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火生
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预设了人与自然的原初统一。由于异化劳动和资本的核心宰制，人与自然发生现代分离。只有通过革命的实践，才能缝合人与自然，实现“自然界的真正复活”。
人与自然；资本；“自然界的真正复活”
正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矛盾那样，现代生态问题离不开资本原因。自然上空本无城，现代资本筑造了笼罩自然的城。掀开自然上空的资本之城，是马克思救治自然的主导思想，这不仅包括对资本统治自然的批判，也包括以革命的实践真正复活自然、缝合人与自然的社会性原则。
一、“人的无机的身体”：人与自然的原初统一
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是自然界的一员。马克思指出，“无论是在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类生活从肉体方面来说就在于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而人和动物相比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和人是生态系统中的一员，都是把人与自然环境当作一个整体的系统。当马克思说到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时，他指出了人寓居于生态系统这一生态学的观念。在马克思那里，这种寓居是实践性的，在人的实践中，人与自然构成真正人类学意义上的整体性的生态系统。
作为自然界的一员，人从自然中获得满足自己需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有生命的个人所采取的第一个历史行动就是“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对物质产品的需要促使人类从事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因此，“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前提。人类生命体从事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就是使得自然物资源化，获得自然物的使用价值。自然物的资源化标志着大地是社会财富的来源地，既是农业生产的富源，也是现代工业生产的富源。马克思说，客观的自然界是劳动者的实践基础，“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自然界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1］（P158）。作为自然的一员，人的存在依寓于自然世界。人的生活资料的获得发生在人类的生态居所，自然界不仅是社会的富源，更是人类生存之所。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参加自然界的生活，就是指人对自然界的物质变换活动发生在作为环境的自然界的物质运动之中，“自然存在物”与“自己的自然界”实质上就是生命体与环境的生态关系。
人的自然存在是社会性的自然存在。人的存在是社会的存在，人的自然存在是社会性的自然存在，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在社会中，人的自然存在是人的现实存在，这体现了马克思从社会性维度来看待人--自然--社会的统一关系。同时，这里的“社会”还具有另一种含义，这不是一种泛历史性的社会，而是超越资本主导的新社会，或者“共产主义社会”，社会是人与自然的统一，但是这种统一并不都是合乎生态的，而人要实现与自然的“本质的统一”和真正复活自然界，人的社会要合乎生态。
当马克思谈到人的自然存在时，马克思并没有从生物学的科学角度来“剖析”人的身体机理，而是从人的对象性存在出发、从人在自然界中的生存出发来谈论人的自然存在。在马克思那里，人的自然存在和人的社会存在统一于人自身，人的自然存在离不开人的社会存在。马克思说，“人同自身以及同自然界的任何自我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使自然界跟另一些与他不同的人所发生的关系上。”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了人与人的异化是人与自然的异化的重要实现途径。这蕴含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即人的生态需要和自然权利的保障离不开社会制度，而现代社会中随着劳动的异化，人的生态需要被无视，人的自然权利也被遮蔽。
马克思的自然观是实践论的人化自然观。在马克思那里，对自然的认识维度在于人的感性的对象性实践，而实践本身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由此所获得的自然观则是人的生存境遇，在实践中，这种自然境遇具有了对于人的意义。自然是人化自然，而不是抽象的无。如果没有人的存在，没有人的实践性生存活动，抽象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这里的“无”可能是知识论的“有”，但却是生存论的“无”。感性世界的存在通过人的感性活动才能形成，同时马克思也确认了自然界对于人类实践的优先存在，但马克思所确认的不是在人之外的自然，而是在实践中作为人的生存环境的现实的自然，不存在的自然界是抽象的自然界，是人的实践之外的自然界，对于人来说，这样的自然界只能是意识的抽象，而不具有现实性。
自然的人的存在的根基在于人的实践性存在。实践视角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基本思维方式。在人的实践中，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而人是自然的开发利用者。在近代，工业发展日益深化人类对自然界的开发和利用，社会生产力也获得空前发展，人类对自然界的利用能力是历史上不曾有过的。然而，马克思不仅仅看到人类的生产能力的巨大发展，还看到近代自然科学、近代工业的发展对自然界的无限利用将会导致自然界所遭到的生态环境的破坏，从而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提出了一些有效的预见。
