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西安

    摘要：虽然中国城市化起步比较晚并且总体上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与工业化时代人类城市化的文明发展方向是相一致的。城市化的动力机制经历了由政府主导向社会主导的发展过程。这一城市化进程和特点与女性学在中国的发展，大致是相合拍的。女性学在中国三十年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人思维和行为具有女性平等权利意识。特别是高校女性学课程的开设，对学生社会性别意识、社会关怀、平等意识的提升有明显效果。女性学的发展在中国深深地打下了中国城市化的印记。政府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最重要领导组织者和推动者，同时也是中国女性学学科发展的主导力量。政府的推动对于女性学在中国的发展，具有双刃剑的作用。

    关键词：中国城市化背景；女性学发展

    一、城市化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社会变迁的重要标志

    改革开放前，城市化道路处于波动起伏、徘徊停滞状态，城市化的发展进程缓慢。1952～1978年的26年间，城市化水平由12.46%，上升到17.92%，平均每年提高0.21个百分点，远低于世界同期的平均水平；建制市数量由151个增加到193个，建制镇数量由1954年的5400多个减少到1978年的2173个。改革开放后，城市化走上了积极稳步、持续快速发展的轨道，进程明显加快。1978～2007年的29年间，城市化水平由17.92%上升到44.94%，平均每年提高0.93个百分点，相当于改革开放前的4.4倍，是世界同期城市化平均速度的2.5倍；建制市数量由193个增加到655个，建制镇由2173个增加到19249个。回顾中国60年来的城市化道路，大体可以把城市化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1）20世纪50年代～1978年，高度计划经济和高度中央政治控制条件下的中国城市化发展模式。中国城市化的进程起步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时期。当时的晚清政府以强兵富国为目的，主要在长江中下游的口岸地区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和先进设备，构建以军事工业为骨干的近代工业体系和国民教育系统。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西方社会的大量技术、资本和人力资本也大量涌入到这个具有广阔市场的国度。受到国内外这些因素的强烈影响，尽管有封建主义的严重阻碍，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还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洋务运动虽然主要是在长江中下游的口岸地区进行，在广大的乡村社会依然是传统自然农业经济的绝对统治，但由于救亡图存越来越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心任务，其强兵富国的宗旨所凸显出来的功利主义还是对中国传统封建主义国家观念造成了很大的腐蚀和冲击。这些通商口岸作为沿江、沿海贸易和对外交往的中心，越来越具有以经济活动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功能。这样，这些通商口岸越来越具有近现代城市的属性，所谓中国的城市化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起步的。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的近一个世纪，尽管有清王朝封建主义的阻碍、北洋军阀的鱼肉和救亡图存的抗日战争的停滞，这些通商口岸还是有一定的发展，其中最成功的是上海。1860年的上海只能算是一个小县城，人口不足10万，到1920年的时候已经变成了有100多万人口的城市，之后城市人口得到了持续扩张。带动上海从县城到城市的是宁波、无锡和苏北的农村人，他们是现代城市的第一批缔造者，这个时期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大规模“进城潮”。这次进城的农民们绝大多数人逐渐在城市沉淀下来，安家置业，逐渐演变为真正的城市居民。

    新中国成立后，这一城市化的迁徙模式因“农业合作化”戛然而止。1955年农业合作化后，中国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这个“二元”是封闭的，城里人不去乡下，乡下人进不了城。1954年的《建立经常户口登记制度》、1955年的《关于城乡户口划分标准的规定》成为户口管理中户口审批的最早依据。户口和粮食关系，把人截然划分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两个绝对的、身份和生活截然不同的类别。随着城乡发展的差距逐渐拉大，户籍身份的界定与转变限制，也致使公民初始机会不平等的现象出现。在这一阶段，中国大陆的城市化进程相当缓慢。在1950至1980年的30年中，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28.4%上升到41.3%，其中发展中国家由16.2%上升到30.5%，但是中国大陆仅由11.2%上升到19.4%。这种城市化的缓慢并不是建立在工业发展停滞或缓慢的基础上。恰恰相反，1978年以前的中国大陆的工业和和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并不算慢。工业总产值1978年比1949年增长了38.18倍，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30%提高到1978年的72.2%；社会总产值增长增长12.44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则由1949年的41.4%上升到1978年的77.1%；国民收入总额则从1949年的358亿元增长到1978年的3010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提高7.41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国民收入构成中的比重，也由1949年的31.6%上升到1978年的64.6%。另据麦迪森计算，从1950年到1973年，世界GDP总量年均增长4.9%，人均GDP增长2.9%，其中中国大陆GDP年均增长5.1%，人均增长2.9%，高于同期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

