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品酒圣
上上品可谓“酒圣”。李白《月下独酌》诗云：“所以知酒圣，酒酣心自开。”用酒来向时世抗争，来缓解自己在政治和精神重压下的痛苦与压抑，达到一种“已闻清比圣，复道浊如贤。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是酒中趣，勿为醒者传”的心理状态和精神境界。正是在这种境界中，李白才发为奇语，歌为绝唱，进行了辉煌的创作，为民族留下了珠光璀璨的伟大诗作。这种凭酒力返本还真，充分实现自我，创造非凡业绩的酒人是当之无愧的“酒圣”。酒使李白实现了自我，“天生我才必有用”，成就了伟大的业绩；酒又帮助他超越了自我，成了中华学人不阿权贵，率直坦荡，成名立业的楷模，成了民族历史上士子文人的自况形象。正如史论所称：“李白嗜酒不拘小节，然沉酣中所撰文章未尝错误，而与不醉之人相对议事皆不出太白所见。时人号为‘醉圣’。”陶潜人，也堪称酒中圣人。历史上有许多可以列为酒圣的文学圣手、思想哲人，他们饮酒不迷性，酒不违德，相反更见情操之伟岸、品格之清隽，更助事业之成就。
——李白——
李白诗风雄奇豪放，想像丰富，富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对后世影响很大。
李白一生嗜酒，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极其传神地描绘了李白：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这四句诗，一写出酒与诗的密切关系，二写出同市井平民的亲近，三写出藐视帝王的尊严。因此，人民群众很喜欢李白，称他为“诗仙”“酒仙”。为了称颂和怀念这位伟大的诗人，古时的酒店里，都挂着“太白遗风”“太白世家”的招牌，此风流传到近代。
李白的酒瘾是很大的。在给妻子的《寄内》诗中说：“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在《襄阳行》诗中说：“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在《将进酒》诗中说：“会须一饮三百杯。”这些数字虽不免有夸张之嫌，但李白的嗜酒成性却也是事实。
李白为何经常喝醉酒呢？其中一个原因是借酒浇愁。
天宝元年，李白来到长安，由吴筠、贺知章等人推荐，很快得到了唐玄宗的赏识，任为供奉翰林，为皇帝草拟文诰诏令之类的文件。李白利用与玄宗接近的机会，曾申述过对国家大事的看法，对不合理现象，也谏劝过。但此时的玄宗深居宫中，沉溺声色。他只是把李白看做满足自己享乐的御用文人。因而李白的不受重用，乃至赐金放还在所难免了。
李白被逐出长安后，郁郁而不得志，于是满腔激愤借酒来倾吐。他在《行路难·其一》中说：“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意思是说，酒和菜的价格是昂贵的，但我吃不下去，只好放下了酒杯和筷子。想渡黄河但冰封流阻，要登太行却积雪满山。看看四周都是岔路，我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呢？诗人以行路的艰难比喻世路的险阻，倾吐出不被重用的愤慨之情。
既然矛盾得不到解决，于是他和友人日日饮酒，一醉方休。但饮酒消解不了他的愁怀。在他所写的《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一诗中说：“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关于李白喝酒的传说很多。说李白客居任城时，与孔巢父等五人相识，他们一起在徂徕山中每天饮酒沉醉，被世人称为“竹溪六逸”。