实践论的自然观是社会的自然观。实践的历史辩证法是自然的现实的存在形态，自然不是静静地自在存在，而是在人类的实践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向着人敞开自身。社会的历史性只有在人类历史的总体进程中才能被清楚地认知，同样，自然史也只能在人类史中才被清楚地认知。
实践是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的基石，实践的历史性决定了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的历史性。由于人的实践水平、实践能力、实践方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历史性的差异，人的实践所造就出来的自然界也呈现出历史性的不同。实践的自然观是人的生存实践所生产出来的人化自然。在马克思那里，社会历史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人的实践表现为现实的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因此，人化自然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
可以说，在马克思的生态思想中，人与自然的统一是基本的出发点。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包括人的自然存在和自然的人的存在的有机统一，这种辩证统一的实现在于人的实践活动、尤其是人的生产性实践。在人的实践活动中，自然不是抽象的、外在于人的自然，而是人化自然；人的存在的自然性体现了人的世界性存在方式，离开了现实的自然，或者说自然不再是人的生存世界，都是人的生存方式的异化。
二、人与自然的现代分离：马克思对资本掠夺的批判
在现代社会中，由于资本的超越性扩展能力，现代生产逻辑具有明显的反生态性。资本是劳动的凝结，但是积累的死劳动反过来却统治了现实的活劳动，成为控制活劳动的社会力量。资本对世界的统治是对世界的掠夺，既掠夺劳动者，也掠夺自然，因此，人的生存的历史辩证法和生态辩证法都被资本所控制。资本所获得了超越性扩展能力控制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世界的关系，既包括了劳动者的非人化存在，也包括了自然系统的资本化受控状态。
资本的超越性扩展能力是现代工业化生产方式的结果。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导致了“现代的灾难”，现代的灾难形成于资本的超越性扩展能力，马克思提出，“资本一旦合并了形成财富的两个原始要素--劳动力和土地，它便获得了一种扩张的能力，这种能力使资本能把它的积累的要素扩展到超出似乎是由它本身的大小所确定的范围，即超出由体现资本存在的、已经生产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数量所确定的范围”
［2］（P697）。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人们的现代性生活方式和社会的现代性，而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则是由资本来主导各种资源的配置。可以说，资本是现代性的深层物质力量，资本的扩展能力一旦形成，就已经超越物质生产领域。劳动力是剩余劳动的始源，是人的存在的能力，而土地则是社会物质财富的源泉，是自然资源的标志，因此，也是人的自然存在的标志。
资本主导下的现代灾难将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的普遍危机。马克思指出，“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各个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资本主义的普遍危机集中表现为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的现代工业生产体系条件下，自然资源的匮乏以及生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处于严重的危机状态。由于消费总是有着生产所决定，并且反过来影响生产，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消费也被异化了，这种异化消费和它所主导的人的生活方式使得资本的逻辑与现代性融为一体。由于无限度地追求自行增值，资本不仅“像狼一般贪求剩余劳动”，也造成了“这种节约在资本手中却同时变成了对工人在劳动时的生活条件系统的掠夺，也就是对空间、空气、阳光以及对保护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人身安全和健康的设备系统的掠夺，至于工人的福利设施就根本谈不上了”［2］（P491）。资本主义的普遍危机主要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秩序危机，当资本主义无限扩大的生产与人们的消费处于失调状态的时候，便不可避免地爆发经济危机。而生态危机则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日常性危机，只要资本规定着生产和消费，生态危机便不可避免。资本主义日常性危机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展开。当代资本主义由于资本主义内部对人与人的关系的调整，以及忽视人与自然关系而把生态危机推向了资本主义批判的前沿。当体现人与人的关系的经济危机凸显的时候，生态危机退居次席。
