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声桓南昌攻守战
清朝顺治初年，清军大举南下，明军溃败，一泻千里，江西全境自北至南先后落入清军之手，南明桂王残余势力游离于两广之地。明朝降将金声桓以平江西之功被封为副总兵、提督江西军务。两年后，金声桓又反清复明，在南昌城坚守了一年之久，最后城破身死。南昌城的这场攻守之战，双方投入的兵力近三十万人，造成南昌百万人民生灵涂炭，惨烈景象世所罕见。
向清廷自请取江西以献 金声桓（？—1649），字虎臣。据徐世溥《江变纪略》记载，金声桓是明末辽宁辽阳人。清兵攻占辽阳时他全家人被俘，他只身逃脱入关，投入明军左良玉部下。因为他作战英勇，屡立战功，军职由小校逐步升迁，后升至淮徐总兵（地方武职最高的军官）。又据《南明忠烈传》记载，金声桓是陕西榆林人，初收群盗拥众一万余人，号称“一斗粟”。后降左良玉，为四十八营之长。
清朝顺治元年（1644），一班明朝旧臣拥立福王朱由嵩为帝，年号“弘光”。但朝政昏乱，由马士英、阮大铖把持朝政，将抗清名将史可法派往扬州。杀了北来的崇祯皇帝太子，众臣不服，后来又传所杀者是“王驸马子”，朝臣们盼望真太子能出现，以便拥立为王。左客胡以宁献计称，伪传有太子血诏要交左良玉。左良玉也佯装受诏，在坛前大哭，洒血誓师，以清君侧为名，准备沿长江东下声讨马士英，将江西交付金声桓。
左良玉行至九江，兵部侍郎、总督江西、湖广、应天、安庆军务的袁继咸，欲阻止左良玉东下，但旧将郝效忠、郭云凤等人乘左良玉舟宴时焚掠九江城，左的部下也参与其中，左良玉闻报后在舟中顿足呕血而死。左良玉死后，左军更乱，其子左梦庚劫持袁继咸下至安徽芜湖，与军中三十六将皆降清。清英王令左梦庚以父职入朝，金声桓却不愿前往，“乃自请愿取江西以献，英王许之，即不遣一满兵而以江西委声桓。声桓还师南向，与闯部降将王体忠合营西屯九江”。
顺治二年六月，金声桓派人向江西十三府传檄，说清兵马步军二十万人旦夕可至，“谕江西速降即免屠城，一日牌十四五至。巡抚旷昭惧，解印而逃，诸有司缙绅士民则皆走江城，内外一空”。六月十九日，九江诸生数十人，在江边迎金声桓入城。金声桓头戴方巾，身着青纱金缕酒线蝴蝶披风，“受诸生廷参于舟前。廷参者，初见即跪，跪已起揖乃拜，复起揖再拜而止”。金声桓是个粗人武夫，“口中谦让喃喃，有所云而无其辞”，“迎者及从官皆掩口而笑”。
后来金、王率军南下至江城南昌，欢迎的人群只迎金不迎王，王体忠很不高兴，“入则与金氏分营而居：城以东者为王城，以西者金城。金所分，当都会喧阗处，官府甲第卒焉。其偏裨弟族又多因分居华剧，网罗乡城诸富家，诛铲未逃诸豪暴略尽，以渐便署置有司官属矣”。王体忠对市民不加抢掠，因而市民对王体忠渐有好感。金声桓容不下王体忠，欲用计将他除掉，把他旗下的军队夺归己有，只是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
时至八月二十五日，清廷下发剃发令，令下三日没有应者。金声桓说：“此王兵为梗也！”第二天，金声桓请王体忠议事，趁他揖身为礼时将他刺杀。尸体抬出后，王体忠的士兵愤而起事，放火烧德胜门，接着又烧章江门，双方格杀三天，互有伤亡。王营老兵私下商议，现在无主帅，就是外据州府也不能长久。金声桓听说后且战且招降，王体忠的兵都成了金声桓的兵，统一归原掌军鼓号旗牌官王得仁率领。金声桓自称“都督”，王得仁也以“副总”自称。
未富而奢以王者自居 金声桓入南昌城后号令江西全省，俨然以王者自居。他以原都司衙门为帅府，大修宫室，光是为他服务的人就多达万人。他生活穷奢极欲，卧室以白瓷粉壁凉如冰，绛缯履地势若绵。他病中想吃虎肉，竟驱使许多人环西山寻找虎踪，三日后捕得一虎，以虎肉为脯，饮食起居堪比王公。请看徐世溥《江变纪略》的记载：
金氏威震闽楚。巡抚李翔凤死，声桓益骄，乃大治宫室，以明都司署为帅府，役夫万余人，穷高极壮：避暑之室，舂白瓷屑为尘恶壁，倚者如冰；阿阁曲房，层毡为墁，覆以绛缯，履之若绵。尝病，思食虎，即令环西山，勒三日得虎，而果得虎以脯。诸所为侈纵类是也。乃其胸中恚郁异甚，故灭裂，极意为荒暴如此。
他手下的王得仁原本是王体忠的旗牌官，自王体忠被杀后窃令其军，有威势而无军职。他盼望能当上提督或总兵，却始终未见有此机会，因而怏怏不乐，狂躁不安。他招方士起宫观，以万金使丹客开城西天宝洞，立坛请致物怪檄罡雷，为百胜天符军法。以原明宜春王府为居，前后八九进，又畜伶人（歌舞艺人）数十人，在后堂演郭子仪、韩世忠故事。《江变纪略》对他也有如下记载：
王得仁亦望为提督总兵而不得，意颇怏怏，又屡受折辱。得仁本起群盗，从闯营，未尝有坚阵，性犷躁，不能无恶言。或曰：“天下事大定矣，顾君命当侯否耳。富贵自有时，君其忍之。”得仁益愤，则招致方士，起宫观，煅金银，以万金使丹客宗超一开天宝洞，将以立坛，请致物怪，檄罡雷，役使丁甲神将，为百胜天符军法。所居，故宜春管理王府也，深八九重，畜伶优，教歌儿数十人。私居时时戴明制便衣冠，于最后堂张饮，数令伶人演郭子仪、韩世忠故事。由是金、王两家怨辞稍稍闻于外。
南明在福建的唐王朱聿键改元隆武，以明朝旧臣、丰城人杨廷麟为丞相，督军攻取江西；以旧臣南昌万元吉为兵部尚书，督军镇赣州。屡次下手诏，许金声桓“能以江西归明者，即举江西封公，亦尝达一二乎？”后来丹客宗超有一弟子黎士广袖带唐王所赐两印，夜入帅府，一是“镇江侯”，一是“维新伯”，篆刻柳叶文。还有一块玉印，玉很美，上刻小篆“精忠报国”四字。来客对他说：“此上所私赐也。”金声桓很高兴，天天挂在手腕间，并向王得仁展示。
不久，南昌有人受意为金声桓立生祠塑像，请问他冠服之式。他指示说要为他塑华阳巾，身着羽衣。开始他不过以此探明虚实，而归客说：“先授侯印，令公举江西，待收京，且分天下而王之。”他听说这话后，觉得与万督师前语相应，因而窃喜并相信了这话，认为由他中兴明朝可期，封王之时指日可待。
后来朝廷委派的江西巡抚章于天来南昌赴任，称他为“金副总”，叫王得仁为“王把总”，还经常向他们索要珍宝奇货。有一天，章巡抚在布政使司设宴，堂上铺毛织物，席地各取银管吸烟，递火却不送给诸将，只与文官饮食，金、王等武官都坐在旃外。酒过三巡后，章巡抚望着王得仁嬉笑说：“王得仁，汝欲反耶？”弄得王得仁愧愤不已。金声桓也感到脸上无光，低头回到帅府。
这年七月，王得仁提兵到建昌，巡抚章于天差官票追其饷三十万，王得仁大怒，拍案大叫：“我王流贼也！大明崇祯皇帝为我逼死，汝不知耶？语汝官，无饷可得，杠则有之！”他吼声如雷，目瞪睛出，打了差官三十杠，并说：“寄章于天，此三十万饷银也！”
孤军传檄向江西南部进军 第二年八月，南明唐王在汀州被俘，死于福州。金声桓率领所部孤军传檄，向江西中、南部各府县进兵。在进攻南明江西剩余国土的战斗中，明臣虽然坚决抵抗，还是挡不住金声桓如狼似虎的军队。金声桓的部将刘一鹏攻峡江县，明守将邓武泰战死，县令白之裔以城降；金声桓攻破吉安城，江西巡抚旷昭死节；进攻万安县城时，县令梁于涘被捉。金声桓想以官劝降，但梁于涘表态说：“死我者，可贺而不可吊；官我者，可吊而不可贺。死者形之，官者神灭，岂可以神易形哉？”说完后自缢而死。
金声桓的副将王得仁进攻临川县，明臣曾亨应募义兵数百人，与罗川、永宁二王之兵形成掎角之势，仍抵挡不住王得仁的进攻，仓促不支被捉。王得仁恭维他说：“公义士也，时不可为，盍随时以求功名乎？”曾亨应沉默不应，被王得仁绑于树林间射杀，他的弟弟曾和应、长子曾锡、举人王秉乾等人同死。后来罗川、永宁二王兵败，也为王得仁所杀。
“功高”位低受制反清 金声桓破赣州后，江西全省悉定。金声桓认为江西据江南上游，西控荆楚，南通闽越，“得江西则东南要害居其大半，而声桓未费满洲一矢一粮，孤军传檄，取十三府七十二县，数千里地拱手归之新朝。计大清入塞以来，功未有高于己”。他正等着清廷给他封公封王，最少也要封一个侯吧。这年十月，清廷收江西疏下，只给了他一个副总兵提督江西军务，使他非常失望。
更有甚者，江西巡抚章于天、按察使董学成二人并不把他放在眼里，还经常向他索要贿赂。章巡抚向他们索要金玉杯、水犀、腽肭脐等珍宝。王得仁没有这些海物，于是盛怒于心，日夜令“诸匠为旗帜、炼火器、制鞍甲”，准备一反。顺治五年元月，章于天率内丁数十骑忽至瑞州，见捕掠诸豪富索钱财，因而对王得仁说：“此恐非为索财贿也。前有满兵数十骑，不知所往，恐其伏瑞州，待抚按定议而发。脱有尺一诏，出不意，公等且见擒。”王得仁听了特别着急。
正月二十六日万寿节，文官武将夜习礼仪于上兰寺（今佑民寺）。王得仁暗中带着兵将前往，刚上甬道望着金声桓说：“如何？”金声桓摇头不允。这一天习拜如仪后，文武官员各自返家。王得仁回来后，准备当夜便率全营起事，然而他没有得到金声桓准许。当夜五鼓时分，王得仁来到帅府，金声桓令其子出见，其子大声说：“大哥响马，既出身从流贼，得伯不能作，即死；汝爹已侯，当死；今日不出为侯，亦死。”金声桓其实心想封侯，左等不来，右等不来，急遣人邀爵于南明王朝。其子入内说：“为侯不为侯，皆死；然则为公耳。”金声桓许之：“可！爹为公，叔为侯！”于是两人决定反清复明。
天明后，南昌城七座城门都不开，金王之兵在城内绞杀董巡按于帅府西，绞杀湖西成守道于帅府南。司道府县官员都被捕杀，凡戴蒲帽者辄射杀，于是城中丢弃的缨笠在道旁堆积如山。王得仁又派出兵将，擒江西巡抚章于天于江中。
反清复明向南明效忠 金声桓的师傅维扬僧德宗常劝他复归于明。于是他下令“诸营悉剪辫，出谕安民，称隆武四年，凡军民之缨帽者，射杀之”。《南明忠烈传》记载：“贪黩骄恣，日从诸将索珍宝奇货，遇金、王无礼。二人大怒，通款桂林，清顺治五年正月二十五日举兵反清。”金声桓知道自己是草莽出身，难掌大局，便以“反清复明”为旗号，派人去新建县浠湖里迎请南明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姜曰广为盟主，以资号召。南明桂王封金声桓为豫国公，封他手下的大将王得仁为建武侯。又出告示安民，称南明年号隆武四年，大略谓：
劳苦功高，不惟无寸功之见录，反受有司之百凌，血气难平，不得已效命原主。
