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有源——编唱《东方红》的“人民歌手”
李有源（1903-1955），陕西霞州（今佳县）人，出身贫寒，年轻时生活艰难，靠放羊维持生计。后来陕北来了共产党，李有源翻身做了主人。怀着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强烈感激之情，他用“骑白马”调唱出《东方红》，后来经过专业文艺工作者的加工，唱遍全中国。1952年，他参加了陕西省文艺创作代表会议，获得了奖旗和奖章，被誉为“人民歌手”。
《东方红》是红色经典中的经典，是炎黄子孙送上太空的第一曲，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演唱人数和次数最多、最著名的一首颂歌。社会在不断地发展，文明在不断地进步，但是这首富有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的红色颂歌却像一坛陈年老酒，无论什么时候打开，都会散发出一缕缕醉人的清香，弥漫于天地之间。然而，当我们纵情高歌或凝神谛听那熟悉的旋律时，往往不会关注歌曲的创作者。下面，就让我们走进《东方红》的原创者李有源这位普通陕北农民的艺术人生。
执著的求学梦
1903年3月21日，在黄河西岸佳县城北两三公里处的一个小山村张家庄，传出一声初生婴儿清亮的尖叫。孩子的家人做梦也不会想到，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竟然诞生了一个日后让歌声传遍世界的“人民歌手”。这个呱呱坠地的婴儿就是《东方红》的创作者李有源。
像那个年代黄土高原所有的穷苦百姓一样，李有源的家境十分贫寒。他的祖父李燕斌靠租田种地、打零工维持生计。为了摆脱贫困，李有源一家拼死拼活地劳动，可村子周围土地非常贫瘩，风调雨顺时也不过勉强度日，稍遇天灾就只能外出逃荒。
1916年冬，为了使全家人能吃上饭，母亲把13岁的李有源送到生活条件稍强一点的刘家沟外婆家。在那里，这个从来没进过学堂的少年，看见一群比自己小好几岁的孩子在冬书房念书，一股强烈的识字欲望在胸中升腾，在母亲跟前哭着闹着，死活也要念书。这位苦命的农村妇女虽然自己没有一丁点儿文化，但她懂得念了书就不会做睁眼瞎这一朴素的道理。她不忍心看到儿子祈求的眼神变成绝望，于是横下一条心，东挪西借，勉勉强强凑了一斗小米、一升绿豆、一斤麻油、一包火柴——这是那个年代当地特有的学费，李有源终于有机会坐在冬书房念书了。一李有源知道自己念书的机会来得太不容易，因此加倍珍惜，学习上非常刻苦，同学们课间玩耍时他仍在冬书房用功，以至于手背冻红肿，脚底效裂。凭着这样的韧劲，一个冬天下来，他学会了不少字，熟读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传统的启蒙读物。这年过了年，母亲见外婆家也日见拮据，加上实在交不起学费，就把李有源接回家，让他给家里放羊。书房不能去了，可他却时常把书带在身边，一边放羊一边看书，有时吃饭、走路也在看。别人看过的唱词、说本他都当做课本读，就连捡到的破纸片，也要翻过来正过去地看。村南有个黑龙沟，沟里有水有草，李有源还有一座小庙，李有源经常去那里放羊。当羊吃饱喝足时，他就在庙里、地畔上、崖畔下抓紧时间读书写字。对知识的渴求使他养成了自学的好习惯，而这个习惯使他的文化知识日渐长进，并受用终生。
李有源16岁那年，家里为还债，卖了一群羊，把仅有的五晌薄田也典了出去，一家人就靠租种城里两户张姓财主的二十五晌地过日子。放不了羊，李有源就在家里种地干活，冬天农闲时常常到城里去掏粪。城里有一所县立小学，李有源每次路过学校，听到琅琅的读书声，十分羡慕，就放下粪担子趴在窗台上听。学校里有位老师叫张德华，是佳县牛沟人。张老师最喜欢爱读书的孩子，见李有源每天都来教室外听课，十分感动，就让李有源免费进教室旁听。头几天，母亲见李有源老是早出晚归，心里有些不踏实，就责问他：“人家娃早早就回来了，你躲到城里做甚去了？！”当他把旁听的事说出后，母亲不但不再责备，反而支持他。为了表达对老师的感激之情，李有源主动给学校做些烧水、扫院（的杂活。每年秋后，家里也给张老师送些土豆、萝卜、南瓜等。这样，李有源又在县立小学读了四个冬天的书，成了村里唯一有文化的人。慢慢地，他便能不太吃力地看《东周列国志》《水浒传》《三国演义》《闯王李自成》之类的小说和故事了，并时常把书中的故事讲给村里人听，有时还帮助村里人读书识字。
赤诚的民歌情
陕北榆林一带有段顺口溜概括了当地的特色：“米脂婆姨绥德汉，清涧石板瓦窑堡炭，榆林豆腐秤钩提，佳县秧歌扭得欢……”的确，佳县秧歌自古以来是出了名的，逢年过节，红白喜事，扭场秧歌成了当地百姓的精神盛宴。而且，佳县不仅秧歌远近闻名，还是民间艺术的宝库，这里的剪纸、面人、纸作、泥塑、雕刻等各具特色。佳县虽然贫穷，但能歌善舞者随沙可见。绵延了成百上千年、富有民间艺术情调的地域文化为李有源的生命植人了浓厚的艺术察赋，他既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又是个出色的业余文艺爱好者。他喜欢画画、拉板胡、弹三弦，尤其爱好秧歌、是编秧歌的能手。没钱买板胡，就自己动手做；没有材料，就把庙里的残香头研成粉末，合上皮胶，代替槟榔做壳。张家庄和邻村闹秧歌，李有源经常把生产、生活中看到的事编成秧歌词，交给秧歌队演唱。他编的秧歌既新鲜又顺口，深受乡亲们的欢迎。
陕北是我国北方较早“闹红”的地区，随着革命之火的蔓延，李有源这个在苦海中泡大的陕北汉子愈来愈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不同际遇下的切身感受激发了他的艺术热情，成为他民歌创作取之不竭的源泉。
1934年10月，佳县县委在坑镇背沟村召开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并在佳芦地区建立了小块革命根据地。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全县一百多个村庄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劳苦大众扬眉吐气，欢欣鼓舞。这一切使李有源深刻地体会到，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才真正是为人民办事的好政府。他根据这一形势编了一首民歌：“头次革命孙总理，蒋介石小贼吃便宜。绽足剪辫第一功，他的革命没闹成。二次革命毛泽东，民主精神才实行。提高工农革命军，商学各界都欢迎。”这首民歌通过两个时代的对比，指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最为彻底，必将取得成功，具有一定的历史前瞻性。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李有源高兴地逢人便说：“毛主席到了陕北，咱们有救了，有指望了！”经过一番构思，又一首脍炙人口的民歌问世：“毛主席领导咱红军，爬山涉水走长征，救国救民打东洋，天下百姓齐称颂。蒋介石，大坏蛋，不打日本打内战。祸国殃民卖祖宗，做尽坏事罪滔天。”这首民歌爱憎分明，表达了对蒋介石“不打日本打内战”反动主张的愤，慨。
1936年2月，为了巩固扩大神府根据地，党中央派刘志丹率领红二十八军北上神府。队伍路过佳县时，李有源参加了欢送队。他目睹了红军的威武雄壮，感受了红军的纪律严明，打心眼了里为这支革命的队伍感到高兴，就编唱道：毛主席来发号令，刘志丹呀赴东征。途经佳县不忘战，豪绅匪军皆败遁。革命军人搞宣传，刘志丹来是模范。号召人民千千万，浩浩荡荡去抗战。李有源对抗日队伍的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1937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中共中央与国民党当局商定，佳县、米脂等五县划归八路军绥德警备区驻防，但地方政府官员仍然由国民政府分派任命。中共中央在驻军内秘密设立了中共佳县县委，对外称八路军政治部佳县民运股。民运股的干部经常下乡开展减租减息工作，谁家穷，他们就进谁家的，门。李有源家的窑洞就成了干部们经常活动的地方。白天，他们一起扛上老撅头上山干活，晚上围在一起开会。他们经常谈论抗日的意义，讲解革命道理。李有源受到了党的直接教育，切身体会到减租减息给穷人带来的好处，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感情更深了。他编了很多首民歌来表达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深情礼赞。其中有这样两首，第一首唱道：“三山低，五岳高，毛主席治国有勋劳。边区办得呱呱叫，老百姓颂唐尧。”第二首是这样的：“千年的铁树开了花，穷苦人翻身当了家。毛主席领导咱闹革命，昔日牛马坐天下。”纵观中国历史，只有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区域，穷苦人当家做主的数千年的梦想才成为现实，李有源唱出了翻了身的被压迫者共同的心声。
抗战时期，李有源还编了不少秧歌剧，如《捉特务》《种棉花》《小女孩放哨》等，在佳县城乡演出，很受群众欢迎。
1940年，佳县解放，李有源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编了一首《社会主义亮光明》：家家门前两条道，一条坏来一条好。资本主义黑洞洞，社会主义亮光明。
1942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月，佳县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一一县务委员会。形势变了，李有源的创作观也变了，他说：“月日秧歌总是唱些升官发财、荣华富贵的旧内容，太不合时宜；共产党、毛主席来了，穷人翻身了，世事变了，就应该把秧歌的内容也改一改。”在《讲话》精神的指导下，陕北的革命文艺蓬勃发展，李有源的创作方向更加明确，创作热情更加高涨，创作活动更加活跃。这一年，他积极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开了七八亩荒地，打得十来石糜谷。软糜子窝窝能管饱吃了，他从内心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于是，他编了首新歌《毛主席是咱好领导》：“天圆地方太阳高，毛主席是咱好领导，初来就把生产搞，亲自上山把荒掏……”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李有源的民歌充溢着对共产党、毛主席的赞美与颂扬，只要让我们的视角深人那个改天换地的时代，那片贫痔多灾的土地，那位饱尝艰难的农民，就会感受到那一首首民歌所洋溢的发自作者肺腑的一片真情，这正是李有源永不停歇地谱写新民歌、烦扬新时代的内在动力。
永远的《东方红》
李有源虽然编了不少歌颂党和毛主席的歌，但总觉得没有反映出广大劳动人民对党和毛主席无比热爱、无比信赖的心情。他曾用‘唐尧’来比喻毛主席，可又觉得不够确切，远远反映不出党和毛主席的英明伟大。他一直思谋着创作一首颂扬党和毛主席的好歌。
邻村屈家庄有个秧歌伞头叫屈士才，他和李有源是好歌友。1942年春节，屈士才带领屈家庄秧歌队进城演出，唱了个秧歌，受到群众欢迎。其中两句是：“毛主席好比一盏灯，照得全家明又明。”李有源听后也觉得耳目一新，可他又想，这个比方好是好，但一盏灯只能照亮一个窑洞、一户人家，把毛主席比作一盏灯还不能反映毛主席的伟大。晚上，他回到家里坐在油灯下，若有所思地从头上取下帽子，往灯上一罩，窑里马上黑了下来。他想，这么容易就罩灭了的一盏灯，能把它比作毛主席吗？他给侄儿们说：“看我给咱编一个吧！”他下决心要编一首更妥帖、更好地歌颂毛主席的秧歌。
1942年初冬的一个早晨，李有源一大早起来，挑着一担柴火进城卖。当他快到县城时，忽然看见东方天空一片红彤彤，一轮红日从云层中喷薄而出，冉冉升起，照亮了佳县古城，照亮了陕北高原，照亮了祖国大地，照得他浑身暖洋洋的。前些天，佳县县务委员会事务秘书兰川升帮助他学习，他发现兰川升的笔记本上写着“东方红”几个字。今天，“东方红”的壮丽景象，就展现在眼前，毛主席不正是驱散黑暗，给人民带来光明、带来温暖的红太阳吗？把毛主席比作太阳是最好不过了！两句秧歌词脱口而出：“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继而想到，佳县解放，穷人翻身，有吃有穿，全凭了毛主席，要不是毛主席的好领导，哪有自己的今天？哪有广大贫苦人民的今天？于是，脑海里瞬间涌出一句词：“他为人民谋生存。”他边走边想着第四句词，路过县委门口时，忽见墙上贴着一条醒目的大幅标语：“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救星”，这正好把他的心里话说了出来。于是结尾句子有了：“他是人民大救星。”
这天夜里，李有源认真地把白天想好的四句秧歌词写在麻纸上，他很满意。可唱了几遍后，他又想：秧歌曲一般只在春节和红白喜事闹秧歌时才唱，如果配上民歌曲调，随时随地都能唱，那该多好啊！于是，他为这段词配上了当地流行的革命情歌《骑白马》的曲调，又按照陕北民歌常用歌词中的一句或几个字作歌名的习惯，把这首歌叫作《东方红》。伟大颂歌《东方红》在陕北张家庄村的土窑洞里诞生了！这首歌比喻形象生动，语言通俗质朴，曲调庄严亲切，表达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唱出了劳动人民的共同心声，受到干部、驻军、师生、群众的热烈欢迎，很快就在当地传唱开来。后经其他艺术家的加工润色和其他艺术形式的改编助推，《东方红》响彻了全中国，传遍了全世界，成为一支不朽的颂歌。
1955年5月10日，李有源因过度操劳身患肝硬化腹水，在张家庄家中不幸逝世，年仅53岁。为了他钟爱的民歌创作，为了讴歌一个崭新的时代，为了寄托对美好生活愿景的期盼，这位“人民歌手”勤勤恳恳，鞠躬尽瘁，谱写了一段永不停歇、追求卓越的艺术人生。
周尧——昆虫学泰斗
周尧（1911-2000），浙江郑县人，是享誉世界的昆虫分类学家。1939年至2008年，周尧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先后任教授、昆虫所所长、昆虫博物馆馆长，兼任中国昆虫学会理事、陕西省昆虫学会名誉会长、圣马利诺共和国国际科学院院士等。其代表作有《中国蝶类志》《普通昆虫学》等。
来到有着七十多年历史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鸟语惆啾、花香袭人的学校博览园，一座外形如巨大瓢虫的建筑非常夺人眼目，这就是由周尧先生主持创建的世界最大的昆虫博物馆。博物馆里，收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昆虫标本，仅蝴蝶标本就达数百种。色彩缤纷、绚丽多姿的蝴蝶宛如一个个美丽的精灵，向人们展示着大自然的神奇，也记述着一位老科学家七十余年的孜孜追求。
