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松轩——杰出的教育家
杨松轩（1872-1928），名鹤年，字松轩，陕西华县人。一生抱着兴学育人、教育救国的宏愿，“劳怨不辞，毁誉不计”。他是华县咸林中学创始人，也是我国清末民初著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家，现代教育的先驱。
杨松轩生活在一个思想比较进步的家庭里。他的父亲辛勤经营，积攒了一些财物，为人比较开明，敬师重学，乐善好施。他十分注重对子女的教育，要求自己的孩子无论天资如何，都必须至少读十年的书。杨松轩从小聪颖好学，9岁时便人私塾读书，受到良好的教育。参加了两次科考，成绩都非常优秀，主考称他的试卷“当为通场压卷”。
立志教育
正当杨松轩少年得志时，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国难当头，何以救国？他经过认真思考，放弃了“学而优则仕”的思想，认为要想强国，从事教育事业为当务之急。听说关中大儒刘古愚在径阳县“味经书院”倡导维新救国的消息时，他决然前往，拜刘古愚为师。
刘古愚是驰名西北的爱国教育家，推行维新变法与康有为齐名，时人称之为“南康北刘”。杨松轩跟随刘古愚前后达四年之久，二人师生关系甚为亲密。在刘古愚的教导下，杨松轩内心产生了“引进西学，改革教育，创办新学，教育救国”的强烈愿望。这也成为他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1902年，杨松轩协助他的父亲创立了“蒙养学堂”，尝试教育革新，蒙养学堂则成为杨松轩教育实践的开始。在蒙养学堂，杨松轩反对读死书，采用图表讲解知识，用韵文编写教材，使儿童易学易懂。蒙养学堂设“识字”“学乐”两门课，教育学生尊敬师长，守礼重学，互助互学。在讲学中，他始终以灌输知识为手段，以启发学生思想为目的，引导学生重科学、重实业、重实践。为了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他还常常把我国古代科学家发明创造的故事、人民大众的口头语和民间流传的谚语运用到讲学中，教学内容丰富，教学方式灵活，教学效果非常显著。杨松轩此举开创了关中东部地区新式教育的先河。
后来，杨松轩被聘往临撞雨金小学堂任教。在这里，他继续推行新式教育，推动了当地的教育革新，受到老百姓的欢迎。
移风易俗
在积极改革教育、推行新学的同时，杨松轩还致力于社会教育、妇女解放事业和改变旧风俗、旧习惯的活动。1900年，八国联军人侵北京时，很多缠足的妇女在战争中受害，因此，他积极投身改造社会陋俗的活动，并编著《妇女发韧》一书，在华县广为散发。在书中，他开宗明义提出：“中国积弱之大原有二：曰吸烟，曰缠足。”他说，鸦片是把中国朝野上下推向死亡之地的毒药，所以应严加禁绝。他的母亲在30岁时得了寒喘疾病，后期在难以忍受时吸食一点鸦片来缓解病痛。杨松轩首先回家向自己的母亲宣传禁烟主张，其母深受感动，“毅然断绝吸食鸦片”。
杨松轩认为：女子为国民之母，女子不强不明则国魂难存。针对妇女缠足，他做了尖锐的批判，提出“戒缠足，兴女学”的主张。由于当时民风不开化，人们对他的疾呼无一人赞成，更多的是冷嘲热讽。但满腹热诚的杨松轩并不灰心，他首先从自己的家庭做起，让自家的女性不缠足，男性不娶缠足女。受他影响，他的母亲在晚年时也不再缠足，用行动支持儿子提倡新思想。
为了普及女学，他又积极参与筹办女子学校，1911年正式成立了私立模范女子小学。当时风气未开化，女子上学者极少，社会舆论对女子抛头露面外出求学有诸多批判，而杨松轩对此不以为然，坚定地把自己的女儿、儿媳、侄女等，都送进学校学习。为了使这一活动取得成效，杨松轩还把自己子女的婚姻与这一社会革新活动密切结合起来，通过自身的践行，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促进了新思想的传播。
创办咸林中学
经过一段实践，杨松轩深感兴办学校的艰难，并非一人之力所能及，开始思考团体兴学的办法。1907年，他回到华州，与友人顾熠山、郑云章组建华州教育研究会，任会长。研究会拟办两等（含初等和高等）小学堂，作为教学改革的实验场所，并由杨松轩兼任校长。办学之初，既无资金又无校舍，但他从未松懈，以“阻力即助力”自勉，矢志不移，实践他兴办新学的思想。经他们多方奔走，只筹措到“二两银子”。一天晚上，他与友人开会商议办学之事，会议通宵达旦，尽管办学的资本只有二两银子，但这些中国现代教育的先驱者们个个满怀匡时救国、兴学育人的热情，直到快天亮时，会议才结束，熬尽了半碗清油。最后议定，不足的经费继续筹措，校舍就借用大王庙的现有旧房。接着创办了“华州教育研究会附设两等小学堂”。由此，民间留下了“二两银子半碗油，大王庙里办学堂”的佳话。
教育会及小学堂的创立，是杨松轩先生从事现代教育实践的第一个胜利，也是他艰难历程的开端。在他办学的过程中，遇到过各种各样的艰难，甚至是人身安全。一些仇视新学的守旧势力形成一股反新学的逆流，他们散发匿名传单，声言要毁校杀人，阻止“洋学堂”的发展。辛亥革命时，地方上的顽固分子乘县城混乱之机，哄抢学校，并扬言要把“学校，砸个稀巴烂，洋书，烧个一大摊”“起手不起手，先走潭峪口，杀完不杀完，先杀杨鹤年”。一时间人心惶惶，不少人都劝他赶紧外出躲避，但他毫不（畏惧，学生离校后独自一人守护学校教学设备，“视学校如家，爱学生如命”，这是怎样祟高的精神！杨松轩的办学活动处在清末民初，当时社会动荡，人民饥困，在如此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对于常人来说，维持现状尚且不能，还要兴办学校，教育救国，为此奋不顾身，百年之后，令我辈高山仰止！杨松轩能在困境中使学校蒸蒸日上，这是他的过人之处。为了解决办学资金问题，他不得不四处奔波，聘请社会上有地位、有声望的人物为学校名誉董事和赞助人，还举行了全县性的抽彩大会，发动社会人士购买彩票捐资兴学。他还亲自编写《劝公众认集咸中基金歌》，动员教师学生出动上街，演唱演说，宣传募捐。他想尽一切办法，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扩大集资范围以发展教育。1915年为扩建一座校舍，修建新平房二十间，不料一夜之间，房屋竟然全部倒塌，很多人为此垂头丧气，但杨松轩闻讯后没有．被出现的困难吓倒，他坦然处之，只说了一句话：“平房倒了，盖楼！”在他的艰苦努力下，不久，咸林中学果然又矗立起一排高大的楼房。杨松轩曾说过：“办学经济困难达于极点，多方募捐均无大效，未免令人心灰意冷。然天下事愈困难，愈有价值！”正因为他抱着这样坚定的信念，办学二十余年中从未被“钱”所难倒。
在杨松轩和他的同志们的艰苦卓绝的努力下，华县学风渐盛，教育会附设两等小学堂也初具规模，学生逐年增加，到1919年毕业学生已有四届。鉴于“中学教育不发达，既不能作国民教育之后劲，又不能树人才教育之始基，其影响于国家社会者甚大”的现状，杨松轩联络刘经轩、顾熠山、郑云章、张思波等十余人，群策群力，于1919年4月8日在原两等小学堂的基础上创办了“华县私立咸林中学”，并担任校董会董正，负责全盘工作。他革新教育的实践活动由此达到高潮，在我国现代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为了办好这所中学，借鉴和学习国内外先进的办学经验，他曾不辞劳苦前往武汉、上海、杭州、南通及日本考察教育。回陕后，他向社会和学生大声疾呼：国人若不急起直追，努力教育自治，后患将不堪设想。同时他将考察所得先进经验和理念在咸林中学等校推广试行。
为了保证教学质量，他聘请了一些学有专长、思想进步的教师，其中有早期共产党人魏野畴、王复生等人。他注意教材的革新，而且重视学生思想品德的教育与培养。杨松轩一般不上课，但他每天早课前总要把学生集中到大操场，给学生讲述国家大事、农事、科技知识，或是讲做人的道理。在他的支持下，咸林中学成立了许多进步学生团体，如讲演社、体育会、新剧团、青年励志社、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新文学研究会等，大大激发了青年学生追求民主、平等、个性解放的理想，使大批学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为了使更多的穷家子弟也享有受教育的平等机会，杨松轩还建立了《工读生制度》，制定了“免费生”“减费生”“贷费生”“通读生”等制度。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实属陕西和西北地区为贫寒子弟入学大开方便之门的创举。
杨松轩生活十分节俭，平日穿着朴素，经常带领学生参加学校的劳动，宛然乡间一位农夫。为解决办学经费，除力争社会各界支援外，自己先后办起了园艺部、农场、饭馆、理发店、商店，并设立公储局、医院等，使咸林中学成为陕西第一所部门齐全、中小兼备、科目丰富新颖的学校。1927年，“两等小学堂”与“咸林中学”合并，取名咸林学校。
杨松轩在办学实践中博采众家之长，大胆进行实验和探索，虽遭到封建保守势力的极力阻挠和破坏，但他认为“阻力即助力”，坚定信念，以一往无前的决心排除重重困难，使咸林中学逐步发展，为中华民族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被誉为“陕东学府”，成为陕西乃至西北地区教育界的一面旗帜。杨松轩先生创办的咸林中学，到现在仍为陕西省颇有名望的重点中学。九十多年来，他创办的一系列学校，为国家培养了数以千万计的优秀人才，学生遍及国内外很多行业。
1928年12月30日，杨松轩患脑溢血在学校去世，前来吊唁和参加追悼大会的不下五六万人。先生一生立志革新教育，为实现自己“教育救国”的理想，贡献毕生精力，赢得了社会舆论和教育。
杨松轩墓育界著名人士的高度评价。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著名的教育家张伯荃先生写道：“纵观先生生平言行，实不愧为时代之先驱。其治事才干，尤为人所难能。……先生之死在西北失一办理教育之领袖，在中国丧失一服务社会之人才，而在余则少一教育救国之同志矣，痛哉！”