又说李白任供奉翰林时，经常醉卧在酒店里。天子爱其才，召他进宫作诗。李白醉醺醺地来到宫中，叫杨国忠磨墨，高力士脱靴。高力士怀恨在心，用李白写的诗挑拨杨贵妃，杨贵妃进谗言，玄宗才疏远了李白。
又说李白酒醉泛舟在采石矶附近的江面上，见水中月影而捉之，遂溺死，等等。
——陶渊明——
陶渊明，江西九江人，是东晋时代的大诗人。
他少年时候，就有高尚的志趣。他曾经写了一篇《五柳先生传》。说这五柳先生不知是何许人，也不知道他的姓名，因住宅旁边种有五棵柳树，故称作五柳先生。他不图名利，不慕虚荣，就是特别喜欢喝酒，可是由于家贫，不能常常买酒喝。亲戚朋友知道了，时常请他喝酒。他一去，总是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回到破旧的住屋里，读书写文，生活过得安乐自在。写五柳先生，就是写他自己，是他本人生活的实录。
陶渊明曾担任江州祭酒、彭泽令等小官职。彭泽令，是他仕途生活中的最后一任官职。这在萧统的《陶渊明传》中叙述得最为详细。
《传》中说他由于生活所迫，不得不去当彭泽县令。他一到任，就令部下种糯米，糯米可以作酒。所以他说：“我常常酒醉，就心满意足了！”他的妻子坚持要种大米，于是将二顷五十亩田种糯米，五十亩田种大米。
到了年底，那官派督邮来见他，县吏就叫他穿好衣冠迎接。他叹息说：“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当天就解去官职，写了一篇《归去来辞》。
其实，陶渊明辞官归隐的真实思想，不仅于此。在《归园田居》诗里，就讲得十分明白。他说，他十三年中，几度出仕，深受羁缚；这次坚决脱离官场，归隐田园，就像笼中鸟飞回大自然一样，感到无比自由和愉快。家乡的草屋、田地、树木、炊烟，乃至鸡鸣、犬吠，都是那么的亲切、可爱。作者的这种心情，正反映了他对黑暗官场的憎恶和对大自然的热爱。
陶渊明有《饮酒》诗20首，都是酒后所题。他在序里说：“我闲居在家，缺少欢乐，再加上近来日短夜长，遇到好酒，每晚都饮。一个人饮酒，很快就醉了。等到酒醒之后，就题诗自娱，这不过是单纯为了欢笑罢了。”
他有时一个人独饮，更多的是和乡亲父老对饮，从中取得某些安慰和乐趣。更重要的是在饮酒中，可抒发自己不愿和腐朽的统治集团同流合污的心愿。这就是萧统所说的“寄酒为迹”。
关于陶渊明喝酒的传说很多。如说他每逢酒熟时，就取下头上的葛巾过滤酒，过滤完毕，仍把葛巾戴在头上。又如渊明所居的栗里，有块大石，渊明喝醉了，就躺在石上，故名醉石。再如九江境内有渊明埋藏的酒。有个农夫凿石到底，发现一只石盒，石盒内有个铜器，有盖，是扁平的酒壶。将盖揭开，壶内都是酒。壶旁边刻着十六个字：语山花，切莫开，待予春酒熟，烦更抱琴来。大家怀疑这酒不能喝，就都倒在地上。结果是酒香满地，经月不灭。
以上这些都是传闻，不足为据，但也可从另一侧面，反映陶渊明是一位嗜酒成癖的伟大诗人。
酒仙
上中品谓“酒仙”、“酒逸”辈。“酒仙”是虽饮多而不失礼度，不迷本性，为潇洒倜傥的酒人。杜甫《饮中八仙歌》云：“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
——张旭——
张旭，字伯高，吴（今江苏苏州附近）人，是唐代著名书法家。在书法上，尤擅长于草书。他的草书连绵回绕，起伏跌宕。所谓“张妙于肥”，是说他的草书线条厚实饱满，极尽提按顿挫之妙。唐大文学家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对他的草书艺术推崇备至。他的草书和李白的诗歌、裴曰文的剑舞，被时人称为“三绝”。