    （2）1978～1992年商品经济趋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国内外开放时期的城市化恢复、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前半期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1984年全国粮食总产量首次跨过了4亿吨台阶，为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创造了必要条件。从1983年起国内粮食收支改变了长期存在的销大于供的状况，实现了平衡有余，满足了城镇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到这一阶段2000多万上山下乡知青和下放干部及家属相继返城，使城镇人口特别是大城市人口快速增长，新设市、镇大量增加。从1984年开始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心开始转入城市。通过改革改善了国营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放松了人口迁移和市镇设置的限制，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拉动了城市化平稳、快速发展。1992年全国城镇人口比重达到27.46%，比1984年提高了4.45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0.56个百分点。

    然而这次“进城潮”虽然猛烈，但和百年前的完全不同。大量进城的农民在都市打拼多年后，依然是“农民工”的身份，而没能真正成为“城里人”。由于“二元结构”造成天生的身份差别，许多城市人早已固化形成了一种对农民的轻视。农民工的工资通常被压得比较低，权益得不到合理保护。而且城里人还对农民工带着一种“特殊盼望”--希望他们能履行“候鸟”模式。什么是候鸟模式？就是需要你们打工的时候你们就来，不用的时候你们就回家去。这就形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景观，城里人与农民工的对峙在加剧，但互相之间的依附也在加剧，两种情感复杂地扭结在一起。

    （3）1992年至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的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和逐步完善，经济发展的活力和潜能得到进一步释放。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各类城镇均获得了快速扩张，城市建设全面展开，城市功能日益完善，城市化加速发展。到2007年底，全国设市城市数达到655个，建制镇的数量达到1.92万个。1992～2007年，全国城镇人口数量由3.2175亿人增加到5.9379亿人，全国城市化水平由27.46%提高到44.94%，提高了17.48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1.17个百分点。

    在世界历史条件下由于具有特殊的国情，因而具有自己的独特属性，主要包括：城市化的动力机制经历了由政府主导向社会主导的发展过程；城市化过程对非农劳动力的吸纳逐步提升；城市化的发展逐步由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劳动力的职业转换由优先地域转换向职业转换与地域转换同步进行；城市化的运行机制具有从非商品经济逐步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转变的显著特征。

    大规模的城市化现象发端于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大规模的使用机器的生产活动，要求劳动要素的相对集中，再加上工业区域劳动市场价格的吸引作用，造成了农村人口向某些中心区域的迅速集中。人群的集中也带来了市场活动、商业经营以及服务业的发展，人群集中本身也创造就业机会。上述诸种因素的相互影响，于是，使得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以及所谓“现代化”成为同步的一个历史进程。这样，从18世纪中叶开始，到20世纪中叶，在将近200年的时间里，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实现了“城市化”。也就是说，多数人口形成了聚集居住的格局。城市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基本方面。中国作为追赶型的发展中国家，晚于西方国家一个世纪开始城市化进程。回顾1860年代到今天为止的中国一个半世纪的城市化历程，虽然历经风雨坎坷，甚至出现曲折倒退，到现在为止城市化总体上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从中国城市化的独特属性来看，与工业化时代人类城市化的文明发展方向是相一致的。

