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记》 少小离家老大回】

    段义孚，1930年生于天津，1951年入美国伯克利大学读研究生，1957年获博士学位，是享誉世界的美国华裔人文主义地理学大师，在地理学理论、园林建筑、文学、宗教等研究领域都做出过举世瞩目的贡献。他的学术关注人的问题，注重人性、人情，其思想见解发人深省。另著有《逃避主义》《无边的恐惧》等。他一生荣获众多荣誉，包括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古根海姆基金奖、美国地理学会授予的地理学杰出贡献奖等。

    他的归属感到底该来自哪里呢？这好像是一个不容易找到答案的问题。

    《回家记》讲的是一个中国人回家的故事，作者段义孚，大概是世界地理学界里面最知名的华人。他10岁时便随家人离开了中国，而在写这本书之前，他几乎从没回过国，只在15岁从菲律宾去往英国途径上海时，停留了两个星期。而10岁之前，他出生于天津，在有记忆的年岁里则住在重庆，就读重庆南开中学的附属小学。当时他的父亲是做外交官的，家中自是往来无白丁，连周恩来都去过他家，还给家里的小孩子们讲故事、送玩具。离开中国之后的段义孚，直到74岁，才终于回国来看了看，真有一种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意味。他把这趟旅行的经过，就写在了《回家记》这本书里。

    段义孚在地理学界可谓开宗立派的一代宗师。今人所谓的人文主义地理学这支流派，其兴建就和段义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一般人的印象里，地理学似乎是一门相当技术性的学问，但段义孚的著作不一样，他的文字非常漂亮，读起来像散文、像诗歌、像哲学、像历史、像回忆录，像这些不同文类的综合体。他的文字还包含着一种很温暖的沉思，不是教科书里那种冷冰冰的知识点，而是去谈人为什么会对某地恐惧、为什么会想家、为什么会逃离，又或者去探讨为什么某些文化里会生出对崇山峻岭、汪洋大海这类极端自然环境的特别的热爱。他的地理学是这种面貌的地理学。这也是段义孚为什么会同时在地理学界和人文学界都很有名的原因。但这种地理学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太被中国地理学界所重视，直到近年，随着我们的学术界与国际上的交流越来越多，才开始慢慢有人认识到段义孚了。

    相比段义孚的其他著作，《回家记》这本书更加个人化，因为其中讲的是他自己的故事。他怎么想到要回家呢？段义孚说，在离开中国之后，尤其是在过去的十年里，他被反复问起一个问题：您打算什么时候回中国看一看？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问题日趋紧迫，直到74岁那年，他发觉再不回去恐怕就没有机会了。正巧这时他收到国内一场建筑学会议的邀请函，他便趁机回国走了一趟。

    作为一个名满天下的华裔学者，在阔别近60年之后回到自己的出生地，会是什么感受呢？可以看出，此行他虽然只待了两个星期，但给他造成了足够大的冲击，所以他才会将旅行中的种种见闻、经历和思索写成这本书。像他以前的著作一样，这本书既有学术的一面，又有个性化书写的一面，有时你会看到一个很谦逊、很温暖的老人家，带着童真的眼光在看周遭事物。比如他觉得下榻的酒店非常豪华、非常现代，乃至他像个乡巴佬一样找不到电灯开关。每当他从学者的视角转换到游客的视角来写自己出生的这个国度时，便表现出一种陌生化的效果。

    为了说明这本书的价值，我们不妨先了解一下什么叫作人文主义地理学。举个例子，段义孚在一篇中科院演讲稿里提到“隐喻”的概念，这本来是修辞学里的一个术语。他说自然界对人类来说，看上去是危险而纷繁复杂的，于是人类用自己所熟悉的身体各部位来隐喻它。例如将河流注入海洋或湖泊的地方称作“河口”，将大山的底部称作“山脚”。通过这种隐喻的方法，情况就变得好多了，使人们对不熟悉的事物变得熟悉起来。如此一来，复杂的自然界仿佛变得能够被掌握、被亲近，人类才觉得总算驯服了大自然。在这种驯服背后的心态，其实不是对大自然的依恋，而是对它的恐惧。这就是段式人文地理学的一个特点，总是在地理空间与人类丰富的情感和文化之间建立起关系。它是一种充满了人性色彩与意义的地理学。

    回头再看这本书，段义孚已经几十年没有回过中国，甚至连中文都荒疏了，此刻他重新踏上自己的出生地是什么感受？他一下飞机最受触动的是，看到整个机场都是华人面孔，耳边听到的都是中文——段义孚叫它“北京官话”，这是他几十年来几乎不曾用到的东西。这时段义孚和朱阿兴[1]一起走在机场——朱阿兴是另一位华人地理学家，段义孚的晚辈同事——他忽然意识到：

    的确是官话！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不会让我和朱阿兴成为一对操着英文的奇怪人士，那是我们在威斯康星时才该用到的语言。朱阿兴肯定是吃了一惊，他可能从来都没有听我说过中文。我们沿着机场的走廊一路走着，用母语聊着天，但是我立刻就发现我们用了不同形式的第二人称。我很自然地用了我所熟悉的“你”来称呼他，因为毕竟我们已经相识多年；但他用的是更正式、更礼貌的“您”。我马上就想到了我俩之间巨大的年龄差异和社会行为状态上的不同：一个是美国式的随随便便，一个是中国式的彬彬有礼。

    从这段描写就能看出段义孚的写作特点，他的观察力、想象力以及同理的能力时刻在发挥作用，让他能够注意到周边的很多细微之处。这在他此后两星期回家之旅中一以贯之，并且伴随着他的很多思考。

    比如他经常能体会到来自中国的同行、学生甚至是普通人的友善，这让他非常感动，并试着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上寻找原因。他说他去一所高校演讲，下面几百名学生掌声雷动，仿佛在欢迎摇滚巨星一样，这是他在美国从来没享受过的礼遇。他就想，是不是过了这么久，中国文化里尊师重道的传统还在？他又发现在很多宾馆和饭店里，只要朱阿兴想让别人为他提供特殊关照，就会说“这位老先生可是一位学者”，居然屡屡奏效。这句话的灵验程度，就好像在美国被人介绍是肯德基的总裁一样。他还不断受到年轻同行和学子无微不至的照顾，就好奇中国人是怎么学会这些礼节的？这是否表示中国过去的美好传统还在呢？当他要和学生们分别时，他感到依依不舍，他说：

    一直到我回到麦迪逊以后的两个多月，我还几乎天天能想起他们。但是，尽管我努力地去记住他们的形象，色彩仍然是一点点地在褪去。如今我的希望都寄托在那些和他们一起照的相片里。我打算把那些照片都贴在我的电冰箱上。

    在照相技术发明以前，人们是如何留下对彼此的回忆呢？中国诗歌里到处都是这样的感怀伤逝之词。想一想在迈入现代化之前的中国，当你最亲密的朋友与你道过别之后，转身上马疾驰而去，而他的音容笑貌瞬间消失于无形，除非等到若干年后重逢之时而不可求，那种感觉真是怪怪的。

    这本书里还有很多介乎异国人与本国人视角之间的对中国的观察。例如中国人为什么要在包厢里吃饭？中国的洗手间为什么总是很肮脏？段义孚在做种种观察的时候，发现自己一方面作为常人不太能够适应，另一方面又保持着学者的好奇，他还感到作为学者的好奇心被困在游客的身份里面得不到完全施展。当两个星期的回家之旅结束之后，他不得不再次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他的身份问题。这个问题比之前变得更加复杂，更难解答。

    段义孚说过，他作为一个人文主义地理学家，最关心的是空间对人的塑造以及空间与人的互动。他知道为什么一个人会对某地产生依恋，那是因为他整个的人生都是在那个空间里开展的。而他自己在那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中国，所以后来他曾在某次美国长途大巴的旅行中感到，美国像是能带给他家的感觉。然而这次晚年归国，他发现小时候的那些记忆是永远丢不掉的，只不过像碎片一样连缀起来，中间留了太多空白。它们就好像他曾经不屑于看的一些电影，时间跨度太大，空间上的跳跃感也太强。他原本不喜欢这种没有严整叙事的东西，但现在他发现，生活本身就包含着不连续性，也包含着吞噬了无数经历和记忆的黑洞。