张旭喜欢喝酒，每次大醉后，号呼狂走，索笔挥洒，变化无穷，若有神助，时人号为“张颠”。据李肇《国史补》说，张旭每次饮酒后就写草书，写时，挥笔大叫，把头浸在墨汁里，用头发书写。他的“发书”飘逸奇妙，异趣横生，连他自己酒醒之后也大为惊奇，这恐怕有夸张之嫌。
张旭嗜酒成性，而且往往在醉后书写，草体字也写得尽善尽美，这是事实。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说：“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笔如云烟。”
“三杯”是指喝酒，并非实指“喝了三杯酒”。“脱帽”句，是描绘他在书写时的狂态。“挥毫”句是形容他的草体字之精妙。
张旭死后，大家都很怀念他。如杜甫入蜀后，见张旭的遗墨，伤感万分，写了一首《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诗中曰：“斯人已云亡，草圣秘难得。及兹烦见示，满目一凄恻。”高适在《醉后赠张旭》一诗中说：“兴来书自圣，醉后语犹颠。”李颀在《赠张旭》一诗中说：“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酒素壁，挥笔如流星。”可见大家对张旭的敬爱之深。
酒贤
上下品谓“酒贤”、“酒董”辈。
孔子云：“唯酒无量不及乱。”这应当是酒贤的规范。喜饮有节，虽偶至醉亦不越度，谈吐举止中节合规，犹然儒雅绅士、谦谦君子风度。此谓有“酒德”，是深得酒中三味——“酒中趣”者。东坡居士、公安袁中郎（1568～1610）辈虽“不胜杯杓而长夜兴勃勃者”，当属此类。苏舜钦（1008～1048）“少慷慨有大志”，“在苏州买水石作沧浪亭，益读书，时发愤懑于歌诗，其体豪放，往往惊人。善草书，每酣酒落笔，争为人所传。”其实许多酒人也都精于品酒，而作为酒人的标准，则更重在酒事的修养和风度。
——苏轼——
苏轼出生于一个饮酒世家，祖父、父亲均嗜酒，而他则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对人说：“我每天要饮酒作乐，倘若没有酒喝，就会疾病缠身。”
他爱酒、饮酒、造酒、赞酒，在他的诗、词、赋、散文中，都仿佛飘散着美酒的芳香。如“还来一醉西湖雨，不见跳珠十五年”（《与莫同年雨中饮湖上》），“醉醒醒醉，凭君会滋味，浓斟琥珀香浮蚁”（《醉落魄·咏醉》），“酒勿嫌浊，人当取醉”（《浊醪有妙理赋》）等等。
苏轼虽然好饮酒，但酒量并不大。他自己说：“我饮酒终日，不超过五杯。天下不能饮酒的，不在我的下面。我喜欢欣赏别人饮酒，看到别人举起酒杯，慢慢地喝，我的心胸就广阔无比，似乎也尝到了酒醉的味道。这种味道比饮者本人还强烈。我闲居时，每天都有客人来，客人来了，就得设酒招待。天下好饮酒的，也不在我的上面，常说人生最快乐的是身无病，心无忧。我确实能做到。”（《书东皋子传后》）苏轼在《东坡志林》里还说：“吾兄子明饮酒不过三蕉叶（形似蕉叶的浅酒杯），吾少时，望见酒盏而醉，今亦能三蕉叶矣。”
与中国的大多数文人一样，苏轼的饮酒，也往往是借酒浇愁，以酒来自我解脱。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七月，御史台官吏皇甫遵，奉命从汴京赶到湖州衙门，当场逮捕苏轼。罪名是苏轼的一些诗文“讥讽朝廷”、“指斥皇上”。就这样，苏轼在监狱里被关押了130天，这就是闻名于世的“乌台诗案”。后幸得张方平、范镇等人营救，才释放出狱，贬职于黄州。到了黄州后，他心如止水，把贵贱、毁誉、得失，乃至生死都置之度外。他在黄州所写的诗词中，差不多都有一个“酒”字，这说明在旷达的外衣下，仍掩盖了他借酒浇愁的苦闷心情。最有代表性的是《前赤壁赋》。赋中写他与客人泛舟游于赤壁之下，在船上，他们一面饮酒，一面歌唱，一面欣赏江上的美景，似乎十分欢乐。继而写客人吹箫，其声凄厉，气氛陡然从乐转悲。再接写对历史人物的怀念，抒发了对人生短促渺小的感叹。最后写主人的劝慰，阐发了“变”与“不变”的哲理。于是客人转悲为喜，一起畅饮酣睡，直到天明。在赋中，苏轼企图以旷达来摆脱对现实的苦闷，但实际上是摆脱不了的。这和陶渊明、欧阳修、李白等人，以酒解愁，寄情山水的心态完全一样。