拳拳爱国心
周尧自幼聪敏好学，1934年考入江苏南通大学农学院。因成绩优异，于1936年获南通大学校长张誊资助，赴意大利那波利斯。
周尧学学习，幸运地被分进了世界昆虫分类学权威西尔维斯特利教授的昆虫博士研究生班。周尧成为西尔维斯特利教授唯一一位来自东方的学生。周尧虽是书生，但在自己的祖国遇到危难时，他却表现出性格中无比刚烈与坚定的一面。就在周尧成为意大利皇家那波利大学的导师助理最有希望的候选人时，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了，日本开始全面侵略中国。祖国河山遭到践踏，令置身海外游学的周尧悲愤不已。随着日寇在东方发动侵略战争，意大利国内的法西斯气氛也与日俱增。
一天，周尧在一个意大利朋友家做客，遇到一个青年法西斯党员。这个青年法西斯党员以为周尧是日本人，于是对他说：“你们日本人真了不起，一口就把半个中国给吞下去了。”周尧顿时怒火中烧，跳起来一拳将他打倒在地，说：“我让你看看到底是日本人厉害，还是中国人厉害！”这个意大利人一听周尧是中国人，狼狈逃跑。
还有一次，在学生活动中，英国学生污辱中国人是“东亚病夫”，周尧掷地有声地反驳道：“我们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就像太阳，几千年前就从东方升起；不久，文化和科学的太阳还会从东方升起的，咱们走着瞧吧！”就是这股子凛然正气与侃侃而谈的演说令在座的留学生都无比震惊。
面对这样一个危在旦夕的中国，远在异国他乡的周尧心急如焚，毅然选择回国。导师很是器重周尧，劝他留下。周尧回答说：“报国之日短，求学之日长。不杀大虫，杀小虫何用？”
1938年4月，回到广州的第二天，周尧就穿上了军装，随军到了抗日前线。师长觉察他是个留学归国的高级专门人才，劝他退伍，在后方更好地发挥他的才能，体现他的价值，实现他报国的理想。于是不久，他以昆虫学专家的身份，参加了武汉大学组织的川康考察团，历时七个多月，共采集昆虫标本六万余号。
扎根大西北
1939年冬，周尧接到了国立四川大学农业学院和国立西北农学院的两张聘书，是留在“天府之国”，还是离开新婚的妻子去偏远的大西北呢？
“1939年我是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抱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的决心来到西农的。那时，从火车站到校门，一路没有一棵树，没有一间房屋，满目都是黄土，夜间经常可以听到土匪的枪声……但我还是爱这里，这里是后樱诞生的地方，我要学习先农先儒，为中国农业与教育做出贡献。”他如是说。
1949年，新中国刚诞生，小麦吸浆虫在全国麦区肆虐。中央农业部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委托周尧教授进行小麦吸浆虫防治研究。他很快查明小麦吸浆虫的主要种类、发生规律、抗虫品种和天敌，提出综合防治措施，大面积推广应用，很快就控制住了局面，在中国害虫防治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过去，世界昆虫学史上从无“中国”二字，周尧决定：“自己编一部教材，做中国昆虫学史的拓荒者！”1953年至1956年，他翻阅经史子集，研究全国各地在考古工作中发掘的资料，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终于在1957年写成《中国早期昆虫学研究史》，创立了我国昆虫学史学科。1980年，周尧教授写成《中国昆虫学史》，考证出在益虫饲养、害虫防治、形态学研究、天敌与化学药剂利用等昆虫学领域，中国都比欧美国家早几个世纪。该书1990年获中国优秀科技史图书一等奖，现有英文、世界语、意大利文、德文等五种版本。
1957年，周尧教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66年“文革”开始，他又被推人“反动学术权威”之列，长期经受批斗、管制。即使在这样艰苦的岁月中，他仍坚持从事对昆虫和其他动物的研究工作。1967年，他在“农作二站”被监督劳动，利用每天早晚被派去吃雁的机会，观察大雁的习性规律，将观察结果以“思想汇报”的形式写出来，当时许多人都不明白，问周尧在这样的处境中，为什么还要著书立说？周尧回答道：“过去人家说我为名为利，如果今天不署名，无稿酬，我就不写文章了，不正说明他们过去的批判是正确的吗？我愿在我见到列祖列宗时，能够无愧地对他们说，我心中无时不想着祖国，我一生没有浪费我的时间。”
生命的春天
十年浩劫之后，科学的春天又回到共和国的土地。1978年3月，68岁的周尧无比激动地参加了规模空前的全国科学大会。他兴奋地含泪说道：“我的生命的春天也来到了！”在大会上他的小麦吸浆虫研究荣获“优秀科技成果奖”，他也获得了“先进工作者”称号。
为了夺回失去的时间，他不分昼夜、不辞劳苦地辗转在教室、标本室、图书馆、教学实验农场，不知疲倦地翻译大量的外国文献。他重视课堂讲授，表达确切而生动，再加上他一手画昆虫的好功夫，边讲边画，使一门枯燥的分类学，竟成了活生生的昆虫大千世界，师生们对他的课都赞不绝口。1979年以后，他开始重点培养硕士研究生，至今弟子逾千人。
六十余年中，他亲自带领同事和学生采集并整理保存的昆虫标本达120多万号。他曾九上秦岭太白山，九上华山，六上五台山，两上峨眉山，涉足海南岛，攀过五指山，横穿西双版纳……为了钟爱的昆虫事业，他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
1979年，他创办并主编国际性学术刊物《昆虫分类学报》，聘请中、英、美、意、丹、日等国的26位权威学者为编委，与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种科学期刊建立了长期交换关系。
1982年，周尧教授提出在西北农学院建立昆虫博物馆。于是，中国第一个昆虫博物馆于1987年6月8日在西北农业大学建成。1989年，周尧把自己半个多世纪积累的几万册昆虫学专业书籍无偿捐赠给了昆虫博物馆。
1992年，周尧教授以83岁高龄，担任主编，组织了包括台湾、香港在内的卓有建树的蝴蝶研究工作者50多人编写《中国蝶类志》一书。全书100万字，彩色图片5000余幅，包括中国蝴蝶12科366属1800余种及亚种，第一次为中国蝴蝶名的统一与系统化奠定了基础，堪称是世界各国蝴蝶志中最完善、最精美而无与伦比的一部巨著。周尧教授又于1997年完成了60万字的《中国蝴蝶分类研究》，编写出版了《中国蝴蝶原色图鉴》和《中国蝴蝶文化》。由于周尧教授在蝴蝶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他被国内外誉为“虫坛隆杰”“蝶神”。
周尧长期以来有一个心愿，就是设立昆虫分类学奖励基金，促进昆虫分类学研究的开展。但基金的资金从哪里来？他曾拿出自己努力节省的工资、稿费等，但微薄的收人不能满足需求。1996年6月，周尧教授的家乡——浙江省单县县委和县政府为了弘扬周尧教授的爱国和敬业精神，在宁波美丽的东钱湖畔修建了以周尧教授命名的“周尧昆虫博物馆”，在开馆典礼上，给他颁发了60万元的巨额奖金。周尧教授当即宣布，除将其中20万元捐献给周尧昆虫博物馆外，其余的40万元和他积累的稿费10万元全部用。
周尧塑像来设立昆虫分类学奖励基金，希望基金在青年科学家的成长中发挥作用。
2008年12月15日，周尧教授在陕西杨凌不幸与世长辞，享年98岁。周尧教授的一生，是爱国、敬业、惜时、博学的一生，他崇高的爱国情操、卓越的学术贡献、高尚的人格风范，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及科学财富。
路遥——“玩命”的文学巨匠
路遥（1949-199？），原名王卫国，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陕西清涧人。主要文学作品有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人生》《在困难的日子里》，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其中，《平凡的世界》为其代表作，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
1992年11月17日，中国当代文学天宇一颗璀璨的明星陨落了，时人这样悲悼他：“计算成功的方式是吃苦和受罪，他拼命工作，玩命写作，自我折磨式地付出，在文学创作这条艰辛寂寞的道路上，竭尽心力，一路血汗向高峰攀登。”这位作家就是陕北黄土高原养育的路遥。他仅仅经历了人生短短的43个春秋，却给世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学遗产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苦难的日子里
新中国建立的那年冬天，路遥降生于陕北清涧县王家堡。这个村子散落在一个十分偏僻的荒山沟里。那年月，陕北是个穷地方，清涧又是陕北的穷地方。“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这句浓缩着陕北地域民俗风情的信天游便揭示了清涧土地的贫痔，而童年路遥则生活在那个贫穷年代里贫穷地方一个特别贫穷的家庭，缺衣少食成为路遥深刻清晰的童年记忆。
路遥的父母尽管非常卖力地撑持着全家的苦日子，但当路遥在王家堡上完小学一年级后，这个贫穷的家再也无力维持生计了。于是，父母把他们的第一个儿子路遥过继给远在百里之外的延川县郭家沟的哥哥。从此，路遥就与他的养父母生活在一起。然而，路遥的养父母也是普普通通的农民，他们的日子像那个年代绝大多数陕北农民一样过得紧巴巴，他们收养路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没有子嗣。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极度贫困使小路遥特别懂事。他的母亲曾说：“我家路遥从小就是个精，就是个脑子利（清涧方言，即脑子聪明），从来没让我急过肚子。他七八岁就会砍柴了，他把砍的柴捆成一捆一捆，裸在涧畔上，螺下美美一挥，俊得让人舍不得烧。”来到郭家沟后，养父母有时连口粮也没法供应，小路遥似乎从一开始就明白了他在这个家庭里将扮演什么角色，要承担什么责任，于是他从小就拦羊、拔草、背粪、掏地，嫩弱的身躯早早就在繁重的劳作中经受摔打。在艰难的生活境遇中，这位苦儿养成了倔强、顽强的性格。
当村里的小学招收学生的时候，不少娃娃背上了书包，路遥羡慕他们，但一贫如洗的家根本拿不出钱来给他报名，给他买笔买纸买课本，更何况他还承担着家里好多活儿。懂事的小路遥把热烘烘在心里拱动的愿望强压住，没有向父母亲张口。然而，一天早晨，母亲却把他从炕上叫起，在他脖子上挂上一个书包，轻声说：“上学去吧！”那一刻，路遥的眼睛湿润了。陕北山沟里的娃娃上学，识几个字就行了，谁也没指望娃娃喝几滴墨水就能成龙变凤。父母对儿子的指望原本也是这样，但路遥从上学第一天开始，便为自己树立了一个远大的人生目标。能够读书，在他看来是命运对他的一份额外的恩赐，他感谢父母给了他这一机会，年幼的心里抱定一个信念：只有发愤读书，才有可能改变自己苦难的命运。此后，这一信念成了路遥人生的行为准则。
那时候，村里的学校只有初小，就是一年级到四年级，五、六年级属于高小，整个延川县只有县城才有。迈进高小的门槛不容易，但路遥却考上了。而接下来的问题是，家里有没有能力送他去县城读书？父母亲没有犹豫，于是儿子坐进县城的教室里了。在县城读高小的两年中，路遥是背着干粮度过的。他星期天离开家里时背三天干粮，到了星期三，母亲赶十五里路进县城给他送去后三天的吃食。高小毕业时，路遥在不到百分之二十的录取率中考取了初中。时值1963年，三年困难时期拖留下来的长长阴影，仍然笼罩着贫瘩的黄土高原。能否再把他送进中学校门，能否再供这个已长成半大小伙子、在生产队差不多已顶得上一个劳力的儿子继续读书，是父母亲面临的又一次抉择。他们再次艰难而明智地做出了后来令他们感到无限欣慰的决定。
初中三年，是路遥人生中最困顿、最难熬的一段经历。他没有生活保障，不仅交不起每月五六元的伙食费，有时连五分钱的清水煮萝卜也吃不起。那时，学校的饭菜分为甲、乙、丙三个等级，路遥所吃的全是丙级饭：稀饭、黑窝头、野酸菜。可即使是这些粗砺的饭菜，还是他要好的同学们凑集起来的。然而，少年路遥始终没有被苦难所击倒，除了刻苦学习文化课，每个星期天，他都回村里参加劳动，吃喝牛耕种自留地，去大田里背庄稼，挣工分，给贫困的家添补收入。
在极度的困顿面前，有人随遇而安听任命运摆布，有人陷人无边的自卑苟且偷生，有人则发愤图强力求突围，路遥显然选择了后者。有道是苦难出诗人，困厄的岁月磨炼了他的意志，同时为他日后从事文学创作储备了丰富的素材，并内化为他文学生命的显性基因。
为了书写平凡一世界的百味人生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了搜集积累丰富的写作素材，路遥一边废寝忘食地遨游书海，一边用心劳力地体验生活。
陕北的地理环境比较闭塞，路遥生活的年代，那里的交通还很落后，加上家境异常贫寒，17岁之前，路遥连县境也没出过，但他对外面的世界有一种荒漠渴盼清泉般的向往。而要了解外面的世界，对于路遥来说，当时唯一的途径就是阅读。初中那几年，他一方面利用学校图书馆，一方面从老师和同学那里借，经常一晚上一晚上地熬油点灯，如饥似渴地阅读课外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毁灭》《铁流》《日日夜夜》《红旗谱》《创业史》《红楼梦》《三国演义》等中外文学名著大大开阔了他的眼界，为他日后从事文学创作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和艺术养料。
1966年中学毕业后，路遥回乡村教书，后来又调到县文工团搞编剧。由于他涉猎广泛，笔杆子利索，文学创作的信心日益高涨。《塞上柳》《车过南京桥》两首诗歌在县文化馆的油印刊物《革命文化》上的发表激发了他的创作激情。从此，他一发不可收地向文坛阔步迈进，有时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仅1972年，他就创作诗歌五十余首，其中有六首在报刊上发表。同时，他还与曹谷溪、白军民、陶正等文学知音一起，筹办了属于他们那片天地的文学小报《山花》。他们自写、自编、自印，辛勤地出版着《山花》这张充满泥土气息的八开小报。1973年，路遥被推荐到延安大学中文系，由此进人了一片通往文学世界的广阔天地。在文学世界的百花丛中，他像辛勤的蜜蜂一样饥渴而贪婪地四处采撷，艺术素养得到迅猛的提升。大学毕业后，路遥任《陕西文艺》（今为《延河》）杂志编辑。1980年发表《惊心动魄的一幕》，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2年发表中篇小说《人生》，引起很大反响，并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在困难的日子里》获1982年《当代》文学杂志中长篇小说奖，同年加人中国作家协会。从此，路遥成为在国内文坛具有较高声誉的专业作家。