    那么，他的归属感到底该来自哪里呢？这好像是一个不容易找到答案的问题。

    （主讲 梁文道）

    注释：

    [1]朱阿兴（1962— ），浙江长兴县人。1983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获学士学位，1994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地理系获博士学位，曾任教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地理系并获终身教授资格。

    【《台湾老兵口述历史》 难以平复的悲伤】

    赵川，资深媒体人，深圳报业集团首批驻台记者。曾荣获国家级新闻奖项特等奖两次，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虽然这支力量随着他们的老去和离逝已经日渐凋零，但他们在两岸关系中确实起过不容忽视的作用。

    我记得有一位西方哲学家说过，虽然每个人的生活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但在历史当中，其实人人有可能变成历史的一个工具，毫无意识地被历史所利用。当我想起这句话时，我会联想到台湾老兵。

    台湾老兵这个群体到底有多少人，他们都有哪些类别？该群体指的是1949年之后抵达台湾的老兵，总数差不多有60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在国共内战时期渡过台湾海峡到台湾的。但还有一部分可能少有人知道，一批是在朝鲜战争当中被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另一批则是在金门炮战[1]时被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些人或被迫或自愿地到了台湾。总共这60万人，从名称来讲到底该算是台湾老兵还是大陆老兵呢？我个人认为他们都是大陆老兵，因为他们来自大陆，只不过由于某些历史或政治的因素，把他们统称为台湾老兵。

    这本《台湾老兵口述历史》的作者赵川，是深圳某报社的记者，他在一次派驻台湾期间利用几个月的时间追寻幸存的台湾老兵，把他们的故事写了下来。其中有些老兵不愿意接受采访，可能因为他们的处境比较凄惨，不愿意被家乡的人看到；而另一些老兵则比较健谈且愿意接受采访。赵川在这本书里以口述记录的方式，记下了这些台湾老兵从青年甚至是少年时期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军队，直到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来到台湾的历史经过。

    在整个中国历史当中，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原因多种多样，比如因为战争或自然灾害，等等。台湾老兵就是战争所导致的人口迁移，他们的人生多数都比较凄惨。而台湾老兵在历史当中起到过什么作用呢？首先在20世纪80年代蒋经国执政的时候，有一批台湾老兵请愿要求回大陆探亲，结果探亲一开放，就使得两岸之间相互封闭的僵局被打破了。后来在台湾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又是一批台湾老兵站出来坚定地支持中国的统一。虽然这支力量随着他们的老去和离逝已经日渐凋零，但他们在两岸关系中确实起过不容忽视的作用。

    在这本书当中，有太多十分感人的历史记录，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一位叫李银生的老兵。李银生出生于山西省，一开始加入了国民党军队，在15岁时因为被八路军“接收”又做了解放军，并参与了国共内战。后来朝鲜战争爆发，他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被派往朝鲜作战，却被美军俘虏。当时摆在志愿军战俘面前的有三条路：第一是被遣返大陆；第二是就地留下，再被转往韩国、日本等地；第三是送到台湾。选择的过程让李银生的内心很受煎熬，他18岁时就加入了共产党，在军队里历任班长，还做过代理排长，被俘后对何去何从感到顾虑重重。

    李银生说自己早在四川作战的时候，听部队上的大学生教导员讲过，共产党将来会实现和苏联一样的政策，兴办集体农场，大家过集体生活，他觉得这种政策并不好。加上他作为志愿军干部，没有战死沙场，却成了战俘，所以他有点担心回到大陆不会有好结果。最后，他选择去台湾，在1954年1月23日这一天，随同一万多名战俘一起被送往了台湾，至此他在战俘营里已经被关押了整整三年。其实他作为军人已经尽力了，战争中他和30名负伤的战友在山上坚守了几天几夜，没有饭吃，又冷又饿。最后实在没力气了，不投降必死无疑，他们出于求生的本能才做了俘虏。但李银生的余生都在为此耿耿于怀，为没能成为解放军战斗英雄而感到耻辱。他说：“早在赴四川作战时，自己还亲手打掉了一名拔腿逃跑的国民党俘虏。现在，自己沦为战俘，其中滋味唯有自知。”

    李银生是从台湾的基隆港[2]登陆的，之后被送到淡水[3]，再转往林口[4]。那一年，他才23岁，从此戏剧般地开始了在台湾大半辈子的生活，他的内心其实是非常煎熬的。我想，很多台湾老兵都像李银生一样，心里的悲伤一直不能得到平复。对他们来说，人生是一个非常悲惨的经历。当然，对两岸、对整个中国来说，这段历史也是非常悲惨的。

    （主讲 杜平）

    注释：

    [1]金门炮战，台湾称八二三炮战，是指1958年8月23日至10月5日之间发生于金门及其周边的一场国共双方的战役。

    [2]基隆港位于台湾岛北端，是台湾北部的海上门户。

    [3]淡水位于现台湾新北市西北沿海，在淡水河的出海口北侧。

    [4]林口现属台湾新北市下辖区。

    【《三人行@1963》 三个同龄人的旅行回忆】

    杨照（中国台湾）：本名李明骏，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候选人。著有长篇小说《吹萨克斯风的革命者》《大爱》《暗巷迷夜》；中短篇小说集《星星的末裔》《黯魂》《独白》《红颜》《往事追忆录》《背过身的瞬间》。另有散文集、文学文化评论集多部。

    马家辉（中国香港）：台湾大学心理学学士，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硕士，威斯康星大学社会学博士，是知名媒体人、主持人、专栏作家、文化评论学者。著有《明暗》《日月》《江湖有事》《爱恋无声》《关于岁月的隐秘情事》《死在这里也不错》《温柔的路途》《暧昧的瞬间》《爱上几个人渣》及李敖研究等。

    胡洪侠（中国大陆）：199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获硕士学位，是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曾任《城市广场》主笔，现为《晶报》总编。著有《微尘与暗香》《书情书色》《书情书色二集》《夜书房》《微书话》等书话集多部，主编《1978—2008私人阅读史》等图书多部。

    同样一个话题，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个性不同，这三个人的心态也各异。

    《三人行@1963》是一本内容比较轻松的书，它的书名也很有意思，用了一个互联网符号——“@”。“@”实际上是为了表明这本书三位作者的一个共通之处，他们都出生于1963年。不过虽是同龄人，三个人的出生地却不同，分别来自中国台湾、香港和大陆。其中杨照出生于台湾，马家辉出生于香港湾仔，胡洪侠出生于河北故城，恰好是分属三地的三位文化人。

    这三位文化人曾同时在一个报纸的文化副刊下发表随笔，每次围绕同一个话题进行书写，构成三人间的对话，有点像文字版的《锵锵三人行》[1]。话题有“出走”“酒吧”“空姐”“海滩”“酒店”“机场”等等，它们都和旅行有关。其中有一个话题特别有意思，叫作“你会环游世界吗？”我们看三位作者分别是怎么说的。

    首先，杨照这么写道：“平日我可以过很紧凑的生活，也不在意仓促赶路赴约。到外地访问时，就算主办方排从早到晚满满的行程，我都可以欣然接受，有时还自己提议缩短吃饭的时间。但那就是工作，那是工作行程，不是旅行。”我同意他的这个主张，我自己也是这么做的。然后杨照接着说：

    关键就在时间的运用，是省着用、小块小块切开来用，还是大块大块挥霍着用。真正旅行时，我通常连相机都不带，就算带来通常也不用。我的经验是想着要照相，考虑照什么不照什么，都会把时间切得片片段段，破坏了悠闲整体的感受。所以通常也都只有工作行程中顺道路过的景点，我才会依照那样的片段时间逻辑，赶忙拿出手机来拍几张留念照。真正的旅行，风光、景点、事与物、人与活动，可以靠足够时间印烙在记忆里。

