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金纳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创新

    斯金纳指出，政治行动优先于思想，只有把思想放在一个具体的政治语境之中才有可能得到真实的诠释，才能获得真正的政治思想史。斯金纳改变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传统观点，带来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斯金纳革命”。

    第一节 斯金纳的生平及其著作

    一 昆廷·斯金纳简介

    昆廷·斯金纳1940年出生于英国，其父亲曾经是尼日利亚殖民当局的官员，母亲早年学的是英国文学，爱好文学和音乐，后来当过中学教员，结婚后陪侍丈夫经常往返于英国和尼日利亚。由于英国政府认为非洲经济落后、医疗卫生没有保障因此不鼓励小孩前往，所以斯金纳小时候只得寄宿在他的姨妈家。姨妈是一个医生，但对历史非常感兴趣，经常借些历史书籍回家并带小斯金纳去各种历史博物馆参观。姨妈的爱好以及言传身教增加了斯金纳从小对历史学科的兴趣，奠定了以后发展的一个潜在基础。斯金纳从7岁开始就读于贝德福德学校（Bedford School），在那里他在拉丁语、历史和文学等方面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959年，昆廷·斯金纳通过了牛津和剑桥的联合入学考试，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剑桥大学的奖学金，进入了剑桥大学的康威尔和凯鲁斯学院[47]。1962年6月，22岁的斯金纳获得学士学位，被选为基督学院的研究员，任务是指导学生学习历史。1965年，他获得政治理论史的讲师席位[48]。从此，他开始了自己的研究，而不是去谋取博士文凭。1978年他写的《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正式出版，立即轰动整个学术界，引起了一场丰富多彩而又成就斐然的学术论争，他也由此获得了沃尔夫森文学奖。该著作奠定了斯金纳在学术圈的地位，使斯金纳成为剑桥大学的重量级学者并成为政治思想史领域让人难以绕开的重要人物。不久后，他又选择了托马斯·霍布斯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之所以如此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他的同事约翰·邓恩在他之前选择了洛克（他本来也想选择洛克，但现在只能选择霍布斯了，因为这两个人物都是他的学术兴奋点），二是受到拉斯莱特的影响，因为后者曾经说过霍布斯的理论还没人历史性地进行语境解读，但霍布斯的理论却比洛克更加系统[49]。由此，他又写出了一本皇皇巨著《霍布斯哲学思想中的理性与修辞》，更加巩固了他在学术界的重要地位。

    斯金纳的成长和英国的本土环境也是分不开的。英国是宪政思想的发源地，它本身的政治就是共和主义精神的很好体现，形式上好像是君主制，但事实上英国却是最有共和精神的国家。孟德斯鸠说过，英国“可以被称为披着君主制外衣的共和国”[50]。斯金纳年轻时期正处于世界的分裂时期，殖民地纷纷革命，独立倾向日渐明显，并在不久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这种冷战氛围遍布世界每个角落。学术界对冷战的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在英国表现得更为明显，许多学者提出意识形态终结的理论，对专家治国的共识进一步增长。斯金纳当时还是一个十几岁的中学生，就非常反对这种倾向，反对专家治国，主张福利社会主义，表现出超常的政治爱好与兴趣。

    斯金纳曾于1974～1975年和1976～1979年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院进行学术研究，1993 ～1995年任剑桥大学历史学院院长[51]，1996～1998年任“共和主义：一种共享的欧洲遗产”的欧洲科学基金网主席，1997年10月受命为剑桥大学钦定近代史教授。因其卓越的学术贡献，斯金纳先后成为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会员、欧洲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与艺术学院荣誉外籍院士[52]，1998年又被任命为剑桥大学副校长协理（Prov-ice-Chancellor)[53]。

    二 斯金纳著作及其学术地位

    斯金纳著述颇丰，主要涵盖了两个方面：历史与政治思想，其中《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剑桥大学出版社，1978）、《马基雅维里》（牛津大学出版社，1982）、《剑桥文艺复兴哲学史》（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马基雅维里与共和主义》（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霍布斯哲学思想中的理性与修辞》（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政治的视界》[54]（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其中第二卷汇集了其共和主义思想的主要观点）等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的反响。这些作品使斯金纳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涂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并使其成为以后政治思想史编撰所不可或缺的代表人物。

    昆廷·斯金纳在学术界的影响是巨大的，享有很高的学术声望与荣誉。在西方史学界，凭借其思想史方面的独到见解和深邃眼光，斯金纳与约翰·邓恩、约翰·波考克一道成为剑桥大学思想史研究最有代表性的“三剑客”，他们所开创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在西方学术界被称为思想史研究中的“剑桥学派”[55]，对当代政治思想史学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尤其是斯金纳，甚至在当代学界掀起了一场“斯金纳革命”[56]。除此之外，斯金纳对共和主义的复兴也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他的努力，共和主义思想史的很多方面将要重写，也正因为如此，斯金纳成了当代共和主义的领军人物。虽然斯金纳本人认为“自己首先不是一流的政治理论家，而仅仅是一个研究这个领域的历史学家”[57]，但事实却如1995年“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所表明的那样，自1970年起，昆廷·斯金纳成为被引用和被评论最多的政治理论家和思想史家之一。

    第二节 斯金纳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的理论渊源

    斯金纳首先是历史学家，然后才是政治思想家，所以，斯金纳思想的历史渊源是相当深厚的。斯金纳之所以能在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独树一帜，并成为当代共和主义的代表人物，和他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是分不开的。因为，如果没有独特的方法论，斯金纳就不可能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共和主义，就不可能对共和主义思想有所创新，更不可能在共和主义思想史学界赢得如此远播的声誉。

    影响斯金纳的研究方法的人很多，不胜枚举，本书择其大端，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 柯林伍德

    斯金纳的思想受到来自许多方面、许多人物的影响，但若权衡轻重，柯林伍德一定荣登榜首。关于柯林伍德对自己的影响，斯金纳毫不讳言：“我深心服膺于柯林伍德的核心观念——那原本是从他的美学中推引出来的——也即，一切艺术作品（包括哲学和文学著作）都是有其意图的物品，并且因此要想理解它们，我们就必须还原和领会潜藏于它们之中的种种意图。这些意图绝不会就写在它们的表面，然而发现它们却是解释学的任务的一部分……必须考察各种直接的语境。这正是我最初起步时强烈地打动了我的观念。”[58]“事实上，我觉得对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实践而言产生了最为直接的理论影响的作者就是柯林伍德。”[59]由此可见，斯金纳受到柯林伍德的影响巨大而深远。

    柯林伍德曾经大力主张：“教科书所描写的都不是现在仍活着的历史学家所思考的内容，而是过去的历史学家所理解的内容。原始材料就出现在过去那个时候，教科书便是根据这些材料而写成的。它不仅仅是那种在收入教科书中时就已经过时了的历史思想的结果，它也是历史思想的原则，即有关历史思维的性质、对象、方法和价值的观念……通过教育而获得的一切知识会伴随着一种特殊的错觉，即最终定论的错觉。一个无论哪个学科的学生，当处于学生的地位时，他就必须相信事物是确定的，因为教科书和他的老师都把它当成确定的。当他从那种状态中走出来并着手亲自研究这个学科时，他就会发现没有什么东西是确定的……另一方面，如果他脱离学生的状态后不再继续从事这个学科，那么他也就永远不能使自己摆脱这种教条主义的态度。”[60]

    正如拉斯莱特、波考克和斯金纳本人在《意义和理解》一文中所表明的那样，柯林伍德对教材的这种批判，是剑桥大学批判传统的政治思想史至关重要的方面[61]，也在方法论方面深深地影响到斯金纳的成长与发展。

    二 约翰·波考克

    斯金纳念本科的时候就开始阅读波考克的著作，并深深佩服波考克的真知灼见，尤其是波考克的博士论文《旧宪制与封建法》（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Feudal Law），该书于1957年第一次出版，被斯金纳认为是他本科时代看过的最激动人心的著作，由此，斯金纳觉得波考克就是“付诸实践的柯林伍德”[62]。

    波考克非常关注语言的作用。他认为：“语言是历史的结果，它就是历史本身。首先，通过语言探索能够取得一种历史性的效果，能够带来第二层次的有关语言使用的陈述，而这正是一种历史陈述；其次，这种活动可以被视为一种历史行动者，它引起了语言意识以及语言使用本身的历史的变迁。1956年左右，对许多人来说，语言分析摧毁了政治哲学，然而，正是语言分析推动了系统化思想的历史（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向一种语言的使用并日益完善的历史（新的意义上的‘哲学’）转化，从而使政治思想史获得了解放。”[63]