当时，金声桓手下掌握着约三万人，与他一同起兵的王得仁（陕西米脂县人，原是闯王李自成的部将）有五六万人、马匹数万匹，军器甲械都很精良。金、王二人率部“反清复明”，江西除赣州外又重归南明小朝廷。周边的福建、湖南等省都为之震动。
王得仁率军先攻下九江，幕客胡以宁的从兄胡澹去军营造访时向王得仁献计说：“若能乘破竹之势，以清兵旗号服色顺流而下，扬言豫章抚院请救者，江南必开门纳君。其将吏文武可以立擒，遂更旗帜，播年号，祭告陵寝，传檄山东，中原必闻风响应。大河南北，西及山陕，其谁得为清有也？”
王得仁认为胡澹的计谋不错，立即派人将此计禀报金声桓。金声桓身边的坐客（谋士）也称赞说：“此上策也。若西取武汉，连接郧襄，与湖南何腾蛟鼎足相投，此为中策。万一不能，攻破城邑，所过不留，重为流寇，此为下策。若得永历六师堂堂正正而后北伐，清兵猝至，婴城自守，则为无计矣。”
金声桓问黄人龙：“策如是，宜何从？”
宋奎光说：“从上策未晚也。”
黄人龙又说：“三策皆非也。不闻宁王之事乎？赣州高氏在彼。”金声桓愕然问他何故。黄人龙说：“昔者明有宁王，名曰宸濠，反于江西，以不备赣州，故为赣州巡抚王守仁所擒也。”可惜金声桓毕竟是碌碌无为之辈，没有帅才，却听信了他的兵部侍郎黄人龙之计，先攻取赣州以除后顾之忧，免除明宁王朱宸濠之祸。赣州守将高进库原是左良玉的部将，本来并无斗志，但“恶声桓以属礼下符谕降，守不肯下，两军相持七十余日”，围攻赣州两个多月，硬是攻不下赣州城。
取下策婴城死守走向灭亡 金声桓“反清复明”的消息传至清廷，清世祖顺治委封谭泰（满洲正黄旗人，舒穆禄氏）为征南大将军，自江苏江宁起兵二十万，水陆并进，来讨金声桓。不久，清军连克九江、星子、鄱阳等县，进逼南昌。又另遣别将进军赣江西岸，由新建县麦源、青岚至西山，对南昌形成了合围之势。金声桓闻讯急撤兵回救，在七里街中伏大败后，赶紧退兵入城拒守。
反清复明战争开始时，金声桓急切地想攻下赣州，待清军进兵江西后，他无心再夺赣州，想出奇兵断清军粮道。金声桓终因家在南昌城中，没有与王得仁商议便退保南昌。王得仁也自赣州退军北撤，以两万兵马直趋九江，欲断清军粮道。王得仁的战法不符合他固守南昌的战略，“金声桓日发九檄召之，得仁不得已，亦撤兵入南昌共守”。这时的战场形势对金声桓极为不利，正是谋士所说的“婴城自守，则为无计矣”。
到了这年七月，清军以雄厚的兵力四面围住南昌城。而金、王兵力龟缩在城内，凭高墙厚城坚守，清军一时也难以攻克，双方陷入相持。王得仁腮上有两撮毛，大家背地里叫他“杂毛”。他作战一向以勇猛冲杀出名，清军也有些怕他，担心他出城夜袭，时时夜惊曰：“王杂毛来了！”城外清军攻城甚急，但屡攻不破。到了这年十月，金声桓眼看孤城难守，刺血拜表，求南明桂王发兵救援。桂王于是派李锦出吉安，李成栋出庾岭，令两支队伍前来相救。但李锦却按兵不进，李成栋又败于赣州，两支援军都不能到达南昌城，无法解南昌之围。
城内外死伤遍野，惨绝人寰。清军原是朝廷王师，本应平叛保民，然而他们不行仁义，在南昌城郊驱使大批百姓掘濠负土，所驱者男人不论老少，就连妇女也荷畚铲加入。《南明忠烈传》记载得很详细：
为濠深二丈，广如之。远近伐山木，撤屋取其栋枋梁楣，大柯长干作排栅，以为沟缘。又掘坟墓，斲棺倾尸，取墓材以为濠。时方浔暑，昼夜督工不少辍，上曝旁蒸，死者无虑十余万。死即弃沟中，臭闻数十里，蝇鸟日盘蔽天。
又役俘虏为浮桥于章江。自东及西，广袤七里，上起文家坊，下至扬子洲，凡为三桥。章江故深险，所造三桥上直矶，中当回洑，下当使湍，皆没水置石，下桩为基……及更累木叠石，与水面平，而后絙船慢板，加土重栈楯为桥，死者又数十万。
清兵没有人性，视百姓如草芥，所作所为与土匪无异。
失道寡助终于败亡 清军和洛辉又在永和门外东二里修筑一座十余丈的高台进行瞭望，对城内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清军掳掠妇女无数，被掠妇女常发生自杀死亡之事。清军“连樯自昌邑吴城下至仪、扬，千里不断。河淮南北骁悍不逞之徒，趁火打劫，压所欲以去又不可胜数，真算得是南昌空前浩劫”。
金、王的兵将请求出战，金声桓与姜曰广商议后，命吴宗周突围，远诣桂王行在（帝王出行所到之处），朱谋列命湖南何腾蛟援赣，以期形成内外夹击之态。这时南昌城中粮食越来越少，难以维持军民之需。面对困境，姜曰广提出让百姓出城自救，去乡村就食，城中之粮用以养兵。至于老百姓出城后是死是活，显然没有在考虑之中。
事议未定，忽然来了一位自称“摩诃般若”的和尚对他们说，大士菩萨会给他们送来粮食，请他们散粮给城中百姓。外粮还没有运抵城下，早已被清军截去。这时南昌“城中米每担至六百金，尚不可得，有拥数千金而键户饿死者。禽兽、树皮、木根皆尽，遂杀人而食”。
据陈弘绪《江城名迹》记载，洪恩桥内有一座生生庵，是明朝崇祯年间由司理李嗣京兴建的，他自作记，华亭陈继儒作跋，“板荡迄于梵天，此亦招提之鲁灵光矣”。这里本是敬佛之处，竟也成了杀人场所。“有蜀僧住持颇久，戊子江城之变，目击围城中事。每日午阴黯淡，健儿持钩倚楼檐以伺，见道上行人，或数辈连臂而过，辄舍去；或孤行无侣则钩取，屠刈皆饥甚，气仅如丝，屠刈时不能号呼，呀然一声，则肢体狼藉几上矣。”徐世溥《江变纪略》也记载，当时流行的黑话：“曰雄鸡也，即男；伏雌也，即妇；曰有翅，即带刀者；曰无翅，即无器；曰有尾者，即群行；曰无尾，即独行者。闻无翅与尾者，即共出擒而杀之。”“发展到最后，父子夫妇相啖（吃）矣。”
顺治六年正月，清军用运来的红衣大炮攻城，声闻百里，山谷皆震。十九日午时，金声桓部将汤执中约为内应，清兵以梯垒登城。金、王在坚守一年后，南昌城终于被清军攻破，金声桓身中两箭，投东湖而死。王得仁突围到德胜门，因清军围厚不得出，他勇猛地杀了个三进三出，击杀了数百人后被捉，被清军处以极刑——五马分尸。裨将宋奎光、刘一鹏、郭天才死于巷战，黄人龙被乱军所杀。姜曰广虽然常为金声桓筹划，所提意见经常不为金声桓所采纳，后借口有病不预时事。这时他见大势已去，投城北偰家塘（今半步街北段）而死。清军进城后，没有招降反兵和安抚百姓，而是大开杀戒，不问青红皂白，将金王手下之人一律杀死。
南明桂王朱由榔听说南昌城破，大惊失色，停朝致祭，追赠金声桓为榆林王，谥忠武；王得仁为建国公，谥武烈；姜曰广为进贤伯，谥文忠。后人在撰写《南明忠烈传》时，虽然把金声桓也收入书集之中，但认为他与其他反清复明的英烈不同，作评价说：
金王二人初为土匪，继为军阀，又继为汉奸、为卖国贼。他们的反正，也非真激于什么国家民族的观念，不过因清廷封授爵位不能满意，及与上司不睦激而出此罢了。虽事败一死，尚能晚盖，但陷江西百万生灵涂炭之中，我们难道就可以轻饶过他们吗？惟姜曰广以隐居之身，无故被金声桓牵入漩涡，殉身孤城，无名无义，颇为可悯。
宋巡抚南昌平兵变
赴任途中惊闻兵变 康熙二十七年（1688），江苏巡抚宋荦调任江西巡抚，从长江水路乘船赴江西上任。舟行至江宁（南京西南面）时，便听到湖广省（元置，地域涉及今湖北、湖南及广东、广西部分地区，明专指两湖，治武昌）武昌因裁军引发兵变，江西立即有人响应。宋荦急于赴任，以便稳住政局，他的幕僚却说：“陛见上疏，得旨须一月，可以从容俟。楚事之定，不必急行与其难。”宋荦毅然说：“江西与湖广，壤相错，无巡抚镇压，地方变将生。况大江咽喉在浔阳，必速发兵扼守，庶足资楚师之应援，我岂以畏避贻天子忧！”
舟行至天门山（在安徽铜陵），守备官出迎说：“蕲、黄诸城都陷入贼手，上游有避兵小船数千艘，而下无一艘敢西行者。独公乘两官舫，何苦斗风力牵挽，日行不能数十里。”宋荦还是坚持西行，六月七日到达安庆，遇东风两日到达江西湖口县。关使出迎又说，九江多警，恐不可支，宋荦笑着说：“有我在此，君无过忧。”分巡饶九南道佥事朱尚隆前来迎接，宋荦询问九江形势。朱尚隆说：“省中遣游击陈化龙、协同副将王昶出师，他们藉路无饷，逗留不发，不能无忧。”宋荦说：“师行饷从，此定理也。”立即命从湖口取库银一千两，要朱尚隆立即送去，军队无饷之事便解决了。
亲审案件果断决策 六月十九日上午，宋荦到达南昌，立即入衙视事。中午时分，镇标中军詹英引领旗牌罗魁向宋荦报告，说自己的干儿子伍绍（江西宜黄人）来南昌省亲，有店家吕瑞伯对伍绍说，督标裁兵，有人勾结图谋不轨。总兵陈平密召店家前来，宋荦亲自审问。店家说：“小人是开歇店的人，闻得裁兵，李美玉、袁大相二人为首，勾连几千人，目下就要造反，故此小人对伍绍说知。”宋荦反问：“你如何知道李美玉、袁大相谋叛，想你也是同谋？”店家说：“小的若是同谋，怎会对伍绍说？”宋荦再问：“你为何自己不出首呢？”店家说：“小的是小民，不敢到老爷衙门出首。小的知道伍绍干爷是老爷衙门旗牌，故此对他说，叫他来禀报老爷。”宋荦亲问店家后，对兵变之事的来龙去脉已经清楚了，想出了应对之策。
密捕首犯余众不究 宋荦命南昌镇标赵永吉带人密捕李美玉、袁大相二人。赵永吉当时丁忧（父母死回家治丧），他有勇有谋，向宋荦表示，事急不可多用人，人多必泄，愿以家丁五人足矣。他要店家乘夜叩李、袁之门，说有急事求见，二人刚开门，赵永吉便闯了进去，用袖中铁椎断其手臂，五家丁赶紧上前捆住。在与督抚诸官商量时，总兵陈平抱病不语，布政使王兴业因害怕而脸色苍白，他们都担心二凶虽擒，但党羽甚多，事态严重，难以收拾。
宋荦则决断说：“圣天子盛德布天下，此小丑，何足虑哉！”于是升堂亲自审问，李、袁二人表示甘愿受死，但指着陈总兵亲随某人说，他也是一伙的。这名亲随持刀欲发，宋荦笑着说：“此逆求缓，行臾死，姑妄扳以待审。彼乃总兵亲随，岂有这种事！”于是命武士推出辕门斩首，将二人之头悬挂在章江、广润二门，并张贴告示说：“倡乱者已诛，余并不问。”原来报名参加兵变的人都惊骇散去，策动湖广兵变者得不到江西救援，也以失败而告终。
涉及湖广、江西两省人数众多的兵变，如果真的发生，恐怕又要殃及不少百姓，造成许多生命财产的损失。这次兵变并不是起义，或是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只是有些士兵反对官府裁兵。宋荦身为一省巡抚，果断妥善地处理好了这件事，仅仅杀了为首的两个人，对数千随从不予追究，没有影响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周龙藻亲历其事，作《定变纪略》一篇，详细地记载了这件事，并赞扬宋荦说：宋巡抚“不但文章名世，即纡筹亦将才也”。
