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超越日本只是一个过程

    日本是一个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国家。我们走在日本的大街上，随处可以看到我们熟悉的汉字。不仅如此，每当看到日本的民族服装时，总是让人想起中国的盛唐。如果我们再深入了解日本的文化，会让我们更加吃惊。作为日本的国教——佛教，居然是由中国传入的，而且日本忠贞不二地维护着佛教文化的原汁原味。面对日本庙宇的神圣和静雅，再回过头看一看中国已经有些商业化的佛寺，简直庸俗得让我们汗颜。日本的国粹——茶道，据说也是起源于中国。日本原来并没有原生茶树，更没有喝茶的习惯。16世纪，日本奈良时代的遣唐使把茶叶和树种带回到日本，日本国内才有人饮茶；此后，日本又从中国引入茶文化，并将之发扬光大，使之更加考究和精致。现在，如果对中日茶文化进行比较，中国的“牛饮”与日本的“细酌”，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

    说了这么多日本强于中国的事例，并不是要中国人自卑。不论我们对日本怎样的鄙视、指责，甚至恨之入骨，都要虚下心来，抱着“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心态向日本学习。中国人首先要学习日本那种可以把“北枳”变成“南橘”的精神。可以这样说，自古至今，中国都以泱泱大国而自醉，对其他国家的文化嗤之以鼻；而外国一些发达国家，并不因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而轻视，反而积极地接受、引进中国的文化，如我们在一些国家举办的孔子学校、武术学校等。与一些国家开放程度相比，中国在文化方面还在闭关自守。

    不知从何时起，高傲的中国人变了，变得自卑，成为了文化上的“裸体”。即使到了这个地步，我们仍在抵制西方文化，视西方文化为洪水猛兽，而自己则穿着“皇帝的新衣”招摇过市。我们既要发扬自己的文化，也要汲取其他国家的先进文化，只要这样，我们才能与时俱进。但是，我们发现，中国在引进外国的科学文化时，我们往往把引进的“南橘”变成“北枳”。面对这一切，我们不得不让自己的腰板有些弯曲。

    中国对于日本来说，是一个庞然大物；在中国气势压迫下，日本感到危机重重。而日本对中国来说，只是一个麻烦，而不是威胁。日本的弹丸之地，根本经不起战火的烧灼，一场“洪水”就可以让日本岛“沉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之所以能席卷中国，其原因很简单，中国政府无能到令人发指。当时的中国政府，即国民党政府，有上百万的正规军，但他却连区区二十几万，而且由“泥腿子”组成的共产党军队都应付不了，更不用说去对付装备精良先进的日本百万正规部队了。而现在的中国早已不是往昔的中国，只要没有其他大国的参与，日本根本不敢单独在军事上向中国挑战。如果中日真的开战了，中国就是耗也能把日本耗得外汇储备尽失，最后导致国破家亡。

    以中国的人口大国、领土大国的条件来超越日本，根本不是问题。

    2010年中国的GDP就已经超过了日本，名列世界第二。但要全面超越日本，其路遥遥，其期远远。我们不用担心日本，即使日本解脱了束缚，可以投入到世界政治活动中，但以其有限的军事实力、市场规模、生存空间以及海上孤岛的现实，在强国争夺战中，只要中国不弱智、不软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那么，日本连中国的项背都不能望及。

    有人说日本人“比中国人还像中国人”，此话非常深刻。确实，日本的文化与中国有血缘关系；在日本的文化中，可以找到中国已经失去的文化。确切地说，日本文化与中国盛唐文化的渊源最深，并视汉学为“上国之学”。公元631年，即唐贞观五年，日本派出了由留学生和学问僧组成的第一个“遣唐使”；公元717年、733年和838年日本三次派出遣唐使，人数都在550人以上。这些遣唐使在中国学习结束后，回到日本，在日本仿照中国的教育制度，兴学施教，培养了大批人才。在政治方面，日本仿照隋唐的政治制度进行“大化改新”。在这次改革中，日本建立了二官八省一台五卫府的中央政府，同时又建立了有国、郡、里建制的地方政府。

    在文化方面，日本汲取了大量的盛唐文化元素，政府官员对汉籍佛经极为重视，诵读唐诗汉文蔚然成风；就连日本的文字，也是在中国汉字的标音表意基础上创造出来的。

    “日本人更像中国人”，乍听起来很雷人，但这是事实。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必然要问：日本人更像什么样的“中国人”呢？我们认为，日本人更像中国文化中理想的“中国人”。如果我们按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准来评判，其结果会让我们大吃一惊：像“中国人”的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那么我们自己又像什么呢？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寻找不到我们现在的影子，在不知所措中，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

    不知道自己是谁是一个悲剧，也是一个喜剧。悲在没有了灵魂之家，喜在有了自由的灵魂。自由的灵魂是幼稚的，但幼稚会走向成熟。这就如凤凰涅粲，重生后会有巨大的“核力量”。中国的崛起就是需要这种“核力量”。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事就是——中国人的再造。

    中国现在超越了日本，但超越的只是GDP，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沾沾自喜。以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只满足于GDP超越日本，未免太过于“自谦”了。事实上，只要我们能达到发展中国家的中等偏上水平，就可以在GDP上把日本远远地甩在身后。

    中国在GDP上超越日本，其实只是时间的问题，而不是可能性的问题。今天的现实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对于在GDP上已经超过日本这一“喜讯”，中国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并作出了客观的评价。

    2010年8月17日，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姚坚在答记者问时说：“我们更要关心人均GDP的数据，总体而言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同时姚坚说：

    “GDP数据只是国家经济实力一方面的反映，我们不仅要关心GDP数据，更要关心人均的数据，大家知道中国的人均GDP只有3800美元，在全球排在第105位左右。……中国还有1．5亿人未达到联合国一天一美元收入的（贫困）标准，这就是中国的现实。这更准确地反映了中国的现实，也就是中国是一个人均GDP在100位以后，还有大量的贫困人口的发展中国家。”

    在国际贸易方面，中国和日本都是出口大国。但是，中国与日本的出口构成不同。日本是国际贸易依赖型国家，其出口的商品都具有自己纯正的“血统”；中国则不同，作为“世界工场”，中国实际出口的是劳动力，而且外资企业的出口额占到了全部出口额的一半以上。另一个不同之处是，日本出口的基本上都是高端商品，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附加值高，利润也高；中国出口的基本都是低端商品，对知识产权的拥有度低，附加值小，利润低。因此，中国与日本相比，其出口贸易的内涵和含金量都不在一个档次上。

