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威廉斯（Richard Williams），英国《卫报》（Guardian）专栏作家，另著有《恩佐·法拉利的一生》（Enzo Ferrari：A Life）、《艾尔敦·洗拿之死》（The Death of Ayrton Senna）及《三公尺跳板的风景》（The View from the High Board）。
尽管口语表达受限，他的脑中却充满流动的三度空间几何图形，如果那可以转印在座标纸或电脑屏幕上，应该可以为他赢得诺贝尔奖。
每当四年一度的足球世界杯来临，就是广大球迷的节日。那么关于足球有没有很多值得看的书，甚至连非球迷都可以去读一下呢？当然有了。比如这本《伟大的10号足球员》。此书的作者是英国的一位足球评论家理查·威廉斯，他是个很不错的作家，在英国的《卫报》写专栏，曾经写过很多和体育相关的文章。
可能包括非球迷在内的很多人都知道，足球世界里穿10号球衣的是格外受重视的一群人。虽然今天有人说，10号球员的地位已经开始衰落了，因为随着战术的变化、足球体系的演化，10号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但在历史上，10号确实是无可争议地受到了更多的关注。比如这本书里就指出：
在英国，10号球员常被唤作“攻势发动机”。意大利足球则以多种有细微差异的别称，来界定10号球员的“亚种”：fantasista（多才多艺者）、regista（主任）、trequartista（四分之三）、interno（内脏）。有时定义会失去作用，让情感接管，因此当萨维切维奇（Dejan Savicevic）或马拉多纳等优秀球星需要别号，就只能求助于天才（genio）或金童（pibe d'oro）之类的字眼了。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10号球员这么重要？这其实是随着战术需要演变出来的。足球员的球衣不是随便乱穿的，球衣上的号码通常表明了他在一个阵型里面所处的位置。“10号大将的一个共通点是很会传球。他们通常是队中最会传球的选手，更优秀的则令人叹为观止：尽管口语表达受限，他的脑中却充满流动的三度空间几何图形，如果那可以转印在座标纸或电脑屏幕上，应该可以为他赢得诺贝尔奖。他看到尚未出现的空档，对时机的掌握与球体飞行轨迹有高人一等的感觉，让他得以把球传到他要的位置。”看，就是这么厉害。
具体来说，10号球员的重要地位是从何时彰显出来的呢？首先在一种非常古老的阵型里面——我相信这种阵型今天已经没人再踢——即有名的WM阵型[1]里，10号是踢左内锋的。这个阵型由查普曼[2]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为他所执教的伟大的“兵工厂”队——也是我所心爱的“我厂”阿森纳队所开创，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这个阵型都是全球最风靡的。再后来，（20世纪）50年代期间，10号球员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两位有先见之明的匈牙利教头，MTK的布科维（Márton Bukovi）和国家队的塞比斯[3]（Gusztáv Sebes），率先采用“堕后”（deep-lying）中锋的概念，他们在场上游来逛去，使惯于应付传统9号球员可预期举动的中前卫慌了手脚，必须动用一名边卫来协防。另一名匈牙利教练古特曼（Béla Guttmann）将这套阵法输入巴西。1958年，由菲欧拉（Vicente Feola）[4]领军勇夺世界杯冠军的那支巴西队，将四名后卫布署于两名中场和四名前锋之后——此系统称作4-2-4。
受到这种引力的影响，足球改变了其内部平衡，转移了重心。在1872年苏格兰队和英格兰队于格拉斯哥进行第一场国际赛事时，两队一共派了十四名前锋上阵（苏格兰六名，英格兰更高达八名）。但现实主义逐渐战胜浪漫和乐观……足球的基本队形也随之调整，来因应这种哲学式的转变。边卫和内辅合并为四名中场。在匈牙利和巴西之手，此四人防线形如攻击的跳板；其他人，包括英格兰国家队的兰姆西[5]，和率国际米兰队赢得欧洲杯的赫瑞拉[6]在内，则有不同见解，让这四人小组变成坚不可摧的障碍。
