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粮食安全既是人类生存安全的基础保障，也是食品安全的基础保障。粮食安全的根源不仅是生态环境问题，也是粮食生产与消费即供需平衡以及流转机制问题。而安全食品的一个基本标志就是绿色食品，其内涵即是强调粮食生产过程中的生态环境因素，倡导生态农业，其基本要求就是生态环境无污染，食品安全、优质、富含营养。因而，绿色食品也是食品工业走向未来的健康之路。

    全球粮食安全透视

    21世纪，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纪，也是一个挑战与机遇并存、危机与希望并现的世纪。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人类社会历经了数千年的岁月与风雨，正在抛开所谓的意识形态之争开始加速融合。世界从来没有任何时代像今天这样，各民族彼此息息相关，利益相联。也从来没有任何时代像今天这样，抛弃地域差异、文化差异与种族差异，而从人类整体发展的角度来应对人类发展中遇到的种种困难与挑战，而其目标是人类与世界的可持续发展。

    就目前来说，从一个大的范畴出发，严重阻碍人类与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巨大挑战是气候变化、经济危机及粮食安全问题。这三大危机中，气候变化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对人类生存环境即生态承载力的直观危害以及对粮食生产的破坏性作用，而经济危机则是关乎人类商品生产及生活方式与经济运行模式的危机，粮食安全问题则直接关系着人类的生存安危。什么是粮食安全呢？简单地说，粮食安全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确保生产出足够人们消费的粮食，二是最大限度地稳定粮食供应，三是确保需要粮食的人都能获得粮食。

    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2009年10月14日公布的一份报告指出，经济危机导致饥饿状况急剧恶化，全球饥饿人口已达到创纪录的10亿2000万人，发展中国家最贫困人口受到的影响最大，这种情况反映出对脆弱的世界粮食系统进行改革的紧要性。而联合国2010年的一份人口状况报告则预测：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超过90亿。由此而言，全球粮食安全问题将进一步凸显。

    粮农组织认为，无论是在低价格和经济繁荣时期还是在价格飙升和经济衰退时期，饥饿人数均不断增加的情况表明了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系统存在缺陷。

    该报告还指出，“饥饿人数增加的现象是不能容忍的。我们拥有经济和技术手段消除饥饿，所缺少的是这方面更加坚定的政治意愿。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进行投资是关键，因为一个健康的农业部门对于克服饥饿和贫困，以及确保总体经济增长及和平与稳定都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欢迎各国为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做出新的承诺，但我们必须迅速采取行动。在21世纪的今天，全球几乎每六个人中便有一人在挨饿的情况是不能接受的。”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主任希兰说，“在世界饥饿人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情况下，粮食援助量却比我们记忆中的任何时候都要少。我们知道需要什么来应对紧急饥饿需求——我们需要的是采取行动的资源和国际承诺。”

    这份报告还披露，世界营养不良人口几乎全部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长期遭受饥饿的人数估计为6亿4200万；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为2亿6500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为5300万；近东和北非地区为4200万；而发达国家则为1500万。

    总体来说，在这些长期遭受饥饿困扰的群体中，除一部分是由于经济困窘造成的外，主要原因则是粮食生产或供给不足造成的，也就是说世界上仍有数亿人口在承受着粮食短缺的威胁。

    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角度来说，没有什么比粮食短缺更可怕的事了。就我国而言，曾经发生的粮荒经历也更加让人们时刻难忘粮食安全问题。

    笔者认为，只就目前来说，在粮食生产与流通环节，全球粮食安全存在两个方面的主要问题，一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危机引发的粮食价格的大幅度波动带来的不安全因素，并由此对粮食产业发展带来的负面作用。二是全球性极端气候频频发生而导致的农产业的大面积灾害，从而造成的粮食的大面积减产。

    2011年7月，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报告称，6月份全球粮价有所上涨。

    报告显示，6月份一项用于追踪55种粮食商品价格变动的指数从5月份的231.4点上升至233.8点，该指数在2011年2月份上升至237.7点的历史最高水平。其中，粮农组织糖价格指数大幅上升15%，至357.7点，原因是全球最大甜料生产国巴西当年的糖产量预计将低于往年。粮农组织高级经济学家阿卜杜尔赖萨-阿巴斯安(Abdolreza Abbassian)称，糖价格指数的大幅上升拉高了整个粮食价格指数。在纽约市场同期的交易中，原糖价格上涨了14%。

    其他指标中，6月份粮农组织乳制品价格指数从5月份的231.1点上升至231.6点，主要由于脱脂奶粉价格上涨；肉类食品价格指数从5月份的180点上升至180.4点，与4月份创下的历史最高值持平。在这个月中，家禽肉类食品价格上涨3%，创下历史新高。与此同时，粮农组织谷类食品价格指数连续第二个月下滑，从5月份的261.3点下降至258.5点，但与往年同期相比仍旧上升了71%；该指数曾在2010年6月份降至151.2点，创下该年最低水平。

    在芝加哥市场6月份的交易中，玉米期货价格下跌了17%，创下自2008年10月份以来的最高月度跌幅；小麦期货价格下跌21%，创下自1986年2月份以来的最高月度跌幅；大豆期货价格则下跌了6%。

    粮农组织总干事、巴西前粮食安全部长达席瓦(Jose Graziano da Silva)曾在当年6月27日表示，未来几年时间里粮食价格仍将很高，且价格波动趋势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而粮食价格上涨是造成通胀压力上行的原因之一。

    在这份报告中粮农组织作出的预测，全球各国当年用于进口粮食的总支出将达1.29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最高水平，比2010年增长21%。该组织还预测，2011~2012农事年中全球小麦、谷粒和大米产量均较高于上个月的预期。其中，今年小麦产量将为6.756亿吨，高于2010~2011农事年的6.539亿吨，比该组织6月22日的预期高出470万吨；谷粒产量将为11.6亿吨，高于去年的11.2亿美元，比6月份预期高出5.9吨；大米产量预计为4.761亿吨，高于去年的4.637亿吨，比6月份预期高出60万吨。

    从这份报告可以看出，一方面是粮食价格的波动，一方面是粮食的增收（预测），这对正处于通胀之中的世界来说，似乎是个好消息。因为粮食的增收会在一定程度上冲淡粮食价格的上涨，为减轻世界经济通胀的压力作出贡献。

    不过，全球性频繁发生的极端气候给粮食生产带来的却是坏消息。相关报道也增加了关心粮食安全人士的担忧。

    【新闻回顾】

    全球粮食安全问题亟待破解

    近日，粮食安全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世界气象组织日前表示，全球的粮食产量将受到越来越多的极端天气的冲击，而全球极端天气正变得愈加频繁和严重，全球粮食产量面临重大的挑战。

    今年以来，法国、德国、中国南部以及美国的多个州都遭遇几个月的干旱，全球农业，特别是小麦产量面临不可避免的损失。国际市场近期小麦价格上涨，再次引发国际社会对粮食安全的担忧。

    粮食产量形势严峻

    今春以来，波兰、奥地利、德国、法国等欧洲中部国家的气候一反常态，变得干旱少雨，对农业生产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普遍预计今年欧洲的农作物将明显减产，农产品原料价格将继续上涨。

