八个日寇窜到万舍杨村。村民手拿菜刀隐藏在自家大门后，等日寇刚一进门，便用菜刀猛砍，当场杀死日寇2人，其余日寇惊慌而逃。

    9月，30多个日寇窜到敷林徐村，将一位70多岁的老妇人强奸至死。游击队得知情况后，立即赶去报仇，当场打死20多个日寇，缴获步枪10多支。

    10月，一伙日寇窜到向塘沙潭村。村里的男女青年都撤离村庄，躲到村后山上，村里只剩下老人、妇女、儿童。日寇一进村就开枪打死10多人，然后把妇女全部围到一栋屋内进行强奸。青年们得知情况后，立即全部跑下山来与日寇拼死搏斗，当场杀死10多个日寇，其余日寇拼命逃跑。

    同年4月，两个日寇窜入新建县魏家山村。村民邹喜根及家人躲避不及，便叫妻子引诱日寇进屋，自己藏匿门后。日寇一进屋，邹喜根即刻跃出夺取枪支，将一日寇杀死，将另一日寇勒死。

    12月，日寇斯野部侵入西山万寿宫百家山，村民帅秀仁被迫充当日寇炊事员。我军王排长找来两瓶毒药，叮嘱帅秀仁晚饭时投放饭内，当场毒死7个日寇。

    1941年5月，厚田一农户全家12口被日寇杀死11人。这位农民幸运地逃过一劫，满怀着对日寇的刻骨仇恨，引来我军前来袭击，他自己冲在前面，用手榴弹炸死了10多个日寇，为全家人报了仇。

    当时在新建县境内，活跃着几支抗日游击队，其中由王志坚组织的游击队经常深入安义县乔乐乡附近袭击日寇，打死打伤日寇多人。由刘子美、姚甘霖等人组织的游击队经常在南浔铁路、赣湘公路上偷袭日寇，破坏交通。由常赐如、李凝等人组织的游击队经常在南浔铁路昌北至邓家埠一线、西山岭至锦江地段炸毁铁路，袭击炮台，先后炸翻日寇运载物资的火车两列，炸毁炮台几十座，打死日寇数百人。

    1942年6月下旬，进贤县沦陷后，发生了一系抗击日寇的斗争。有一次，李渡船工汤长生被迫送两个日寇及其抢来的财物过河。当船行至河中时，汤长生拔出菜刀将两个日寇砍死，把日寇尸体抛入抚河。

    前途周坊村十几个村民看见一个日寇在村头田间强奸妇女，迅速跑过去捉住这个日寇，用刀将其杀死。

    温圳郑家村几个村民被日寇抓去当挑夫，走到山上一个亭子边，乘日寇不备，用扁担打死两个日寇。

    驻扎在李渡的日寇经常窜入附近的高山村抢劫财物，被当地村民打死一个。

    罗溪村民章复庶被三个日寇抓去当挑夫，在经过梁家渡桥时，他突然拿起扁担，将一个日寇打落桥下。在场群众纷纷喊打，另两个日寇鸣枪而逃。

    白圩坑里村民曾厚生在日寇进村“扫荡”时，与五六个村民一道杀死一个日寇。

    张王庙村一位村民在两个日寇进村抢劫财物时，活捉一个日寇，将他抛进煤炭井里，并用锄头打死另一个日寇。

    1942年7月，30多个日寇乘汽艇闯入三阳，企图奸淫妇女。埋伏在禾草堆里的60多名青年农民，手持柴刀，突然向进村的日寇砍去，杀死10多个鬼子，打沉1艘日寇汽艇，其余残敌狼狈逃窜。

    1939年5月，侵驻安义县万埠镇的3个日寇闯入长埠石窝村抢劫财物，强奸妇女。村民们用钢刀、铁锹、木棍作武器，隐蔽在路边的碾米房内，当日寇走进房屋时，大家一拥而上，将3个日寇杀死，并割下头颅抛入河中。

    1940年10月，一个日寇窜入长埠，抓住一位农妇企图强奸。这位农妇急中生智，摸着一把剪刀，乘其不备猛刺过去。这时，她丈夫正好赶来，夫妻两人将这个日寇掐死。

    为了抗击日寇，安义县群众主动为我军和游击队运送弹药、粮草，救护伤员，侦察敌情。同年4月，当地游击队在群众的配合下，夜袭日寇万埠据点，焚烧万埠公路大桥，切断日寇的给养运输线。

    同月，日寇车队满载军用物资，准备由安义县运往奉新县。群众迅速将这一消息报告我军。我军在日寇车队必经之地进行袭击，全歼日寇，缴获一批军械物资及文件。

    7月，日寇一个团准备进犯高安市，安义县石鼻、燕坊的村民得到消息，及时报告我军，并引导我军第五十一师在梧桐岭伏击，一举歼灭日寇400多人。

    日寇侵占南昌期间，在田间、路旁、荒山、河边经常出现被群众打死的日寇尸首。日寇军事区和仓库等地经常响起抗日游击队袭击的枪声和爆炸声。在南昌人民的沉重打击下，日寇再也不敢像开始入侵时那样为所欲为，一两个人不敢出来为非作歹了。

    人民反抗日伪统治 日寇侵占南昌后，一方面继续以烧杀抢掠的野蛮手段摧残民众，一方面加紧实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对南昌人民进行严厉镇压。在政治方面，日寇在南昌建立了伪市政府、伪县政府，伪市、县政府行文都要通过辅佐室，由日寇直接控制行政领导权。日寇还在市区和郊县设立维持会，推荐汉奸头目担任会长，并对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保甲组织加以改组，组织类似三青团那样的“青年协会”“青年模范团”等，以强化对民众和基层的控制。