在艺术追求上，路遥始终坚持现实主义文学道路。对于一个现实主义小说家而言，经验世界的丰富程度对其创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路遥深谙其中三昧，并以极大的热情投人改革开放初期的火热生活之中。小说《人生》（凉心动魄的一幕》《在困难的日子里》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影响后，为了创作《平凡的世界》这部鸿篇巨制，他早早就开始了生活的实践和体验。1982年，他的弟弟王天乐招工到铜川矿务局下属的鸭口煤矿当了采煤工人，路遥因此也常来铜川，并深切关注着煤矿工人的生活，也为以后的创作植人了煤矿基因。1985年8月，经陕西省作家协会党组、陕西省煤炭厅提议，铜川矿务局党委常委会专门研究决定，路遥以兼任局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身份，正式来到矿区体验生活并进行创作。
在鸭口煤矿期间，路遥在王天乐的协助下，深人职工群众中调研访问，又多次和矿上的同志一起下到千米井下现场，亲身体验煤矿生活。1987年秋，当《平凡的世界》写到第三部，涉及大量的煤矿生活场景时，路遥又来到鸭口煤矿采煤五区体验生活。据王天乐回忆，为了把《平凡的世界》打造成文学精品，路遥用生命做了抵押。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这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准备工作太庞杂了，他一边写作，一边还要观察、调查、采访、查阅。他深知，只有把自己尚不熟悉的生活场景看明白，把自己未曾体验的经验世界弄清楚，写出来的东西方能真切感人。因此，他冒着生命危险，在鸭口和陈家山等矿区，一遍一遍地下井，而且要下到幽深潮湿的地方去体验生活。有时他会堵住几个刚刚升井的矿工，为他们递上烟，点燃火，一起坐在阳光下闲聊。通过持久地深人生活，他熟悉了煤矿井下井上的情况，矿工们的生活习惯、情感、心理、言语等，为他的创作注人了新鲜而富含营养的血液。
早晨从中午开始
《早晨从中午开始》是路遥关于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所写的随笔的篇名，这句质朴又似乎带点哲理意味的话语，既是他创作生活的真实写照，又暗含着为文学事业呕心沥血的殉道精神。
路遥是从1985年秋天住进铜川陈家山煤矿医院开始《平凡的世界》的创作的。在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日子里，他的早晨都是从中午开始的。他写作起来非常地卖命，而且不顾香烟对身体的摧残，一根接着一根地吸。据路遥自己讲，他在陈家山煤矿医院进行创作的日常生活“过分简单”，“早晨我不吃饭，中午只有馒头米汤咸菜，晚上有时吃点面条，有时和中午一模一样”，“写作紧张时，常常会忘记吃饭，一天有一顿就凑合了”，“我一天通常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这种伙食无法弥补体力的消耗”……这些都是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里对其创作状态的生动再现。时至今日，当年那些生活在陈家山煤矿的人们，仍然清晰地记得，几乎在每个周日下午，路遥总会抽着烟，沿着沮水河边那条小路低头徘徊。认识的人看见他，就绕道而去，他们知道，路遥并不是在散步，而是在构思他的作品。
早晨从中午开始，是因为路遥常常通宵达旦地写作，那不停地抽烟、时而皱眉沉思时而下笔千言的情状，跟鲁迅当年伏案疾书的身影何其相似！“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正是这样，才让我们体味到鲜花和掌声背后的艰难历程，感受到一个作家为了自己钟情的文学事业忘我写作、玩命写作的献身精神。路遥虽然活了不到43岁，但他的文学业绩堪称辉煌，而他对后世的影响不只在文学范围之内，他的执著、坚忍、勤奋，不仅体现在丰赡的文学遗产上，更凸显在他的人格魅力上。因此，著名作家贾平凹预言，现当代陕西文化界有两个人物将被后世永远记住，一个是长安画派的开创者石鲁，一个便是“玩命”的文学巨匠路遥。
李立科——呕心沥血的旱农专家
李立科（1935一），陕西杨凌人。历任陕西省植物保护研究所、陕西省根食作物研究所副所长，陕西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等。农业技术推广专家，陕西省农业顾问，陕西省政协委员。1987，1988年两次被评为陕西省劳动模范；1990年获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称号；1991年被评为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三十多年来，他坚持长期在农村蹲点，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为我省干旱地区粮食增产丰产做出了突出贡献。
他参加工作32年，在农村蹲点29年，其中10多年，带着妻子女儿住在渭北合阳县贫困的甘井乡搞旱地农业试验，使小麦产量翻了两倍多，被农民称为“活财神”。
他10多年前被发现患有上领窦癌已至中晚期，动了一场大手术。甘井乡农民租了一辆大轿子车，连夜赶到西安看望他；他蹲过点的武功、淳化、麟游等地上千名干部群众守候在医院外。
他就是原陕西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旱地农业研究专家李立科。
如今已70多岁的李立科，面容清瘦，精神矍砾。退休后的他仍然闲不住，骑着自行车去试验田里察看小麦长势。
农民脱贫的“活财神”
1935年1月，李立科出生在陕西省武功县南庄村的一个普通农家。武功曾出过一位后翟，他教人耕田种地，后来被奉为农神。李立科家里一贫如洗，没有地，靠给地主当佃户过活，全家人辛苦一年，交完租后粮食已所剩无几。
在歉收的年头里，经常一连几天吃不上饭。李立科和哥哥爬到人家的豌豆地里，摘下豌豆角乃至豌豆的叶、蔓，用来填肚子。母亲对他说：“你要学个让人饿不死的手艺！”
初中毕业后，李立科报考了武功农校。从农校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陕西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工作，随后给著名的黄土高原综合治理专家朱象三当助手。他背着行李来到陕北榆林市绥德县，跟随朱象三研究防治粟灰螟。
20世纪60年代起，李立科就长年驻扎在农村。生病后的这些年，他一年中仍有大半时间待在甘井试验田基地，直到小麦秋播后才回到城里。
1962年，李立科到武功县河道公社蹲点。他在村上推行“四改三扩”试验，扩大正茬小麦和复种面积，使当地的粮食亩产由175公斤提高到250公斤，一举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附近的村子也纷纷请他去指点，一时间他成了人们争相邀请的“活财神”。“四改三扩”的耕作方法推广面积达400万亩，总共增产粮食两亿多公斤。
20世纪80年代，他的一项研究技术让渭北旱原小麦增产了四亿多公斤，解决了全省的缺粮问题。他因此被誉为“后樱再世”。
他研究出的旱地小麦“留茬免耕全程覆盖”保护性耕作技术，既可增产，又可保护生态。这一技术曾得到温家宝、李岚清等国家领导人的批示予以推广。
他从来没休过节假日，不是在办公室，便是在农田里。他甚至弄不太清楚外孙有多大了。
他不仅仅是农业专家，而且还是一位能为农民解决不少实际问题的能人。当地农户养的牛普遍得了牛皮癣，他便研究治牛皮癣的办法，走村串户为牛治病。他发现皇中村适宜栽种柿子树，便向农科院专家请教，回来帮农民嫁接柿子树。当地农民大面积种红薯，却不会储藏，大量的红薯烂在窖里。他研究出把红薯窖由单筒结构改为双筒结构的办法，大大改善了红薯的储藏效果，这一方法后来在全省普遍推广。
农家出身的李立科，与农民有着天然的血肉联系。农民的疾苦就是他的疾苦，农民的幸福就是他的幸福！
甘井乡的“编外农民”
1978年，李立科被任命为陕西省农科院副院长。两年后的一次合阳之行，令他深受震动，他决定在合阳县长期驻扎下来。五年后他辞去官职，住在甘井乡专心搞旱地农业研究。
合阳县地处渭北高原，东有黄河，南有金水河，可这里却是有名的旱原地区，千百年来流传着一句顺口溜：“黄河水脚下流，站在岸边干发愁。”人们只能望“河”兴叹，农业生产只能靠天下雨，一遇上干旱年便颗粒无收。
甘井乡的情况更令人伤心惨目。由于过度开垦，水土流失严重，土壤越来越贫瘩。小麦亩产不到50公斤，年人均收人仅35元。甘井乡被合阳人称为“西伯利亚”，没有人愿意把女儿嫁到这里来，住在这里的大都是从外省逃荒逃难而来的。
李立科在甘井各村调查，见到一位60多岁的老汉，一年四季穿一件衣服，冬天塞进棉花，春秋改为夹衣，到夏天拆拆补补又变成单衣。他对李立科说：“自从我二十几岁来到甘井，四十多年没吃上过一顿饱饭。”
不仅是甘井乡，陕西省5400万亩耕地中，有3600万亩是“靠天吃饭”的旱地，占到耕地总面积的67％，旱地平均亩产只有100多斤。
1980年，省里的领导对李立科说：“全省现在缺粮三亿多斤，你来想办法解决吧！”李立科认为，要解决全省粮食缺口，就是要想办法让旱地增产。
旱地要增产，关键是解决干旱的难题。当时很多农业专家都认为，要解决缺水问题，只有实行水利化。这时，李立科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观点：“渭北旱原农作物产量低，目前急需解决的不是缺水，而是缺肥，只要施以适量的肥料，旱地仍可高产。”
这个观点是有实践根据的。李立科在武功县皇中村蹲点，发现磷含量高的土地庄稼长势好，产量高。他开始推广这一做法，为此县上还办起了磷肥厂，收效颇佳。
李立科要在甘井乡做进一步的研究试验。他把甘井称为福地时，很多人都笑了：“什么福地，那么穷的地方！”
在李立科看来，甘井土地多，人均4亩多地；产量低，有增产空间；人太穷，穷则思变。这正是他理想的试验基地。
1981年5月，妻子、女儿刚刚从农村搬到农科院，李立科便背上铺盖离家来到合阳县甘井乡。两百多公里路程，那时坐火车需要七八个小时，公路还是土路。
每天，他和助手刘博到地里采集土样，记下长势好和长势差的庄稼地块。到收获时，他帮人收割，登记产量。他经过分析发现：甘井地区缺磷和极缺磷的土地占98％，缺氮和极缺氮的占％％；种植作物单一，品种老化。这就是甘井低产的主要原因。
李立科常应邀参加乡上的各种会议，每次会上他都要讲土地缺磷肥、种子老化的问题。他说，只要多施磷肥，播种适宜，用“京农7913”小麦品种，亩产就能达到250公斤，全乡小麦平均亩产可达150公斤以上。
农民们没有人相信他，他们更信祈神降雨。他用工资做抵押从省上贷款15万元，买来一批磷肥，但没有人愿意买。他又弄来一批新品种的小麦种子分发下去，没有人拿去播种，有户人家甚至把种子磨成面吃了。
李立科苦口婆心地劝说、讲道理，终于有21户同意跟他合作搞试验田，由李立科提供贷款、化肥、种子和技术，农户提供土地和劳动力。
1982年5月，这21户大获丰收，亩产都在150公斤以上。试验田的示范作用是无穷的，其他农户也都明白了化肥和技术的重要性。
1982年6月，天气已炎热起来，李立科带着刘博、赵二龙等助手和焦晓民等农民在试验麦田上开始挖坑。前一年，他们曾在这个地方种下了40穴小麦，每穴3株，其中16穴施磷肥，12穴施氮肥，12穴未施肥。
到第四天，已经挖出了一个10米长、2米宽、3米深的大沟渠。然后是采集小麦根系标本，采集时要异常小心，不能损伤根系，这项工作花了11天。三种小麦摆在一起，对比鲜明：施磷肥的根长2.7米，单株根重0.73克；施氮肥的根长1.45米，单株根重0.4克；不施肥的根长1.4米，单株根重0.27克。
一项意义重大的理论产生了——“以磷促根、以根调水”。只要施以磷、氮肥，小麦的根系就能够长到不施肥的近两倍长，深人地表1.5米以下吸取水分；而甘井地区年降水量550毫米，有80％的水分蓄在1.5米以下的土层中，长久以来，这些水都被白白闲置了。
他还进行了具体计算，要使小麦从亩产50公斤增产到200公斤，需施纯磷10.8斤（合一袋过磷酸钙），纯氮18斤（合一袋碳钱），还需五大车土粪作底肥。他将之编成一个顺口溜：“一袋白，一袋黑，五大车土粪一炮轰”，四处给农民们讲课，从早讲到晚，各村的干部开着拖拉机去接他。他的足迹遍布合阳县21个公社，400多个大队，2000多个小队。接着，渭北地区的白水、韩城、淳化等县市也来请他去讲课。
1983年，合阳县小麦产量翻了一番，甘井地区17万亩小麦平均亩产153公斤。一句民谣开始流传开来：“甘井面貌变，多亏农科院。群众把福享，多亏李院长。”
就在这一年，李立科辞去省农科院副院长职务，举家落户到甘井乡。
李立科在贫穷的甘井一住就是十多年，这里成了他的第二故乡。为了旱地农业增产，他过得比农民还苦，比农民还勤劳、还能吃苦。
他和农民情同手足
就在李立科大展宏图的时刻，癌细胞却在吞噬着他的身体。
1989年8月，李立科在秋播前一连讲了六天的课。一天，他从万年村讲课回来，发现眼里老流泪，以为是泥土溅进了眼中，也没有理会，照样工作。麦子种完了，又跑果树园子。眼睛的毛病越来越重了。10月13日，身边同志硬拉他到县医院检查。医生看了拍的片子惋惜地说：“咋现在才来查病，太晚了！”李立科一再追问，医生仍没说出实情。
李立科肩上担子够重了，谁也不忍心再让他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甘井农民对李立科的感情太深了，谁也不愿意相信这个不幸的消息。省、地、县领导暂时封锁了李立科患上癌症的消息，决定立即送他到省人民医院做进一步检查。经过详尽的检查，确诊为上领窦癌中晚期。
李立科知道了病情，自然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可当各级领导和医护人员，忙前忙后为他做手术前的准备工作时，他却镇定自若地避开医生，默默地写着《小麦增产栽培技术实施方案》，并托乡里派去的护理员把方案送回合阳，交给乡党委书记王均海。
寒风刺骨，李立科患癌的消息，传遍了甘井的每家每户，乡亲们惊呆了，许多人抱头痛哭。乡亲们带着玉米掺、鸡蛋、红枣、小米、苹果、烙饼、油摸，来到省城探望李立科。他们急切地对医生说：“只要能救活李院长，十万八万我们都掏！”群众自发送来一块牌匾，上面写着：“但得众生皆温饱，不辞赢病卧残阳。”这是甘井人民对李立科的最高评价。