    环游世界最大的问题在：那是工作还是旅行？如果是旅行，我一定不会去。三万六千公里的交通距离，不管用什么交通工具，都令我想了害怕。如果是工作，那么该去就去，我不会逃避，但既然是工作，关键就在绕地球一圈过程中做了什么，绕地球一圈本身反而没那么重要了。

    这是杨照，他说他害怕所谓的环游世界。

    再看马家辉怎么说，他的看法有些不同，他说：

    中年朋友坐下来吃喝聊天，热门话题之一理所当然是退休计划。有人提供信息，有一种飞机票，大概12万元港币，环游世界，商务舱，但限制是必须于一年之内用完，也只能沿着一个方向往前走，不可以回头飞行。——听来真的像，我年轻时看过的一个台湾电视旅游节目“绕着地球跑”。

    看来马家辉是有点动心了，继而他说：

    前几天在深圳的一场演讲活动里，忽然听见胡洪侠感慨，“家辉，我们都已到了‘前退休期’或‘退休倒数期’了，要想想前路怎么走了”，我乃打从心底冒起认真的退休计划，或该是说，冒起一个退休时间表，三年，最多三年，够了，真的够了。至于退休后要干啥，倒没认真细想，有时间表而没路线图，见步行步，到时候再说。

    因此当我知道地球上有一种东西叫作“环游世界机票”之后，眼睛便亮了。环游世界倒是不错的主意。老了怕累，搭飞机不能不坐商务舱，用12万元港币能够飞遍几洲几城，在某城某地玩累了，在宽敞的商务客位上躺着睡，偷瞄一下空中小姐（人老，心不老！），应可稍稍恢复精神和体力，到了另一城市，下机再玩。暂别香港，一年之后，尽兴而归（如果能够平安归来的话！难说！），再看下一步如何开展。

    马家辉是把环游世界作为退休后的一次休整，虽然他距离退休还早呢！

    而胡洪侠呢？我想是因为经历不同，气质也不同，他的回答和杨、马二人完全不一样。他说环游世界的话题让他想起了小时候，那时常听老师说，你们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然而，那时候，我的眼再‘放’，也只能看见我们村周围那一小片地方。世界没有找过我，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找它。我只是听说，世界是用来供我们改造的，世界是等着我们去解放的，世界是需要我们去征服的，世界是随时准备和我们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

    从这段话就能看出，中国大陆成长起来的这一批“六零后”，与同期在香港、台湾成长起来的一代人非常不同。胡洪侠还说：

    后来，我长大了，世界却变小了。我把户口从“别人的世界”里迁出，我成了“外面的世界”里的新移民，我开始慢慢有了“自己的世界”。今天或许可以这么说：当年，尽管我们也算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然而世界，并不在我们的生活之内。如今的年轻人，动辄就要环游世界，而且也竟然可以做到。然而，当年我却从来没有过环游世界的想法，甚至也不知道还有“环游世界”这回事。现在，乃至今后，我也不再想什么环游不环游的事了：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世界”，先守住它再说。

    这段话言下之意，是等守住自己的小世界之后，再去看外面的大世界。其实对现在的胡洪侠来说，他所生活的小世界与外面的大世界已经没有什么隔阂了，不像他小时候——也是我的童年时代——两个世界之间完全是隔绝的。

    所以你看，同样一个话题，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个性不同，这三个人的心态也各异。而对我来说，童年时就算我想做环游世界之梦，也完全没有条件可去实现。现在虽然有这种可能性，但就像杨照说的，其实还会受到各方面的限制，比如没有充足的时间。

    （主讲 何亮亮）

    注释：

    [1]《锵锵三人行》是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出品的一款著名谈话类节目。

    【《惜别》 悼念母亲】

    止庵，做过医生，当过出版社副总编辑，如今是随笔、传记作家。著有《周作人传》《神奇的现实》《樗下读庄》《老子演义》等。

    死的确可以让我们认识生——与死相比，生是可以触及，可以改变，甚至可以补救的……我们可以尽一己之力做点什么，假如我们想到应该如此的话。

    《惜别》这本书和我有一点点关系。

    说起来时间太快了，四年前，我在深圳碰到这本书的作者止庵，交谈当中谈到他母亲的去世。他母亲是在2010年去世的，这让他很伤心很难过，因为他跟母亲的关系非常密切。止庵家住北京，一直以来，每天晚上他都会陪母亲吃饭，然后陪母亲看电影，比如他们把小津安二郎的片子一部一部地全都看完了。他是非常孝顺的一个人。

    我当时就给了他两个建议，一个是既然那么难过，要不要考虑搬家？因为住在原处的话，难免眼睛里到处是母亲的身影。再一个是建议他把与母亲相处的故事写下来，从那些故事里可以看到，他的母亲是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热爱生命的人。对于前一个建议，止庵拒绝了，原因他在这本书里也说了，他觉得没有必要搬家。他说守在原处看着一个亲人离世，就好像坐在岸边看着潮水慢慢退潮，时间会慢慢改变一个人与死亡的关系。可是对第二个建议，他倒是去做了，把他的种种想法和感受都记录了下来。当然，他可能原本也有这个写作计划，因为他是作家。

    四年过去，他这本写母亲的书出了，就是《惜别》。止庵原名叫王进文，他本来是学医的，做过医生，后来改行去当编辑，也自己搞创作。他对周作人、张爱玲特别有研究，对其他民国时期的作家作品也相当熟悉。他写散文，也写评论，非常博学。他的记忆力非常好，他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他年轻时候一本小说看到中间没看完，几年后翻到中断的页码继续读，完全接得上，所有人物和情节都记得清清楚楚。这太厉害了！他写过很多种不同类型的书，但我猜《惜别》这本他写得最有感觉，因为主要在谈他母亲。可又不只在谈他母亲，也是在谈生命，谈死亡，谈生命与死亡的关系。

    止庵在书里回忆了母亲的生命一步一步走向死亡的过程，里面还引用了很多母亲以前写过的信以及生病之后写的日记。日记里记录了整个生病过程里的感觉，以及死亡带给她生命的启发。

    例如止庵有一个哥哥，在25岁那一年突然离家出走，从此没有回来。可是几十年过去了，母亲还一直在怀念这个儿子，心中有很多不解、很多问号，即使在病中也如此：

    我思念东东，我总想他如活在人世，应该回来看看老母，我已年老，又病重，他本是个细心的人，临走的早晨还给我上了手表的发条，给我擦干净眼镜，给文竹浇了水，一切为我办的事都办了，我还是以为他会回来看我。可是一去三十一年，一点音讯都无。如你不在人世，那你葬在何处，我去哪里为你扫墓，献上一束歉意的花，请你原谅妈妈。可我总不这样想。我为什么患了这么重的病还在等待你的归来，我是这么盼望着，我要对你补偿，我没有照顾好你，你是带着那么多的无望怨愤而离家的。你在哪里？

    再比如，他母亲谈到自己得病时这样说：

    我在天坛医院刚住院不久，梦见我躺在地上，有人往我身上抛土，一铲又一铲，我拼命地翻身，把身上的脏土翻掉，我奋力爬起身来。突然我就醒了，精神大振，我就和护工小马说我要创造奇迹，我一定要创造奇迹，我要加强锻炼，活动我的右半边身体，使我能起来。其实那时我还不知道我因肺腺癌四期扩散到脑子里，才使我右半边身体不能动了，我得了痼疾。

    还有一段日记说：

    过去我总认为我是个开朗的人，有烦恼之事出外走走，花点钱就过去了，不会得癌症，没想到还是得了。

    我总觉得自己做的是个噩梦，梦见我得了恶疾，而醒来这都是假的。我真是不相信我会得这种病，我一直想会不会是医院诊断错了，我老是想不通为什么。

    从文字里能看出，他母亲的生命力是很强的。

    这本书让我也联想起其他一些同样写死亡的书。比如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1]去世之后，她的儿子也写了回忆录，里面讲到他母亲被称为“美国最聪明的女人”，而她在癌症病情非常严重的时候，也不相信自己会得这种病，不相信自己会死亡。还有一位英国的思想家、文学家C.S.刘易斯[2]，有一本悼念爱妻的书，书名翻译成中文很感人，叫作《卿卿如晤》。刘易斯说，他本来是有宗教信仰的，但妻子的离世让他开始怀疑宗教。他不禁会问：假如神爱我和我的妻子，怎么会让这种事发生呢？

