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松

    本文主要探讨现时代都市化的现状，以及都市化进程中的文化与精神现状以及相关对策，通过对都市化进程中的文化与精神描述和分析，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其重点在于造就纯良品德的个体，然后才有健康的都市文化与精神。

    小黄的故事

    来自农村的朋友小黄讲述了一个她亲身经历的故事，正是这个故事迫使我思考都市化进程中的文化与精神问题。某一天，小黄从菜市场回来，手上提着从菜市场买回来的各种蔬菜，当然还有一些肉，因为儿子正在读中学，肉食是不可少的，尽管现在肉食并不便宜。在回来的路上，有一个斜坡，她就走在这个斜坡上。突然，小黄看到前面一个老太太摔倒了，因为路是斜的，老太太摔倒后就在地上滚动着。小黄看到摔倒的老太太，就加快脚步想去扶她起来。当小黄走到老太太身边时，老太太挣扎着自己爬了起来。小黄看到老太太爬起来的样子，担心她摔痛了，就跟这个老太太说：阿姨，有没有摔痛啊，要不要紧啊？老太太盯着小黄看，表情是奇怪的，既不是感激，也不是惊讶。小黄说，那是一种奇怪的表情。老太太盯着她看了几秒钟，就昂首走了，还走得挺快的，大概是想向小黄表明她摔得一点儿也不疼。小黄说她气坏了，这个老太太怎么这样呢？好歹说声谢谢啊。人家好心关心你，总该有个表示吧。难道这就是城市人的待人方式吗？

    听小黄说了她的故事后，我对她说：其实这事你们都没有错。老太太不理睬你的好意昂首挺胸走了，这是因为她跟你不熟，你好心关心她，她可能还以为你在嘲笑她呢。你关心她，则因为尽管你在这个城市已经生活了好几年了，但你的生活观念还是农村的生活观念，遇见别人有困难，很习惯去关心他，但对方很可能不领情。

    小黄听了我的话后，很激动。她说，照你这么说，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都不用管了。难道我们该这么无情吗？该这么冷漠吗？这么没有人情味吗？

    我说不是。你们都没有错，但你们碰在一起错误就产生了。但并不是意味着我们不要爱，不要同情，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冷漠，也不意味着我们要无情。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乡土本色》中说过：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是从熟悉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费孝通先生说：“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阻碍。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初版于1947年，是他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讲授乡村社会学的讲稿。尽管这是67年前的文章，但费孝通先生已经敏锐地认识到城市化过程中的文化冲突问题。实际上，在都市化过程中，文化问题以及与之相伴的精神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存在的。只不过在今天大踏步的都市化过程中，文化与精神的问题比较突出而已。

    现时代的城市化

    中国最早的城市位于今天郑州市中心及北关一带的商城。据考证，商城为商王仲丁的隞都，距今已有3500年历史。而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大概是位于美索不达米亚的乌尔--位于今天伊拉克巴格达市东南约300公里的幼发拉底河畔，距今约有5000年。在古印度，早期的重要城市则是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前者位于北部旁遮普省的拉维河左岸，后者位于南部，在信德省的拉尔卡纳县境内。这两座城市大约在公元前2550～2000年间建立。

    而西方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是工业革命以后的事情，英国在1600年，城市居民只占总人口的2%；到1800年，已增加到20%；到1890年有60%的人住在城市。

    ［2］由于各种原因，美国的城市化进程十分快速。1790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城市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5%；1840年，城市人口突破10%；1920年，美国人口突破1亿大关，城市人口同时突破总人口的50%；今天（指2000年，引者注），有80%的美国人为城市居民。［3］

    从世界“城市化”（即“都市化”，也可以称为“城镇化”；本文主要使用“都市化”这个概念，但根据习惯有时也称为“城市化”）进程的规律来看，城市人口达到总人口的10%为城市化的起点，达到30%左右即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到了50%以上则成为城市化国家，在此阶段开始出现市区向郊区扩展的现象，但此后城市化仍保持一段增长时期。［4］

    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中国文化也呈现出浓厚的农耕文化色彩。长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是比较低的。198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为19%，1990年为26%，2001年达到37%。

    ［5］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李培林预计2011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将达到48%，到“十二五”中期，中国城市化水平将会突破50%的关口，城市人口将首次超过农村人口。［6］