党组织和老百姓的关怀，给李立科增添了战胜病魔的信心和力量。治疗期间，他还惦记着甘井和合阳的农业发展。听说渭北遇到三十年不遇的干旱，他心急如焚，偷偷地跑出医院，拄着拐杖，坐公共汽车找到渭南行署一位副专员，提出了“干埋寄籽”等十四条建议，又四次写信给合阳县委和甘井乡的干部。
李立科再三向医院请求去甘井看看，医院终于同意他请假五天。他在老伴的搀扶下，乘火车回到甘井。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传遍了千家万户。第二天从早到晚，来了七八百人看望他，乡亲们把家里最好吃的都带来了。李立科激动地流着泪说：“我活着回来了，我的第二次生命是党给的，是乡亲们给的，我要继续在渭北高原战斗，把剩下的光阴全部奉献给发展中国农业的伟大事业！”他说完话后，许多群众又不约而同唱起了自编的歌谣：“五谷丰，百业兴，李院长来甘井，科技富民立奇功，专家白发不复青……”
李立科终于战胜了死神，又一次回到工作岗位上。
李立科的“以磷促根、以根调水”在渭北地区得到了普遍的推广，渭北地区共800万亩旱地小麦，如以亩产增收100公斤计，每年可多收小麦8亿公斤。
“七五”期间，甘井试验基地的“旱地农业增产技术”被国家列为重点开发项目，并通过国家级鉴定。国内许多省份的专家和农业负责人纷至沓来考察学习，甘井还吸引了埃及、叙利亚、尼日利亚等国的专家前来考察。
李立科把毕生精力和幸福，都献给了渭北农民，献给了旱地农业研究。他是农民心中永远的“活财神”。
于素梅——服务战线的一面旗帜
于素梅（1945-1998），全国劳动模范，陕西延安人。1963年进陕西省大荔农场做工，后调西安市大众浴池、小寨浴池当修脚工。197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十二大代表。从1972年起，七年共治愈脚病患者四万多人，登门为两千多人治疗脚病。先后同师傅一起，研制成功治疗脚病的一、二、三号药膏和医治鸡眼、脚垫的药器，并在陕西、山西、河南、新疆等地推广应用。1979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于素梅出生在革命圣地延安，成长在一个军人家庭。于素梅的父亲于中，1937年参加革命，是革命队伍中的老干部。在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于素梅完成了人生的启蒙教育。
1963年，为了响应党中央知识青年要支援农村建设的号召，还没读完高中的于素梅就报名参加了农建14师145团，去陕西大荔县许庄农场劳动。建设祖国的热情、支援农村的激情使于素梅很快成长为一名军垦战士。在许庄农场工作期间，她工作积极热情，勤勤恳恳，每天早出晚归。在农场同事的眼中，于素梅是一位好同志；在农场领导的眼中，她更是一位好工人。因为良好的工作表现，她很快被任命为政治班长。后来，于素梅遇到了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来锻炼的陈桂林。陈桂林工作也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两位年轻人的心，碰撞出了爱情的火花。三年后，这对志同道合的年轻人踏人了婚姻的殿堂。1968年，大儿子陈磊的出生，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新的欢乐和希望。
青春在平凡的岗位上闪光
1971年，当母亲没多久的于素梅，被调回西安大众浴池，当了一名服务员。接到调令，于素梅没有任何犹豫，立即做出决定，听从党的号召。此时正值寒冬，大西北寒风刺骨，于素梅满怀激情和理想，顶着寒风踏上了返回西安的路途。
于素梅来到西安大众浴池报到，领导把她分到了修脚室，当时修脚室只有一位老师傅。20世纪70年代物质极度贫乏，人们排队买东西、排队洗澡、排队看电影，已经成为了一种日常习惯。大众浴池这位唯一的老师傅从早到晚一直忙个不停，但依然还是有很多人在门口排队等候。于素梅看不下去了，暗下决心要为排队的群众排忧解难。她申请人党时，给组织的一篇思想政治汇报里写道：一名女同志洗完澡后，想修修自己长满老茧的脚，但是却发现只有一位男修脚师，于是这位女同志自己用手撕扯脚上的茧子，弄得鲜血直流。还有一次，一位老太太想修剪自己镶嵌在肉里的鹰嘴指甲，可是怎么也弯不下腰。看到这些场景后，于素梅再也按捺不住自己内心的冲动，她想：我有责任为她们排忧解难。她不顾世俗的看法，主动向浴池的党支部提出自己做修脚工的要求，党支部看着她满腔的工作热情，于素梅在给顾客修脚也全力支持她。于素梅怀着对人民朴素的感情，做出了影响她一生的重大决定，从此，她便开始了女修脚工这一平凡而又极不平凡的人生历程。
特级修脚师高西童，是于素梅当年的师傅之一，他回忆说：“于素梅是西安市的第一代女修脚工，是她开创了女修脚工的历史，又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给西安妇女界做出了表率，真是巾帼不让须眉。”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无论哪个年代，人们都愿意去干轻松、受人尊敬、挣钱多的工作，世俗与偏见让当女修脚工成为难以启齿的事，可于素梅不为所动，坚定地选择了当修脚工这条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认为，工作是被分成三六九等的，有道是：“上九流，下九流，理发修脚流外流。”当年26岁的于素梅为了普通百姓，主动学起了修脚，这个事儿让她的家人很不理解，家里十个人有九个人坚决反对，支持她的人只有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的老父亲。也许正是父亲的这种支持态度，给了于素梅继续前行的动力。
于素梅当上修脚工后，在社会上也经常会遇到不理解她的行为和言语。时隔多年，丈夫陈桂林依然清晰地记得妻子当修脚工时候的情景。那时他们住在陕西师范大学的一间小宿舍里，一次于素梅下班回到家中挽起袖子就要做饭，他随口问了一句：“你给人家修脚的手，洗干净了没有？”听到这话，于素梅的自尊心受到了很大打击，一向坚强的她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痛苦和委屈，眼泪禁不住流了下来。
看到妻子流泪，陈桂林意识到自己失言了，连忙表示歉意，并做解释。虽然在传统观念里，修脚工是低三下四的职业，但陈桂林还是感到了自己的狭隘之心。言语上他虽有些过失，但在实际行动上，他早就接受了妻子做修脚工的事实，在妻子做修脚工最初的日子里，他还曾多次将脚交给妻子做实验，给妻子练手。
经过了这件事儿，此后的日子里，丈夫再也没有过不当的言行，并且积极配合于素梅做一名合格的修脚工。家和万事兴，和谐的家庭关系使于素梅的工作进步很快，这也更加坚定了于素梅做一名优秀修脚工的信心。
勤劳在人生理想中升华
修脚工的工作既平凡又艰辛，还要经受常人难以忍受的偏见与误解，于素梅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她凭借自己的勤奋与钻研，不仅成为修脚行业公认的“专家”，还成为服务战线的一面旗帜，向世人展现了一个女修脚工的抱负与胸怀。
来大众浴池修脚的顾客，大部分是干搬运和翻砂的体力劳动者，这些工人经常穿着胶靴干活，时间长了大都患有脚气病，即使洗上好几遍，也依然是臭气熏天。患有脚气病的脚表面很光滑，修脚工在用刀时经常拿不稳，很容易“逛刀”，不小心就会伤着顾客或自己。师傅语重心长地告诉于素梅：“干修脚是为人民服务，如果咱思想上有毛病，就修不好群众脚上的病。”老师傅的这番话虽然简单，却饱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于素梅牢牢记在心中。在繁重而艰辛的修脚工作中，她深刻体会到，要干好修脚这项工作，不仅要过好自己的心理关，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还要有过硬的修脚技术。要练就一手过硬的技术，只有坚持勤学苦练。于素梅开始着迷般地钻研修脚技术，一边向老师傅学习请教，一边在自己身上反复练习实践。
于素梅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于素梅不仅始终把这句话铭记在心，还坚定不移地照着这句话去做。为彻底解除群众的病痛，她进行了千百次的实验，不怕吃苦，不怕失败，终于研制出各类治疗脚病的药物。一些治疗脚病的药物，现在看起来很平常，可在那个医疗技术很不发达的年代，要研制出这些药物，不知要经受多少磨难与失败，要熬多少个不眠之夜。有一种脚病叫脚痕，是很常见的一种病，脚痕又分为刺痕、开花痕、马痕、粉痕和连宗簇等多种类型。于素梅在给病人治疗的过程中，对每一个类型的病症了如指掌，下药很准，治愈率很高。传统的治疗方法，都会给病人事先打上麻药，但在挖脚痕的时候，依然很疼痛，有的病人疼得全身冒汗，甚至大喊大叫。于素梅对病人的疾苦是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下决心从根本上解除脚痕患者的病痛。为了给病患者减少病痛，她和师傅一起，到处向修脚的老前辈请教，不仅向同行学习，还前往中医医院向医生请教。经过半年时间三百多次的艰苦试验，于素梅终于研究出了治疗各类脚痕的药方，大大提高了治疗的成功率，给脚痕患者带去了福音。
解除了病人的病痛，于素梅感觉她的人生才有了意义，病人感激的言行，更加坚定了她所选定的人生目标。
修脚工不仅又苦又累，还要有过硬的修脚技术。给顾客修脚时，客人躺在椅子上，而修脚师傅要坐在一个小凳子上，有时还要蹲在地上，有时候，为一个顾客修脚就要蹲上好几个小时。几年下来，长期超负荷的体力支出，使于素梅的身体严重透支，有时候累得连腰都直不起来。积劳成疾，于素梅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在病魔面前，她丝毫没有退却，凭着坚强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始终坚守在工作第一线。
1975年，因于素梅的工作成绩突出，为人诚实，组织上任命她为大众浴池的党支部书记。于素梅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可她始终没有离开修脚工的岗位。于素梅的工作得到了广大群众和组织上的一致认可，她先后当选为省总工会委员、西安市妇联常委等职务。职位多了，于素梅外出开会学习的机会也多了，但在修脚室的时间却不能少，怎么办？为了实践她当一辈子修脚工的诺言，她毅然向组织要求免去自己党支部书记的职务。为了不影响给顾客修脚，她无论走到哪里，身上总要带着自己的一套修脚工具，一有机会就给大家服务。
事业在艰苦创业中永生
1992年11月，位于小寨十字的小寨浴池因拆迁歇业，于素梅和浴池的九十多名职工，按照上级安排要全部到吉祥大厦当营业员，但是当时的吉祥大厦还没有竣工，自己和浴池的职工只好全部在家歇业等待。这一歇就是三年。三年后，于素梅因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不得不办理了退休手续。
于素梅的身体一下子就垮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差。但她始终放不下自己以前的老患者，只要有病人到自己家里来修脚、看脚病，她就强打起精神为客人服务。在病休期间，于素梅利用开会机会曾向组织提出，要创办一个修脚室，为集体创收，但是这个要求，始终没有得到答复。
于素梅想自己开店，把自己的修脚技术传承下去，但她又是全国劳动模范，思想顾虑很多，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她终于下定决心，要开一家修脚店。1997年年初，她创办的修脚店正式开业了，开业当天没有鲜花和掌声，没有锣鼓喧天的庆贺，这正符合于素梅低调的行事风格。刚开始的日子里，修脚店几乎没有人光顾。但她并不灰心，即使只有一个顾客，她也用自己的真诚和高超的技术，尽心尽力地服务。逐渐地，于素梅的修脚店开始在古城西安传开来。
1997年三八妇女节前夕，一篇关于于素梅开修脚店的报道，让于素梅和她的修脚店名声远扬。修脚店的客人越来越多，于素梅意识到品牌的价值，于是用自己的名字注册了一个品牌；她决心把修脚的技术一代代传下去。
如今，全国劳模于素梅离开了，可她的名字和修脚店，成了一个响当当的服务品牌，于素梅为大众服务的精神也成为古城西安一道经久不衰的风景。
于素梅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成为陕西服务行业的一面旗帜。她用坚定的信念，支撑着自己一生的事业；她用勤奋质朴，彰显着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她以无私的奉献精神，感动了我们几代人。
牛玉琴——大漠巾帼的壮丽人生
牛玉琴（1949一），靖边县东坑镇金鸡沙村农民。她数十年如一日，带领全家老少植树种草，把11万亩荒沙改造成“人造绿洲”，创造了逼退沙漠10公里的奇迹。被誉为“大漠愚公”“地球的保姆”。从1984年起，牛玉琴先后获得中国“十大女杰”、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联合国“拉奥博士”等表彰奖励，先后受到江场伞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多次接见，1998年起当选为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狂风怒卷，黄沙蔽日，地里的庄稼霎时被撕扯得支离破碎。黄风过后，火辣辣的太阳示威似的照射在茫茫沙丘上。牛玉琴带领全家人扛着铁锹，拉着架子车，向着白茫茫的大沙漠前行……
夕阳如血，黄沙扑面。人到中年的牛玉琴跪在丈夫的坟前，放声大哭：“加旺，你为啥走得这么急……”
风光如画，烛光似梦。泰国诗琳通公主为牛玉琴点燃生日蜡烛，激动地说：“你真伟大，我很佩服你！”
这是牛玉琴人生历程中永远难忘的情景，这是一个与命运抗争的巾帼英雄的传奇人生。
大漠里，一个女人的脚印
位于毛乌素沙漠南缘的陕西靖边县东坑乡有一个普通的村子，叫金鸡沙。金鸡沙远眺像卧倒的骆驼，近看几间平顶屋藏在沙窝窝里。有顺口溜说：“沙子撵人跑，四季不长草，三年一大灾，两年一小灾。”庄稼人一年到头辛勤劳作，眼巴巴地盼着收获季节，可一夜狂风大作，地里的庄稼成了颗粒不收的光杆杆，只好拖儿带女逃荒要饭。而对风沙的肆虐，人们习惯了忍耐和认命。
1984年冬，靖边县决定将荒沙荒山承包到户，分片治理。消息传到金鸡沙，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人们惧怕风沙！在沙窝窝里长大的牛玉琴，忆起童年一件件心酸的往事，彻夜难眠，她不断们心自问：难道我们就这样一辈子任凭风沙摆布？她暗暗下定决心：就是豁出命来也要叫荒沙变绿，叫地里长出好庄稼。她和丈夫张加旺商定后，连夜写申请，向队里提出要承包村北万亩荒沙，种草种树，向沙漠宣战！