    所以通过亲人的死亡，我们往往能够从新的角度来理解生命。就比如止庵在这本书里的领悟：

    死的确可以让我们认识生——与死相比，生是可以触及，可以改变，甚至可以补救的……我们可以尽一己之力做点什么，假如我们想到应该如此的话。

    死亡所带来的痛苦原来来自于彼此之间死亡的次序。这里，关键不是谁比谁活得更长，而是谁比谁死得更早。

    这两段话我读了之后特别有触动。

    总之，这本书不仅让我们看到止庵个人的生活经历，也让我们能够更了解生命，更热爱生命。

    （主讲 马家辉）

    注释：

    [1]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美国文学家、艺术评论家，著有《反对阐释》《激进意志的风格》《论摄影》等。

    [2]C.S.刘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1898—1963），英国作家，著有系列小说《纳尼亚传奇》等。

    【《小艾，爸爸特别特别地想你！》 最温柔的思念】

    丁午（1931—2011），祖籍贵州遵义，现代著名漫画家。1952年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任《中国青年报》美术编辑；1979年调职人民美术出版社，任编审、儿童美术编辑室主任，不久后开始主编国内第一家儿童漫画类刊物——《儿童漫画》。

    悲苦的感受他都不谈，在他的画笔和文字之下，干校生活被描述得简直像田园牧歌一般。

    我大概是感情相当冷漠的一个人，所以我很少在看书、看电影、听音乐的时候会感动得要流泪。我是个不怎么哭的人。但是有一本书，我翻看几页之后便不忍卒读，因为觉得再看下去眼眶就会发热。可是隔一会儿，又忍不住打开来看。这本书，就是《小艾，爸爸特别特别地想你》。

    为什么它让我这么感动呢？是因为它讲了一个什么故事，情节的催泪程度要胜过韩剧吗？不是的。恰恰相反，它里面几乎没有情节，而是一位父亲写给女儿的家书。书的作者丁午先生，相信很多人对他都不陌生，他是中国的“漫画大王”。我猜没有哪个“八零后”没看过他画的漫画和他编的漫画杂志，乃至他引进的外国漫画，例如《樱桃小丸子》《机器猫》等。

    丁午先生在1969年的时候，曾被下放到河南黄湖干校。在此后的四年里，他给女儿小艾寄去了一封又一封的家书，并且在书信里画了大量的漫画。因为当时小艾才8岁，认字不多，而丁午先生是漫画家，所以顺理成章地用了边写边画的方式给女儿写信。2011年丁午先生去世后，他的儿子丁栋在帮他整理遗物时发现了这批家书，它们总共有61封，配有277幅漫画，写于1969年5月至1972年8月之间。

    这些信被整理成书后，为什么书名叫作《小艾，爸爸特别特别地想你》呢？那是因为它们几乎都是以“亲爱的小艾，爸爸特别特别地想你”开头的。偶尔，也会出现这样的句子：“爸爸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想你了”，足有10个“太”字。

    这本书的设计编排很值得称赞，它把所有家书以拍照的形式原貌呈现，所以能看到丁午先生的字迹，还有字旁边配着的那些漫画。只有像这样去看信的原件，你才能感受到一个漫画家笔下文字与图画之间巧妙的配合。也许你会觉得丁午先生的字迹不如铅字印刷那么容易辨认，假如有些地方看不清，书的最后附有信件的文本供你查阅。

    当然，相比字和画来讲，更重要的是内容。丁午先生和女儿都说了些什么呢？他怎样向女儿描述他的生活呢？我举一例，在这本书的第二封信里，丁午画了一把镰刀，并且写道：

    现在已经开始割麦子了（让妈妈告诉你什么叫割麦子），爸爸最喜欢割麦子，累是累，可是挺好玩！

    有时割着割着，前面飞起一只野鸡，那再往前走，就能找到七八个野鸡蛋。

    昨天爸爸还吃了一只野鸡蛋，和鸡蛋一样好吃！

    后面又说：

    爸爸现在晒得特别黑，只有牙是白的，你看见一定不认得我了，以为是黑人来了！

    爸爸身体很好，每天劳动完了，别人睡午觉，爸爸就和沈培叔叔去游泳，一点都不怕累！

    在字的旁边，他画了一个很健壮的黑人模样的人，戴着一顶毡帽。

    你可能会问，这哪里感人呢？我们不妨再看一封信，丁午写他生病了——

    爸爸病了！

    爸爸得了疟疾。疟疾是因为有一种蚊子在咬爸爸的时候，把一种小极了的小虫子叫疟原菌的，留给了爸爸。这种小虫子在爸爸的肉里面一闹，爸爸就病了。病的时候一会冷得发抖，一会热得要命，发烧39℃，一发就是六个钟头，特别难受！

    好多阿姨、叔叔对爸爸特别好，给爸爸送来好多好吃的东西，送给爸爸的鸡蛋还是热的呢！在爸爸发烧的时候有人给爸爸送来了扇子。

    你说这些阿姨叔叔好吗？你也要这样做，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帮助人家！

    这最后一句话，在其他信里还能看到。比如丁午不会缝被子，他告诉女儿，这时一些阿姨来了，帮他缝好被子，他就不会冷了。然后他对女儿说：“你说阿姨们好吗？你也要学习阿姨们，多帮助别人做事，你说对吗？你愿意帮助别人吗？”

    其实这些话都很寻常、很简单，好像没什么了不起的。但你想想它们背后是怎样的处境？丁午的信里面不断提到自己在做各种劳动，他养鸡、养猪、杀猪、烧砖、砌砖、做木工、盖房子，还煮蛇汤，几乎样样都会做。他偶尔才会说一下自己要开会，但从来不提开的是什么会。他有一次让女儿转告家人，说他晚上要搞运动，但也不解释是怎么回事。你想想这些是什么？是干校生活。而他在对女儿描述干校种种的时候，每次却都说那很好玩。又例如一封信里说：

    小艾，我最亲爱的女儿：

    爸爸特别特别地想你！你知道吗？

    爸爸收到你自己写、自己寄来的信高兴极了！

    你说爸爸老不给你写信，可是你知道，爸爸现在忙极了，每天天不亮就上工了，晚上天黑了才回家吃饭，吃了饭就开会，开到很晚，马上就得睡觉了，要不然就起不来床了。

    我们是十天放假一天，可放假的那一天也总有事情要做，连洗（衣）服的时间都没有，又忙又累，可是爸爸是不怕的！

    看到这里你有没有意识到，相比其他同样写干校的书，这本书有没有什么不同？我们读过杨绛的《洗澡》，读过季羡林的《牛棚杂忆》等等作品，但你有没有听过哪位作家描述干校经验是好玩的呢？我只看过一次，就是在丁午的这本书里。他不断地告诉女儿又有什么事好玩极了，哪怕那件事听起来并不好玩。例如他有一次因公受伤，手上扎满了针灸，他画给女儿看，还说：“爸爸手还没有好，差不多每天都扎针，手上扎上好几根针，好像一个刺猬。你说好玩吗？”又有另一封信里说：

    有一天爸爸的眼睛只剩一只了。可是到了晚上，又变成了两只。这是怎么回事呢？

    爸爸正在劳动，大洪在搬木头，大极了的大木头。

    后来，大洪把大木头一扔，正扔在一把锯上，这把锯就起来了，飞到了爸爸的眼睛上，后来……后来……

    后来，爸爸的眼睛就包起来了，所以就剩下了一只。后来又好了，就又变成了两只。

    这好像也在讲一个有趣的故事。

    我们常说一部文艺作品感人，是因为它很真诚，它的作者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的情感。但到底什么是真诚呢？从哪个层面上来定义真诚呢？当丁午以“好玩”来形容干校生活的时候，他真诚吗？他真觉得干校的日子很愉快吗？他写的那些劳动都不累吗？他们开会、搞运动，开的是什么会？不就是批斗会吗？那好玩吗？可是，悲苦的感受他都不谈，在他的画笔和文字之下，干校生活被描述得简直像田园牧歌一般。

