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多故事。

    很久以前，小镇上就传说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煤河上，飘来一条小船。小船在河头岸边抛了锚，走下一位瞎眼老爷爷和一个小女孩儿。他们是说书艺人，是来小镇说书卖艺的。小女孩儿领着瞎眼爷爷登上了河头镇。繁华的小镇是“冒险家的乐园”，对这一双寒酸的父女表示出异常的冷漠。在富贵街那片豪华区，没有他们说唱的场所，只得在贫民区里演唱，又换不回几个钱，连饭都吃不上。真是屋漏偏遭连阴雨，瞎眼爷爷病了，愁得小姑娘光哭。街上一些好心人帮小姑娘把瞎眼爷爷送到仁慈医院。谁知仁慈医院并不仁慈，他们见瞎眼爷爷掏不出钱来，就一脚把父女俩踢出门外。瞎眼爷爷倒在利华车行旁的垃圾堆边上，就要死去了。

    他在弥留之际，吃力地从怀里掏出一个写满密密麻麻古文的黄手绢，塞进小姑娘的手里，断断续续地说：“孩子，你把它留在身边，等到大年三十的那一天，你要是缺啥，就跟它要。它会给你的……会给你的。”说完，瞎眼爷爷就咽气了。小姑娘接过黄手绢，悲恸欲绝。从此，她就带着黄手绢沿街乞讨，等待大年三十那天。可是，她一个无依无靠的女孩子家，怎能等到那一天呢？还没进腊月门儿，她就象丹麦作家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中的可怜孩子那样的遭遇。她孤零零地躺在街头的雪地上，冻饿所致，已奄奄。

    息。她红肿的小手紧紧地抓着怀里的黄手绢，虔诚地祈请黄手绢显灵。但刚进腊月，离三十还远呢。她等不及了，就要死去。这时，煤河东岸有一个以卖烤白薯为生的王百发笔汉，他的儿子小白薯正在雪地里玩耍。小白薯一下发现了小姑娘，就惊讶地问：“小姐，你咋躺在这里呀？为啥不联家呀？”小姑娘在冥冥中听见有人呼喊，就吃力地缓缓睁开眼说，“我……我……没……有……家。我冷……我饿……”

    小白薯见小姑娘可怜的样子，就弯腰扶起小女孩：“小姐，你冻坏了吧？上我家暖暖身子去吧。”小女孩向他投来感激的目光。小白薯吃力地背上小女孩，踉踉跄跄地回到了家里。他把来龙去脉一说，他妈就火了：“快，快把这个要饭花子扔出去！你不怕脏了咱家的炕上？”小白薯的妈妈外号叫“母蝎子”，在家里说话没人敢不听，唯有小白薯敢顶两句：“妈，咱留下她吧。她没柏家，她多可怜呀！”“母蝎子”恼怒了，一把夺过儿子背上的小女孩，抱出屋，丢在门外。小女孩儿用力支着身子爬起来，泪流满面地朝煤河码头走去，可是没走多远，就跌倒在了雪地里，再也爬不起来了。小白薯借门缝儿看见了这一切，就从锅台上抓起两块冒着热气的烤白薯，趁“母蝎子”不注意，溜出家门，跑到了小女孩跟前。他从怀里掏出两块热腾腾的白薯，说：“小姐，你吃，你吃吧。”小女孩感激地望了小白薯一眼，小巧的嘴巴张了几张，没说出话来，但泪珠儿从小姑娘的眼窝里已流了下来。小白薯把热腾腾的烤白薯塞到小姑娘嘴里。小姑娘肚里咕咕直叫，伸出小手抓住两块白薯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吃完了，小姑娘抓住小白薯的手，说：“小哥哥，你的心眼儿真好！”她说着从兜里掏出爷爷给她的黄手绢，说；“这个给你，你记住……你要缺啥……就在大年三十那天跟它要。它会给你的！”小白薯惊讶地摇头。“你留着吧，我不要。”小姑娘使劲儿将手绢塞进小白薯的手里，吃力地说。

    “我……恐怕……活……不到……三十啦。”小白薯这才接过了黄手绢。第二天早晨，小白薯发现小姑娘就冻死在广合园酒店的墙角下。小白薯很伤心，就叫上几个小伙伴，把小姑娘抬走，埋在了林子里。小白薯为纪念小姑娘，把黄手绢小心翼翼地珍藏起来，但他并不相信黄手绢会是宝物。过年那天，他忽然想起小姑娘说的话，就找出黄手绢试着喊；“黄手绢，真好看，给我来碗白米饭！”话音儿刚落，他眼瞅着黄手绢就鼓了起来，掀开一看，果然是一碗白花花的大米饭。小白薯惊讶，兴奋地又喊。“黄手绢，真叫棒，给我来一栋大楼房！”话刚说完，小白薯发现自己已置身在豪华漂亮的小楼里了，马上就富起来了。可就在这时，小白薯他妈，妈“母蝎子”却头痛得“哎哟哎哟”直撞墙。小白薯他爸爸请来多少医生也治不好。小白薯眼珠一转，又对着黄手绢，叫道：“黄手绢，你真俏，快把我妈病治好。”结果，越叫，他妈的头越痛。后来，一位算命先生说，只要把他家的财产和小楼献给穷人，“母蝎子”的头就不痛了。小白薯这么做了，“母蝎子”才平安无事了。等他妈“母蝎子”死后，小白薯又对着黄手绢叫，他又什么都有了。从此便过上了美满幸福的生活。刘玉清从小就听老年人讲这神奇的故事。在他幼小的心灵里，虽然还弄不清楚这故事的全部含义，但他很希望自己成为那个小白薯，为人行善，奉献一生，但不图索取，只有这样，生活的才幸福，才有意义。他长大以后，不知是不是因为受了这个美好的民间故事的影响，反正他打心眼里是乐于帮助别人，愿意为人民做奉献的。不是么，1986年初，刘玉清把本应属于自己的22万元，全部献给了集体。这不是一件随意、偶然的举动，更不是他一阵心血来潮，也不是他怀有什么某种想法。给了集体，即是把巨款献给了七街父老，他这才心安理得。似乎只有这样，他才能保住他心中那片圣洁的绿地。然而，“奉献”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有许多失落感，也有许多新发现。酸甜苦辣，样样俱全，它可以使人们对中国农民既能创造财富，却又被金钱所困扰的思想过程和变化，进行一次深深地反思……1984年的正月，一个不寻常的夜晚。