    二、中国女性学的发展与城市化进程大致相合拍的

    2010年上海世博会把“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确定为主题，反映了全球社会城市化达到了新的高度，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城市化达到了新的水平。城市化作为国家现代化的主要方面，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的重要体现。而女性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也是当代中国社会意识的重要领域。虽然讲女性学在中国的发展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规律和节律，但归根结底女性学作为社会意识的重要方面是受中国社会存在所决定的，其中中国城市化发展作为中国社会存在的重要方面也会对女性学在中国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女性学在中国的发展水平在一般意义上与城市化的发展水平并不是亦步亦趋的；城市化发展是女性学发展的重要条件，缺乏这个条件女性学在中国就是海市蜃楼。但并不是说城市化的发展就必然逻辑和历史同步的在中国产生和发展女性学。在具有城市化发展这个根本条件之后，它还和中国整个社会及其精英阶层，特别是政府和专业学者的认识水平与研究水平密切相关。换句话说，城市化是因，女性学是果，但城市化之因主要是根本之因而不是直接之因。女性学是果但不是纯粹之果，它对中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也会发挥重要的价值观导向作用。回顾中国一个半世纪的城市化历程，城市化虽然也有反复。但从总体看，它是中国社会摆脱皇权专制主义政治控制，个体人摆脱对他人、群体依附，转变为政治文明的社会与自由、民主、自律个体人，这个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主要推动力量。这是一个把人的关系还给人的重要历史进程，这是个体人自我解放的重要途径。在两百多年前，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傅立叶就天才地断言：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笔者以为这里所谈到的普遍解放，实际上就是指打破欧洲中世纪封建主义的人身依附关系，确立个体人相互之间平等的社会政治关系。这种新型的社会政治关系的构建中心一环就是，把妇女从这种人身依附关系之中解放出来。妇女人身依附关系是中世纪双重的最严重的人身依附关系，因而她成为构建新型社会政治关系的最短板。这样，妇女从中世纪人身依附关系摆脱出来的程度，就成为新型社会政治关系构建程度的最重要指标。然而要做出说明的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城市化过程，妇女解放主要是通过妇女解放的社会实践运动来推动进行，缺乏科学理性的理论指导，基本上处于自发的发展水平。所谓妇女解放的社会实践运动，主要是指反对歧视妇女，使妇女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和权利，实现男女权利完全平等的一项社会目标或社会运动。女性学的概念来自西方，也称为妇女学（women studies），是一门新学科。它的产生和发展，源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美国黑人运动和妇女运动。也可以说，西方女性学强大的生命力就是来自美国本土的妇女运动和妇女解放的实践。当女性学作为一个崭新学科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时，标志着妇女解放运动发展到一个崭新高度和自觉阶段，从此妇女解放运动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狂飙猛进。