    在军事方面，日寇在市区实行军事管制，戒备森严，把渊明路以东至东郊、合同巷以西至赣江边圈定为军事区。军事区内住户全被强行驱走，四周设有电网。日寇在市内许多地方设卡，盘问、搜查、欺虐行人。市郊每隔一段路或要隘关口，都派有10多个伪兵把守，管制交通，检查行人，进行封锁。日伪还在南昌组织“建国军”，欺压民众，破坏抗日，防共反共。

    在经济方面，日寇只放行中正路（今胜利路）及叠山路，只允许进贤门外大街、猪市街等要道上的商店和食品作坊开门营业，而将市中心洗马池一带划为日本洋行区。同时规定，凡从外地来的货物都须经日寇检查，并交纳“海关税”，否则以走私论处，没收全部货物，且对货主处以重刑。当时市区工业停滞，商业凋敝，人民生活必需品匮乏。虽有少量日货或上海货应市。

    在文化方面，日寇在市区开办以奴化教育为宗旨的实验学校，并指令各小学开设日语课，出版发行《贯冲日报》及日文《赣报》等。大肆宣传所谓“新民”思想和“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等，以麻痹人民的抗日意志。

    南昌人民在十分艰险的环境中，开展了一系列反抗日伪统治的斗争。1939年7月，日寇到近郊艾溪湖楼田村强迫群众组织维持会，遭到群众的严词拒绝。日寇便以抓人、杀人进行威胁，但群众仍然不屈服。同年9月，新建县潘坊陶村20多名群众一气之下将潘坊维持会捣毁。

    1940年1月3日，抗日游击队潜入市区，焚烧日寇仓库3处。同年初，新建县乐化、樵舍等地群众配合抗日游击队，捣毁8个伪区公所和维持会，处决汉奸15人，逮捕汉奸30人。其中，被处死的有新建县维持会长胡老九，日伪警团团长胡醒民之父胡采亮。同年，新建县生米乡群众在处死伪区长杨成甫后张贴布告，公布他的罪行，并警告其他汉奸。同年3月，南昌县柏林罗村群众炸毁伪清乡委员会，并炸死日寇1人。

    1942年6月，进贤县三阳群众用锄头砸死汉奸赵响仂。罗溪群众配合抗日游击队袭击了维持会，杀死汉奸6人。同年7月，安义县鼎湖乡上板村村民手持铁锹、锄头，将汉奸朱克淦打死。同年秋，南浔铁路工人抗日游击队炸毁永修车站。在日伪统治时期，南浔铁路工人抗日游击队袭击铁路线68次，其中爆破铁轨32次，炸桥8次，袭击列车6次，截断通信线路9次，炸毁军列1次，攻打护路队12次。

    1943年，南昌电厂工人包围厂部日寇办公室，要求缩短工作时间，改善工作待遇。在要求遭到拒绝后，工人们捣毁日寇办公室和部分厂房设备，日寇监工吓得溜之大吉。

    同年6月19日，伪江西省政府在九江成立，进驻南昌的日寇于当日举行“庆祝游行”，强迫市民参加，企图为汉奸助长威风。游行刚开始，群众异口同声地高呼“打倒汉奸”等口号，“庆祝游行”实际上成了反汉奸、反对日寇侵略的示威大游行。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凶猛的进攻，同时在占领区进一步加强法西斯统治和军事控制。日寇在南昌市郊和各县的交通要道上修筑炮台和封锁沟墙，还在一些地方修筑公路等。日寇强征民工修筑工事的消息传开后，各地农民想方设法进行抵制。南昌县尤口太子殿农民把木车当柴烧或沉入塘内，被抓住强迫去做苦工的人也都消极怠工，日寇监视严时，大家就用小土箕、软扁担、小铁锹应付一下；监视不严时，大家就坐下来抽烟或乘机溜走，使日寇的工程不能按时完工。

    1942年冬，日寇为配合前线的军事行动，强征几万民工在三家店修建飞机场，并派出大批军警特务监工，用皮鞭、枪托逼着民工干活。民工们一面消极怠工，一面从工程质量上进行破坏，使飞机场延期一年多时间才竣工，就是竣工后也无法使用。

    1943年至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国际，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反法西斯阵线日益壮大，同盟国在欧洲和亚洲都开始转入反攻；在国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始摆脱严重困难的处境，局部进入反攻的新阶段。曾经横行一时的日寇在军事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在经济上陷入严重的危机。

    日寇在南昌拼命搜括粮食、金属等物资，使广大群众的负担成倍增加。1943年以前，日寇向农民征收每亩一担（百斤）左右，这时增加到两担，由日寇押运到日本，每月的数量都在千担以上。

    1943年10月，面对日寇的搜刮，南昌县柘林陶村农民拒绝交粮，日寇便前来抢粮，激起群众的无比愤怒。日寇刚进村，全村一百多名群众手持扁担、大刀蜂拥而上，同日寇进行搏斗，硬是将日寇打跑，保住了几百担粮食。各地农民将粮食藏进地窖、夹墙、楼角等处，使日寇无法找到。即使被迫交出一点粮食，也掺进一些沙土和水，使日寇无法食用。