    七街大队正在召开支委会。由于停电，屋内点燃一支蜡烛。如豆的烛光在人们眼里跳荡着无数希望的光斑。烟雾缭绕的空间，把那一张张本来熟悉、亲切的面孔隔开，显得自些模糊而陌生。会议即将开始时，会场的气氛才热烈起来。

    会议由村长王文汉主持。支书张启也参予组织。县公证处和镇的有关领导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决定锅炉附件厂的命运问题——商讨锅炉附件厂如何实行承包方案。当时，社会上正流行着实行“承包”，小镇也自然被这种改革的风潮吹了起来。承包与不承包，是有一个加强责任感和调动积极性的问题；这对于大多数企业的经济发展，是一个有力的措施。其实，刘玉清并不十分关注这种形式上的变化。承包不承包，他都是一样的干。基于形势所迫，县公证处又来人找到村长，大势所趋，包就包吧。大家在一起，七嘴八舌，对锅炉附件厂的承包基数进行议论。最后决定，承包期为2年，1984年上缴集体利润4万元，1985年上缴集体利润6万元。这个基数，对于仪有20万固定资产的锅炉附件厂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村长问刘玉清：

    “这个数目，你敢不敢承包？”

    “敢！”刘玉清爽快地说。

    旁边有些好心人提醒他：

    “玉清啊，基数不低呀！你咋连一句可以回旋的条件也，不提？”

    刘玉清说：

    “我对承包这样看。现在全国实行承包，我并不反对，这可以提高积极性和责任感。可对于我刘玉清，包与不包，我同样那么干！既然大伙操持今天的承包，我没意见。关于这个基数，就目前工厂现状来讲，也有实不低。但是，为集体多挣钱，就是我刘玉清的初衷，是我刘玉清的心愿。所以，我不提任何条件，只有拼命地大干。只要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完成这个指标，我是有信心的！”在场的人频频点头，又都惊疑不止。也有人为他捏着一把汗。

    “那么，就签合同吧。”村长说。刘玉清点头。“我将我的私人财产全部抵押上。如果赔了，由我刘玉清担着！”“如果超过指标，剩余部分就归承包人。”支书张启说。

    刘玉清毫不犹豫地签了合同。他签合同的笔是很轻的，可签合同人的心却是很重的。从这时起，他觉得自己肩上又多了一种压力，又多了一种紧迫感。他暗暗发誓：一定要成功。他看中的是事业本身的广阔前途，是七街两千多口子人的重托和信任。他根本没有去想完成指标后自己所应得的那一笔钱。是辉煌的事业在诱惑着他，鼓舞着他，那笔钱对他并没有什么诱惑力，况且那笔钱眼下还是一个渺茫的未知数。他只有去拼命地干，别无退路，也别无选择。

    艰苦创业的两年，眨眼间过去了。

    这两年，他流了大汗，操碎了心。

    这两年，他将自己的一套经营管理方法，用于这个村办小厂，得出了一个令人欣慰的结论：乡镇企业与乡镇企业并不都一样，他们的小小锅炉附件厂是有着臼己独特的精神和独特的力量的，甚至可以说，他们流下那汗水的颜色都是特殊的。他手下的农民汉予是一个个特别能战斗的闯将和精兵。刘玉清真诚地感激他们。也正因为如此，到1985年底统计时，这个厂实实在在地盈利了32万元。除去两年应上缴村里的利润10万元之外，刘玉清本人名正言顺地应得22万元。

    22万元！22万元！小厂一下骚动了。多少双焦灼、嫉妒和企盼的眼睛汇聚成一个焦点，那就是刘玉清与22万元。社会上的，厂里的以及家里的诘问和探询把他包围了。社会上的舆论，刘玉清可以抛到脑后，厂里和家中来的压力，他可不能不思考。掏心里话，刘玉清觉得这笔钱该归他，可他压根儿又没想拿这笔饯。可人们并不理解他，并不相信他。钱，钱，谁能跟钱有仇呢？工厂里一时间闹开了锅。工人们再也干不下活计去了，他们在傅贵权等人的鼓动下，闹闹嚷嚷；“厂长吃肉，咱们也得喝点汤吧！”“这笔钱虽然应该归他刘玉清，可他也不能太黑心喽，那是大伙儿给他惆车，拼命干出来的！”