资本的霸权通过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度得到保障，私有财产的运动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异化消费，私有财产制度则是保障资本的全面控制的现实力量，规约了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
私有财产制度保障了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从而保障了资产阶级对自然的控制、掠夺和占有。生产是对自然的占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有自然是控制式的、掠夺式的占有。在私有财产制度中，自然物所属的不是抽象的人、不是全体的人类，而是代表资本行使霸权的资产阶级。物态财产的资本化可以吸纳劳动力以充实和丰富自身，从而实现价值增值。同时，私有财产制度也实际地吸纳了劳动者的自然世界，把作为全人类的生存世界的共同的自然变成本阶级的财富来源。自然，这一公共之域被私有化，资本主义竞争是私有化的内部竞争，劳动者被排除在这一私有化竞争之外。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矛盾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自然的所属矛盾，自然不仅是资本的财富源泉，也是劳动者的生存世界，劳动者的衣食住行的需要的满足、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要都在自然的私有化中被褫夺，私有制保障这种褫夺、加剧这种褫夺。
资本主义私有制制约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资本主义私有制对经济关系的制约间接地制约了人与自然的物质关系，人与自然的对立以人与人的社会性对立表现出来。在人们的经济活动中，商品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是人与人的关系的社会性实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受到私有制的约束，被升格为利益统治者的资本所规定。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博弈、社会竞争只能在私有制的架构内才能被允许，一旦超出这一规定，国家就必然会进行干预，体现私有财产意志的政治国家是保障私有制的刚性力量。
私有财产制度以现代国家为保障，因此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是统治自然的政治上层建筑。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对人的控制既是直接地控制人的政治生活，也政治地控制人的自然生活、物质生活，通过对人的物质生活的控制来控制人与自然的物质关系。在资本控制下的人的政治生活中，被控制、统治的人是不自由的，不仅是人身的不自由，也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不自由、人在自然中不自由。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被现代国家、现代政治所控制，其目的是满足资本的增值需求、实现资本的自由增值。体现资本意志的现代国家通过压迫、剥夺劳动者来掠夺自然，劳动者成为现代国家的自然掠夺者。
现代自然意识是为资本服务的、控制自然的反生态意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然意识是财富的源泉意识，是资本的价值增值的意识形态，人对自然的态度必然要服从于资本的扩展。马克思认为，“在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1］（P52）。现代的反生态意识是私有财产和资本统治下的自然观，是资本的意识形态对自然的蔑视。资本把自然视为财富之源，除此之外再无别的，自然对人的生存意义、自然之美、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被利润所遮蔽。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类中心主义的态度不过是人格化的资本中心主义的存在样态。资本获得了超越性存在之后，人也要向着资本顶礼膜拜，人在自然界中的主体性力量的实现不过是资本的主体性力量的人化方式，资本的主体性把人和自然都变成了理性的对象和工具。因此，现代的反生态意识是资本运动的必然结果。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被工具化的科学技术是为资本服务的。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主要责任就是为人类提供更多的自然之谜的解答和社会财富的源泉。现代科技能够把迷魅的自然世界清晰地呈现在人类面前，而这种可能性的实现则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炸毁了自然的迷魅，也摧毁了农业文明条件下人对自然的依赖，从此，人类田园诗般的自然生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由于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作为“资本内在的生产力”的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服从于资本的逐利本性，“为资本服务”成为了大工业时代科学技术赖以存在的根本动力。被现代生产方式工具化的科学技术从资本那里获得了极大的动力，并且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功效。受到资本控制的科学技术的工具化，造成了生态环境的蜕化，繁荣的物质生活蕴藏了巨大的潜在危机，人的工具性解放却把人带入新的生存风险。科学技术的工具化本然是处理和解决人与自然的物质性矛盾关系，是满足人的生存需要、实现人的物质性生存的基本方式。然而，在现代生产方式的张力下，受资本控制的科学技术对自然形成了强权控制，成为资本的恶奴之后，它的现实职责是为资本服务，是资本的增值工具，形成了科技的反生态性质。