    波考克还提出了“不同政治思想家是在不同抽象水平中进行思考的”这个论点。而这个论点影响到了拉斯莱特，也影响到了斯金纳[64]。波考克把历史当成一种论辩，这种观点是有别于拉斯莱特的。波考克指出，政治思想史具有一个属于特殊门类的传统，也就是“智识化的传统”。从这个角度出发，波考克认为政治思想史研究存在二元主义：“政治思想可以被认为是社会行为的一个方面，是人们对彼此以及对他们社会制度的行为方式，或者，它可以被认为是智识的一个方面，人们试图获得对自己的经验和环境的理解。”[65]波考克认为，这种二元主义是可以理解的。与哲学家的兴奋点不同，历史学家感兴趣的是个体对政治的理解，以及他们的个体行为如何影响到历史的发展。历史学家认为，历史中人物的行为可以通过历史重建的方式进行研究，以显示他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他们在那个世界中又是如何行事的[66]。在波考克看来，人们的政治活动必然和政治理论有某种关联，但波考克并不过分强调自己理论的作用。他认为，政治思想的研究可以向两个方向发展，而他的同事斯金纳所尝试的立场，处于波考克和拉斯莱特之间，并超越了他们。斯金纳对波考克的“政治概念”进行了拓展，但是并不局限于波考克所说的稳定的概念，而是更多地关注概念的转换。

    三 彼得·拉斯莱特

    在剑桥大学，斯金纳的导师约翰·巴洛（John Burrow）推荐他阅读了拉斯莱特版本的洛克的《政府论》，这对斯金纳的影响非同小可，对他以后的研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拉斯莱特声称，他为洛克所做的工作，还没有人为霍布斯做过，后者的哲学比洛克更加具有系统性。这也是后来斯金纳研究霍布斯的直接原因之一。斯金纳当时认为：“我已经深受其著作的基础性研究方法的影响，认为它是先验决定的，能够同样运用于霍布斯研究，并着手尝试这种研究。”[67]

    在斯金纳看来，拉斯莱特不仅在学术上给了他指导，而且在生活上也关心他的成长。斯金纳22岁毕业时留校担任了历史学科方面的主任助理，而且要协助本科生的录取工作，每周还有15小时的课程，工作非常繁忙，拉斯莱特给了他很大的帮助，斯金纳至今回忆起来都非常动情，认为拉斯莱特对“我的关注、我们在他学院的办公室和他家里无休无止的谈话，对那个时候的我而言，真是弥足珍贵”[68]。

    事实上，斯金纳能够走在政治哲学这条路上，并且走得这么一帆风顺，是与拉斯莱特密切相关的。正是有了拉斯莱特的启发和提示，斯金纳才开始着手研究霍布斯，并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果，奠定了自己在学界的地位。“因此，可以说我的学术生涯开始之时有三件幸运的事情。一是受益于拉斯莱特的忠告……”[69]

    四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活跃着一个“另类”的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斯金纳对他的评价相当高，认为“他是我们哲学的天才”[70]。J. L.奥斯汀死后，有人在1962年出版了他的一本书《如何以言行事》，其中直接使用了“言语行动”的观点，而这个观点是来自维特根斯坦的。斯金纳指出，J. L.奥斯汀与维特根斯坦的关联“现在，在以言行事这个方面，J. L.奥斯汀是做得最出色的”。“维特根斯坦引导我们思考语言的运用，依我看是奥斯汀有效地采纳了这个提议并加以实施。结果是对这件事情的惊人的、准确的剖析：讨论语言可以被用于的各种方法，因而谈论使用语言能够做的事情的范围，究竟有何意义。”[71]但是，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这个观点并没有被主流政治思想研究者所接纳，这个观点被广为关注是由于斯金纳等人的努力所达到的。斯金纳的《意义和理解》已经比前面两者中的任何一位更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相关的论点[72]。“用维特根斯坦的表达式，通过观察概念工具，我能够更好地重述我的反驳。”[73]

    五 托马斯·霍布斯

    作为英国最伟大的政治学家之一，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年）备受西方政治哲学界、史学界关注，后来的学者对其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著名政治学家列奥·施特劳斯就曾坦言，自己一度误认为，霍布斯是近代政治哲学的创始人。虽然后来他纠正了自己有偏差的看法，最终将这份殊荣给予了马基雅维里，但他依然明确表示：“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不但对于作为一个知识门类的政治哲学本身，而且对于整个近代哲学，都具有至高无上的意义。”[74]昆廷·斯金纳在他的学术研究生涯中也充分认识到了霍布斯政治思想的重要性。这个在斯金纳早期著作中得以显现，虽然斯金纳说他是偶然选择了霍布斯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但他依然承认他后来的学术生涯从没有放弃对霍布斯政治思想的研究。在研究其他共和主义思想家的时候，斯金纳再次认为霍布斯的政治理论在整个西方思想史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尤其是霍布斯关于国家的理论和自由理论，对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的两大基本概念——“国家”和“自由”——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斯金纳看来，霍布斯在国家和自由两个方面的阐述，不仅构成了霍布斯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而且体现了霍布斯在政治论争中的基本立场。

    斯金纳在考察近代“国家”的概念史时，多次提及霍布斯的政治思想[75]。他说，霍布斯认为“臣民对国家负有义务，而不是对统治者个人负有义务”，这在当时来说仍然是相对新颖，而且是非常有争议的观点。在斯金纳看来，霍布斯的这种观点暗示了国家是政府权威的最高来源，使得国家成为一个独立存在的政治单位。斯金纳认为，虽然霍布斯坚决拥护君主统治，但他事实上也是一个典型的契约论者。霍布斯主张人类通过自由地订立契约，摆脱自然状态，过渡到文明状态。自然状态虽然是自由却缺乏法律保护的状态，生活在这样的状态下，每个人的生命安全和幸福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因此，为了自身的保障，人类有必要通过契约的形式从自然状态过渡到文明的状态。同时，在契约状态下的人们，必须服从在自由自愿契约基础上共同制定的各种法律，以制度和法律来规制并约束每个人自己的行为。对于霍布斯的这种通过契约进入文明状态的观点，斯金纳说：“这里存在着这样的一种含义，即当我们同意放弃我们的自然状态时，我们也必须决定放弃一种自由的形式。”[76]霍布斯的观点明确承认，虽然通过契约，我们脱离了自然状态，放弃了我们的自然自由，但是签订契约的行动完全是出于自愿的，也是依据理性作出的。霍布斯指出：“我订立契约的唯一目的是，确保这些权利得到——与在自由但是好战的纯粹自然状态中依靠我自己的努力我所期望得到的结果相比——更好的保护。”因此，契约“这个词的正确意义没有限制我们的自由”[77]，而是更好地保护我们的自由。

    斯金纳认为，按照霍布斯的说法，我们保有自由的含义，就是在于我们的行动服从于法律。当法律通过让我们对不服从的罪恶结果产生恐惧从而强制我们服从于它时，法律没有迫使我们去做那些与我们的意愿相抵触的事。因为霍布斯认为，只有外部阻碍才会剥夺我们的自由，而恐惧并不是外部阻碍，所以我们在服从法律时，无法被认为不能自由地行动。事实是，当我们对不服从的后果进行反思时，由于感到恐惧，从而获得了如法律所规定的行动的意愿[78]。“我们发现，自己的困境与那些‘因恐惧船只会沉没而将自己的商品扔到大海里去’的人正好类似。他所采取的行动远非违背自己的意愿，而是‘非常自愿的，如果他愿意，他也会拒绝这样的行动：因此这个行动是一个人自由的行动’。正如霍布斯严厉地总结道：‘恐惧与自由是一致的’”[79]对霍布斯来说，恐惧没有限制我们的自由，“出于恐惧而行动仍然是自由的行动”[80]。所以，霍布斯认为，我们服从于法律，实际上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行动。但是，在霍布斯的自由理论中，斯金纳更为关注的是他把臣民的自由称为“法律的沉默”（The Silence of the Law）的论点。霍布斯始终坚持，自由属于自然领域，而国家的法律属于人工领域[81]。