    “如果他刘玉清不给大伙分分，那咱就给他磨洋工，泡汤，看他有啥办法！”七嘴八舌，众说纷纭。

    这些话，传到刘玉清的耳朵里，心情很沉重。他把一腔血都泼厂里了，他把跟他创业的工人看成是自己的亲兄弟，怎么就因为这些臭钱，一下子把他们之间的美好感情给吹散了，冲淡了，甚至成了过去那种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关系？

    这是为什么？仅仅是因为钱吗？钱，钱，他们赚了钱，本该是件高兴的事，可反倒弄出一大堆误解和烦恼。钱，真他娘的不是好东西！就连跟他同舟共济的傅贵权二叔，也领头闹，跟他过不去，这不能不让他心灰意冷。他一连几天，都在思索着这个问题。小小锅炉附件厂才刚刚起步，象一个开始学步的婴儿，这样闹下去，如何不断成长壮大，又怎能成为国家栋梁之才！小厂也一样，将来还要成为大厂，成为小镇的支柱企业。怎么刚一见“亮儿”，就变得眼红不认人了呢？

    这时候，刘玉清也耳闻目睹了一些情况，有的乡镇企业，建厂时向国家贷款，赚了钱就吃净分光，到头来，还欠银行的一大笔饥荒。企业干不下去时，就丢给国家一堆破烂，然后说出一大堆客观理由，国家拿农民老百姓又有啥法儿？刘玉清从心眼里瞧不起这样的乡镇企业，这哪里是为国为民，纯粹是借改革开放之机给自己捞钱，到头来吃亏的还是国家！这不是给中国农民脸上抹黑吗？当初，我们农民种地，不光考虑只为填饱自己的肚子，必须想着国家，今天干企业也一样，集体和国家的利益应该高于一切。“不管社会上是什么潮流，我刘玉清就是不能随波逐流，不能丢农民的脸，不能让子孙后代骂咱是贪心汉！我不要这笔钱，也不能让我手下的工人沾上金钱的铜臭，而丧失创业者的骨气！”刘玉清这样想着。可在那个时候，有谁能注意到在这小镇的一隅，还有这样一副铮铮铁骨，还有这样一颗跳动着忧患和内省的中国农民的心呢？他的忧患，追求，骨气，后来都被实践所证实，是分辨乡镇企业家所走道路正有与否的一面镜子。刘玉清以自己的身心，感觉和理性，来重新反省，认识什么叫社会主义的企业魂？什么叫伟大中国的民族心？很快，刘玉清就召集了一次全厂职工大会。不管人们惊疑也罢，痛苦也罢，失望也罢，赞赏也罢，他要当众亮出他真正的观点，用自己的心灵去召回即将失散的改革之魂。会上，他激昂地说。

    “同志们，跟我同甘苦，共患难的哥们儿弟兄们，我今天很激动，也很难受。本来，到年底啦，我们盈利了，可以共庆胜利。谁知，我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不说，大伙也都明白。是这22万块钱，搅乱了我们的心！”

    会场里鸦雀无声。

    刘玉清深情地望着前后左右的工人们，那语调里充满了诚挚的焦急。他又说！“本来，我们的心不应该乱，这22万与你们有关系，又没关系。说它与你们有关系，是指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说它与你们没关系，是指大伙已经得到了应获的劳动报酬。在这里，我要重申两个问题……”

    人们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刘玉清。

    “第一，我刘玉清承包锅炉附件厂，是经过七街支委会讨论决定的，并由法律部门，县公证处正式公证生效的，我是名正言顺的承包人。我这里有合同和公证书，请大伙传阅一下，第二，我不是形式上的承包，而是实实在在的承包，成功与风险共存，弄不好我刘玉清就得倾家荡产！我把我的全部家当都做了抵押。这里有帐本，你们也可以看一看……我的家当都是白纸黑字写在上面……”

    人们不好意思地接过合同和帐本过目。工人们传阅着，心里在猜测着刘厂长公布此举的用意。刘玉清似乎看出了工人们的心思，等大家传阅完毕，他又把声音提高了八度，说。

    “我早就听说了，有人喊，厂长吃肉，我们得喝汤。似乎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我不这样看。你们说我为吃肉，未免把我看得太低啦！我现在郑重地宣布，我不吃肉！那么，你们也最好别喝这碗汤！我们还得积攒资金发展企业！实话说，我刘玉清面对22万块钱，压根儿就没动过心。有人会说，你刘玉清别唱高调儿。我就是唱高调儿！你们可以监督我嘛；22万，我分文不取，这并不是说我刘玉清的形象多么高大，想证明我是个大英雄。不，我也是人，也得食人间烟火，没钱无法生活。可我现在有生活来源了，不吃糠咽菜了，有房住、有衣穿了，也就可以啦！人呐，不可太贪！大家试想一下，如果我刘玉清想自己发大财，自己当大富翁，当初我何必带着七千多块钱的家当投奔集体呢？那我自己干，不也是成功与风险共存么！”刘玉清顿了一顿，又接着说。“简单的道理，大伙想想也就明白啦！现在，我们的小厂还刚刚起步。我们如果把钱分了，那只是短见的做法，欢喜了少数人，从长远看，对七街集体事业不利。再说，我们厂不能停留在现有的基础上，还要发展壮大。当前的经济竞争十分激烈，干企业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即便不退，维持现状，同行前进了，我们也就被无情地淘汰了。到了那天，我们各自就得背起行李各奔东西，洒泪而别了，那对得起七街父老吗？我们又有何脸面见人？所以，我们不能象过去生产队那样，分光吃净，我们要留有充足的资金扩大再生产！那将来受益的，还不是我们大家吗？还不是七街的父老吗？我出差时，常对外地朋友讲，我们锅炉附件厂的工人最能吃苦，最通情达理！是天下最好的工人！”说到这儿，刘玉清激动地涨红了脸，眼眶也湿润了。“哗……哗！”全场掌声骤起。