    强国之争不只是国富国穷之争，而且也是综合实力的较量。综合实力的较量，既看“比重”，更要看“重量”。综合实力达到一定规模的国家，是没有资格参加世界强国争霸赛的。所以，日本这艘“小艇”即使是用“金子’’打造的，也无法与中国这艘“航空母舰”相抗衡，除非这艘“航空母舰’’一动不动地被“小艇”打击。所以，超过日本只是中国的一个过程，而不是目标。

    日本不是中国的对手，但他是中国学习的对象。我们向日本学习的不是那些具象的科学技术，而是日本那种优秀的素质。对此，我们要求不高，只要达到日本素质的一半，中国就可以以大国的地位成为世界的超级大国。

    §§§第二节进人世界竞赛的主赛场争霸全球500强

    进入20lO年，《财富》全球500强传来好消息，中国除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外，又有两家中国公司进入世界500强的前10名行列，它们分别是国家电网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财富》全球500强榜单，是美国《财富》杂志推出的。它作为全球经济的晴雨表，成为世界航母级企业的对抗擂台。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的经济走向世界，中国的企业也走向世界。在这种背景下，作为世界经济的一个新生力量，经过十多年的拼搏，中国企业已经崭露头角，受到国际的关注。

    从1989年中国银行成为第一个在《财富》全球500强排行榜上亮相的中国公司开始，中国企业便在这个排行榜上不断涌现，到2010年时，已经有54家中国公司榜上有名。

    在上榜的中国企业中，涵盖了金融、能源、机械、化工、电子、电信、汽车等行业。中国企业进入《财富》全球500强，从早期的一花独放，发展到现在的百花争妍，使世界不得不频繁地调换“眼镜”，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认识中国。

    面对取得的这些成就，中国企业并没有兴奋得忘乎所以，而是冷静地自省不足。中国移动集团公司副总鲁向东说：“从客户数量和网络规模上讲，中国移动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移动运营商；但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并不是一个最强的运营商。”

    鲁向东此言点在了中国的要害之处。《财富》全球500强是以规模的大小来排定名次，而“大”与“强”是不能画等号的，也就是说“大”不一定就“强”。这个道理，就跟GDP指标一样。中国已经是GDP大国，但不能说中国就是GDP强国一样；而美国和日本却可以称得上是GDP强国，因为这两国的人均GDP要高出中国十倍以上；甚至，有许多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都比中国高。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会提出要把企业“做大做强”的口号。

    自省并不代表中国没有强势企业。其中，国美的董事长就认为，如果将国美或者其他中国企业放在与国际巨头同一条起跑线上，中国企业会做得比他们都好。同时他还说：“国美不比任何世界500强差，我们缺少的只是时间。”

    另外，中国的建筑陶瓷产业，以其强势，连续十多年稳坐世界头把交椅；中国纺织服装行业由“大”到“强”，在抗击金融风暴、抵御经济衰退过程中，傲立潮头，向世界展示了它的强大。

    可以这样说，中国将来可以进入《财富》全球500强的企业，数不胜数。

    待以时日，等中国的那些强势企业由“强”变“大”后，在《财富》全球500强排行榜上将会是中国的天下了。

    虽然说“大国”与“强国”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但就事实来讲，“强国’’一般也是“大国”。在2010年的《财富》全球500强榜单中，美国有139家企业，占了27．8％；日本有71家，占了14．2％：中国有54家，占了10．8％。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作为经济强国，也是经济大国，在《财富》全球500强当中一枝独大，这与其经济强国的地位是相当的。日本作为经济强国，排名第二，也是与其地位相当。唯有中国，虽然位居第三，体现了其经济大国的地位，但他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而居榜眼的。

    虽然中国不是以经济强国的身份荣登《财富》全球500强的榜眼，但其上升的趋势却与其经济的发展趋势相对应。纵观发展历史，美国的经济在衰退，日本的经济也在衰退，这是公认的事实。这一事实在《财富》全球500强中也有所体现。

    早在2001年，美国企业在《财富》全球500强当中占有184家，到了2010年降到了139家；日本由104家，降到了71家。而中国的经济一直在发展，这从《财富》全球500强中，中国企业入榜数量的变化就有明显的体现；中国从2001年的12家，增加到2010年的54家。以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趋势来看，在不远的将来，在《财富》全球500强中赶超日本，夺取榜单第二的位置，是非常有可能的。

    《财富》全球500强是以经济规模来进行评判，它反映的是世界经济及结构的发展动向，因此，它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风向标，被世界各国所瞩目。

    由于《财富》全球500强榜单中的企业，是以营业总额来排名，没有扣除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但这些500强企业，以其强大的阵容和经济规模，左右着世界经济，成为了巅峰对决的主战场。

    我们从《财富》全球500强的榜单上可以看出，随着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相对增强，他们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增大。

    面对这一事实，2009年，在“二十国集团”匹兹堡峰会上，各国领导人同意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至少增加5％，将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体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至少增加3％。

    2010年4月，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上，通过了新一轮投票权改革方案，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增加了3．3％：

    其中，中国的投票权从2．77％提高到4．42％，中国成为世界银行的第三大股东，其地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除了《财富》500强外，还有一个《福布斯》全球500强。与《财富》不同，《福布斯》对入选500强的国家，考评更加细致、全面和科学。它综合考虑了入选企业的年销售额、利润、总资产和市值，通过对这四项指标赋予相应的权重，然后进行打分，最后确定500强企业的排名。《福布斯》世界500强的优势在于，它能反映出一个企业综合竞争力的强弱，不只是关心企业的规模。因此，《福布斯》评选出的500强国家，是那些在世界上规模大、实力强和具有影响力的企业。在《福布斯》世界500强的榜单上，有中国企．~J]t38家。与《财富》500强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的“大”与“强”之间还是有差距的；同时，在这38家企业中，垄断型企业居多，由于得益于国家政策的支持，其真实的市场竞争力还是一个未知数。

    不论是《财富》世界500强，还是《福布斯》世界500强，它们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强手之间的拼博厮杀，搅得世界风云变幻莫测，在这种多变中，我们看到了“生命”的新生与衰落。

    美国虽然不可动摇地身居霸主宝座，但其下滑的速度，足可以让其愁得“一夜白了头”；日本虽然还位居第二位，但其身后中国的脚步，已经踢到了它的脚跟。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中国为追求规模，将自己的优势企业做大，以扩大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这一战略意图是明显的。但是，“大”不施威，则一无所获，劳民伤财；“强”不施恩，则起民怨，造成内忧外患。所以，对于中国来说，要注意行为与目标的一致性，否则会徒劳无功，在摇摇摆摆中，招来国际上的是是非非。

    中国要争霸世界500强，进入国际竞争的主赛场，就要改变过去那种“韬光养晦”的国策，向世界示强。只有这样，我们过去所做的一切工作才会有意义。如果中国仍然坚持走韬光养晦的路线，就应当学“煮酒论英雄”中的刘备，彻底潜水于世界的波涛之下。