    他是一个想女儿想疯了的爸爸，不断地告诉女儿他是多么多么地想她。他写信回忆过年回家时如何和小艾玩儿，把那些都画出来寄给女儿。他问女儿怎么老不给他写信，后来小艾大概回信向他道歉了，他就赶紧一遍又一遍地强调说：“你不写信来爸爸一点都不生气，爸爸永远都不会生你的气！永远都不会！永远都不会！永远都不会！”他这么想念女儿，当他在干校忙到顾不上给女儿写信时，他能开心吗？

    所以从事实层面讲，你可以怀疑这本书的真实性。但是换一个角度看，他是因为不想让女儿担心，想让她高兴，才将生活的劳苦转化为有趣的一面给女儿看。慢慢地，他可能也会习惯从女儿的视角去看他的生活，由于有了这双眼睛，说不定现实中的干校生活也变得可堪忍受了。

    最后再看一封极为感人的信，丁午先生在信中说：

    亲爱的孩子：

    爸爸特别特别地想你！

    那天爸爸一下子收到了你的两封信，可真高兴极了！

    等爸爸打开信封，看到了小艾的照片之后，就更加高兴了！

    你真的长大了，爸爸都快不认识你了！又快有一年没有看见你了！

    好多同志都说小艾越长越像爸爸了，你说是吗？

    爸爸把小艾的照片看了许多次。收到信封里，又拿了出来，又收到信封里，又再拿出来……

    后来灯灭了（我们这里每天十一点钟灭灯，跟北京不一样），爸爸还想看，就划了一根火柴看小艾。一根火柴灭了，就又划一根……

    配合这封信有两幅漫画，都是画他自己。一幅是他双手各举起一封信，高兴得不得了。另一幅是他坐在床上，借着火柴的亮光看小艾的照片。丁午很少在画他自己的时候，是不带笑容或不高兴的，但这时的画面上，他虽然还在笑，眼角却有一颗泪滴。

    （主讲 梁文道）

    【《乱时候，穷时候》 最朴素的书写】

    姜淑梅，1937年生于山东省巨野县，1960年跑“盲流”至黑龙江省安达市，做了20多年家属工。早年读过几天书，忘得差不多了。1997年开始认字，2012年开始写作。2013年4月起，部分文字刊于《读库1302》《读库1304》，并陆续刊于《北方文学》《新青年》等。《乱时候，穷时候》为其首部作品集。

    她以素人书写扰乱了文字秩序。

    有一本书出版之后，竟引得很多人奔走相告，说它是个奇书。这是因为写书的作者是个奇人。它就是姜淑梅写的《乱时候，穷时候》。为什么说作者是个奇人呢？看一下作者介绍你就知道了，是这么写的：“姜淑梅，1937年生于山东省巨野县，1960年跑‘盲流’至黑龙江省安达市，做了20多年家属工。早年读过几天书，忘得差不多了。1997年开始认字，2012年开始写作……本书为其首部作品集。”

    原来作者是一位老太太，到60岁时几乎还是文盲，才刚开始识字；然后75岁学习写作，一年之后就出版了这本书。这样的一本书，有点像什么呢？它有点类似素人绘画。所谓素人绘画，就是指没有接受过专业美术训练的人，凭着某种天赋或自学而掌握了绘画，其画作可能没有什么章法，却别有一番风味。同样道理，我们可以说存在一种素人书写。那是一些没有经过正式写作训练、也没认真想过要当作家的人，忽然拿起笔来，就把想写的东西写成了。

    在今天，素人书写其实到处可见，因为人人可以写博客、写微博。而姜淑梅更为独特的地方在于，她原本是一个文盲。在这本书的序言里，有一篇是她女儿艾苓写的，回顾了母亲学认字、学写作的过程。艾苓也是一位作家，当年她在鲁迅文学院作家班读书的时候，她的母亲去学校看过她，还到教室里旁听过课，并且喜欢听女儿和同学、朋友之间的交谈，听完还高兴地说：“俺就是喜欢听有文化的人说话，人家说的话就是有道理。”而那时，姜淑梅还不识字。后来艾苓鼓励母亲认字，她坚持学了下来，慢慢地能够看书了，戴着老花镜看完了《一千零一夜》。再之后，艾苓又鼓励母亲写东西，她歪歪扭扭地写了十天，一开始连笔画都写不直，到最后却觉得惊喜：“做梦也想不到，俺会写字了，会写的字越来越多。”

    姜淑梅是看了她老乡莫言的小说之后，才有了写作冲动的。莫言小说里一个很重要的特色，是在乡土当中渗入了一种魔幻感，这种魔幻感使整个故事看起来难以置信，可是字字句句分开看又很真实。姜淑梅看了便说，我们山东有很多这种故事，我也能写。于是，她就写成了这本书。

    书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乱时候”，一部分是“穷时候”。乱时候指的是1949年之前天下大乱的时期，军阀混战、日本侵华、国共内战相继上演，此外民间还流窜着许多土匪、流氓、山寨王，说抢就抢说杀就杀。穷时候则是现代很多中国人共有的经历了。这本书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正如王小妮在另一篇序里所言，它是一种民间记录。

    民间记录不同于通常学者、作家的书写，后者作为知识分子，总是带着一套观念框架来看待历史。而我觉得，民间故事本身就具有一种令人难忘的力量。比如我们看这本书的第一篇《胡子攻打百时屯》，里面讲在1919年的时候有四五百个胡子来抢杀百时屯，村民和他们打仗打了七天七夜之后，才终于请来正规军把他们打跑了。然后姜淑梅这样写道：

    雨不下了，白老鼠、猫头鹰一个也不见了，太平了，俺娘说：“这个月子过得心提溜着，今天可得好好吃点儿饭。”

    做好了饭才想吃，二大爷拿着一个血淋淋的东西回来了，二大爷说：“这个胡子活着，俺给他一刀，用脚一踹，心就出来了。这才是活人心，俺吃了它！”

    这顿饭，俺娘一口都没吃。

    故事到这里便结束了，你想想看这是怎样一种骇人的场景。继续往下读，假如你对过去中国的农村印象模糊，或有着过分浪漫想象的话，它会刷新你的认识。例如接下来的一篇《点天灯》，讲了一个把女儿嫁给儿子的故事：

    家里有个女儿没嫁人，十八岁，老婆子想把女儿嫁给儿子。

    从前的女孩不念书，多数女孩都听娘的。到了天黑，老婆子就叫女儿钻到她哥的被窝里，哥俩成了夫妻，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老头看出来了，劝两个孩子：“你找你的媳妇，你找你的婆家，咱中国没这样的，你们这样太丢人了。”

    两个孩子不听爹的，就听娘的，爹就骂他们牲口，骂老婆子不是人。老头总骂，把他们骂烦了，赶上连阴天，他们把老头灌醉，整死了。

    老头有个干闺女，听说干爹死了，哭着来了。

    干闺女问：“俺爹啥病死的？”

    老婆子哭着说：“急病。外边下着大雨，你弟弟去请先生。先生不在家，你弟弟回到家，他就死了。”

    干闺女跪在干爹的棺材前，哭得鼻涕一把泪两行的。她去门后擤鼻涕，看见门后有把剪子，用手去摸黏糊糊的，拔出来看，上面全是血。趁那三口人都不在，干闺女查找干爹的伤口，扒开脖子看见一个血窟窿。

    姜淑梅这样讲故事有种什么效果呢？可以这么说，她以素人书写扰乱了文字秩序。什么是文字秩序？就是指写作的方法和原则，写作有一套大概的习规。但凡专业作家或长时间练习写作的人，都会有某些共通的东西，尽管他们也有各自的文字风格。而姜淑梅不同，作为一个刚学认字便进入写作的人，我们可以看到她是如何将文字之前的那些故事带进文字秩序的。