杨松轩热爱祖国，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兴办教育，成就卓著，影响深远。杨先生勤劳质朴、求实创新、服务社会的信念和精神，给后辈树立了崇高的典范。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还为我们留卞了百万字的教育改革等方面的著述，在当时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对今天也仍然具有参考和借鉴的价值。
范紫东——“东方莎士比亚”
范紫东（1878-1954），名凝绩，字紫东，陕西乾州（今乾县）人。范紫东是辛亥革命的先驱，陕西易俗社的创始人之一。范紫东的一生充满了“史剧”色彩，创作了六十八部戏曲剧本，是欧洲文艺复兴时莎士比亚剧本数的两倍，被戏剧界誉为“当代关汉抑”“东方莎士比亚”。
范紫东出生于陕西乾县灵源乡西营寨村一个耕读传家的书香门第。他的祖父为清朝举人，父亲范德舆是清朝岁贡生，常年在陕西礼泉、乾县一带开设学馆，教书授徒。范紫东从小聪敏过人，刚满5岁就能认200个字了。
在父亲的严厉教诲下，范紫东受到严格的国学熏陶和训练，9岁便能读经作诗了。一年夏天，正当午时，突然乌云四起，狂风大作，雨加冰雹顺势而下，9岁的范紫东即兴创作了五言诗一首：
日甲正
夏日结冰凌，空中下鸡卵。
天公本难测，人说妖精遣。
这首诗语意清新，充满童真，寥寥数语却意蕴深刻，知道的人无不拍手叫好。15岁时，他的五言诗已能焕然成章。17岁时，他的学识大增，所写诗文新奇别致、不落俗套。
光绪二十二年（1896）春，关中瘟疫流行，范紫东的父亲因此病逝，家道自此衰落。范紫东时年19岁，因贫困不得不辍学务农，对各种棘手的农活，他很快就能适应，并干得得心应手。在繁忙的体力劳动之余，他从未停止求知上进。每当农忙季节便半拼半读，携书于田间劳作，朗读声也回荡在地埂树荫间。冬季农闲时，他每日闻鸡起床，勤苦研读。范紫东曾作诗自咏冬季苦学：“笔冻坚疑折，炉灰冷尚持。寒威愈凛冽，诗骨倍清奇。”这就是他读书生活的真实写照。
父亲去世后第二年，变法维新思潮兴起，他思想活跃，积极深究先进文化，因贫穷无力购买西方新书，常从朋友那里借阅，户泛涉猎国际政治和自然科学。在民主思想的影响下，他经常抨击时弊，宣传革新思想。光绪二十八年（1902），陕西连年大旱，俄俘遍野，范紫东为生计所迫，做起富人家的家庭教师，年薪仅九串铜钱。即使这样，他仍然坚持学习，毫不懈怠。艰苦的岁月奢炼了他持之以恒的坚忍性格。
25岁时，范紫东以名列榜首的成绩考人三原宏道高等学堂，池的考试论文被评为特优，消息不胫而走，人们争相传抄。由于家境贫寒，他一边打工一边学习，也在这个时期，他已经成为了一名与时俱进的革命者。
弃教从戎
从三原宏道高等学堂毕业后，范紫东在西安中学、健本小学校任教员。清朝末年，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内忧外患纷至沓来，范紫东痛心疾首，立志寻求社会变革之方，救国于危亡。经陕西民主革命先驱井勿幕、焦子静介绍，他加人同盟会，成为陕西早期同盟会会员之一，开始从事推翻封建帝制的秘密活动。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范紫东毅然弃教从戎，参加革命军，与本县赵时安先生负责乾州（今陕西乾县）事务，协助西路招讨使张云山固守乾州城达四个月之久。后来被选为陕西省第一届议会议员。袁世凯窃国称帝时，范紫东目睹袁世凯的种种倒行逆施，十分气愤，随即投身反袁斗争，起草讨袁檄文。结果惹怒了当局，陕西警察厅厅长派自己两个儿子去学校监视他，没想到他们听了范紫东的课，竟被感化了。一天晚上，全城大搜捕的时候，他们把消息偷偷告诉了范紫东。范紫东连夜匆忙逃往北京，才幸免于难。那天晚上被捕的28个革命党人，不幸全部遇害。
杰出的剧作家
清帝退位后，范紫东回到陕西，在西安健本小学校执教，任校长。从此致力于教育，将健本小学发展为中学，希望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后因社会动荡，学校经费困难，债台高筑，健本学校被迫关门。受此打击，范紫东一度精神失常，几乎丧命。病愈之后，他穷尽毕生精力著书立说，创作秦腔剧本，以此来表达自己的心声。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统治，但两千多年来封建思想的余毒根深蒂固。当时流行的戏剧，多为迷信荒诞之作，充斥狠袭淫秽之词，内容低俗。范紫东酷爱元明杂剧的研究，素来有志于戏剧改革。1912年，他与陕西同盟会会员李桐轩、孙仁玉、王伯明、高培支等160多名热心戏曲改良的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以“辅助社会教育，启迪民智，移风易俗”为宗旨，在西安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集戏曲教育和演出为一体的新型艺术团体——陕西伶学社，即后来的西安易俗社。
此后，范紫东投身于戏剧创作，在四十年的时间里，他共创作了题材广泛、思想进步、主题深刻、人物鲜明的大小剧本68个，《玉镜台》《软玉屏》《三滴血》《春闺考试》《八字案》《翰墨缘》《苏武牧羊》《美人换乌》等都是他的代表作，其中《春闺考试》《软玉屏》《三滴血》《美人换马》至今仍频演不衰。1958年12月，陕西省演出团赴京演出，朱德、周恩来、陈毅等中央领导在国务院小礼堂观看了秦腔《三滴血》。周总理高度评价该剧：“秦腔《三滴血》是继昆曲《十五贯》之后，又一出很好的公案戏。”范紫东后来又受邀前往中央戏剧学院演出《三滴血》，得到欧阳予倩、梅兰芳、田汉等著名戏剧家的热情赞扬。田汉还特为该剧题诗一首，说：“《三滴血》”剧情离奇曲折，妙趣横生，与兄弟的爱人互相误会处，可以追步莎氏（莎士比亚）。曹禺先生看过《三滴血》后，也说“错认”一场可与莎士比亚媲美。后来，西安电影制片厂还将该剧拍摄成电影。
综观以上剧目，历史剧在范紫东的创作中占了大半，他用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大胆地反映生活，针贬时弊，透过历史审视现实。在我国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历史时期，他的剧作在秦腔舞台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移风易俗”的社会效果。由于剧目内容新颖，大大促进了舞台艺术的改革，发展了秦腔艺术，使得范紫东成为秦腔界最有声望、最有影响的剧作家之一。也正因为范紫东创作了大量的剧本，促进了易俗社的发展和壮大，而且在全国各地演出，很多媒体纷纷报道，极大地弘扬了秦腔艺术，新中国成立后，对于一直执著于秦腔创作的范紫东来说，也重新迎来了春天的阳光。他虽年逾古稀，却焕发了青春的活力，历任西北文联及西安文联委员、西安市流行剧目修审委员会委员，从事戏剧改革工作，孜孜不倦。在抗美援朝的时候，他编写现代戏《志愿军人》，且以七旬高龄亲自参加演出，举行义卖，为抗美援朝筹款。范紫东晚年的最后一段时间，尽管公务繁忙，仍然勤奋创作出本戏八部，折戏五部。
范紫东在语言、考古、民俗、音乐等方面也颇有研究，1946年就开始关注到关中语言的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特点，潜心研究，编成了《关西方言钩沉》一书。1947年《关西方言钩沉》一经出版就被抢购一空。1952年，他被西安市人民政府聘任为西安市文史研究馆馆长，领导全体馆员抢救、整理祖国文化遗产，推动研究工作。他不辞辛苦，曾对西安市诸多名胜古迹作了系统的调查研究，编成《西安市城郊胜迹志略》稿本。1954年春，他不顾自己年高体弱，又进行古陵墓调查工作，为编纂陵墓志做准备。他亲赴临撞秦始皇陵、华清池、溺桥等地勘查，事必躬亲，填密细致，一丝不苟。因偶感风寒，在调查结束仅半月后，便与世长辞。
纵观范紫东的一生，从清末出生到新中国成立，七十余年的人生，不仅是一位秦腔剧作家的生命轨迹，更是一幅生动鲜活的历史画卷。他的剧作大体分为历史、科学、社会和家庭四类，题材广泛，构思精巧，情节曲折，语言雅俗共赏，人物个性鲜明；突出时代思想，追求进步，倡导爱国，呼吁民主，抵制陋习，反对迷信，表现了作者忧国忧民的思想和振兴中华的热忱，开启了用秦腔反映现代生活的先河。
范紫东为人豁达，诙谐多趣，淡泊名利，与世无争，一生潜心创作，默默耕耘，为秦腔艺术事业的发展艰苦奋斗了一辈子，他所作的不朽的秦腔剧目，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辉煌的艺术成就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将永远在三秦大地上传唱。
高培支——秦腔剧作家
高培支（1881-1960），名树基，字培支。祖籍陕西富平，出生于陕西陇州（今陇县），后定居于西安。热心戏剧事业，参与发起和创建陕西易俗社，先后三次在易俗社担任社长。他一主勤奋学习，编写了54个剧本，剧本的主题内容多揭露腐败黑音的社会，提倡科学民主，反对外寇入侵，呼唤民族觉醒，在当时产生广泛的影响，是陕西现代著名秦腔活动家和剧作家。
高培支一生经历了清末、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代。他很小的时候便进入私塾读书，后考人乡学，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陕西高等学堂。辛亥革命后，他在西安各中学、师范学校担任国文、数学教师。他讲课生动有趣，深受学生欢迎。
热衷教育 淡泊名利
1912年12月，高培支作为全国读音统一会陕西代表，参与制定“注音字母”的工作。在讨论过程中，他理服群雄，终于争得“万母存其音”。注音字母制成后，他被委任为陕西省模范巡行宣讲团团长，到处进行宣讲，普及教育。
由于高培支对社会教育有突出贡献，国民政府教育部总长授予他二等金色嘉祥章以示褒奖，1916年5月被陕西省省长陈树藩委任兼陕西省图书馆馆长。高培支办事精敏，尽心尽职，成绩卓著，又先后获得五等、四等嘉禾奖章。他一生任职不少，但职业比较单纯，多从事教育事业。
高培支为人诚恳朴实，生活上节俭细致，在担任易俗社社长时，办公用纸经常用废纸翻写，扯下的日历，也常常被他用做便笺。他几十年就穿着一件陈旧的黄黑线交织的毛大衣，很少索求工资报酬，一直过着清淡简朴的生活，但天性好学，酷爱买书，稍有闲暇便到各个书局浏览，一旦发现新书，便立即购买送到易俗社图书馆，馆员给书盖上公章、登记，结果自己掏钱购买的书往往都变成了公物。由于经常买书，高培支自己倒背负上一些债务，但他从不抱怨。