    面对中国已经做大，已经置身于波涛之中，已经别无选择，只能“狭路相逢”做敢于胜利的勇者：否则，中国的“航空母舰”做得再大，也会被击沉。

    §§§第三节中国需要世界世界更需要中国

    世界各国对中国的看法总是在矛盾中交织：高速发展中的中国，对各国是一个威胁：同时，高速发展的中国，又是世界所需要。在这种矛盾中，各国感觉到了五味杂陈。

    2010年6月25日，法国《世界报》发表《没有中国，何来拯救》的文章。这篇文章说：“多亏了经济危机，人们终于意识到中国已成了全球经济复苏的必经通道。”这篇文章还说：“美元作为全球通行货币，所以能维持现有地位，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对于法国媒体的这一观点，美国也给予承认。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因为处于经济衰退的困境中，面临走向终结的危局，在这关键时刻，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在中国的参与下，通用公司通过资产重组获得了新生。通用汽车中国公司总裁甘文维说：“（在一家合资企业中）关系比数字有分量得多。如果你的关系很糟糕，拥有70％的般权也没用，因为你的关系很糟。而我们与上海汽车的关系非常好。”亚洲汽车咨询公司的迈克·邓恩对此评价说：

    “如果将中国从通用的资产组合中剔除，那么隧道尽头的那道光立刻就会黯淡下来。”上海TNS汽车咨询公司的包亦农更是直截了当地说：“中国消费者已经拯救了通用。”

    如果说世界经济就是美国经济，那么美国经济就是中国经济。美国作家莎拉·邦乔妮，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于2007年6月29日写了一本名为《没有“中国制造”的一年：一个家庭在全球化经济中的真实经历》的书。邦乔妮在书中写道：“没有中国货的一年，生活简直是在与家人的争吵中度过的。我试图证明‘中国制造’并不能影响我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事实并非如此。”她的结论是：“经过一年没有‘中国’的日子后，我可以告诉你：没有中国商品你也可以照样（在美国）生活下去，但是你的生活会越来越麻烦，而且家庭开支也会大大增加。以后十年我可能都没有勇气再尝试这种日子。”

    “中国制造”为世界经济作出了贡献，一些国家在享受中国这一贡献的同时，出于对中国崛起的恐惧，试图抵制“中国制造”。对此，曾任中国外经贸部国际司司长的龙永图深刻地指出，“中国制造”之所以受到抵制，是某些国家政府的政治需要，而不是经济需要。事实上，作为“世界工场”，中国人民在为世界经济的复苏而“打工”。中国所赚取的外汇，成为了世界经济的稳定器。

    1997年7月，亚洲金融风暴席卷泰国，然后横扫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韩国。亚洲的一些国家的经济开始萧条，政局也开始混乱。国际金融炒家得手后，又开始对中国香港的金融市场发动攻击。但香港地方政府依靠中央政府强大的外汇储备，使这些金融“大鳄”撞上了中国这艘“航空母舰”，只能在无奈中落荒而逃。中国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止住了亚洲经济的下滑。2007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虽然这场危机发生在美国，但其影响波及全世界。中国面对这场危机并没有袖手旁观，而是继续购买美国国债，以助其渡过难关。2008年10月，温家宝访问美国，在接受美国CNN电视台采访时明确表示：“中国和美国在渡过这次金融危机的利益上是一致的。”同时，温家宝还特别提出，中国应该帮助美国共渡经济难关。

    反观美国，作为世界经济的超级大国，非但没有为世界经济的复苏承担相应的责任，反而不以为耻地以其超级债务国的身份，胁持世界经济为他服务。即便这样，美国还不满足，为了称霸全世界，以“反恐”为名，四处制造祸端，其所造成的“恐怖”更加恐怖。事实上，真正的“麻烦制造”国、“恐怖主义”国家就是美国自己。除美国之外，欧洲也麻烦不断，其成员国的主权债务危机让欧洲和全世界感到头痛。唯有中国在两次金融危机中，可以独善其身，沿着既定的发展路线继续前行。

    对于中国的贡献，世界是认可的。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就曾说：“中国通过大规模刺激经济和加大贷款力度，为全球经济线路复苏迹象作出了贡献。”作为英国四大私营银行之一的巴克莱银行，对此深有共识，其集团副总裁韦骏贤说，中国政府出台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不仅是中国自身应对金融危机，而且是承担起全球范围的大国责任，对全球其他地区应对金融危机非常重要。德国《商报》也说，中国在金融危机中，行动果断有力，以“令人瞩目的速度”推出经济刺激方案，成为了全球经济“新的牵引”。就连一向唯我独尊的美国，其著名媒体《华尔街日报》也不得不承认：“在华盛顿的政治家们还在对奥巴马的刺激计划是否有助于美国经济摆脱衰退而展开辩论之际，经济学家们已经宣布了这场刺激竞赛的获胜者，那就是中国。”事实的确是这样。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通过有力的运作，快速摆脱了经济在底部运行的态势，并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带动作用；中国在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后，继续购买美国国债，既支持了美国经济，也挽救了世界经济。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世界逐渐产生出这样一个共识：中国和美国是世界经济的“双引擎”。对于世界经济，美国的贡献体现在“消费”上，而中国的贡献体现在“制造”上，两者不可相提并论。此外，对于世界来说，中国有“世界工场”和“巨大市场”这一双重意义。因此，中国的稳定就是对世界的一大贡献，对阻止全球经济下滑有着重要作用。中国经济以超过美国的速度快速在发展，这使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变化，“美国——中国”这一“双引擎”结构，开始向中国这一方倾斜。面对这种趋势，一些“唯权是争”的发达国家自然不能忍受。为了争权夺势，一些发达国家置世界整体利益于不顾，不道德地破坏中国的稳定，大有“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气势。

    反华势力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无风三尺浪”是他们的日常工作，甚至一些靠食人牙“脍”的弱小国家，也随声附和。虽然在金融危机时，反华的声音小了一些；但风声一过，世界经济刚有好转，便噪声再起。这些眼光短浅的国家没有想到，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虽然过去，但阴霾难除，“后危机年代”已经接踵而来。从2008年开始到2009年，全球1000家大银行的总资产减少约15％到20％，全球股市市值下跌30％到40％，全球债市总额下降20％到30％，全球金融衍生品名义值缩水近50％。

    “后危机时代”出现后，世界各国都想走出这种让人难熬的困境。

    但在探索路径时，很多国家既不认同计划经济，又不接受“华盛顿共识”，只能另辟蹊径，寻找“第三条道路”。然而，现存的经济理论已经被钝化，而新的理论还在“梦游”中。世界各国在茫然中，把目光投向中国，在扭扭捏捏、遮遮掩掩中，开始对中国模式给予重视。中国模式的特点是，不完全照搬西方体系，结合中国的实际，构造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体系，并且在这一构造过程中无形地对国际体系做了一次整合。西方的很多经济学专家和政府官员通过分析和考查，认为2009年中国经济能以8．7％的速度增长，应当归功于“中国模式”所发生的功效。