    从城市化背景看，女性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中国萌芽也绝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为中国城市化虽然起步于洋务运动，但真正走上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轨道进行城市化，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近三十年。这种城市化的发展轨道和欧美国家的城市化是相一致的，因此在这三十年的中国城市化历程也是中国个体人自由解放的历史。这一宽松、自由的人文环境为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女性学研究为中国学术界和社会接纳提供了优厚的社会土壤。这一宽松、自由的人文环境，成为女性学在中国发展的根本推动力量。虽然我们讲女性学作为社会意识在中国发展往往滞后于社会存在本身，但从总体看它与社会存在、发展还是相合拍的。从1992年开始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契机，我国城市化进入了加速发展的快速车道，与此相联系以召开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为重要的推动力，把中国的女性学研究水平提升到一个新高度。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期间及会后，中国负责妇女事务的权威领导机构--全国妇联积极倡导“将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2001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也明确指出：“要在课程、教学内容和教育方法改革中，把社会性别意识纳入教师培训课程之中，在高等教育相关专业中开设妇女学、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社会性别与发展等课程，增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社会性别意识。”这无疑为女性学在高校的建设与发展，为女性学学科被纳入教育决策主流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舆论环境。女性学在中国的发展是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但由于特殊国情，女性学在中国的发展政府推动尤为重要，因此，笔者就以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把女性学在中国的发展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女性学学科发展的第一个时期（1982～1995年）。这一时期是西方女性学学科向中国学术界的引进、移植过程，基本上是复述国外的理论观点、引证西方的学术见解、评价他人的成果方法，这是“别人说”、“说别人”、“照着说”的阶段。这一时期，以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召开为界限，又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当时学界主要是围绕有无必要建立中国妇女学的问题展开讨论。改革开放初期，伴随社会转型带来的女工下岗、妇女家庭婚姻问题、以及妇女权益受到侵害的各种“问题”，引起妇联以及学界关注。国内最早出现“妇女学”一词是在1982年，在一篇译文中介绍了日本学者白井厚的观点，他提出：“妇女解放的闪电所诞生的产物是妇女学。”［1］同年我国学者邓伟志在《解放日报》指出：“重男轻女思想的回潮，要求我们加倍重视妇女学研究”。由此我国学者不断就有关建立中国妇女学的问题发表文章。1987年，河南的《妇女生活》杂志社和郑州大学妇女学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妇女学学科建设座谈会”，这是国内学者创建妇女学的首次集体行动。［2］妇女学在中国的提出也遭遇到一些人的反对，认为妇女学是西方女权运动的产物，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是格格不入的。中国有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没有必要建立妇女学，但大声疾呼要高度重视和解决妇女解放过程存在的妇女问题。（罗琼，1986）从此，有关建立妇女学的必要性、如何建立妇女学、建立什么样的妇女学的公开讨论持续不断，妇女干部学校、社科院所、高等院校等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纷纷撰写论文和专著，从理论上探讨创建妇女学的必要性。

    这一时期，女性学的发展最重要的成就第一项就是女性学体系、框架、课程的设置。从北京大学1984年给本科生讲授“西方女性主义”专题课开始，到1995年的世界妇女大会，已经在有关院系开出了女性研究本科选修课程12门。其后5年，各级各类高等院校陆续开设出一批女性研究和女性学的限修课和选修课。这一时期女性学的课程建设在高校的发展，既体现在课程数量的增加上，也表现在课程质量的提升之中。第二项最重要的成就就是组建女性学研究的机构。从1987年到1993年初，6年间国内高校只有4家妇女研究中心成立，世妇会筹备期间1993年9月至1995年5月有18家高校妇女研究中心成立。第三项最重要的成就就是把社会性别（Gender）理论的引入。社会性别是当代妇女理论的核心概念和女权主义学术的中心内容，它区别于以人的生物特征为标志的“生理性别”，指的是以社会性的方式构建出来的社会身份和期待。社会性别理论分析了人类社会中两性不平等的实质和根源，认为男女两性各自承担的性别角色并非是由生理决定的，而主要是后天的、在社会文化的制约中形成的。男女两性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社会对性别角色的期待和评价（如男优女劣、男高女低）、关于性别的成见和性别差异的社会认识等等，而且又反过来通过宗教、教育、法律、社会机制等得到进一步发挥和巩固，在国家参与下被规范化、制度化、体制化、两极化（男女二元对立）、社会期待模式化。不仅如此，社会性别分析也为研究其他社会问题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和视角，使不同学科的研究者能够在广阔的视野中，多许多问题进行重新审视和更全面探讨。第四项最重要的成就，就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引进时遇到改革开放大量涌现的妇女问题而形成了“问题研究热”。世妇会前后，受到国外资金导向影响，高校妇女研究中心多以国际合作项目运作方式进行应用研究，特别在人口学、发展学、社会学、医学等得到蓬勃发展，集中在扶贫、生育健康、人口流动等方面。海内外中国妇女学者为了社会性别与发展理论的介绍，举办一系列关于妇女发展与社会性别发展的会议。这些活动和成果为以后女性学学科建设提供了新的知识和组织基础。