高培支说话声音洪亮，脾气耿直，从不阿诀权贵、羡慕荣华富贵，他曾两次拒绝所赐之官。第一次是张凤翔任陕西省民政厅厅长时，对高培支说：“当前急需一位县知事（县长），我对这个县情况比较熟悉，觉得你可以胜任。”可他当场便拒绝了，张问其原因，他回答道：“我一怕军人，二怕土匪。”在座的官员听后都非常吃惊，其中一人问他：“此等优待，他人求之不得，你为什么不愿意呢？”他淡然说道：“我若当了，就得右手向老百姓要钱，左手便将钱交给‘肩枪’（即军队），我良心何忍！”第二次是邵力子主政陕西时，因为曾经跟随邵力子学习法文和西洋史，他去拜见邵力子，当邵问他近况时，他回答教书。邵问：“忙否？”高答：“很忙。”知道这件事的人都嗤笑高培支太固执，如果说自己赋闲，就可以得到提拔。当他再次拜见邵时，重申了自己的态度，说：“科长、秘书，我干不了，科员以下不愿干，聘请县长也不干。现在以教书为生，若能领到钟点费，便感激不尽了。”言毕告辞，举座大惊，邵听后大为动容，钦佩其品行高洁，亲自将他送出大厅。
主持社务 勤谨爱国
高培支在从事教育的同时，还以振兴西北文化、提倡西北实业、移风易俗、辅助社会教育为宗旨，与李桐轩、孙仁玉、范紫东、王伯明等人发起并创办了陕西易俗社。易俗社在中国戏曲文化史上享有很高的声誉。鲁迅1924年在西安讲学期间曾五次到易俗社看戏，并题赠“古调独弹”匾额，对其传承文化、移风易俗的业绩给予了充分肯定。
从1912年开始，高培支一直热心于戏剧事业，把戏剧事业当做社会教育的重要手段，辛勤耕耘，乐此不疲。他说：“社会教育刻不容缓。又须知所学技艺，即是化妆讲演；所负责任，即是改良社会。改良即是革命，革命即是易俗。时间无停止，革命无停止；社会无停止，易俗无停止。任大责重，来日方长。”他是这样说的，也是用自己的一生去这样实践的。
为实现“革命即易俗，易俗即革命”的夙愿，高培支经常在白天的工作之后，仍要在书房点一盏油灯，勤奋撰写剧本，一生编写了54个剧本。他自幼博览群书，知识渊博，由于他在文字研究和音韵学上造诣很深，所以他的剧本结构严谨，词句抑扬顿挫，悦耳动听，经常引经据典，造句用语很讲究，同时他还十分注重地方方言的特点，使观众听后大有“文学享受、增进知识”之感。他的剧本《鸳鸯剑》，开创了秦腔长本戏的先河，得到戏评者“长江大河，波斓壮阔”的美誉。他编创的优秀剧目，首推《夺锦楼》。该剧主旨是“劝忠实戒轻浮”，戏中除提倡婚姻自主、爱情坚贞外，还贯穿了忠奸斗争和爱国主义教育。剧词中有：“明知豺狼卧当道，岂为五斗米折腰”“豺狼当道无公理，奴才也来把人欺”。这出戏长期演红于易俗社舞台上，其他各秦腔剧团也多仿效演出，越剧、豫剧相继移植，还搬上了电视荧屏。尤其是《纵垮镜》和《人月圆》两个剧目，社会反响强烈，一度出现了父携子、妻陪夫到易俗社，感谢这两剧对他们的教育，收到了空前的社会教育效果。直至今日，这些优秀的剧目仍然长演不衰。
高培支把自己强烈的爱国热情也投人到工作当中。他创作的《谈星》《当头棒》《公债热》《宦海潮》《鸦片战纪》《侠风奇缘》《崖山泪》《端阳苦乐记》等剧目，通过历史或现代题材，表彰热爱祖国、抵御外寇的气节，宣扬戒淫、戒赌、戒烟，焕发民族志气。更为可贵的是，高培支从历史到现代，从家庭到社会，从官场到村野，从机关到学校，广开创作思路，搜集各种题材，编写剧目，将教育融于戏曲之中。如《亡国影》描写了张学良妹妹在日寇占领东北时，仓皇逃人关内，途中备受艰辛，亲眼看见社会诸多弊端，这些经历使她对时事政局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因此，当她到达山海关时，满面尘土，衣服破烂不堪，为了鼓励人心，拍了一张照片，并在相片背面作歌一首，激劝其兄张学良，望其出兵抗日，收复东北三省，以雪亡国之耻。剧中的“当政者”，显然是指蒋介石。高培支敢于结合时事揭露现实，鞭挞黑暗，可谓有胆有识。
易俗社还用行动来支持抗日爱国运动。日寇占领东北后，在全国爱国运动和抗日舆论的压力下，汉奸黄郭、亲日派何应钦被迫离开平津，原西北军冯玉祥部29军调驻北平，宋哲元接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职务。为稳定人心，安抚士气，宋哲元于1937年5月初电邀易俗社赴北平演出。易俗社认为，抗日救亡为国人意愿，宣传抗战、鼓舞人心是应尽义务，于是欣然应命，于6月6日到达北平前线慰问守军。当时北平危在旦夕，易俗社慨然北上，演出了《山河破碎》和《还我河山》等剧目，激发中华民族抗日热忱，使前线将士深受鼓舞。在北平，虽然没有公开给群众演出，但仍引起了极大轰动，“秦腔劳军”的消息在兵荒马乱的北平城不胫而走。
1938年，丁玲率西北战地服务团到西安，当时想租借易俗社剧场来宣传抗日救亡。高培支大力支持，答应减收租场费，到最后则分文未收，还派人排戏、帮演。当西北战地服务团离开西安时，易俗社还送给他们全套生、旦、净、丑行头，这也是陕甘宁边区第一套完整的秦腔行头。
高培支不仅在编创戏曲剧本上成绩卓著，而且还有很强的管理才能。从1922年起，他曾先后三次担任易俗社的社长，每届任职均是时局危难、社况艰苦的岁月。为了实现易俗社的宗旨，他把剧社当做学校，对社员的文化课抓得很紧，要求很严，即使在防日机空袭、疏散到城南观音庙村时，在土壕、树荫下，还按时按节上课，排演抗日新戏。没有排练场，白天就在树下练功，没有教室，就在土壕上课，土块当凳子，土坯当黑板。高培支虽然年已六旬，但他和大家一样早出晚归，往返步行十五公里，就这样坚持了七年之久。就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高培支也不愿自己追求的戏曲文化被荒废掉，督促排练，每月照出新戏曲。除了抓学生的技术、专业外，他还撰写了剧社的章程、制度以及各项管理条款，安排相关考勤、食宿、排练等，用心良苦。他常说：“易俗社不同于其他戏园子。”所以，在这期间他还创办了文史进修班，来提高演职人员的文、史、诗、韵知识。他以勤、俭、洁、整四字为社训，要求学生做到“勤、俭、洁、整”，考核操行，培养美德，如“一闻铃声即齐集教练处，不得迟延过三分钟”“无论扮何角色，均须按照教练所教音容、节奏认真行事，不得故意敷衍，自由变更”。高培支先生制定的社训，赏罚分明，这些措施既提高了演艺人员的素质，也保障了剧社纪律。
高培支不仅约束学生员工，自己也身体力行。他在易俗社是义务兼职，仅拿20元车马费。他的正式职业是教书，在多个学校教国文、音乐、历史、算术等课程。尽管他的教学任务很重，但他每天早上仍坚持第一个进社门，有人问：“高先生来这么早？”答：“因为我住得远！”早晨来社先阅收支账、派演出节目、记演出日志，然后步行到后宰门女中、北大街师技训练所按点上课。晚上再来易俗社处理社务，直到演出完毕（一般在夜里12时左右）才步行到柏树林家中就寝。在他的辛勤主持下，易俗社得到很大的发展。
不断学习 永不退惰
1951年7月，德高望重的高培支被任命为易俗社副社长，受到党内外同志的尊敬。先后被选为西安市人民代表、西北文协委员、西安市文联委员、西北文教委员会委员。特别是1950年，他作为代表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农教育会议，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毛主席和代表一一握手，当握到高先生的手时问：“老人家您从哪里来？”高答：“陕西易俗社。”毛主席说：“你们是唱戏的？”高答：“是。”毛主席说：“你们有长久的历史。”高说：“主席明鉴。”毛主席又问：“你会唱戏不？”高答：“不会唱，只会编。”毛主席说：“好哇！”从北京回来，高培支到处对人讲他见到毛主席的激动心情，他说：“毛主席知道有个易俗社，就是对创办的同志们的极大安慰。”另外，他还在自传中这样写道：“有此殊荣，也应写人自传，以为永久纪念。”
高先生多次参加文艺政策学习班，为了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他在较短时间内阅读了大量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尤其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先后精读了六遍，并将它作为自己编剧的指针。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自从读了共产党的书籍，才觉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话千真万确。又亲眼看见毛主席在工农教育会场那样慈祥和蔼的态度，更深刻觉悟了‘没有毛主席领导革命，新中国进步没有这样迅速’。”他说：“从那时起须决定我的‘立场’，就是唯有跟着毛主席走；我的‘观点’，就是靠学工农兵，为人民服务；我的‘方法’，就是接近、随同西北、西安文联诸先进努力学习，永不退惰。”
“永不退惰”，这句话可以说是高培支一生的总结。从易俗社创办的1912年到1949年，在这漫长而艰苦的岁月中，道路曲折坎坷，他从未“退惰”，一直在实践自己“革命无停止，易俗无停止”的誓言。高培支这种从不懈怠、为艺术和社会教育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我们传承和发扬！
李仪祉——“一代水圣”
李仪祉（1882-1938），名协，字宜之，后改仪社，陕西蒲城人。他倡导科学治水，躬于实践，曾主持的“关中八惠渠”成为中国北方水利工程之冠，举世闻名。他还参与创办了我国第一所水利工程高等学府，并首创水利社团。他是我国现代水利建设的先驱，著名水利学家和教育家，为我国的水利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一代水圣”。
1882年，李仪祉出生于陕西省蒲城县东北马湖镇旁的富原村。名为“富原”，其实地处丘陵地带，土层较厚，水资源贫乏，水井要深达三五丈，如果赶上久旱无雨，就会出现草木枯焦、寸草不生的惨相。因此，当地有“龙山马湖，渴死寡妇”的谚语。缺水深深地印在李仪祉的童年记忆里，“水”成为李仪祉挥之不去的心结，治水利而利家国便成了他心中最强烈的一个愿望。
潜心学习知识
立志科技兴国
李仪祉从小生活在一个进步家庭。父亲李桐轩是同盟会会员，是一个有名的剧作家。伯父李仲特是我国近代有一定影响的数学家。李仪祉8岁师从伯父开始就读，14岁时接触《九数通考》《西学大成》等西方科技图书，常常读至深夜。17岁那年，他考中同州府第一名秀才，留下了“年少识算，气度大雅”的美名。次年，李仪祉被推荐人陕西径阳崇实书院读书，学习《天演论》等著作，写下了《权论》《神道设教辟》等反封建作品。