    中国城市化发展是不均衡的。相关资料显示，中国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大城市有10个，而北京、上海等城市的人口都已超过3000万。北京市的常住人口3609万（2008年），与北京这样的超大城市相比，福建的城市就显得小儿科了。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的数据，北京的城市化率是85%，上海的城市化率是88%。

    ［7］2006年9月，厦门市委九届十五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厦门市委、市政府关于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决定（草案）》。根据“决定”，到2010年，厦门市要完成8个镇的“镇改街”，103个建制村的“村改居”，150个村的旧村改造和新村建设，城市化水平达到75%。

    最近10年，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大大加快了，伴随高速度的城市化所带来的问题也是有目共睹的，诸如环境污染问题、交通拥堵问题、贫富分化问题、治安恶化问题，但最主要的还是文化与精神的问题，它涉及城市人（其中有许多还是带有浓厚的乡村文化与精神的人）的个体的文化与精神，因而也就特别重要。因为说到底，人--才是是宇宙的核心，也是城市的核心。缺乏对人生存尊严的关心、关注的城市化是失败的城市化。最近，厦门市委书记于伟国在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上提出打造“五个厦门”的奋斗目标--“创新厦门、宜居厦门、平安厦门、文明厦门、幸福厦门”，其中最重要最受欢迎和最给力的是打造“幸福厦门”，这个奋斗目标是极其鼓舞人心的。

    都市化进程中的文化与精神现状

    在都市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多数人对激变中的城市文化与精神的异化是迟钝的，许多人--包括政府官员、专家学者都对都市化的快速发展抱有良好的愿望，对都市化抱有极度的热心。这些人多数只看到都市化的外壳--高楼大厦、步行街、美食街、城市道路、轻轨、地铁等繁华的表象，尽管连这表象的繁华本身也并不是无瑕疵的，比如年年维修的道路、不间断的拆迁等等；这就难怪他们会忽略都市化中的属于深层次的文化与精神问题了。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刘士林在《中国城市发展的深层问题与文化自觉》一文中谈到“城市文化病”时说到两个关键词--“居之不易”与“身在曹营”。他认为，没有住房就没不可能产生起码的归属感。柏拉图曾说，城市最大的灾祸“不是派别纠纷，而是人心涣散”。在城市中最可怕的不是不同人群的矛盾和冲突，而是同城异梦或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精神离心运动。以“逃离北、上、广”和“大城市伪幸福”为代表，2010年的中国城市开始直面这一文化的临界点。尽管城市仍在高速发展和扩张中，但在城市道路继续拓宽、新建筑层出不穷、人口大量增加等繁华表象的背后，对城市本身的怀疑、失望、厌恶、憎恨甚至敌视等极端心态与行为也与日俱增。［8］

    在最近十年的都市化浪潮中，大量的农村人口蜂拥到城市，城市本身也通过村改居等方式将大量的郊区农民转化为城市居民，造成城市急剧膨胀，城市人口急剧增长。但是，以这种方式转化成的城市居民其实基本上还是农民的思维，身份的转变是容易的，但文化的转变却是艰难的。因为文化具有一种惰性，也可以说是一种保守性。美国人类学家乌格朋很注意文化的累积性问题。他认为，“文化累积的原因由于两个性质，一是旧文化的保存，一是新文化的加增。”［9］乌格朋说所说的旧文化的保存就是“文化的惰性”。文化的惰性表明旧文化的消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一个人来说，他在未成年时代的经历是他性格形成的关键，一旦性格形成，他就很难改变，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说的就是这个。而性格乃是文化传统在个体上的显现，每一种性格背后其实都有文化包涵在其中。当然，乌格朋不仅看到旧文化的保存，更看到新文化的加增，尤其是物质文化的加增会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中特别鲜明。以我们改革30余年的经验看，物质无疑是急剧增加了；可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文化不仅仅是物质，还有其内在的精神方面，而且正是这个内在的精神方面在主导着我们的心理，乃至于我们的行动。

    大量的人口涌到城市，就面临一个居住问题。可是，城市商品房价格从2003年开始持续膨胀，中间虽然间有回落，但很快又报复性增长。据《2011年8月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百城价格指数》显示：2011年8月，全国100个城市住宅平均价格为8880元/平方米。主要城市的样本平均价格为（元/平方米）：深圳25687元，上海23826元，北京22953元，杭州20597元，三亚19080元，温州16218元，广州15429元，宁波13617元，福州12786元，南京12255元。同期厦门市商品住宅销售均价是10969元/平方米。新楼盘则远远高于均价。这种房价对于少数的富人当然构不成威胁，但绝大多数的普通人则只能望楼兴叹，就是国有企事业单位的普通员工也难以承受。