苏轼不仅会喝酒，而且会酿酒。有人称他为“酿酒专家”。他在黄州酿蜜酒，用少量蜂蜜掺以蒸面，发酵，以米和米饭为主料做成米酒。在定州酿过松酒，这种酒甜中带点苦味。在广东惠州，酿过桂酒，用生姜、肉桂做配料酿成，这种酒，温中利肝，轻身健骨，养神发色，常服可延年益寿。苏轼称这种酒是天神的甘露。
在海南酿“真一酒”。“真一酒”是上等好酒，用白面、糯米、清水三物酿成，呈玉色，酒性温和，饮之可解渴而不易醉，与王附马所酿的“碧玉香”完全一样。苏轼特为此酒写过《真一酒歌》和《真一酒诗》，说此酒是“天造之药”，特点是“和面庄”。所以取名为“真一”是因为作者“自酿”、“自取”，与诗中的“人间真一东坡老”相合。
——曹参——
曹参是西汉著名的贤相，在随刘邦南征北战中，屡立战功，功勋卓著。汉初封为平阳侯，萧何死后，调到朝中为丞相，主管国政。
曹参嗜酒成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他白天饮酒，夜晚饮酒，常常喝得酩酊大醉。那些公卿大夫以下的官吏和宾客看见他日日饮酒，不理政事，很为焦虑，都想来劝说他。
可是这些人一来，他就摆开酒席，请他们喝酒，一直喝到酒醉离去为止，他们没有机会向曹参劝说。
曹参的后园紧靠官吏的宿舍，住在宿舍里的官吏们整日饮酒，并伴以歌唱和叫喊，闹得不亦乐乎。曹参的随从官对此十分恼火，却又无可奈何。
有一次，随从官请曹参到后园游玩，好让他听到官吏们的醉歌，加以处置。可是曹参听了，不但不加以制止，反而叫手下也摆开宴席，痛饮歌呼，和官吏们相应和。
曹参终日酒醉，不理朝政的行为使惠帝也大为不满。
有一天，惠帝对曹参的儿子曹说：“你私下问问你的父亲：‘高帝刚刚去世，我又很年轻，你作为相国，整天饮酒，如何能忧虑国家大事呢？’”曹回家后对父亲说了，哪知曹参一怒之下，打了曹二百大板，并且说：“赶快进宫侍奉皇帝去，天下大事不是你应当说的。”
事后惠帝责备曹参：“你为什么要打曹？那是我让他劝说你的。”曹参慌忙脱帽谢罪说：“请陛下考虑一下，关于圣明英武，陛下能比得上高帝吗？”惠帝说：“我怎么敢和先帝相比呀！”曹参又说：“陛下看我的才能及得上萧何吗？”惠帝说：“你好像不及他。”曹参说：“讲得好！高帝和萧何平定了天下，制定了明确的法令，只要我们遵循这些法令去做就行了，这不是很好吗？”惠帝说：“说得对。”
后来文学家杨雄说：“萧也规，曹也随。”“萧规曹随”的成语，就是从这个典故中来的。
司马迁在《曹相国世家》一文的最后评语是：相国曹参的战功之所以如此之多，是因为他和淮阴侯韩信在一起。韩信死后，封赏列侯的，只有曹参。曹参担任相国，主张清静无为，这合乎道家的学说。百姓脱离了秦朝的酷政以后，很想能休养生息，曹参的主张正好迎合老百姓的需要，所以天下人都称颂赞美他。
由此可见，曹参自己饮酒，也让别人饮酒，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实现他的“清静无为”的主张，让老百姓过一段太平日子，这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中品酒痴
中上品当指“酒痴”。此辈人沉湎于酒而迷失性灵，沉沦自戕，达到痴迷的地步。
——王绩——
王绩，山西省祁县人，是隋唐之际的文学家。