1904年，是李仪祉人生中不平凡的一年。这年，他与兄长李约扯同被推荐人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临行前，父亲李桐轩挥毫作诗“人生自古谁无死，死于愚弱最可耻，雀鼠临迫能返齿，况有气性奇男子”，寄语兄弟二人要潜心学习，锤炼自己，不惧困难，学有大成。当时，京汉铁路尚未修通，兄弟二人只好雇马车赶路，星月兼程地奔波了半个月，直到山东才改乘火车赴京。经过考试，李仪祉以全优的成绩被预科德文班录取。在京师大学堂的求学生涯中，他时刻铭记父亲的教诲，埋头学业，发愤攻读，广泛涉猎。整整五个寒暑，他没有回过一次家，每次班上考核都名列前茅。1906年，李仪祉兄弟俩同时加人同盟会。由于父亲和伯父也是同盟会会员，并为辛亥革命做出过贡献，因此当时有“一家人四口，革命人两双”的赞誉。
1909年，李仪社从京师大学堂毕业，由西撞铁路筹备处派赴德国留学。他剪掉发辫，前往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土木工程系，勤奋攻读铁路和水利专业。一段时间后，土木工程系的教授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因为这位来自东方、为人朴实的年轻人各科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德国留学期间，李仪祉在假期里，约同学到柏林附近的巨人山水电站参观。他们每天徒步六七十里山路，遍走库区，详实地考察了水库的建．筑特点和水电站的各项设施。望着这座现代化的水利工程，想起家乡井枯窖干的情景和父老乡亲求神盼雨的愁容，他感到了肩上担负的重任。我们中国有长江、黄河，家乡有渭河、洛河，为什么不能把这些丰富的水资源加以利用，为民造福呢？在这种信念的支配下，他废寝忘食地学习，立志将来让中国“铁路四通八达，水利工程遍布全国”。
1913年，李仪祉进人德国丹泽工程大学攻读水利专业。留学期间，他与陕西水利局局长郭希仁一道考察了俄、德、法、荷、比、英、瑞等欧洲诸国的水卜利事业，更加感受到我国水利事业的落后。家乡引河治旱的紧迫感，改变水利落后状况的责任感，使他全身心地投人到学习当中，常常通宵达旦。以后的两年间，他从没有休过假期，也很少外出。上完课后，他便一头扎进实验室做实验，或到图书馆，广泛查阅、搜集与水利有关的资料。
赴德留学，他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拿学位没有任何问题。但申请学位及参加答辩需要不少费用，为了给国家省钱，他两次放弃了学位。他说，我不远万里来到德国求学，求的是学问，不是学位，学位对我毫无用处；而且，我是公费学生，用的钱都是老百姓给的，能省一文是一文，无论如何不能浪费。勤奋苦读，为他日后运用所学知识振兴祖国的水利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致力水利教育 重视知行结合
江河治理，兴利除害，不是一个人能做到的，必须造就一批学有专长的水利专门人才。李仪祉深深懂得这个道理，并将其付诸实践，毕生致力于水利工程教育事业。
1915年，他从德国回来后，陕西政局不稳，财政困难，无法兴修水利。适逢全国水利局总裁、著名实业家张誊决定在南京创建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李仪祉闻讯后，与留美回国的许肇南一起去拜见张誊。李仪祉被聘为我国第一所高等水利学府——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教务长，参与创校，承担教务，使他忙得不亦乐乎。他在该校执教七年，精心培养了二百多名我国现代水利事业骨干科技专家，其中包括宋希尚、沙玉清、汪胡祯等，为近代水利教育事业做了大量拓荒性的工作。
兴办教育，师资教材是关键。李仪祉聘请茅以升担任教授，请竺可祯讲学，自己亲自教授多门课程，经常加班，废寝忘食。那时，国内很少出版水利方面的书籍，大学用的教材大多是欧美原版，不仅有些内容不合国情，还不便于学生学习。为了解决教科书缺乏的问题，李仪社自己动手，编写了《水工学》《水力学》《水工试验》《潮汐论》等教科书。他还把各地水利工程做成模型，进行直观教学。为了弥补没有实验室这个缺憾，他带领学生去南京火车站，去工厂，进行现场教学，使学生一目了然。
在教学方法上，他特别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经常带领学生在江河流域考察，示范引导，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1917年，华北地区发生特大水灾，永定河、北运河、蓟运河、拒马河、淖沱河等河系相继洪水泛滥。洪水所到之处，几乎没有一座完整的建筑物幸存，整个灾区一片汪洋，死伤者不计其数。水退之后，瘟疫四起，景况十分悲惨。李仪祉十分痛心，他不顾瘟疫流行，亲自带领学生奔赴河北勘查灾情，历时半年之久，先后勘查了受灾的五大河及海河，掌握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回来后，他把实地考察所得到的材料整理成教材。
为了改变家乡水利建设落后的局面，1923年他亲自筹建陕西水利道路传习所，后改为陕西水利道路工程学校，这是当时陕西省唯一培养水利人才的学府，后改名为国立西北大学工科。他兼任西北大学校长，亦不遗余力地为陕西培养人才。1932年，为适应关中水利建设需要，他借用省立西安高中部分校舍，创办了陕西水利专修班，并亲自授课。1935年，专修班迁往武功，改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水利组，他不辞劳苦地往返于西安与武功之间。现在西北农专已发展成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陕西、为全国培养了一大批水利人才。
李仪祉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道德品行。在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任教期间，他常常给学生们讲一些中国古代水利专家的故事，激励同学们的爱国之心。他说，古代为国主政的，有许多是工程家，大禹就是个水利工程家，他把我们中华民族从水里拯救出来。李仪祉教育学生“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一切事情要讲求实际，不要争虚名”，“学工程的青年，于求学时代，便应存济民利物的志愿，时时想到如何使一般人民受到我的益处”。在一次对学生的讲演中，他说道：“水利事业关系国计民生，至深，至巨……”接着他又说，“愿诸君努力奋斗，抱人溺己溺之怀，一有所疑，必有所问，毋稍讳！”李仪祉的话深深地打动了学生们，这些学生中许多人后来不计名利，献身水利事业，成为中国水利史上的一代栋梁。
主持“关中八惠” 情系陕西水利
李仪祉不但是一位杰出的水利教育家，而且更是一位造福人民、治水业绩泽惠三秦的水利实践家。1918年后，陕西连年旱灾，饿俘遍野，人民流离失所，背井离乡。李仪祉心急如焚，风尘仆仆地奔赴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地筹集资金，推动引径工程。
1922年下半年，在爱国将领杨虎城的力邀下，李仪祉回到故乡陕西，出任陕西省水利局局长兼渭北水利工程总局总工程师，开始了他梦寐以求的水利工程实践生涯。他亲自到各地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对陕西地方水利做了全面规划，制订了一系列建设陕西水利的计划，包括著名的“关中八惠”计划。“关中八惠”即径惠、渭惠、洛惠、梅惠、黑惠、涝惠、洋惠和潜惠。在时局不稳、经费无着落的情况下，他悉心筹划，四处募捐，先后完成了径惠渠、渭惠渠的建设，筹备了洛惠渠、梅惠渠的施工，并亲自拟定了陕南汉惠渠、褒惠渠、清惠渠等以及陕北织女渠、定惠渠的工程计划。受益的灌区，粮、棉收成大幅度提高，关中农村的面貌为之一新，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发展。李仪祉生前这样为他筹划中的洛惠渠题词：“大旱何须望云至，自有长虹带雨来。”这些渠道在设计、修建中继承了中国古代水利建设的优良传统，而且更广泛地应用了近代西方的水利科学技术，大大促进了陕西关中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从而使陕西具有了现代水平的灌溉工程基础。他主持修建的水利设施至今仍发挥着巨大作用。
1935年，李仪祉拟定了《陕西省水利工程十年计划纲要》，计划在十年之内，使水利惠及全省，使陕西成为一个农田水利区。1938年1月，他抱病赴眉县参加渭惠渠拦河大坝南山坝工程。病情加重后，仍关心工程的进展，他曾手书“土坝”二字贴在卧室，还不断询问渭惠渠的打坝情况。临终前他嘱托说：“我是不能死的，我还有很多事要做！”他在遗嘱中提到，“切望后起同人，对于江河治导，本余之素志，继续努力，以科学方法，逐步探讨；其他防灾、航运及水电等，尤应多予研究，次第实施。本省已成灌溉事业，须妥为管理；其未竟及尚未着手之水利工程，应竭尽人力财力，以求于短期内，逐渐完成。”在整个工程的建设过程中，李仪祉强烈的事业心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干劲，感染了一代又一代水利工作者。
李仪祉不仅为陕西的水利建设事业呕心沥血，也为全国的水利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28年他出任华北水利委员会委员长，1929年任导淮委员会委员和总工程师，1931年兼任全国救济水灾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工程师。他为祖国水利建设事业忘我工作，鞠躬尽瘁，足迹遍及黄、江、淮、海地区，在中国近现代水利发展史上享有“百世之楷模”“水利界泰斗”之称誉。而在民间，更有“现代大禹”的传说，堪称“一代水圣”！
倡导科学治黄 首创水利社团