    霍布斯认为，在法律没有规定的地方，就是臣民可以自由行动的地方，臣民的自由就是指不受法律的束缚。霍布斯指出，法律的规定就是一种外在的阻碍，它总是限制臣民的自由。对此，斯金纳总结出霍布斯的结论是“只要不存在你必须遵守的法律，作为一个臣民，你就是完全拥有了你的自由。‘在主权者没有制定规则的地方，臣民就有自由按照他自己的决定去行事，或做或不做。’只要你既没有被外力也不被法律所强制，作为一个臣民，你就是保有了自由”[82]。总之，霍布斯认为，一切强制力量——当然包括法律——总是限制臣民的自由。斯金纳始终把霍布斯作为新罗马自由理论家的反对者来看待。他认为，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激烈地攻击了新罗马自由理论。斯金纳指出：“霍布斯坚持认为，在建立自由国家和保持个人自由之间存在着任何联结的假设都是一种混乱。”[83]对此，斯金纳分析说，由于霍布斯认为臣民的自由存在于法律的沉默，而“所有的国家都有法律，所有的臣民都要服从于法律”，所以，“不论一个国家是君主国还是民主国，自由总是一样的”[84]。按照霍布斯的自由理论，“如果我们坚称，我们的自由已经被剥夺，那么，我们必须能够指出某些外部主体中的某些干涉的行为。作如下的宣称是没有意义的，即与生活在自治共和国条件下的臣民相比，我们的自由更少，原因仅仅是我们生活在绝对权力之下”[85]。在斯金纳看来，霍布斯认为“与个人自由有关的，不是法律的来源，而是它的范围”[86]。也就是说，臣民的自由只取决于法律的数量，而与国家的政治体制没有任何关联。

    基于以上了解，我们可知，斯金纳后来提出的关于国家、自由的理论，其灵感来自霍布斯的启发，来自他对霍布斯理论批判性的吸收，来自他对霍布斯政治哲学深刻的理解。

    六 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思潮是产生于20世纪中后期、流行于西方学术界的一种文化思潮。这种思潮最先出现于建筑界和艺术界，然后风行草偃，影响到哲学、语言、文学和历史等领域。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现代”在西方乃至全世界都成了一个时尚的词语；后现代主义者常用的一些概念，如“文本”“话语”“叙事”“颠覆”“解构”等，成了好些人的口头禅。“人人皆话语，个个谈文本，解构不离手，颠覆不离口”成了西方后现代文化的一大景观[87]。从理论层次来解读后现代，它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1）反基础主义。传统哲学都是基础主义的哲学，但后现代认为不存在真正的基础，主张通过互文的方法来消解基础。文本互为基础，后现代反对把历史看成一个联系的、进步的过程，认为我们只存在于现在，没有历史，所谓的历史就是一堆文本。

    （2）反理性主义。传统的学术大多是理性主义的，理性主义追求世界的本质，追求绝对的真理和终极的价值。传统的理性主义追求世界的本质，追求绝对的真理，追求终极的价值。从古希腊哲学推崇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到近代笛卡尔提出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理性为自然界立法”，理性在科学和社会领域越来越具有支配地位。而后现代主义认为，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不可能建构起一套完善的理论，因此理性也是不可靠的。后现代主义的代表德里达认为，这个世界如果说有真理，那也是自我设定的真理，并没有所谓的客观真理，真理并不反映什么，因为中心和本原都已不存在。在德里达看来，“游戏的规则已被游戏本身替代”，德里达的一句名言就是“文本之外，别无他物”[88]。

    （3）反中心主义。古代哲学是一种中心主义哲学。人们认为自然是宇宙的中心，上帝是宇宙的中心，这种中心主义发展到现代就是把人看做主体，看做万事万物的中心，人成了“万物的尺度”。但是，后现代主义反对这种思想。后现代的代表人物福柯认为“人类已经死亡”，利奥塔也反对传统的元叙事，反对元叙事的主体、中心地位，他从另一个角度再一次说明了小叙事的合法性，提出要关注非中心的叙事。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一书的最后呼吁再一次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这种立场：“让我们向统一的整体开战，让我们成为不可言说之物的见证者，让我们不妥协地开发各种歧见差异，让我们为秉持不同之名的荣誉而努力。”[89]

    （4）反进步主义。反进步主义主要表现为反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总是相信历史是呈线性发展的，它始终向前，我们所求的未来是美好的。通过人们理性的创造，科技进步、社会发展、生活幸福的理想就一定能够实现。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启蒙传统的现代观念虽然造就了当今的西方文明，推动了社会生活的现代化进程，但是在现代性的建构过程中也产生了无数的痛苦和不幸，从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农民、无产者，到在公共领域受到排斥的妇女、少数民族，再到受资本主义殖民盘剥的第三世界以及那些在殖民过程中被灭绝的民族，都是现代化过程的牺牲品。

    后现代主义表现在思想史研究方面就是否认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否定普遍真理，反对大叙事史学，反对“大写历史”（所谓“大写历史”就是传统的以精英为研究对象的思想史），主张“小写历史”，认为历史已经越来越零碎、分散、多样了。所以，后现代主义者主张小历史、微观史、日常史，还主张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的多样性。在思想史研究方面，斯金纳的研究方法深深受到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明显具有后现代主义的一些特点。斯金纳认为：“寻找我们思想不容置疑的基础就像寻找麒麟一样不可能成功，我们必须马上停止这种无意义的寻找。”[90]斯金纳断言：“我始终是一个反基础主义者，虽然这一点也是对的……在20世纪60年代这个特定的术语也已经不再流行。”[91]“就愿意对作者与权威之间的关系提出质疑，并认为一个文本可以负载各种各样其作者没有想到的意义而言，我有着足够的后现代主义的色彩。”[92]在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上，斯金纳强调“去中心”，相对于传统的研究者，斯金纳贬低了“大人物”的作用，而有利于复活那些已经被遗忘的作者和一些论辩性的不知名的书。斯金纳也反对以斯特劳斯为代表的精英的思想史，主张研究小人物的思想，认为那更能反映那个时代的政治思想。除此之外，斯金纳也主张微观史，比如他主张把思想史的研究定位于更小的单位——“概念”，主张利用对日常语言、风俗习惯的研究来恢复一种政治思想的语境，这些都与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当然，除了以上几个对斯金纳影响颇深的学者之外，当代一些思想家与历史学家，如菲利普·佩迪特、约翰·邓恩、阿克顿等人，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斯金纳的成长[93]，都曾在不同方面影响着斯金纳并给他以不同程度的启迪。

    第三节 历史语境主义

    一 剑桥学派对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变革

    长期以来，学术界尤其是思想史学界盛行一种歌德式的假设：凡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没有一个不是被思考过了的，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力图重新思考而已。由于人类的根本处境并没有随着历史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因此哲学、政治、道德、艺术、宗教等领域值得人们重新思考的问题就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所以，以往的杰出思想家以及他们的经典文本就代表了人类关于这些问题思考的最高境界。他们关于这些永恒问题的探索成果理应成为我们进行思考和生产生活的思想宝库和智慧源泉。我们可以从那些杰出人物的言行和经典文本中学习和受益。正因为如此，当代思想家所做的就是去研究和阐释这些经典文本，其作者是被学术传统尊为伟大者或历史光荣榜中的一员。

    这种假设到19世纪开始面临严重的挑战。19世纪，西方历史主义开始冉冉升起。历史主义认为，所有文化都孕育，发展、形成于一个特定的、独一无二的、空前绝后的自然、社会、历史条件之中，它们的价值就在于它和其他文化不可通约的独特性。一切人类思想都受制于它们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没有任何所谓的伟大思想能够超越其历史局限性，能够跨越时空，因而人类思想中就没有什么真正永恒和持久的成分。

    政治思想史传统研究方法论的代表、政治思想史领域的巨擘、美国政治学家列奥·斯特劳斯非常反对历史主义的这种看法。斯特劳斯认为，历史主义是自相矛盾的：“历史主义既已断定所有的人类思想，或者至少是所有合理的人类思想都是历史性的，它就承认了人类思想有能力获得某种普遍有效，并且不会受到任何将来的惊人事件影响的最为重要的洞见……历史主义之兴旺发达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它没有保持连贯一致，而使自己摆脱了它自己给所有人类思想所下的诫命。”[94]

    历史主义者与传统的学者之间的争论一直持续不休。以斯特劳斯为首的学者坚持经典文本的绝对优先性，认为思想史和哲学史研究的方法应该是专注于经典文本，通过字里行间的推敲来把握伟大人物的微言大义。

    昆廷·斯金纳与波考克、约翰·邓恩等人在20世纪70年代因其新颖的研究方法和丰硕的研究成果形成了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中别树一帜、引人注目的剑桥学派。他们反对传统政治思想研究中所确立的以“英雄榜”或“点鬼簿”为研究对象的范式。斯金纳认为，所谓的杰出人物或者英雄是如何获得了“准入”资格这一点是不清楚的，好像没有一定的规范。有人虽然在当时或随后未必入选，但由于其在某种思想的角度不同或者更具深度而被后人重新“发现”出来。斯金纳指出，传统的政治思想史讨论的是进入了思想史花名册中的主要人物，但他们之间的联系很模糊，也缺乏一个公认的“准入”标准。