太平军围攻南昌城
中英鸦片战争后，清朝政府对外妥协，对内加重对人民的压榨，激化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道光二十三年（1843），广西人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吸收贫苦农民入会，利用宗教秘密进行反清活动。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发动起义，建立太平天国，这场斗争很快便席卷全国，把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推向高潮。
太平军军纪严明，官兵和谐，首领合作，因而战斗力很强，战术运用也得当，反清战斗一路势如破竹，仅过了两年多，便于咸丰三年（1853）三月一举攻克南京（后改称天京）。太平天国建都后，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宣布“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实行田分九等按人口分田的办法，力图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又在政治上实行人人平等、男女平等，因而获得了下层广大人民的拥护，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根基。清王朝为了扑灭太平天国，委派钦差大臣向荣一路尾随太平军到达南京城外，在孝陵卫建立江南大营，与江北扬州的江北大营遥相呼应。
天京以西、长江上游的安徽、江西、两湖地区，清军兵力空虚，这为太平军进军这一地区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太平天国为解天京之围，决定派军西征：一是夺取江西、安徽的粮米，以解天京的粮食困难，“解回天京圣仓堆积”，“以充系储而裕国课”；二是“攻其必救”，以解天京之围；三是控制上游的南昌、九江、安庆等城市，以保天京的安全。
其实，清朝咸丰皇帝也同样认识到，太平军西征“意在直扑南昌，牵制江南大军”，“分我兵力”，夺取了南昌这座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城市，可进而平定江西全省。太平军西征引起了清军的恐慌，向荣在咸丰皇帝的严旨催促下，不得不分兵应付，他分派总兵瞿腾龙率陕甘、湖南精兵2000人，赴河南堵剿北伐军；分派总兵音德布率1200人，驰往江西援剿。江南大营“实能出队打仗者，不过五、六千人，城大既不敷围攻，势分又恐难接受”。
江西战略地位重要 江西位于长江中游，与浙江、福建、广东、湖南、湖北、安徽六省毗连，鄱阳湖、赣江两岸盛产大米，物产丰富，是太平天国和清朝江南大营的战略后方。天国重视江西，因为它是天京粮食物资的主要来源地，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都疏请天王洪秀全实施“照旧交粮纳税”。从战略上讲，据有江西可以阻断江南大营的粮饷供应。
清朝同样十分重视江西，因为它是“粮台根本重地”，入赣湘军“筹饷以江西为本”。江西巡抚张芾向朝廷告急说：太平军“大股来扑，系攻我腹心，阻我饷道”。咸丰皇帝也惊呼：“江西毗连六省，形势极关重要。现在贼势蔓延，非迅速剿除，则东南均难安枕。”并向江西巡抚张芾、江忠源下旨说：“其地最关紧要，万不可稍有疏虞。”
太平天国西征军由春官、正丞相胡以晃率领，于咸丰三年（1853）六月三日出发，人数一万余人，从长江水路向西逆进，在安徽太平府附近，击败了向荣儿子向继雄率领的水师。六月四日经过当涂、芜湖，六月七日占领安徽池州府城，六月九日围攻安庆，第二天攻破安庆城。这时主帅胡以晃留下少数兵力守安庆，由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率领主力六七千人，分乘八百余艘船只出皖入赣，六月十三日占领江西彭泽县。十八日攻占湖口县后，太平军扬帆进入鄱阳湖。
六月二十日，南康府城（今江西德安）的百姓听说太平军来了，将知县罗云锦抓了起来，把他关在城内同善堂，打开监狱放出被关押的百姓，第二天又抓获了知府恭安。二十二日，在百姓的策应下，太平军轻取南康府城，百姓们热烈欢迎太平军入城，给太平军赠送银米食物。二十三日，太平军进攻新建县吴城镇（今属永修县），守军不战而溃。二十四日，太平军进抵南昌城外，因江忠源率清军先一日到达南昌，太平军突袭南昌城进而控制江西的计划落空，只好命军舟分别停泊在七里街、周公亭、盐仓、温公庙（今司马庙立交桥）等处。
巡抚张芾告急求援 太平军攻占湖口县时，南昌城内的官绅便惊慌失措，城内一片混乱，以廷尉邢五峰为首的文武官员一百七十余人逃出城外，团练乡勇两千余人逃散，城内居民十室九空。六月二十日晚上，巡抚张芾召集前刑部尚书陈孚恩、南昌知府邓仁堃、候补知府林福祥等人，紧急开会商量对策，邓、林二人力主死守南昌，商量至漏夜才决定马上采取四项措施：
一、城内军队久不习战事，战斗力不强，一旦发生战事确实堪忧，于是奏请江忠源为帅守城。江忠源曾在广西蓑衣渡大败太平军，他招募的楚勇以能战著称，可与太平军相抗衡。
二、飞檄征调南昌附近州县兵勇、乡勇来南昌。城内有一万余兵丁，加上外调前来的八千多人，可保南昌无虞。
三、放火烧毁城外民居，使太平军无建筑物可作掩护。
四、针对兵勇不习战事、部队懒散的情况，决定严刑峻法，用刺刀维持军纪。
江西巡抚张芾会同南昌知府邓仁堃，命令清军和地方团练一万多人日夜扼守城门，密切注意太平军的动向，并十万火急地请求朝廷增兵救援。
江忠源挂帅守南昌 江忠源带领一千三百余人，原本是要远赴江南大营。六月十一日到达九江，六月十八日接到巡抚张芾告急文书后，改道飞驰南昌，二十二日到达南昌城。他一到南昌便临危受命，统一指挥全城军务。江忠源与张芾、陈孚恩等人商量防守办法，决定在永和门外芝麻田和江岸等地方建立营垒，派官兵一千多人驻守，以便和城上遥相呼应。第二天将要开始关闭城门时，城内居民纷纷出城逃避，人们“肩摩毂击，堙塞街巷，哭声嘤嘤”，城门内外一片紊乱。
据说是接受桂林、长沙两城的教训，防止太平军利用城外建筑物掩护攻城，第二天便派楚勇缒城（用绳索吊人下城）而下，放火焚烧城外民居，“凡城外三里之地，民房焚化一尽，甚属惨烈”，顿时“火光烛天，剥剥烈烈，怨声沸耳”，甚至连百里之外的丰城一带都能看见火光，著名的滕王阁和法华堂、圆觉寺、天寿寺、天空寺、石亭寺等建筑尽被烧毁。江忠源之流的罪孽罄竹难书。这时有人谣传太平军已到南昌，驻守永和门外的清军和团练逃散。
为了加强城防，江忠源在江边修筑营垒，设置炮台，封锁江路，封闭城门。各城门配备兵勇驻守，由专人指挥。当时各门的兵力配备是：章江门五百七十余人，德胜门一千余人，永和门一千余人，顺化门三百六十余人，进贤门四百余人，惠民门二百八十余人，广润门三百一十余人。在进贤、永和两门之间的炮台五十人。江忠源在各门安插一百人充当主力，每四五个城堞安排一名楚勇督率数人，以暴力驱使兵丁们为清廷效命。兵勇进出城门须给票验，官员日夜在城上巡逻，对玩泄者、缒城者斩首，使守城部队避免了“闻惊即溃”的局面。
南昌城高两丈九尺，底宽两丈一尺，城砖厚实。特别是西面沿江的城墙，从惠民门至德胜门，城砖超别处一倍，每块重达十余斤。为了加强南昌城的防守，早在咸丰二年（1852）太平天国起义不久，巡抚张芾就“思患预防，拨款加高培坚，附城筑牛马墙，墙内筑空心炮台，墙外浚濠，深丈余，濠岸两沿砌石当城门处。编板桥，无事则妥置，以通往来；有警则撤去，以慎封守”。
江西巡抚张芾又在城内严查“通匪”嫌疑犯。六月二十三日下午闭城门后，张芾在城内诛杀了36个所谓的“间谍”，七月十七日又抓获“接济贼匪之奸细八人，立正法”。更有甚者，兄弟二人在城上城下说话、街上“偶语贼攻城甚急者”都被以扰乱人心的罪名加以杀戮。在军队刺刀的威胁下，南昌城内一片恐怖。
太平军初攻南昌城 太平军西征主力抵达南昌时，城外的大火还在燃烧，太平军立即上岸奋力扑救，但为时已晚，只救得章江门外的文孝庙和德胜门外的北兰寺，其余建筑全部化为灰烬。江忠源命令用炮轰击太平军，企图阻止太平军登岸，有几艘太平军的船只被击沉。太平军也用火炮还击，守城清军也遭到了很大的伤亡。南昌城的攻守战由此拉开序幕。
太平军刚到南昌城郊，便在各处张贴由大元帅杨秀清署名的安民告示，严禁兵匪扰民，保护地方安宁。百姓们都在门上贴上用黄纸写的“顺”字，称太平军的士兵为“大兵”或“汉兵”，热情为太平军捐钱捐物，大家称之为“进贡”。邻近的丰城、樟树、高安等地的群众纷纷为太平军捐赠金钱和粮、油、猪、鸡等食品，送礼的人回去时，带回太平军的《天条书》《天父下凡诏书》《幼学诗》和太平天国日历等宣传品。太平军请当地百姓做向导，照例付给赏钱，购买群众的蔬菜物品，往往加倍付钱，因此深受百姓的拥护和爱戴。
太平军军纪严明，从不伤害群众利益。有一位清朝官吏逃走后，又化装成游方郎中回来探听消息，被太平军士兵捉住，听说他是医病的郎中便立即放人。后来被群众捉住审明身份后，才被处以死刑。有一位穷秀才住在潮王洲太平军军营附近，太平军进门搜查是否藏有清兵，发现柴草中藏有富户藏的两只箱子。太平军除没收两只箱子外，家中物品丝毫未动。太平军在这里长达三个月，常在农户门外经过，从不敲门惊扰百姓。
六月二十六日，江忠源命百长李光宽带领四百余人出城攻击太平军，太平军出动四五千人分三路迎击，双方鏖战多时，往返四次拼杀，太平军伏兵四起，斩杀了李光宽及清军一百余人。由于南昌城高墙坚，正面强攻困难，赖汉英决定采用穴地攻城战术，自文孝庙至七里街沿江十余里以木排扎营，利用文孝庙做掩护，从庙里开挖地道进至城墙脚下。