黄河经过黄土高原，流人平原地区，由于河道变宽、坡度变缓、流速减慢，大量泥沙沉积河底，使河床不断升高，一遇暴雨，河水猛涨，两岸河堤，随时随处有决口的危险，历史上大大小小的水患时有发生。治理黄河水患成为一代代中国人的梦想，更是李仪扯这位杰出的水利专家年轻时就树立的远大志向。
在提出黄河治理的主张时，李仪祉积极倡导“以科学从事河工之必要”。他在分析了传统治河在科学理论和工程技术等方面存在的弱点的基础上，强调把国外的先进水利工程技术、我国古代的治水经验与当时国内水利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提出了一套科学的治水理论。他组织力量对黄河全流域进行测量，以做好治理的基础工作。他委托德国专家恩格尔斯做黄河模型实验，使治导工作有据可依，还聘请挪威的安德森和美国的莱恩等水利专家前来我国研究黄河洪水、泥沙问题。为了使黄河治理取得成效，1930年，李仪祉在天津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水工实验所，倡导进行水工实验研究。他制订了黄河流域水文站网规划，在黄河干支流上陆续设立了一批水文站、水位站和雨量站。他还成立了第一个黄河测量队，对黄河下游河道进行精密水准测量和重要地点的经纬度测定。
1932-1935年，李仪祉担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工程师，为治理黄河水患倾注了大量心血。其间他撰写了《黄河治本的探讨》《关于导治黄河之意见》《治河略论》等四十余篇论文和报告，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历代治河的经验教训，结合新兴水利科技，提出了一整套黄河治本方略和具体措施，把我国的治黄理论和方略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创造性地提出治理黄河要上中下游并重，防洪、航运、灌溉、水电兼顾的总体治河指导思想，改变了几千年单纯着眼黄河下游治理的观念，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李仪祉不仅在黄河治理上提出了科学的治河方略，还率先推行我国近现代水利学术活动。1931年，他联合水利界有关人士共同倡议，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民间水利学术团体——中国水利工程学会，即现今中国水利学会的前身。他当之无愧地被推举为该学会历届会长，并主持创办了学会会刊——《水利月刊》，整理刊印了一批古代治水典籍，编撰、出版了《水利工程设计手册》等水利书籍。此外，他还是《水利杂志》《黄河水利月刊》《导淮委员会月刊》《陕西水利月刊》等水利刊物的主持者或主要撰稿人，仅水利著述多达二百余册（篇），成为后人研究水利的重要参考文献。他献身水利，功勋卓著，提出的各大江大河的规划方案不仅在当时广为瞩目，而且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李仪祉为修水利，东奔西走，身体每况愈下。他在江苏了解滩水人海工程时，突然发病，经医院检查，确诊为胆囊炎。由于病情严重，他不得已返回了陕西。病重期间，他仍牵挂着各地的水利情况，每天必听汇报，不断拟订各种建议和方案。1938年3月8日，由于积劳成疾，李仪祉带着未竟的心愿流然长逝，年仅57岁。李仪社逝世后，在西安参加追悼会的达万人之多。当灵枢运到径阳陵园时，当地群众有五千人含泪为其送葬。《大公报》高度评价了李仪祉献身水利科学事业的丰功伟绩，称他“不但是水利专家，而且是人格高洁的模范学者，一生勤学治事，燃烧着爱国爱民的热情，有公无私，有人无我！”
许多年过去了，但关中的老百姓没有忘记这位为人民呕心沥血、无私奉献的水利大师，每逢清明节和李仪祉诞辰日，都会有大批民众自发去陵园祭奠。一位祭奠者动情地说：“关中的农业能有这么发达，关中农民的生活能这样富裕，李仪祉先生功不可没，关中的老百姓永远也不会忘记他！”
水利问题，关乎国计民生。在大西北，水的问题当是最大最难最为关键的问题，对西部大开发也至关重要。今人当以李仪祉先生为楷模，高度重视水利事业，为山川秀美工程、为国家可持续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李敷仁——报业奇人
李敷仁（1899-1958），原名李文会，字敷仁。曾用老百姓、咸贞、护人等笔名。祖籍陕西蒲城，出生于陕西咸阳市北杜镇（今咸阳市渭城区），我国现代杰出的报人、爱国民主人牛，封言灾和民。体学灾。
1899年，李敷仁出生于咸阳北杜镇一个贫苦家庭。多灾多难的国情、动荡的时局和拮据的家境在他幼小的心灵植人了强烈的忧患意识，他利用一切机会和条件读书学习，阅读了大量古典名著，知识大增，文思大进。后来在本村菩萨庙里为小学生当起了教书先生。1920年，他考人陕西省立第三中学，孜孜不倦地度过了五年的读书生涯。当时，教育救国的思潮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受这一思潮的影响，李敷仁深刻认识到了教育在改造社会中的作用。中学毕业时，他便向同学表明了“我志在教书，不在做官”的思想和决心。
教坛启民智 雄文匡正义
1926年，他被聘到咸阳县立高级小学任教。在教学岗位上，他首先深人了解学生，然后把革命理论、革命故事，结合学生实际进行讲解，并自编乡土教材，深受学生、学生家长及社会各界人士的称赞。由于工作成绩突出，半年后升任校长。
1927年，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的不断胜利，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燎亮歌声回荡在大街小巷。李敷仁在本村办起了农民协会和农民夜校，给乡亲们宣讲打倒军阀、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等革命道理。为了提高农村妇女的文化水平，他又在村中办起了女子学校，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得风气之先。
1928年8月，经同乡介绍，李敷仁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宣传部任助理干事，兼党部机关报《中山日报》校对。报社的差事十分辛苦，但报社存有的进步书籍又是他梦寐以求的。于是，在繁重的工作之余，他充分利用报社的便利条件，废寝忘食地阅读书籍。由于工作业绩突出，不久就升任省党部科长兼报社总编辑。从此，他利用《中山日报》这块阵地，不断撰写文章揭露反动军阀、贪官污吏和帝国主义的罪行。1933年3月31日，曾经做过日本驻华公使、外务大臣的芳泽谦吉从日本来到上海，对外宣称是私人旅行，实际上是受了当时田中内阁的派遣，以所谓“中日亲善”为借口，为日本在济南派驻军队开脱罪责来的。李敷仁一眼看穿了芳泽谦吉的真实意图，他义愤填膺，执笔为《中山日报》撰写了社论《反对芳泽来华》，揭露“中日亲善”的虚假面目，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当时陕西省政府代主席宋哲元知道这件事情后十分气恼，批示要将李敷仁“枪决”，后经有关人士的再三解释才使他逃脱了“死罪”，但被撤销了总编辑职务。此外，他还在《中山日报》上发表了《帝国主义进了撞关》，在《觉悟青年》上发表了《地皮将透的咸阳》《空前大荒旱》等文，指出“天灾的原因是人祸——人祸就是军阀！”李敷仁凭着他的一腔爱国热情和笔耕不辍的毅力，深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以及反动军阀的独裁统治。
1931年初，李敷仁受杨虎城将军资助去日本留学。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组织中国学生成立抗日团体“革命学生会”，担任监察委员，负责宣传工作。随后他放弃了上明治大学的计划，愤然回国。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决心奋发努力，干上前去，在可能范围内，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尽我最大限度的力量。”从1932年9月起，李敷仁先后在陕西凤翔省立二中、汉中省立五师、西安女师、西安师范、渭南固市中学、西安兴国中学等校担任训育主任、教务主任，兼教公民课或社会进化史课，一直到1945年。在13年的教书生涯中，他孜孜不倦，呕心沥血，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西安事变发生后，李敷仁参加了由杨明轩、何寓础等人发起成立的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积极支持“农村工作团”“假期工作团”等学生社团深人农村，利用多种形式，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他曾多次冒险救助遭到国民党特务追捕的进步青年。这些活动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全民抗战的倡议，团结御侮、积极抗战的呼声在关中一带深人人心。1937年10月，经何寓础介绍，李敷仁秘密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李敷仁的革命活动，国民党当局早有注意，从1932年起，就把他列人黑名单。后来，国民党改变手法，企图用软化的方式拉拢他，两次派他到庐山、重庆“受训”，多次封官许愿，蒋介石也亲自接见“训导”，并赠送给他半身照片一张，短剑一把，以示赏识和器重，但李敷仁毫不动心，反而悄悄托共产党员王炳南带他去见周恩来，还同陶行知、郭沫若等社会知名人士讨论教育问题，畅谈抗日救国大业。
创办《老百姓》 报苑绽奇葩
1937年11月12日，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的烽火硝烟中，李敷仁与一些教师，中共地下党员余达夫、武伯纶、田克恭等人筹划，创办了《老百姓》报，创办资金仅仅一百多元钱，可谓白手起家。在第二期的刊头语中，李敷仁阐述了办报的宗旨：“《老百姓》报宣传抗战，反对投降，反帝反封建，宣扬民主，反映劳苦人民的痛苦生活。”