    日寇搜括粮食的计划严重受挫，采取了更为阴险毒辣的办法，宣布食盐统一管制、停止销售，规定以一担稻谷换食盐一碗，以此逼迫农民向他们交粮。即使这样，日寇得到的粮食也不多，许多农民宁愿淡食也不肯让粮食落入日寇手中。

    人民欢庆抗战胜利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督促日本国无条件投降。

    8月8日，苏联发表对日作战宣言，迅速出兵我国东北地区，在我国军队的配合下，一举歼灭日寇在东北的上百万关东军。

    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随后各解放区抗日武装立即向日寇发起猛攻。

    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9月2日，日本国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

    这年8月31日，我国第九战区司令薛岳奉命向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笠原幸雄发出第一号备忘录，严令在南昌、九江地区的所有日军停止一切抵抗，交出武器，办理投降事宜，并指定我军第五十八军军长鲁道源接受南浔地区日军的投降。

    为了欢庆我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9月3日至5日，南昌市民大庆3天。3日上午7时，全市所有汽笛长鸣10分钟。中午12时，鸣放胜利礼炮101响。这一天，南昌大街小巷鞭炮齐鸣，昼夜不停，群众纷纷涌上街头，欢呼雀跃。

    9月14日，南浔地区的受降仪式在南昌市中山路中央银行大楼举行。这天清晨，市民们便扶老携幼，潮水般涌向受降地点。历尽苦难、劫后余生的人们，要亲眼看看日寇低头认罪的狼狈下场。

    上午9时半，南昌各界代表、有关国家军事代表、新闻记者等纷纷赶到会场。我军第五十八军军长鲁道源、副军长梁得奎、参谋长鲁元和师长萧本元、侯德邦，还有江西省主席曹浩森的代表、省建设厅厅长胡嘉诏，新任南昌市长艾怀瑜等20余人，日本方面第十一军司令官笠原幸雄、独立第七步兵旅团长生田寅雄及日军各师团长、各级参谋长等333人参加受降仪式。

    中午12时，受降仪式开始，在军乐声和鞭炮声中，军长鲁道源等20多名主官首先步入受降席。接着笠原幸雄等8人低垂双手走入投降席，笠原幸雄代表日方在投降书上签字后，正步走到受降官鲁道源面前，顿足立正，双手呈书，深鞠一躬，并作口头报告：

    本官奉上司之命，统率驻南昌、九江地区之一切所属陆军部队以及不久集结该地区的各部队，并统制海军部队，向中华民国第九战区长官薛岳将军阁下投降。

    接着，投降席上的生田寅雄及其他日寇也起立、鞠躬，闭上了昔日凶神恶煞的双眼。中国受降官鲁道源接过投降书，并代表我方签字。会场上顿时爆发出一阵高过一阵的“中国胜利万岁”的呼喊声。随着投降书的签定，南昌、九江地区的全部日寇共63000余人向我国军方缴械投降。

    这天下午2时，我国武装宪兵将笠原幸雄等押至南昌中央银行大门口。中山路、中正路（今胜利路）上人山人海，“要日军偿还血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声震天动地，不断响起。南昌各界群众还举行了盛大的游行，人们载歌载舞，欢庆胜利。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又称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要求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但国民党蒋介石反动集团依靠军事上的优势，违背人民的意志，悍然撕毁停战协定，于1946年6月底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连续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上歼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

    1949年初，南昌地区处在解放前夕，南昌人民演绎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革命事迹。

    中共南昌城工部领导人民斗争 1947年11月，中共闽浙赣区委从上海调李健来南昌工作，任南昌特派员，负责筹建南昌等地的中共党组织，开展城市工作，由中共闽浙赣区委赣南特派员黄扆禹领导。李健以邮政工作为掩护，选择以学生运动最具影响力的中正大学（今江西师范大学前身）为活动基点，1948年3月以后，在那里发展了进步学生万家耀、罗和民、王石民、陈庆麟等一批中共党员，成立了中共党支部。后来又在盐务局、中正医学院、南昌二中、心远中学、高商学校、江南中学、电信局、公路局等单位发展党员，并先后建立了中共党的组织。

    1949年5月，正式成立中共南昌城市工作部，领导各民主党派加强革命斗争，配合解放军南下作战，迎接南昌解放。这年3月至5月，城工部与各民主党派在农工党员喻松家里设立了“联合办事处”，先后在这里开6次会议，共同商讨联合斗争的问题。李健在《进入江西》一文中说：“南昌临近解放前，地下党与民主党派协作，对南昌市及郊区的国民党武装，如保安第九团……等，分别一一争取、警告、指出路，让他们遵照《约法八章》规定保护地方，并适时向解放军投诚。”

    参与协商的有民革武惕予、廖超然、蒋今清，民盟漆裕元、向法宜、曾伯雄、包煊敏，农工何序东、游春頫、喻松、万希文。大家无拘无束，碰在一起就议论，少则三五人，多则六七人。各党派对分化反动势力，策反一部分人站过来，做过多种设想，例如能否策动伪省主席胡家风和保安司令部副司令曾戛初，同湖南省的有关人士联合或单独起义；推动省参议会议长王枕心，联系湖南、湖北两省参议会，或用个人名义通电表态等。策反工作虽有一定的进展，但由于形势变化，江西省撤换了省主席，使工作未能继续下去。