“呀牛玉琴要承包万亩荒沙。”这消息就像一声惊雷，一下子在金鸡沙炸开了锅、年轻人嘲笑说：“牛玉琴吹牛不打底稿，由着性子瞎说哩！”老年人摇着头说：“在沙漠上造林，人老几辈都没见过，真是异想天开！”亲戚朋友担心地劝她：“千年荒沙，哪能长成树，你不是眼睁睁地把钱往沙窝窝里扔吗？”牛玉琴没有丝毫动摇，她和丈夫开始商量治沙计划，并把全家人叫在一起说：“咱就是要争这口气。就是憋死骡子挣死马，也要把万亩荒沙绿化好。”
这年春季，每当鸡叫头遍时，牛玉琴一家三代老少七口就拉着架子车，扛着铁锹，浩浩荡荡向沙漠进发了。
每天清晨，天麻麻亮，牛玉琴和丈夫挑着水，孩子们扛着工具，老人套上车，拉着树苗，向一眼望不到头的大漠走去。冷咫溅的风卷着沙子抽打着每个人的脸和手，柔软的细沙像无边的沼泽，使人越走越感到吃力。全家人步行七八公里，来到承包的荒沙坡上，开始挖坑，栽树，浇水。从天不亮一直干到大中午，这才坐下来啃点干摸，喝点水。
一天中午休息时，孩子们在追打玩耍中踩断了一根树苗，丈夫加旺黑着个脸，朝儿子脸上抽了一巴掌。牛玉琴拉过儿子，抚摸着儿子脸上的红印，心头一阵发酸。她理解丈夫，为买这些树苗，祖辈积攒的家当全卖光了。可孩子们淘气归淘气，又非常懂事。一次，9岁的小儿子一连几天发烧不退，不吃不喝。牛玉琴狠了狠心拿出攒下的两个鸡蛋，准备给儿子冲着吃，可儿子看见后急忙摆手说：“妈妈，我不吃鸡蛋，你不是说要用鸡蛋买树苗吗？”她心头一热，背过身去，泪水止不住往外涌。
晚上，当全家人拖着疲惫的身子跨进家门时，家里冰锅冷灶，邻居家都已进人了梦乡，她这才忙着点火做饭。就这样熬了整整一个多月，全家老少都变得黑瘦黑瘦的，一双双眼睛被风沙吹得红桃似的，嘴唇上全都起了火泡。她和丈夫看着沙坡上排列有序的小树苗，心里有了一股安慰和自豪，可谁知一夜狂风肆虐，树苗被刮得东倒西歪，残缺不全，有的被连根拔起，有的被沙子淹埋。看到眼前这种情景，丈夫伤心得抱头落泪，老人坐在地上。
牛玉琴在治沙天站不起来。
丈夫伤心地说：“不说这辛苦劳神，这棵棵树苗可是用贷款和向人家借的钱换来的呀！”牛玉琴的眼里充满坚定，她对全家人说：“不怕，沙是死的，人是活的。吹倒一棵苗，咱就能补上十棵！”全家人又披星戴月，顶着风沙，补上了吹倒的树苗。
经过酷暑和严寒的煎熬，牛玉琴全家用心血和汗水浇灌的树苗，有的迎着风沙顽强地吐出了嫩芽，可相当一部分却支离破碎，横尸沙野。牛玉琴狠狠地咬着牙对丈夫说：“咱就是砸锅卖铁，也要在今春把树苗补齐。”丈夫心里沉甸甸的：要叫这千年不长草的荒沙变绿，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村里人听说牛玉琴还要投资买树苗，不解地说：“她真是疯了，还要把钱往沙窝窝里扔！”牛玉琴心里想：即使我这辈子治不了沙，也要叫下辈人接着治！
这时候，县林业局给她送来了1000公斤草籽、10万株树苗，乡信用社给她贷款4000元。在最困难的时候，牛玉琴没有掉过一滴眼泪，此时此刻，她的眼泪禁不住往外涌。
牛玉琴治沙所经历的艰苦与辛酸、困难与挫折，超乎常人的想象，可她治沙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在人进沙退、沙进人退的拉锯战中，她屡败屡战，越战越勇。
绿荫下，一座沙堆的坟莹
谁知屋漏偏逢连阴雨，就在牛玉琴筹划着要雇帮工突击植树时，丈夫加旺因小腿骨质增生住院。她心里经受着煎熬，丈夫住院需人照顾，万亩荒沙治理一天也不能耽误。思量再三，她只好忍痛让10岁的小儿子守候在医院。她含着泪一步一回头地上了治沙工地。
牛玉琴起早贪黑，就这样拼着命干。一天晚上回到家，她突然感到小腹剧烈疼痛，她想忍一忍给全家人做饭，可一阵阵剧痛折磨得她满头大汗，直不起腰来。大伙把她送到医院，医生告诉她，这是急性阑尾炎，得住院治疗。她急得火烧火燎。在医院的几天时间里，她一闭眼就是那片荒沙，漫天黄沙向她滚滚扑来，幼小的树苗在风沙中打旋，顽强地抗争。第五天，她从病床上悄悄跑回了金鸡沙。
1985年至1988年，是牛玉琴“三年补齐”苗子的时候，这期间她与风沙展开拉锯式的战斗。她白天带人栽，风沙晚上刮。牛玉琴发狠：你刮走一棵，我栽上两棵。初夏，火辣辣的太阳把沙坡烤成了热锅，眼看着一棵棵幼苗被烤干、枯死。
她领着几个小伙子从几里外挑水浇灌。也是在这期间，丈夫加旺因骨质增生住过9次医院，动过7次大手术。为了给丈夫治病，她借了别人6000元钱，又自己学会了打针。白天去沙漠栽树，晚上给全家人做好饭，再给丈夫打针换药。就这样，她咬紧牙关一天天地往过挺。
记得那是一个秋风萧瑟的黄昏，太阳惨淡无力地照着茫茫无边的荒沙。牛玉琴泪眼汪汪凝视着丈夫的一举一动：加旺双手拄着拐杖，被锯掉三分之二的右腿悬在半空中。一棵幼小的树苗被一阵旋风刮倒，淹没在漫天黄沙中。加旺艰难地向前移动，终于移到这棵树苗跟前，吃力地腾出右手来扶正歪倒的树苗，接着又想给树苗培上些沙土，不小心一个翅超。她心头一颤，赶忙跑过去扶住丈夫，帮着给树苗培好沙土，说：“你就安心养病吧，这里我一人顶得住。”丈夫点点头，转身迎着如血的夕阳向草棚移去。她呆呆地站在风里，任泪水尽情地流淌……她也是一个女人，她想哭，想依着丈夫的肩膀痛痛快快地哭上一场！可她不能，这个家要她去支撑，这万亩荒沙要她带着人去治理！
1988年5月，一个阴沉沉的早晨，40岁的张加旺撒手而去，把整个家庭的担子，万亩治沙任务和世俗舆论的压力全都搁在了牛玉琴的肩上。跪在丈夫的坟前，她心如刀绞。她和加旺就像沙窝窝里的一对篙草，从小一块儿在这风沙里长大，只有丈夫最能理解她治沙的心思！
安葬了丈夫，牛玉琴带着全家老少又走上了万亩治沙工地。在治沙造林的风风雨雨中，她再也没掉过一滴泪，憋足劲要和命运之神较个高低。
仿佛命运之神在有意与她较量，一个接一个的灾难向她袭来，牛玉琴以瘦弱的身躯坚强地支撑着、抗争着，她以坚定不移的信念、威武不屈的精神，奏响了一部普通农家妇女的命运交响曲！
霞光中，一颗颗耀眼的绿宝石
金灿灿的霞光穿过棉絮般的行云，描绘出一幅五彩缤纷的童话世界。牛玉琴眼里含着泪水，深情地望着窗外的天空，白雾纷纷散开，脚下呈现出金黄色的沙海，浩浩荡荡，无边无际。
就在这无边的黄色沙海中，闪现出棋子般的绿色小块，霞光中犹如一颗颗绿色的宝石。那绿色方块不断地扩大，最后连成了一片绿色海洋。
牛玉琴站在雄伟的天安门前，久久地凝视着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她没有想到，一个沙窝窝里的农家妇女能昂首走进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走上主席台，胸前挂上了“三八绿化奖章”，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向她走来。她的心几乎要跳出来，她突然想给中央领导说一句话，代表农民、代表生活在沙窝窝里的父老乡亲说上一句话：“沙害不除，治沙不止，要子子孙孙地治下去！”
牛玉琴率领全家人治沙八年，使万亩荒沙披上了绿装，共种植杨树3000亩，榆树300亩，柳树240多亩，沙柳1900多亩，沙篙、沙打旺、柠条等草5350多亩，绿化面积达1.7万亩。她还用一年多时间拉砖运料，盖起了三间砖房，打成了一眼水井。
1992年，她又投资两万多元，在自己的宅基地上盖起了五间砖房，创办起以她夫妇名字命名的“旺琴小学”，村里的孩子背起书包，走进了她创办的小学。
飞机穿越翻卷的乌云，沐浴在万道霞光之中。此刻，1993年10月13日的清晨，牛玉琴荣获联合国颁发的“优秀林农奖”，应邀去曼谷参加会议，她向窗外望去，脚下是碧蓝碧蓝的大海……
她突然感到自己肩上不再是那片沙丘，而是中国，她代表着中国千千万万个农民，她为身为中国农民而骄傲！
二十多年来，从1棵树到2700万棵，从11万亩茫茫荒沙到林草覆盖率超过80％，凭着战胜沙害的坚强信念，牛玉琴在毛乌素沙漠南缘，将7300多公顷荒沙变成了绿洲，创造出了惊人的奇迹，被誉为治沙女英雄。2004年，国家林业局曾拨专款在她家的院子里修建了一座治沙博物馆。
牛玉琴历尽千辛万苦，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和痛苦，用人挖、肩扛、驴驮等方法，数十年如一日，矢志不渝地在毛乌素沙海植树种草，她的事迹和精神，感人至深！她无愧于“大漠愚公”“地球的保姆”这样的光荣称号！
刘传品——人民的好警察
刘传品（1952一），陕西汉阴人，现任汉阴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副主任法医师。他创建的汉阴县公安局法医鉴定室，在2007年被公安部评为陕西省首批二级刑事科学技术室。经他亲手所做的2728份法医鉴定未出现过一例差错，创造了法医鉴定27年无失误的记录。2004年被公安部评为“全国优秀人民警察”；2010年被公安部授予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2011年荣获第四届“我最喜爱的人民警察”特别奖。
“刘法医！蒲溪镇发生酒驾袭警案，请你速到现场检测。”只要接到类似的电话，刘传品就会像紧绷的弹簧一样冲出去。
数十年如一日，刘传品像军人一样时刻等待着命令，圆睁的双眸透出坚毅与忠诚，背上法医勘察箱，匆匆赶往出事地点。等他处理完两个现场，做完鉴定回到家，已是凌晨1点。
刘传品，汉阴县公安局法医，一生充满着艰辛与传奇。
坚守正义是我的天职
2002年冬，刘传品出警永宁乡绑架杀人案。被害者被肢解成六块后焚烧掩埋在枯井里，被发现时已是第59天了。高度腐败的尸体露出后，一股恶臭让围观者纷纷退去。可刘传品毫不犹豫地跳到井里，把受害人的头、胳膊、腿、躯干一件件搬上来，按身体部位拼接、检验。为找到更多物证，他再次跳进枯井，脱掉手套伸进寒冷刺骨的尸水中，仔细寻找残留物。在场的一位村民说：“刘法医啊，你这个活儿，一个月给我5000块钱我都不干！”
干警们常开玩笑：“刘副高，刘副高，就看你这一刀！”刘传品是副高职称，是省市鉴定专家。几十年来，他练就一身从死人身上找证据、查线索，让死人“说话”推锁定犯罪嫌疑人的真本领。
汉阴县凤凰山主峰上的铁瓦殿里十人被杀，成为引起社会关注的惊天命案。死者被利器砍得面目全非，现场惨状远远超出常人的忍受极限。为了尽快把穷凶极恶的杀人狂绳之以法，刘传品和战友们在没有路的山林中跋涉了五个多小时赶到现场。顾不上喘息，刘传品就投人先期的尸检工作中。
山上早晚温差大，白天衣服被汗水反复浸湿，晚上冷得人发抖。检验一具尸体需要四个小时，他一个人不分昼夜地和十具伤残不堪的死尸零距离接触。三天三夜，七十二个小时里，困了他就在尸体旁靠墙打个吨，饿了就啃两口干摸……就这样对一具具尸体进行细致检验，推断致伤物和死亡时间，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仔细甄别后共提取检材198件。检验完他累得直不起腰来，双眼肿得像桃子。
刘传品在勘察现场
最后通过反向亲子鉴定，确定了邱兴华为本案的重大嫌疑人。对刘传品所做尸检、物证提取的严谨细致和科学准确性，公安部专家组复勘现场后，给予充分肯定；所做鉴定为定罪提供了权威证据，凶犯被抓获后审讯时的口供，与刘传品做的鉴定报告完全相符。
刘传品对工作的热爱与痴迷，让好多人无法理解，他总是平平淡淡地说：“法医工作总要有人干，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就要把它干好。”坚守正义是一个人民警察的神圣职责，也是支撑刘传品的坚定信念。
保护善良是警察的本分
刘传品出生在汉阴县漩涡镇的一个偏僻山村，他一直保持着朴实、善良、热心肠的农民本色。
观音河乡张某被人殴伤，颅骨开放性粉碎性骨折，生命垂危，家人又无钱救治。刘传品赶到现场，冒着风险做起手术。没有消炎药，他掏钱到小诊所买；没有固定器材，他用竹子削……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抢救，张某终于脱离危险。
伤愈后，张某多次专程到县公安局感谢救命恩人，可每次都因刘传品出警而未能如愿。十几年后，做事不图回报的刘传品早将此事遗忘，当他又一次在该乡出警时，被张某一眼认出，张某一把拉住刘传品的手，久久不肯松开，硬咽着说：“刘法医，你真是大好人啊！要不是你，我怕早都化成灰了……”
刘传品常说：“每一起命案的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灾难，都是一场无比沉痛的人间悲剧。”有时为案子出警几天顾不上回家，他就默默住在群众的屋檐下，尊重群众的生活习惯。他尽最大努力为受害者用真情，行人道，献大爱。
2003年暑期，一辆大货车将一名10岁儿童碾死，其状惨不忍睹。勘验现场后，刘传品将小孩支离破碎的头部、双手合并整形，并将散落的内脏器官一一捡拾归位，清洗缝合，最后为孩子穿上衣服。悲痛欲绝的受害者亲属感叹：“从没见过这样的警察！死者是我的亲骨肉，我们也做不到这样啊。”作为法医，勘验完现场就可离开，而他却冒着酷暑，执著地做着本不属于他的分外工作。
刘传品说：“那样做是对死者的尊重，对活人的安慰，是职业道德，也算顺便做一件好事，没啥。”“法医的职责不仅仅是为侦破案件提供依据，还要凭借过硬的医疗技术抢救生命，为人民服务。”
刘传品永远不忘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始终保持着农民的质朴与勤劳，始终坚守着人民警察保护善良的崇高使命！
守住清贫永葆党员本色
刘传品时常要去北京出差送检，他专找便宜的地下室住。一次，从北京回来，从未发过牢骚的他却埋怨起来：“现在啥都涨价，以前住的地下室一下涨到40块，以后出差每天要多花20块钱，唉……”
刘法医为公家抠门成了“笑谈”。一次，他独自提着人体器官去送检，在北京硬挤公交车。他带的层层包裹的内脏臭味四散，一车人喊着寻找臭味源，刘传品紧张地躲在角落低着头，不敢吭声。
几十年来，刘传品出差来回坐硬座。在县城办事骑自行车，到安康市局坐班车。他算了一笔账，去市局坐班车，往返车费30元，单位派车跑一趟花巧0元，一个来回节约120元。据估算，29年来，刘传品仅出差一项就为单位节约开支30余万元。
有人说他傻，不用给公家省钱。他说：“公家的钱也是钱，不能乱花。我拿了公家的工资，就要对公家负责。”
人们敬重刘传品，还因他有一颗公平公正、匡正惩邪的“良心”。
刘传品当法医遇到的说情者不计其数。城关镇发生一起故意伤害案。一位当权领导是犯罪嫌疑人的近亲，要求刘传品将受害人的伤情鉴定结论做轻些，被他断然拒绝。这位领导又多次找他谈话施压，最后竟吼道：“你个烂法医，有啥了不起！”刚直不阿的刘传品说：“我只能尊重事实，你能把我开除出警察队伍，但你无法改变事实。”
最难的是“亲情关”。那年，刘传品的侄子因斗殴将人致残。从未找过他的哥哥开口求情：“传品啊，哥没能把你侄子教育好，闯了大祸。这次你一定要救救他啊！”望着哥哥求助的眼神，刘传品陷人深深的矛盾中……
说实话，只要他在鉴定上做点手脚，外行是不易发现的。可他又想，我怎能为私情败坏公安机关的声誉、给党旗抹黑呢？