    人们这才看清了一颗正直、坦诚和坚持真理的心。他，原来看错了自己的厂长，他们现在为有这样的一个厂长而激动，而自豪。有这样一个一心为厂的好厂长，他们的事业，何愁不兴旺？何愁不发达？

    散会后，刘玉清找傅贵权谈心。傅贵权是七街人，已近60岁，是刘玉清敬重的长辈。老人家在锅炉附件厂创业中做出了很大贡献，一直是刘玉清的好助手。可这次，在金钱面前，老人家惶惑了，茫然了，以至在工人中间做了许多刁、利于团结奋进的事。刘玉清把他叫来，是为了帮老人家解开心中的疙瘩。赵玉清严峻起来，语调凌厉地说：

    “二叔，这些年你老帮我在厂里做了大量工作，我应该感激你呀！”

    傅贵权怔了一下，支吾道。

    “我……我……没……干啥。”“那就不对啦！全厂工人心里都有一本帐。”刘玉清看了他一眼，涉入正题：“这些天来，你可做得小对呀！你老对我或对这笔钱有什么看法或建议，可以直接找我说嘛！在工人中间乱呛呛，这好吗？”

    傅贵权的脸腾地红了，额头的青筋直跳。

    刘玉清接着说。“我只是一名预备党员，你老是一名老党员啦，你老的党龄比我年龄都长呢！做为党员，我们又在一起干党的事业，就应该互相帮助，同舟共济呀！当初，我把你老请来！是我相信你，可你也应该相信我呀！有啥事儿，我们不能共同商量呢？”

    “唉……”傅贵权长叹一口气。

    “换一层说，你老又是我入党介绍人。我做的不对，就批评，我做对了，你老就应该支持我呀！”刘玉清观察着傅贵权的表情，说，“我对22万元的处理，你老看对不对昵？”

    傅贵权“呼”地站起身，说。“对！对！我敢说一句不对吗？”说完，推开门，走了。刘玉清看出他还有情绪。不久，傅贵权提出离开工厂的要求。刘玉清考虑他年岁已大，也就答应了，但他常去老人家里去看望。老人家回到家里，想为儿子操持着买辆汽车。他要从银行里贷款。贷款前，银行让他找担保单位。他愁得唉声叹气。后来，傅贵权想起了刘玉清，但由于以前的“不快”，他又担心刘玉清不给面子。他想来想去，没办法，只好找刘玉清。他支支吾吾地说：

    “玉清啊，二叔遇到了难处，只好来求你帮忙啊！”“只要我能帮得上，你老尽管说！”刘玉清爽快地说，傅贵权沉默了片刻，说。

    “我为儿子买辆车跑买卖，银行贷款得找个担保单位，二叔没别的路子，只好来求你呀！”

    刘玉清想了想，说。

    “二叔，说实在的，厂里现在七事八事很多，而且厂量也从没为哪个人担保过。从为集体着想的角度看，这个保我不该担。可话又说回来，你老为厂也做过贡献，你老非要我担保，我就破破例，担！不然，你老又该说我刘玉清心里装着小九九……”

    “咳，你说哪儿去啦？”傅贵权脸红一阵白一阵。

    “那，我就担吧。”刘玉清嘴角的笑意凝滞了。“好。玉清你真是宽宏大量，菩萨心肠啊！”傅贵权感激地说。到了1985年，傅贵权为儿子买的汽车，奔波了一年，不仅没赚钱，而且还赔了。银行贷款日期已到，多次找他催还贷款。傅贵权愁得团团转，上吊自尽的心事都想过。刘玉清见此状，主动找傅贵权，把压在他手里的旧汽车变卖了，才还上了贷款。傅贵权感动得落了泪。一天，他来到刘玉清家，愧疚地说：“玉清啊，今天我跟你谈谈心哪！”

    “欢迎，欢迎……”刘玉清笑道。

    傅贵权坐下来，拘谨地说。

    “玉清啊，二叔去年在厂里干的事儿，对不住你呀！我老糊涂了，不是人干的事儿啊！现在，我才真正认清了你的为人呀！过去，我有情绪，不服你，现在我服啦！这会儿，我觉得你是条汉子，有为有志，肝胆相照哇！往后，你就看二叔的吧，再也不能干对不起你的事儿啦！你有用的着我的地界儿，我就是豁出我这把老骨头去，也没二话呀！”他说话时，深深的眼窝里泪汪汪的。

    刘玉清说。“事过去啦，就别想它啦！我总觉得我刘玉清应该对得起当年跟我创业的老少爷儿们……”