    到现在为止，斯金纳与他们创建的剑桥学派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赞同，成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流学派，但它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拉斯莱特和柯林伍德。剑桥学者拉斯莱特曾经提出把历史学研究方法作为研究政治思想的一种“后哲学”的选择，在1960年他编辑了洛克著作《政府论》来促进这场讨论。对洛克研究来说，拉斯莱特的这个版本无疑是革命性的。拉斯莱特在这个版本里反对传统的对洛克《政府论》的作用和意义的陈旧解释：“在历史书籍和政治理论的著作中，洛克对英国革命的论述依然是现实政治事件与政治思想相互作用的最高典范。这个信念太根深蒂固、太有效，根本无法轻易放弃。但是事实上的确不是那么回事。”[95]拉斯莱特认为，这个问题也不是无可救药的，修正的办法只有一个：把洛克《政府论》写作的主要目的，定位于对菲尔默出版《父权论》以及对1680 ～1683年“排斥法案”危机的一种回应。“《政府论》事实上是对革命到来的一种呼唤，而不是为革命合理性所作的辩护。”[96]因此，拉斯莱特挑战了传统的观念，认为我们传统上把洛克《政府论》看成政治哲学的观点是错误的，洛克并不具有建立一套超越当时历史、当地经验的经典性理论的企图。此书后来被认为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经典、光荣革命的理论辩护、英国宪政主义的开山之作，但这一切都绝非它本身所具有的历史地位。他指出：“从我们讨论的角度出发，《政府论》应该是作为对当时政治文化氛围的一种回应，起源于1679 ～1680年的秋冬，整整比我们传统所认为的著作成书时间早了10年。它是一篇关于‘排斥法案’危机的檄文，而不是一本革命的手册。”[97]

    拉斯莱特在这篇导言里隐含着自己对洛克文本不同于哲学家的解读，隐含着这样一个研究纲领：历史成为一种批判性的力量。他认为：“我们的首要目的必须是一个谦虚的历史学家的工作，建立洛克自己想要它被读作的文本，把它置于历史的语境中——洛克自身的那种现实语境，然后再去展示他自己的所想、所写和产生了历史影响的洛克之间的关联。”[98]

    在此之前，柯林伍德在《自传》里就曾特别加以强调。他指出，在使用看起来似乎是同一概念的时候，历史语境可以作为理解差异的条件[99]。拉斯莱特的贡献在于把语境和洛克文本的解读具体联系起来，回到洛克所想要被解读的文本之中。当然，拉斯莱特对洛克《政府论》的重新审视未必就是为了重读洛克，事实上在他的那种语境下他可能有着其他的目的。比如，他是为了反对当时英国哲学家对历史学家的轻视，让那些哲学家看到——历史学家至少能够有助于他们的哲学研究，复原文本的本来语境，对哲学的理解是很有帮助的，并且历史的方法可以推进哲学的发展。

    二 斯金纳与历史语境主义

    在近几十年，无论是在政治哲学研究领域，还是在历史学研究领域，以昆廷·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成了占主导地位的学术流派，其历史语境主义方法被认为是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一场革命，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什么斯金纳的研究方法产生了如此重要的影响？这种研究方法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一）历史语境主义研究方法产生的理论背景

    对理解历史上的政治思想来说，从逻辑上看，只有两种维度：历史和哲学。与此相应，就形成了两种可能的研究方法：历史语境主义和文本中心主义[100]。前者注重政治思想史上某一特定文本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倾向于历史地理解政治思想；后者则注重历史上政治思想的连续性、独立性，不太强调历史、社会条件和文化背景对政治思想的限制和影响，倾向于对政治思想作无历史的解读。以语境为中心还是以文本为中心，本质上的区别在于是强调语境的解释作用和效力，还是注重文本本身的解释能力。两者都致力于重新发掘政治思想文本的真实意图，但取向和侧重点迥异。由于立场的尖锐对立，持语境中心论的政治思想家与持文本中心论的政治思想家，基于范式分歧而展开了论战。这是斯金纳提出历史语境主义研究方法的理论背景。长期以来，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是在哲学的抽象层面上来展开其研究的，这以阿瑟·Q.洛夫乔伊和列奥·施特劳斯为代表。阿瑟·Q.洛夫乔伊是“观念史”的主要创始者，在其代表作《伟大的存在之链》中，他重点关注的是西方思想传统中那些基本的和经久不变的单元观念（Unit Ideas）。洛夫乔伊所说的单元观念是指构成各种学说的基本单位，包括各种概念、范畴、假设，如政治思想史领域内的“自然权利”“社会契约”“权力分立”等。这些单元观念是人类思想的基本成分，是人类思想演进的关键环节，影响或者决定着人类思想的发展。观念史考察的就是各个单元观念出现、孕育、发展和组合进入各种思想系统的过程。观念本身似乎就获得了某种独立的生命力，只不过需要借助思想家的思想母体，才能发育成熟。因此，观念史的研究对象是单元观念及承载这些单元观念的经典著作。列奥·施特劳斯认为，历史主义是自相矛盾的，无法提供客观永恒的准则。“历史主义既已断定所有的人类思想，或者至少是所有合理的人类思想都是历史性的，它就承认了人类思想有能力获得某种普遍有效，并且不会受到任何将来的惊人事件影响的最为重要的洞见。……历史主义之兴旺发达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它没有保持连贯一致，而使自己摆脱了它自己给所有人类思想所下的诫命。”[101]

    人类思想本身并不受具体处境和条件的历史性的限制。人类根本处境的相似性和根本问题的持久性，使人类思想获得了超越具体历史视阈的永恒性。基于这种立场，列奥·施特劳斯的研究方法就是以文本为中心，专注于经典文本，一是读解前人的思想，二是在读解前人的思想时发挥自己的“微言大义”。对于阿瑟·Q.洛夫乔伊和列奥·施特劳斯哲学式的“理性重建”的研究方法，斯金纳进行了激烈的批评。斯金纳认为，如果政治思想的研究者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经典文本上，就会忽视政治思想的历史维度，不可能实现对政治思想的历史性理解。因此，斯金纳明确指出：“我对传统的‘拘泥书本’的方法感到不满意的一点是：虽然这种方法的倡导者往往自称是撰写政治理论史的，但他们却很少能给我们提供真正的历史。”[102]

    斯金纳的问题意识产生于对文本中心主义研究方法的批判之中。他认为，文本中心主义是一种非历史的研究方法，完全忽视了政治思想的历史维度，不可能全面地理解过往的政治思想。因此，斯金纳提出了跨文本的、语境论的研究取向，主张真正历史地理解过往的政治思想。

    （二）斯金纳对思想史传统研究方法的批判

    斯金纳对文本中心主义的批判与挑战，集中反映在《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一文中，这一点已为国内的研究者所熟悉。但是，斯金纳后来从考察文本的生成过程和意识形态化过程入手，彻底颠覆了经典理论家和社会习俗及制度的权威，却并未引起国内研究者的重视。事实上，后者实际上要比前者有说服力得多。斯金纳透过对语言和修辞以及两者与社会历史进程之间的互动关系的重视，发现了文本生成的偶然性。他说，著作者并非总是能按自己的意图来言说，为了打破一部分传统，他总是必须依赖于继承更多的传统。比如说，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为了论证君主可以“妥善地”使用欺诈和残暴的手段，马基雅维里一方面继承了“君王宝鉴”一类文本的写作方式，另一方面更继承了君主的光荣来自城邦的独立和臣民的安宁的传统观点。但是，对传统观念及原则的继承很可能只是言说者的修辞策略，是一种不得已的路径依赖，而并非他真实的信仰。因此，文本的意图并非总是能体现著作者的意图，两者应该被区分开来。这进一步说明，文本呈现的内容及写作方式也许只是技巧甚至“欺诈”的结果，包含了巨大的偶然性因素。如果说早年的斯金纳是用“问答逻辑”来质疑经典文本的普适性，那么后来斯金纳则是通过考察文本的修辞令人信服地把著作思想与著作家思想分开，从而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否定了经典文本的“永恒智慧”。