《老百姓》报以民间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浅显明白、辛辣犀利、质朴求实的笔锋，揭发贪污，痛斥奸商，宣传抗日，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替老百姓说了不少话。因而，《老百姓》报一问世，就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到创办一周年时，已发行了一百多万份，行销国内十三个省，成为抗战时期在全国影响较大、很受群众欢迎的报纸。《老百姓》报不仅在国内赢得了较大声誉，在国际上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美国、英国、苏联、法国、加拿大、瑞典、匈牙利等国都有订户。
由于《老百姓》报始终坚持底层群众的立场，被誉为“人民喉舌”，老百姓亲切地称《老百姓》的编辑是“老百姓”，李敷仁索性以“老百姓”作为自己的笔名。李敷仁不仅为主持报社的各项事务日夜操劳，而且撰文抨击时弊。1938年10月24日，他在第42期发表社论《反对隔桌子打人》，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而今是民国了，老乡！不要说以民做主，就是拿官来做主，试问老百姓跑光了，你能打日本、建立新国家吗？你连白蒸摸都吃不进嘴了！”我们能从这段话里品味出《老百姓》的办报宗旨和语言风格。
《老百姓》报替百姓说话、抨击时弊、揭露黑暗的立场引起了达官显贵的恐慌和嫉恨，招来国民党顽固派的极端仇视。在报纸存在的两年多时间里，他们先是采取收买、分化的手段企图迫使报纸自行停办，但在李敷仁等人的斗争下，这些手段都没有奏效。于是他们恼羞成怒，又采取禁止发行、一检扣稿件、上黑名单、逮捕编辑等卑劣行径，非致《老百姓》于死地不可。1940年4月18日国民党当局以未正式登记为借口，查封了《老百姓》报。《老百姓》报的停刊对李敷仁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动情地对朋友说：“我的‘儿子’被掐死了！”
《老百姓》报历经两年五个月，总共发行了113期，成为抗战时期新闻园地中一枝艳丽的花朵，是李敷仁一生最闪亮的业绩。虽然存在的时间并不算长，但《老百姓》报为宣传抗战、团结民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慷慨请民命 杜鹃血染红
《老百姓》报被查封后，李敷仁虽然遭到打击，但革命意志并未因此而消沉。他一边在教坛上辛勤耕耘，一边利用手中的如椽之笔声讨一切反动势力的罪恶。1944年10月16日，他在辛亥革命元老景梅九创办的《国风日报》开辟“农村周刊”专栏，继续为老百姓大声疾呼，人们激动地奔走相告：“《老百姓》又回来了！”然而好景不长，“农村周刊”只出了六期就被绞杀了。
1945年5月21日，陕西省教育厅所属民众教育馆创办《民众导报》，请李敷仁做主编。该报继承《老百姓》的传统，语言通俗，笔锋犀利。在执掌《民众导报》的一年时间里，最值得称道的是由李敷仁发起、领导并取得胜利的“驱刘事件”。当时咸阳发生灾情，县长刘发压不仅不想方设法抗灾救灾，反而大肆贪污。消息传开后，民怨沸腾，一致要求惩办贪官污吏。《民众导报》对灾情、刘发压的贪污行径、老百姓的正义呼声进行了跟踪报道。刘发压重金聘请律师在《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广告栏中逐条答辩，企图遮人耳目。为了彻底揭露事情真相，李敷仁亲自深人咸阳农村进行调查，组织老百姓推出代表成立“控诉委员会”，发动学生成立“咸阳旅省学生驱刘后援会”，召开“咸阳旅省同乡会”通过声援议案。这一切《民众导报》都做了及时报道，让事情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刘发压站在了被告席上，被当局撤职查办，并退还了赃款、赃粮。李敷仁以记者身份参加了驱刘大会。从此，李敷仁的美名传遍了咸阳，成为咸阳百姓心目中的英雄。
李敷仁为民请命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当局的嫉恨。1946年初，当局开始追究《民众导报》的政治立场、背景以及李敷仁与中共、民盟的关系。在当局的步步紧逼下，李敷仁于5月1日离开了《民众导报》，同时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决定离开西安，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就在他离开《民众导报》的当天，国民党特务经过密谋策划，将他绑架到咸阳西北的苏家庄，向他连开两枪，第一枪没打准，第二枪从背部右侧射人，穿过颈项两动脉之间。所幸的是他被路过的老乡发现，得到及时抢救，并被秘密保护起来。后经党组织大力营救，辗转把他护送到解放区马栏（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又派中央医院院长徐根竹到马栏为他做手术，取出了脖颈里的子弹。反动派的卑劣行径使李敷仁义愤填膺，他在医院对前去采访的记者挥笔疾书：
知尔杀人数不清，焉知民力大无穷。
一滴鲜血一杯土，杜鹃血染麦浪红。
延大铸校魂 民俗谱新篇
1946年7月，李敷仁抵达延安。7月2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为他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8月，毛主席接见了他，高度赞扬了他坚持正义、民主，不怕牺牲，为老百姓办报的革命精神，并勉励他养好身体，为革命继续奋斗。9月，李敷仁被任命为延安大学校长，虽然伤病初愈，身体不是很好，他却以极大的热情和毅力投人到学校建设和教学中。
在执掌延大的岁月里，李敷仁常常利用“仇恨的子弹”教育学生。1947年深秋，天气日渐寒冷，当时正值战争时期，棉衣未能及时运到学校，有些师生还没有穿上棉衣。一天，大家都在院子里听李敷仁做报告。他说：“你们为什么冻着穿不上棉衣？为什么要渡过黄河？为什么饿着肚子？这都是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罪行，我们要把这笔账记在蒋介石的头上。”接着，他从口袋里拿出一颗子弹，高高地举起说：“同学们，这颗子弹，是蒋介石的特务向我下毒手的证据。”“敌人这颗子弹没有杀死我，却要杀死他们自己，革命的火焰是扑不灭的！”听完李校长慷慨激昂的演讲，同学们的革命热情顿时高涨起来，精神的力量战胜了物质的匾乏。
1947年3月，蒋介石调集了二十多万兵力进犯延安。李敷仁响应党中央号召，率领延大师生坚壁清野，把粮食和重要物资向后方转移，并把桌凳书籍埋藏起来。在转移过程中，他以身示范，坚持和同志们一起跋山涉水，喝菜糊糊。每到一处，他都带领学生给群众干活，既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也不忘实施战时教育。8月16日，李敷仁带领延大师生从黄河岸边的木头峪向东转移。当时船只很少，人员、物资和牲口聚集很多，上空不时传来敌机的轰鸣声，气氛十分紧张。为了安全、迅速渡、过黄河，李敷仁大声喊道：“老师们、同学们，我们现在虽然情况紧急，大家不要慌，让年龄小和体弱的师生先渡黄河，我最后和大家一起过河。”在他的指挥下，抢渡黄河井然有序，师生无一人掉队、受伤。
李敷仁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报人、爱国民主人士，还是一位颇有建树的民俗学家。他的丫生与民俗学和民间文艺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认为民间文艺是“永生不灭的歌”。在从事革命活动的同时，他一方面通过带领学生深人农村搞社会调查，一方面利用办报的机会搜集整理民歌、民谣、民谚等。他已出版的《关中歌谣集锦》、《抗战歌谣》、《老百姓语汇考》（上、下）、《中国民歌集》（上、下）、（（邹上天籁集》（上、下）、《中国谚语集》（共6集）、《李敷仁诗文选》等，多达数百万字。他还将对民间文艺的钟爱作为办报的方向，并始终贯穿于自己的创作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李敷仁担任过一系列重要职务，社会活动非常频繁，曾多次率团出访。1958年2月，由于积劳成疾，李敷仁因，“合力衰竭”离开人世。诗人柯仲平在悲伤之余，对他的卓著功绩高度称赞：“老百姓的土香土色你最浓，你开出来的花儿也最红。敌人把你看做眼中钉，老百姓把你看做斗太一颗星。”李敷仁的一生，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教育家革命的一生，一个新闻工作者战斗的一生，一个民俗学家敬业的一生。
黄竹斋——贯通中西的医学家
黄竹斋（1886-1960），原名黄谦，又名维翰，字竹斋，又字吉人，祖籍陕西临憧。他自学成才，学识渊博，勇于探索，在张仲景学说、针灸学、文献医史等方面有着深入研究，著述多达五十余种。他主张中西医兼用，对中风、偏瘫之疾的医治尤为擅长，在国内外获得广泛赞誉，是我国近现代著名医学家。
黄竹斋自幼家境贫寒，因此无力人学。他的父亲黄永才是一个铁匠，为谋生迁居西安。黄竹斋小时候做过童工，14岁就随父亲以打铁为生。
博采众长 发愤学医
黄竹斋尝尽没有文化的苦楚，从18岁起，一面打铁，一面发愤读书识字。他天资聪明，学习精神惊人，经常通宵达旦看书，在临撞王敬如老先生的教导下，仅仅数年时间，便能博览经史，涉猎百家之书，对中国古代哲学已有了一定的研究，还对西方卢梭、柏拉图、达尔文等的学说进行探讨，著有《周易会通》《老子道德经会黄竹斋通》（（佛学考辨》《邵子＜皇极经世图说＞考证》等。后又攻读物理学、天文学、数学等，扩大知识领域，对数学、天文学等均有研究心得，并著有《求圆周率十术》《微积分提要》等。
黄竹斋在苦读经史、数理知识的同时，尤爱中医。他在20岁时，便能研读《伤寒论》《金匾要略》等医学典籍。1907年就写出《三阳三阴提纲》，对张仲景的学说已经能提出自己的见解。由于生活在社会下层，就医不易，有一次，他患了牙病，自己配制了三黄解毒汤，结果牙病没几天便好了，从此坚定了他发愤学医、悬壶济世的人生目标。