在法与情的取舍中，刘传品选择了维护法律的尊严，主动要求回避。后来，侄子被判刑，刘传品提着礼品专程去哥哥家想求得谅解，可哥哥挡在门口，气冲冲地说：“你是警察，工作有纪律，你走吧！”说完，重重地关上大门。刘传品流着泪，伤心地离去。
后来不幸再次降临，年仅28岁的侄子因脑溢血死在县医院。久不登门的哥哥再次找到刘传品，请他出面与医院打医疗事故官司。可哥哥万万没有想到，刘传品却因自己是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特邀专家，再次选择了回避。哥嫂对他百般不解，狠狠痛骂了他一顿，从此亲兄弟断了来往。
刘传品说：“法医鉴定必须尊重事实，不管是谁都要一碗水端平，我是人民警察，就要对得起人民群众。”
一生为民奉献无怨无悔
2010年7月1.9日，由省公安厅组织的“刘传品先进事迹巡回报告团”来到铜川。刘传品在主席台上平静地向观众讲述自己的故事。谁能想到，此时他正强忍着悲痛，因为这天他91岁的老母亲下葬。
刘传品父亲早逝，母亲含辛茹苦把他们兄妹六人拉扯大。让老人安享晚年是他的心愿，可因工作忙，他无暇行孝。7月17日晚，老母亲在刘传品的怀中安详离世6可按照省厅安排，刘传品第二天就要赴西安参加事迹报告会启动仪式，为了不打乱组织安排，他在取得兄弟们的谅解后，怀着愧疚离开孝堂。
为人夫、为人父，刘传品也“不称职”。他常常白天出现场，解剖尸体寻找致命伤口所在，再提取人体器官检材，带回实验室浸泡脱水、固定，再送检，最后出完整的检验鉴定书。每一个案子都要做完一整套程序，他一人顶三人也有干不完的活儿，熬夜加班成了他的“家常饭”。
刘传品的妻子王文聪性格直爽开朗。她说，如果不是这性格，她早就被气死几回了。她和刘传品结婚29年，“斗争”了29年，“强势”的她越来越甘拜下风了，结论是：“他精神永远饱满，打不垮的！”
2008年的一天，王文聪患病卧床不起。这时平梁镇发生一起杀人焚尸案，刘传品丢下病重的妻子就赶赴现场。直到第二天，刘传品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里，只见卧床的妻子脸色苍白，嘴唇干裂，双眼深陷。他心疼，泪往肚子里咽。妻子有气无力地说：“你，是给我‘验尸’来了……”
刘传品妻子下岗早，女儿上大学，要强能干的王文聪为补贴家用，曾尝试开过棋牌室、舞厅，还卖过西瓜，可总被刘传品以这规定、那规定给叫停了。“原因很简单，我一忙生意他没饭吃。姐妹们说，我这辈子就是给刘传品垫背的！”
做生意、打工都不行，王文聪只好待在家里，继续当丈夫的“后勤服务员”。
“有时想，他也可怜，工作又脏又累。如今，汉阴治安情况越来越好，也有他的一份功劳，也觉得他的工作挺伟大。”王文聪对丈夫又怨又爱又心疼。
长期在有强腐蚀性化学药品的检验室工作，刘传品一头乌发早在40岁就脱落殆尽；加上有毒气体辐射，他左眼球结痴斑痕，已成半失明状，经手术修复后，一遇强光，眼球有被挖抠般的刺痛；他还落下严重的关节炎，远距离出一次现场，双腿就肿胀疼痛数日……
同事说办完一案，大家围坐着吃饭，喝酒，刘传品总会笑眯眯地接过敬酒，一饮而尽，不胜酒力的他两杯下肚已有醉意，饱经沧桑的脸上泛着红光，脸上的道道皱纹舒展开来。同事们知道，这是刘法医在充分享受工作带给他的快乐！
当上二级英模，鲜花掌声簇拥，但他本色不改。59岁的刘传品依然骑自行车奔忙在汉阴的大街小巷，依然背着勘察箱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在沟沟赤赤……
刘传品说：“对家人，我亏欠太多。既然选择了当一名人民的法医，就意味着奉献。为受害人讨公道，我无怨无悔！”
巨晓林——农民工的楷模
巨晓林（1962一），陕西岐山人，现为中铁电气化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职工。他勤奋好学，热爱钻研，善于创新，被誉为“新时期农民工技术专家”。北京市总工会授予他“知识型职工先进个人”，北京市政府授予他“北京市劳动模范”，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他是一位普通的农民工，敦实的身材，黝黑的脸堂，可被工友们尊称为“小巨人”。
他是一位再平凡不过的铁路架线工，只有高中文化，可竟然写出了填补电气化铁路施工培训空白的教科书，连德国接触网专家都向他竖起了大拇指。
这位憨厚腼腆的关中汉子，在二十多年的岁月中，凭着超乎常人的勤奋刻苦，先后研发和革新接触网施工工艺四十多项，成为闻名全行业的技术能手。
他，就是来自陕西岐山县的农民工，中国中铁电气化局第一工程公司接触网高级工巨晓林。
数十万字的“操作宝典”
巨晓林，1962年出生在陕西省岐山县杜城村。新中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铁路就从家门口经过。少年的晓林，看着列车向前飞驰，梦想着能当一名铁路工人。1987年，电气化局集团到岐山招工，他如愿以偿当上了一名铁路工。
经过一个月岗前培训，巨晓林被派到北京至大同复线的工地。看着纵横交错的电线、电杆、接触网和一张张图纸，犹如看“天书”一样让他发蒙。
他暗下决心，不懂就问，只要咱像种庄稼那样勤劳，就没有翻不过的山头！巨晓林口袋里装了个笔记本，一有空闲，就围着师傅问这问那。
工友们看他常在本子上写写画画，劝他说：“这是技术员干的活，咱一个农民工，再怎么折腾，也是白费劲！”巨晓林只是笑笑，继续埋头看书和整理笔记。
熄灯了，劳累了一天的工友们都已进人了梦乡，他却打开床头的小台灯，躲在被窝里面看书。靠着超乎常人的勤奋自学，二十多年来，巨晓林写下了七十多本、超过二十二万字的学习笔记，也成了工友们打心眼里佩服的技术能手。
2002年10月，哈（哈尔滨）大（大连）线铁路工程完工后，巨晓林有了一次难得的长假。回到岐山老家，巨晓林起早贪黑忙着整理笔记，妻子憋在心里的火终于压不住了。
早上起床，巨晓林发现床头的笔记本不见了。问妻子，妻子不理他。再问，妻子哭了：“全烧了！好不容易回一次家，就整天抱着你的本本不丢！”
这可是他的命啊！巨晓林急得直搓手。看着丈夫心疼的样子，妻子又不忍心，转身将笔记本塞到他手里：“给你，还剩这几本。”
原来，妻子烧到这几本时，里面掉下一张他们儿女的照片，她心软了：丈夫还想着孩子，想着这个家呢！
笔记本被烧了大部分，巨晓林突然萌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写一本书，要把我的经验写给新工友们看，让他们学得更快，操作起来更安全、更省力！
只有高中文化的巨晓林，要写一本书，谈何容易！不过这反而激起了他的倔劲，他拜工班里的大学生为老师，遇到弄不懂的技术名词就问。白天在工地上干活，深夜挑灯写书，没黑没明地苦干了三年多，将数十万字的笔记浓缩成了十万多字的书稿。功夫不负有心人，书终于出版了，而且还成了工友们培训学习的“操作宝典”。
从农民工走向知识型的高级工
巨晓林不善言谈，但爱琢磨问题，施工中遇到难题，他都要用心钻研，也总会有新点子、新方法冒出来。工友王景说他是“力气不大，办法不少”。由于熟用“手板葫芦”“滑轮”等施工工具，巨晓林在工地上有个“葫芦王”的美誉。
放附加线是一项繁重的体力活。铁路沿线每50米就要有一个电线杆，放线的时候，走走停停，爬上爬下，一公里长的一圈线要一次放完。
一天放线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大雨。先爬上电杆的巨晓林急中生智，赶忙把滑轮拿下来扣住电线，然后把滑轮固定在电线杆上。突然，他脑子里冒出一个想法：能不能把滑轮放到地上先和电线扣合，再拉上去固定住？
返回工地宿舍，巨晓林就把这个方法说给工友。大家按照这个方法一试，又快又省劲。平时一公里的线要放三四个小时，这回不到一小时就完成了，每个杆也只需上一个工人。技术员周文瑞“奖励”了巨晓林一支冰棍，说：“你真能想点子，脑子灵光得很。”
看到自己琢磨出来的方法得到了认可，巨晓林心里美滋滋的，油然而生一种成就感和责任感：只要肯钻研，就能干出名堂来！
施工操作中一个小的工艺革新，一项不起眼的工法创造，应用到遍布全国的工地，就能极大提高施工效率，缩短工期。
巨晓林的这个创新——“放附加线滑轮新挂法”，二十多年来已被推广应用到全国所有电气化架线作业之中，大幅度提高了工作效率，节省了人力，带来了巨大的效益。
为了弥补知识的欠缺，巨晓林买了电气化专业书来读；工作任务重，时间紧，他就利用自己休息的时间学习，无论工地搬到哪儿，巨晓林都会带上他的书和笔记本。在他的宿舍里有一个流动的书柜，里面放满了接触网操作理论的书和专业工具书：《饭金工艺》《机械制图》《电机学》《电力铁道供电》《接触网》《铁路电气化工程施工技术规范》……这些年来，他一本一本地读，一个工艺一个工艺地学。
经过千百次探索，他对接触网施工技术做到了融会贯通，由初级技工一步步升级为高级工，实现了由一名实干型工人到一名知识型高级工的飞跃，并担任了作业队工班的技术员。
这些年来，他创新的工法源源不断：“分段环绕‘N’字形绑扎断线法”，可以提高工效三倍以上；“铝绑扎线巧做法”，将工时缩短为原来的四分之一……几乎每年都有一两个新方法问世，并应用在工作实践中。
据工程预算人员的测算，巨晓林二十多年来创新的四十多个工法给公司带来的直接效益就超过600万元。
让外国专家竖起大拇指
铁路架线是再平凡不过的工作，可巨晓林硬是凭关中汉子的韧劲、拼劲，干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2000年哈大线施工时，技术员赵荣有初次见到巨晓林，看他个头不高，身材有些发胖，心里嘀咕：爬杆、架线要身材灵活的工人，他能干好活吗？
不管赵荣有怎么看，巨晓林主动粘上了他。有时为了一个创新中的技术问题，要反反复复问上几十遍，问得赵荣有看见他就想躲得远远的。
“他急，我不急，反正我得问懂！”巨晓林乐呵呵地说。
这年春节放假前，东北下起了大雪，项目部要求检查一下线路。这天一大早，赵荣有领了任务就向工地走去。
雪大风急，赵荣有沿线检查时，隐约看见前方电杆上有个黑点在晃动。踏过没膝深的积雪，走到电杆下，揭掉冻在脑门上的冰碴，定睛一看：是巨晓林！
原来，巨晓林所在的四人小组也领了任务，他没告诉另外三位年轻工友，让他们早点回家。他一个人把任务承担了下来，沿着铁路线检查了十几公里，发现接触网上有一组滑轮间距有些短，就爬上去干了起来。
零下二十七摄氏度！脚冻麻了，就从电杆上爬下来，在地上跺跺脚，再爬上去。一干就是半天！
这个肯吃苦的农民工一下打动了赵荣有的心！自那以后他和巨晓林就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大秦铁路二期工程、京郑线、哈大线、侯月线、渝怀线、迁曹线……南征北战、风餐露宿，巨晓林在野外工地已整整工作了23年。
问他干哪条线最重要、最有成就感时，他憨厚地笑笑：没有不重要的线路，哪条线路出了问题都不成，都不能马虎！
作为一名老工人，巨晓林深深懂得这个道理——他所从事的电气化作业，不仅是让铁路插上翅膀，也是为国家的富强插上腾飞的翅膀！
在吉林四平火车站施工时，横跨六条铁道线的上空，工人们需要把30至40米长，加上绝缘瓷瓶重达100多公斤的软钢丝索，安装在铁路两旁的铁塔上。
按传统工艺，巨晓林所在的班组20多个人忙活了整整一天，才安装了6组软横跨。照此进度，他们管段的300多组软横跨，50天才能完成，而工期仅有30天！
怎么办？工友们犯难了，巨晓林开始冥思苦想，一连几天像着了魔一样，吃饭时把筷子当做铁轨，把饭碗扣过来当作业车；晚上，他工棚里的灯彻夜明亮。
经过反复钻研，巨晓林对原工艺进行了大胆革新，在地面上设计出一个“Y”形竖杆，上部线上配挂一个“S”形钢筋勾，两个装置相互配合，一举替代了作业车工作。采用这项工艺后，一小时就安装了4组，工效提高了两倍。
经专家组论证后，这个简便的工法当即在全线推广。当专家组中的德国督导季马教授知道这个工艺是个只有高中文化的农民工发明时，他执意来到工地见巨晓林。在这个小个子农民工面前，季马竖起了大拇指：“中国工人了不得！”
巨晓林“闷头学技术，痴情搞革新”的事迹，深深感动着身边职工，也得到了全集团上下的热情支持。电气化局为巨晓林开办了“工地学习室”，配备了图书柜，聘任他为职工夜校的“工人导师”，并拨付了技术革新专项经费。
这些年来，到工地来的很多大学生都愿意拜巨晓林为师。如今，他带出的不少徒弟都成了技术能手，有的走上了领导岗位。
让梦想插上腾飞的翅膀
巨晓林是个有梦想的人，他爱好写诗歌，是工地上有名的“诗人”。正像他写的诗一样，他从来不因为自己是农民工而觉得矮人一截，也从来不因为自己成了“技术能手”而自傲。
巨晓林格外喜欢野地里的小草，他说，小草默默无闻，但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染绿了山川，染绿了平原。
2000年秋，正是哈大线铁路电气化施工的关键时期。这一天，巨晓林带着刚刚从技校毕业的徒弟杜志波，用混凝土浇筑接触网钢柱基础。
当第一个钢柱基础刚浇筑一半时，工地队长突然急匆匆赶来：“别干了，陕西老家电话，你老父亲病危，速回！”
74岁的老父亲因脑溢血长年卧床不起，巨晓林又多年在外奔波，．无法照顾老人家，心里很是愧疚。父亲病危，怎能不想在床前尽孝？
放下工具，巨晓林朝驻地撒腿就跑。——但还没跑多远，就慢慢停下了脚步。
基础浇筑还需要几个小时才能干完，徒弟经验不足，万一工艺出错，这个基础可就报废了！不仅损失几千块钱，还耽误工期。
想到这儿，巨晓林又扭头返回了工作现场，一声不吭，和徒弟一起又工作了三个小时，把这个基础完全浇筑好。等他再拿上行李赶到火车站时，当天最后一列开往陕西的火车刚刚开走！
他辗转数千里返回老家时，父亲已经流然长逝！
妻子哭着说：“晓林啊，爸爸临终前一直呼唤你的名字，到死都没闭上眼睛。”
在外施工的23个年头，巨晓林回家总计不到三十次；儿女出生，他都不在身边；他不吸烟，不喝酒，省出钱来补贴家用；前些年他攒了钱，家里买了些砖想盖大瓦房，但由于他很少回去，这堆砖一放就是几年！
自古忠孝难以两全。在长年的离家务工岁月中，巨晓林这个习惯吃苦的汉子从来没有流过泪。但这一次，他跪在父亲灵位前，泪如雨下，久久没有起来……
巨晓林虽不善言谈，却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除了写诗歌，他还喜欢画漫画。他已画满了厚厚的七八本。有个徒弟向他索画，他便给了一幅题名为《发现》的漫画：秋收时节，满地都是沉甸甸、金灿灿的稻子，有几只鸟儿站在稻草人的肩上。
巨晓林解释说：“农民怕鸟儿吃庄稼，便在稻田里扎起稻草人，起初鸟儿真的不敢来了，但过不了多久，鸟儿就发现了门道。”他说：“干工作，就要像小鸟一样用心观察。”
这就是巨晓林，一个坚守着“农民工也要懂技术”信念的普通劳动者，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坚持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工作，掌握了大量从事本职工作所需要的新知识和新技能，实现了由实干型工人向知识型新型工人的跨越，也因此成为新时期农民工的楷模。他把情感洒在轨道上，把汗水融人网线中，在中国高铁飞驰的神话背后，人们会记住这个平凡的“巨人”。
郭随宝——用生命捍卫纯净的蓝天