六月二十九日，太平军从文孝庙开挖的地道已经通到了德胜门，用地雷炸开了几十丈宽的城墙。只因记错了地雷数，以为还有二次爆炸，没有及时组织攻城，给了清军以喘息之机。清军“登时堵筑，火炮齐施，贼不敢逼”。经过这次教训，江忠源以戚继光瓮听法破坏太平军的地道战。又在德胜门内拆毁民房，扩建月城至章江门，长达一百二十余丈，在近城处挖掘深壕多设瓮听，并预备了许多沙囊，以备城墙倒塌时封堵缺口之用。太平军仍以城西滨江的文孝庙为据点，“穴墙为孔三级，环列枪炮”，给守城清军以重大的杀伤。
城内外形成拉锯战 江忠源企图焚毁文孝庙，七月三、四日，他派人缒城潜入文孝庙，都因太平军防守严密未能得手。七月五日，清军罗玉斌率五百人到达南昌，在永和门外扎营。第二天，江忠源在城楼上指挥楚勇与外援，两面夹击太平军。在双方厮杀正酣时，江忠源再次派人缒城去烧文孝庙，又令楚勇用火箭焚烧太平军的船只，被太平军迅速扑灭。不久风雨突来，清军溃散，被太平军击毙38人，剿获抬枪等器杖，江忠源焚烧文孝庙的行动再次受挫。
七月九日，天空下起了滂沱大雨，太平军继续在地道内挖掘，再次用地雷轰塌了德胜门城墙十余丈，并组织军队冒雨发起了猛烈进攻。江忠源这时正在章江门城楼上，闻听德胜门城墙轰塌，火速带人回援，督促楚勇拼命抵抗，边战边堵，最后以丧亡一百余人的代价顶住了太平军的进攻，又用一夜的工夫封堵塌陷的城墙。与此同时，太平军在其他城门分别攻城，终因缺乏攻城云梯而未能得手。
不久，清军的援军陆续到达，九江总兵马济美和赣州总兵阿隆阿率军分别扎营于东面的永和门外和西面的章江门外，后来又有一千四百余名援军抵达，也扎营于永和门外。湖广总督张亮基再调派四百余兵勇前来，清军兵力大增，人数远超太平军一倍以上。但太平军毫不畏惧，乘清军扎营未定、立足未稳时发动攻击，给清军以重创。七月十七日，太平军一千多名将士分五路攻击戴文澜军营，激战多时，双方互有伤亡。七月二十日，清军分东西两路进攻城西营垒。太平军也分两路猛烈还击，粉碎了清军的攻势。
七月二十三日，太平军再次用地雷轰陷章江门城墙三丈多，江忠源急令清兵用数十桶火药烧杀，又令士兵且战且筑。七月二十八日早晨，太平军第三次将德胜门城墙轰塌了六七丈，守城清军抱头鼠窜。前刑部尚书陈孚恩杀了一人，仍然止不住溃逃败兵。江忠源、清保、李铺朝督促楚勇及其他兵丁集中于破城之处抵抗，太平军又炸一雷，轰塌城墙八九丈，巨石掀空，尘土四塞，使清军伤亡惨重。
当时正刮北风，烟火卷入城内，清兵站立不住，太平军蜂拥登城。眼看即将攻入城内，忽然转成南风，烟火转吹城外，阻住了太平军的进攻。在清军两路夹击下，太平军虽坚守不出，从营垒的墙内放炮抗击，但渐渐军力不支，只得后撤，第三次攻城再告失利。但清军也以死四十余人、伤一百八十余人的代价保住了德胜门一带的城防。
第二天，太平军改攻城为打援，从德胜门外营垒一次出动数千人，猛攻永和门外的马济美营。这时江忠源正在筹办生辰酒宴，下令清军坚守不出，拒不增援。马济美早就对“城军逸，外军劳，犒赏则内厚外薄”的做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现在受到太平军的攻击，城内却不加援助，心中更加激愤。他率领清军负气出战，被太平军诱至树林里，中了太平军的埋伏，他与侄儿马炳南双双被斩。太平军欢声动地，锣鼓喧天，庆贺打援取得了重大胜利。
久攻难下成骑虎之势 由于西征军兵力不足，与清军人数相差悬殊，太平军三次攻南昌城不下，更谈不上夺取江西全省了。赖汉英向天京求援，东王杨秀清不得不相应增加西征军的兵力。八月二日以后，清朝各路援军陆续向南昌开来：八月十七日，清军从江南大营调来援军一千二百余人，由总兵音德布率领到达南昌。湘军主力也于四天后赶来，他们都驻扎在永和门外。八月二十三日，江忠源的弟弟江忠淑也率领湖北军八百多人来援，一下子增加兵力五千多人。
西征军因穴地攻城一时无法奏效，主帅赖汉英改变策略，采取“剪其枝叶、断其接济”的方法，分出一部分兵力攻取南昌附近州县，孤立南昌清军。太平军在敌人的优势兵力面前，仍然顽强战斗，从三面发动攻击，坚持了两个昼夜。
八月二十八日，湘军协同四川、贵州、云南和九江来的援军，凭着优势兵力，分四路向太平军发动猛烈进攻。开始太平军偃旗息鼓，迂回转移，引诱敌人前来。正当湘军洋洋得意时，阵前突然一支打着清军旗号、身穿清军服装的数十人队伍，自称是城内派出来的援兵，清军未做防备。这支队伍来到面前时，突然发起攻击，清军惊慌失措，各自逃窜。太平军乘势追击，大获全胜，仅斩杀的七品军功将领就有4人。
此后几天，江忠源又组织湘军和其他清军，轮番向七里街一带的太平军营寨发起进攻。八月三十一日，罗泽南、朱孙诒率领湘军逼近太平军营寨，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湘军抵近太平军营寨时，见沿江一带树木丛生，因害怕中埋伏又慌忙撤退。九月二日，太平军围集城下，枪炮如雨，猛烈攻击守城清军。清军也慌忙组织火力拼死抵抗。湘军三千余人增援半月，还是无法解南昌之围。
这时，守城清军从都司衙门（炮局旧址）挖出旧炮六百多门，仅两三千斤重的重炮就有三十多门，大大加强了守城的火力。江西粮道邓仁堃收集粮船数十艘，用其中二十艘改作炮船，又造大船四十艘、小船八十艘，用原木制成战牌一百多方，四周编竹为墙，墙的夹层塞进水浸棉絮，防太平军炮火攻击。墙上设炮眼可向外发射枪炮，板上放置许多柴草火药，以便攻击太平军的战船。
面对太平军的强大攻势，江西巡抚张芾信心不足，破局无策，只好乞求助神灵，将许真君、关圣帝君、城隍神、火神的神像都请了出来，文武官员持香护驾，一派丑态，将神像请到城楼上，保护他们守住城池，直到太平军撤退后才送神像还庙。
从八月上旬至九月中旬，太平军先后攻占丰城、高安、鄱阳、乐平、浮梁、彭泽等县，切断了南昌与外地的联系，使城内的粮草匮缺，引起军心动摇。清军也迅速作出调整，与太平军争夺南昌周边州县，企图牵制太平军。九月中旬以后，双方处于战略相持态势。鉴于西征军对南昌久攻不克，东王杨秀清审时度势，调整战略，委派翼王石达开主持西征军事。
太平军撤围时，兵营中布置疑兵，依旧点灯擂鼓。开始清军未发觉，后来远望营中没有炊烟，才派人前去探望，见营中还有不少坐着和躺着的兵士，只是手持武器不动。清兵故意咳嗽扔石子，营兵还是不动，大胆者近前一看，这才发现是身穿军衣的稻草人，太平军早已不见了人影。
太平军从六月二十四日开始围攻南昌城，至九月二十四日主动撤军，历时93天。在进攻南昌的战役中，共击毙清军7名将领，杀死杀伤众多清兵，并缴获了一批粮食运往天京，缓解了天京供粮不足的困难。太平军在围攻南昌的过程中，牵制了清朝的许多兵力，减小了清军对天京的威胁，打乱了清王朝的战略部署，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
赖汉英撤围南昌率军北上，九月二十八日占领湖口县，控制了鄱阳湖的进出口，二十九日又攻占了九江。江西巡抚陈启迈向朝廷上奏：“太平军在九江西门外筑城安炮，并在龙开河停泊两千只船。另有太平军船进至吴城镇。”西征军主力挥师西进湖北，江西战事告一段落。从咸丰三年（1853）十月至次年十二月，南昌地区无战事。
后期围绕南昌的战斗 咸丰五年一月，曾国藩奉命援赣，向湖口县发起进攻，企图攻下湖口，打通与江西内地的联系。还是在湖口会战前，曾国藩曾经把自己的湘军看成是反攻太平军的主力，企图“肃清江面，直捣金陵”，妄想一口吞下太平军。他敢说这话，可能是依靠他有强大的水师，有快蟹、长龙、舶板等战船。快蟹船仿广东船式，装有七门火炮，两旁各设短桨十四支；长龙船仿广西船式，装有火炮六门，两旁各设短桨八支，战斗力强，太平军无法抗衡。
可是他低估了太平军的战斗力，冒险急进，以重大的代价攻破湖口水卡。二十九日，湘军以灵活便战的舶板船冲进鄱阳湖。翼王石达开敏锐地抓住战机，连夜带领太平军堵死湖口水卡，将湘军的水师一分为二，快蟹、长龙被隔在长江，丧失了它的优势。太平军则由被动变为主动，运用轻便战船袭击江面上的快蟹、长龙，火烧湘军水营，焚烧了曾国藩两百多艘，使他的水师被歼过半，陆师也伤亡惨重。
太平军从长江水陆并进，在一个多月里，第三次攻克武昌，重新控制了九江至武昌数百里江面，占领了两岸大片土地。湘军溃败时，曾国藩乘小船逃走，眼见座船和大量资料被太平军缴获，曾国藩内心愤愧，想投江自杀。《曾国藩年谱》记载：曾国藩“愤极赴水两次，皆左右援救以出”。
咸丰皇帝要曾国藩率领湘军回援武昌，他却不愿意全力以赴，只派了胡林翼、王国才两部六千余人去湖北，主力仍然赖在江西不走，想以守为攻，调黄泽南去肃清江西的太平军余部，李元度驻鄱阳湖沿岸，与内湖水师互为依托，北围九江、湖口，屏障南昌。
他亲自至吴城镇重整水师，设局造船，与太平军在鄱阳湖博弈，企图控制整个鄱阳湖，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但此时的湘军已经力不从心，塔齐布日夜进攻九江，翼王石达开不予理会，全力进攻湖北。十二月下旬，曾国藩因南昌危急，命令周凤山撤围驰援南昌。咸丰五年三月四日，曾国藩来到南昌，与江西巡抚张芾商定，将新造的“长龙”三十艘拨归内湖水师，又添造快蟹大船十余艘。三月十六日，又命水师六十余艘驻守南昌北面的康山，“外防大江之贼，内防饶州之贼掳船出湖”。
四月二十八日，曾国藩将新募的兵勇交由李元度统领，驻守吴城镇。此后在鄱阳湖地区，两军展开了拉锯战。
第二年，听说太平军攻克吉安，抚州吃紧，周凤山在樟树大败，南昌危急，曾国藩又“飞调湖口、青山水陆各营同回省城，以固根本”。他图谋控制鄱阳湖地区，攻陷九江，突破湖口的目标并没有实现。
咸丰六年二月，石达开利用周凤山举棋不定之际，乘虚攻克吉安。石达开率数万人渡河前后夹击，尽毁湘军营盘，歼灭周凤山主力一千余人，周凤山亡命南昌。西征军樟树大捷，南昌城内官绅大恐，有诗为证：“警报至江城，皇皇心无主。搬移尽出城，车船纷丝缕。”江西除中、东部外，其余州县尽在太平军手中，“盘踞江西，设官秉政，俨然爵士侯王”。败兵涌入南昌城，曾国藩只好入城收拾残局。