王绩，性格放达，不喜俗礼。凡乡下举办的婚丧喜事，他都不参加。隋炀帝大业年间，推荐人才时，他授秘书省正字。因为不喜欢在朝廷做官，所以要求做六合县丞。任职时，他嗜酒不干事，因此被弹劾解职。他叹息说：“到处是罗网，还是回家安心。”于是回到家乡河渚间。他有田十六顷，奴婢数人，他和家人种粮食酿酒，还养家畜、采草药，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有个叫于光的，也是个隐士，他没有妻子，在北渚造了一座房屋，住了30年。他自力更生，不依赖人家。王绩喜欢他的真诚，就把家搬过去，和他住在一起。于光是个哑巴，不会交谈，他们在一起对酌时，默默无言，但心情十分畅快。
王绩除了喝酒，就读书。他把《周易》、《老子》、《庄子》等书，放在床头阅读，其他的书很少看。
他曾经游历过北山东皋，自称是“东皋子”。他骑着牛四处游荡，遇有酒店，就逗留数天。
高祖武德初，他待诏门下省。当地的官吏，每天给他三升酒喝。有人问他：“待诏有什么乐趣呢？”他说：“有好酒可以作伴啊！”侍中陈叔达知道了，就每天给他一斗酒喝。时人都称他为“斗酒学士”。
当时名流李淳风赞他是“酒家南董”。王绩家居东南面有块磐石，他就用石建立了杜康祠，时常拜祭，尊为老师。他写有《醉乡记》。因他饮酒五斗而不醉，又写就《五斗先生传》。
有人请他喝酒，他不分贵贱，都去赴席。有个刺史叫杜之松，是他的老朋友，请他去讲礼法。他谢绝说：“我不能在尊府里谈糟粕，而放弃醇醪啊！”他把礼法视为糟粕，把醇酒作为爱好，王绩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苏舜钦——
苏舜钦，是北宋文学家。青年时即有文名，曾任大理评事，范仲淹荐为集贤校理、监进奏院。后受李定等诬陷，被捕入狱，旋削籍为民。他文笔犀利，思想敏捷，平时爱好喝酒，酒名和文名齐等。他酒后所写的作品，飘逸狂放，特具风神。欧阳修评论说：“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
苏舜钦性格豪放，酒量极大。他在外舅祁国公杜衍家里读书，每天要喝一斗酒，却不要酒菜。杜衍深以为疑，就派子弟秘密地察看他。只听得他高声朗读《汉书·张良传》，读到“良与客狙击秦皇帝，误中副车”一句时，他就拍着书桌叹惜道：“可惜呀，没有击中！”于是满饮一大杯。读到“良曰：‘始臣起下邳，与上会于留，此天以臣授陛下’”一句时，又拍案说：“君臣相遇，其难如此！”说完，又喝了一大杯酒。杜衍知道后，就大笑说：“有这样的下酒菜，喝一斗酒实在是不多啊！”于是苏舜钦的“汉书下酒”就传为佳话了。
苏舜钦不但海量，还和石延年等创立各种饮酒的方式，如鬼饮、囚饮、鳖饮、鹤饮等。
酒狂
中中品当指“酒颠”、“酒狂”之类。晋人阮籍、刘伶堪为代表。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又能为青白眼，以区别待雅俗之客。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以为“通达”“得大道之本”。刘伶字伯伦，沛国（今安徽宿县西北）人，是个有名的豪饮至颠狂的酒人。史载，刘伶“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初不以家产有无介意。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尝渴甚，求酒于其妻。妻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酒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当祝鬼神自誓耳。但可具酒肉。’妻从之。伶跪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儿之言，慎不可听。’仍引酒御肉，隗然复醉。尝醉与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奋拳而往。伶徐曰：‘鸡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