    开展索薪罢教斗争 1949年春，国民党一面与中国共产党在北平和平谈判，一面在国统区横征暴敛，扩军备战。国民党发行的“金元券”迅速贬值，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在中共党组织领导下，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斗争如火如荼。4月初，国民党市政当局拖欠小学教员工资，引起全市教职员工的强烈不满。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农工党和民革、民盟等民主党派一道，组织索薪罢教斗争。当时全市有小学教职员工300余人，其中有不少是农工党员、民盟盟员，有些人还担任了校长或教导主任。他们利用合法组织——南昌市小学教师联谊会出面进行斗争。

    4月12日，“教联会”和教师代表70余人在法院前小学（今邮政路小学）开会，商讨向市政当局索薪问题，当即推举陈安华、胡协同和农工党员曾昭贤、凌家传等人为代表，13日上午去市政府（今子固路省京剧团）找市长伍季山请愿：一、立即补发所欠工资；二、今后工资按月定时照发；三、如有拖欠，则教师实行罢教。

    国民党南昌市长伍季山口头对教师们的处境“深表同情”，但又假称市财政空虚，没有经费可发，还把财政科长找来商量，一直谈到中午12点钟仍无结果。下午3点，老师代表再来请愿仍无结果。请愿代表返回各校，将请愿结果如实转告，引起了广大教师更大的不满。大家表示不能饿腹执教，决定自第二天起实行全市统一罢教。15日上午，伍季山约见各校校长和代表70余人，首先要求立即复课，只对欠薪要求表示“可予以研究解决”。

    小学教师们认识到，这只是市政当局的拖延之计，不会解决发薪问题。16日上午，教师代表在法院前小学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到会的江西《民国日报》《中国新报》《捷报》《光华报》等报记者，通报了索薪请愿情况和教师们的悲惨遭遇，说明断炊执教很难维持，希望不要发生邓方遂事件（此人因学校辞退，生活困难，跳中正桥自杀）。为了表示对市政当局的不满，向记者们散发了《告学生家长及社会人士书》。与会记者深表同情，连日在《中国新报》等报纸上进行报道。有的学生家长表示理解，每天让小孩带一斤米、两斤柴来接济教师。南昌工专民盟盟员联合体专、医专、兽专、农专等学校的师生，对小学教师的索薪罢教斗争给予声援。

    市政当局对教师们的合理要求置之不理，一方面企图以“赤色分子捣乱”为由，指派特务和警察逮捕请愿者；一方面拉拢部分校长和教师，分化瓦解教师队伍。农工党南昌市委会认为，国民党大势已去，南昌解放在即，要求教师们掌握斗争策略和分寸，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索薪罢教斗争于4月24日结束。请愿代表曾昭贤以个人名义在《中国新报》刊登了《给全市国教同仁》的公开信，揭露市政当局的可耻嘴脸。

    打入敌人内部窃取机密情报 淮海战役后，蒋经国亲信、青年救国团少将大队长王升从上海逃到南昌，兼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书记长，配合桂系省主席方天，为国民党统治作最后挣扎。农工党员们散发传单，引起了敌特分子的注意，准备顺藤摸瓜，抓捕地下革命者。农工党江西省委会主委何序东找市委会宣传委员曾学参说：“敌人看到了我们的传单很是仇恨，下决心要将革命者一网打尽。现在我们在地下，对敌人情况不明，万一碰上敌人特务，很不好办。”

    曾学参说，他与王升曾经同在青年军二〇八师政治部同过事，王升当宣传科长，他当上尉编辑。何序东要他打入国民党省党部，曾学参面有难色，怕解放后自己说不清。何序东说组织上会为你负责。曾学参便主动找王升要求安排工作，王升听了他的情况后说：“当此党国危急之秋，一个青年去当家庭教师，实在太没有出息。”这年4月1日，曾学参正式进入省党部上班，主要做为王升处理私人信件等文秘工作。

    有一天，王升不在，传达室送来了一封密件，是省党部调统室送来的，上写“王书记长拆阅”，曾学参以为是重要机密，小手地拆开一看，竟是“鄱阳湖有几百土匪活动”的油印材料，不觉大失所望。王升回来根本不看，对他说“：没有什么看的，收到放到你处。”十天后，王升亲自起草了一份《应变计划》，要他马上正楷抄正，说是下午要请省主席方天审定。他拿起来一看，是国民党撤走后各单位要布置特务潜伏下来，等国民党军队打回来。曾学参凭记忆将《应变计划》默写出来交给何序东。中共城工部与民主党派进行研究，采取了相应的防范对策。

    在敌人撤退前夕，为了摆脱这帮敌特分子，曾学参通过农工党员周达洪的哥豆周礼洪，从抚州给他发了一份电报：“父病危，速归。”曾学参拿着电报向王升请假，王升虽然在报告上写了“同意”二字，却怀疑说：“这个时候父病请假？”

    曾学参忙解释说：“等父亲病好后，我即从抚州直奔赣州找你们！”

    4月20日，曾学参脱离“虎口”，又回到了农工党南昌市委会工作。

    护厂护校迎接解放 人民解放军即将渡江作战，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他们在加强城防的同时，加紧制订和实施所谓“应变”计划，企图在撤退之前将南昌变成一座空城。为保卫城市迎接解放，中共南昌城工部与各民主党派积极行动起来，与国民党当局展开了一场反搬迁、反破坏的斗争。