这年四月，太平军攻占了江西十三府中的八府四十六县，逼使曾国藩收缩战线，集中兵力固守南昌。曾国藩哀叹说：“自鄂渚以南，达于梅岭，贼踪绵延数百里，众号数十万。”由于石达开缺乏强大的水师，无法与湘军水师争锋，第二年分遣陆师转赴饶州，后又奉东王诰谕赴天京会战，使湘军水师坐大，后来终成祸患。
曾国藩虽力保南昌不失，但他的处境却很艰难，咸丰皇帝对他用而不信，一直未给他地方行政大权，只给了他一个兵部右侍郎的虚衔。江西巡抚陈启迈又处处刁难他，“多方掣肘，动以不肯给饷为词”，还插手湘军的指挥大权，更使他无法容忍。七月二十五日，他参劾陈启迈。咸丰皇帝担心他消极怠战，导致江西战局崩溃，只得将陈启迈革职，但他还是没有捞到地方实权。
为了挽救在江西的危局，他急调在武昌攻城的罗泽南回救江西。罗泽南想急速攻破武昌后回救主子，却被太平军击伤致死。曾国藩所依靠的得力悍将死去，使得他的处境愈加艰难。他困守南昌，与外界的联系中断，连家书都只能用隐语蜡丸，派人化装潜行，但送信人还是被太平军识破，被捕杀者在百人以上。
天京城破，幼天王在南昌被杀 在清军和内部争斗的双重打击下，太平天国陷入重重艰难中。同治二年（1863）十二月二十一日，天京外围战略要地尽失，城中缺粮，忠王李秀成劝洪秀全“让城别走”，洪秀全就是不准。天京被围后，解天京之围就成为太平军的当务之急。同治三年二月，李秀成决定派出四支部队去江西征粮，以解天京的粮荒，要他们在九月全部返回天京。
据《江西通史》记载，二月二十六日，第一路军沛王谭星及李段寿、天将林正扬自浙江开化进入江西，经广信围攻抚州，攻占新城；四月二十二日，第二路军康王汪海洋等人自婺源进入江西德兴，攻乐平占弋阳围贵溪；四月二十九日，第三路军侍王李世贤等人自浙江开化进入江西玉山；五月十八日，第四路军凛王刘肇钧等人自徽州西南进入江西德兴。四路军队相继占领南丰、金溪、东乡、宜黄、崇仁等县。
这年六月一日，天王洪秀全逝世，幼王洪天贵福继位天王。七月十九日，曾国藩所指挥的清军攻陷天京，太平天国四路人马回救天京的计划无法实现，只有康王汪海洋、祥王黄隆芳和天将丁太阳一路留在江西赣南地区。
天京城破的第二天，幼王洪天贵福在忠王李秀成千余人的保护下，从东面太平门出走，当夜与李秀成冲散后，被干王洪仁玕迎接至浙江湖州。他们在这里制定了一个会合诸路人马的计划，准备在我国西北地区东山再起。当年十月，幼王在江西石城县被清军冲散，他一人逃至荒野，后在广昌县被捉。十一月初押解至南昌，江西巡抚沈葆祯亲自审讯，十一月十八日在南昌被处死，太平天国运动彻底失败。
南昌人民反天主教的斗争
天主教传入南昌，始于明朝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于万历六年（1578）三月二十四日从里斯本出发，乘船驶向东方，于同年九月十三日到达印度果阿，在那里停留四年后，又于万历十年前往中国，当年八月到达中国澳门。他先后在广东的肇庆、韶州、天津、北京、南京等城市传教，都受到我国民众的抵制与驱赶，心中非常苦闷。
万历二十三年（1595），他到南京不久便被驱赶，很不情愿地乘船返回广东。他在船上认识了一位南昌中医，轮船到达南昌后，这位中医很热情，给他租了亲戚的一所房屋。利玛窦没住多久，又受到了官府的注意，中医怕惹火上身，要他赶紧走人。正在他手足无措时，突然受到了江西巡抚陆万垓的接见，并获准留在南昌传教。他喜出望外，在距离府衙不远的地方，花了60个金币购房建圣堂，开始小心翼翼地授徒传教，并与建安王、乐安王及著名学者章潢等人成为朋友。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记载说：“为了进行这场征讨中国的‘精神战争’，传教士采取了利用中国儒家经典和介绍西方科学知识为手段。利玛窦于1595年在南昌刊刻《天学实义》一书（后改名《天主实义》。”利玛窦在南昌生活了四年，后来去了北京，经太监的引见，受到了万历皇帝的召见，十年后死于北京。
当年无论是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看，中国都是世界大国强国，西欧小国对中国还是很敬畏的，所以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都很小。据欧阳昱《见闻所录后集》记载，在清朝同治年间，江西仅有大天主堂一座、小天主堂两座，后因民教不和，教堂被毁。虽然曾奉旨赔银七万两，但在沈葆桢、刘坤一两任巡抚任期内，都未能重建一所教堂。
中日甲午战争后，清廷外强中干的本质已被列强看穿，传教士伴随着军舰不断侵入中国，天主教与耶稣教堂才逐渐在江西多地兴建起来，信奉天主教的教民成为一股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势力，在当地欺凌百姓，甚至无恶不作，民教冲突也愈来愈多、愈演愈烈。英、法等帝国主义利用民教冲突威胁清廷，不用通过战争便能获得许多特权，使民族与阶级矛盾更加激烈。人民群众反对天主教的斗争虽非战争，有时却胜似战争，也加速了清王朝的衰亡。
第一次南昌教案（育婴堂惨案） 清咸丰十一年（1861）十二月十八日，法国天主教传教士罗安当带着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颁发的执照文凭，以法国总理江西传教事务的名义，会见江西巡抚，商洽一切教务。罗安当在筷子巷和袁家井有两处房屋，设有育婴公所和教堂。育婴公所大门紧闭，人员由屋后小门进出，除天主教徒外，外人不准进去。教会经常高价从外地收买或拐骗婴幼儿，女多男少，以便给教民作童养媳或子嗣，借以笼络教徒，扩大传教活动的影响力。因为育婴公所没有专人抚养，特别是对女婴更是任意虐待，造成婴儿大量死亡，引起民众极大的愤慨。
同治元年（1862）初，湖南省长沙、湘潭豪绅公议，要求驱逐法国天主教士，同时发布全省公檄两份，檄文痛斥天主教士的种种罪行。檄文和歌谣、图画等宣传品传入南昌后，引起民众的纷纷议论。前翰林院检讨夏廷矩、甘肃按察使刘于浔等人一夜之间将檄文翻印几万张，贴满城内外的大街小巷。这时正是各府县生员来省赶考之时，反洋教斗争在百姓中开始酝酿。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也记载：“罗安当凭借《天津条约》，在南昌一带作恶多端，激起公愤。”3月17日（农历二月十七日），南昌街头出现了无名揭帖（传单），约定第二天一齐到教堂和外国教士理论。府县衙门得到这个消息，急忙到处劝说，设法制止，但是群众愤怒的情绪已经无法遏止了。这天晚上，一群来省赶考的生员，相约前往筷子巷育婴公所，要求进堂查认女婴。教会坚持不肯。观看的群众越来越多，许多人义愤填膺。
大家“万众同心群相附和”，一齐动手将育婴公所和袁家井教堂房屋拆毁几十间，又将教民所开设的义和酒店、合大盐店内的货物和用具一齐捣毁，法国教士罗安当和翻译方安之逃往上海。这一天，天主教有一艘从九江来的船只也被群众捣毁，但没有发生打人、伤人之事。南昌知府衙门听说出事了，赶紧派人弹压抓人，群众利用黑夜一哄而散，使官府无从抓起。
连日来，近郊及各县也先后发生捣毁教堂和教民房屋的事件。不久，有人从教堂附近捡到了三四寸长的血膏一块、铜管一根、尸骨一包。群众纷纷传说血膏是传教士熬炼小孩精血而成，铜管是用来挖取小孩眼睛的，小孩的尸骨便是证据，因而群众的愤怒情绪更加激烈。江西巡抚沈葆桢开始也表示同情，认为士绅排斥“异端”是忠义的表现，对“洋人横行中国很久了，没料到竟遭到我百姓的回击”而感到欣慰。当法国传教士以军舰相威胁时，他也能据理力争，主张“饬地方官谕以至理，晓以大义”。
清朝政府对外妥协，三令五申向官绅们反复解释、申诫，说明天主教虽属“异端”，与我国风俗人心不容，无奈条约已定，况且镇压太平天国运动需要借助洋人的力量，要求官绅们体谅朝廷的苦衷。官绅们领会了朝廷“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旨意，中途退出了反教斗争。
广大劳苦大众都说：官府绅士总是依他，做官的只图一日无事，骗一日俸薪，到了紧急时候，他就走了，几时顾百姓的身家性命？我们还是做我们的事。
一时间，南昌街头贴满了《扑灭异端邪教公启》：“倘该国教士胆敢来江蛊惑，我等居民，数十百万，振臂一呼，同声响应。锄头扁担尽作利兵，白叟黄童悉成劲旅，务将该邪教斩除净尽，不留遗孽。”沈巡抚感到百姓怨愤情词，有不共戴天之势，又无从查禁，因而向朝廷报告说：“虽曾晓谕查禁，但不能查出是何人所撰，这种匿名揭帖，愈贴愈多，此处揭去，他处复贴，理谕势禁均无从下手。”
当年沈葆桢曾经派人下去，深入百姓进行调查，询问他们：“你们纷纷议论，都说要与法国传教士拼命，何故？”
群众回答说：“他们要夺我们本地公建的育婴堂，又要我们赔他许多银子，且叫从教的来占我们铺面、田地，又说有兵船来挟制我们。我们让一步，他总是进一步，以后总不能安生，何不与他拼命？！”
又问：“譬如真有兵船来，难道真与他们打仗吗？”
群众回答说：“目下受从教的欺凌也是死，将来他从教的人多了，夺了城池也是死，勾引长毛来也是死，横竖总是死。他不过炮火厉害，我们都拼着死，看他一炮能打死几个人。只要打不完的，十个人杀他一个人，也都够了。”
同治二年3月28日（农历二月十日），法国传教士罗安当在清政府派员护送下到达九江，准备重回南昌。南昌群众听说他要来便议论纷纷，街头又出现大批揭帖：“四维（罗）不日来省，凡我同人商集多订处所，照前议行事。”群众情绪异常激愤，相约到时一齐行动起来。巡抚沈葆桢在群众舆论的压力下，害怕斗争进一步扩大而失控，赶紧电请九江道就近与法国传教士商议，愿赔款了案，切勿再来南昌，以免激成变故。
但法国教士仍不死心，在两江总督保证支持和派官员护送下，于五月二十日由九江乘船起程，二十七日到达南昌。船只刚停在滕王阁下，只见江岸上竖起一面大旗，上书“禁止法夷入城”，随即砖头瓦片齐飞，向传教士的船上砸来。南昌府县官吏听说传教士到了江边，一面准备行馆，一面派人前往码头迎接。差官们走到江边时，便遭到了群众的唾骂，还被石头打得头破血流。传教士看到这种情况后不敢上岸，只得解缆回去。聚集在江边的群众余怒未消，恨这些教民不该引诱法国传教士来南昌传教，于是又将教民开设的几家店铺拆毁了。