——阮籍——
阮籍，三国魏文学家、思想家。他的父亲阮是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当时，他与嵇康齐名，为“竹林七贤”之一。
阮籍蔑视礼教，尝以“白眼”看待“礼俗之士”；后期变为“口不臧否人物”，常用醉酒的办法，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保全自己。
嘉平公元249年，司马懿杀曹爽，专国政。死后，其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专权。公元254年，司马师废魏帝曹芳，立曹髦。公元260年，司马昭杀曹髦，立曹奂。死后，由其子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晋朝。阮籍就是处在司马氏与曹氏激烈斗争的政治漩涡之中。为了保全自己，他不得不小心翼翼，虚于周旋。
例如曹爽要请他当参军时，他看到曹氏已面临覆灭的危机，就托病谢绝，归田闲居。司马懿掌握曹魏政权后，立即请他入幕为从事中郎，他慑于司马氏的势力，只好低头就范。凡是司马府上有宴会，他是每请必到，到便喝酒，有时真的醉了，有时佯装酒醉，以此来掩饰自己。
有一年，他听说缺一名步兵校尉，又听说步兵营里多美酒，营人善酿佳酒，于是请求去那里当校尉。当了校尉后，就整天泡在酒中，纵情豪饮，一点也不问世事。后人因之称他为“阮步兵”。
钟会，官至司徒，是司马昭的重要谋士。此人是个投机钻营的卑鄙小人，阮籍一向深恶痛绝。他时常来阮籍家作客，以此来探听阮的虚实。阮则置酒相待，开怀痛饮，对政事不发一言。钟会只得怏怏而归。
阮有一女，容貌秀丽，司马昭想纳为儿媳，几次托媒人登门求婚。阮对此进退维谷，左右为难。若答应，有损自己的声誉，还落得个攀附权贵的坏名声；若不答应，得罪了司马昭，会有生命之忧。于是天天沉醉于酒中，等提亲的人再来，已见他烂醉如泥，不省人事了。这样一连六十多天，他都宿酒未醒。司马昭奈何不得，联姻之事，只得作罢。
阮籍嗜酒成性，性格放诞，蔑视礼法。例如，有一年其母新丧，他照常与晋文王吃肉喝酒，旁边在座的司隶何曾，实在看不过去，就说：“大王是以孝治天下，而阮籍重孝在身，还与大王吃肉喝酒，这是有伤教化的。”阮听了，只顾自己吃喝，神色自若。
更有甚者，阮家邻居，有一美妇，当垆卖酒，他与朋友常去那里买酒喝。喝醉了，就躺在美妇身旁睡觉。美妇的丈夫开始怀疑阮，观察了许久，见阮没有异常行为，就放心了。
——谢几卿——
谢几卿，南朝人，为谢灵运之孙，生于宋，仕齐为太尉晋安王主簿；入梁官至尚书左丞。
谢几卿非常熟悉典章制度。但是谢的性格却通脱任诞，尤其嗜好饮酒。有一次，他参加乐游苑的宴会，因未醉而返，心中怏怏不乐。车到半途中，见路边有爿酒店，他就跳下车来，走到酒店里，与自己的马车夫和拉车的马（驺）相对而饮。当时围观的人愈来愈多，大家都感到奇怪，尚书左丞怎么会与马车夫一起喝酒呢？而谢不予理睬，照常饮酒。此事后来传为“与驺对饮”的佳话。
还有一次，他在省署里，夜里穿着无裆套裤，袒胸露体地与学生一起喝酒号呼。喝醉酒后，他把小便溅到了在旁的令史身上。有司知道此事后，向朝廷参了一本，罢免了他的官职。他对此也毫不介意。于是“裸袒酣饮”，又成为他的笑话。在他当尚书左丞时，朝中官吏都载着酒到他家里欢饮。他的家里，经常是宾客满座，豪饮纵谈，热闹非凡。