    高房价不仅在大城市膨胀惊人，而且，显然已经蔓延到中小城市。这些在最近十年进入城市的人们对在城市的生活原先是充满了希望与憧憬的，但是，急剧膨胀的房价，以及不断攀升的物价（如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CPI）早就击碎了他们的理想。这使我想起20世纪90年代中期费翔唱的《故乡的云》：“我已是满怀疲惫，眼里是酸楚的泪……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当年听这首歌的年轻人现在已经步入中年，这些中年人稍迟些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的，正好赶上了房价高涨的时代，他们当中不少人现在还在租房子住。他们若再次听这首歌，一定别有一番沧桑。

    除了高房价、高物价，还有医疗、教育（非义务教育）的费用也是高的惊人。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了现在都市中的人（其实乡村的人更是难以幸免）普遍弥漫着疲惫、怀疑、失望乃至绝望的情绪。

    民间流传的段子很能说明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也是都市化过程中的问题。比如：“生不起，剖腹一刀五千起；读不起，选个学校三万起；住不起，二万多元一平米；老婆不是娶不起，没房没车谁嫁你？养不起，父母下岗儿下地；病不起，药费利润十倍起；活不起，一月辛劳一千几；死不起，火化下葬三万几。”再如：“教育：希望进去，绝望出来；房产：蜗居进去，房奴出来；演艺：玉女进去，小姐出来；信访：窦娥进去，疯子出来；官场：海瑞进去，和绅出来；煤窑：蹲着进去，躺着出来；大学：校花进去，残花出来；股市；杨百万进去，杨白劳出来。”“养不起、住不起、娶不起、病不起、死不起”以及越来越多的房奴、车奴、卡奴；越来越多的月光族、啃老族……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是一种绕不过去的现实。那些原来来到城市要雄心勃勃信心百倍奋斗的人们，逐渐丧失了原先的宏伟目标，他们异常疲惫，心酸写满了容颜。

    然而，与以上所述相比，还有更严重的文化与精神问题，那就是城市人的孤独、寂寞、绝望、荒诞，那种人与人之间的怀疑感、猜疑感、疏离感。这些被存在主义哲学家们研究和表述的内容曾经使我们觉得荒诞不经，难以理喻，我们以为这些都是弥漫在欧洲大陆的问题--而且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罪恶造成的社会问题。然而，现在我们能够强烈地感觉到上述所有的生活问题。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威廉·巴雷特说过：“克尔凯郭尔和尼采不只是思想家，他们是见证人，是替自己的时代承受它自己不承认是自身内伤痛苦的见证人。这两个人的哲学的中心不是概念或者概念体系，而是在为自我实现而搏斗的个人存在本身。”“对于这两位哲学家来说，思想甚至不是他们真正的研究题材--这本身对于西方哲学来说就是某种革命；他们的中心题目是选择把自己置于当代文明最严峻的问题面前接受考验的那个孤独的人，即个人独特的体验。”

    不仅哲学如此，现代艺术包括文学也一再向我们表达了现时代人们的绝望与虚无，冷酷与隔膜。威廉·巴雷特说：“现代艺术家描绘的世界同存在主义哲学家思考的世界一样，在这个世界中，人是一个陌生者。”他还说到：“现代艺术中很大部分所涉及的不过是被破坏了的传统的人的形象。人被剥光了一切服饰；不仅如此，他还被剥皮，切成碎片……用雅斯贝尔斯的话说，现代派文学是关于’临界境况‘的文学。它向我们表明人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丧失了在日常生活境域中看来是那么坚固而又世俗的慰藉--只要对这种生活境域不加置疑地接受下来，这些慰藉看上去总是坚固而又世俗的。”卡夫卡、贝克特、萨特、加缪、福克纳，包括鲁迅都用他们的作品证实了这个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冷漠，表达了人的内心深处的虚无、绝望。

    十年来，笔者无数次走在厦门的中山路（2006年1月开始改为步行街）上，有时候是一个人，有时候与家人或朋友一起。厦门的中山路是极其热闹的地方，尤其是周末，真是熙熙攘攘，人头攒动。可是每次走在中山路上，都使我有种奇怪的感觉，我想这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2008年时每天的人流量达到10万人次），而他们却彼此不认识。当然，走在这么多人的中山路上感觉挺好，这也因为大家彼此不认识，所以自在悠然。可是，走在中山路上也常常使我想到人自身的问题，那就是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到底是什么。个体的孤独感在这样熙熙攘攘的人流里是无法躲避的。