    于是“中国模式”被很多国家认可，纷纷抛弃自由市场体系，并达成“北京共识”。

    “北京共识”的应运而生，葬送了“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的倒塌，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生存出现了问题，现在它只能靠可怜的200亿美元债权来勉强维持运营；WTO也失去了今昔的荣耀，出现了多哈贸易回合谈判破裂的情况。

    世界之所以会出现种种的动荡和不安，是因为美国经济的衰落。“树倒猢狲散”不只是中国的成语，也是世界将要面临的现实。当无利可图的时候，就是曲终人散的时候。唯利是图是资本主义的逻辑。“资本”是不会甘心饿着自己的肚子的，它需要世晃性的饕餮大宴，关键问题是谁做东道主。美国经济没有脱离困境，欧盟的经济因主权债务问题而疾病缠身，何时能恢复还是一个未知数，恐怕没有什么“美食”可餐。看到美国和欧盟都麻烦缠身，各国都避之急急，唯恐惹上一身晦气。这正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昔日门庭若市的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恐怕要门可罗雀了。日本虽然是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但以其现在的政治地位，很难担当东道主的重任。纵观世界，唯有中国才是合格的候选人。

    中国是世界经济的强大“发动机”，在以近每年10％的经济增长率快速发展时，也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有人做过统计分析，如果世界经济增长率是4％，那么中国一个国家就贡献了1％。也就是说，在世界经济增长中，有1／4是中国创造的。对此，美国的《新闻周刊》发表文章说，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己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并拉动德国等西方国家经济走向复苏。而美国经济从2007年开始就出现了负增长，成为了世界经济发展的累赘。2008年9月20日，美国的《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真的有用吗？》的文章。这篇文章认为，由于美国国内消费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金融信贷，金融危机造成的信贷紧缩给美国国内消费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同时这篇文章预言，美国将陷入18个月甚至长达5年的经济衰退期。与美国关系最为紧密的英国，也被惹了一身臊，成为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最大的国家。全球知名投资人乔治·索罗斯说，英国成为华尔街金融地震除美国外“最受伤”的经济体。英国国内的一些舆论也发表评论说，正是美国向国外转嫁了房地产泡沫的风险，才把英国拖下了水。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颓势，中国经济是坚挺的。穆迪公司分析师利奥·瓦克斯认为，中国的金融体系经过五年的改革，即使在全球震荡和国内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仍能保持稳定。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如果世界要“聚餐”的话，唯有中国才能是东道主。

    §§§第四节没有中国，什么事情也无法解决

    当今时代是一个新的“战国”时代，在世界全面“洗牌”中，各国都在竞争中想获得满意的一副牌。而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强国，其露出的獠牙，想把整副的牌都吞到肚中，于是它睁着带着血丝的双眼，虎视着世界。这个昔日反抗殖民压迫的国家，正在孕育着一个新的帝国计划。

    但是，美国在实现这个计划的过程中，中俄两国成为了它的大敌。面对大敌，由于美国的价值已尽，昔日的盟友已经离它而去，美国只能胁持一些弱小国家，形成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新“联盟”。

    但是，就在美国对中国进行围攻的时候，却发现，世界不能没有中国，自己也不能没有中国。中国对美国来说，是最大的贸易伙伴。所以，美国围攻中国只为了驯服中国，而不是要打垮中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只能高举着大棒，吆喝着威吓中国，不敢真的打下去。事实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不希望中国倒下。

    2006年9月，在中国企业联合会和世界财经联合会共同组织的中国企业高峰会上，日本财务省财务副大臣竹本直一说：“（中日）两个国家的合作也包括同印度的合作对我们来讲都极为重要。”同时，他还说：“某种意义上中国的支持才使得日本的经济得以恢复。”印度科技与地球科学部部长西巴尔在会上谈到中印两国之间的贸易时说：“我们现在差不多达到187亿美元的贸易额，今年年底的时候达到200亿，明年中国可能会成为印度的第二个最大的贸易国，差不多可以成为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时西巴尔认为，中印两国应当成为合作伙伴关系，也能够成为伙伴关系。埃及贸工部长瑞查德在会上说：“美国是埃及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但是现在在贸易增长方面，我们同中国的贸易伙伴关系在不断地增长……现在我们肯定更多地要考虑到中国和亚洲，而且考虑到今后在这些市场上我们所占的份额。”在谈到多哈回合谈判失败的问题时，与会的唯一一个欧洲代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拉赫曼说：“我想随着多哈回合的失败，已经看到文明之间的冲突等，这都是我们感到担心的……几个月之前，智利、巴西、阿根廷这些人都在探讨中国的影响，他们认为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且影响不仅对投资、贸易，促进了他们的增长，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影响。”对于多哈回合谈判的原因，拉赫曼质问道：“上个月美国的贸易代表到中国来，指责中国政府说，在多哈会谈中间，中国应该起到更积极的作用，但实际上谁在把多哈的谈判给杀掉了，给阻隔掉了呢？……他们所采用双重的标准，不管是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他们的态度都是发人深省的。”关于对世界承担责任的问题，中国的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说：“日本的经济实际上比中国的经济规模大得多，但是现在中国经济对于世界增长的贡献要比日本大得多，这意味着什么呢？也就是说，中国崛起正在和全球共享这种增长的结果。”

    面对“后危机时代”的困境，在世界各国都在讨论经济问题的时候，美国却在关心自己的军事霸权问题。美国从伊拉克撤军时，世界各国本以为世界从此可以平静下来。大家都想错了。美国在亚洲的黄海和南海又“先发制人”地开始了新一轮的军事刺激。虽然美国是以“朝鲜威胁”为借口来舞剑的，实际上是意指中国。美国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中国没有成为“符合美国利益”的全球责任承担者；而且在世界重要事务的决策上，中国没有听从美国的意旨。为了保住自己在世界上的“一言堂”地位，美国开始遏制中国，进行公开的对抗。美国要与中国斗智力，自觉智商不够；如果直接动武，既没有找到理由，又不敢轻举妄动。于是美国只能在中国的眼前，挥动着手中的剑，在几个“小朋友”的陪衬下，跳起独舞。