    电台和报纸是国民党当局搬迁或破坏的重点。江西广播电台台长汤一鹗惶恐不安，早想逃跑。中共南昌城工部直属小组发动电台职工，以索取两个月未发的工资为名，撵走了台长汤一鹗。5月中旬，桂系夏威兵团强令电台设备和职工南撤，电台工程师兼工务课长曹自明以机器陈旧不堪拆卸，又没有运输工具为由，将这名军官支走。为防止电台遭到破坏，5月18日晚上，民盟成员梁强民化装成国民党“戡乱建国队”军官，中共地下党员李超派豫章中学4名同学也装扮成“戡乱建国队”队员，将电台大门封锁，曹自明指挥几名职工将三千瓦发射主机拆下，趁当晚刮风下雨之机，迅速将主机运到民盟盟员丁全敏、夏宗欧家里隐藏起来。

    江西《民国日报》社长命令将印刷机器拆卸后装船，准备运往赣州。报社总编辑、民盟盟员刘俞发动职工，软磨硬抗不让搬走，并将全部机器设备搬上岸，在沿江路租一间房子藏了起来。《中国新报》社长丁砥南也想把印刷机械搬到抚州市去，遭到了民革成员熊克励、民盟盟员李国华和印刷工人的反对，使丁砥南的搬迁计划无法得逞。

    水电、邮电部门也是国民党搬迁或破坏的重点。5月上旬，反动当局派便衣警察潜入南昌水电厂，企图寻机破坏。工人察觉到这一阴谋后，表示“誓与水电厂共存亡”，组织了一支300多人的纠察队，与暂住的一千多各家属，在工厂周围架起了铁丝网，又在水泵旁边挖了一条壕沟，在各个要害岗位安装了内部电话，及时通报情况。5月19日，国民党军队在撤退之前企图抢走厂里的一辆中型卡车，工人们听说后，立即将车上的重要部件拆卸后隐藏起来。第二天国民党又派两名特务想窜进厂里，伺机炸毁供水车间和发电机房，由于工人纠察队日夜巡逻，严密监视，使特务分子无从下手。

    南昌邮局报务员、中共地下党员袁永明在接到党组织关于保护邮电设施的指示后，立即与职工刘国凤一道，发动职工成立护局队。机务段倪欲生召集载波室技术人员，将三路载波增音机、三路载波终端机拆下隐藏起来。无线电发射台徐德祥、庄严二人也把主要发射管锁藏起来，并且日夜坚守，保护这些设备的安全。5月19日，局长邓荣惠强令全局职工撤退到潮王洲去，袁永明和全体职工坚决不撤，并且用沙包将局前门封闭，又在后门架设高压电网，迫使局长邓荣惠放弃了撤退计划。

    车站、机场和设备同样是国民党搬迁或破坏的重点。4月22日，农工党省、市委会负责人廖少仪、胡宗澹、曾学参在叠山路滨兴旅社开会。廖少仪对与会者说：“敌人马上要撤离南昌，撤离前夕会进行破坏，也可能对进步人士进行大搜捕，我们必须通知党员提高警惕。宣传群众，组织好护厂护校，保护一切公私财物。我们三人在这关键时刻要坚持下来，团结全体党员，迎接南昌解放。”他又说，在南昌解放之前，何序东、游春頫二人不可能回来，为便于工作起见，成立“农工党南昌市临时领导小组”，廖少仪任组长，胡宗澹负责组织工作，曾学参负责宣传工作。

    农工党又特设了“工程技术委员会”，由廖少仪、胡宗澹直接领导，保护机场和工厂的设备。南郊三家店飞机场（今洪都集团公司）有一批从美国进口的飞机制造设备，是准备兴建飞机修造厂的，国民党想将这批设备抢运到广州去。农工党员喻松了解这个情况后，通过在机场工作的亲戚刘某（小名叫容容），在政治上讲清政策给出路，在经济上解决他们的生活资金，使这500多箱飞机制造设备得以保存下来，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国营三二零厂建厂的重要设备。

    省公路局有汽车80余辆，国民党夏威兵团以军事需要为由强行征用这些汽车。工程技术委员会通过农工党员胡浦南做好工人的思想工作，大家连夜将40余辆好车的主要部件拆卸隐藏起来，使敌人无可奈何，只得于5月21日匆匆逃出南昌，40余辆汽车完好无损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农工党创建民主自卫军 中国农工民主党组建民主自卫武装，始于1947年，工作重点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组织民间武装，二是控制地方团队，三是策反国民党军警部队。1949年1月，廖少仪由香港来到南昌后，传达了农工党中央指示，迅速发展党组织，创建民主自卫军，配合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作战，摧毁国民党基层政权。

    这年4月，农工党江西省委会决定，正式组建“江西民主自卫军”，在组织内部公布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向各地颁发民主自卫军番号。研究确定傅肖先任司令员，何序东任政委，廖少仪、陈言、李柱、游春頫、朱锡吾、陈载鸣、萧秉国、胡宗澹为委员，杨佐周任参谋长。同时确定廖少仪、傅肖先、胡宗澹三人负责南昌地区，廖少仪兼全省总联络。几天后，廖少仪以“江西民主自卫军南昌办事处”的名义，印发《江西民主自卫军特别通告》：

    一、凡违反人民解放军和本军命令，擅自搬走金银、物资、器材、文件、档案，或擅自破坏各种工厂、仓库、银行、水电厂、军械、铁路、火车、汽车、桥梁及其他公物者，当战犯罪论；