    根据德国气象台近日发布的信息，德国从2月份开始持续干旱，4月份成为1881年以来德国历史上最干旱的月份之一，5月虽有几次降雨，但对总体旱情缓解有限。

    目前，法国过半地区的地下水存储量低于往年平均水平，除南部靠近地中海地区降水量充分外，其他地区都处于缺水状态。

    德国农民协会认为，今年德国主要农作物油菜的收成因干旱可能减产30%。虽然干旱对于法国粮食作物的影响还无法准确预计，但今年夏天粮食产量也肯定会减少。

    而在美国，今年也遭遇了过去50年间最为严重的旱情。预计今后一段时间旱情不会缓解，甚至可能加剧。干旱将导致更多山林大火，影响供水和灌溉系统，导致粮食减产。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麦出口国，东部和南部的干旱正威胁着美国的小麦出口，美国的小麦价格已有较大增幅。在得克萨斯州、俄克拉荷马州和堪萨斯州等冬小麦主产区，今年的旱情可能使得小麦产量跌至15年来的最低水平。得克萨斯州农业部门统计，干旱致使该州40%的小麦生长状况很差，全州只有25%的小麦生长状况较好，而达到优良水平的只有2%。美国农业部预计，东部和南部的大范围干旱将使全美冬小麦产量减至5年来最低。

    德国媒体分析认为，欧洲中部旱灾及美国和中国部分地区的自然灾害，将对今年世界粮食收成及粮价造成负面影响。而且，欧洲的谷物储存并不充裕，当时预计2011年欧洲的小麦储存只有1250万吨，只相当于30天的消费量。5月中旬，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世界粮价指数为265点，比2008年粮价危机时的指数超出30点。德国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商巴瓦公司董事长克劳斯·约瑟夫·鲁茨认为，旱灾及投机等原因已使世界小麦及油料价格两周内上涨了8个百分点。

    国际粮价飙升，谁是背后推手

    目前来看，美国超宽松货币政策、国际农产品市场金融化、发展生物燃料争夺粮食资源以及极端天气事件影响全球粮食主产区收成等是主因。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开动“印钞机”，客观上造成美元贬值预期，推动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农产品价格飙升。正如美国《商业内幕》网站所言，“粮食危机其实是美元危机”。

    过去多年来，国际农产品市场金融化趋势日益明显，导致国际粮价更易波动。金融市场投资者“超前”和“恐慌”心理，放大了国际农产品价格的波动范围。

    而欧美发达国家发展生物燃料推动国际粮价上涨，几年前已被世行的一份内部报告所证实。此事2008年经英国《卫报》报道后，曾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

    当前，仍有少数西方人士认为，“发展中国家需求增加导致国际粮价飙升”，但此类言论明显缺乏事实基础。至于“中国干旱推动国际农产品价格上涨”只不过是发达国家金融市场投资者在炒作农产品期货时找到的一个“蹩脚由头”而已。

    令人揪心的是，在每一场危机背后往往都有人类的悲剧，“粮食危机”更是如此。据世行统计，从2010年6月以来，国际粮价飙升在发展中国家导致多达4400万人陷入贫困。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国际粮价飙升，对于富国和穷国的影响截然不同。在发达国家，食品开支仅占居民总开支的很少一部分，粮价上涨对他们影响很小；而在一些贫穷国家，食品开支占到居民总开支的一半以上，粮价上涨对他们伤害很深。

    如何破解粮价飞涨

    日前，联合国粮农组织高级官员及中国、法国、加拿大和一些非洲国家的政府、学界和企业界的代表在北京外交学院举行了一个研讨会，主题是世界粮食安全。与会者认为眼下世界粮食安全问题越来越令人焦虑，急需寻求有效的破解办法。

    近年来，世界粮价涨涨不停，导致粮食进口国通胀步步走高。这个问题在一些粮食进口依存度高的国家造成的恶果更大，甚至社会稳定都面临巨大威胁。世界粮食安全形势不断恶化，正在演变成一场危机。

    本轮世界粮价飞涨始于2006年下半年。2009年同2006年相比，世界粮价整体上涨了83%。到2010年，世界粮食市场上小麦、大豆、玉米和大米的价格比2009年又分别上升了137.5%、79.2%、34.6%和66.6%。并且，世界粮价上涨的趋势短期内难以逆转。

    确保粮食可持续安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不断完善农业粮食生产系统、贸易供给系统、社会需求系统、社会保障系统、人口经济系统和环境生态系统等六大系统的协调统一。此外，还应转变发展方式，优化资源配置，开拓“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高效率；低污染，高品质”的农业粮食发展模式，提高土地产出率。保障粮食安全，必须坚持走经济、社会、环境相互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道路，减轻和防止水源、土壤及海岸的污染，使之可持续利用。

    从全球层面看，破解世界粮食安全危机的难题还要依靠国际协调与合作。联合国粮农组织理事会独立主席顾问让雅克·苏拉在会上说，除了各国应加大农业投入、增加粮食产出以外，还必须营造一个健康的国际农产品贸易秩序，创建一个粮价协调联动的国际机制。联合国粮农组织今年就着手推动解决这个问题。法国外交部官员莫里斯·鲍狄世说，粮食不是普通商品，世贸组织对粮食应有例外规定。法国将利用今年担任20国集团轮值主席的机会，把建立合理的农产品交易机制提到20国集团的议事日程上。笔者认为，多边机构的计划能否取得进展，还取决于各国的态度和努力。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每个国家都有义务承担自己的责任，这样做归根到底利人利己。

    另外，增加世界粮食产量，非洲大有作为。非洲面积是中国的3倍，可耕地很多。去年中国产粮54亿吨，非洲只有1.4亿吨。专家认为，只要非洲生产的粮食达到中国的一半，满足全球人口的粮食需求就完全不成问题。当然，这需要非洲国家营造有吸引力的农业投资环境，引进外力，共同开发。(来源：《半月谈》，2011年5月31日，作者：田白飏）

    天灾一直是粮食生产的巨大威胁，现代科技尚无法完全消除自然灾害，相反，许多科技产品的生产与应用过程正带来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并成为气候变化的人为因素。而解决这些矛盾也是人们必须思考的重大问题。既要合理应用科技产品，也要维护自然生态平衡，从而保证粮食安全，维护人类的健康发展。

    对于世界来说，粮食安全是一个极度敏感的问题，而触及这个问题的专家与学者，免不了会把目光投向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对于世界人口大国的中国来说，粮食安全不仅是国内的需要，也是世界的需要。在这方面中国正在扮演着粮食安全稳定器的作用。

    【新闻回顾】

    中国为解决世界粮食安全问题尽了一份力

    ——访农业部部长韩长赋

    2011年6月27日，在意大利罗马联合国粮农组织总部中国厅，中国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

    正在罗马出席联合国粮农组织大会第37届会议的中国农业部长韩长赋27日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在保障自身粮食供给的同时，为世界的粮食安全作出了贡献。他希望在当前全球粮食安全出现恶化的局面下，国际社会能携手合作、应对挑战。

    韩长赋告诉记者，近年来国际形势复杂多变，能源危机、粮食危机、金融危机等问题交替出现，世界饥饿人口快速增加，去年以来全球粮价大幅上涨，全球粮食安全形势恶化，粮食安全问题再次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全球粮食生产增长跟不上需求的增长，粮食供求关系偏紧是粮价上涨的一个重要原因。”韩长赋说。此外，自然灾害频繁、金融流动性过剩、市场投机行为、过度开发生物能源等因素也是导致粮价上涨的原因。