庾仲容曾做过尚书左丞，后来被免职。他博学多才，少年时就有名气。他好酒任性，喜欢高谈阔论，与别人不能相合，独与谢几卿知交。他们两人都是纵酒放诞，意气相投。两人经常乘着马车，游历郊野。在车上，他俩边喝酒边谈笑，有时还摇着铃唱歌，时人讥评他们，他们依旧我行我素，毫不理会。
酒客
中下品当指“酒荒”、“酒客”。此辈人沉湎于酒，荒废正业，且偶有使气悖德之行。三国刘琰“禀性空虚，本薄操行，加有酒荒之病”。（《三国志·蜀志·刘琰传》卷四十）晋建武将军王忱“性任达不拘，末年尤嗜酒，一饮连月不醒，或裸体而游，每叹三日不饮，便觉形神不相亲。妇父尝有惨，忱乘醉叫之，妇父恸哭，忱与宾客十许人，连臂被发裸身而入，绕之三匝而出。此所行多此类”。
——石延年——
石延年，字曼卿，宋城（今河南商丘南）人，官至太子中允，是宋代的文学家和书法家。他性格豪放，饮酒过人。相传宋仁宗爱其才而劝其戒酒，后竟酒渴成病，中年早卒。
石延年性格豪放，喜欢剧饮。有个义士叫刘潜的，酒量也很大，喜欢和石延年比酒量。他俩听说京师河行王氏新开了一爿酒店，于是一起到那里对饮。他们从早饮到晚，不发一言。王氏对他俩的酒量十分惊讶，认为他们不是普通人，于是又添加肴果和名酒，恭恭敬敬地在旁服侍。而石延年和刘潜呢，却傲然不顾，继续饮酒，直到夕阳西下，还没有放下手中酒杯，两人的脸上，竟没有一点酒色。
第二天，京都的人民都哄传说，有两位酒仙到王氏酒楼喝酒，过了一段时间后，才知道是石延年和刘潜。自此，“酒敌对饮”的佳话就传开了。
还有一件怪事，也发生在石、刘身上。相传石延年任海州通判时，有一天酒友刘潜来访。延年赶忙请他到石闼堰，两人坐在酒桌上，就豪饮起来。一直喝到半夜，眼见酒将要喝光了，但饮兴还没有尽。看见船上有一斗多醋，就把醋全倒入剩酒里，又大喝起来，一直把酒醋喝光为止，此时天已经大亮了。
说石延年是个酒怪，确实名符其实。他不仅饮酒超过一般常人，而且别出心裁地创造了多种荒谬怪诞的饮酒方式。例如，他与人痛饮时，蓬乱着头发，赤着脚，还带着枷锁，说这种饮酒方式叫“囚饮”。有时他与人在树上饮酒，说这是“巢饮”。有时与客豪饮，用稻麦秆束身，伸出头颈，说这是“鳖饮”。有时夜晚不点蜡烛，与客模黑而饮，说是“鬼饮”。有时与客饮酒时，一忽儿跳到树上，一忽儿又跳到地上，说这是“鹤饮”。名堂稀奇古怪，不一而足。
石延年死后，他的酒友苏舜钦特地写了一首《哭曼卿》，其诗曰：“去年春雨开百花，与君相会欢无涯。高歌长吟插花饮，醉倒不去眠君家。”以表示对石延年的怀念之情。
下品
酒徒
下上品是“酒徒”辈。饮必过，沉沦酒事，少有善举，已属酒人下流。曾与猪共饮而在中国历史上留下“豕饮”典故的晋人阮咸常醉不醒，骑在马背上右摇右晃，“如乘船行波浪中”。阮咸以及晋代的王恭、胡母辅之，三国时的郑泉等应均属此类酒人。
——阮咸——
阮咸，西晋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他是阮籍的侄子，与阮籍并称为“大小阮”。他历官散骑侍郎，补始平太守。
他旷放不拘礼法，善弹琵琶，为当时著名的音乐家。
他不随便交朋友，只和亲友知交弦歌酣饮。有一次，他的亲友在一起喝酒，他也来参加，不用酒杯，而是用大盆盛酒，喝得醉醺醺的。当时有一大群猪走来饮酒，阮咸就和猪一起喝酒。他一面饮酒，一面鼓琴，真是不亦乐乎。于是“与豕同饮”就传为笑话。
酒疯
下中品是史文所谓“酒疯”、“酒头”、“酒魔头”、“酒糟头”，指嗜酒如命，饮酒忘命，酒后发狂，醉酒糊涂，甚至为酒亡命一类的酒人。现今社会亦多有此类酒人。他们嗜酒如命，酒未饮而先见其醉态；见酒必饮，饮则必醉，醉则无形：面赤眼直，鼻肿嘴斜，口出胡言，言多秽语，秽气直冲，唾沫四溅，举止失常，行止猥琐，种种令人作呕之行状，不一而足。
——胡毋辅之——
胡毋辅之，山东泰安东人，曾任建武将军、乐安太守等。