    二、凡违反人民解放军和本军命令，在时事紧张或混乱时期，乘机放火、烧杀、抢掠人民、虐待人民，或调戏奸淫妇女，破坏治安，扰乱秩序者，当战犯罪论；

    三、凡奉行人民解放军和本军命令，维持地方秩序，保护各界人民生命财产，保护各种工厂、仓库、银行、水电厂、军械、铁路、公路、火车、汽车、桥梁及其他公共器材，得免搬迁或破坏者，本军决保证其将功折罪，立功受奖。

    通告贴出后，对南昌市各行业震动很大，大家都重视这份通告，对于防止国民党反动派搞破坏，维护社会治安，稳定人心，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策反国民党军警部队 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农工党南昌市委会加紧了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当时南昌地区有江西省保安司令部第九团，有一千一百多人枪；江西省会警察总队，有七百多人枪；国民党第二十三军一个团驻守南昌县莲塘，有一千八百多人枪；新建县地方自卫团有四百多人枪。这些军警部队都被城工部和民主党派成功策反，使这些国民党军警部队站到了人民一边。

    保安第九团团长吴幼元兼任南昌城防司令，他手下有两个营的官兵都是江西广丰县人。农工党员黄立圻（后任农工党省委会主委）也是广丰人，他的同学纪三纲（参加了农工党）在这支部队担任指导员。还有韩难容担任连长，也同意起义。这时，农工党组织又另派党员李兴亚进入这支部队协助工作，并担任排长之职。经过黄立圻、喻松二人策反，官兵们都不愿为反动政府卖命，只有武器装备好的特务连受团长吴幼元控制。解放前夕，第九团在夏威兵团的胁迫下撤出南昌，当部队走到贤圃胡家村（在湾里区招贤镇）时，已做好起义准备的各连、排长突然齐声呐喊，将特务连团团围住，特务连表示愿意跟随大家一道起义。团长吴幼元见状大惊失色，哀求容许他反正。保九团回到南昌后不久，奉命开往丰城县整训，被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省会警察总队有七百多人枪。按照“联合办事处”研究的分工，民盟负责做一中队长李遇美的工作，农工党负责做二中队长谢玄（农工党员）的工作，二中队有三百余人。总队长陈松坚没有放弃反动立场，于5月20日胁迫二三十名武警，向城西方向逃跑。二中队长谢玄派许多武警尾随在后进行监视。在到达望城岗时，陈松坚发现情况不妙，慌忙弃车潜逃。省会警察总队在夏威兵团撤退后，在南昌城内进行了三天三夜的巡逻，使南昌市秩序井然，没有发生一起抢劫和扰乱社会的现象。

    通过成功策反，敌二十三军驻南昌县莲塘的团接受了江西民主自卫军第二十八纵队番号。但因事机不密，被他们的上司察觉，命令他们北上永修县与解放军作战。这个团拒不执行命令，在莲塘宣布起义。这时解放军已经进军至鹰潭，二十八纵队前去会合，行进到进贤县时与国民党夏威兵团相遇，经过一番激战后部队被打散了。

    新建县自卫团接受了江西民主自卫军第十八支队番号，5月下旬在本县西山宣布起义，与溃逃的国民党桂系军队打了一仗，缴获步枪数十支。后奉人民解放军命令，该部进入南昌市区，上缴枪支，解散人员。

    进贤县保警总队有两百多人，由县长林锡光兼任总队长，经县政府军事科长段元勋介绍参加农工党。掌握实权的副总队长陶舜宾经民主自卫军司令傅肖先介绍，参加了农工党，这支地方部队接受了民主自卫军独立第二支队番号。5月14日晚上，农工党县支部配合中共地下党，在县保察总队“亦园”召开迎接和平解放协商会，全县党政警宪头面人物十余人到齐，一致决定和平起义。第二天解放军二野四兵团四十一师侦察员王杰来县，农工党支部派徐平康、江源二人同赴东乡县，与四十一师许参谋商定。5月17日，解放军开赴进贤县，在大石桥吴家祠堂召开了“庆祝进贤和平解放大会”，全县各界代表及起义投诚人员两百多人出席。首任中共进贤县委书记刘学民在会上宣布，成立县委、县人民政府。

    安义是南昌西郊小县，也有保警一中队、自卫队一中队和万家埠派出所一分队等几支军警队伍。保察一中队官佐是县长张孝忱的亲信，大部分士兵是流落在安义县的外省人，本地没有什么亲友，无法进行策反，农工党安义县支部便将策反工作的重点放在另两支队伍身上。自卫一中队官兵同意起义，但却在解放前夕被夏威兵团胁迫，随同撤到奉新县。后来监视放松时，他们先后携枪逃回进贤。万埠一分队同意起义，听从农工党的指挥。解放后这些人员解散，枪支上交人民政府。

    组建大众学社迎解放 南昌解放前夕，农工党在墩子塘同盟中学内组建了一个外围革命组织——大众学社，由农工党员黄立圻老师担任社长，学社下设宣传组和文艺组。附近的南昌师范学校、赣省中学、合作职业学校、助产学校等学校的许多学生都来这里参加活动。阮朗予等老师在这里教唱《团结就是力量》《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革命歌曲，学跳秧歌舞。黄立圻等老师还给同学们讲“CP”（中共英文缩写）和“立法八章”、保护一切公私财产。在革命思想的教育下，一批师生参加了农工党。

    南昌于1949年5月22日解放，26日农工党与教师联谊会联合举办欢迎南昌解放大会，会后举行游行活动，大众学社的同学们坐在最前面的两辆汽车上领呼口号、领唱革命歌曲。大众学社组织公开活动，社员们经常分组活动，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学社一批热血青年积极报名参军，随二野进军大西南。还有不少人报名参加军事大学、南昌八一革命大学。大众学社为国家培养了一批革命人才。