    面对当前形势，韩长赋说，在此次粮农组织会议期间，中国呼吁国际社会加强交流合作，扩大农业投资，提高农业科技水平，支持发展中国家提高粮食自给能力，改善农业贸易环境，更好地保障世界粮食安全。

    韩长赋表示，作为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中国始终高度重视国家粮食安全，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的方针，通过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提高主要粮食产品的最低收购价、对种粮农户实行直接补贴等政策和措施，不断提高粮食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中国粮食产量实现了连续7年增产，连续4年超1万亿斤。

    据韩长赋介绍，当前中国粮食库存充裕，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稳定。今年中国克服了严重的旱灾和水灾，夏粮再次取得了丰收，夏收小麦有望实现连续８年增产，而今年秋粮的丰收也有比较好的基础。

    韩长赋告诉记者，中国在保障自身粮食安全的同时，还为解决世界粮食安全问题尽了一份力。据韩长赋介绍，中国一方面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粮食捐赠、粮食援助，另一方面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和帮助。目前中国在亚洲、非洲、拉美等地区建立了20多个农技示范中心，派遣了1100多名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帮助发展中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农业技术人员。

    “今后这些方面交流合作的力度还会不断加大。”韩长赋对记者说。

    此次大会期间，巴西人格拉齐亚诺成功当选为粮农组织新一任总干事。韩长赋表示中国希望粮农组织在新总干事的主持和协调下，在涉及世界粮食安全的问题上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希望粮农组织能够更多关注、解决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更充分发挥发展中国家在粮农组织中的作用。他同时表示，希望发达国家在保证粮食安全的问题上尽到更多义务。

    “粮食安全是全球问题，因此也是世界各国应当共同参与、共同发挥作用来解决的问题。”韩长赋说。（来源：新华社，2011年6月28日，作者：王昀加、宋建、王庆钦）

    可以说，韩长赋部长对目前粮食安全的见解是十分透彻与富有战略意识的。而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所做的努力与所取得的实效也是举世瞩目的。不过，尽管如此，由于粮食生产与流通环节的诸多不确定因素，粮食安全仍旧是一个不可松懈的重大战略问题，而确保粮食安全也是一种国家安全战略，在这方面，应该说中国有信心并有决心应对粮食安全的挑战。

    应对粮食安全的策略

    对于曾经经历过粮荒、并且人口众多的我国来说，粮食安全问题的忧患意识是挥之不去的。尽管目前的中国早已走过了“以粮为纲”的年代，粮食生产已基本稳定，但中国仍属于粮食进口国，而且粮食市场化也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心理底线，粮食虽然多了，但百姓心中却没了底。在众所周知的“蒜”你狠、“豆”你玩涨声风波过后，在全球通胀背景下，粮食涨价也是必然的。而我国粮食生产在历经了七年的增长之后，在全球通胀背景下是一个什么状况呢？南开大学的一个课题组对此进行的深入研究可以让人们对此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新闻回顾】

    粮食生产七年增长之后的安全隐忧

    ——关于我国粮食供需状况的调查报告

    题要：近一个时期，国内外粮食价格不断攀升。2010年12月，联合国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升至214.7点，再创2007~2008年全球粮食危机后的历史新高。我国CPI继去年同比上涨3.3%后，今年一季度上涨50%。其间，粮食价格分别上涨11.8%和14.9%，成为主要推动力。

    面对国际粮价高，全球可能再度上演粮食危机的警告接踵而至。那么，我国粮食的供需状况到底如何？未来中国的粮食安全路在何方？

    “十一五”时期是我国农业发展最快、农村变化最大、农民增收最多的5年，2010年实现了半个世纪以来的首次粮食产量“七连增”，粮食自给率连续10年保持在95%以上。

    同时，粮食增产难度加大。北方冬麦区遭遇冬春连旱，粮食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农民种粮比较收益下降。在粮食连续7年增产后，盲目乐观情绪有所滋长，麻痹懈怠倾向有所抬头，对保持粮食继续增产的困难和挑战估计不足。鉴于此，对我国的粮食供求状况作出客观的分析和评价是十分必要的。受教育部委托，南开大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组于2010年对我国粮食供需和全球粮食贸易状况进行了调研，在此基础上完成本报告。

    粮食需求的增长态势不可逆转

    我国粮食需求在较长时期内将保持增长态势的原因主要在于：人口的增长、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膳食结构的变化。

    1、人口总量将持续增加

    2009年我国总人口为13.35亿人，据预测总人口仍将保持增长趋势，到2030年达到人口总量的峰值14.62亿人，年均增长约600万人。按2009年人均粮食占有量399千克测算，仅满足新增人口的粮食需求就需要每年新增24亿千克的粮食供给。

    2、人均收入水平将持续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持续增长。1995年~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4283元增长到19109元，年均增长10、5%；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578元增长到5919元，年均增长9.2%。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1995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持续下降，但2000年以来下降趋势明显趋缓。2010年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5.7%和41.1%，从国际比较来看仍处于较高水平。在人均收入水平快增与恩格尔系数慢降的共同作用下，我国的粮食需求将进一步增加。

    3、膳食结构变化增加粮食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着提高，直接粮食消费减少，肉蛋奶消费增加。人均肉类占有量从改革初期的91千克增加到2009年的44.4千克，人均奶类占有量从1.2千克增加到26.4千克。一般来说，猪肉的粮食转化率为1∶4（即4斤粮食可以转化为1斤猪肉）、鸡肉的转化率为1∶2、牛羊肉的转化率为1∶7。随着肉蛋奶消费的增加，我国的总体粮食需求将进一步增长。以2009年总人口为基数，按每人每年增加1千克肉类消费计算，需新增粮食供给52.9亿千克，相当于2010年新增粮食产量（156亿千克）的34%。

    除了上述三个推动粮食需求增长的因素以外，我国农村居民基数大，城乡间的收入和消费差距明显。随着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城镇化进程的深入，对粮食需求的增长会更快。

    提升粮食供给能力面临瓶颈制约

    制约我国粮食供给能力提升的主要因素包括：耕地、劳动力、化肥、水资源、生产经营方式等。

    1、耕地制约

    耕地作为农业生产中重要的生产要素，对提升我国粮食供给能力的制约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人均耕地少。目前，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为1、39亩，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40%，仅相当于美国的1/8，印度的1/2。第二，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耕地进一步减少。我国耕地面积已从1995年的19.51亿亩减少到2008年的18.26亿亩，净减少了1.25亿亩。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压力不断加大。第三，“占补平衡”难以保证耕地质量。大多被占用的土地相对肥沃、设施相对齐全，而新补充土地的生产力较低。“占补平衡”可以保住耕地面积总量，但容易造成耕地质量的下降。第四，弃耕抛荒现象不容忽视。

    2、农业劳动力结构和素质的制约

    农业劳动力对粮食供给持续增加的制约，主要不在于数量的减少，而在于结构的不合理和素质的下降。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在1991年达到峰值3.91亿人，此后出现下降趋势，2009年为2.97亿人。据统计，2009年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45亿人，真正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已经下降到1.5亿人左右。