    文本的意识形态化过程可能比文本的生成过程更富有戏剧性。斯金纳以其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英国宪治等重大时刻的细致入微的考察，向世人表明一种思想之得以正统化，往往有赖于天时、地利、人和。巴图鲁斯（Bartolus）的“依事匡法”战胜了罗马法注释家，是因为法国君主和德国领主们需要它。早期路德教义之所以流传广布至成正宗，是因为世俗君主们需要用它来反对教皇并合法化他们的专制君主国。欧洲的君主们倒不见得诚心赞同路德的教义，然而路德教义却可以给他们带来实际的政治利益，他们所要的是后者。可见，文本传播的广度和获得认可的程度，往往不是依赖于它的内容，而是依赖于它在实践中的有用性。对统治者——同时也是传播途径的掌控者——有用的学说，更有可能获得广泛的传播途径和强大的传播力度。可见，文本的产生因应于社会的动荡与权力结构的演化过程，而文本成为经典则是社会斗争偶然选择的结果。依据“问答逻辑”，思想乃因问题而生，因传统的政治权力结构发生不平衡而生；依据修辞逻辑，文本是雄辩技巧的结果；而依据意识形态的演变逻辑，一种思想的正统化，不过是政治权力结构从不均衡到达新的均衡时所附带的选择结果。如果没有巴图鲁斯，没有路德，历史就会推出“图鲁巴斯”或“德路”来做伟大的思想家。可见所谓的“优胜劣汰”，不过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思维懒惰的遁隐之所。法律和教义固然可以表现为当下人们所认识的样貌，却也未尝不可以进化为另一种形态。同理，自由、国家、美德等概念，莫不如此。

    《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发表在《历史与理论》杂志上，斯金纳在这篇论文里论述了传统研究范式中存在的三个错误：学说的神话（The Mythology of Doctrines）、连贯性的神话（The Mytholo-gy of Coherence）、预见性的神话（The Mythology of Prolepsis）[103]。

    在斯金纳看来，传统的思想史学家在对已经成为历史的思想进行研究时，最容易出现的危险就是自身在进行研究时所预先设定的种种期待，在头脑里会预先认定某人必定讲了或应该讲了什么，而这种先入为主、自以为是的预见，是各种思想史谬误之所以流传的最大原因之一。

    （1）“学说的神话”。斯金纳指出，思想史研究者往往期望，每一位经典作者在被认为构成某一主题的所有话题上都必定发表了某种相关的主张。这种主张用于思想研究的实践中，就导致了史学家往往把经典作者细枝末节、零散而偶然的思想收集起来，转化为一种研究者自我认定的学说系统。思想史由此就变成了将重心置于单个思想家的思想传记的合集。这种思想传记的特殊危险在于容易犯时代误置的错误，研究者往往在经典文本中急于发现所期待的证据。很多思想史研究者在从事研究时，暗中依据的是这样的假设：过往的思想家们必定有这样的意图，要使得他们关于某些论题的讨论对该领域作出系统性的贡献。斯金纳非常反对这种学说的神话，强调不要对作者的意图妄加揣测。在斯金纳看来，斯特劳斯及其学派就是这种学说神话的典型，因为斯特劳斯认为，道德、政治学说的历史是思想史上最伟大人物对某些根本问题的不断追寻，于是，人类根本处境的相似性就使得人们有可能在某个时刻突破人类历史性的局限，从而达到对于根本问题的真正的洞见。否认这样的可能性也就否认了以寻求绝对知识为己任的哲学的可能性，否定了自然权利的存在。斯特劳斯在自己的学术后期，日益偏向于古典政治哲学的研究。他认为：“人们必须严肃地对待过去的思想，或者说，人们必须准备好认为这乃是可能的，过去的思想在关键性的方面比之当今的思想更为优越，人们必须认为这是可能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在关键性方面比之过去更加低劣的时代，或者，我们生活在一个衰颓或败落的时代。人们必须衷心地向往着过去。”[104]斯特劳斯认为，相对于古典的政治思想而言，现代的政治思想就是一种堕落。“传统的自然法，首先和主要是一种客观的法则和尺度，一种先于人类并一直独立于人类意志的、有约束的秩序。而近代自然法，则首先和主要是一系列的权利，或倾向于一系列的权利、一系列的主观诉求，它们起始于人类意志。”[105]斯特劳斯在对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的研究中，认为这两个人是古典传统被破坏颠覆的始作俑者。在他笔下，马基雅维里是非道德、非宗教的邪恶的宗师，而斯金纳从历史语境的角度出发强调思想史并非对于永恒问题的不断贡献，而是对于变化着的问题的变化着的解答。

    （2）“连贯性的神话”。研究者总是倾向于将研究对象的思想和著作看做一个融会贯通的整体，看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比较典型的做法是：在经典文本中找到一些片言只语、细枝末节，作为贯通全部文本的基础。持有这种观点的研究者往往在对象有矛盾的时候不是倾向于去研究是不是不融合，而是想努力解释它们的矛盾之处，诠释它们之间的矛盾的不存在或微不足道或表面上矛盾而实质上是一致的，始终认为作者应该是前后一致的。

    斯金纳认为，这种连贯性之所以说是神话就是因为它往往是人们臆想虚构的，思想家本身在不同时期的思想历程中出现前后矛盾，乃是思想史上常有的事情。斯金纳非常反对斯特劳斯的观点，因为斯特劳斯认为在经典文本中每个表面上的矛盾和混乱之处，其实是作者有意为之，往往都有深意存在，那些矛盾是研究者通过对研究对象的经典文本的字里行间的仔细研读得以最终消除的观点是错误的。在斯金纳看来，斯特劳斯无疑沉浸在学说连贯性的神话之中无力自拔。

    （3）“预期的神话”。斯金纳认为，除了学说的神话、连贯性的神话之外，人们还喜欢制造“预期的神话”。预期的神话“在我们对于某个片段的回溯中所具有的重要性比之它对于当时的当事人所具有的意义更加感兴趣时，就很容易发生了”[106]。预期的神话往往表现为带有目的论意味的解读方式，研究者往往会以自己所熟悉的思维模式来解读和评价对象的文本。例如，经常会有人这样说：当彼得拉克登上旺图山（Mount Ventoux）时，文艺复兴的序幕就拉开了。如今，有人可以用某种浪漫主义的口吻向我们讲述彼得拉克此举的意义及其可能引起我们的兴趣，但类似这样的描述不可能是彼得拉克本人的真实意图，也不是他的举动的意涵所在。“预期的神话”的特点是往往将自己声称的在某种历史条件下发现的意义与所研究的文本本身牵强附会。斯金纳认为，马基雅维里被认为是现代政治取向的奠定者，有了他才使我们站在了现代世界的入口处。这些对于马基雅维里思想的历史重要性的评判虽然可能是成立的，然而类似断言常常使得众多研究者致力于探讨其思想中的现代因素，甚而将其当成马基雅维里本人之意。这里的危险不仅在于太过轻易地看到论者想要在马基雅维里那里看到的现代因素，而且，这种诠释远离了马基雅维里的政治著述本打算实现的东西，可能与马基雅维里政治著作意图的描述完全不搭边界，甚至是背道而驰。

    （三）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研究方法

    斯金纳指出，从原则上来看，传统的方法无法使我们对思想史上的文本形成充分的理解。之所以如此，其根源在于，假如我们想理解这样的文本，我们不仅要能够说出著作家言论的意涵，而且要清楚该著作家发表这些言论时的意图。假如完全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一著作家在某一方面的言论，不仅失当，而且在许多时候会在该著作家的意图或意思上造成明显的误导[107]。

    其实，斯金纳首先是一个知名的历史学家，他和波考克等人作为历史学家提出了历史语境主义，然后才在政治思想上得以应用和阐发。传统观点认为，思想史是通过对经典文本的解读，把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的政治思想系统化，以此推演出一些结论或他们对某些基本观念的态度。而斯金纳等人则指出，思想史不只是精英的思想史，我们也要注意二、三流思想家的作用，他们的观点有时更反映思想的历史真实。由于思想或观念是历史运动的原因，而不是结果，要准确地理解历史，就必须复原思想的本来面貌。为了复原在历史上的思想历程，不为后人的主导性观念和解释所支配，需要把前人的思想放在特定的语境——历史状态——中加以考察，这就是“历史语境主义”[108]。

    斯金纳等人认为，越是把文本视为在更宽广的政治话语中的基本内容，它的内容随着场景的变化而变化，我们的研究也就越能把握住其主旨。因此，在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上，他们把注意力从只关注经典文本，或思想的联系性转移到了语境[109]。斯金纳认为，研究者将思想史中的经典文本视为自足的研究对象，将考察对象置于每个作者对所谓的永恒问题的阐释是不够的。思想史并不存在什么永恒的问题，存在的只是对个别问题的个别回答，而且这一问一答之间必定从属于某个特定的历史语境。