    闻此，傅贵权深深地感动了。

    与此同时，关于22万元归属的风波，在刘玉清的家庭里也掀起一场波澜。尽管刘玉清家里是富足了，可22万元对于这个小小家庭来说，委实是个不小的数目呀。谁能怕钱多？

    谁跟钱有意见呢？况且，眼下的好政策使他们劳动致富了，可谁敢肯定将来的政策永久不变？谁敢肯定他们老刘家的后代在七街土地上永不沉落？任何荣耀和夸奖都是过眼烟云，唯有金钱是永恒的，这是刘玉清妻子，姐姐和弟弟等人的一种观念。这种思想是大有人在的，并不奇怪。本来，这笔钱是天经地义地该属于刘玉清所有。他们认为，该得的分文不让，不该得的丝毫不取。所以，刘玉清回到家里，妻子就劝说：

    “玉清啊，人家都说你是傻蛋！22万扔到厂里，谁知你的情啊？”

    刘玉清说：“那你说咋办？”

    “应该归你，你就要，又不是去偷，去抢！”妻子埋怨说。

    刘玉清瞪了妻子一眼，说：“我不能要。从理儿上讲，这笔钱是该归我，可我真的装兜里，厂里人、村里人会怎么看我？帮助七街父老脱脱虱子袄，不是一句空话了吗？往后厂里工作还咋干？唉……这钱说啥咱也不能要！”

    “你思想先进，谁又知道哇？你不要，还有人说，刘玉清那小子是尖头儿，家里不定趁多少万呢！弄个好名声，省得人嫉恨，也省得人算计！”妻子唠叨着说。

    刘玉清摆摆手，说：“别人爱说啥说啥，我干我的事！”

    以德性，装大尾巴狼！“妻子又怒又怨。刘玉清的姐姐、弟弟们也来劝说他。劝说他不要千曩傻”事。对待这件事，刘玉清的父母却毫不犹豫地支持了他。饱经风霜、历尽苦难的二位老人，在昔日那漫长而又悲酸的岁月里，磨砺出了坚韧的骨气，那颗被生活中斑斑锈泥裹住的心变得越发高尚、深沉。他们的理智大于情感。他们对党和集体有着一种永不衰萎的坚贞的情感。他们的心目中，永远存有父老乡亲。当儿媳妇找他们告刘玉清的状时，老人家就亮明了自己的观点，并语重心长地说。

    “从表面上看，从咱们家庭的角度肴，玉清是做了一件傻事！一件蠢事！可我们要从他的事业上和七街这个集体来看，玉清做得是对的！”儿妇急了：“你老怎么还这么说？玉清这不是胡来么！”父亲刘宗英说：

    “玉清不是胡来。他虽然没跟我商量，但我理解他，他是怕我们拦他！说实话，我不会阻拦他的！我们都不应该责备他……他做的对。他虽然失去了22万，可换回来了许多比金钱更珍贵的东西，那就是人格！也为我们老刘家争了光！”

    儿媳妇头不语，不再争辩了。她没想到，她足来说服父亲去劝阻刘玉清的，可没想到父子在金钱问题上竟是不谋而合。真是血脉相连，父子相随呢！刘宗英见儿媳不再言语，就接着说：“玉清自有玉清的想法。人过日子不能没钱，钱多了也是个累赘。常言说，人活名儿，鸟儿活声儿，趁那么多钱，谁死了还能带了去？”

    儿媳点点头，站起身来要走。“只当没这回事儿，就别埋怨玉清啦！他一天在厂里累得够呛，回家就……”婆婆说。

    “嗯。”儿媳对此还是通情达理的。从此，小家庭里的每一位成员，思想境界都好似提高了一节。他们悟出，从某种意义上讲，金钱是助长人们过分享受的奢侈品，钱多了，也就自觉不自觉地消磨人的斗志。因此，金钱孕育不出希望的硕果，只有不衰的信念和追求，才能品味出人生奋斗和家庭和睦的乐趣。刘玉清的家，这个安谧和睦的小巢，每时每刻都在繁衍着幸福。他的两个孩子，也是那么理解自己的父亲。他们说。“爸爸，我们长大也要长自己的本事，不能依赖父母生活。”刘玉清和妻子都宽慰地笑了，两个孩子也笑了。他们是这样笑眯眯地对着大干世界，对着两个可能造福人间的天使就在工厂里、家庭中引起风波的同时，在七街的领导层也曾出现了一次不小的骚动。面对着这种骚动和风波，刘玉清所抱的态度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是极其独特的。他不想要钱，但他要理儿，他要印证一下法律在农村经济改革中的作用和效力。当时，在七街领导层中，也围绕着那22万元的归属问题，产生过一场激烈的斗争。斗争激烈到什么程度，只要对那：欠的支委会进行一次扫描就一目了然。这是一次不寻常的支委会，但与那次决定刘玉清承包时的会议气氛可不一样，镇长和书记也来了。会前，人们坐在一起抽闷烟儿，谁也不说话。从表面看，很平静，但这寂静中却孕育着一团炽烈的火，并在炙烤着每一个人的心。引发这把火的燃料就是那22万元的归属问题。屋内烟雾腾腾，干咳声此起彼伏。屋内人的眼睛都好象有点充血，不知是灯光映照的，还是心火烧灼的。刘玉清坐在屋的一隅，望一眼曾经是那么熟悉的面孔，此时却显得那么陌生、迷惘和深不可测。人们对他也似乎失去了往日那种亲昵和温煦，相互之间的感情好象一下被拉开了一大段距离。这是为什么？是物质富裕所引来的人情淡漠？还是金钱在人们头脑中所产生的离间作用？他也一时说不清楚。唉，金钱呐，一时一刻谁也离不开它，但它也真的不是什么好东西！刘玉清心里这样暗暗咒骂着。