在南昌愤怒群众的压力下，传教士和清政府都不得不让步。罗安当回到九江后，只得与九江道员蔡锦青谈判，只请求清政府出一张告示，以避免再发生同类事件。如果江西巡抚不便出面，下面府县署名也可以。清政府也害怕激起民愤，将原来的告示再三修改，把训诫的语气改为劝告的口气，答应给外国传教士赔付一万七千两银子了事。这次反天主教斗争，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取得了胜利。
第二次南昌教案（江召棠惨案） 清朝光绪三十年（1904），江西新昌县（今宜丰县）棠浦镇有龚姓一族和教民一百多户。教民罗捡素来无赖，在传教士的纵容包庇下更是仗势欺人，引起了乡人的公愤。这年夏天，镇上设教堂，罗捡和几个教民竟大模大样地挂起了天主堂的牌匾，引起了大家的愤怒。这天正是当墟之日，围集的龚姓群众在盛怒之下，将罗捡打死扔在河里。法国教士王安之要求县衙派兵镇压，并欺骗九江总教主郎守信出面，迫使江西巡抚委派南昌知府曹树藩、统领廖名缙督兵查办龚姓人。
龚姓族人听说大兵将至，密派族绅两人来到南昌，请求南昌知县江召棠（原在上高县任知县）代白奇冤。江召棠面禀上司，请求和平处理，江西巡抚同意增派他会同办理。他单骑先抵棠浦，诚心告诫乡民，并将当事人龚耀庭、龚栋、龚祥三人带回南昌究办，判了三人监禁三年之罪。兵未动而事件已经得到了处理，但却不符合教士王安之的心愿，他因此记恨在心。
光绪三十一年，天主教总主教郎守信把宜丰县的王安之调任南昌主教。这年冬天，江召棠奉命将原判刑10年、后来保释出狱的荏港教民邓贵和、葛洪泰重新逮捕归案，葛洪泰逃进教堂，受到了王安之的保护。南昌知县江召棠要王安之交出凶犯葛洪泰，王安之不仅拒不交出人犯，还要江召棠重审新昌县旧案。
光绪三十二年农历一月二十七日，王安之突然以请柬邀请江召棠于二十九日春酌，江召棠谢却。王安之又以函相邀，说有要务相商，并说新建县令赵峻也在座。他无法推辞，便于下午三时带了茶役和家丁各一人前来教堂。江召棠一进客厅，王安之即将房门关闭，不准随从进入。在餐桌上，王安之语气强硬地重提棠浦旧案，要他重判龚耀庭等三人死刑，赔偿抚恤金10万两白银，释放南昌县荏港在押教民，并逼他当场签字，遭到了他的严词拒绝。王安之威吓说：“事不议妥，不许走！”江召棠义正词严地说：“头可断，理不可屈！”王安之恼羞成怒，用餐刀刺进他的喉部，并叫教士刘宗尧、郭某相助，再用剪刀猛刺，使江召棠顷刻流血倒地。
江召棠已经不能言语了，只会用手指着颈部的伤口。跟随他的二人急报县衙和他的家人。衙吏奉按察使之命，将他抬回县衙后，他的神智才渐醒过来，勉强用笔写了《上巡抚书》《上道府书》《上南昌知府沈管植书》，还给家人和新建县令赵峻写了信，诉说自己的被刺经过。
江召棠被刺杀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南昌城，许多官民都前来慰问。当天晚上，一部分民众聚集在老贡院天主堂前示威，要带王安之去自首，以雪江县令的奇冤。绅士梅子肇、李公桓联名向巡抚上书，请求立即拘捕王安之。还有一些士绅将江召棠被害之事印成传单，在各个街口张贴。
“南昌教案”发生的当天，“易知社”员们紧急行动起来，在宣传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势力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月二十三日拂晓，南昌街上人头攒动。上午八时，三道桥一带站满了市民群众，大家都冒雨站在那里。一位志士站在高处演说：“江县令被刺之事，咎在外人，我等应以公理力争，不可有野蛮行动。”在场群众愤怒至极，齐声说：“地方官既被外人所刺，此仇不共戴天。”当时民众们自动分成四股：
第一股人数最多，他们来到老贡院法属天主教堂。正在用膳的王安之见群众来势凶猛，便朝天鸣枪示威，又在后堂纵火，为日后讹索赔偿制造口实，然后从后门出逃。当他奔逃到三道桥时，被群众发现围殴致死，尸体被抛入湖中。
第二股人群来到罗家塘英属教堂。这座教堂本来与此案无关，但也被愤怒的群众拆毁，并杀死传教士金传安及其妻女。
第三股人群跑到进贤门马厂天主教堂。堂内男女教士多人吓得慌作一团，被徐太守的卫兵阻挡。惊吓而逃的教士拔掉教堂竹篱逃走。松柏巷内的法文学校5名教习见教堂浓烟滚滚，急忙出逃至施家窑河边，被船民用竹篙打倒，有的跑到马厂三角塘边，被群众用木棍和石头打死后抛尸塘中。
第四股人群来到德胜门外美以美会教堂。传教士得到消息后，赶紧躲到赣江对岸，得到水师营哨官吴攸济的掩护。
二月二十四日，南昌诸绅托江报馆速印传单数千张，贴满大街小巷，说：“大令被伤一事，激于公愤，定于明早十点钟时分，在百花洲沈公祠内，商议善后之法。凡属同仁务请惠临，来胜翘企之至，诸绅公启。”南昌教案发生后，上海绅商十分关注，并来电希望禁戒暴力贻人口实：
南昌抚台胡鉴，江令被伤，业事关国体，乞请详情力争。寓沪同仁，引为奇辱，感集商会，联合群力，俾壤助。除电南昌商会、阖省绅商相戒暴动外，伏乞严禁匪徒煸惑，免贻外人口实，并赐示近日详情。
在南昌教案风波中，被愤怒群众打死的除恶徒王安之外，还有法籍教士许以豹、孟芳林、梁志恒等五人和英国传教士金传安一家三人，焚毁法国教堂两座、英国教堂一座、法文学堂一座。南昌教案极大地提高了南昌民众的斗争觉悟，给清廷和帝国主义势力以沉重的打击。
对于南昌教案的发生，清政府大为震惊。江西巡抚胡廷干媚外求和，竟不顾事实向朝廷电报说：“江召棠自刎于教堂，教士无罪。”清政府也不分青红皂白下了一道谕示，要官府“严拿首要，按律惩办”，“各处教堂，极力保护”，“人口伤害，妥为抚恤”。随后南昌官府大肆逮捕参加反教斗争的群众，人数达1600多人。其中有许多人是被教民诬告的，不少人被作为要犯判为死刑、无期徒刑或三至十年有期徒刑。
英、法帝国主义以武力相威胁，索要不用战争而获得的许多好处。法国政府先后六次提出要索：不认江县令被刺、赔款178万两（第一次53万两，第二次25万两，第三次10万两，第四次25万两，第五次65万两）、为王安之建牌坊、布政按察两司官员降三级调用、南昌府降为知县、江西地方官及绅士担保今后不再发生教案等三十三项无理要求。英国也先后四次提出十六项无理要求，如赔款120万两，将“凶手”枭首示众，惩办“不力”官员，英国军舰可随时进入鄱阳湖等。
辛亥革命运动在南昌
清朝光绪年间，朝政完全被西太后慈禧所控制，光绪皇帝支持的“革新派”受到了致命打击，帝国主义势力不断侵入中华大地，以义和团为代表的人民反帝斗争风起云涌，却招来了“八国联军”的血腥镇压。
光绪二十七年（1901）九月七日，清政府代表奕劻、李鸿章与英、美、俄、德、日等十一国代表在北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使中华民族一步步走向灾难的深渊。
中国的封建王朝政治腐败，经济文化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地发动对我国的侵略战争，使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清廷对外向帝国主义列强屈膝投降，割地赔款；对内则压榨百姓，使民生凋敝。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风起云涌。
成立革命组织推翻清朝统治 为了挽救中国的命运，光绪二十年（1894），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成立“兴中会”，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拯民救国”为宗旨，在组织上确立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光绪二十七年（1901），江西蔡复灵、蔡锐霆、蔡惠兄妹与熊公福等人组织“我群社”，以灭清扶危作为革命活动的宗旨。第二年，李烈钧、俞应麓、彭程万在日本陆军学校留学，他们与其他省的同学组织丈夫团、革命本团、死友三种秘密团体，后来成为同盟会内军人的核心组织。为防止泄密，成员名册由副会长黄兴保存。各组织都以推翻清王朝统治为己任。
光绪三十年，张维圣（又名世膺）、邓文翚（又名文辉）、钟震川等人深入南昌武备、测绘、客籍、陆军等学堂，传播革命思想。又联络南京两江师范学校江西籍师生，共有六十余人，在南昌皇殿侧汪建纲的家中成立“易知社”，共推张维圣为社长，虞维煦为副社长，邓文翚因赴日本留学，没有在社中任职。“易知社”成立不久，社址迁到洪恩桥（旧址在羊子巷西端）席公祠内。由于南昌义务女校校长蔡敬襄和教师蔡觉羡、蔡惠等人的加入，社址再迁义务女校。“易知社”明为民间文化团体，暗中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如介绍革命读物，再版或代销《革命军》《警世钟》等进步书籍。他们还与湖南华兴会秘密联系，互通革命信息。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日，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者在日本成立中国同盟会，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政纲，制订《军政府宣言》和《革命方略》等文件，号召人民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响应和支持。东京同盟会成立不久，孙中山“以湘、赣同心合作，相关綦切”，派黄格鸥、魏会英等人回江西筹建同盟会组织。
不久，他们在南昌赐福巷成立同盟会江西分会，黄格鸥被任命为分会会长。许多倾向革命的人都积极报名参加同盟会，有的还是举家参加的。当时宜丰县望族蔡复灵、蔡锐霆兄弟和妹妹蔡惠及母亲刘大慈都参加了同盟会，被誉为“一门义烈”。此后，高安、宜丰、万载、铜鼓、峡江、樟树、丰城、新余、临川、宜黄、崇仁、永新等县也相继成立同盟会分部。