辛亥革命爆发后，黄竹斋积极投身革命，后决定放弃其他学科，以医学为专攻目标。他常说：“前人说不为良相，当为良医，良相济世，良医救死，都体现了仁心，吾应从事良医，治病救人。”此时，他的家境也日渐宽裕，便专心从事医学研究。黄竹斋身体力行，总是虚心向樵夫、渔夫、兽医、乡间医生、猎户、僧、道、街头卖艺者等有一技之人请教；广泛吸收经方、时方以及民间土单验方，并一一验证。他认为只要对发展医学有益，都应不耻下问，虚心请教。因此，他一生对中医学术专心钻研，以继承和发扬中医学为己任，终成一代名医。
扁鹊复生 妙手回春
黄竹斋不仅精通医学理论，而且注重临床经验，是一位卓越的临床实践家。他认为在治疗上，无论对经方、时方，还是对土单验方、针灸、导引、内服、外治等，凡有效之法均应采用。他善于针药并用，只要有疑难重病患者有求于他，他都亲自为其救治，使很多人转危为安，尤以治疗中风偏瘫为长，在国内外获得广泛赞誉。《中医杂志》《光明日报》均报道过他治病救人的感人事迹。
1957年4月20日，82岁的德国人东布罗斯金突然神志不清，不会说话，右半身偏瘫，西医诊断为脑血管意外破裂。黄竹斋为其针刺风府、风池等穴，给他服苏合香丸和《古今录验》续命汤等。第二天，病人便神志清醒，即能说话。经八天治疗，东布罗斯金说话、写字、走路，一切恢复正常。这一消息当时在民主德国报刊披载，称赞中国医学高明。患者陈某中风偏瘫，大小便失禁，黄竹斋以炒盐末填脐，上覆姜片，艾灸神厥穴，使其大小便恢复正常。通过黄竹斋二十天的治疗，该患者上下肢神奇地康复。1959年6月8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因患中风，左侧半身偏瘫，卧床不能行动，神志、说话都有些不清。黄竹斋应邀参加两次会诊，采用针刺治疗，并根据严重失眠等症状，先后配用柴平汤、百合汤等，至7月22日，患者可徒手行走，经神经科检查，失眠症状消失，偏瘫也痊愈了，回国时，尤金再三致谢。这些成功的治疗使他的名声远播国内外，慕名而来的患者络绎不绝。
为此，他曾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黄竹斋一贯工作积极认真负责，曾被评为“六好”先进工作者，出席过全国文教卫生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荣获卫生部金质奖章。印度尼西亚医学界来函求购他所著的《针灸经穴图考》《伤寒杂病论集注》，可见其成就和影响之大。
尊崇中医 兴办教育
黄竹斋为发展中医教育事业，一直不辞辛劳，南北奔波。早在1929年，国民政府卫生当局提出“废止中医议案”，议案一出，社会舆论哗然。陕西医药界公推德高望重的黄竹斋为陕西代表，黄竹斋慨然应命，怀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情感，挺身赴京，口诛笔伐，不畏强权，据理力争。他明确提出，继承、发扬祖国医学也是强国强种重要的一部分，并在上海联合国药界及海外侨胞谴责国民政府卫生当局。最后，迫使国民政府制定了“中医条例”，成立中央国医馆，黄竹斋被选为常务理事。在首届理事会上，黄竹斋提出应在南京、上海、西安等地设立中医大学的主张，并提出中医应有博士、硕士、学士学位。黄竹斋还亲自撰写教学方案，又积极上书国民政府，请求设立中医伤科训练班、中医伤科医院。为了扩大影响，他亲往重庆拜访中医伤科学家张乐天寻求支持，还建议建立陕西特效中药制药厂，生产国药。但这些事业都因得不到当时政府的支持而夭折。
黄竹斋十分关注中医教育的发展，就如何开办中医学校，如何进行学科、专业设置以及与之相关的课程，如何统一病名以及师资、教材等问题，提出过许多很有见地的主张。1934年初，他提出《审查统一病名草案意见书》和《审查病理学意见书》，主要内容是：反对一味依傍西医病名，认为应以中医病名为主，反映中医特点；主张吸取现代科学成就，提出中西医合作等学术思想。这些意见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正确的。
1935年，侵华日军已逼近华北。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医的振兴绝不应是中西医门户之争，而是与民族存亡密切相关的大事。黄竹斋立即慷慨陈词：“吾国医药学术之兴废，与民族之存亡、国计之盈细有着重大的、密切的关系。”他同时主张吸取西方现代医学的长处，指出：“今可以与西哲学说参互考证，使古代医经精微奥妙之义理更加彰明，这都有裨于吾国的医学。”紧密地将爱国与发展传统中医结合在一起。
1941年，黄竹斋准备筹建陕西省中医专科学校，培养中医人才，继承中医事业，但未能得到国民政府的重视，不久便解散了。1943年，西安筹设“西京中医专科学校”；推举黄竹斋为校长。黄竹斋在复函中提出了该校教学计划以及解决校舍、实习基地、实验和图书设备等具体建议，同时还指出教学内容要吸取现代科学成就，并预言“将来必有中西医贯通之日”。他还特别强调“德、智、体”教育，其中提到《易经》等中国古代哲学、医师修养学、医学国文、医学天文、医学地理、医学数学、医政学、医史学以及中国武术、体操等课程。为了培养出优良的中医人才，他希望在进行扎实的专业训练的同时，还应使学生有较为开阔的文化知识视野和医德修养。他的许多设想和实践在当时的确难能可贵。
著书立说 驰誉医林
黄竹斋一生潜心研究伤寒之学，成绩卓著。他的好友赵玉玺。说他“精神专注，最有志于医道；于医道探讨无厌者，当属张仲景《伤寒杂病论》”。黄竹斋年轻时正值西洋医学大量传人，中西医汇通思想方兴未艾。他在精读中医典籍的同时，又广泛涉猎了西医著作及中西医汇通的著作，极大地开阔了眼界。他虽崇尚张仲景的学说，但从不拘泥于传统，勇于探索，注意寻找现代医学与我国中医学的结合点，形成自成一家的见解和观点。黄竹斋是一位中医文献学家，文献学功力深厚。他擅长于考证集注，深谙版本、目录、音韵、校勘、注疏之学，25岁时便撰成《伤寒杂病论集注》，此书是他广搜古今中西诸书精心研讨而成，受到医学界很高的评价。当时《中国医学大辞典》主编谢利恒先生曾赞扬此书：“据生理之新说，释六经之病源，贯穿中西，精纯渊博，可谓集伤寒学说之大成，诚医林之鸿宝也”，称“此书为近代之杰作”。中央国医馆学术整理委员会专任委员、福建著名中医学家陈逊斋先生在该书序言中说，黄竹斋这部书是“国医真正科学化之阶梯也”。
1940年以后，黄竹斋因不满当时政治的黑暗，愤然归隐，在长安县的双竹村购买了一块坡地，在这里劈崖挖窑三孔，居住其中，生活十分简朴，窑内壁上挂着他书写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座右铭，中窑上层有一窖是他的“藏书楼”，储藏着许多图书资料。从1940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幽居在这里，写出了大量的医学著作。他对宋本《伤寒论》《金匾要略方论》两书的不同版本加以校正，整理成《伤寒杂病论读本》16卷，又将该书分类编撰成《伤寒杂病论类编》8卷、《类疟录》以及《经方类编》各1卷，将汉末张仲景的三阴三阳学说编撰为《六经提要》6卷，以便学者诵记。此外还著有《内经类编》4卷、《中西生理学》2卷和《儿科疟治会通》16卷。他还曾将经方所载之药物逐条考证，对各种中药性质及诸方制义进行研究，著有《经方药性辨》4卷。他又亲自采集药物标本，考证古今药方所载药物之真伪、优劣，著有《本草考证》8卷；将常用方剂以十剂分类，著《方剂类编》2卷。此外还研究长寿医学，广泛收集百岁以上老人的养生资料，著《长寿》1卷。
黄竹斋针灸造诣尤深，因此《针灸经穴图考》8卷是他的又一力作。他以中国古代中医学典籍《内经》《难经》《甲乙经》为主，参考唐宋以来诸家有关针灸的论述，撷精删芜，正讹补缺，著成此书；并以正常人体点穴摄影，制成铜板刊印，为当时之独创。该书引证之博，考据之精，折中之当，为临床应用和科学研究提供了可贵的参考资料，为国内外针灸学者所推崇。
黄竹斋有关中国医学史的著述中，以《医圣张仲景传》最负盛名。《后汉书》《三国志》等正史均未为张仲景立传，为了表示自己的尊敬，黄竹斋广搜博采，于1924年撰著《医圣张仲景传》，首载于1925年《伤寒杂病论集注》第一版卷首。他后来又对《医圣张仲景传》作了修订增补，1948年所撰《伤寒杂病论会通》印行时，又将增订本列于该书卷首。全传虽仅八千余字，但内容赅备，资料丰富，为现存记载张仲景史事者所不及。《医圣张仲景传》及其所撰《祝告医圣文》，现已刻石立于南阳医圣祠。
黄竹斋一生著述多达五十余种，涉及中医药理论、临床各科和医史文献，以及哲学、天文、数学等领域，其中以对《伤寒论》研究造诣最深。此外还著有《孙思邀传》《中华医学学术发明于三皇说》《陕西医家圣贤考》《关中历代名医传》《秦越人事迹考》《医学源流歌》等。黄竹斋热爱祖国医药文化，他主张将中国医史学列为医科学生的必修课，认为这样可以使学生了解医学学术渊源及其发展规律，表彰前辈医家功绩，同时由此也可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黄竹斋博学多识，博采众长，一生坚持奋斗，不辞劳瘁，为继承发扬祖国医学和培养新生力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他严谨治学、勇于正误、勤于著述的精神也是我们今天学习的榜样。
赵国宾——“业满西陲”的地质学家
赵国宾（1899-1934），字次庭，陕西蓝田县北水磨村人。“共进社”的发起人之一，我国民主革命的先驱。杰出的地质学家，为我国现代地质矿产事业发展，尤其是陕西地质矿产事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赵国宾从小天资聪慧、机敏善言，备受周围人的赞誉，被称为“神童”。父亲赵和庭是关中著名书画家，为关中名儒刘古愚的门生。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赵国宾刚满9岁时，就独自一人跑到西安，顺利考人陕西第一师范学堂附设的两等小学堂，在这里学习了三年。辛亥革命后，父亲调任陕西户县做县长，他随之到进步文人李子逸创办的西安三秦公学学习。
民主革命先驱三秦公学是当时西安最有名望的学校之一，由于该校的校长。
赵国宾在野外考察教师多是孙中山先生的追随者，思想活跃，为当时的北洋军阀陕西督军陆建章所不容，不久即被强行解散，中学班被并人省立三中。在这里，他结识了一批具有民主思想、奋发有为、充满朝气的教师和同学，如李子洲、刘天章、魏野畴、杨晓初、杨钟健、杨明轩等，为以后成立进步团体——共进社打下了很好的思想和组织基础。