    现在世界各国都明白，从中美两国的军事实力对比上看，虽然中国不可能挑战美国军事，但在中国的家门口，美国也不可能打败中国。那为什么美国还要在中国面前耀武扬威呢？它的用意很明白，无非是老调重弹，继续走冷战的道路，封锁中国。那为什么美国要封锁中国呢？这是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上有了分量很重的话语权，而且话语权之重已经影响到美国的霸权。中国是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打垮中国的经济，同样会使美国受重伤；而且中国经济如果出现衰退，世界经济就会雪上加霜。这些不利的后果，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那么美国为什么还要做这种不道德的事呢？这是因为在“虚拟资本主义”时代，一个国家有多少的外汇储备，决定了在世界经济上权利的大小。中国现在持有世界第一大的外汇储备，美国对此耿耿于怀，使它感到自己对世界经济的控制权被中国瓜分了。美国的政治逻辑是：美国的利益高于一切。正是这种霸权逻辑，美国才会自己进行了一千多次核爆炸试验，而不让别国进行核试验；在自己拥有五千多枚核弹头，而要求别的国家不能拥有核武器；自己的军队遍布了全世界，不让别的国家有海外的军事存在；自己对别的国家滥用武力，却大喊别国对自己的威胁，如此等等，其霸权行为数不胜数。但是，美国“廉颇老矣”，国内的经济衰退，使他只能强撑着门面。

    保罗·肯尼迪在其《大国的兴衰》一书中说道：“一个国家行使和保持全球霸权的能力，最终取决于它的生产力。”因此，我们可以说，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实力是要靠经济实力来支撑的。以美国现在的经济状况，根本不能支撑起它称霸并控制世界的野心，一意孤行，最终的结果会使美国衰退到底。

    中国与美国不同。世界需要中国在世界上的存在和地位，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多边的共赢，而不是美国霸权式的单赢。从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开始，中国逐步修改自己国内的法律，与世界接轨，成为国际共同体中最遵纪守法的一员。中国以自己的努力向世界证明自己是“负责任的大国”。正因为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所以法国的《世界报》才会在2008年1月4日发表题为《如果没有中国，我们该怎么办》的文章，承认“中国经济取得的重大成就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活力”，并说“西方应感谢中国”；也才会在2009年全球智库北京峰会上，以“世界金融危机下寻找应对之策”的会题，“问计于中国”。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国的崛起，永远是世界之福。在亚洲，中国通过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合作、东盟与中日韩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与亚洲各国连网，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亚洲环境，促进了亚洲的繁荣。在国际上，中国签署了300多个国际公约，参加了130多个国际组织，并在军备控制、贸易投资等国际机制中扮演重要角色。

    就在中国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而努力的时候，美国在想什么呢？2006年8月3日，在美国“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托马斯·克里斯坦森说：“中国在利用其日益增长的影响之时采取的方式是否会与美国的利益一致……这对美国2l世纪外交是一个利害攸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我们今后几十年看到的将是什么样的世界。”

    与美国政府只关心自己霸权的安全不同，世界各媒体更关心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美国《华尔街日报》认为，中国是世界经济免于陷入“深渊”的一大因素。美国《时代》周刊说：“中国是全世界增长速度最快的主要经济体——对其他所有经济体经济增长都起到了刺激作用。”法国《费加罗报》说：“感谢中国。经济复苏已得到确认并扩散至所有发达国家，这部分要归功于中国经济的活力。”英国《金融时报》认为，中国经济已经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希望源泉之一。墨西哥《至上报》认为，南美国家能否走出危机，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那么，如果世界没有中国的参与将会怎么样呢？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弓l用美国《洛杉矶时报》的一句话来回答：“今天的问题，包括伊朗和朝鲜核问题、气候变化及全球经济复苏等问题，没有中国的参与，很少能成功地解决。”事实上，在现阶段，美国想要使自己的经济繁荣起来，首先要让中国的经济繁荣起来。中国是美国的第一大贸易国，这是美国的无奈。

    §§§第五节对“韬光养晦”的新认识

    在第一章当中，我们讲过“煮酒论英雄”的故事。这个故事并没有结束。刘备有两个结拜兄弟，他们是关羽和张飞。他们对刘备那种“胸无大志”的表现非常不满，于是说：“兄不留心天下大事，而学小人之事，何也？”刘备回答道：“此非二弟所知也。”于是，《三国演义》的作者解释道：“玄德（即刘备——作者注）也防曹操谋害，就下处后园种菜，亲自浇灌，以为韬晦之计。”

    “韬晦”一词原出于《旧唐书·宣宗记》，该书记载道：“历太和会昌朝，愈事韬晦，群居游处，未尝有言。”而“韬光养晦”作为成语出现，始自中国清代的一本小说《荡寇志》。在这本书的第76回中，云威告诫希真时说道：“贤侄休怪老夫说，似你这般人物，不争就此罢休。你此去，须韬光养晦，再看天时。”

    如今的中国，实行的是“韬光养晦”的战略方针。这一战略方针肇始于邓小平的一次讲话。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人分析国际形势时说道：

    “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并说：“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然后邓小平又明确了“三个永远”原则：“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后来，中共中央把邓小平的这一讲话概括为“韬光养晦”。

    此后，美国国防部在2002年首次公布的《中国军力报告》中，对邓小平所提出的“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等战略方针，给予了特别关注。美国把“韬光养晦’懈释为：“hideOUI’capab订ities and bide OUI’time。”中文的意思是：“掩盖自己的能力，等待时机东山再起”。此外，外国的一些书籍或文章将“韬光养晦”译为：

    “hide one’s ability and pretend to weak。”中文的意思是：“隐藏能力，假装弱小。”

    政治上的用语从来都是敏感的。中国政府觉得美国对“韬光养晦”一词的含义误解了，于是开始作了专门的解释。2006年，中国外交学会代表团赴美访问。在访问期间，代表团针对美国政府在《中国军力报告》中对“韬光养晦”的翻译问题进行了特别更正。代表团在作解释的同时，要求美国要重视这一问题，以避免因此引起双方的战略误判，影响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大局。

    到底“韬光养晦”的含义是什么呢？由于政治上的敏感性，使国内外对这一成语的解释出现了混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新世纪汉英大辞典》，将“韬光养晦”翻译为“hide one’s capabilitiesand bide one’s time”。这个英文解释与美国《中国军力报告》中的译法几乎一样。

    为此，2009年9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第6版《辞海》中，增加了“韬光养晦”这一词条。该《辞海》将“韬光养晦”解释为“隐藏才能，不使外露”。此外，该《辞海》还对与此相关的词汇进行了解释，如：“韬”指“弓袋”，并有“掩藏”之意；“韬光”指敛藏光彩，比喻“掩藏声名才华”；“韬晦”指“收敛锋芒，隐藏才能行迹”。

    “韬光养晦”的解释如此繁杂，为了概念的统一，我们对邓小平所说的“韬光养晦”，作政治意义上的定义：不过分炫耀自己，不刺激别人，在认识、修正自己不足的过程中，使自身周正、平衡发展。这一解释与邓小平的思想相一致。在此我们摘引邓小平的一些语录，以作勘正。