    斯金纳说：“我对传统的‘拘泥书本’的方法感到不满意的一点是：虽然这种方法的倡导者往往自称是撰写政治理论史的，他们却很少为我们提供真正的历史。”[110]所以，他在写《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的时候就有一个目标：“我所关切的第三点，是示范说明一种对待历史文本的研究和解释的特殊方式。我在过去12年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已经论述过这种方式……相比之下，我却尽量不去专门研究主要的理论家，而是集中探讨产生他们作品的比较一般的社会和知识源泉……因此，我要不揣冒昧地说，我的上述探讨方法的一个优点是：倘若处理得法，可以开始为我们提供一部具有真正历史性质的政治理论史。”[111]

    斯金纳的这种观点引起了广大的关注，并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学生。斯金纳的弟子詹姆斯·塔利也认同他的观点：史学家要了解某一言行在多大程度上是原创或仅仅是俗套，那种脱离语境孤立的考察文本是做不到的，要达到目的就必须了解当时的常规或常态，就不仅要考察思想史上的大人物，还必须考察大量名不见经传的市井群众[112]。

    对于传统的思想史研究者及其研究方法，波考克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在此不得不援引一下：“对非历史的研究者来说，他所关注的并非著作家在遥远的过去所作陈述的意涵，而是自己在当下使其能够具有的意涵：他完全是自说自话，至于是否与原作者的意思相符，他并不关心。无论就原作者与阐述者具有怎样的形式上的共同特性，还是基于历史连续性的考虑，都可能表明，两者的确在某种程度上耦合，生者与死者之间实现有效沟通也是可能的。可以说，除非实现这类沟通，否则即便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阐释者也无法运用原作者的语汇。然而，只有历史学家，或者更准确点说，目前从事历史研究的人，才对原作者的措辞与现代阐释者的用词之间究竟存在着何种程度的联系这样的问题感兴趣。从这一点来看，他必然会发现原作者与阐释者之间的沟通就如同彼得拉克所想象的他自己与西塞罗或李维之间的沟通。‘从你所生活的时代到我所生活的时代’，肯定需要某种程度的翻译，最终需要作为背叛者的译者……他会在哲学家或政治理论家的耳畔窃窃私语，说：‘霍布斯说那些话时的意思并非那样，至少不完全那样；不过你如果觉得有用，那样认为也无妨。但不要在你的思想前冠以霍布斯作出过这样的表述，更不用那种虚假的现在时态霍布斯说。’也就是说，假如我们在特定条件下重复霍布斯的话，其结果更多的是你自己的意思。”[113]这段话虽然出自波考克之口，却对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作了一个很好的诠释，是斯金纳历史语境主义的绝佳注解。

    斯金纳本人也曾在《政治的视界》中指出：“我将捍卫着我对阅读和解释历史文本的一个特定的观点。我认为，如果我们希望以合适的历史方法来写历史观念史的话，我们需要将我们所要研究的文本放在一种思想的语境和话语的框架中，以便于我们识别那些文本的作者在写作这些文本时想做什么，用较为流行的话说，我强调文本的言语行为并将之放在语境中来考察。我的意图当然不是去完成考察已经逝去久远的思想家的思想这样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只是运用历史研究最为通常的技术去抓住概念，追溯他们的差异，恢复他们的理念，以及尽可能地以思想家自己的方式来理解他们。”[114]由此可见，“历史语境主义”不但注重回归到当时的历史，而且试图在进行研究的时候复原研究对象当时的语言文化背景。

    斯金纳认为，在语境方法下对思想史进行考察，可以更为准确地复原其在历史上的思想历程，不为后人凭主观臆测作出的解释所迷惑，剥离历史种种的谬误，还其一个本来的真实内涵。

    （四）历史语境主义研究方法的主要特点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历史语境主义的特点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

    1.置身其境地理解文本

    国内关于昆廷·斯金纳的“语境主义”的介绍文献普遍认为，“语境主义”对应的英文是“Contextualism”，是在激烈批判传统思想史研究中的“文本中心主义”（Textualism）基础上提出的新的文本阅读范式，并将这两种范式并列为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两大阵营。然而，如前文所述，“语境主义”并非斯金纳的发明；柯林武德已经在强调命题与问题之间的对应关系；拉斯莱特已经使用“语境主义”的方法来研究洛克。那么，斯金纳与他们之间的区别何在？这提醒我们关注斯金纳的第三个思想来源——来自维特根斯坦、奥斯汀、雪梨（Searle）等人的语言哲学。这些思想视语言为行动的一部分，认为言说者在表达的同时总是试图做些什么并总是带来一定的行为后果。同时，语言限制行为的界限。人们采取特定行为时总是要依赖语言赋予其合法性。修辞固然是行为合法化的途径，但修辞所能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最后，语言与权力息息相关。语言的作用不仅仅是传递信息，更是宣布言说者的权威，唤起聆听者的感情，划分“我者”和“他者”的界限——语言是社会控制的手段之一[115]。

    建立在语言哲学的基础之上，斯金纳的语境主义就不再仅仅是拉斯莱特等人的“社会背景主义”（Social Context Reading），而是同时强调文本的社会背景和语言、意识形态背景的“语境阅读”（Linguistical Context Reading）或“意识形态背景阅读”（Ideolog-ical Context Reading）。它既是对于“文本中心主义”的批判，也是对于“语境主义”（它应当被更恰当地翻译为“社会背景主义”）的修正。斯金纳自己曾说，他的方法论的核心是历史主义（Historicalism）和置身其境主义（Intertextualism）[116]。“置身其境主义”与“社会背景主义”的区别在于，后者是为了理解文本而关注文本产生的社会背景，而前者却要求阅读者力图回到著作者置身其中的世界，复原著作者所处的社会和语言、信仰背景，以便尽可能感同身受地以思想家自己的方式来理解他们。

    从这种意义上说，“社会背景主义”的阅读与文本主义的阅读一样，仍然意味着今人对于古人、我者对于他者的主观理解；“置身其境主义”却要求以古人的方式理解古人，以他者的方式理解他者。置身其境是为了历史再现，对斯金纳来说，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构成性的。因此，理解了斯金纳的“置身其境主义”，也就理解了他的历史主义。如前所述，斯金纳对于之前的“社会背景主义者”的修正，主要体现在对语言和信仰背景的重视上。斯金纳说，表达依赖于我们眼下所拥有的概念。我们依赖这些概念对事物进行分类，并对其赋予赞同或反对的感情。然而，概念总是有限的，不可能与丰富的现实世界取得一一对应的关系，因此语言不可能精确地重现过去的世界。语言的不精确性必定会带来不同的语言之间的误读。由于语言的差异，两个使用不同语言体系的主体在经历同样的事件时，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陈述。比如，古罗马的语言中只有一个词“imber”可以被用来形容下雨，尤其是描绘倾盆大雨或阵雨。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古罗马人与一个现代的英国人相遇，他们遇到了一场雨，古罗马人会描述说这是“imber”，而英国人也许会因此大惑不解，因为他觉得这只是一场“毛毛细雨”（drizzle）[117]。

    那么，如果所有文本都不可能是事实原貌的精确再现的话，历史地解读文本，是否就成了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斯金纳说，在意识到语言的含糊性后，历史学家就有可能小心翼翼地通过前后文、通过历史情况来推测含糊的概念在特定文本中代表的特定意旨，从而逼近历史的真相。斯金纳举例说，在塔西佗（Tacitus）的文本中，曾经提到一场冬天的“imber”妨碍了一支军队的视听。根据上下文的关联，一个耐心而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可以发现，“imber”在此指代的那场雨应当是雾气氤氲、烟雨迷离的[118]。

    在这样的理解过程中，如果阅读者能自觉地进入著作者所置身其中的语言环境，自然可以更为准确地把握著作者的意图。对此我们可以举个更为简单的例子：一位只掌握了现代汉语的读者，在阅读《论语》原本的时候会对这个著作产生诸多误读；但是一位专门研究过古代汉语的专家，自然能更准确地理解《论语》的意涵。对阅读者来说，同一种语言在不同发展阶段尚且可能造成诸多理解的障碍，那么在不同语言之间的障碍就可想而知了。作为文本阐释者的历史学家，在阅读和阐释的过程中必须慎之又慎地剥离自身的语言习惯，用著作者的语言习惯去阅读。同理，我们只有自觉地进入著作者置身其中的信仰背景，才可能理解著作者为什么如此言说。如果不理解著作者的信仰背景，我们就很有可能自以为是地把著作者的一些观念视为非理性的。比如，布丹关于女巫与魔鬼结盟的说法很容易被现代人看成荒诞无稽的；但是，如果我们了解在法国的那个时代，人们普遍坚定地相信女巫的存在，女巫与魔鬼结盟的信念便很容易得到认同。借助著作者的信仰背景以理解文本的方法，并非斯金纳独倡。但是，之前的思想史家往往先入为主地判定哪些信仰是理性的，哪些信仰是非理性的；或者试图寻找一个社会的核心信仰，再以这个核心信仰为标准评判其他的信仰。