    王小妮称姜淑梅是一个“讲故事的人”。什么是“讲故事的人”？德国思想家本雅明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就叫作《讲故事的人》[1]，他说在小说家出现之前，欧洲就存在很多讲故事的人，他们可能是吟游诗人，也可能是乡野的一个老人家在给孩子们讲故事。这类人的特点是，他们的故事里没有刻意要给出什么教训或意义，而是本身就蕴含着某种启示。有时是灵光一闪，有时像神秘的回声，总之你很难简洁明了地去归纳出其中的意义。

    在姜淑梅的这本书里面，就能看到大量这种写法，换成别的成熟的作家就不会这么写。例如有一篇叫《刘克七的人》，这个刘克七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土匪，故事讲他和他的手下如何杀人如麻、作恶多端。故事的最后交待刘克七的身份：

    这个刘克七到底是啥人，俺问三哥，问叔伯嫂子，他们都说不清。俺托在巨野工作的外甥女打听，她跟俺说：“县志上找不到刘克七，倒是有个刘黑七，是巨野的土匪，有一伙人。日本人打进来以后，他打过日本人。”

    这听起来很奇特对不对？一个土匪之前肆虐百姓到了那种残暴的地步，结果日本人来了之后他抗日，那他是不是就变成爱国英雄了呢？换了别的作家，很可能在这上面做文章。但姜淑梅怎么收尾的呢？她说：“可能当年俺听错了，刘克七就是这个刘黑七。”你是不是觉得好像有点什么含义在里面？可是你又说不出来。

    《扫荡》这篇就更奇妙了。先写日本鬼子如何隔三岔五就来扫荡一下百时屯，抢东西、抢女人，到故事快结束时忽然讲了一个当地的小庙：

    巨野县北关里城墙根，原来有个小庙，小鬼子在的时候盖的。据说，有个日本军官太太死了，军官舍不得埋，尸体用了防腐药，就放在小庙里。每隔一段时间，这个军官就到小庙看看。

    这个庙是日本人盖的，可见不是中国人的庙了，供的也不见得是中国的民间信仰。而且里面还放了一个日本军官太太的尸体，真够诡异的。接下来又讲：

    日本倒台子后，军官太太的尸体被扔出去埋了，庙里挂了张画像，变成奶奶庙。

    这个奶奶庙是怎么回事？挂的画像是谁的？没有解释。不解释，就是民间故事的特点。故事最后讲：

    俺看见庙里摆着一双双小花鞋，好看得很，不知啥意思，俺也想做一双送去。做了几回，做得都不好看，就没送。

    这个结尾有点莫名其妙，简直有点魔幻、超现实的味道，但就在一个非常写实的语境下出现了。这使得其中有一种充满神秘感的力量。

    又例如《闹黄皮子》这个故事，也有浓郁的神秘色彩。故事发生时，作者和丈夫为逃荒带着孩子跑到了东北，在一个叫安达的地方住了下来，她给砖厂打工。后来有一阵子，家里的三个小孩总是轮班哭闹，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有人说是在闹黄皮子，“这屋里吊死过一个老头，他死了以后，屋里好几年没住人，黄皮子八成在这儿做窝了。你们来了，人家得搬家另住，不闹你们闹谁？”后面又讲：

    （有一天）天又黑了，丈夫上夜班，三个孩子又轮流哭。轮到二儿子哭，俺说：“俺怕你了，知道你神通广大。俺逃荒逃到这儿不容易，求求你，你走吧。”

    儿子止住哭声，小手扒开被头，双手一合说：“不走。”

    他那时刚一岁，白天不会说话，黑天冷不丁说“不走”，俺的脊梁骨刷地就凉了，头发奓撒起来，不知道怀里抱的还是不是孩子，都不想要他了。

    想象一下那个场景，你能感到这个受惊吓的反应是很真实的。可要说“不知道怀里抱的还是不是孩子，都不想要他了”，又有点真实到不真实的地步了。

    我想，在文字秩序出现之前，就该是一个万事都不确定、万物还没有名字的世界，现实与超现实、真实与虚幻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当姜淑梅带着这样的背景进入文字秩序，就把那个不确定的世界混入到我们所熟悉的安稳的文字世界里了。

    （主讲 梁文道）

    注释：

    [1]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有“欧洲最后一名知识分子”的称号。《讲故事的人》被收入《启迪：本雅明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 少年夫妻老来伴】

    饶平如，1922年出生，祖籍江西抚州南城县，黄埔军校第十八期学员。参加过抗战，又参加过内战，后来做过编辑、美编，在《大众医学》杂志工作。在老伴毛美棠去世后，他每天笔耕不辍，手绘了18本画册，记述了他与美棠从初识到相处的近六十年时光。

    这种感情我们今天叫它亲情，不叫爱情，但它仿佛比浪漫的爱情还要伟大。

    《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这本书，本来不需要做介绍，因为它卖得很火，已经太多人知道它了。而且大家都看得出来，作者饶平如笔下的画以及文字，是多么感人和真诚，所以其实无须多谈了。但我仍想把它放在素人书写的这个脉络之下再来说说。

    素人书写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作者并非专业作家，他们在创作的时候也很少想到要发表，往往只是为了自娱自乐。除自娱自乐之外，其他一些理由也可能激发他们创作，比如这位饶平如老先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2008年，饶平如因老伴毛美棠去世，难过至极无以排遣，于是他决定拿起画笔，把两人相伴的一生通过绘画的方式重走一遍，同时也写下了讲解这些画面的故事。他说这样一来，仿佛老伴就还跟他在一起，他靠着这些记忆，才能继续生活下去。

    从书中可以得知，饶平如和毛美棠是在1946年由双方父母做主订婚的，1948年正式结婚。他们一生都相互恩爱，不离不弃。饶平如曾因为参加过国民党军队，被认为身份不好送去劳教，那时有人劝说毛美棠和丈夫划清界限，她却不肯。反之饶平如呢？他太太几十年来经常笑骂他，有时似有点无理取闹，但他总是笑眯眯地听从太太的一切吩咐。他们之间是典型中国旧时代的包办婚姻——那年头不太讲究自由恋爱，却不知为何会日久生情。这种感情我们今天叫它亲情，不叫爱情，但它仿佛比浪漫的爱情还要伟大。

    饶平如出生于书香门第，虽有一些小时候学书画的底子，但毕竟没有受过专业的绘画训练，也没想过要成为一个专业作家。他之所以在几十年后重拾画笔，一是因为思念老伴美棠，二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充满趣味的人。从这本书里你可以发现，他在参加劳教的时候，会把一些英语词句抄写在小纸条上随身携带，一有劳动间歇便拿出来朗读，当作一种乐趣。他还借了一把小提琴来学，怕影响别人休息，平时就用一块长方形木板画出琴弦和琴格，练习指法。后来他退休有了时间，就买来画笔颜料学画画，却还经常被美棠取笑。

    他书里的这些画，有点像丰子恺的画风，似乎比丰子恺又多了一分稚嫩。因为他总在用画面去说明一件事情，结果变得有点像图解，不过也是相当可爱。

    比如他讲到小时候妈妈怎么教他洗脸：

    我大概在10岁左右开始学习自己洗脸。我顾名思义，把脸洗好，放下毛巾，就想走。妈妈不允许，要我把“耳朵背、后颈窝”这两个部位洗干净才能走。她还教我拧干毛巾的手法：男子应该右手在上，左手在下，顺时针方向；女子则反之。如果男子用女子的手法，别人要笑你的。