    从世妇会前后到今天是女性学发展的第二个时期。世妇会后，又有不少于21家女性学研究中心成立。据不完全统计，目前高校建立的女性学研究机构不下50家。尽管除少数外至今大多研究中心还是虚体，但机构的设立毕竟为课程开设、研究和机制建设提供了活动平台和提升发展的基础。女性学专业的确立和女性学学科建设密切的联系在一起。最重要的就是在1998年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北京大学在全国高校中首次设立女性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方向。到2005年，全国已经有6所高校设立了妇女与社会性别的硕士研究生。2006年，教育部批准中华女子学院招收女性学专业本科生，表明女性学已经正式进入国家的高等教育体制。2011年，金陵女子学院女性学系正式成立。

    课程体系的不断建设与完善，带动了女性学教材和研究专著的出版。2000年底，北京大学率先出版了第一本普通高校女性学教材--魏国英主编的《女性学概论》。其后，更多为普通高校教学使用的概论性、专题性教材和研究专著陆续出版。据统计，截止到2007年教材和专著就有20多本，包括：

    ［日］富士笃谷子.女性学入门［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6.

    罗萍.新女性学［M］.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9.

    刘霓.西方女性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魏国英.女性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啜大鹏.女性学［M］.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

    罗慧兰.女性学［M］.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2.

    骆晓戈.女性学［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

    韩贺南，张健.女性学导论［M］.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

    周乐诗.女性学教程［M］.时事出版社，2005.

    叶文振.女性学导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

    祝平燕，周天枢，宋岩.女性学导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王金玲.妇女学教学本土化--亚洲经验.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

    谭琳、刘伯红.中国妇女研究十年（1995～2005）回应北京行动纲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李小江.文化、教育与性别--本土经验与学科建设.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李小江.女性/性别的学术问题.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魏国英、王春梅.女性学理论与方法论.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杜芳琴、王向贤.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在中国.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杜芳琴、王政.社会性别（第一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杜芳琴.妇女学与妇女史的本土探索--社会性别视角和跨学科视野.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孙小梅.中国妇女学学科与课程建设的理论探讨.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01.

    孟宪范.转型社会中的中国妇女地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中国女性学的学科建设还包括创立学科园地和建立网站，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每年出版的专辑《社会性别》；《中国妇女报》、《妇女研究论丛》、《浙江学刊》等辟有女性学/妇女学专栏；现已开通中国妇女网、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发展网、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天津师大“妇女研究中心社会性别网”、大连大学“真我性别研究网站”等妇女/社会性别网站。国际性的资助和合作，对于我国女性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1996年启动的加拿大国际发展署资助的中加教育合作项目“高等教育与女性参与”子课题（承担方：陕西师范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等），出版一系列教材与研究成果。1997年韩国梨花女子大学“建设亚洲妇女学”合作项目对推动中国大陆女性学具有积极影响，来该项目集编写教材、举办会议、培训队伍于一体，在推出的亚洲国别教材（英文）中发出中国妇女学的声音。2001年初，福特基金会支持“发展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课题正式启动，一直延续到2006年，由该基金会资在中国支持了10多家中心开展妇女学项目。

    三、政府主导和中国城市化：中国女性学发展的双刃剑

    女性学在中国三十年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人思维和行为具有女性平等权利意识。特别是高校女性学课程的开设，对学生社会性别意识、社会关怀、平等意识的提升有明显效果。在社会性别网、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网页上传公布的女性学课堂活动和学生作业在社会青年和学生中间产生了较大影响。同时，女性学发展通过服务社区和社会而成为中国城市化的主要力量。如中山大学性别研究中心的法律援助项目、性别教育网，大连大学性别研究中心校区社区活动（大手拉小手、为下岗女工的培训项目等），云南民族大学等民族地区学生回家乡开展的社会性别培训活动，天津师范大学开展了“妇女参与社区治理”项目都是有益的探索。