慢慢地，功能已然转变，但背上仍绣着1、0两个数字的左内锋，开始以一个特别的角色出现。尽管边卫仍受命盯、推、拉、铲他们的对敌，最后成为俗称的“左右中场”（wide midfielder，大陆称“边前卫”），右内锋则回归全能角色而催生出“控制型中场”（holding midfield player，大陆称“中场球员”），创造力的重担却更集中于一人的肩上。
这些惯用左脚的左内锋，“在右脚主导的世界，他们细究球赛的纹理，开发无人发现的入侵角度”。当然了，10号大将也不一定都是左撇子。
介绍完10号球衣的来历，这本书接下来细数了11位历史上最伟大的10号球员，其中包括马拉多纳、普拉蒂尼、巴乔、博格坎普、齐达内等。但里面也存在争议，比如齐达内，他是不是永远都穿10号球衣呢？不是的，比如他在皇家马德里队穿的就是5号球衣。但作者很狡辩，他说：“5的两倍是10，而齐达内至少比同世代其他10号球员加倍优秀。”居然可以这么讲。
在这11位伟大的球员里，我重点想推荐的不是一个现代人都熟悉的球星，而是很多年轻一代球迷已经不知道的一个人物，他就是一代匈牙利球王普斯卡什[7]。当年，有着普斯卡什的匈牙利队是世界第一强队，就像今天的巴西队一样，简直打遍天下无敌手。著名的法国先锋导演高达[8]——同时他也是个“左派”——曾对1953年匈牙利队在温布利球场以6比3击败东道主英格兰队的那场赛事给予这样的评价：“真正的共产主义只存在于两个为时四十五分钟的半场，只存在于匈牙利击败英格兰的那天。”“‘英格兰球员各踢各的，’高达说，‘匈牙利人团队作战。’”
而这种团队作战，必须要靠一个很强的10号球员在中间穿针引线，把大家组织起来。这个人就是普斯卡什。他在比赛中的精彩表现令英格兰人都唏嘘不已：
从劳勃[9]失去球权到梅瑞克[10]防不住普斯卡什的射门，不过二十二秒的时间，但匈牙利队完成了八次传球。这宛如欣赏一群红衣戏法师的表演。转眼间，甫开赛便被攻下一城的英格兰已陷入1比3落后，准备吞下史上第一场在家乡父老面前输给欧陆球队的败仗。主场观众原以为自己坚不可摧，此时则无不鼓着双颊，互相探问：“你有看到那球吗？”
这一局面让英格兰人非常惊讶，怎么他们发明的足球在匈牙利人手上居然变成了这个样子？好在英格兰人是有风度的，后来他们和匈牙利人一样崇拜普斯卡什。
我记得前几年，当普斯卡什这位历史上头号伟大的10号球员去世时，匈牙利为他举行了国葬。葬礼上进行了军仪仗表演，降了半旗，棺木上则覆盖了国旗。整个布达佩斯的市民，都在送别这位曾在半个世纪之前给这个国家带来巨大荣耀的伟大的10号球王。
（主讲 梁文道）
注释：
[1]WM阵型由阿森纳前主教练查普曼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创造，以应对1925年越位规则的改变。他将原先三名中场球员中居中的一名后撤到两名后卫中间，再将原先五名前锋中最边的两人回收，置于剩下两名中场球员身前担任内锋。这一划时代的阵型很快就几乎被全英国的球队所采用。
[2]赫伯特·查普曼（Herbert Chapman，1878—1934），英国人，曾执教阿森纳俱乐部。
[3]即西贝斯，文中为台版译法。
[4]菲欧拉又译作费奥拉，1958年世界杯巴西队的领队。
[5]即拉姆西。文中为台版译法。
[6]赫瑞拉，又译作埃雷拉（Helenio Herrera），阿根廷人，曾任国际米兰足球俱乐部主教练。
[7]费伦茨·普斯卡什（Ferenc Puskás，1927—2006），匈牙利足球名将。1952年代表匈牙利队获赫尔辛基奥运会金牌，1954年代表匈牙利队出战世界杯，获得亚军。
[8]尚卢-高达（Jean-Luc Godard，1930— ），又译作让-吕克·戈达尔，法国著名电影导演，法国新浪潮电影的奠基者之一。
[9]即罗伯特。文中为台版译法。
[10]即梅里克。文中为台版译法。
【《足球人》 囊括所有杰出球星和教练员的访谈录】
西蒙·库珀（Simon Kuper），出生于乌干达，童年在荷兰度过，现居巴黎。著名体育记者，专为《金融时报》等世界级媒体撰稿。作品曾获“威廉·希尔体育图书奖”。