    回到本文开头说到的小黄的故事，其实小黄遭遇的正是今天城市人的现状。城市是由陌生人组成的集体，大家彼此是陌生的，不相熟的，这与农村那种从小就相熟的社会不同。因此，在农村，即使不相熟的人互相提供帮助，也不会像小黄遇到的那个摔倒的老太太那样不领情。还是柏拉图说得好，城市最大的灾祸不是“派别纠纷”，而是“人心涣散”。城市看起来到处都是人，但彼此是隔膜的，陌生的；人与人之间隔着一堵墙，也即鲁迅说的“厚障壁”，有时候不免让人觉得冷漠，泄气。一个城市人在一栋楼里住了几十年，可能难得与邻居见一面，甚至根本不认识，打交道更是难于上青天。即便是大家同在一个单位上班，绝大多数“同仁”彼此之间也很难有深交，能够做一个彼此尊重的同事已经很幸运很奢侈。这在乡下人看来是很奇怪的。在乡镇和小县城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同事之间是很熟悉的，你随便走进一个同事的房间，也能够彼此友好相谈，甚至好茶相待，或者立刻就能喝上几杯，基本上很符合费孝通先生说的乡土社会的特点。这样的情景在城市的单位很难得见到，那些在农村住了十几年、几十年的人，突然到了这种都市，难免要不习惯了。

    可是，这就是我们冷漠的理由吗？这就是我们隔膜的理由吗？肯定不是。因为人与人是需要交流是，人与人是需要彼此相爱的，只有彼此真实交流、真实相爱才是人内心真正的渴望，也是幸福的源泉。

    都市化进程中的文化与精神发展对策

    刘士林教授说，如果说，都市化进程导致的城市环境恶化、城市问题大量涌现、城市危机不断加重，是城市人气削减、人心思散直至城市可能走向衰落的客观原因，那么，城市文化的衰落、城市形象的扭曲、城市生活方式的不和谐与精神生态的严重污染，则是人们对城市产生怀疑、不满、厌恶甚至怨恨的内在根源。在中国都市化进程中暴露出的城市文化病，在这个意义上正日益严重地威胁着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是急需加以研究并通过制度建设加以疏导和化解的重大问题。他认为，现代城市社会的解体与危机，根源就在于文化灵魂的隐匿；要拯救当今正在沉溺的城市精神，首先要拯救的是城市文化。刘士林教授对城市文化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并不悲观，他认为有两点值得期待的：一是人们开始关注生活质量的问题，二是一些城市已经开始出现了新的文化觉悟，比如北京在2005年提出建设宜居城市质量目标、上海在2007年提出建设文化大都市战略。

    刘士林教授的乐观显得有点底气不足，这从他这篇文章草草结尾可以看得出来。然而，这又是极其无奈的事情，因为要提出恰切的关于都市化进程中的文化与精神发展对策，这实在一件艰难的事情；也可能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说危险，是因为这个问题实在太艰巨了，它关系到都市中每一个个体，要从整体上提高每一个个体的文化与精神，真是谈何容易，就算有方法，也并非短期内可以做到的。所以，真要提出什么对策，不免有些形而上的味道，也许还有乌托邦的嫌疑。

    在我看来，要解决都市化进程中的文化与精神问题，根本上还是要把重心集中到“人”身上，重新确立都市中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具体说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首先，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使国民心灵得到解放。这是制度建设层面要考虑的问题。如果国民心灵得不到解放，一切都无从谈起。因为一个人心里怎样思想，他的行为就怎样。没有健全的心灵，就一定不会有正常的行为。心灵的枷锁一旦被加在个体身上，就不会有好的行为。好在经过建国60余年的努力，民主法制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相信今后会朝更加健全的方向迈进。

    第二，提高国民的购买力，下大力气解决国民的实际生活问题。这是经济方面要解决的问题。简单说就是要买得起房，看得起病，上得起学；要做到幼有所养，老有所依；要尽可能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等等。