他不拘礼法，行为放荡，常与酒徒厮混在一起，日夜酣饮，不理政事。有一次，他与毕卓等人在家里散发裸形，闭门酣饮。恰巧另一酒友光逸不约而至，但不得入门，只好脱下衣帽，狗洞里大叫：“我要喝酒。”胡毋辅之听到后，知是光逸来了，于是赶快请他进来，一起喝酒。后人将这种饮酒方式，名之为“犬饮”。
胡毋辅之自己嗜酒成性，放浪形骸，自然结识的朋友也是如此。比如毕卓，任职吏部侍郎，常饮酒废职。有一次听说人家酿熟了酒，就乘夜来到他家的酒瓮间，偷盗酒喝，被守酒人抓住，到天亮一看，见是毕吏部，马上释放。毕卓还没过瘾，就叫来了主人，在酒瓮旁边，一起喝，直喝得酩酊大醉而去。这件事被人传为“瓮间盗饮”的佳话。
又比如，他的要好朋友叫阮孚的，因为要喝酒而没有钱，竟把金貂（皇帝近臣的一种配饰）换酒钱，被有司弹劾而降职。
还有他的知交阮修，出门喝酒袋里从不带钱，而是把钱挂在杖头，一步步地走到酒店，独自喝得大醉后，就拿下杖头上的钱付酒账。
胡毋辅之就是与这些朋友为伍。时人称之为“八达”和“八伯”。
胡毋辅之自己不拘小节，也放纵儿子不拘小节。他的儿子叫谦之，才学不及父亲，但骄傲放纵，从不把父亲放在眼里，吃醉酒时，直呼父亲的名字，还骂他年迈无能。胡毋辅之听了，不仅不生气，还招呼儿子一起来喝酒。
但胡毋辅之也有他的特点。根据史书记载，他有知人之鉴。他的好友王澄评论他说，彦国吐言甚佳，好像是锯木屑，霏霏不绝，的确是后进中的领袖。
有一次，胡毋辅之和几个朋友出外旅游，经过河南城门，就在城旁的一条小河边饮酒。大概因为天气寒冷，胡毋辅之就叫坐在旁边的王子博生火取暖。王子博就说：“我为什么要受你的差遣？”胡毋辅之只好自己生火。此后，他和王子博谈了一庶话，知道他才学非浅，就感叹地说：“我不及他啊！”后来就把王子博推荐给河南尹乐广。乐广接见了王子博，非常赏识他的才能，升他做了功曹。胡毋辅之就是这样推荐、提拔人才的。
晋代的所谓“八达”、“八伯”等人，多为名士，由于终日沉湎于酒，始终无所作为，酒误了他们一生。
酒鬼
下下品类是“酒鬼”、“酒贼”辈，为酒人之最末一流，最下之品。此类酒人人品低下，不仅自身因酒丧德无行，且又因酒败事，大则误国事，小则误公事或私家之事。且此类人多是以不光明、不正当的手段吸民之膏血，揩国之脂泽，即饮不清白之酒，脏污之酒，其行为实同于贼窃。故名其为“贼”，当在力戒绝杜之列。
——苻生——
苻健是十六国时期前秦的国君，他在位五年，死后，就传给儿子苻生。
苻生自幼瞎了一只眼睛。他荒淫暴虐，杀戮无道。凡是在他面前说“不足”、“不具”、“少”、“无”、“伤”、“缺”、“残”、“毁”、“偏”、“只”等字眼的人，他都要处以死刑。理由是犯了他瞎眼的忌讳。
他即位之后，更加饮酒作乐，不分白天和夜晚，有时甚至连月昏醉，不理朝政，因此，大臣们有事朝见，都看不到他的影子。有时，他也接见大臣，但动不动就发怒，发怒之后，就进行杀戮，因而一些忠良之臣，几乎被他斩尽杀绝。他宴饮群臣时，凡臣子“稍后至”，就“皆杀”。
有一次，在举行宴会时，他命令尚书令辛劳为大家劝酒，过了一会儿，他就大怒道：“你为什么不强迫大伙儿喝酒？怎么还有坐着的人？”于是就叫手下人张弓搭箭，将辛劳射死。百官们看到了，个个心惊胆战，只好大杯大杯地喝酒，醉倒在地。看到大家衣服湿了，帽子掉了，头发散了，十分狼狈，这才高兴地笑了。
苻生的暴虐统治，搞得“人情危骇，道路以目”。不久，苻健的侄子苻坚和吕婆楼领部下三百多人杀进宫来，守卫的将士都放下武器，向苻坚投降。这时苻生还昏睡不醒，及至把他捉住，才大梦初醒。苻坚把苻生禁闭在另一间房子里，废为越王，不久，就将他杀死了。临死时，苻生还喝了几斗酒，昏昏沉沉的，不知道有杀身之祸。
他真是一个醉生梦死的短命昏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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