    斯金纳认为，这些方法的错误在于没有认识到一个社会的各种信念并非相互独立或单向相关的，而是网状相关的。一个人是否相信一个命题依赖于他相信的其他命题。“置身其境主义”要求，无论文本中包含的命题表面上看起来是如何怪诞，阅读者都要坚信著作者写下这些命题时是理性的，且在早先的历史年代，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执有这些信念。那些我们看起来明显与理性相冲突的信念，恰恰是有待挖掘其背景信念的地方。因为对行动、语言、信仰背景相互交织关系的探索，斯金纳的方法论显得千头万绪、细密复杂。同时，因为相信经典文本往往只是一小部分精英的认识，并非当时社会精神面貌的代表，斯金纳的方法要求扬弃对经典文本的关注，尽量不去专门研究主要的理论家，而要考察同时期的大批文本，以“探讨产生他们（经典理论家）作品的比较一般的社会和知识源泉”，写作“意识形态史而不是以经典著作为中心的历史”[119]。斯金纳将这种方法运用于他的思想史著作，便显现出一种对历史文本穷搜苦罗的态度，通篇所见是无法让人记住姓名的著作者及其著作的名称。那么，是否如他的英国学术界同仁塔尔顿所批评的那样，斯金纳只是一个“最乏味的古代文物收藏家”，热衷于翻拣历史上被人遗忘的材料呢？也就是说，斯金纳对那些湮没无闻的文本的挖掘，意图何在呢？

    2.把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中心从经典文本转移到语境，解读文本是以语境为中心而不是以文本为中心

    观念史研究以经典文本为中心，注重思想的连续性，认为经典文本为我们提供了超越时空的永恒智慧。对此，斯金纳认为，经典文本并不存在脱离语境的无时间限制的绝对真理。因此，研究政治思想必须从产生经典文本的社会和知识背景入手，将经典文本放在其所处的语境中来研究。斯金纳明确指出：“我认为，如果我们希望以合适的历史方法来写历史观念史的话，我们需要将我们所要研究的文本放在一种思想的语境和话语的框架中，以便于我们识别那些文本的作者在写作这些文本时想做什么，用较为流行的话说，我强调文本的言语行为并将之放在语境中来考察。我的意图当然不是去完成考察已经逝去久远的思想家的思想这样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只是运用历史研究最为通常的技术去抓住概念，追溯他们的差异，恢复他们的信仰，以及尽可能地以思想家自己的方式来理解他们。”[120]

    具体而言，斯金纳要求人们不是去专门研究经典文本的作者，而是集中探讨经典文本，将经典文本视为对特定政治话语的贡献，把我们所要研究的文本还原到其当初赖以形成的具体的文化语境当中，主要关注文本作者所处时代的一般性话语，集中研究福柯所说的话语机制，进行一种纯粹的言说考古学。这样，研究重点就放在分析经典文本所处时代的政治语言上，把文本视为在更宽广的政治话语中的基本内容。如果我们把握了作者言说的意涵和言说发表时的论争语境，那我们也就理解了言说，从而达到了对经典文本的历史性理解。

    3.为了复原特定的语境，需要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历史研究

    柯林伍德认为：“政治理论的历史并不是将不同的答案给予同一个问题的历史，而是一个问题本身变动不居、答案随同问题一同变化的历史。”[121]斯金纳非常赞同柯林伍德的这一观点，认为在文本解释中不能单纯强调哲学维度，还必须重视文本解释的历史维度：“历史学家理解舆论环境的任务不应该和哲学家解读文本的努力割裂开来。历史学家还须指出：即便是在哲学家看来最可靠的解释，也必须根据历史的证据来检验，甚至可能被抛弃。”[122]

    历史成为文本解读中的重要实例，是理解思想的启发式条件和评价解释的规范性标准。在政治理论的规范化论证中，历史维度有其独特的作用，历史可作为论证的主要论据。“假如政治理论研究要成为恰当的历史研究，就必须把政治理论解释为社会活动，这些活动是在特定的时代、多种相互关联的抽象层次上进行的——增加一个历史的维度就是增加任何评价经典文本的相关资料。”[123]这样，斯金纳就充分地肯定了历史方法对研究政治思想的重要价值，认为对文本的历史化的解读可以突出文本中那些典籍化的或哲学化的解读所忽视的方面。

    （五）历史语境主义研究方法的贡献

    现在，以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被视为英语世界中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流。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方法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斯金纳运用语言行动的视角来解读文本和理解政治，拓宽了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视阈，实现了从思想应用于政治到思考思想作为政治的一种内容的研究视角的转换，被帕罗内称为斯金纳式的革命。斯金纳强调“思想即为行动”，“政治作为活动”，把研究重心从政治思想的内容转移到政治的论辩，从关于政治的思想转移到从政治的角度来进行思考。政治思想不仅是指导政治行动的原则，而是成为政治的一种内容即政治行动本身。这种研究视角的转换突破了传统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为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

    （2）斯金纳把思想作为政治的视角运用于政治概念的研究，使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从观念史转移到概念史。观念史强调思想的连续性，而概念史则突出思想演进中的差异和断裂。概念史的研究注重的不是概念所具有的意义，而是概念的形成及其含义的演进和变化。通过集中考察在某一特定时段中概念的“突然转换”，来追问为什么这些概念会在某些时候或被废弃，或成为主导，起到控制人们观念的作用；追问运用这些概念能做什么以及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概念和更宽广的信仰体系之间的关系。对概念史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政治思想观念演进的断裂性，从而更好地理解思想观念的历史性。

    （3）斯金纳再次复兴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修辞文化。他将修辞性的再描述转变成为一种解释概念变化的具有启发性的历史分析工具，为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维度。之所以要关注修辞，是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通过修辞的运用使某种受到质疑的社会行动合法化。因此，任何修辞都与那个时期的政治和政治行动紧密相连。斯金纳将修辞和概念的变化与政治行动结合起来研究，探讨修辞在概念的变化和政治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起到的作用。对思想史的修辞考察，有助于准确地理解政治概念、原则的不断演进。简而言之，斯金纳寻找的是一种在文本解释中历史维度和哲学维度之间没有分野、历史与哲学相互作用的研究取向。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强调历史语境取向的价值就在于它给我们展示了各种可行的道德预设和政治信念的多样性和可能性，帮助我们与我们自己的预设和信仰体系保持一定的距离，在评价相互对立的思想体系时可望实现某种程度的客观性，对思想的多元成分有更深的理解，给予更多的宽容。通过对各种可能性的反思，使我们能以批判的眼光看待我们自己的信仰，防止我们现有的道德和政治理论轻易地堕落为不加任何批判的现成的意识形态，使我们不会盲目地轻信某种占据主导地位的观念，从而帮助我们从某些观念的主导性解释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并对它们进行重新理解。正因为如此，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才显示出了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124]。

    第四节 以概念史替代思想史

    一“思想”与“观念”

    “Ideas of History”，我们翻译过来叫“思想史”，也有人把它翻译成“观念史”。一般来说，我们在很多场合下使用这两个概念指的是同一个意思。严格来说，思想史与观念史还是有区别的，是指“思想”这样的观念性内容，是一种超越实践层面的精神上的力量。思想史家认为，观念的创造导致现实的变化，因而观念的力量更具有超出物质的力量，观念的力量可以成为比物质的力量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变化动力[125]。观念指的是人们的观念、思想的内在世界，但观念也可以指少数精英的思想或普通人的思想。在这一意义上，观念史介于哲学史与文化史之间，它比哲学史更宽，但没有大众文化宽泛。观念史并不仅仅研究少数精英的思想，这些内容通常是哲学史研究的范围，而文化史通常要研究大众的行为、习惯、信仰和所有人的观念。至于思想史，它是观念史中的内容。观念史关注于思想史的内容，因为思想史体现和代表了对在社会中广为传播的某些观念和信仰进行的加工和提炼及其表达[126]。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则认为，思想史包括“历史观念史”、思想史本身、社会观念和文化史，并认为这四个方面从高到低依次递进[127]。

    二 从“观念史”到“概念史”