    从劳动力结构来看，当前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严重，劳动力质量处于不断下降趋势。农村劳动力中51岁以上劳动力比重达到了33%。按照现有劳动力总量和年龄的推移，到2020年前后50岁以上劳动力比重将达到50%左右。同时，农业劳动力素质不容乐观，学历层次低，农村实用人才短缺。通过外出打工人员与在家务农人员的分组调查，明显地反映出“学历层次越高越倾向出外打工，学历层次越低越倾向在家务农”和“年纪轻者出外打工，年龄增大在家务农”的特征。农业劳动力结构的不合理和素质的降低，会直接导致农业生产水平低下，还会增加农业新技术、新机械、新方法的推广难度，制约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

    3、化肥施用量的制约

    我国化肥施用量总体已经饱和，难以继续依靠增加化肥的施用量来提高粮食产量。改革初期，全国的化肥施用量不足1000万吨，2009年增加到5400万吨，单位面积施肥量从每公顷58.9千克增加到340.4千克。从世界平均水平来看，单位土地的施肥量每增加1千克可使单产增加34千克，而在我国仅增加20千克，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单位土地面积所使用的化肥量客观上存在着上限，一般认为在225千克左右。过量使用不仅造成资源浪费，而且会引起土地板结、病虫害增加，造成地下水的硝酸盐含量超标、农药残留物超标等一系列问题。当前，我国平均化肥施用量已超出了公认的上限，一些大棚和土地因过量施肥出现“死棚”“绝地”现象。

    4、水资源的制约

    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仍然是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对粮食生产的制约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我国是世界上的贫水国之一，2007年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2100立方米，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3。每公顷平均水资源占有量2、7万立方米，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3。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将急剧增加，从而挤占农业用水。2007年世界平均农业用水占淡水抽取量的70%，工业和生活用水占30%，而高收入国家分别占43%和57%。近年来，我国农业用水在全国总用水量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已从80%以上降至70%以下。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供水总量的增加将十分有限，2020年我国年用水总量将控制在6700亿立方米以内，农业用水在社会总用水量中的比重还会下降。这是由于生产特点决定了工业用水的边际产出显着高于农业，水资源更倾向于向回报率高的工业部门配置，进而挤占农业用水。

    农田水利建设滞后仍然是影响农业稳定发展和国家粮食安全的最大硬伤，水利设施薄弱仍然是国家基础设施的明显短板。同时，农业灌溉用水普遍存在浪费现象。由于农业灌溉方式落后，输水渠道大部分是土渠，加之工程老化失修和配套不全，全国农业灌溉水的有效利用率只有40%，仅为发达国家的一半左右。每立方米水的粮食生产能力只有0.87千克左右，远低于2千克以上的世界平均水平。

    农业主要“靠天吃饭”的局面尚未扭转。近年来，水资源短缺已从北方蔓延到南方，西南地区特大干旱、冬麦区冬春连旱等，都对粮食产量造成严重冲击。

    5、生产经营方式的制约

    在关于农业发展的国内外研究中，一直存在着“大农”与“小农”孰优孰劣的争论。我国农业以一家一户为主的小规模经营方式，客观上形成了耕地细碎化的局面。这种经营方式需要辅之以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然而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低，因此制约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

    开放条件下维护粮食安全的难度加大

    加入WTO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此背景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面临着诸多新的挑战，压力进一步增大。

    1、国内外粮价差距大，国内生产面临国际竞争压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相对价格是决定套利交易和国际贸易的一个关键因素。小麦和玉米的国内价格在入世后的大多数年份高于国际价格。2009年小麦和玉米国内价格折合为每吨235美元和269美元。同期，国际市场价格分别为每吨194美元和146美元，国内价格分别高出国际价格41美元和123美元。我国稻谷价格2009年5月低于国际市场价格228美元，到2010年5月价差缩小为78美元，价格优势在明显缩小。

    人民币升值将使进口的农产品价格降低，从而我国小麦和玉米的竞争劣势将进一步扩大，稻谷的竞争优势将缩小甚至消失。不仅如此，国际农产品的竞争优势还表现在品质上，其标准化生产和无公害、有机农产品的优势是不可忽视的。

    世界主要粮食出口国一直希望进入中国市场，而我国主要粮食品种一旦出现大量进口的局面，将面临着粮食生产和流通被操纵的极大可能。大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国际粮商通过控制生产或流通环节，不仅打击了我国豆农和油脂加工企业，获取高额利润，而且使我国大豆和豆油价格剧烈波动。

    2、农业生产的比较劣势对粮食安全构成威胁

    从劳动生产率的角度看，目前我国农业和非农产业与发达国家相比都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同时，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相对于非农产业而言更为明显。因此，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就客观地存在着出口工业品、进口农产品的内在动力。这种农业生产的比较劣势对维护我国的粮食安全是不利的。

    以日本为例。相对于美国来说，日本工业品生产具有比较优势，而农产品生产具有比较劣势。基于此，日本更倾向于生产和出口工业品，进口农产品。这导致了日本的耕地面积大幅减少，由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608万公顷，降到2006年的467万公顷。不仅如此，耕地的复种指数明显降低，在土地短缺的情况下依然出现弃耕抛荒现象。这是导致日本目前的粮食自给率不足30%，粮食安全问题凸显的重要原因。

    我国农业生产与日本属于同一类型，而且相对于日美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我国农产品生产的比较劣势更为突出。这就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容易形成“重工轻农”的倾向，因而尽管确保了18亿亩耕地红线，但在农业比较劣势的压力下难以从根本上遏制弃耕抛荒现象。

    3、难以依靠国际粮食市场解决粮食安全问题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一方面，国际势力有着进入并控制我国粮食生产和流通的冲动；另一方面，在农业比较劣势的作用下，地方政府有着“重工轻农”的倾向。由此，通过粮食的国际贸易满足国内粮食需求似乎就顺理成章了。但从更深的层面来看，这其实难以实现。

    其一，世界每年的粮食贸易总量不足以满足我国的粮食需求。近年来的全球年粮食贸易量仅相当于我国粮食需求量的50%左右。不仅如此，世界主要粮食品种的出口集中在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几个国家。无论从粮食安全还是经济安全的角度考虑，依靠进口来满足国内粮食需求都是不现实的。

    其二，国际粮食价格在大起大落中维持高位运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影响国际粮食价格的因素日益复杂。近年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粮食出口国加快了生物能源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生物燃料的兴起为粮食开辟了新的用途，从而扩大了粮食需求，改变了以往由传统的粮食需求与供给共同决定国际粮食价格的格局。当国际粮食价格下跌时，粮食出口国依托于生物燃料生产对粮食的新需求而减少出口，从而抑制了国际粮价的下跌。由于粮食的这一新用途，粮食出口国在维持粮食价格方面越来越处于主动地位。

    一旦依靠进口来满足国内粮食需求，以我国的需求规模来看，必将拉高国际粮食价格。这一方面不利于自身，必然导致国内粮价普遍大幅上涨，引发通货膨胀，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另一方面也损害了依靠粮食进口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利益。

    4、国际规则赋予我国扶持农业发展的空间狭小

    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不可能依靠粮食国际贸易来保证自身的粮食安全，而必须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的方针。因此，对农业予以有效的保护和扶持十分必要。然而，从国际规则来看，其赋予我国扶持农业发展的空间将十分有限。