江西革命党人非常重视对新军的影响，不少同盟会员被派到新军中去当兵，在军中十分活跃。据李烈钧对当年的追述，在江西的第五十四标（相当于以后的团）一、二营思想极为活跃。他当时任第一营管带（相当于以后的营长），营中的官佐彭克俭和士兵熊公福、黄再生、钟运钧、欧阳伟、邓绍禹等人“皆志虑忠纯，勇敢负气”之辈。他们联络二、三营同志及省会各学堂的优秀学生，加入同盟会的人数多达数百人。
光绪三十二年，清政府在江西组建新军，同盟会江西支部便利用这个机会，派遣会员参加新军，在新军内开展革命活动，秘密发展同盟会员。同盟会还派会员投考武备学堂、陆军学堂，为掌握军队发动武装起义做准备。新军本来与旧军不同，他们之中有不少优秀青年富有革命思想。如张世膺在江西高等学堂时，就在同学们中鼓吹革命，被清政府下令捉拿，他只身逃往日本，改名张华飞，进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当年江西留日学生还有李烈钧、张华飞（原名张世膺）、陈荣格，参加了同盟会的筹建工作。随后又有曾真、黄铎、钟大群、张维圣、邓文翚等留学生加入同盟会。张维圣是南昌人，家住东湖东岸皇殿前。他们都是江西民主革命的先驱。
据《江西通史·晚清卷》记载，江西除南昌外，高安、宜丰、万载、铜鼓、峡江、清江（今樟树市）、新干、丰城、临川、宜黄、崇仁、永新等县都成立了同盟会分部。据有关记载，1906年间成立的是永新分部，由蔡复灵负责；赣州分部由魏会英、张周垣负责；1907年间成立的是临川分部，由王镇华负责；宜黄分部由陈宗杰负责；崇仁分部由吴鑫负责。
从第二年起，同盟会先后发动萍浏醴起义、黄冈起义、七女湖起义、钦廉防城起义、云南河口起义、广州新军起义等。后来，吴宗慈先生在南昌创办《自治日报》，积极宣传革命主张。这时，南昌人民也在有组织地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
宣统元年（1909）一月，同盟会员邓文翚从日本回到南昌，邀集易知社员与邹继龙、陈培之等人，共同创办同盟会外围组织——江西共进会，在南昌义务女子学校召开成立大会，宣布共进会章程和会员名单，歃血为盟，决心为推翻封建统治而共同奋斗。大会推选邓文翚任会长，虞维煦、丁立中为副会长，蔡敬襄、洪熏琴、汪建纲、蔡锐霆、周速波等人为理事，秘密联系各界人士和学校教职员为会员，并与洪江会和青帮等会党联络。
到辛亥革命时，在江西新军镇、协、标、营、队中都有同盟会员在军中任职或进行活动，这些新军几乎都操控在革命党人手里。
武昌起义促使南昌光复 1911年10月10日，武昌爆发武装起义，各省纷纷响应，给清王朝以致命打击。辛亥革命是我国历史上一次巨变，它推翻了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封建帝制。中共“十五大”报告中说：“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
武昌武装起义后，“七省通衢”的江西九江首先响应，林森、吴铁城与当地商绅罗惺予策动清军驻九江的第五十三标标统马毓宝、九江警察所李先和炮台守军等响应武昌起义。10月23日晚上十时，马毓宝率领第五十三标，联合第五十五标一营管带范绍先、二营管带何振远、炮台总台官徐世法起义，先在金鸡坡放了号炮三声，城内各营闻声举火为号接应，起义官兵以臂缠白布为记，集中向九江道和九江知府衙门进攻。接着是一排枪声划过夜空，道台衙门卫兵点火接应，大开城门，九江道台来不及穿上鞋袜，匆忙躲进租界逃命去了。
五十三标标统马毓宝（回族人）与炮台台官徐世法都是革命党人，南昌派来的二十五标严守中立。九江城三门紧闭，仅西门通行，路上行人无不喜形于色，军界、学界及商店均挂庆祝民国的小红旗。革命军将九江道衙门改为军政分府，众人公推马毓宝为中华民国驻浔军政分府都督。两天后，李烈钧赶到九江，被公推为参谋长。
武昌武装起义后，清廷没有放弃抵抗，下令海军提督萨镇冰命令海军司令黄钟瑛率领3艘巡洋舰、2艘鱼雷艇、8艘炮舰增援武汉清军。他们听到九江独立，担心燃料、粮草不济，慌忙驶向上海，经过九江时遭到金鸡坡炮台大炮的狂轰。黄钟瑛命部下打旗语表示合作。在商会的欢迎宴上，双方因炮台司令登舰拆下炮闩产生矛盾。经李烈钧圆场后双方和解，清廷海军全部加入革命军，李烈钧成了海陆军总司令。
原在九江的五十五标标统庄守忠是江西巡抚冯汝骙小老婆之兄，因言语不逊，差一点被革命军杀死。他逃回南昌后向冯汝骙哭诉，跟他一起回来的两百军人得到冯汝骙犒劳。
九江在江西率先起义之后，江西各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有些地方官民迁徙，十室九空，市面无交易，纸币不能兑现，城门早八点开晚五点闭。为了维持局面，巡抚冯汝骙给陆军加倍发薪饷，使军心渐静。但他还不放心，又将从吉安新招来的三百新兵补充进入抚衙卫队（原卫队已逃散）。
武昌起义后，南昌军界的革命党人曾秘密数次开会，城外新军标营各部都表示赞成起义，但城内旧军队不但反对起义，还将所知道的情况密报巡抚冯汝骙。冯认为此事重大，不敢轻率处置，他一面给军队加薪安定军心，以便控制，又派心腹之人在军中严加戒备；一面从外地调军队火速赶到南昌，以便用武力对付新军。
革命党人蔡公时等人怂恿南昌学、绅、商各界集议于省谘议局，决定宣布独立，推选代表前往巡抚衙门找冯巡抚。冯犹豫不决，众人与新军协统吴介璋之谋相约起事。这年10月27日重阳节，正处于风声鹤唳的气氛中，城内官绅富商们根本就没有过节的雅兴。这天，吴宗慈在他主办的南昌《江西民报》上突然用红字标题登出社评《满城风雨近重阳》，社评开头第一句便说“满清政府从此长辞矣”，使抚、藩、臬三台衙门的大小官吏惊骇不已。文章讽劝江西巡抚冯汝骙以人道主义为重反正，脱离腐朽的清王朝。
《民立报》说：方先亮向各营下级军官陈说清王朝的暴虐苛刻，声言我等须明大义。现鄂省起义各省响应，我等亦居军界当表同情。全省士兵为之感动，俯首称谢。《自治报》主笔吴哀灵联合商、绅各界在商会开会演说：义师四起，我省当先图光复，不可坐视。他的意见得到大家的赞同，于是推选代表呈请冯巡抚。冯面诺心非。大家也知道他的想法，意识到若不立即起义将祸及自身。
冯巡抚五策妄想挽危局 九江独立后，江西巡抚冯汝骙意识到南昌光复也指日可见，于是定出五条挽救危局的良策：
第一，由张检再督师九江，查办独立官兵。
第二，调上饶巡防营统领刘懋政迅率所部日夜兼程，限期赶到南昌，监视城外新军和城内学生军。
第三，软禁对革命有同情之心的混成协协统吴介璋于巡抚衙内。
第四，由兵备处张季煜调陆军小学学生出城野操，趁机单率职员卫队赶赴陆军小学收缴子弹。
第五，对新军和学生进行安抚。
江西陆军第二十七混成协（相当于以后的旅）按清制下辖两标（相当以后的团），有兵员3024人。协统（相当以后的旅长）吴介璋毕业于江南陆师学堂，先在陕西、江苏新军中任职，后回赣任武备学堂总练习，在新军中声望较高。他受新思想的影响，同情革命，但武昌起义后，他却陷入矛盾，畏首畏尾、优柔寡断，仍受冯巡抚的摆布。冯巡抚把他诱骗到巡抚衙门软禁，逼他出面安抚新军。当晚，全城新军集中于大校场（今八一礼堂所在地），吴介璋受命前来训话：
各位官兵，目前武昌局势已告紧张，今按抚台之意，南昌城池固守无疑。我省藩库犹存纹银二百余万两，粮盐仓储皆丰富有余。以此应变，三年两载概无忧患，且即日起在省官兵一律发给双饷，以鼓军心。
吴介璋所辖两标：第五十三标标统马毓宝，原驻九江；第五十四标标统齐宝善，原驻省城。自“彭克俭事件”发生后，清廷怀疑这一标不稳，将其移驻袁州（今宜春），将巡防营改编为第五十五标，由巡防统领庄守忠担任标统，驻守在南昌城。武昌起义后，第五十五标一部分调往九江，九江独立后有些人反正，有些人跑散，已经不能成军。南昌光复前，这里只有第二十七混成协的马、工、炮、辎重各营官兵，经革命党人蔡公时活动后，这些官兵的思想都倾向革命。
另一股势力是江西省咨议局的人，态度摇摆不定。议长刘凤起原是立宪派首领，仪表非凡，口齿伶俐，机变绝伦。武昌起义后，刘凤起看到革命势不可挡，摇身一变也跟着大喊革命，曾劝冯巡抚承认光复照当都督，但冯巡抚至死不从。革命党人丁立中（江西新建县人）见咨议局的立宪派摇摆不定，甚至要与冯巡抚妥协，便立即召开驻昌军队首领秘密会议，策划南昌光复之计。
起义成功，龙旗变五色旗 10月28日，同盟会南昌支部在新军工兵队秘密商议，决定发动武装起义。驻赣陆军第二十七混成协马营管带方先亮、排长蔡森、韦兆熊，司务长沈鹤年，工程队官蔡杰，第五十五标标统冯嗣鸿和辎重队队官宋炳炎等人，相约马、工、辎各营队官，召开紧急会议。在赣北的五十三标、在赣西的五十四标都成为友军，遥相呼应。
鉴于冯巡抚从外地调来的旧军队将到达南昌，那时起义将会困难，新军决定10月30日晚上攻城，以“成功胜利”为口号，以三寸宽的白布缠包左臂为标识，推举方先亮、蔡杰、宋炳炎为司令，蔡森为独立马队指挥，韦兆熊、冯嗣鸿为前卫司令。散会后，各人回到各自部队宣布起义宗旨，制定军队区分及行军命令：独立马队，指挥蔡森率领马兵一队（相当以后的连）；前卫司令韦兆熊率领登城持梯一棚（相当以后的班）、开城作业一棚、工程队一队（制两棚）。行军命令：清军在抚署、藩署及北营坊德胜门一带宿营。起义军马、炮、工、辎各营编成光复军，当晚二十三点三十分，马营、工程队、辎重队位于顺化门外金盘路标房操场，编成起义光复军，以歼灭清军为宗旨，进顺化门向敌前进；独立马炮队由金盘路向顺化门搜索前进；前卫即时出发，在顺化门作业，破坏工事，以便起义军冲入城内；其余为本队，按马、炮、工、辎顺序前进；大行李离本队后1000米跟随前进，余部在本队后头跟进。方先亮回营后，即向部下宣布光复命令：
各位官兵，今日大势，唯光复是正。我等受冯汝骙之欺侮，官兵怨声四起！我方先亮亦同仇敌忾，受光复军之命，我等为先头部队，汇同友军千余人，含工程队、辎重队、马队等一起，于今晚十二时正，发兵于本标标房操场，直捣清军抚署德胜门。