    第三，要提高全体国民教育文化素质，这是对每一个个体都是极为重要的方面。只有每一个个体的文化素养提高了，才有可能健全每个个体的文化与精神。这与每一个个体息息相关。要提高全体国民的教育文化素质，就必须不断改进教育体制与教育方法。教育不仅要教给学生知识和技能，更要教给他们做人的道理，提高受教育者的人文素养。由于一个人的思想与性格形成的关键期在未成年时期，因而必须要从小训练。而这就首先需要有心灵健全的父母，需要大力提高幼儿教师和中小学教师的教书育人的素质。一般而言，一个人的心灵在未成年时期得到健康的教导，一定会在成年时得到更好的发展。但是，这实在是一件极其艰难的系统工程，没有几十年上百年的努力不能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界实在是任重而道远。

    第四，要吸收或扬弃传统文化。我们说过，文化是有惰性的，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文化的惰性也并非全是缺点。我们中华文化能够历经沧桑而流传至今，靠的也许正是这种文化的惰性。正如乌格朋说的，文化的惰性就是文化的保存。但是，文化的保存并不是把传统文化照单全收，而是需要眼光去选择。对于中华文化来说，在先秦时期，我们的文化是很多元的，诸子百家的兴起和发展就是明证；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提出的独尊儒术后，文化的发展才渐趋一家，但尽管如此，文化的发展实际上也不可能真正做到儒家一家独尊，即便是在封建专制的时代，文化的多元性也仍然在艰难中成长。在全球化发展日益深入的今天，多元化的文化选择是保持传统文化得到更新和发展的前提，只有“新文化的加增”，才能使旧文化得到合理的继承和发展。一味地发展新文化而忽略传统文化的继承，最终必定使得新文化成为无根基状态，而无根基状态的文化是绝对不可能得到长远发展的，这正如无根的草木必定不能存活一样。

    第五，要发挥城市社区的作用，使每一个个体借助社区这种基层组织得到温暖。随着都市化的大力推进，今天的城市社区与都市化大潮未来临时的城市社区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原先的社区尽管也具有城市特征，但社区居民毕竟相对稳定，老邻居还能联系联系，拉拉家常。现在在城市尤其是老市区还能够看到一些上了年纪大的老人坐在一起打打牌喝喝茶，就是因为他们多年甚至是若干代在一起居住的结果。实际上，这种城市社区与乡土社区有些相似。但是，在都市化进程急剧推进的现时代，城市社区变得更加复杂，尤其是现在的社区居民来自五湖四海，四面八方，居民之间即使在同一个社区也已经极其陌生，因而彼此之间的隔膜就深了。因为社区居民之间缺乏应有的交流，导致社区的功能得不到正常发挥。社会学上称之为“社区的衰落”。社区衰落的原因当然不只都市化一种，但都市化的确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要使城市人找回温暖温馨的家园感，城市社区必须要想方设法发挥其应有的功能，这种功能的发挥必须是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现在的城市社区总的来看在推进都市化浪潮中的文化与精神方面的作用还很不够，需要大力改进，使城市居民首先在社区过得舒心过得幸福。的确，要使一个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城市人彼此熟悉那是绝对不现实的；但是，社区是城市--无论城市大小--的基层组织，它应该也有这个职责通过有效的运行来增进社区居民之间的联系，从而发展出良性的社区文化与精神。

    总之，都市化进程中的文化与精神问题很多，要彻底革新，并非短期可以奏效，需要各级政府、全体国民各方面的配合；而要义则在于以个体为核心，长期努力，必然会得到逐步的改进，造就每一个国民单纯、善良、正直、真诚、公平、正义等纯良的美德，最后达到城市文化与精神真正的和谐发展和全面发展。

    注释：

    ［1］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2］《城市的起源与发展》云中雪，地理教师网

    http：//www.dljs.net/showart.asp？art_id=7508）

    ［3］黄发玉：《纽约文化探微·序言》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5-6

    ［4］黄发玉：《纽约文化探微·序言》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5］黄发玉：《纽约文化探微·序言》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6]《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年12月8日

    [7]杨伟鲁：《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必须重视的几个现实问题》，《经济纵横》2011年第四期

    ［8］刘士林《中国城市发展的深层问题与文化自觉》，《文汇报》2011年8月8日

    ［9］乌格朋：《社会变迁》，《费孝通译文集》（上），群言出版社2002年版，第39页

    [10]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3、12页

    ［11］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9页

    ［12］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61页

    ［13］刘士林《中国城市发展的深层问题与文化自觉》，《文汇报》2011年8月8日

    （作者单位：厦门南洋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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