    在全国妇联、省市妇联的积极推动、课题引导下，高校和研究机构女性学学者协作努力，基本上构建起了女性学的知识体系、理论框架，明确了女性学的理论内涵。目前，有三种知识体系、理论框架颇具代表性：一是“社会性别”框架，以中华女子学院最新推出的《女性学导论》（韩贺南、张健主编，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为代表，提出把“社会性别”（gender）作为研究社会现象的一个重要的分析框架和解释框架“，突出”对以往的男性为中心所建构起来的’知识‘大厦进行比较全面的梳理“）；二是”人学“”科学“框架，以北京大学的《女性学概论》（魏国英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为代表，认为女性学”不仅是从女性的角度对女性的再认识，更是从人的角度对人的重新诠释“，其”逻辑结构“是”从’人‘切入，以’男人‘为参照，对’女人‘聚焦“，是一种男女交融汇聚的人文视角，目标是”描述完整的图景“，进而描述”完整的人类图景“，以达到”重建人文科学“的宏大目标；三是妇女/性别研究框架，以大连大学性别研究中心创立人李小江为代表，强调性别研究更应作为一种学术渗透的方法，融合到其他学科中去的优势。［3］这些探索与争鸣深化了女性学的学理研究，对女性学学科自身的发展有着积极意义。应该说，作为”人学“和”知识论“的女性学两者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两者的互相借鉴、互相改造将成为中国未来女性学发展的趋势。

    关于女性学的理论内涵，韩贺南提出，目前有两种理解值得关注：一是作为”人学“范畴的女性学，还有一种是作为”知识论“的女性学（韩贺南.”人学“与”知识论“--《妇女学》教材中的学科界定·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3（4））。作为”人学“范畴的女性学，认为女性学在一定意义上与”人学“的某些部分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人学“是关于整体的人及其本质的科学，女性学则是关于整体的人类女性及其本质的科学，两者揭示的内容及其规律只是对象和范围的内涵与外延的差别（关于”人学“范畴的女性学，国内学者的学术主张也不尽相同，他（她）们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异。其具体的学术观点请参阅李小江的《马克思主义妇女学的体系框架》、魏国英的《试论妇女学研究的对象及其范围》、啜大鹏的《女性学》等论文和教材）。作为”知识论“的女性学，受西方女性学学术理念的影响，研究者明确指出，妇女学不是把妇女看成问题，而是妇女成为主体向男性中心的知识体系提出问题时产生的，核心理念是社会性别，目的是以新的认识论认识社会，并在此基础上改造社会［4］。

    女性学的研究越来越具有跨学科的性质。在女性社会学、女性教育学、女性人口学、女性人类学、女性经济学、女性主义哲学、女性心理学、女性法学、女性国际政治学、性别与发展学等各学科的分支领域，学者们也都做了开拓性的探索，在一定的程度上弥补了各门学科知识中女性话语缺失的遗憾，体现了在建构人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将女性的经验、感受和现有知识融合的努力，凸显了女性建构知识的主体性，同时也为女性学的学理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课程内容上，基本上是各高校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各学科的特点，进行自行设计、规划。即使同一名称的课程，内容也存在较大差异，如同为”女性学导论“课，有的以讲授基本知识和理论为主，有的以讲授女性发展中的实际问题为主，有的甚至把烹饪、女红、仪态、化妆、插花等相关”手艺“也纳入女性学课程之列。女性学课程内容的复杂性体现了授课教师在女性学理念上的差异。尽管有学理上的差异，这5年来，女性学课程内容依然得到了实质性的推进，主要表现为许多学者都试图超越早期的”添加妇女炒一炒“的课程模式，而是通过自己扎实严谨的学术研究，对课程和教材内容进行知识审视和社会性别批判，开始各门学科知识重建的尝试。如史静寰等人对国内中小学教材体系的社会性别检视［5］，直接促进了新一轮的语文课程教材改革（史习江.性别平等与新一轮课程教材改革.妇女研究论丛，2005（増刊））；李小云、谭琳、佟新、王金玲、金一虹等一批学者通过对社会领域诸多问题深入、细致的实证研究，在性别与发展学、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等课程与教学中也充分地践行了女性学的知识观和课程观。另外，中国女性学的课程设置也充分地体现了多样性和丰富性的特点，不同性质、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院校等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都进行了深入而持久的探索，初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课程体系。如杨国才等人在云南、刘云等人在新疆、蔡美花等人在吉林延边则致力于民族女性学的研究与教学，并根据中国少数民族本土经验，编写教材，探讨在民族社区实现性别平等的途径与方法；李慧英等人在党校系统开设女性学课程，直接为党和国家各级决策人物传授女性学知识，希望在公共政策层面贯彻社会性别公平的理念。