开始新军官兵有些吃惊，当听到还有“友军千余人”时，大家都来了劲，于是纷纷响应，按照起义的要求，皆裁剪各自褥单成三寸白布条，缠于左臂以为标记，又拆去制服上的阶级条别，发誓不再当清兵，准备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午夜零点，骑兵营排长蔡森（同盟会员）率领爬城队，从顺化门架云梯爬入城内，打响了第一枪，迅速占领军械库。工程营排长蔡杰率工兵队、司令宋炳炎率领辎重队，直趋清军北营坊。
巡抚卫队和警察把城门全部打开，方先亮率领新军骑兵营，马队连长李柏年率领部分骑兵，迅速从金盘路标房操场出发，通过顺化门入城，直趋清军北营坊。测量司、测绘学堂、陆军学堂师生联络社会各界组织保安团，配合起义军维护社会秩序。警察队从《自治日报》拿了两桶煤油，放火焚烧万寿宫、皇殿、八旗会馆、巡抚衙门（原市政府，今东方酒店）等处，以示光复之威。清军在省城的炮兵营及绿营各营队均无力抵抗。顷刻间，南昌全城都被起义军所控制，起义军扯下龙旗，换上了五族共和的五色旗。全城文武官吏躲的躲、逃的逃，南昌城光复。
冯巡抚为清朝殉葬 这天夜里，巡抚冯汝骙从梦中惊醒，听到枪声知道情况不妙。他立即起身，带领家眷和佩戴手枪的亲信卫队，打通抚衙墙垣，穿过对面的维新鞋店，躲在旺子巷章姓商店铺栈内，被李国珍的女仆发现。午夜时分，省谘议局副议长叶先圻、陈永懋和江西总商会总协理龚士材三人同往旺子巷找冯巡抚，四人见面即向冯巡抚下跪请安，说明是受省咨议局之命，请他回院任都督，主持危局。
冯巡抚断然拒绝说：“请三位转告凤起及其他议员，使我为都督，无异于毁我名誉与性命，汝骙即万死亦不为。”又说：“要我出去维持危局，我当尽心而为。但是形式上要我彰明较著，如何如何则不能。你们要晓得，我昨夜得南京电，今午得安庆电，现在安庆并没有什么，南京更没有什么。我们江西兵不足恃，饷不足恃，万不能遽尔现形。我今年五十三岁，宁愿牺牲性命，不能牺牲名誉……你们公团如有人撑持，我可以交出（权力）。”
这时巷口已被宪兵营长吴乃楫、标部参谋长夏元麟等军、学界的革命分子堵住，众口一词要冯巡抚交出抚台衙门的印信，由商会龚士材转达。冯巡抚说印信已不在身边，经管印人已带出境。巷口革命者不答应，要他明日午时在谘议局交出印信，开会公决。龚士材两边传话多次，每次往返四五百步，至天将破晓时仍无结果。巷口军、学两界的革命志士先后散去后，冯巡抚才带着卫队返回抚院。
第二天，立宪派头目刘凤起召集咨议局议员开会，并派人寻找冯汝骙，请他担任江西都督治理省政。他这样做是“一石二鸟”之计，一是可以讨好冯汝骙，二是万一冯汝骙不肯出任，自己就可以走马上任了。第二天的《时报》说：“南昌革党起事者实六十余人，军民均和之，故唾手可得。”从这则报道可以看出，直接参加革命的人数虽然不太多，但反封建革命则是人心所向。
这天中午，军学绅商各界数千人齐集省谘议局，冯巡抚到会宣布说：“皇殿被焚，抚院被焚，秩序纷乱，岌岌可危，对于地方治安关系极巨。我既无法维持，应由你们公团士绅人民全体，好好公推贤能负责撑持，我可完全避让，即日出省，赴浔北上。仍愿大众以人民为重，使我心无愧怍。”他简单声明后返回抚院，收拾行装出章江门，登上小轮船开赴九江。
当天晚上冯汝骙到达九江后，当地军政分府马毓宝等许多军官已反正。他们原是冯的属下，仍以礼迎接他，但他拒不登岸。在众人强行胁持下，他仍穿戴红顶花翎行装登岸。马毓宝等在道员孙词臣陈设华丽的洋房高楼里盛宴款待，席上准备了烟具和顶好的烟膏。军官们苦苦相劝，冯汝骙均不置可否。夜深人静时，他将所备烟膏完全吞服，左右侍者发现时为时已晚，数小时后冯汝骙死亡，为清王朝殉葬。
推举都督成立军政府 10月31日光复当天，江西政局比较稳定，南昌秩序逐渐恢复，大家面现欢愉，街市照常营业，只发生了一起士兵越墙抢劫银库事件。经查，银库失窃了纹银钞票三大皮箱，约值数百万两。准备发行的钞票在查明号码后，公布这批钞票作废。
为使光复运动迅速扩大到长江中下游地区，确保武昌首义成功，李烈钧等革命党人在九江独立后，率领海军主力东征援皖北伐救鄂，却忽略了本省革命政府的组建，让立宪派钻了空子，将军界实力派人物、第二十七混成协协统吴介璋推上了江西省第一任都督职位。冯汝骙出逃后，吴介璋被解除软禁。当天上午，刘懋政前来找他，请他出任都督，他大吃一惊，连手脚都哆嗦起来。被刘懋政纠缠不过，只得敷衍说：“刘兄过奖，请容我三思。”吴介璋对江西光复虽感到高兴，但愧于自己未能出力，因此避于住处不愿露面；后被强行请到省谘议局召开的大会上，议长刘凤起将他迎上主席台，向全场宣告说：“这就是军政府都督吴介璋。”会场立刻响起“都督万岁”的呼声，他见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只得点头默认。
后来大家分头寻觅军政各界人物，又在葡萄架王鹿之家聚议，决定以原江西贡院暂作军政府，决定军政府各部人选：民政部部长刘凤起，司令部司令方先亮，财政部部长雷恒，文事部部长李瑞清，参谋厅厅长夏之麒，军务厅厅长朱寿同，总务厅厅长王禄之，秘书长吴宗慈。几天后，赣州、吉安、南安、南康、瑞州相继光复，从此江西政局逐渐稳定。
吴介璋宣布组阁名单后，当即有人指责他新旧不分、“任用非人”。在他的政纲中，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没有几句，对民权主义他不提政治革命，却一味强调扩军；对致力于社会经济改革的民生主义只字不提；对封建旧政体一点都不敢触犯，地方行政照旧运转，赋税照旧征收，清朝的犯人在民国还是犯人，唯一不同的是用“民国”代替了“大清宣统”的称呼，任内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局面也没有得到根本转变。人们对新都督感到失望，代之而起的是责骂与诅咒。不久，他就收到一封匿名信：
介璋君：
当国家危难之际，你匿身深院，于革命未尝有举手之劳。然而江西光复，吴君窥背督职，四处窜亲访友，贿赂立宪议员及军政各界。现任职以来，任用非人，办事庸懦，且扩军购械，置民生与社会改革于不顾，日唯以苟且偷生为事，百姓怨声载道，民国名存实亡。望吴君铁血从事，急流勇退，否则，别怪赣民不情！
赣省数民众顿首
伪造派令撤换都督 11月12日，吴介璋辞去都督一职，真可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只当了12天的都督就下台了。11月13日傍晚，新军五十五标士兵荷枪实弹排列四周，一百名敢死队安排在旧署内，孙中山先生派来的代表召集军事部人员开会，宣读了对彭程万的任命书，军政府发布告示安民说：
江西全省都督，业由海外商、学各界，公推广信府贵溪县留日学生彭程万接任。现奉孙大总统派遣代表，赉送授官令来省布告，旋经前都督吴召集军政各界，在都督府开会，当众辞职，所有都督府印信、令箭，遵照孙大总统命令，概交全省都督彭接管。即于二十二日（阳历十一月十二日）到任视事，合亟示谕，此布。
其实，这份委任状是邹思灏伪造的。邹思灏是江西余江县人，与彭程万是邻县人。他原本就不安分，在武备学堂读书时被吴介璋开除，后在马队当了排长。南昌光复后，马队许多同僚都升了官，唯独他没有升，求吴介璋也没有答应，因此记恨在心。他本来是洪江会的会员，认识一些留日学生，听过一些孙中山的故事，灵机一动刻上一枚“孙文章”，杜撰了一张派令：“派彭程万为江西大都督”，盖上图章。吴介璋看见派令就让出了都督，其实他也感到难应局面。
彭程万资望不如吴介璋，能力也平庸，无法应付当时的局面。洪江会更是肆无忌惮，飞扬跋扈，留日学生仍然索要不已，甚至有人把手枪放在他的桌子上，要他委任一个官，弄得他一筹莫展。有一次，彭程万站在派遣北伐军的仪式上，竟然连话都讲不出来，两手发抖，一点办法也没有。与此同时，军事学员内部争斗不已，也让他焦头烂额。还有陆军小学与测绘学堂合并后，双方为生活待遇和经费问题产生矛盾，竟动手打起架来。有二十多位学生愤而离开南昌，表示要去九江为革命效力。彭程万疲于奔命，只当了九天都督，便以事繁责重为由请辞，军政府人员开会密商，各界公请马毓宝继任都督。
都督马毓宝推七条政纲 1911年12月23日，在彭程万辞职一个多月后，九江都督马毓宝在南昌宣誓就职，聘请前任都督吴介璋、彭程万、前五十五标庄守忠为顾问。他上任后立即改组军政府，由贺赞元任民政长，公布了军政府的七条施政纲领：
第一，民国军之宗旨系政治革命，并非种族革命。
第二，既称义师，对于汉族无论何界人等，均宜相亲相爱，尊尚人道，不准妄行杀戮，自相残害，同室操戈，贻误外人。
第三，官兵对于商民保护之责，商民对于官兵亦当格外优待，凡筹饷纳粮各事，虽匹夫匹妇与有责焉。
第四，用人行政悉秉大公，不得稍有偏私之见，只知为事择人，不得为人择事，聪明人有济于事，不可以事济人。若抱金钱禄位思想，则大失创立民国之本旨。
第五，政体虽尚共和，而事权究宜统一。从前汉人之所以受满奴之压制者，以其无公道心也。果使事事洽诸舆论，总专制无妨。
第六，赏罚严明，不可稍涉枉纵，譬之有人罪当杀，必国人皆白可杀，然后杀之，此为公法。所杀非个人所杀，若因此而挟嫌怨于个人，则断断不可。
第七，从前有嫌怨者，虽彼此化除净尽，去其机心，敦从厚道。“公正勇廉”四字，敢与诸公共勉之。
马毓宝行使都督之责后，与两位前都督有所不同，他在江西开了民国行政之先。1912年1月，政事部召集省议员，通过《江西暂行地方官制草案》，将知府改为府知事，将知县改为县知事，各府、县知事“均由省政事部选定呈请都督委任”。2月24日，马毓宝又颁布《江西临时约法》，这是江西有史以来第一部具有民主意义的地方性法规，赋予人民出版、结社、信教、迁徙、财产、营业、人身自由等权利。对于都督府与议会的职责也有明确规定：都督有总揽司法、政务和统帅海陆军之大权，可以否定议会制定的法律和法规；非常时期还可以公布代替法律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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