    按照世贸组织规则，我国须取消“红箱政策”，即价格补贴和进出口补贴。目前可运用的“黄箱政策”又有着严格的上限，用综合支持总量来衡量，对特定农产品的支持总量不能超过该产品相关年份生产总值的85%，对所有农产品的支持总量不能超过相关年份农业生产总值的8.5%，我国目前的“黄箱补贴”已近饱和。

    应对挑战，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当前，各种传统和非传统的挑战在叠加凸显。如何确保粮食生产不滑坡、农民收入不徘徊、农村发展好势头不逆转，是需要深长思之的重要命题。

    1、既要保护好耕地，又要保护好农民种粮积极性

    在坚决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确保耕地质量的同时，着力避免弃耕抛荒现象的出现。这就需要提高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保护好农民的种粮积极性。

    土地制度是农村的基础制度，要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实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有序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建立保护补偿机制，加快划定基本农田，实行永久保护，确保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用途不改变、质量有提高。

    提高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一方面要在逐年较大幅度增加农民种粮补贴的同时，完善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挂钩的农资综合补贴动态调整机制。另一方面，要在粮食流通环节完善价格机制、健全市场体系。通过保持粮食价格合理水平，防止谷贱伤农，保障种粮收入稳定增长；通过加强现代粮食物流体系和市场网络建设，实现产销顺畅衔接。

    在使农民增加收入的同时，进一步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这就要求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使广大农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2、既要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又要加快农业科技创新

    我国农业基础薄弱，一方面表现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欠账较多，另一方面表现为农业科技水平较低。以农田水利为重点的基础设施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物质条件。在农业用水短缺的大格局难以扭转的背景下，一方面需要合理配置农业用水、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另一方面需要提高农业用水效率、发展节水农业，突出抓好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农田水利建设应重在健全新机制，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和民间的积极性。在增加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发展节水灌溉和完善灌排体系的同时，积极引导农民因地制宜地兴建以“五小水利”为代表的中小型水利设施。

    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在科技进步，农业科技进步应着眼于建设现代农业。优先支持生物技术、良种培育、丰产栽培、农业节水、疫病防控、防灾减灾等领域科技创新，把重点放在良种培育上，大力优化品种结构，着力提高粮食单产和品质。适应农业规模化、精准化、设施化等要求，加快开发多功能、智能化、经济型农业装备设施，重点在田间作业、设施栽培、健康养殖、精深加工、储运保鲜等环节取得新进展。加强农业技术推广普及，开展农民技术培训，培养新型农民。通过农业科技进步，不断促进农业技术集成化、劳动过程机械化、生产经营信息化。

    3、既要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又要强化社会化服务体系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符合我国农业生产特点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家庭承包经营有利于调动生产者积极性的作用已充分显示出来，然而其分散决策、分散经营、分散承担风险的特点，使农业生产还不能从根本上摆脱小农经济的特征。因此，适应生产社会化要求，在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保持现有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同时，应当更加重视建立健全覆盖全程、综合配套、便捷高效的社会化服务体系，提高农业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

    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以农用生产资料供应、农产品营销网络、农业信息收集和发布、农业技术推广、农产品品质保障、农机联合作业等为重点，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可以降低农业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经营风险，增加生产经营收益。在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过程中，应同时发挥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和市场的调节作用，积极引导和扶持公益性公共服务机构、农民新型合作组织和企业化服务组织共同发展。

    4、既要合理扶持粮食生产，又要积极应对国际挑战

    在开放条件下，确保我国粮食安全必须强化对国内农业的扶持。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绿箱补贴”。这是政府通过服务计划提供的农业支持补贴。它被国际规则所允许，是WTO成员国对农业实施支持与保护的重要措施。另一方面，在我国作出的入世承诺范围内，用足“黄箱补贴”。同时，把握好主要农产品进出口的时机和节奏，适度进口结构性短缺产品，防止部分品种过度进口冲击国内市场。要健全符合WTO规则的外商经营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准入制度，建立外资并购境内涉农企业安全审查机制。加强粮食领域国际合作，提高统筹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的能力，积极参与国际农产品贸易规则和标准制定，促进形成公平合理的贸易秩序。(来源：《光明日报》，2011年4月26日，作者：姚万军、胡秋阳、段文斌)

    2011年，是我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三农问题与粮食安全依然是十二五期间的重头戏。特别是在通胀背景之下，粮食安全问题的重要显得更为突出。

    毋庸讳言，粮为政先，是每一次粮食危机带给发展中国家政府的经验总结，也是中国政府在历次通货膨胀浪潮（或压力）中最为关心的重大民生问题之一。目前，在现有的耕作模式下，有限的宜粮土地也是粮食安全的一个隐忧。此外，优质耕地逐年减少与人口逐年增加，加上CPI高位运行，粮食安全越发呈现出来，一边是承受不起生活成本加速上涨的城市居民，一边是迫切需要增加收入的农民。中国的粮食问题，在“十二五”开局之初变得尤为重要并亟待调整与解决。而与粮价飙升直接相关的生活资料和生产成本的增长，以及引发的相关大宗物品的价格抬升，不但影响进出口的产值和利润，也决定着顺逆差结果的产生。这种情况的发展完全可能引致整个国家的经济波动。处理不当，粮食问题将立即构成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现实瓶颈；处理得当，粮食问题的解决也可能开启中国经济进一步改革的突破口。

    因此，粮食问题也可以说是十二五期间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食品价格涨幅在八大类商品中是最高的，而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又对新涨价因素贡献了70%左右，致使经济发展不稳定因素增加。农产品价格上涨现阶段主要还是由农产品供应不足引起的，这凸显了我国粮食流通体制和农业产业链的缺陷。舆论对于2010年的粮食价格飙升有一种不同往常的说法，即这一年最重要的涨价原因是不法分子的投机炒作。但是仔细分析，炒作哄抬的现象从根本上说仍是由农产品供应不足产生的。农业生产的价值规律依然主导着粮食市场的发展和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

    说到底，粮食安全问题是一个生产与流转机制问题，也是第一产业与二、三产业间平衡发展的问题。这不仅关系着国内粮食生产与流转，也关系着国内经济的健康运行。以全球经济一体化为背景，中国必须找到粮食生产与流转机制的安全通道。

    2011年6月1日，《中国发展观察》刊发的西南财经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通胀压力下的中国粮食安全问题》指出，改革旧有粮食流通体制是目前加强粮食安全的有效途径。

    首先，改革原有的粮食流通体制的弊端迫在眉睫。一方面可以鼓励更多的企业参与粮食收购，以保证粮食市场的竞争性，从而改变少数企业垄断收购的问题，减小不稳定指数，也使粮食的价格充分融入到市场中去；另一方面，对粮食收购企业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并完善反垄断法，用更加严密的法律体系保护粮食的流通渠道，严禁对粮食进行投机炒作的行为。同时，还可以有意识地加强粮食储备调控能力建设，让专项储备和周转库存发挥各自的作用：专项储备以行政手段调控，周转库存以市场手段调节，并坚持国有粮食企业在粮食流通领域发挥主体作用。