1913年，他报名参加清华学校留美预备招生，十五个科目全部通过，以陕西参考学生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学习几年后，于1918年转人北京大学地质科，攻读冶金采矿业。这时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在蔡元培校长“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思想指导下，北大校园里科学、民主、自由、爱国的思想蔚然成风，各种社团犹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了。赵国宾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密切关注着陕西时局的变化。当时陕西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他与校友们莫不忧国忧民、愤慨不已。
1919年5月4日，为了抗议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他和同学们走上街头，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散发传单，登台演讲。因在运动中表现出色，被同学誉为“五四健将”。在他的努力下，北大陕西籍学生在斗争中团结一心、旗帜鲜明，成为五四运动的先锋，他们以后均成为“共进社”的中坚力量。他还与毛泽东、罗章龙、张国壳等人在课余经常来往，议论时政和国事，交流看法。随着思想和认识的日渐成熟，他又参加进步社团组织的反对列强、反对北洋军阀的爱国斗争。
受当时新文化运动影响，1921年10月，赵国宾与陕西籍学生李子洲、刘天章、杨晓初、杨钟健等人酝酿创办进步刊物《共进》半月刊，目的是向陕西民众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次年10月又成立了政治社团“共进社”，明确把政治改造作为社会改造的先决条件，开辟专栏，大量刊登各种体裁的文章，对统治陕西的直系军阀刘镇华祸陕罪行进行无情揭露，并号召陕西人民通过“罢税、罢工、罢市、罢学”等运动“群起而攻之”。赵国宾作为共进社的发起人与早期领导人，与李子洲、刘天章、杨晓初被称为共进社的“四大金刚”。共进社的成立对以后的陕西新民主主义革命发挥了重要的启蒙和主导作用。
1923年夏，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却被校方以“煽动学潮”为由开除了学籍。《共进》半月刊从1921年10月10日创刊到赵国宾离开北京，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共出版41期，有19期刊登了他所写的14篇文章。由于赵国宾和杨钟健旗帜鲜明、笔锋锐利、针贬时弊，撰稿速度快且数量多，被同学们赞誉为“杨龙、赵虎”：在《共进》杂志上，赵国宾编辑、发表了很多宣传科学民主、揭露陕西弊政的文章。如《匪，刘镇华，真的不能除吗》，以犀利的文笔揭露刘镇华祸陕罪行，鼓励陕西人勇敢地站起来驱除这个匪首，在陕西当时起到了很大的号召作用。
情系陕西矿产事业
赵国宾学习和研究特别勤奋用功，因不满陈旧的学习方式和内容，在1918年转人北京大学地质科，攻读冶金采矿专业。1920年10月，他与同在北大攻读地质学的杨钟健、吴国贤、罗运磷、曾钦英等人一起组织成立了“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不定期交流学习心得、科研动态和国内外地质矿产信息，并在《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会刊》编辑和发表学术文章。他利用寒假深人渭北调查陕西矿产资源，撰写的《陕西同官县黄堡镇左右煤田的调查报告》，为以后铜川煤矿的勘探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这篇文章是他从事地质科研的处女作，在《共进》第29，30，31期上连载。他还以共进社社员的名义出版了《通俗地质学》《地球与其生物之进化》，编写出版了《地震：它的成因、情形和其重要》《北京西山地质调查》等书，和杨钟健合编了葛拉普教授的讲演稿《地球与其生物之进化》。
1923年，赵国宾毕业后回到陕西，在陕西实业厅任技术员。不久，由于他工作极其勤奋、高效，25岁的他便被陕西实业厅任命为延长油矿总理兼凿井工程师。延长油矿自1907年打成“中国陆上第一口油井”，其油质以“胜于东洋，能敌美产”而名扬天下。美国美孚石油公司早早就盯上了这块“肥肉”，1914年2月与北京政府签订了完全由美孚控制的《美中合办石油契约》。他们在延长设立矿业事务所，立即派出一支勘察队伍，历时三年，在延长、肤施（今延安）、中部（今黄陵）凿井七口，结果大失所望：除一口见油外，其余均为干井或仅有油迹显示。美国人1916年3月撤销机构，“打道”回国，并断言陕北“不可能有大量石油”“无大规模开采价值”。对于美国的结论，赵国宾却不以为然。
在延长油矿任职后，他全身心投人油矿的建设事业当中，一心要把油矿改变为由中国人自己主持、自己开发管理的企业。他向政府呈请将延长油矿更名为直接隶属省实业厅的“陕西延长石油官厂”，并制定了《延长石油官厂简章》，使管理逐渐步人正轨。通过详细调研，他认为延长油矿没有开采到石油，主要是由于政府经费不足、凿井的设备器材缺乏、技术力量落后等原因造成的。1924年春，他带人赴上海、天津购买机器，并从天津和太原聘回了两名技师，亲自指挥工人用拼凑起来的废旧机器开凿出三口油井，产量相当可观。通过实地勘探，他很快摸清了陕北石油的分布，掌握了陕北油田的地质特点，有力地推翻了美国石油技师关于陕北“不可能有大量石油”“无大规模开采价值”的错误结论。在延长三年，他将一个管理混乱、生产不振的厂子扭亏为盈。他离开延长后，仍然关心该厂的前途和命运。在《陕北石油开发之意见》一文中，他满怀信心地指出：“陕北油矿之储量，证明有据，前途不是没有希望呀！”文章中提出的解决办法，切实中肯可行，为延长油矿以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26年，他被调到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任职，在这期间，他一直牵挂着陕西的地下宝藏，为家乡的建设献计献策。为此，1928年11月和1932年10月，他曾两次回陕，并担任陕西实业考察团主任，主持对渭北地质矿产的最早调查。通过这两次调查，他对陕西渭北的地层，自下而上做出科学的划分，对区域内的矿藏及其成因做了科学的论证。对于“东起龙门，西抵陇山，南起耀县，北止中宜，东西曲径八百余里，南北阔超二百余里”的渭北大煤田，他更是给予特别关注，将其喻为“襟山带河束黑布”。他将渭北煤田划分为旬淳耀宜、一同官、白澄和韩城四个煤区，预测其总藏量有25亿吨。他极力主张用现代技术开采韩城煤矿和石灰石，尽早开辟黄河航运，加快建设韩城工业区，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设计方案。
1932年10月，受铁道部长顾孟徐之托，赵国宾与余晃宣、傅玺等人马不停蹄赶赴澄城、合阳、宜川、韩城四县，测绘了1：50万的地质图，并著有《启发韩城龙门煤矿与石灰之设计》一书，为陇海铁路进人陕西解决了燃料问题，也为陇海铁路进人陕西的线路进行了勘探设计。为此，陇海铁路管理局特意赠送赵国宾一面“业满西睡”的银盾以表彰其功绩。
鞠躬尽瘁奉献一生
赵国宾不仅关注陕西地质矿产事业的发展，更是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祖国。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中央研究院，任命蔡元培为院长，并筹建地质研究所，当时李四光为所长。李四光约请赵国宾等国内地质专家承担鄂东、鄂中两地区的矿产资源调查工作。从4月6日到6月23日，赵国宾所在的鄂东矿产调查队，调查了黄石地区的矿产资源。先后测绘了阳新、大冶地区地质图，并合著发表了《湖北阳新大冶鄂城之地质矿产》及《湖北鄂城灵乡铁矿》，对阳新、大冶、鄂城地区的金属和非金属矿床分布做了较为详实的阐述。这些中国早期关于长江中下游地质和矿产研究的论著，对黄石地区铁、铜矿床及煤矿的成因进行了系统深人的研究和评价，为以后的矿产资源普查和详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31年4月，赵国宾又不辞辛苦对江苏凤凰山进行了地质调查，并写出《江苏江宁凤凰山铁矿地质》一文。6月又前往安徽凤阳、怀远进行地质调查，著有《安徽凤阳怀远地质概况》一文，随后又与林某对蚌埠矿山雪花山石英岩进行调查，并著有《蚌埠石英岩玻璃原料报告》一文。同期还撰有《中国钢铁之现状》《民众救国方案》《延长石油矿扩充大纲》等著作。
1934年初，赵国宾调回陕西建设厅任职。刚到任，便代表陕、甘两省，出席在山东济南召开的黄河水利委员会会议。会后，又赴井隆矿务局和正丰煤矿公司，调查采矿机器。长期的野外调查加上旅途的辛苦劳顿，使他不幸染病，于5月25日逝世，安葬于西安南郊，年仅36岁。
赵国宾在三秦大地进行实业考察，很多地方只能徒步或是攀着山岩前进，好几次都失足跌坠山崖，甚至还遇到强盗。面对困难，他毫不气馁，一心扑在祖国的地质矿产事业上。从他北大毕业到因病辞世，只有短短的十多年时间。在这十年里，他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坚韧毅力和博大精深的学术功底，为后人留下了41部专著和大量论文。学界同仁和后辈对他的英年早逝深感惋惜与痛心。当时爱国诗人柳亚子为其撰写了七律诗以为墓志铭，由著名书法家于右任书丹、杨仁天篆盖。今天回顾英年早逝的赵国宾先生那一幕幕感人的生平事迹，他那种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勤劳奉献的精神一直震撼、激励着三秦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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