人的现代生活以及生活消费所联结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受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控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所规定的是资本的自由活动的社会空间，资本的自由是劳动者的不自由，是劳动者生产的不自由和生活的不自由，是劳动者不能自由地参加自然界的生活。劳动是人的本质规定，劳动者的不自由是劳动的不自由和人的不自由。在资本的控制下，人的生态自由与社会自由一样都成为虚假的自由，劳动者自由地出卖劳动力受制于资本对劳动力的市场需求，同样，劳动者自由地享受自然受制于资本对自然的财富需求。
马克思批判了现代资本主义对农业文明中人与土地的破坏。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农业劳动以人与土地的关系为对象，农业劳动生产力取决于土地的生产效率，资本主义农业为了片面地追求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而不顾人与土地的协调性。土地是无机的自然界本身，土壤肥力下降以及农产品相应涨价所引起的劳动生产力的降低，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是土地肥力的流失史。
整体来看，资本所关心的只是劳动的直接的经济效益，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环境破坏这一长期性的累积性的结果却完全被忽视了。只有摆脱资本的统治才能使得自然界复归为本真的自然界，缝合人与自然的分离。
三、“自然界的真正复活”：人与自然关系的缝合
马克思以“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来缝合人与自然之间的现代裂隙，它以革命的实践为基础，要求通过共产主义行动来扬弃异化劳动，消解资本对世界和人的全面控制，在重新组织社会系统、建构真正的社会共同体中得以实现。
“自然界的真正复活”建立在革命的实践基础上。自然的异化产生于现代社会中的异化劳动，自然界的复活必然产生于异化劳动的扬弃，使劳动实践复归其属人的本性。复归本性的劳动实践是“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是“革命的实践”。革命的实践方式具有革命性质，既包含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革命，也包含人与自然关系的革命，两者不可分离，是对整个现代方式的根本变革。革命的实践是科学的实践方式。科学的实践方式承认对象对实践的制约，是人的能动和人的受动的统一，是对对象的占有和对人本质力量的占有的统一，是人以人的方式来占有对象。科学的实践方式把对象性的现实、把实践的对象变成人的现实，实践的对象化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和实现。革命的实践是以共产主义行动来改变整个现存的世界。实践的唯物主义是指导共产主义行动的理论基础，对现存世界的革命是共产主义者革命的实践。反对、改变现存世界的革命实践就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革命的实践所要消灭的世界现状，包含了对现代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分离状况的改变。由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社会地造成的，对人与自然的分离状况的改变，就必然包含着对社会状况的改变。这就是说，共产主义行动所要实现的，是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整体性改变。
改变现存世界的革命的实践是有机统一的实践系统。实践方式的革命包括改变社会关系的社会革命、生产劳动方式的革命、生活方式的革命、交往方式的革命，等等。革命的实践，即共产主义行动，既包括反对和摧毁旧世界，也包括建设新世界。在马克思的生态思想中，革命的实践包含了对行动、生活、人与自然关系的分离状况的解决，也包含了建设新的生态世界。“共产主义行动”既改变资本主导下的现代的社会环境，也改变现代的自然环境。在这里，共产主义行动具有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矛盾关系的整体功能。
以革命的实践改变现代生态状况包含着对新的生态关系的建设。自然界的复活需要人建设生态环境，而异化劳动的扬弃不是把现存的世界全部抛弃，而是积极的扬弃和建设。现代自然界就是人通过异化劳动形式创造出来的感性世界，异化的共产主义行动的扬弃不是简单地返回到不发达的田园诗般的浪漫状态，而是在生产力的发展基础上建设新的生态关系。
“革命的实践”现实地是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以摧毁整个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为目标，只有推翻现代社会的私有财产制度、经济基础，才能彻底推翻资本主义。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是资本的保护壳，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破除必然要深入到现代资本霸权的彻底消解。与社会革命相比，局部的社会改良则是治标不治本，只要资本的逻辑仍然是社会关系的幕后操纵者，社会改良就不得不是资本对人的本真生存方式的“放风”，具有反讽意味的是，短视的人对此信以为真，把资本对人的“放风”当作人自身的真正解放，而不知资本是社会改良的最大受益者。
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是革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红色革命”，也是革除资本对自然的控制的“绿色革命”。“红色革命”与“绿色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双重指向，红色革命指向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秩序，而绿色革命指向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与生态秩序，只要人--自然--社会是相互联结的，红色革命与绿色革命就必然是一体化的。红色革命通过对资本控制下的社会秩序的破解释放出社会正义，绿色革命通过破解资本的自然控制释放出生态正义，生态正义与社会正义难以分离。