    然后他用图画来图解男女拧毛巾的不同，非常生动有趣。

    又比如他画自己和美棠一起去看电影，里面的故事是：

    我的视力很好，美棠则是近视。我们去看电影，如果坐在中间排或者后排，美棠就看不清楚。结果坐在前排……时间长了，我终于也成了近视眼。这样一来，我终于和美棠同步了。

    在书的最后，饶平如回忆了美棠离世前的那段岁月。她那时病得很厉害，甚至常常有些犯糊涂。其中写到买马蹄糕这件事：

    一天晚上，美棠突然说她想吃杏花楼的马蹄小蛋糕。家附近没有，我就骑车去更远的地方买。赶到店里已经很晚，幸好还能买到马蹄蛋糕。可等我终于把蛋糕送到她枕边时，她又不吃了。我那时年已八十七，儿女们得知此事无不责怪我不该夜里骑车出去，明知其时母亲说话已经糊涂。可我总是不能习惯，她嘱我做的事我竟不能依她。

    给这段文字画的插图是一个夜晚，有一弯新月挂在杏花楼的檐角，饶平如手提着一袋马蹄糕从店里走出来。

    正如我们看到的，这本书满纸真情。而作品中的真情，就取决于作者本身是这样的人。在柴静为这本书写的序里面，讲到一件小事：

    饶先生说上个月有天在院中看到二十公分长一个黑的东西，是有人丢的骨头，几百只蚂蚁围住啃。他说：“像我从前，扫掉倒了算了，这次觉得，我的力量比它大，我要扫就扫，不扫就不扫，它对我也没妨碍，何必？我不去动它，我进屋，不动它。”

    ……

    “第二天，我再到院子一看，这个骨头变成白色的了。原来蚂蚁把它外面的这些肉隙都吃得干干净净，就剩下骨头，蚂蚁也没有了，这个是我想不到的。”

    ……

    “它是生命，我也是生命。为什么我有能力，我有权，我要它死？我一踩，它就死了，但又何必呢？它对我没有影响。它也是生命，它也要生活。”

    有这样想法的人，当然是好人。

    （主讲 梁文道）

    【《奇石：来自东西方的报道》 故事的捕手】

    何伟，原名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成长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哥伦比亚市，在普林斯顿大学主修英文和写作，并取得牛津大学英语文学硕士学位。曾任《纽约客》驻北京记者，以及《国家地理》杂志等媒体的撰稿人，数度获得美国最佳旅游写作奖。代表作有被称为“中国纪实三部曲”的《江城》《寻路中国》《甲骨文》。其本人被《华尔街日报》赞为“关注现代中国的最具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

    为什么他总有那么多故事？因为他有足够的耐心，知道什么时候要去等待最精彩的东西出现。

    在所有关于旅行的书里面，何伟的作品非常与众不同。打个比方来说，他不光希望在经过河流的时候伸一下脚，还希望能够潜进去探一下河底有多少礁石，以及河水的流速等。他想搞清楚很多问题。因此他在旅行当中留下的文学记录就非常不一样了。

    何伟曾经是美国《纽约客》杂志驻中国记者，在中国前前后后停留过很久。他已经出过三本关于中国的书，分别是《江城》《寻路中国》《甲骨文》，都有中文版。这本《奇石》是他的第四本被翻译成中文的书，是对诸多地方的游记或观察报道的合集，里面不仅包括中国，还包括美国西部、日本、尼泊尔、埃及等地。

    《奇石》是书中收录的一篇文章，也被拿来做了书名。何伟用“奇石”这个词来比喻中国，他说中国就像一块奇特的石头，不同人从不同角度看，会看到不同的样子。不过我个人认为，《奇石》并不算这本书里特别突出的一篇，它有着何伟惯常的幽默笔法，但它不能反映出故事之外更多的问题。它讲的是何伟与一个美国旅伴在河北境内遭遇欺诈的奇特经历。起先，他们出于好奇进入到一家卖奇石的店，没想到这家店设下陷阱，故意叫他们打碎一件假玉器，然后让他们赔。后来他们为脱身赔了点钱，便赶忙落荒而逃，等他们来到一家小吃店坐下，刚想定定神，老板娘递上的名片却又吓了他们一跳，因为名片上竟暗示她和美国国务院有关联。何伟幽默地写道：

    名片的一面印着中文，另一面印着英文：

    美利坚合众资源有限公司 中国办事处副主任 金柳芳

    上面烫金印着美国的总统徽章，粗劣不堪。除了那只鹰，这个徽章跟美国的正宗原版大致相仿：张家口的这只鹰比它的美国同类胖了不少。它的翅膀臃肿，脖子粗大，双腿肥得像鼓槌。即便放下盾牌和箭头，我还是怀疑这鸟能不能飞起来。名片的一角印着几个小字：

    名誉主席 杰罗德·R.福特总统

    除了《奇石》之外，书里还有很多篇关于中国的故事，我觉得最好看的是《胡同情缘》。何伟本人在不同场合的读书会上也经常念到这篇文章，因为它实在是太好玩了。它写的是距紫禁城以北一英里远的一条胡同里的生活见闻，何伟曾在那里住过。当时他的公寓位于一条小巷的尽头，那条巷子叫“小菊儿胡同”，连接着更宽阔的“菊儿胡同”。

    菊儿胡同有着典型的胡同生活，左邻右舍住着很多人。他们常常聚在一起下棋，还喝酒、打牌，甚至在胡同的公共厕所前面开了一个“WC俱乐部”，定期举行烧烤晚会，架起电视一起观看2002年的足球世界杯直播。这里的人似乎谁和谁都认识，相互之间也没什么隐私。而作为一个美国人，何伟觉得这种人际关系挺有意思的，他感到里面有一种亲切。

    其中有一个老杨，他是修自行车的，居然张罗着给何伟找对象。他告诉何伟，对方姑娘的条件是“大学学历，一米六三”。接下来你会看到何伟对中国的熟悉程度，他说：“就中国的女性而言，一米六是个神奇的数字——招工简章和相亲广告上经常能看见这个数字。”后来何伟为了照顾老杨的面子就去相亲了，因为老杨说他已经答应了撮合这次相亲的媒婆。在相亲现场，媒婆自称“彭老师”，好像是专做相亲生意的。她以为何伟是意大利人，并说是老杨这么告诉她的。何伟就很纳闷，他说：“我的祖母是意大利人。但我觉得老杨并不知道这一点。”

    这场相亲当然没能成功，何伟和那个姑娘之间并没有多少共同语言。而当他再次见到老杨时，他向老杨问起国籍的事情，老杨的反应是耸了耸肩，说何伟曾经提过自己的外祖母是意大利后裔。然后何伟写道：“我对这样的谈话毫无记忆，不过总算学到了一条十分宝贵的胡同教训：永远不要低估自行车修理工能知道多少事情。”

    何伟辛辣幽默的笔风有时还会转换为其他不同的风格。有一次，在菊儿胡同已经开始慢慢拆迁时，何伟陪着一位已经迁走的胡同居民回故地又走了一遭。此人叫王肇新，绰号“王老善”，生于斯，长于斯。何伟这样写道：

    随后我们来到了一栋没有任何特征的三层楼房跟前，他自1969年以来就居住在里面。这栋楼算不上历史建筑，所以被批准拆除了。电和暖气都已经切断；我们顺着楼梯进入了一条废弃的廊道。“这是我刚结婚时住过的房间，”他站在一道门前说道。“1987年。”

    他的弟弟在那一年失去了手臂。我们顺着走廊往前，来到了王肇新和他的妻子、女儿、父亲和弟弟前不久还在居住的房间。女孩画的图画还挂在墙面上：一匹马、一个祝福“圣诞快乐”的英文句子。“这里原来是电视，”他说道。“我父亲睡那儿。我弟弟也睡那儿。”

    自此以后，这一家人就分居了。父亲和弟弟现在居住在城北的一条胡同；王老善和他的妻子、女儿借用了一位不在城里居住的亲戚的房子。作为被拆迁楼房的补贴，王老善在靠近鼓楼的一栋破旧楼房里分到了一个小间。他打算在春天到来时装修一下。