    其次，通过土地的宏观调控来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达成土地保障、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的三维均衡。现阶段一些地方用土地（使用权）换社会保障、土地（使用权）换就业保障和土地（使用权）换新修住房产权的形式来推动土地整理，并变通性地采取了土地占补平衡的方式来推动农民的宅基地甚至农业用地改变用途的方式来推动地方的经济发展。理性的农户可能因为短期利益诱导而参与到这一土地整理过程中去，但农业生产的弱质性、粮食生产的短缺性和农民长期致富渠道的生成（即农村主导产业的形成）并不能自动在土地整理的过程中完善地解决。占补平衡后，优质耕地的形成还需要多年的时间，粮食生产将受到极大影响，因而“牺牲耕地和农业谋发展”从长远来看的确是不足取的。我们认为，这背后的重要因素首先便是粮食安全问题。因此，中央在土地宏观调控时必须高度关注粮食生产和农民本身致富能力的提升，而不是被动地等待地方政府在土地制度这一问题上的“试错性”改革或“打危险的制度擦边球”，须知：粮食一旦出现紧张，地方政府现阶段改变耕地用途开发出来的房地产等商业用途的设施于国家的经济安全并无半点助益；所以，不可让地方跟风土地治理和整理，而是注重从宏观层面加以土地调控，在农村达成土地保障、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的三维均衡，防止农民未富但粮食先减的危险局面出现，做到未雨绸缪。

    再次，就是要更加严格规范和科学推进农业产业化的进度，整合整条农业产业链。从种子、化肥、科技、股权，收购到仓储运输和最后的售卖，尽可能地加快产业化的整合步伐，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做大做强农业，农民才会真正从中受益，国家的粮食安全才能有长久的保障。这样，不仅会实质性地增加农民的收入，加快农村的发展，缩小城乡和贫富差距，还能从根本上加快农业的现代化脚步，使我国的经济结构日趋合理与科学。由此可见，解决粮食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解决好了，中国农业的产业链条延伸会更广，城乡二元结构的消解也会越快，中国许多深层次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的进一步改革也会赢得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最后，在建设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下，要更加充分地利用价值规律，积极发挥农产品期货市场的避险作用，帮助农民发现价格趋势，尽量避免市场盲目性造成的损失和价格波动。孙冶方先生早年曾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语重心长地说：“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这句话对于今天中国的粮食问题而言仍旧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因为，单纯的政府行政命令对稳定粮价和调整农业结构起到的只是强制作用，必须借助有效的价格信号和市场机制来正确引导粮食生产，才能使粮食产业逐渐具有竞争力，农业生产才会逐渐走上内生良性发展的轨道。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农业的国际竞争已不再是初级农产品的产量竞争了，而是整个产业体系的竞争。那么，分散的小农经营很难面对这种挑战，所以加快企业与农民的联合，更多地转向生产基地的定向生产，促进农业现代化进程；更多地利用粮食期货市场对冲价格风险，保持粮食的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的通畅性，在及时了解全球粮食动态的情况下，掌握粮价的主导权，维持粮价的基本稳定，乃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战略。（来源：《中国发展观察》，2011年6月1日，作者：吴垠、曹雅雯、邵兴全）

    与本文观点类同，笔者认为，粮食安全仍然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在工业经济全面发展的背景下，第一产业的市场化改革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农民要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共享改革的成果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也是三农问题的根本。进一步来说，以牺生农民的利益而发展的社会经济也是有缺陷的经济发展模式。而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则是需要综合考量，统筹发展的问题。既要解决粮食生产中的矛盾，也要解决粮食流通机制中的矛盾。既要保障农民的收入，也要保障城市贫困人口的生活之需。既要打造一个粮食生产的牢固的安全边界，也要参与粮食市场的国际化竞争。这不但是经济运行模式上的问题，也是社会运行机制中的问题。而在粮食安全问题上，完全的市场化并不能够解决一切问题。

    所以，粮食安全的必然通道即是基础性政策保障加市场化流通双轨制。而如何构建行之效、安全健康的双轨制的模式也必然是未来发展中必须面对与正确解决的瓶颈问题。而不论如何，增大三农产业的投入都是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生态农业——粮食安全的新希望

    2011年5月，联合国粮食权利特别报告员奥利维·德·舒特在一份最新报告中指出，生态农业有望在十年内让主要产粮地区的粮食产量翻番，同时还能为农村开辟生路、实现碳隔离，并且建立对气候极限的适应性。奥利维·德·舒特还着重指出：“靠着大型农场的工业化耕作，我们是无法解决饥荒、制止气候变化的。”该报告还断言，2050年世界人口将增加到90亿，为了养活剧增的人口，我们亟需采取最高效的农业技术。当前的科学证据表明，生态农业方式在提高饥饿地区的粮食产量方面的作用绝对胜过化肥。因此，生态农业也是目前最有希望保证不断增长的粮食需求的唯一措施。

    简单地说，奥利维·德·舒特有三个最重要的观点，一个是生态农业可以让粮食主产区产量翻番，第二个则是生态农业可以应对极端气候。第三个就是生态农业绝对胜过化肥。

    这三点不论哪一条都是当前粮食生产的瓶颈，也是令农业专家头痛的问题。分析当前的粮食生产，种子的培育可以说已达到了技术的顶峰，转基因种子虽然有提高产量的作用但却深为社会所诟病，极端气候则是粮食生产的最大杀手，在这方面，人还不能胜天。更为令人担心的是长期的化肥与农药的使用早已让可怜的土地露出板结的苗头，而农药的残留则令生态环境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绿色食品则名存实亡。而生态农业真的具有如此神功，可以一举突破粮食生产中的三重束缚吗？

    弄清这个问题得从什么是生态农业开始。什么是生态农业呢？生态农业是一个新兴的概念。指的是以生态学理论为指导，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以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与保护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前提而组织进行的农业生产。具体一点就是指一种小环境农业，其生态上能自我维持，低输入的，经济上有活力的，在环境、伦理道德、审美、人文社会方面不引起大的或长远不可接受的变化。

    进一步来说，生态农业就是遵循生态经济学原理和生态规律发展的农业生产模式。其优点就是，运用了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和现代管理手段，并结合传统农业的有效经验，获得的不但是较高的粮食生产效益，也同时收获了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所以生态农业也常常是现代化农业的一个代名词。

    我国的生态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和某些乡镇企业在内的多成分、多层次、多部门相结合的复合农业系统。20世纪70年代主要措施是实行粮、豆轮作，混种牧草，混合放牧，增施有机肥，采用生物防治，实行少免耕，减少化肥、农药、机械的投入等；80年代创造了许多具有明显增产增收效益的生态农业模式，如稻田养鱼、养萍，林粮、林果、林药间作的主体农业模式，农、林、牧结合，粮、桑、渔结合，种、养、加结合等复合生态系统模式，鸡粪喂猪、猪粪喂鱼等有机废物多级综合利用的模式。生态农业的生产以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为重要前提，根据生物与环境相协调适应、物种优化组合、能量物质高效率运转、输入输出平衡等原理，运用系统工程方法，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信息的输入组织生产。通过食物链网络化、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充分发挥资源潜力和物种多样性优势，建立良性物质循环体系，促进农业持续稳定地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统一。因此，生态农业是一种知识密集型的现代农业体系，是农业发展的新型模式。