    过了好大一会儿，人员到齐之后才开始开会。会议由副书记李俊生主持。他说：“今天，把大家召集在一起，就是要讨论一下刘玉清同志承包锅炉附件厂所得奖金的处理问题。这是日前在七街震动最大的一件事，请大伙来议一下，这22万元到底应如何分配？大伙发发言吧！”会场出现暂时的宁静。很快，这种孕育风暴的宁静就被打破了。有人高声说：

    “依我看，这笔钱应该归集体！现在办厂，当然是厂长出的力大，但厂长得一些奖金也就可以啦！如果都归个人，恐怕就不妥啦！如果没有党的好政策，刘玉清就是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挣这么多钱！”“是，是这个理儿——”有人附和着。

    也有人说出一些与这个观点相似的话。

    刘玉清再也坐不住了，急头胀脑地说：“我不同意刚才大伙的发言。当初，订承包指标时，大家也都在场。我是与队里签了合同的，而且经过了公证。我这是真正的承包，是拿私人财产做抵押的承包！今天所有这么大的盈利，是我个人担的风险，而不是集体。合同上白纸黑字明明写着，两年内上缴10万元，余下的归承包者。请问！我是不是承包者？”

    “当然是你承包。”“既然我是名正畜顺的承包者，也就理应名正言顺地拿这笔钱！如果不兑现，那么合同是什么东西？还顶不顶用？国家法律部门的公证处还有没有威力？咱领导还讲不讲信誉？”刘玉清如同放连珠炮似地说。

    刘玉清的话音刚落，支部书记张启就发言了。“我说说我个人关于这件事的看法。刚才大伙的意见我分析了一下，玉清的发言给我震动很大。我做为七街基层党组织的负责人，感到心情很沉重。这的有是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给我们这些做领导的带来的一个新问题，也是向我们发起的一次挑战！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草率从事，要认真对待它。处理这类问题，我们虽然没有经验，但我们有党的现行政策和良心。依我看，这笔钱应该归刘玉清同志。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刘玉清同志担着那样大的风险承包的锅炉附件厂，而且当时有台同书和公证人。他在承包期间，把一腔热血都泼到厂里啦，加上他的管理有方，才盈利啦！当然不能排除工人的奋战和党的好政策所起的积极作用。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当初别人怎么就不敢承包呢？如果别人承包，也许就完不成这么多的利润！”“当初指标就订低啦！”有人插了一句。

    张启又说：“订低，订高，是当时背景下大伙订的，而不是哪个人或是刘玉清本人订的。现在可不是议论指标高低问题的时候。如果能看出这步棋来，当初干啥去啦？当初咋不提出来呢？我们不要看人家拿了这么多的钱就眼红，现在党不是提倡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嘛！现在，人家真的拿钱了，我们眼红合适吗？如果不兑现，我们不是失信于民吗？”

    “谁眼红啦？你这样说不对！”

    “你是不是在这里头得了啥好处？怎么这么向着他？”“你是不是背地里也分一股啊？”

    “准是刘玉清给你又开了一份工资吧！”

    于是人们七嘴八舌地向张启展开进攻。李俊生跟王文汉说了几句之后，王文汉就挥了挥手，喊道：

    “算啦算啦，今天的会就先开到这儿。明晚上再接着开！”

    第二天晚上，会场上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刘玉清把合同，帐本和公证附件都拿了出来。张启让每一位支部委员传看着，并且说：“大家想想，到底是权大，还是法大？如果我们不主持公道，今后谁还敢为七街集体事业拉套？谁还相信我们？”在场的人冷静下来，陷入一种无可奈何的沉思。过了好长时间，村长王文汉说。

    “张启书记说的在理儿。我们不能让承包人太寒心，玉清这两年是不易哩！不过，如果这笔钱全给他，影响又太大。我看，来个折中的办法咋样？给他10万，那12万归集体。”“暖，这也是个办法……”

    又有人使劲嘬了一下牙花子，说：

    “10万，妈呀！10万也够多的！”

    “那你说给他多少？”

    “5万吧，5万也够意思啦！”刘玉清今晚静静地听着，什么话也没说。他好象一下子深沉了起来，宛如超脱了尘世，象外星人，从遥远的天际观看着人间的活剧表演。等大伙儿把话说得差不多了，他霍地站起身来，勉强地苦笑一下，郑重地说。

    “大伙儿把话说完了吧？现在，我就问领导一句话！就一句。”“说吧！”王文汉说。

    “这笔钱究竟该归谁？”刘玉清瞪圆了眼睛。

    张启和王文汉同声说：

    “按合同，当然该归你呀！”“好。问应了就行啦！有这句话，我刘玉清就满足啦！”刘玉清顿了顿，又大声地说。“我现在郑重宣布，这笔钱全部献给集体，我刘玉清分文不取！”

    屋里人一下惊呆了。人们哑口无言。

    过了好一会儿，有人问。“此话当真？”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我刘玉清从来都是说话算数的！说不要，就不要！其实，我心里早已这么决定啦！我就是要试试领导公正不公正，法律起不起作用！我争的就是这个理儿！”