    这段文字当中就呈现出一种非常温柔又非常悲悯的语调。

    我在埃及遇到过何伟本人，他其实是一个话不多的人，但你能感到他时时刻刻在专注地观察着周围。他向我提到一件很有趣的事，他说在美国，似乎他的读者群是一个固定年代出生的人，随着岁月流逝他们的年龄越来越大；而他的中国读者群人数却在不断增长，而且老中青三代都有。我自己也发现有许多国内的年轻人喜欢读何伟的书，似乎中国的年轻人很希望了解自己的国家到底是什么样子，她又是如何被外部世界看待的。这种好奇心在中国一直没有泯灭。

    在这本书里，何伟还写了中国之外的一些旅行，例如埃及。他记录了埃及2011年的革命运动。我自己虽然也经历了这场变革，但我没想到文章还可以像何伟那样写。他并没有写广场上的一些大人物或大规模的抗议场面，而是把观察范围限定在广场的一座清真寺里，写作的切入点居然是有人在偷手机。然后他描写了这座清真寺里的人如何时而与主流的抗议活动合拍，时而又陷入无人领头、不知所措的境地。他的整个观察带给人一种更具贴近感的视角。

    还有一篇讲中国丹东的文章也很有趣。丹东是中国最临近朝鲜的一个地方，而何伟写了自己在此地一段非常神奇的经历：他如何被人偷了钱，以及最后如何发现偷钱的人到底是谁。我留点悬念请大家自己去看这篇文章，而我最想说的是，丹东我也去过，但我只待了一两天，何伟却在那个地方待了整整一个星期。这让我明白为什么他总有那么多故事，因为他有足够的耐心，知道什么时候要去等待最精彩的东西出现。

    （主讲 周轶君）

    【《狐狸庵食道乐》 一位严肃作家的美食随笔】

    远藤周作，1923年生于东京，在中国大连度过童年，日本庆应大学法文系毕业，别号狐狸庵山人。曾先后获芥川奖、谷崎润一郎奖等多项日本文学大奖，1995年获日本文化勋章。远藤周作在近代日本文学中居承前启后的地位，作品多为探讨人性之作，发人深省。代表作有《母亲》《影子》《丑闻》《海与毒药》《沉默》《武士》《深河》等。

    饱腹归庵。夜，读书。猪儿子迟迟归返。两人促膝聊了许多。

    在今天这个时代，很多严肃作家已经不把散文当作最费心经营的一个文学领域，而把心思主要集中在小说、诗歌或其他的创作形式上。这样一来，他们在散文中就很容易流露出另一种性情，有人甚至说是真性情。例如远藤周作的这本《狐狸庵食道乐》。

    已故的远藤周作是日本赫赫有名的现代作家。他是一个在中国大连度过童年的日本人，后来对日本的战争问题做出过非常深刻的反省，对人性之罪恶有过很深入的挖掘。他还是一个天主教徒，所以他的作品把基督宗教对罪的省思也带进了日本文学的图景里面。

    然而就是如此严肃的一位作家，却另有一个别号，叫“狐狸庵山人”。这别号是怎么来的呢？20世纪60年代远藤周作得过一场大病，为了养病搬到了町田市，那时的町田还不是现代化城市，有很多农园、果园，据说常有狐狸出没，于是他就给自己的住处起名“狐狸庵”，并自号“狐狸庵山人”。

    在日本，远藤周作不仅作为严肃作家广为人知，更以“狐狸庵山人”这个雅号家喻户晓。因为除了写作话题沉重的小说之外，他谈美食的文字在日本也是非常受欢迎的，就比如这本《狐狸庵食道乐》里收录的文章。远藤周作很爱吃，也很爱喝，他把这些吃吃喝喝的经验形成文字，读起来轻松、幽默、诙谐、闲散，和他的小说完全是两种风格。不过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美食家，而只是一个爱吃鬼。他甚至有点瞧不起所谓的“美食家”，也不太相信名店，他只相信自己的嘴巴和肚子。

    由于远藤周作谈美食太过有名，所以很多日本的料理店都争先恐后以“狐狸庵”为店名，好像得到了他的认证一样。他在一篇文章便说，有时他会在光顾过的店里，“拿起笔在纸上写下：‘获准使用狐狸庵之店名。始祖·狐狸庵。’还附上落款”。然后又如此告诫读者：“地方上到处可见叫狐狸庵的小酒馆、小料理店……如果读者在住家附近发现叫狐狸庵的店，却没有我发行的许可证，那绝对是未事先申请核准的。”

    有一次他与友人同赴仙台，在飞机上，友人翻阅一本介绍仙台当地美食的小册子，忽然发现里面也有一家叫“狐狸庵”的店。于是远藤周作说：“可由不得未经核准就任意使用这个名字！好，今晚我们就去这家店讨回公道吧！”然后还想象着当自己在店主面前亮出身份时，店主被震惊得狼狈不堪的样子。“说不定老板还会说，不用付钱了，请尽量喝个够吧。”

    结果到了仙台，他们却怎么也找不到那家店，向周边的人打听，答：“啊，狐狸庵啊，那家店没有客人捧场，已经倒了啊！”却又和他们说：“听说又在这附近另起炉灶。”后来他们寻寻觅觅，终于找到了搬迁后的“狐狸庵”：

    它就位在不甚干净的大楼地下室，一番窥探后，发现里面连一个客人也没有，仅有一名中年妇女孤单地坐在那里。

    当晚，我们一边听那名妇女发牢骚一边喝酒。既没实现水户黄门[1]的美梦，反而为她写了好几张宣传，“这是一家很棒的店，仙台第一的店”之类的，但写着写着竟心虚了起来。

    尽管如此，店主后来还是失去音讯了，不知她的“狐狸庵”是否还安在。

    远藤周作担任过日本作家协会的会长，其间作家协会所在的那栋公寓的一楼，竟然开了一家叫“狐狸庵”的荞麦面馆。这件事让他大为困扰，因为同行们都以为这家店和他有关，害他每次都要大费唇舌解释他和这家店其实毫无瓜葛。甚至有些日本人连开西餐厅都来找他取名字，他也颇为得意地说：“不可思议的是，我所命名的店几乎都生意兴隆，虽不想自夸，但既然是事实，我倒也乐观其成。”

    这本书里还写了很多关于美食的趣闻，比如：

    以前，有个大家公认非常小气的朋友告诉我，与女孩约会就带她们到罗曼蒂克的意大利餐厅吧。首先先来份大盘的意大利面，等她们全部吃光之后，再对她们说：“在意大利啊，意大利面可是前菜呢，接下来我们点主菜吧！”

    若是日本女孩，那时肯定让意大利面给喂饱了，说什么也吃不下任何东西。此时朋友紧接着说：“那真是可惜啊，本来想请你吃全餐的……”说完随即走出餐厅，这样就能便宜解决一餐了。

    远藤周作说：“我曾经想过哪天一定要试试，不过至今尚未付诸行动。”

    他还不惜用美食来引诱别人信仰天主教，他说：

    因是天主教徒，去到法国乡间时，有时村里或小镇的神父会邀请我一起用餐。但不可思议的是，神父居住的司祭馆做出的乡间料理，竟出乎意料地美味。难道是因为神父的生活仅剩下吃食的乐趣了吗？到法国乡间旅行时，若想受邀到教堂的司祭馆用餐，恐怕有必要行前先改信天主教吧。

    有时他还会通过美食写他和家人、朋友之间的交往，也很有意思。例如有一篇，记录了他的一位作家朋友宴请诸人吃中国素菜，席间有人说起中国有道极其珍贵的料理叫“蚊眼汤”：

    听说是取栖息在重庆某洞窟的蝙蝠粪便，过滤后仅取出蚊子的眼珠（因为蝙蝠吃蚊子），然后再做成汤品。

    这当然是胡扯，结果他们就这么胡扯一通，然后便散席回家了。文章结尾写：

    饱腹归庵。

    夜，读书。

    猪儿子迟迟归返。

    两人促膝聊了许多。

    （主讲 梁文道）

    注释：

    [1]江户时代幕藩体制下，水户藩主官居“中纳言”，相当于中国唐朝的黄门侍郎。其中，又以德川家康的后代德川光圀最为有名。野史《水户黄门漫游记》，就描写的是德川光圀微服出巡以正世道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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