    第四兵团进军南昌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签《国内和平协定》。人民解放军于20日夜和21日发动渡江战役，23日便解放了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宣告国民党22年反动统治的终结。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赓亲率第十三军解放江西彭泽、景德镇、上饶等地后，命十三军三十七师渡过抚河直取南昌。5月17日，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渡过长江，进入江西，解放赣西北地区，并配合第二野战军追歼逃敌，向南昌挺进。两路大军对南昌形成夹击之势。

    5月2日，国民党夏威兵团在上海战败，向南昌方向撤退。夏威兵团进驻南昌后，破坏铁路、桥梁，切断水陆交通，在市区构筑了环形工事，企图以市区为依托负隅顽抗。国民党江西省党部5月1日便撤离南昌，省政府主席方天等军政要员于5月9日逃往赣州等地。5月10日，二野命令第四兵团做接管南昌的准备。16日，第四兵团司令员陈赓命第十三军三十七师解放南昌。18日那天虽然狂风暴雨，但师长周学义、政委雷起云接到命令以后，率领部队抄田间小道冒雨疾进，两昼夜行军三百余里，于5月20日下午到达南昌县茌港镇，抓到了国民党茌港镇长涂谦，要他送信给南昌县政府，促其投降。慑于人民解放军的威力，留守县政府（县长肖谦已潜逃）的秘书钟桂林、指导员左屏北、县保警大队第一中队长曾庆标等人接信后表示投降。

    21日凌晨1时，前卫一一〇团在团长吴效闵、政委张谦率领下，成功抢渡抚河，攻占了有利地形。凌晨5点钟攻占南昌县政府，迫使驻谢埠的县保安警察大队四百余人缴械投降，并交出了所控制的全部船只。接着全团推进到谢埠的板溪李村、南嵩、北嵩、东湖贾村、王家庄、梧岗一线，逼近南昌城。

    顶住夏威兵团反扑 解放军逼近南昌城，国民党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大为震惊，急令夏威兵团夺回谢埠，企图乘解放军立足未稳，迫使解放军重回抚河以东，为国民党军队主力赢得撤退的时间。21日早晨7时，夏威兵团四十六军一八八师、一七五师一万多人兵分三路，从南、西、北三面包围解放军一一〇团。面对八倍于我的敌人，该团三营长安玉峰与副营长李东海各率两个连，在板溪李村、南嵩、北嵩一线，与敌人短兵相接，展开村落战。三营指战员与敌人白刃格斗，连续打退敌人七次进攻。战斗不到两个小时，双方的伤亡都在三百人以上。

    当天上午9时，敌人集中兵力疯狂地进行第八次进攻，扼守阵地的三营八连伏在路旁的水沟和稻田里顽强作战。八班只剩下三名战士，子弹也快要打光，班长高小堆面对一个营的敌人巧妙应对，他机智地取下牺牲战友的军帽，放在阵地显露的位置上迷惑敌人，他们在这里打几枪，那里甩几颗手榴弹，使敌人误以为三营阵地上增加了兵力，始终不敢前进一步。

    敌人在八连阵地上碰了壁，又转而进攻七连阵地。七连指战员同样给敌人以迎头痛击。七班副班长祁州身负重伤，仍然大声喊着：“不打退敌人，决不下火线！”他忍着剧痛紧握冲锋枪，向来犯的敌军猛烈扫射，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守住了阵地。与此同时，敌人两个团在炮火配合下，向一一〇团二营在东湖贾村、王家庄、梧岗的阵地发起了疯狂的进攻，二营四连战士朱林双腿被炮弹炸伤，他忍着剧痛抓住机枪，仍在前沿阵地扫射敌人。五连连长许延举指挥一个排扼守阵地，顶住了敌人一个营的多次进攻。二营指战员浴血奋战，连续打退敌人八次进攻，使敌人死伤三百余人。

    上午10时，解放军三十七师师长周学义随同一一一团团长陈兴建、团政委马子安，率领该团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强渡抚河，增援一一〇团。这时，敌人一八八师师长指挥一个团发起新的攻击。一一一团二营大部分连排长和机枪手都先后倒下了，副营长从牺牲的战友手中拿起一挺机枪，由四名战士轮流压弹，一口气打完了三箱子弹，打死敌人一百余人。在这关键时刻，团里其他几个连队赶来投入战斗，打退了敌一八八师的进攻，守住了板溪李村、大塘胡村和牌楼秦村一线阵地。

    下午2时，敌人在炮火的配合下，再次向一一〇团、一一一团阵地发起进攻，由十华观到大塘李村形成一道进攻弧线，一一〇团三营再次陷入包围，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副营长李东海带领的两个连只剩下六位战士。他拖着受伤的右腿，艰难地向营长安玉峰的阵地转移。这时，安营长带领的两个连能战斗的人也不多。面对严峻的形势，他们视死如归，纷纷表示：“为解放南昌流尽最后一滴血！”“为解放我军诞生地南昌而死无上光荣！”

    三营八连一排副排长邓富民带领仅有的七名战士与敌人拼刺刀，打死三十多个敌人，自己胸部也负重伤。他见敌人冲了上来，忙从牺牲的战友身上取下四颗手榴弹捆在一起，高呼“为了新中国”的口号扑向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一一〇团和一一一团与敌人反复冲杀六次，毙伤敌人五百多人，俘虏敌人一百余人，守住了阵地。