    邓小平曾经说过：“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也许是邓小平觉得这些话让人听着软弱，于是他又说：“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不能示弱。

    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是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

    于是，有的学者，对“韬光养晦”一词的“邓小平式”含义进行了灵活化处理，他们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应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和完善。

    从1989年开始，东欧剧变，柏林墙倒塌，一个又一个东欧国家的政权易手。不但东欧发生了变化，中国和苏联也发生了政治风波。在这一形势下，1989年9月，邓小平在与几位中央负责人的讨论中，就如何应对这种国际形势作了讲话。邓小平的这一讲话，被概括成三句话：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邓小平要求中央其他领导人不要急，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我们自己的事。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似乎是不情愿地“被”展现在世界面前，“韬光养晦”成了挡在自己面前的一片树叶，只起到心理上的安慰作用。大概中国认为只要遵守“瓜田李下”的规矩，就能少惹火上身。但事实是，你手里握有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同时又身居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你的一举一动已经开始影响世界了。因此，世界想不看到你也不行，想不关注你也做不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过分自谦，只会引来世界的更多猜疑。

    现在中国的问题是，敢不敢立身于世界强国之林。

    1924年11月28日，孙中山在日本出席神户商业会议所等五团体举行的欢迎会上，作了《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孙中山说：“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讲仁义道德，是由正义公理来感化人：讲功利强权，是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世界上最有生命力的文化，同时，它也是世界古代文化中没有中断过的文化之一。中国文化的魅力，可以将“征服者”征服。因此，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过“军事失败”，但还没有过“文化失败”。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是外国文化所不能理解的。对此，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美国黑人作家蒙特罗说过：“征服中国，好像将一把剑投入海中。其抵抗似乎很小，可是不久以后，钢铁就会生锈，而且被合并了。合并的过程非常彻底，几代之后，就只有哲学家才知道，谁是征服者，谁是被征服者。”

    基于对中国文化这种强势的恐惧，1889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排华”合乎宪法，其理由是：“他们不可能被同化”，中国人与当地居民“格格不入，单独群居，固守其本国生活习惯”。同时，在裁定中，美国最高法院还说，对“东方人入侵”若不加限制，将会构成“对我们的文明的威胁”。

    中国文化具有让人“恐惧”的魔力，这是事实。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的影响在世界的不断蔓延，西方国家惊呼“西方将被东化”、“全球化就是中国化”，并认为世界将在精神和文化上进入“中国时代”。历史总是跟人们开玩笑，而且这次“玩笑”可能要开大了。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叫嚣着要对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进行和平演变，但现在，峰回路转，中国文化也具有了“和平演变”美国的能力，具有了“东化”西方世界的能力，使美国反过来要抗拒中国文化对其的“和平演变”了。但是，中国对美国的“和平演变”，比美国要文明得多。如果美国的文化真的被中国所演变，那将是美国的噩梦。因为，一个没有“文化旗帜”的国家，是不能做世界领袖的。

    世界领袖的国家，必须是世界的精神领袖。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领袖国家，离不开美国过去那种普世的自由精神。这种精神引领了美国的崛起，也影响了世界。而现在的美国，已经没有了这种自由精神。在他们的意识中，“没有永久的敌人和朋友，只有永久的国家利益”。美国的这一思想，并非现在才有，早在18世纪中叶，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就曾说过：“英国永远不会成为我们的朋友，直到我们成为他的主人为止。”

    现在的美国又在对中国重复着这句话。对此，毛泽东也早在1949年8月14日写下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这篇文章，将美国政府的本质彻底看透。

    美国的文化已经完完全全蜕变成霸权文化。为了体现这种文化，在美国的好莱坞大片中，更多的是表现“灾难”、“恐怖”下的“正义”。我们从这些大片中可以看出，美国的危机感已经达到了“杯弓蛇影”、“精神分裂”的程度，任何国家都不会成为他的朋友。

    在美国的这种疯癫的状态下，21世纪的中国，其大战略的首要问题就是对美国不要再抱有幻想。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们认为，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后，不能再坚持“韬光养晦”这一国策。

    美国有一句格言：“没有一个伟大的敌人，便没有伟大的美国。”美国需要敌人。为了利益的需要，美国的枪口可以对准任何一个国家。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因此，美国将枪口对准中国，那是早晚的事情。我们要勇敢地面对美国的敌视，以证明美国没有低看中国。

    俄国著名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说过：“真正伟大的民族永远不屑于在人类当中扮演一个次要角色，甚至也不屑于扮演头等角色，而一定要扮演独一无二的角色。”当今世界已经是唯利是图的世界，它会毫不犹豫地以大国、强国是从。中国经济占据了世界经济第二大国的位置，面对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关注，我们要昂起头，让中国引领世界。

    §§§第六节中国这个“睡狮”醒来了

    1949年9月2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式上，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种“站起来”，是不受屈辱、不受压迫的站立，是中国人民精神和人格的站立。中国把所有不平等条约通通撕得粉碎，拒绝任何国家对中国主权的染指，并以无坚不摧之气，击退了外来势力对中国的所有挑战。

    改革开放后，中国进行了全面的政治、经济改革，经过30年的“韬光养晦”，又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身份，实现了中国的第二次站立。但是，30年的“韬光养晦”让中国变得“阴柔”起来；而曾经向中国低头的美国却“阳刚”得血脉贲张，到处喊着要“反恐”。

    美国并不怕中国的经济崛起，就像他们不怕德国、日本的崛起一样。

    这是因为德国和日本都是对美国屈服的国家，美国怕的是中国在世界政治上的崛起。基于这种恐惧，美国及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极尽诽谤和贬损之能事，其激烈程度远比冷战时更加严重。

    为了孤立中国，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大造“中国威胁论”；美国更是为了摧毁中国的精神和意志，亮剑于黄海和南海，并准备与越南合作，更加贴身地向中国耀武。

    在中国，有些学者说：“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瓦解了，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增强了。”此言论是典型的教条主义，虽然在逻辑三段论上没有问题，但悖论于事实。事实是，苏联的解体，是美国全球主导权衰弱的开始。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过去由于苏联及华约的存在，使那些曾经掌控世界的欧洲列强惊恐万分，不得不低声下气地依靠美国的庇护，美国借势建立起主导地位。苏联的解体，解除了西欧各国的后顾之忧，解放了这些国家，他们可以放心大胆了。欧盟的成立以及欧洲快速反应部队的出现，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所以说，苏联的解体，打乱了世界的“应力”平衡，造成世界政治上的“大地震”，世界秩序在这场“大地震”中变得支离破碎。美国，这个现今的唯一超级大国，已经不能控制世界了。