在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中，释放生态正义的绿色革命不是释放社会正义的红色革命的附属品，而是红色革命的内在要求。红色的社会革命所破除的现代社会秩序是人与人的分离（其中一部分人是人格化的资本，而另一部分人是人格化的劳动）的社会秩序，人与人的分离是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和统治。资本控制劳动一方面是直接的雇佣方式，另一方面是间接地以对物的控制的方式来控制人。对物的控制包含了对自然物、自然界，以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控制。因此，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既要针对资本对雇佣劳动的社会控制进行革命，也要针对资本对自然界的控制从而控制人进行社会革命，生态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内在要求，是革命的彻底性、全面性的体现。
革命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暴力，是劳动者推翻压在自己头上的资本之城。资产阶级通过平均利润实现阶级联合，而劳动者不联合起来自觉地进行阶级斗争就不能解放自己。资产阶级的联合是资本的一体化，是单个的资本、不同经济活动环节中的资本的联合，人的联合是资本的人格化的联合。联合起来的劳动者、社会化的人是人格化的劳动的联合，劳动的联合对资本的联合是劳动者的解放。劳动者的解放就是推翻笼罩在劳动之上的资本之城，复归劳动者的本质，复归劳动的人的本质。资本不吸取劳动就不能存活，资本吸取劳动的原则是利益最大化的逐利原则，因此，劳动不彻底推翻资本的统治就不能真正存活。
同样，无产阶级的革命也是推翻笼罩在自然上空的资本之城。资本既敲吸劳动，也掠夺自然。劳动可以通过人格化的力量打开资本的牢笼、获得解放，而自然只能报复人类。自然对人类的报复是既报复劳动者，也报复资本家，同时还报复非劳资社会中的所有的人。这意味着，资本是掠夺世界的最大的受益者，劳动者的收益只是自己和后代的存活从而持续地提供为资本服务的劳动力，而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却要全人类来承担。自然无法像人一样，因而只能通过人来表达对资本的控诉。能够代表自然控诉资本的，只能是与自然息息相关、参与自然界的生活的劳动者。劳动者不会单独实现自然的解放，而是把自身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相结合，把社会革命与生态革命相统一，才能真正推翻资本对人和自然的控制。
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所要实现的，是一个能够实现“自然界的真正复活”的真正的社会共同体，“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新的真正的社会共同体的必要组成和基本特征。
在真正的社会里，社会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只有在全面彻底地控制资本，而不是被资本全面彻底控制的社会里才能得以真正的实现，只有变革和重建社会组织，才能实现自然界的真正的复活，才能把自然界的复活与人的本质的复归统一起来。只有真正的社会才会有“自然界的真正的复活”，而只有以“共产主义行动”在所有的领域中都扬弃资本的现代主导权、控制资本的超越性扩展能力，才能建构起生态和谐的真正的社会。
真正的社会共同体是人的生活合乎人的需要的社会，也是人的自然存在合乎人的本性的社会。人的自然存在的本性是人的自然需要，人对自然的需要既包括对自然物的需要，也包括对整个生态环境的需要。人的自然存在合乎人的需要，是合乎人的物质产品的需要和生态需要的统一。在这里，是人的自然需要决定了人的自然存在，而不是资本决定人的自然需要。
真正的社会共同体是破除资本的全面控制的社会，也是人与自然的统一的社会。世界是由人通过合乎本性的实践方式来生成的，而不是以遵循逐利原则的贪婪资本来控制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获得新的统一，是合乎人的生存、体现人的本质、遵循自然规律、维护生态平衡的辩证统一。
真正的社会共同体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也是人人分享受自然存在的自由社会。在真正的社会共同体中，人的自由既是在社会生活中的自由，也是在自然生活中的自由，是社会和谐与生态和谐的统一体。在真正的社会共同体中，人的发展是全面的发展，既包括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也包括生态关系与人的发展的统一。真正的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其中每个人的发展是一切人的发展的条件，每个人的发展是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包括单个人的自然存在的发展，每个人都能够获得良好的自然环境。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V.1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V.5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作者单位：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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