    女性学的发展在中国深深地打下了中国城市化的印记。政府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最重要领导组织者和推动者，同时也是中国女性学学科发展的主导力量。这是中国城市化的特征，更是中国女性学的属性。这就决定了女性学在国外是以批评性的面目出现的，而在中国的发展中更为强调的是它的实用性。由于近年来在校女大学生的比例快速攀升，同时她们在就业等方面的压力也持续增大。这成为不少高校开设女性学/社会性别研究课程的一个实际原因：对女大学生实行毕业就业指导，缓解就业压力。因此不少女大学生也是抱着获取对自己学习、婚恋、就业”有用“的目的来选修女性学/社会性别研究课程的。同时我们也发现由于对女性学的学科定位还存在很多不同的意见，因此在实际的教学过程当中，传统的性别观念不仅没有被批判，反而在一些学校有回潮的趋势，如一些学校开设的有关婚姻家庭、女性心理，甚至美容健身等实用性的课程。这正说明我们需要从文化和观念层面对传统的性别观念进行清理、批判，让大多数学生培养分析、批判的能力，让他们自觉挑战、抵制歧视性的陈腐的观念，我们的社会才可能真正实现社会性别公正。

    表现在女性学发展动力上，中国女性学发展过分依赖外部力量。全国妇女联合会和国外基金的引导、推动，发挥了主要的作用。与此相反，西方女性学的发展主要依靠研究学者意思的自觉自由地研究和批判。正是由于中国女性学动力的外部性，因此，三十年来中国女性学研究主要是应激性的问题研究，而学科理论原创性差强人意，主要处于对西方女性学研究理论方法的移植与借鉴水平。具有说服力的本土发展概念和方法几近于零，甚至存在着学理上的混乱，重复出版物大量存在，商业化和浮躁风气。课程内容陈旧，研究浅尝辄止，与世界妇女运动和本国妇女运动严重脱节，如”内罗毕战略“、”北京行动纲领“在女性学的研究和课程设置中反映很少。由于女性学研究界的内在缺陷和动力的外在性，使学术界往往认为女性学研究成果水平低，国内大刊不重视，很少予以发表。这些严重的歧视和偏见，更进一步影响了全社会对女性学科的了解和支持。到今天为止，女性学科对于我国决策层的决策影响微乎其微，严重影响着女性学的健康发展。尽管内罗毕战略明确提出在高校开设女性学课程，编写没有性别歧视的教材，但在我国的各级教育机构，对妇女学的投入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全国的妇女学立项基本来自国外基金，开设妇女学课程基本是教师本人的觉悟兴趣和学生的支持。在国家立法保障性别平等方面，欧美诸国姑且不论。就亚洲而言，中国的台湾规定中小学必须每周4节性别课程，大学必须有女性学学科设置，印度的教育方针包括了对性别平等的要求，而中国大陆教育主管部门至今没有任何的女性学学科设置和性别平等的立法活动。

    注释：

    ［1］［日］白井厚，何培忠摘译.争取女权运动的历史和妇女学［J］.国外社会科学，1982（6）：64.

    ［2］王政.浅议社会性别学在中国的发展［J］.社会学研究，2001（5）：34.

    ［3］李小江.女性/性别的学术问题.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162-230.

    ［4］王政.妇女学的内容与目标.思想战线，2002（1）.

    ［5］史静寰.教材与教学：影响学生性别观念及行为的重要媒介.妇女研究论丛，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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