    在过去，美国称霸世界，其费用是靠它的盟友们“埋单”；而现在，再没有人愿意当这个冤大头了。于是本来经济就不景气的美国，只能咬着牙，向别国“借钱”来维持自己的霸权。但是，美国现在的霸权与过去有本质上的不同。美国过去的霸权，使它能主导世界；而现在的霸权，让美国众叛亲离。“孤独求败”的美国现在憋得——那是相当的难受。

    据有关方面的估测，美国为了泄一泄膨胀得要爆炸的“阳气”，在伊拉克战争中花费的总预算大约为3万亿美元。即使是这么高的军费，还是让美国军方感到捉襟见肘。

    由于经济上的原因，美国无力同时对付他认为的两个“邪恶轴心国”——伊朗和朝鲜，只能从伊拉克撤军，转战朝鲜。除此之外，美国为了控制全世界，在国外建立了800多个军事基础，为维持这些基地的存在，美国每年要花费相当可观的银子。

    由于长期的高额军费开支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美国的赤字不断上涨，穆迪公司于2008年向美国发出警告，建议美国立即削减开支，否则在未来10年，美国将失去3A信用评级。如果美国的信用等级降低，其结果是——美国举债更为艰难。

    反观中国。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占据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

    虽然中国的经济规模还远远不及美国，但中国清心寡欲，在“韬光养晦”中，逍遥自在地穿梭于世界经济领域。美国本应学习拿破仑，让中国这个“雄狮”继续沉睡，但他正相反，偏要刺激这个沉睡的“雄狮”。“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句真理性的名言，恐怕要永远正确了。中国如果真的拿起“枪杆”，美国会后悔的。其实美国后悔过。在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停战协议签订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曾捶胸顿足地说过：“我们卷入了一个错误的地方，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敌人进行一场错误的战争。”此后，美国旧习不改，又在越南发动战争，最后又后悔了。于是，尼克松跑到中国来，与中国政府握手言和。现在美国又在旧戏重演，亮剑于南海、黄海。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国家，这种文明带有一种母性的善良。这种“母性的善良”从中国文化中的“国家”一词中就可以看出来。

    “国家”是一个中国独有的词汇。“国家”一词是指中国所特有的“大国”与“小家”的命运共同体，代表了中国大家庭这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传统文化。因此，中国一直追求人性化的家庭式的政权。但是，这个追求在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总是千回百转地难以实现，直到1949年才出现实现的曙光，有了“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景观。

    追求美好，是世界的公理。

    但是，在全球化的“丛林法则”下，“美好”的日子真的很难过。究其原因，是因为“美好”不愿意有“獠牙”，所以经常被“食肉”动物所吞食。中国现在被裹挟进“丛林游戏”中，不能自拔。中国要想实现美好的愿景，就必须长出一口既善良又锋利的“獠牙”。只能在中国长出“獠牙”后，才能无所顾忌地在世界上站起来。毛泽东早谙其理，所以才说“原子弹，一万年也要搞出来”；陈毅才会说“就是把裤子当掉，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

    面对美国的威胁，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在许多媒体都在重温毛泽东时代的阳刚之气。在多年的“韬光养晦”后，虽然我们的军事装备比以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如果没有凝聚力的话，中国就会有“内忧外患”之忧。

    重建中国人民的凝聚力，无非是两条路线。其中一条路线，就是在人民当中切实建立崇高的“主义”理想。第二条路就是，切实、全面地实现“三个代表”的思想，使百姓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真正地联系在一些，只有这样才能“三军用命，视死如归”。

    提到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的关系问题，就不能不涉及中国的GDP问题。说到GDP，又不能不提“高GDP”下的隐患问题。现在中国的GDP居世界第二位，其实这并不足为奇。回顾中国的历史，有学者说，清朝时，中国的GDP是世界第一，其实早在宋朝时，中国的GDP就已经是世界第一了。

    司马光在《训简示康》中描写宋朝时期“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

    宋真宗的时候，宰相王旦说过，在开封城里的商人中，家产超过10万贯的比比皆是，超过百万贯的也不少见。但是，宋朝虽然经济发达富足，但那只是少数人的“蛋糕”。到宋徽宗时，由于官商不分或官商勾结，使社会底层的百姓受到层层盘剥，两极分化严重，“机巧多技，大兴土木，穷极淫乐，天变民怨”是对当时的写照。宋徽宗没完没了的“花石纲”、蔡京等高官要职们的“生辰纲”等，早就惹得民怨载道，于是出现了水泊梁山的造反和方腊的起义。由于宋朝的腐败，使它在面对蒙古族人入侵的时候，举国上下“兵不用勇，官不效命”，最终国破家亡。而蒙古族人和大宋相比，虽然穷得叮当响，但他们中的每个人都知道，这场战争是为自己谋利益，自然百倍地勇猛于宋人。

    在本节中，说了许多的军事问题，也就是强权的问题，主要是想说明富国不一定就是强国，而强国也不一定就是富国。只要穷兵黩武的帝国主义国家还存在，中国的国防就要建设得固若金汤；面对外国的挑衅，我们就要有勇气进行反击。只有这样，我们中国才不会像其他国家那样，匍匐在美国的脚下，无气节地活着。我们要有毛泽东那种“大不了我们就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的决心和骨气，让世界为中国的勇气而感叹。

    §§§第七节中国的志向不仅仅是做亚洲的盟主

    中国虽然没有完全在世界上站起来，但他的影响已经遍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以中国现在这种气势如虹的发展速度，将来成为国际俱乐部的重要一员，已经不是猜测，而是必然。现在的问题是，中国能不能成为世界的盟主。

    中国要想成为世界的盟主，就必须先做亚洲的盟主。因为任何一个世界级的盟主，都必须是他所在地区的盟主，没有地区的支持，就不会有领导世界的能力。这就像一个国家的政治一样，一个人要想竞选总统，就必须加入一个党派，借助党派的力量，他才有可能竞选成功。一个人当选总统后，也要在党派的支持下，才有可能顺利地履行总统的使命。如果只是作为一个自由人来竞选总统，是很难成功的；即使竞选成功，当选总统后，没有党派的支持，其倒台也是必然的。再比如，当年中国重返联合国，并不是靠自己一国之力，而是靠“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

    亚洲现在有三个半大国，即中国、日本、印度和俄罗斯。由于俄罗斯横跨欧亚两大洲，并一直认为自己属于欧洲，所以身份未定，只能算亚洲中的半个国家。中国、日本和印度则血统纯正，是地地道道的亚洲国家。