郭随宝（1962一），西安市固体废弃物管理处总工程师。他在常人难以忍受的臭气中踏遍每一寸垃圾作业面；为追回黑车拒缴的社会垃圾处置费，被歹徒砍断了几乎半个手掌；他身患重病，依然带着胰液导流袋，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他在平凡的岗位上倾注心血，用坚忍和无怨无悔的精神，树起无私奉献的形象，被评为2010年西安市十大道德模范，荣获陕西省第二届敬业奉献模范称号。
他是一个总工程师，可他的工作场地是常人难以忍受的臭气熏天的垃圾场。他拖着病体踏遍了每一寸垃圾作业面。
他是一个地道的知识分子，可为追回黑车拒缴的社会垃圾处置费．临危不惧．被歹徒砍断了几乎半个手掌；他是一位敬业奉献模范，也是一位铮铮铁骨硬汉。
他就是西安市固体废弃物管理处总工程师郭随宝，一个在垃圾场上书写高尚人生的关中硬汉。
勤奋工作是我的天双
西安市东郊狄寨江村沟，是西安市最大的垃圾填埋场，西安市800多万市民每天产生的近5000吨生活垃圾要在这里进行无害化处理。2005年，组织上将郭随宝从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调到西安市固体废弃物管理处任总工程师。谁都知道这是一个又脏又累的活，他却二话没说就来管理处上班了。他主要负责江村沟垃圾填埋场建设和管理中的技术工作。
西安市生活垃圾24小时不间断产生，如果不能正常倾倒，城市就会陷人瘫痪。把工作看得比命都重的郭随宝，全身心地扑到了工作上，．为了确保垃圾场安全运行，无论是严寒还是酷暑，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他都要亲临作业面，及时检查、处理各种险情。每一次垃圾断面加坝处理，他都要没黑没明地坚守在工地，亲自指挥作业。为了保证压实系数达标，压路机从坝面经过了几次他都一清二楚。每天早上，他都要到垃圾场作业面、上下游大坝、污水处理厂、沼气发电厂走一圈，只有亲眼看着一切运行正常，才会放心。他经常是一脚泥巴、一身臭味回到办公室。对垃圾场定期进行巡视，这项看似简单的工作，却容不得半点马虎，一旦排洪排气系统出现问题，整个垃圾堆体就会有滑塌和爆炸的危险。
2006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大暴雨突袭垃圾填埋场，积水十分严重，被雨水冲人排洪管道的垃圾将管口堵死，导致积水无法排流。大坝有滑坡危险，垃圾场告急！郭随宝不顾生命危险，纵身跳进了一米深的积水中。雨水裹着垃圾变成了沼泽状，脚下松软溜滑，他发疯似的用手往外刨挖堵在管口的垃圾，又迅速组织挖掘机6冒着倾盆大雨和大家奋力拼搏，终于疏通了被堵塞的管道，大坝转危为安。
“郭工这几年瘦多了。每次碰见他都是忙忙碌碌的，为了工作他真是把命都搭上了，从来都不知道爱惜身体！”邻居冯滔心疼地说。在垃圾场工作五年，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身体严重透支，郭随宝先后五次生病住院，体重从80多公斤下降到60多公斤。
2009年8月，郭随宝拖着病体，坚持要跟随污水处理专家前往外省市调研污水处理情况，为改建垃圾场的污水处理厂做前期准备工作。在出差途中，他几次出现便血，固体管理处处长狄生忠看到这种情况，立即叫他回家接受治疗，他以工作离不开为由，再三推托。看到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身边同志只好强行把他“押上”飞机，送回家治病。“他病得那么重，可一声不吭。早知道这样，出差的事再急，也该缓一缓啊！”一提这事，狄生忠就感到心里很内疚。回到西安后，郭随宝就彻底病倒了，住进西京医院检查时，被确诊为极为少见的胰源性门脉高压症。医生警告他说：“如果晚来一天，你的命都保不住了。”医院给他做了脾脏、胰尾切除和胃切开几项大手术。可即使在住院治病期间，郭随宝的心仍然在工作上，多次打电话询问污水处理厂改建工作的进展情况。利用住院治病的时间，他又查阅了大量有关污水处理的资料，对污水处理厂改造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
躺在病床上的郭随宝，听说垃圾场的污水处理厂改造影响着环保、民生、城建等方面的工作，市人大议案中多次提起，他说啥也躺不住了，带着胰液导流袋就上班了。他开始筹备垃圾污水处理厂改造可行性研究报告论证会的准备工作，并冒着伤口感染的风险，又出现在垃圾填埋场上。
为捍卫国家利益死也不怕
一段时间，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管理上的漏洞，大量偷逃国家费税。2006年1月，固体管理处在垃圾场设立了检查站。这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郭随宝却主动请缨，亲自上阵，严格查处，从来不询私情。检查站成立运行半年，就查处各种黑车四十余辆，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六十余万元。然而，一些人的利益受到损失，他们威胁郭随宝，打电话恐吓说：“这么多年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你爱管闲事，看来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2006年2月28日早上7点，郭随宝和往常一样去上班，当他走出家属院不远时，两个陌生男人上前挡住了他的路：“你是不是姓郭？”郭随宝客气地回答：“是。请问有啥事？”话音未落，一把明晃晃的刀向他的头部砍去。郭随宝急忙抬起右手去护头，这时刀砍了下来，他的右手半个手掌几乎被砍断，顿时血流如注。经过治疗后，至今他右手三个手指仍不能灵活使用，落下了终身残疾。但他无怨无悔，没有一点退却，仍然是坚持原则毫不动摇。
管理处的同志们评价说，郭总工是邪恶面前不退却，利诱面前不动心。有一回，某施工单位在垃圾场下游大坝改造过程中偷工减料，将八天工作量缩短到三天，想通过给郭随宝送好处费蒙混过关。郭随宝面对诱惑毫不动心，亲自到现场进行开挖检查，迫使施工单位不得不将近二百米的“豆腐渣工程”进行返工重建。
管理处党支部书记牛振良说：“管理处工程建设涉及不少项目，作为总工程师，郭随宝的话语举足轻重，但他在施工中只看工程质量，该更换的更换，该返工的返工，原则面前毫不动摇。”郭随宝的认真劲，让搞歪门邪道的人胆怯，让管理处的同志打心眼里服气。
工作就是对人民负责
2005年，垃圾场渗沥液处理厂由于设计上的缺陷，无法调试运行，影响到下游村庄的生活环境。此时，郭随宝刚从水电设计岗位调到垃圾场。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垃圾场的管理工作对郭随宝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郭随宝没有退缩，为了垃圾渗沥液排放达标，他访遍了西安大专院校和污水处理厂的专家，查询各种资料。对不熟悉的问题他多方请教，在西安污水处理厂和大专院校结识了许多专家、教授，有的成了他工作上的帮手和朋友。
郭随宝很快由垃圾处理的门外汉变为行家，他通过深入调研发现，污水处理厂在运行过程中厌氧池处理效果不佳。他又多方求教，寻找破解难题的对策。他打电话咨询武汉市垃圾渗沥液厂有关人员，得知往厌氧池中添加牛粪能提高细菌成活率，达到理想的处理效果。他惊喜万分，马不停蹄地冒雨前往周边农村的养牛场购买牛粪几十吨，组织大家肩挑背扛，彻底解决了厌氧池效果不佳的问题，垃圾渗沥液处理也随之调试成功，正常运行。
郭随宝能准确地告诉你，西安每天产生多少生活垃圾，能精确到个位数。这得益于他对工作的热爱与勤奋，也得益于垃圾场自动计量系统的成功运行。过去，垃圾场曾三次建设计量监控系统，但均因设计有缺陷而无法正常运行。郭随宝经过刻苦钻研，反复实验，严格把关，建成了自动计量监控系统，运转这些年来，设备计量精确，数据处理准确，大大提高了垃圾场的管理水平。
郭随宝拼命工作，无暇顾及家人，妻子袁艳琦既抱怨又心疼，“我不仅是他的妻子，还是他的专职护士、秘书、保姆。”郭随宝工作上的一些报告，都是袁艳琦帮忙打的字。妻子说：“他是一个爱好运动的人，过去乒乓球、羽毛球样样在行，可是现在写字都握不紧笔了……但是我能理解他，也支持他的选择，因为他太爱他的工作了。”
为了西安有纯净的蓝天。
“2005年某月某日，周四，晴。第一天到固体管理处上班。编制2005年执行计划。”这是郭随宝调到西安市固体废弃物管理处第一天的工作笔记。
郭随宝有五大本厚厚的工作笔记，记录了他到固体管理处五年的艰辛历程。
笔记的内容十分丰富，从工作安排、工作思路到工程预算及施工的具体方法，每一项都记得清清楚楚，透着他对工作的严谨和细致。记录工作安排时，在非常重要的环节，后面注上“切切！”二字，提醒自己要特别重视。随后把这些工作再分解开来，包括将详细具体的要求写在几张小纸条上，分发给工作人员，让他们严格照此办理，然后逐一检查。郭随宝说：“笔记帮了我的大忙，让工作不会出现丝毫差错。”
工作笔记的字里行间透露了郭随宝的认真与勤奋、坚持与执著。2006年2月，他因追缴偷逃国家税费被不法分子砍伤。在住院期间，他用左手歪歪扭扭地写着“住院”两个字，但3月6日，笔记本上则记录着“建设厅来检查，汇报工作”。此后的字迹歪歪扭扭，但都一天不落地记录着。他在半个手掌几乎被砍断的情况下，仅住了十天院，而且还是间断性的。
“同病房的病友悄悄告诉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人，护士刚出去，他就把吊针管子从中间拧开，把药水往外空放，看护士来了，又赶紧拧上。这样，药水就下去了大半瓶’。”妻子袁艳琦又气又心疼地说，“随宝的身体，是被他自己拖垮的。”
郭随宝在工作笔记中印证了妻子的说法。2009年7月31日至8月S日，日记本上写着六个字：住院，吐血，便血。但8月6日，又变成了“上班”“工作安排”，一直到8月25日，记录着每天的工作，但字迹凌乱，字里行间透露着他身体的极度不适。之后，出现了一段空白。这是他的胰腺炎最终恶化成胰源性门脉高压症后，手术切除胰腺的一段时间。
带着引流袋上班四天后，郭随宝在笔记中写道：“昨天上了一天班，可能活动量太大，伤口处很痛，很难受……”这段时间的工作日记，除了这一天提到伤口愈合不好外，其余每天都是密密麻麻的工作记录。
妻子袁艳琦心疼地说，其他病人引流袋时间最多戴两个月，可他戴了四个月，就是因为每天戴着引流袋上垃圾场，天天走在感染源上，伤口怎么能好！
郭随宝嘴上说的、日记本上写的全是工作，心里全部装满了工作。沉甸甸的五本笔记，哪里只是简单的文字和数据？他们浸透着郭随宝五年来的心血和汗水，也是垃圾场管理不断规范、提升的写照。
读完郭随宝的笔记，我们读懂了一个忙碌、疲倦的人，更读懂了一个充实、幸福的人，一个在垃圾场书写高尚人格的人。
郭随宝用勤奋、执著树立起一座平凡而伟大的人生丰碑，用热血、正义护卫着纯净的蓝天！
陈建华——让理想在蓝天上翱翔
陈建华（1966一），研究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六院十一所低温推进剂发动机研究室主任兼型号主任设计师，我国液体火箭发动机研制技术领域的学术技术带头人。荣获陕西省第二届敬业奉献模范称号。他努力地工作，从小处说是兴趣使然、乐在其中，从大处说是国防使命、科研责任。
陈建华，一个年轻的航天科技带头人，一个向着蓝天追寻着人生理想的寻梦人。
1991年，研究生毕业的陈建华怀着一颗炽热的心，踏进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六院十一所的大门，开始了他的寻梦历程。
勤奋钻研给梦想插上翅膀
陈建华怀揣报国的梦想走进了国家航天科研单位，他心里的喜悦与向往难以言表，这可是个放飞梦想的地方，是一片让年轻的梦想在蓝天上自由翱翔的天地。陈建华一心扑在了学习研究中，经过几年潜心钻研，他对发动机专业理论和先进技术有了扎实的功底，阅读了大量有关中外书籍和文献资料，开阔了视野，拓展了思维，养成了勤思考、善钻研的习惯。在同事们眼里，陈建华是一个“推公式迷”。一次在翻译俄罗斯某著名科学家的工程学论著时，他把书中的公式一个不落地推了一遍，竟从其中发现了多处错误。“好推公式”，使他养成了严谨、科学的思维方式和遇事爱较真、爱刨根问底、从不盲从的治学作风。
凭着勤奋努力和刻苦钻研，陈建华不断地积累知识、技术和工程经验，在遇到关键技术攻关或故障分析时，陈建华有着“敢为人先”的底气和胆识。液氧煤油发动机推力室工艺攻关是整个系统中最难的。一次，在与协作单位研究工艺时，双方意见产生分歧，陈建华一针见血地提出了质疑，双方各持己见，一时陷人僵局。陈建华以自己扎实的理论功底和独到的分析见解，有理有据对疑点问题进行阐释，让在场的专家们心服口服。
航天科研责任重大，容不得半点疏忽和丝毫误差。一次，某国家高技术课题在飞行试验中发生故障，又正值该型号发动机研制的关键时期。这一意外故障，让整个液煤队伍蒙上沉重阴影，背上无形的压力。试车失败，主管该型号的十一所副所长刘站国，见到陈建华时表情凝重，似有万语千言却无法表达，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刘站国的眼圈一下红了，这一幕让陈建华暗暗下决心：就是脱皮掉肉，也要找到故障原因！
作为故障分析小组副组长的陈建华，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连续半个多月睡不着觉，吃不下饭，总是在发动机爆炸声的噩梦中惊醒。为尽快找到故障原因，他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趴在屏幕前反复看试车录像。精神高度集中，目不转睛地凝视，草稿纸上同步飞快地记录着每一个细微过程。“6分9秒74，正常；6分9秒78，局部冒烟；6分9秒82，氧泵部位发光……”故障发生前后仅一秒多钟时间，陈建华却在高倍放慢的录像前一盯就是好几个小时。
陈建华认真记录下几十个毫秒瞬间的故障变化，从中寻找着蛛丝马迹。
液氧煤油发动机研制在国内没有成熟经验可以借鉴，陈建华就从大量国外工程技术论著中探寻思路，看书、查资料，一干就是一个通宵，第二天一大早，又马不停蹄地做分析汇报。多少次，他因加班忘记了吃饭，妻子电话催了一次又一次，最后只好把饭送到办公室；有时为了赶时间，就用饼干、面包、白开水充饥。他常给自己鼓劲说，面对国家航天事业，再小的事都比天大。我们做每件细小的事，都要尽心尽力、全身心地投人，这是一个航天人的神圣使命！
奋力拼搏不断攀登科研高峰
“苦思冥想学一休，银挡一响灵光骤。哪怕天涯与海角，心中运筹永不愁。”这是陈建华写的一首诗，也是他心灵历程的真实写照。每次科技攻关，都是一次炼狱般的煎熬与拼搏，也是他人生理想的升华。陈建华从事航天科研工作二十年，存留了三十余本工作笔记。翻开那些布满蓝黑钢笔墨迹的工作日志，真实地记录了他艰难攀登科技高峰的足迹，也印证着他由一名科研人员成长为科研带头人的心路历程，每一本他都像宝贝一样珍藏着。