    在20世纪30年代，以阿瑟·洛维乔易（Arthur Lovejoy）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提出并开始了观念史研究，他因此被称为“历史观念史的主要创始人”。他的研究不是像以往那样只是简单地追踪思想体系的哲学史研究，而是聚焦于“观念的单元”。所谓“观念的单元”意指西方思想传统中那些基本的和经久不变的观念[128]。同时，他重点关注那些经典思想家的经典著作，把他们的著作视为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唯一材料[129]。于是，其后的一些追随者一谈到思想史的研究，就觉得必然是对经典作家经典文本的解读。正如昆廷·斯金纳所指出的那样，一些主要的经典文本被广泛地视为政治思想史唯一的研究对象。把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局限于伟大的经典文本，集中于“观念的单元”，这样的研究观点和方法，斯金纳认为是不负责任和非历史的，完全抹杀了思想史演进过程中的变化和其他因素。

    当思想史的研究从基本的内容转向思想的论辩时，斯金纳觉得应该将思想史演进过程中的“概念”当成独立的实体来进行考察。“概念有自己的历史，或者更进一步说，我们所用来表达概念的名词包含着历史，即指这些名词的出现和废弃，以及在某种场合它们的最终消失。”[130]斯金纳认为，概念的意义并不是约定俗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同样一个词，在今天的意义和在中世纪的、远古的意义肯定会有所不同，所以，研究这些概念的不同就可以窥斑见豹，可以了解历史的一些真实面相。相对于“观念”，“概念”显得更具体而微，我们可以把“概念”视为比“观念”更小的一个单元。如果把“观念”视为一种思想的话，那么“概念”就是一个个独立的单词。

    相对于观念史研究，概念史更加突出了概念的作用，通过对概念演变的历史研究，能更好地把握政治思想的变迁。早在20世纪60年代，斯金纳就指出：“作为我们研究与理解的对象，光有文本本身是不够的。”[131]概念往往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政治活动的基础，所有的政治活动都是围绕概念来展开的。“一个社会确实拥有一种新观念的最可靠标志，是一套新语汇的发展，运用这套语汇，可以公开地阐明和讨论这种观念。”[132]

    在斯金纳眼里，概念、语言本身是有价值的，它们是实现政治权力目标的工具，甚至内在地构成权力的份额，它可以为政治斗争提供政治资源，提供合法化资源，所以，所有的政治语言并不仅仅完全是“语言”，所有语言都具有政治潜力，既形成权力的新的份额，也改变现存权力份额的分配[133]。在这里，斯金纳关注的是概念、语言所起到的合法化作用，他认为各种政治词语都具有使事物合法化的潜力[134]。不能仅仅把概念当成独立的整体，而是要从语言行动的理论政治学的角度来分析它们。

    也许可以这样来解释这一点：以《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为起点，我们可以察觉斯金纳历史研究的类型发生了一种变化。他早期关于霍布斯和其他思想家的著作虽然仍属于思想史的范围，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以概念史取代了思想史。他没有把各种概念视为独立的实体，而是从语言行动的理论政治学的角度来分析它们。然而，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的著述相比，在《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中，斯金纳已经在政治思想的研究中赋予概念十分重要的意义。这种转变在他以后的著作中就更为突出[135]。当然，对于思想史，其实斯金纳也并不完全排除文本的作用。

    斯金纳的研究路径是：思考政治理论不应该只是去研究公认的经典文本，还应在更宽广的范围探究每个社会都在谈论的不断变化的政治语言。只有置身于这种大背景下，或不同的语境中，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些思想。因此，反思传统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其明显的缺陷就是其研究方法是非历史性的[136]。波考克对此作了很好的概括：“首先，思想家变成了一个个孤立的个体，被从他们所属的具体社会中分离出来，好像他们身处一切时代，在对一切时代的人发议论；他们的作品也被认为是其特殊性的体现。再者，传统历史学家往往以哲学的方法去分析政治作品，把它们放在一种作者与过去的读者都可能未曾达到的抽象层次上去研究，强加给它们一种它们实际上并未获得过的逻辑连贯性。这样做，从哲学的角度看是无可非议的，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很成问题。因为当历史学家以这种方式去研究政治作品时，他所关心的与其说是作者在过去曾经经历过的，不如说是他自己在现在所能找到的东西。他因为热衷于找出作品中最大的理论连贯性，往往添加给作者一些明确的意图，或把作者说成在做一些在其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做的事。此外，把所有作品都当成政治哲学来对待，就是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政治思想实际上可以在许多层次发生（从实际鼓励到哲学思辨）。也就是说，政治讨论可以是哲学性的，也可以是雄辩性的。技术历史学家要加以哲学式分析的作品恰好是高度哲理性的，也不能因此就认为他的做法是历史性的。因为他提出的问题（更不用说解答）不是真正历史的问题，诸如这一作品如何在历史中产生，如何置身于历史；或作者为什么要写它，以及为什么以这种方式去写它，等等。”[137]斯金纳指出，如果我们作为政治思想的研究者继续把我们的主要注意力放在那些以他们的任何同时代人都难以匹敌的那种抽象知识水平来讨论政治生活问题的人身上，我们不太可能希望实现这种对历史的理解。因此，“我们对传统的拘泥书本的方法感到不满意的一点是：虽然这种方法的倡导者往往自称是撰写政治理论史的，但他们却很少能为我们提供真正的历史”[138]。

    为此，斯金纳创造出了一种自己的方式去研究思想史，具体而言就是“不去专门研究主要的理论家，即经典作家，而是集中探讨产生他们作品的比较一般的社会和知识源泉”[139]。简而言之，就是集中精力探讨这个时代的语汇。“说明一个社会开始自觉地掌握一种新概念的最明确迹象是：一套新的词汇开始出现，然后据此表现和议论这一概念。”“了解一个时代的政治语言……就等于把握了在该时代人们理解特定政治言论的方式方法。”“从历史角度来看，政治语言是该特定时代（一个时代可持续两年到一千年不等）内人们用以表达对政治生活看法的语言。”所以，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去研究经典文本，而是去分析这种“语言，而不是运用这种语言的个人”。于是，在这里，“思想的历史便让位于语言、语汇、范式等思想单位的历史。剖析某个特定的思想家，可从构成其时代的特殊语言体系入手，进而发现他的真实的言论、动机和表述的结果”[140]。

    斯金纳找到了在历史语境之下进行思想史研究的新路径。这就是斯金纳不再笼统地使用“思想史”或者“观念史”这样宏大的方式来进行论述，而是下降到更为具体的单位。这个具体的单位既是思想观念的核心和内涵，也是研究思想观念的重要载体，斯金纳将这样的具体单位定格为“概念”。斯金纳说：“研究不断变化着的概念作为历史研究的一种独特的形式，如果我们希望去写作这一类型历史的话，我们就必须特别关注于我们用来描写和评价如霍布斯所说的我们的人工世界，即政治和道德世界的概念。”[141]这样，“概念史”研究的提出不仅表明“思想史”或者“观念史”研究的具体化，而且意味着思想史研究对象的实质性转换。思想史研究从“观念的单元”向“概念的单元”转换，从“文本”向“语言”转换，“概念史”逐渐替代了“观念史”。斯金纳开创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新方向和新范式，奠定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新“基础”。与“观念的单元”的普遍性和反历史性相比，“概念史”则更为突出了思想演进中的断裂性和历史性，因而能更真实地反映思想的演进和发展。

    本章首先主要介绍了斯金纳的生活背景和学术背景，根据目前有关的文献，对斯金纳的思想来源进行了大致的阐述，然后就斯金纳的方法论作了比较具体的阐述。

    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研究方法，被称为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斯金纳革命”，其理论创新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研究对象的确定与众不同——对“概念”的关注与研究。在《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中，斯金纳已经开创了这一思想史研究的新路径，着重研究近代“国家”概念的形成。后来，他继续沿着这一思路进行研究，发表了《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着重考察了17世纪英国革命期间新罗马理论家对“自由”概念的理解。2003年，斯金纳在《国家与公民自由》一文中又运用这种方法进一步考察了“自由”概念的变化。二是研究方法论的创新——历史语境主义。他提出要回复到一定的历史背景去挖掘文本的意义，否则就会陷入臆想、带来误导。斯金纳认为，现在关于政治思想的研究已经陷入误区，难以带来研究的突破，所以他提出要进行方法论的改革，并用它来重新阐述共和主义思想。正是因为斯金纳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所以他才能在共和主义公民理论、国家理论、自由理论等方面有所创新、有所建树，才能给当代共和主义以生机与活力，他也才能成为当代共和主义的典范人物。完全可以这么说，没有这些方法论的创新，就没有斯金纳的共和主义思想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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