    为了摆脱被敌包围的困境，这天下午3时，一〇九团在师政委顾永武、团政委何云峰的率领下，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封锁，强渡抚河，前来增援，采取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战术，迅速向十华观迂回侧击，将敌一七五师截断，占领十华观，击毙敌数百人，俘虏291人。敌人被迫缩回南昌城。

    22日凌晨，退守南昌城内的夏威兵团四十六军主力不战自溃，乘着天色朦胧未明时弃城西逃，并将中正桥（今八一桥）炸断，企图阻止解放军的追击。当天下午3时，敌后卫部队被解放军全歼。一〇九团二营和一一〇团二营乘胜进入南昌城搜剿残敌，在到达中正桥时，将准备渡河的新建县保安警察大队八百余人全部缴械。至当日下午，南昌城终于解放。南昌属县也先后解放，5月16日解放进贤县，5月21日、22日解放南昌县和新建县，5月30日解放安义县。南昌解放后，陈赓立即派工作组进城工作，并决定除警戒部队外，一律不许入城。他以身作则，和兵团司令部驻守在离南昌三十里的莲塘镇。

    热烈欢迎解放军入城 5月22日晚，农工党南昌市临时领导小组廖少仪、胡宗澹、曾学参三人都住在滨兴旅社，一面书写标语，一面畅谈南昌解放之事。23日天刚微明，住在附近的农工党员来到旅社，大家分成三组，曾学参带一人负责去中正路（今胜利路）、翠花街、塘沿上一带张贴标语，胡宗澹带一人负责阳明路、下沙窝一带，另一组负责附近的标语张贴。

    这时街上行人稀少，商店尚未开门。天大亮后，张贴标语的人都回来了，还有不少农工党员也赶了过来，于是在廖少仪主持下，开了一次座谈会，大家畅谈了南昌解放的喜悦和感想。这一天，中共闽浙赣区党委南昌城工部与各民主党派在《中国新报》上联合发表《敬告各界人民》书。第二天，农工党省、市委会在《中国新报》联合发表《为庆祝南昌解放敬告各界人民》书。

    5月23日上午9时，解放军四兵团十三军三十七师举行庄严的入城式。在雄壮的军乐声和“走，跟着毛泽东走”歌声中，从顺化门进入市区，师长周学义、政委雷起云走在部队的最前面。拥挤在中山路、象山路、叠山路两旁的人群顿时沸腾起来，鞭炮声、锣鼓声和“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解放军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霄。

    25日，全市六百多名产业工人、五千多名中等以上学生分别举行集会，欢庆南昌解放。6月3日下午，南昌市各界五万多群众聚集在公共体育场，隆重举行庆祝南昌解放暨欢迎人民解放军大会，南昌县近千名农民也兴致勃勃地参加大会。大会主席余立毅首先致辞，接着工人、农民、学生、妇女代表分别向解放军献花献词。

    南昌铁路工人和中正大学（后称江西师范学院）、体专的学生向解放军敬献了一面有万人签名、上面绣着“人民救星”四个大字的锦旗。第四兵团十三军政委刘有光代表解放军致答词说：“今天，我们又回到了二十二年前的老家啦！这是一件大喜事，值得我们欢呼高兴。希望大家同心协力，建设好新南昌！”大会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出致敬电。会后正值傍晚，广大群众高举火把，高呼口号，冒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

    接管旧政府，建立新政权 从5月23日起，解放军第四兵团政治部副主任胡荣贵、十三军政委刘有光率领八百多名工作人员进驻南昌，开展城市临时接管工作。为了加强领导，成立了中共南昌市工作委员会，刘有光任书记，胡荣贵、雷起云任副书记，下设警备、公安、政务、文教、财经、交通、秘书七个部门。

    中共南昌市工委成立后，立即宣布全城戒严，禁止一切非法武装活动，派解放军接收一切应该接收的政权组织、公共设施、物资仓库等；同时派出解放军代表，接收国民党政权的军事和警察机构，收缴军警武器。接着对国民党政权的财政、税务、银行、邮电、广播、交通、卫生、消防、水电、水利等部门实行接管。经过短时间的接管工作，城市秩序迅速恢复正常。

    5月26日，南昌与北京、上海、武汉等地恢复通邮通电。

    5月28日，江西广播电台更名为南昌新华广播电台，开始对外播音；同日公共汽车恢复营运。

    6月1日，《南昌新闻》创刊发行。

    6月4日，中正桥更名为八一桥，经过抢修后恢复通行。

    6月4日，陈正人、陈奇涵、邵式平率领一批南下干部抵达南昌，6日成立南昌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由陈正人、陈奇涵、邵式平、邓化、赖传珠、杨尚奎、黄霖、陈泊、邓飞、李凡天、牛荫冠十一人组成，陈正人任主任，陈奇涵、邵式平任副主任，黄霖任秘书长。军管会主要担负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接管一切公共机关、建立党的组织和人民政府等任务。它的管辖范围包括南昌市在内的江西全省。

    6月7日，南昌市人民政府成立，邓飞任市长，陈南生任副市长。

    7月1日，中共南昌市委成立，黄霖任书记，王其人、邓飞任副书记。至7月7日止，先后接收国民党中央直属机构30个、省属机构33个、市属机构386个。

    7月19日，南昌市军管会发布命令，宣布接收工作告一段落，将各项工作移交给新生的有关职能部门。南昌解放和人民政权的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南昌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