    所以，生态农业不但是一种对环境资源的最大利用与开发模式，也是保护环境，实现生态平衡与人和自然的和谐的一种农业发展模式。但从目前来说，由于国内各地环境条件的差别，在发展模式的设计上，生态农业的实施路径各地并不完全相同。但总体来说，中国生态农业基本上是按照生态学原理和生态经济规律，因地制宜地设计、组装、调整和管理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系统工程体系。它要求把发展粮食与多种经济作物生产，发展大田种植与林、牧、副、渔业，发展大农业与第二、三产业结合起来，利用传统农业精华和现代科技成果，通过人工设计生态工程、协调发展与环境之间、资源利用与保护之间的矛盾，形成生态上与经济上两个良性循环，经济、生态、社会三大效益的统一。

    当然，生态农业也是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模式，对粮食安全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与此相联系，生态产品即绿色食品即是生态农业的安全产品，对此，国际生态农业协会（FOAM）有明确的标准。比如，只有95%以上的附加料来自生态的，才可作为纯生态产品出售。某一企业欲加入“生态农业协会”，将其产品作为生态产品销售，必须经过3年的完全调整方可。并由国家授权的检测中心对申请转入生态农业生产的企业进行检查，检查至少每年进行一次，此外也可不定期进行抽查。如检查不合格，则要延长调整期。

    而从目前来说，我国生态农业的发展尚存在许多有待改进的方面，首先，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生态农业的理论尚不够完备；其次，与生态农业相关的技术体系尚不够完善；第三，政策层面尚需调整；第四，服务水平和能力建设尚不能完全适应生态农业的要求；第五，农业的产业化水平尚有待提高；第六，与生态农业相适应的组织建设尚存在不足之处；第七，生态农业的推广力度还远远不够。

    综合而言，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在生态农业的推广上，我国尚有许多路要走。而作为一个粮食需求大国来说，生态农业也是我国必然要走的路。而更深一层的意义上来说，生态农业也是目前最安全最科学的农业发展模式。实施生态农业也是对化学农业、转基因农业的一种有力的回应。对此，也有专家指出，以实施“化学农业、转基因农业”为主的美国大型私人农场为特征的农业绝对不是当代人类“现代农业”的样板，更不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方向！

    化学农业带来的土地板结后遗症以及转基因粮食的安全性皆为生态农业的实施做出了注解。客观地说，在有限的耕地面积严格限制下，化学农业与转基因农业并非中国农业的出路。

    2011年5月9日，中国农博网、北京农业信息网等网站不约而同刊载了农业专家吉尔·理查德森的谈话，谈话以翔实的论据阐述了推广生态农业的种种理由。

    【资料】

    一项最新的联合国报告认为，生态学与农学的携手可以帮助小型农户提高食品产量。吉尔·理查德森对此进行了探讨。

    随着粮食价格的持续增长，世界的饥民可能会超过10亿。如今，世界各国领袖和联合国、世行等国际机构也已经争吵多年，争吵的内容就是如何增加粮食生产，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的需求，同时还要减缓气候变化、应对石油、水和表土等资源的短缺。

    生态农业有望在十年内让主要产粮地区的粮食产量翻番

    联合国粮食权利特别报告员奥利维·德·舒特在一份最新报告中指出，生态农业有望在十年内让主要产粮地区的粮食产量翻番，同时还能为农村开辟生路、实现碳隔离，并且建立对气候极限的适应性。

    生态农业方式在提高饥饿地区的粮食产量方面的作用绝对胜过化肥

    “2050年世界人口将增加到90亿，为了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我们亟需采取最高效的农业技术。当前的科学证据表明，生态农业方式在提高饥饿地区的粮食产量方面的作用绝对胜过化肥，”德·舒特说，“靠着大型农场的工业化耕作，我们是无法解决饥荒、制止气候变化的。”世界饥民中的大多数都是小型农户，证据表明，通过生态农业方式，这些农户可以提高粮食产量来养活家人。

    生态农业就是把生态学和农学进行跨领域结合

    生态农业就是把生态学和农学进行跨领域结合，力图通过模拟自然、建立可持续、多样性和高产出的生态农业系统。生态农业一开始经常要对传统或者原生农业进行观察，分析其背后的科学原理。通过这种方式，现代科学可以帮助改进(请注意，不是抛弃或替代)传统农业系统，有效地利用当地的知识和资源。

    东亚的一种生态农业系统，即稻-鸭-萍共作模式：不要肥料、除草剂和杀虫剂等额外投入

    德·舒特在新报告中提到了东亚的一种生态农业系统，即稻-鸭-萍共作模式。浮萍能够抑制杂草的生长，为水稻提供了养料，为鸭子提供了食物，同时鸭子吃掉了可能危害水稻的虫子。这样一来，农民就不需要再进行肥料、除草剂和杀虫剂等额外投入。

    通过生态方式提高生态多样性，减少水土流失，改善水和养分的循环培养土壤中的有机质玛西亚·伊什-埃特曼是英国农药行动网络的高级科学家，他在总结生态农业的益处时说：“通过生态方式，农民们可以提高生态多样性，减少水土流失，改善水和养分的循环，为传粉昆虫提供栖息地，培养土壤中的有机质。”埃特曼是参与“国际农业知识与科技促进发展评估”报告撰写的四百位科学家之一，该报告于2008年发表，它也指出生态农业为小型农户提高粮食产量和减少世界饥饿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方式。

    生态农业的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实践

    “粮食优先”是一个致力于消除引发饥饿的不公正的组织，其执行主席埃里克·霍尔特-吉莫涅茨认为生态农业主要被发展中国家的小型农户所采用。比如，“农夫运动”过去二十年中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很多地方大力推广生态农业。他指出，生态农业一直被产业界和各国政府忽视甚至批判，认为它无法生产足够的粮食来消除饥饿，他说：“生态农业的推广工作一直是由农民、小型农户组织和NOG进行的，他们的合作对象常常是独立科学家……正因为如此，生态农业的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实践。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科学领域，因为它的效果非常积极而且投入相对很小。”

    古巴的经验：通过政府途径大力推广生态农业耕作方式

    唯一一个通过政府途径大力推广生态农业国家就是古巴，但它实施生态农业也是迫不得已的。苏联解体后，古巴失去了赖以生产和进口粮食的国际贸易体系，古巴人将这一段时间称为“特殊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无法获得必需的土壤、肥料和农药来进行工业化的粮食生产，古巴人的生活水平一落千丈。但该国很快就开始在群众中采取并推广生态农业的耕作方式。由于燃料短缺，他们不得不把农场和菜园设在城市周边，以便把运输需求最小化。霍尔特-吉莫涅茨说古巴“是一个光辉典范，充分展示了政府切实支持生态农业方式的强大效用”。

    美国政府还没采取任何生态农业措施，美国小部分农场现在进行有机农业生产迄今，美国政府还没有采取任何生态农业措施，无论是在国内农场还是为外国提供的农业援助里。在美国，有一小部分农场现在进行有机农业生产，在食品生产中不使用有氮肥、毒农药或者转基因种子。但是，美国大多数有机农场采取的都是“输入替代”方式，这是一种介于工业化农业和生态农业之间的中间阶段。在“输入替代”阶段，化学输入物被各自的有机输入物所替代；粪肥替代了氮肥；Bt等有机农药替代了毒性更大的或者残余性更久的。但是，霍尔特-吉莫涅茨说真正的生态农业实践在美国“凤毛麟角”，尽管他也注意到一些酿酒厂正在转向生态农业方式。