陈建华在同事眼中，是为了工作可以不要命的人，对待工作有一股“不达目的不回头的较真劲儿”。生活中的陈建华亲切而谦和，有一颗平常质朴的心，有一个宽广的胸怀，为人真诚淳朴。陈建华常说：“人活着就要有担当，要活得有意义，要有一股勇往直前的闯劲和不屈不挠的拼劲。”他一年四分之一的时间都外出学习和做课题，好不容易回到家，又一头扎进了车间、实验室。他说在西安这座城市已工作生活了整整二十年，可对西安城区是啥模样至今仍很陌生。
长年超负荷的工作，使陈建华的身体严重透支，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诊断为股骨头疾病，要他住院治疗。此时正值某型号发动机转阶段的关键时期，他硬是忍着病痛，坚持在一线工作，一坚持就是半年。最后疼得实在忍不住了，才不得不去医院。结果住院后先后做了三次手术。住院期间，他也不忘研究、学习，床头总是堆着一大探专业书籍。还没等伤口完全愈合，他就带病坚持参加了对外技术合作会。
陈建华以自己的言行影响和凝聚着大家，又以细心和包容精心培养年轻科技人才。为了让年轻技术人员尽快成长，他结合专项课题，给年轻人压担子、定节点，有针对性地培养和锻炼业务骨干。他又成立青年人才研究小组开展机理和基础研究，不断提升研制人员的理论水平。他鼓励年轻技术人员要多看理论研究著作，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素质。在批改学生的毕业论文或学术报告时，他要耐心细致地看上好几遍，从文献来源出处的一一核对到标点符号、英文单词的拼写检查。他用自己一丝不苟的科研精神，教会了年轻设计师严谨求实的科研作风。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一批研制人员的业务水平不断提高，如今，已有多人成长为副主任或副主任设计师，成为技术骨干或工程组长。
2010年11月，12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双机并联试车进人关键阶段。作为新一代运载火箭的主要动力，完成这项重大试车任务，对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双机并联无现成经验可供借鉴，大家心中都没底，每个人的压力都非常大。陈建华不断给大家鼓劲，从项目接手、整体策划到整个实验实施过程，都和大家并肩战斗。一次次的技术研讨会，一次次对新状态下各种可能及影响进行的现场分析会，一开就是大半夜。针对配套组件、状态变化及试车设施提出的新要求，陈建华一一与相关单位进行深层沟通。当所有的疑问、隐患被逐个排除，所有的保障措施被逐一落实时，当“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后，他和所里的同志们全都瘦了一圈。
经过连续奋战，陈建华和他的团队终于取得了双机并联试车三战三捷的佳绩，为我国自主研制的大推力液氧煤油发动机树立了新的里程碑！
陈建华感慨地说：“为祖国的航天事业鼓劲加油，给祖国和人民争气，这是每个航天人的梦想！”
大爱无言精心培育祖国花朵
陈建华在住院治病期间，同病房一位小病友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的床上竟然也堆着一擦书，小学语文、小学数学等课本和参考资料。“那么一个小孩子，捧着书半倚在床上很认真地翻着，嘴里还念念有词……”这样的画面让陈建华感动不已。通过闲聊，得知孩子是陕西淳化县一名学习成绩优异的小学生，他打心眼里喜欢上了这个勤奋上进的小病友。通过深人了解，陈建华得知小孩家境贫困，父母都患有重病，即将面临辍学。
陈建华回忆起自己的童年，谁都有追求梦想的权利，“一定要帮这个孩子实现心中的梦想！”此后每学期开学前，陈建华都会从自己并不宽裕的收人中，拿出一部分寄给这个小病友。陈建华自己没有孩子，对这个小病友的关心与培养，渐渐成了他内心深处一份不自觉的牵挂与寄托。
陈建华这一帮就是十多年，直到这个孩子以优异的成绩考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不仅如此，陈建华后来还继续承担着他大学四年里一半以上的学费。
做事低调的陈建华，对自己十年如一日的付出，却认为“没有什么可说的”，但这份爱心与坚持，又在时刻影响和感染着周围的同事。面对同事的各种赞誉，他只是微微一笑，用他的沉默回应一切。他的大爱，默默感召着周围的人。
如今，当年的小病友已硕士毕业，就职于南方一家大公司。看着他一路成长成才，陈建华笑着说：“帮助别人也是一种幸福！”
呼秀珍——用大爱滋润学生的心田
呼秀珍（1944一），陕西延川人，陕西咸阳道北铁中语文特级教师，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全国中小学德育工作标兵，全国先进女职工，陕西省劳动模范，陕西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陕西省教改能手，陕西省优秀共产党员。
她是一位普通的中学老师，把毕生心血和全部的爱奉献给了她的学生。
她连续27年担任班主任，她带的班也连续27次被评为优秀班、文明班；她是一位教改能手，用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与勤奋、钻研与创新，总结推广“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以合作互动为主线”的新型教学模式。
她就是陕西省咸阳市道北铁中语文特级教师呼秀珍，一个平凡而又极不平凡的中学老师。
月勤奋铺就教改之路
呼秀珍是一位普通的中学语文老师，可她把讲课作为终生的事业，她讲的每堂课都有磁铁般的吸引力，使听过她课的人久久难忘。她的学生，现已是老师的刘文静说：“做呼老师的学生太幸运了，她讲课生动有趣，让我终生难忘，我太喜欢呼老师的语文课了！”
呼老师的吸引力，来自于她三十多年对工作的热爱与认真、坚持与勤奋。
呼秀珍说：“我爱课堂，因为课堂就是我的岗位。”翻开她保存的48本教案，每本扉页上都写着“认认真真教书，全心全意育人”，“和和气气做严师，扎扎实实抓教学”等自勉的话。
呼秀珍把课堂看得比生命还宝贵。三十多年来，她坚持向45分钟要质量，变“备教案”为“备学生”，变死教材为活教材；变知识型教学为能力型教学，让学生积极参与，体现课堂教学是素质教育的主渠道。她精心创设教学情境，以情动人，以境感人，使得课堂教学产生了磁铁般的吸引力。她的课堂教学宛如一首优美的散文诗，给人以美的享受，情的感染，志的陶冶。在上《周总理，你在哪里》一课时，她跑了七个单位，借来周总理的画像贴在教室前面的墙壁上，剪了三十幅周总理生平贴图，贴在教室四周。在讲桌上铺上洁白的桌布，摆上一瓶淡雅的鲜花，在低沉的哀乐声中，开始新的一课。通过看图片、讲事迹，师生分角色朗诵，使学生深深为周总理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伟大人格和精神所感染。她组织学生排演《白毛女》《变色龙》，让学生画示意图，登台依图导游《从宜宾到重庆》，安排学生说评书《杨修之死》《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让学生当小教师讲《竞选州长》《我的叔叔于勒》等，还巧妙地将歌曲、漫画引人课堂，使课堂教学妙趣横生，引人人胜。
呼秀珍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教学工作中。她力求做到认真备好每一节课，认真上好每一节课，认真批改每一本作业，认真对待教学中的每一个问题，几十年如一日，从不敷衍塞责。为了备好每一节课，她反复推敲教学的目的、重点、难点、课堂结构、板书设计乃至教学语言；经常到处奔波，借图片、制教具，并反复琢磨，学习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的语言和情感表达的技巧。学生的每一本作业、每一篇作文，她坚持全收全改。她如同一台机器，不知疲倦地工作着，没有节假日，也从未因私耽误过学生一节课。她把数不清的日日夜夜花在了备课和批改作业上。她的女儿郭巧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从我记事起，就知道妈妈比别人都忙都累。常常是我一觉醒来，发现妈妈还在批改作业。”
1985年，咸阳市开展为期两个月的优质课赛教活动，呼秀珍是主要成员，又要完成期末的许多工作。这时，丈夫患病住院，她实在抽不出时间，只好让9岁的女儿请了三天假去照顾爸爸。当有人问起这件事时，她回答说：“三件事赶在一起，我只能选择一件要紧的事。”在她看来，最要紧的是全体学生和人民的教育事业。
呼秀珍的教改成果，引起省内外教育同仁的极大关注。受省、市教育局委派，她赴全省各地市及武汉、洛阳等地做报告和讲学三百多场次，在教育界引起强烈反响。
用爱心呵护学生的心灵
呼秀珍认为，爱学生是老师的必备品质，离开了爱，则一事无成。她的教育原则是：爱学生，就要全面抓，一个都不能放弃。她对优等生要求从严；对中等生不断鼓励，全力推进；对后进生、调皮学生以诚相待，耐心宽容；对情况特殊的学生处处体谅，悉心关怀。
学生小刘性情暴躁，随心所欲，因怀疑班干部在老师面前告了他的状，就动手打了人。呼秀珍老师找他谈话，他在办公室里大声喊道：“呼秀珍，你是啥东西？”呼秀珍一愣，继而冷静地分析原因，耐心地指出了他的三点错误：不应主观臆断地怀疑班干部；不应动手打人；不应该骂老师。呼秀珍动情地说：“老师这么大年纪，还没被人当面这样骂过。”小刘感到非常对不住老师，又悔又怕，问道：“老师，写检查不？”“不写。”“叫家长不？”“不叫。”这一问一答闹得小刘一时不知所措。呼老师心平气和地说：“知道错了，改了就好，以后再也不能像今天这样打人骂人，这有损自己的形象。好了，上课去吧。”一场处理不慎就会酿成大风波的事件就这样被呼老师化解了。
晓燕是个不幸的学生，上小学三年级时父母相继去世。初中三年，呼老师在学习上督促她，在生活上关心她、帮助她，就像对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使晓燕感受到了母亲般的慈爱和关怀。
呼秀珍认为，要做一个好老师，就是要使每个学生得到全面的、名副其实的教育。她说：“教师的任务不是培养几名高材生，它的更为广泛的内容是让所有学生尽可能有所长进，成为合格有用的公民。”她每接一个新班，总是一个不落地对学生进行家访。学期末的成绩册，总是一本本亲自发到学生手中，同时将一些不宜写人评语的话与家长面谈。一位家长在给呼老师的信中写道：“作为学生家长，我们发自内心地感谢您！您既是孩子的好老师，又是我们家长的好老师。”
2006年11月，咸阳道北铁中成立了青少年心理健康咨询室，呼秀珍又把这一工作“抢”到了手。家长李女士谈起女儿的成长时说：“我这辈子最感激的人就是呼老师，是她苦心帮助我女儿走出沙。理建境。”
李女布女儿性格内向，上初中二年级时由于和老师发生摩擦，加之正处于青春期，变得厌学、自卑、消沉，不仅学习成绩直线下滑，而早还天天与家长对着干，原本阳光、进取：考试成绩优异的女孩孪成了“后进生”。眼看着女儿一天天退步，李女士心如刀割。一个偶然的机会，朋友向她介绍了呼老师。呼秀珍在详细了解孩子的情况后，根据孩子的性格和存在的问题，让孩子转学到道北铁中。
只要有时间，呼秀珍就找孩子谈心，进行开导，孩子渐渐开朗起来，逐步融人班集体。有一天，孩子找到呼秀珍，开心地说：“呼老师，我报名参加咱们学校的校园广播站啦，以后您就能在校广播上听到我的声音了！”看着孩子脸上灿烂的笑容，呼秀珍开心极了。李女士说：“仅半年时间，孩子心中的阴霆一扫而光，学习成绩也直线上升。孩子离开铁中时，呼老师把她所有的联系方式都留给了我，并承诺说：‘只要孩子有问题，不论白天黑夜都可以找我。’在女儿上高中的三年里，我没少给呼老师打电话。”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呼秀珍把伟大的母爱毫不保留地献给了她的每一个学生，洒下一路爱心，换来桃李满天下。
呼秀珍说：“教书育人德为本，德的核心是爱字。”“我们家是一个普通的家庭。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人们将党比太阳，我们就是太阳的一缕光。我们要用自己的行动把太阳的温暖送到每个人的心上。”要教育学生做一个有道德、有理想的人，作为教育者，必须是道德模范实践者。呼秀珍用自己的言行，诊释着什么是有道德、有理想的人。
呼老师有两个女儿，可她却常说：“我的女儿多着呢！有彬县的女儿王昭，大连的女儿顾宇颐，陕北的女儿王彩虹……”其实，每个女儿背后都有一个爱的故事。
1985年冬，呼秀珍去彬县赛教时，在课堂上认识了一个叫王昭的十一二岁的小姑娘。两个月后，呼秀珍从王昭的来信中得知她的父亲不幸去世，便立即写了一封长信安慰她，鼓励她好好学习。从此，呼秀珍就和王昭结下了不解之缘，常常写信鼓励她发愤学习，使她走上了自强之路。转眼十年过去了，王昭到意大利进修前去咸阳看望呼秀珍。尽管两人十年来没有见过面，但呼秀珍一眼就认出了她，并高兴地给别人介绍说：“这就是我彬县的女儿王昭。”
呼秀珍的生活是简朴的，她家没有几件像样的家具。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几张陈旧的桌凳……然而她的精神世界却无比富有。她富有爱心、同情心，并将之奉献给社会，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1965年，刚刚参加工作的呼秀珍将仅有的40元钱寄给了榆林灾区，那时她的月工资只有32元；1983年，负担着两个孩子生活的呼秀珍闻知安康遭灾，又寄去了40元，那时她的月工资52元；1991年，为科威特儿童捐款150元……三十多年来，她把别人的困难当做自己的困难，常常伸出援助之手，究竟捐了多少钱，连她自己也说不清。
呼秀珍对自己的孩子要求很严，教育她们要有一颗善良的心。大女儿郭巧是全国优秀民警，呼秀珍要求她以爱民报国为己任，打心眼里把前来办事的群众当做自己的亲人对待。郭巧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还照看着几位孤寡老人。小女儿郭灵上军校四年，她先后给女儿写信三百余封，暑假期间又安排女儿照顾一位83岁的孤寡老人。
2011年8月，呼秀珍收到武功县一名青年教师的来信，信中说：“呼老师，上午听了您的报告，除了敬佩还有感激！因为您让我受到了一次心灵的震撼与净化，您让我懂得了一个真正优秀的教师，不是只会讲课，只会灌输知识，只会抓学习成绩，而是要一辈子用良心践行高尚的师德，用勤奋和爱心铺就学生心灵的阳光之路，从而实现教师的价值！您是那么平凡，又是那么伟大！”
“小小讲台47载，粉尘染得两鬓白，甘当黄牛勤耕耘，愿做人梯任攀登。岁月匆匆我匆匆，教书育人乐其中，春蚕到死丝方尽，师道漫漫献终身。”这是呼秀珍的内心写照，也是她一生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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