    日本虽然血统纯正，但自视清高，不愿意与其他亚洲国家为伍。所以，在亚洲，真正能争夺盟主地位的只能是中印两国。中印两国都是亚洲文化的灵魂国家，在东亚所有国家的文化血脉中，都有中印两国文化的基因。尤其是印度，其文化保持着高度的独立性，基本上是“原生态”；即使是中国这个和印度一样的文明古国，在其文化中也流着印度佛教文化的血液。

    文化的融合并没有带来国家间的融洽，在利益纷争中，亚洲国家之间的关系曾经有过非常紧张的时期。同时，亚洲国家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遇强不屈，从不服输；除非是和平相处，否则将一战到底。从这一点上来说，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就显得非常的没有骨气了。在美国，士兵的投降不被看做是耻辱，而在亚洲则是一件永远让人抬不起头的事。

    正是亚洲人的这种性格，使越南这样的小国，为了自身利益也敢挑战中国。随着东盟扩大到10国，阿拉伯国家联盟扩大到22国，亚洲形成了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四足鼎立的格局，保持了相当稳定的局面。阿拉伯国家在亚洲的地位非常的特殊，虽然身处亚洲，但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非常生疏，仿佛是“井水”与“河水”的关系，所以阿盟与亚洲其他国家及组织很少发生关系。此外，还有一个蒙古国，在亚洲沉默得仿佛不存在。所以，在亚洲，东南亚自为一体，由中国、印度和东盟三足鼎立。

    中国目前的状况仍处在韬光养晦之中，没有明言要做亚洲盟主；而印度则摆出一付欲做世界超强大国的姿态。由于印度对历史上中国给予的“创伤”始终不能忘怀，所以坚持以中国为敌，因此也受到美俄及西方国方的欢心。印度从俄美法三国大量购进武器，加快了向超级大国行进的步伐。如果印度真的向中国发动战争，那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俄美法三国武器的试验场。印度也许可以成为超级强国，但以他现在的思想意识形态，不要说做世界盟主了，连做亚洲盟主都不可能。

    盟主与霸主不同。盟主是联盟的领袖，联盟是由各结盟方缔约而成的，盟主要对联盟国家的经济发展承担领导责任；而霸主是以暴力的手段，让某一区域的国家臣服，然后对这些国家进行掠夺，它不对受压迫的国家承担任何责任。因此，要想做亚洲的盟主，就要对亚洲经济的繁荣有所帮助，有所贡献。因此，以印度现在的经济结构和实力，不可能担当这个重任。放眼亚洲，只有中国才有这个实力，引领亚洲的经济繁荣。

    以中国现在的经济总量和规模，让亚洲经济繁荣起来，那是轻而易举的事，而且中国也愿意为此作出自己的贡献。但中国的志向，绝不仅限于做亚洲的盟主，他的志愿应当更多、更高，为世界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事实上，中国已经为世界经济复苏作出了贡献。目前，世界经济增长中的1／4是由中国创造的，这就是中国对世界经济作出贡献的有力证据。

    做世界的盟主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盟主首先要有支持他的“团队”，也就要有自己的“主场”。中国是一个自由国家，没有参加亚洲的任何联盟，这大大影响了他在世界上的地位。如果一个强国不代表任何国家集团的利益，他只能是强国，而不可能成为盟主。中国要想成为世界的领袖，就要先成为亚洲的盟主，也就是说，中国必须要加入到亚洲地区的一个联盟中去。但是，以中国这样的大国，要加入任何一个亚洲联盟，都是困难的。亚洲各小国，在过去都曾受过西方列强的欺压，因此他们才会同病相怜地团结到一起，共同抵御强权的侵害。面对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国的善意，他们自然要心有忌惮，拒而远之。虽然如此，亚洲国家还是必须扩大合作，寻找一个有实力领导他们走向繁荣的领袖，否则他们都将处境艰难。中国要想加入到这些联盟中，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要在亚洲各联盟中建立起信任；二要先行与这些联盟进行有效的合作。中国正在做这些方面的工作。如果中国实现不了这两个目标，那么，将来的世界将成为一个由欧洲、美洲构成的两极世界，亚洲将被边缘化。如果亚洲国家之间的矛盾不能得到切实的解决，那么这些矛盾就足以葬送亚洲的未来。万幸的是，亚洲有中国，中国有能力保证亚洲不会被边缘化，关键的问题就是亚洲的其他国家能不能接受中国。

    除了上述问题外，中国要成为亚洲的盟主，还要解决一个重大问题，这就是与印度之间关系的改善。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矛盾，有些类似于德国和法国之间曾经发生的矛盾。德国与法国之间过去是势不两立的死敌，其积怨始自拿破仑时期，后经普法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积怨越来越深。普法战争，即德法战争，是普鲁士为了统一德国，同时也是为了与法国争夺欧洲大陆霸权而爆发的战争。这场战争是由法国发动起来的，最后却以普鲁士获胜并建立德意志帝国而告终。普鲁士首相俾斯麦为了防止法国报复，采取结盟政策，围堵法国。后来，由于发生了萨拉热窝事件，德国向俄国、法国宣战，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经过四年多的交战，最后以德国求和而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虽然德国占领了法国，但最后结果仍以德国的无条件投降而结束。法国和德国霸权之争，造成了两败俱伤，其国际地位都大大降低。为此，法德两国痛定思痛，法国总统戴高乐说：“总有那么一天，在德国人民和法国人民之间有可能达成一种直接的、实际的协议……将来会不会有一个欧洲，就要看日耳曼人和高卢人之间会不会直接达成协议”。1958年9月，戴高乐与西德总理阿登纳举行会谈。这次会谈成为法德和解的开端。1963年1月，法德双方签订了《法德合作条约》，至此，法德关系实现了完全和解。反观中印之间的积怨，主要是边界划分的争执而引起，并由此于1962年6月发生了军事冲突。在军事冲突中，中国一直控制冲突的规模，不让这场军事冲突演变成战争，所以才适可而止，在得胜后自动回到战前的边界线一侧。印度对自己被中国所战败之事一直耿耿于怀，认为这是天大的耻辱，所以一直积极备战，想着与中国再战，以挽回脸面。

    冤冤相报何时了？中国充分理解印度的心态，一直主动与印度商谈如何和平解决两国的边界问题。2009年8月，中印两国签署了《中印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宣言》。在宣言中，中印两国都表示“从两国关系大局的政治角度出发，探讨解决边界问题的框架”。中印之间的积怨比之法德之间的积怨要轻得多，只要双方都本着和平的心愿，完全有可能解决矛盾，再续中印两国传统的友好关系。

    如果中印的关系解决了，亚洲的稳定就有了保证。只有这样，中国才可以专心于亚洲的经济事务，主导亚洲经济走向繁荣。如果亚洲在中国的主导下，实现了经济繁荣，亚洲就会用一个声音面对世界，那么中国就能以亚洲盟主的身份挺进世界，去争夺世界盟主的地位，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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