    美国最着名的生态农场之一：弗吉尼亚州的多元农场

    美国最着名的生态农场之一就是弗吉尼亚州的多元农场，农场主乔尔·萨拉汀对他的畜群“管弦乐队”进行了精心的编排，让每个种群都在农场各处轮转，以求得生产力和生态效益的最大化。首先，他的肉牛集中在一块牧场上吃草，然后再移往下一块。几天之后，当牛粪中的蛆都孵化出来并且长肥变大的时候，萨拉汀就会搬来移动式鸡栏，蛆虫是鸡喜欢的食物，在帮萨拉汀解决了害虫的同时还借助鸡爪的抓挠把牛粪当作肥料撒进了土壤。就这样，牛群和鸡群在农场上不断游转，让每块牧场都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在猪、兔、火鸡等其他禽畜的饲养上，萨拉汀也采取了同样高明的策略。

    采用生态农业技术的土地的粮食产量平均提高了79%

    在报告中，德·舒特说生态农业的“资源保护和低外输技术提高产量的能力已经得到证明”，他还引用一项研究的结果，说采用生态农业技术的土地的粮食产量平均提高了79%。报告还指出了生物多样性在改善小型农户膳食方面的重要性。尽管一个人摄入的热量可能大多数都来自大米、小麦或玉米等主食，但在多样性生态农业系统中种植的副食也可以提供至关重要的养分，甚至在青黄不接的时期还可以充当重要的食物来源。

    生态农业既能够减缓气候变化，还能让世界在日益增加的气候极限面前拥有更强的恢复力报告还强调说，我们采取的农业技术应该既能够减缓气候变化，还能让世界在未来日益增加的气候极限面前拥有更强的恢复力。首先，它赞扬了生态农业可以让“食品生产摆脱对化石能源(油气)的依赖”，而且为“减缓气候变化”作出了贡献，“方式包括增加土壤有机质和地上生物量中的碳汇，以及通过减少直接和间接的能源使用来避免农场产生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此外，报告还指出生态农业有能力“显着缓解”旱灾和飓风等极端天气的破坏。

    呼吁各国采取行动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小型农户采取生态农业的耕作方式在报告中，德·舒特呼吁各国采取行动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小型农户采取生态农业的耕作方式，比如对农业研究和推广服务进行再投入、投资建立促进(农业)合作的社会组织、强化女性能力以及“创造一个有利的宏观经济环境，包括将可持续农场与公平市场联系起来”。

    有机生态农业到2050年可以超出粮农组织提出的必须比现在增加70%的需求量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到2050年要养活多达90亿的世界人口，粮食产量必须比现在增加70%。如果世界能够按照德·舒特报告中提出的路径前进，并且实现研究中所验证的生产力，到2050年甚至可以超出上述粮农组织提出的需求量。（来源：农博网，作者：吉尔·理查德森）

    与此文观点相同，在国内的农业专家中，支持生态农业，反对化学农业与转基因农业的专家也大有人在。有专家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国内粮食供需市场面临着严重的结构性失调难题，国家粮食安全问题不容乐观。现有的粮食直补政策因为潜存的政策实践悖论，难以化解粮食市场的结构性失调问题。因此，我们认为，在农业经营上应该鼓励发展以生态农业发展为导向，以土地村社所有权实施后的村民自治组织或土地信托合作社为依托，以组建土地经营权可以抵押贷款的农民资金互助组织为手段，以构建农业保险体系为保障，以加大国家宏观调控力度和财政支农力度为支撑，夯实农业经济发展基础环境的经营模式，努力确保留守村庄的青壮年农民能够获得与外出务工农民均等的劳动报酬，从根本上打破农业经营上存在着的低水平的均衡状态，从而保障粮食供给的持续稳定增加。

    笔者认为，生态农业是中国农业的必由之路。从现实的情况来说，农业化学化与转基因化无法从根本上保证粮食安全。许多农民连自己种的粮食都不吃，而是完全推向市场，这并不是什么不可公开的秘密。而这种现象也说明，粮食安全已到了一个非解决不可的时候，农业的发展方向已到了确定长久发展模式的定调阶段。当然，是全面推广生态农业，还是依赖于化学肥料与对环境具有破坏作用的农药来生产粮食确需一个深入探讨与实践方面的双重考量。而对于条件与农业基础千差万别的中国农业来说，分门别类设计出与各地状况相适应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也是一个需花费巨大智力投入的关键问题。

    绿色食品并非奢望

    绿色食品不是一个新概念，在西方工业发达国家，这个概念早就存在了。从我国农业发展的历史来看，在化肥没有投入使用以及转基因种子未进入实质性应用之前，我们的粮食基本上符合绿色食品的要求，不但没有污染，也没有化肥及农药残留，更不用提是否存在转基因问题。

    从根本上来说，可以说绿色食品是针对工业污染、生态失衡以及深受世人诟病的转基因植物提出来的。经济的发展已经让人们不满足于吃得饱，而是要吃得好。化学农业的不可持续性，以及化学肥料生产的粮食已无法让人吃得放心，睡得安心为世界提出了一个严肃的关乎“吃”的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就在于绿色食品。事实上，倡导绿色食品与倡导生态农业在本质上同一个问题的两个阶段。注重绿色食品必然要求实施生态农业，而生态农业的根本目的之一也是生产出安全的绿色食品。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绿色食品观念已成为国际性共识，并已形成了绿色食品的安全生产与认证一整套标准。简单地说，绿色食品是指经专门机构认定，许可使用绿色食品标志的无污染的安全、优质、营养食品。由于与环境保护有关的事物国际上通常都冠以“绿色”，为了突出这类食品出自最纯真的生态环境，因此定名为绿色食品，但此类食品并非都是绿色的。

    一般来说，绿色食品必须具备以下四个条件：

    1、产品或产品原料产地必须符合绿色食品生态环境质量标准。

    2、农作物种植、畜禽饲养、水产养殖及食品加工必须符合绿色食品生产操作规程。

    3、产品必须符合绿色食品质量和卫生标准。

    4、产品外包装必须符合国家食品标签通用标准，符合绿色食品特定的包装、装潢和标签规定。

    很显然，这是一个从生产到流通都具有明确要求的一整套要求与规定。目前，我国绿色食品的考察认证工作由中国绿色协会负责，并由中国绿色食品中心统一认证、管理与实施。

    笔者认为，对于目前中国的农业产业来说，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其长久的发展目标必然是生态农业与绿色食品。而由此导致的一系列三农产业的改革也必将是深刻与持久的。与许多国家不同，中国人口众多，而耕地却相对较少，粮食安全问题每时每刻都是全国上下最为关心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如同农业部长韩长赋所说：“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尽管目前的中国尚未形成对国际社会的依赖，但这种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一旦中国出现粮食自我供给不足的情况而求助于全球粮食市场，事关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生存问题就不仅是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可能成为一个棘手的国际性问题。事实上，即便中国目前并未对国际粮食价格连续上涨造成决定性影响，仍然有不少居心叵测的人把粮食危机的矛头指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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