    人们愕然了。有人过意不去了，连声劝说。

    “唁，玉清，你就留5万吧，你就留5万吧！”

    刘玉清打架似地吼道。

    “就别啰嗦啦！我就是一分不要！”

    于是大伙儿都快慰地笑了，刘玉清也跟着“嘿嘿”地笑了，人们的愧疚和不安，在谅解和感激的微笑中得到溶化，可心里的酸甜苦辣一下都卡在嗓眼儿里，咽又咽不下，吐又吐不出。刘玉清走出会议室，在回家的路上，把目光伸向了高远的夜空。他感到一股巨大而神圣的责任感又压在肩上，目光也和脚步一样，变得更加坚定和不可逆转了……夜空苍茫如碧。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真正认识了刘玉清。他也许就是小镇流传故事中的小白薯的替身。但他是现实生活中的英雄，而不是幻觉中虚无飘缈的神话。他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22万元他一分也没取。有人说，他早把人民币捞足了。

    这种猜疑仅仅是一些传闻。当人们看见刘玉清的老母亲仍然辛辛苦苦地喂着一头猪，养着一群鸡，老人家把精心喂养的猪卖掉，才换回几百元钱的时候，有人不禁问他母亲！“您的儿子22万元钱都不要啦，那么趁钱，你老还养啥猪？他不，许给你点钱吗？”老人家欣慰而凄苦地摇摇头说，“你这是说哪儿去啦？我这6个儿子，每人一个月给我10块钱，小六子多些，给20元！他能趁多少钱？他是闹得凶，家里空啊！”人们不免费解地怔住了。难道刘玉清真是没有多少钱吗？他是给人摆样子，还是另有想法？猜测终归是猜测，当我们走进这个普通人的心灵深处时，才能看清他对奉献与索取的真实态度。刘玉清的妻子，也象普通农家妇女一样的料理家务，一样的上班工作，一样的用劳动的血汗去换取微簿的工资。别人后来问她。“你们玉清，把22万都捐给集体啦，你就那么不心疼？要是把那笔钱存银行，你整天坐在家里吃利息都吃不尽，用不完哪！”她回答说。“说实在的，22万元钱留在家里是好，可那又太招风啦！我开始也不同意玉清的做法，可他坚持非捐不可，我后来也就答应啦！两口子过日子，因为钱打得不可开交，也没意思，伤了感情更不好。说到底，还是人值钱，钱不值钱！谁死啦还能带了去？够吃够用就行啦？俗话说，知足者常乐嘛！”她的话语朴实而又崇高。不管人们如何议论，刘玉清都在清醒地走着自己认准的路。他要借助人间的纯洁感情和高尚品德来洗涤社会上的污垢，清除社会上一时流行的贪婪，自私和阴暗心理。尽管他个人的能力还是那么微弱，但他象一株小革，象一片雨雾，愿给社会带来一片绿意，愿给人间带来一丝温暖，愿把奉献的种子撒向江河湖海，撒向苍茫大地……不管你理解不理解，不管你对我怎么说，我就是我。刘玉清这样想。

    的有，刘玉清就是这样的性格。他创建的锅炉附件厂也象他一样，坚持走自己的路，不随波逐流。刘玉清在1986年就曾用陈毅的诗来当作自己的座右铭：“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清，待到雪化时。”他和厂里的职工们就是那挺拔的青松。1986年，正是全园经济大上的那一年，也是改革最热烈的那一年，同时也是经济分配混乱的那一个时期。有些地方，乱发奖金，有些地方承包一年就腰缠万贯，也有的地方私设“小金库”，变相私分。这股逆流，搅乱了一些人的心态。有些人甚至从没思索一下是对是错，就迫不及待地将大把大把的钱装进腰包。甚至有些经过党多年培养教育的人的心中，几分钟之前还是纯净、晶莹的一汪湖水，顷刻间就被搅成了一片浑浊的世界。当然，丰南县锅炉附件厂的职工们，并没有生活在真空里，他们也耳闻目睹了这迷乱的经济世界。他们也困惑，也费解，也在探询着。然而，他们却不入流，他们没有拿到很高的奖金。是他们没有大的盈利吗？是他们不敢多发奖金吗？都不是。他们没有把眼光只盯在钱上，而是正在发展着的集体事业诱惑着他们，鼓舞着他们。1986年，是锅炉附件厂大战告捷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他们仅有80多名职工的小厂，就创造了52万8千元的利润，而且厂里没欠一点贷款和外债。他们不论发多少奖金，谁也说不出什么话来，那都是名正言顺的，因为血汗流到那儿了。可是，他们的年终奖却低得可怜。车间主任以上的干部最多的发到120元，一般工人每人才发30元，这些钱还买不上一条好烟和一瓶好酒呢。刘玉清也觉得太少。但是，他说：“钱少精神不能垮，我一定要试试，没有金钱的刺激，工人会不会垮下去？会不会丢了我们这个小厂的精神！”他的试验结果表明，金钱并不是万能的，如果不讲人的拼搏精神，只顾奖金加码，那将是恶性循环，最后必然毁了事业。

    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持久的和伟大的。他们的历史已证明，了这一点。

    也许人们还记得，锅炉附件厂在这年年底举行的那次大会餐吧。既是会餐会，又是总结会，也是联欢会。花有限的钱，把工人聚到一起，乐一乐，工人之间、干部之间和干部与工人之间一年来的误解、隔阂和不快，大都在这叮当作响的碰杯声里溶解了，飘散了。

    在会餐总结会上，刘玉清激动地说。

    “今天大家聚在一起，乐呵乐呵！我看大伙情绪很好，心里才踏实一些。大伙儿跟我刘玉清干了一年，却没得多少钱。你们不骂我，我就知足啦！在今天，我真诚地感谢大家！”人们静静地看着他。

    “84，85这两年，我们连续战胜了金钱对我们心灵的侵蚀，也抵制，平息了有关奖金问题的风波。这期间，我们厂里曾流传过一个不正有的口号。‘厂长吃肉，工人喝汤’！我想，这个口号应该改一改啦。我们应该提出一个振作精神的新口号……”刘玉清兴奋地说。

    “啥口号？”有人问。

    “这个口号我琢磨几天啦。后来我跟张启书记和张璐商量了一下。我们的这个口号就是‘小厂精神，大厂风度’！”刘玉清说。

    “厂长，这话怎讲？”有人马上就追问。

    刘玉清眼睛一亮，说：

    “我们的‘小厂精神’就是艰苦创业、团结奉献，我们的‘大厂风度’就是向那些国营大厂的科学技术学习，得上规模，上水平……现在，社会上大喊，时间就是金钱。但我总觉得，有个时间紧迫感是对的，但对金钱不能太贪！一个，人活着只顾自己，那叫啥人呢？别人不提倡奉献，我佻提！”

    “好，厂长说得好！”有人喊道。

    台下掌声雷动。工人们豪迈地笑了。会餐后，工人们把桌子一收起来，联欢会又开始了。有的说笑，有的唱歌，有的跳舞。这里不仅仅有锅炉附件，不仅仅有钢条和焊光，而且也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尽管这个世界很小很小，但在当时很显眼，是一个独特的世界。有人喊刘玉清跳舞。他频频摆手说。“我不会跳。对不起，你们跳吧！”工人们喊，“不行，不行！不跳，就唱，要么就出个节目！”

    刘玉清说。“那我就再说几句话吧！我再说一遍，我们锅炉附件厂的工人是天下最好的工人！别人做不到的，我们，做到啦！我们就是雪天里的青松。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工人们的情绪非常高涨。有人吼道：

    “厂长，我们要在新的一年里翻一番，再上一个新台阶！”

    “谢谢，我真诚地感谢你们！”刘玉清望着一张张坦诚，热情的而孔，激动得热泪横流。

    晚会这时已达到高潮。散会后，刘玉清也同车间主任一样，领上了120元钱回家。他见到妻子，就掏出这120元钱，说。“这就是我全年的奖金。你信吗？”

    “我信。你小子是能干出这种‘损’事来的！”妻子说着，瞪了他一眼。刘玉清心中梗梗的，忽然浮起一阵惆怅。

    他说。

    “眼看就要过年啦！厂里工人才发了30块钱，象翟向东、肖佐林、王顺和王占稳等几个工人，家庭条件太差，恐怕连年都过不去的！我看……”

    “别啰嗦，我知道你葫芦里卖的是啥药！”妻子爽直地说。

    刘玉清问：“你说是啥？”

    “把奖金给他们分分呗！”

    “分这点钱可不够，你再找点来吧！”

    妻子会意地点点头。然后，他们夫妻走出家门，分别去了翟向东，肖佐林，王顺和王占稳等几家贫困户。有的家放下20元，有的家放下50元。工人们被深深地感动了。在肖佐林的家里，他久病的老父亲，紧紧地抓住刘玉清的手，老沮纵横地说：

    “六子，这叫我们咋感谢你呀？”

    “这没啥。你老好好养病吧！”刘玉清说。

    从肖佐林家出来，他们又去了王占稳家。他们掏出钱时，王占稳呜呜地哭了。他永远不会忘记一年前的那一幕。

    那年春天，一场狂风暴雨把他家的破旧简易房上的油毡给吹掉了。刘玉清从这里路过，亲自爬上房去把油毡压好。当他走进这四壁漏风，阴森潮湿的房子时，心里感到一阵窒息和震动。炕上还躺着王占稳久病的岳母和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小女儿，刘玉清心里陡生悲酸。他说：“你们的日子也太难了呀！嫂子也到工厂里来上班吧！”王占稳的妻子受宠若惊：“你真的要我们？”刘玉清说。“你们也是七街的人呐。有我碗里的，就有你们嘴里的！”王占稳又哆嗦着说：

    “她可是窝窝囊囊的废物人哪！去厂里还不是给你添累赘？”刘玉清郑重地说：“我刘玉清喜欢精明强于的能人进厂出大力，可我也不能光找这样的人！我建厂赚钱的目的就是让七街人过上好日子，理应帮助你们哪！”王占稳的妻子第二天就上班了。尽管他们有工资，可仍旧贫困。刘玉清现在的到来，真让王占稳过意不去了，他不会说啥道理，只有用男子汉的眼泪来表示他此刻的感情了。刘玉清说：

    “占稳，过年啦！高高兴兴的！往后的日子会一年比一年好起来！”王占稳的妻子也点头垂泪。她说。

    “厂长，你是我们家的恩人呐！”

    刘玉清憨憨一笑，说。

    “别这样说，可别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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