“你必须射门，否则无法得分”，就是这位荷兰全能足球的代表性球王的名言之一，但它其实像一句废话对不对？
今天的博客有点像过去的报纸专栏，这种东西很奇怪。你如果定期跟踪去看，可能会觉得很好看，但把它们收集起来变成书时，又会觉得不过如此。比方这本《足球人》，它的作者是我很喜欢的英国专栏作家西蒙·库珀，此人在英国的《金融时报》上写文章，其中包括很多文化评论，也有很多关于足球的文字，因为他曾经有段时间集中做了很多专业足球人的访问。这本《足球人》就是那些访问的结集。
我很爱看西蒙·库珀写的足球专栏，所以这本书里收录的大部分文章我之前在报纸上就读过。但现在看这本结集，我又不觉得有那么好了。为什么呢？其实在书的序言里面，西蒙·库珀自己就解释了，他说访问这些专业的足球人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跟他们往往聊不出什么。因为这些人之所以能够成功，大概都做到了美国作家马尔科姆·格莱德威尔所说的“一万小时法则”，就是说他们在专业领域里的训练时间达到了一万小时以上。由于这些球员或教练员是如此刻苦，所以他们的世界其实相当单调，可能除了足球之外也就没有什么了。例如作者说：
球员总说些空泛的奉承话。我住在巴黎，有一次我在法国电视台看到对弗兰克·里贝里[1]的采访。屏幕下方滚动的流畅措辞令我印象深刻：“我们踢得很好……即将参加另一场大赛……希望我们能赢……重要的是球队的表现……”就采访的套路而言，确实完美。这种废话也常常能让采访者满意。一些报纸和电视台对于采访内容几乎并不在意。他们只想——或者貌似只想——让观众知道他们采访过了。这种节目本身已经足够吸引眼球。
如果受访的球星都讲这种话，那还有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这本《足球人》要面对的难题。好在西蒙·库珀试图用他的妙笔生花找出一些出彩的东西，并运用他的观察和思考，帮受访者补充上他们没说到或说不好的话。更好在足球界有些人还是很能说话、也很爱说话的，就譬如克鲁伊夫[2]。
克鲁伊夫爱说话到什么程度呢？“即使在球场内踢球时，被三个球员压倒在身上，他都能做出手势，高喊着给队友提出建议。他的一生离不开说话。”他如此多话，乃至他的语录被出版成了一本畅销书——《你必须射门，否则无法得分，及约翰·克鲁伊夫其他名言集》，有一半的荷兰书店都将它摆放在店内的显要位置。也就是说，“你必须射门，否则无法得分”，就是这位荷兰全能足球的代表性球王的名言之一，但它其实像一句废话对不对？西蒙·库珀接着写道：
任何事都能让他有感而发。章节标题包括“谈荷兰盾、西班牙比塞塔[3]和美元”“谈焦油和尼古丁”“荷兰队：棘手的关系”，和“谈他的青春、马努斯老爹、亨利兄弟、老婆丹尼、孩子们和健康”。
……
克鲁伊夫比任何人都了解足球，但他也觉得无论什么事，自己都比别人懂得多。他告诉芝加哥出租车司机走哪条路最快到达城里，建议伊安·伍兹南[4]改变挥杆方向，还在做心脏搭桥手术之前跟医生辩论手术方法。孩子们出生后，克鲁伊夫监督护士给他们换尿布，有时甚至亲力亲为。
还有一些教练则谈吐风趣，比如穆里尼奥[5]——球迷们都知道的“大鸟”。书里有一篇很有意思的对德罗巴[6]的访谈，西蒙·库珀试图通过好徒弟德罗巴的视角来看穆里尼奥这位师父。其中写道：
迪迪埃·德罗巴从来没想过加入切尔西。他在本周出版的法语新自传中写道，2004年切尔西花2400万英镑把他买下，“但这不是我想效力的球队”。……德罗巴又指望自己不能通过切尔西的体检。“跟切尔西签约我觉得很恶心。”他承认。
……然而他一直想离开切尔西。他留下来都是为了穆里尼奥。每当出现穆里尼奥名字的时候，德罗巴的自传内容就从对生活的忧愁变成廉价爱情小说了。
德罗巴与穆里尼奥的最初两次相遇，是在2003年德罗巴代表马赛队对阵穆里尼奥领导的波尔图队的比赛上。当时的场景是这样的：
半场休息时，穆里尼奥问他：“你在象牙海岸是不是还有个兄弟或表兄弟？因为我没那个钱带你去波尔图。”穆里尼奥“迷人的笑容”和“流利的法语”让德罗巴神魂颠倒，一见钟情。
而结果是，他俩最终相聚在切尔西。
穆里尼奥把队员们集中到一起，对他们说：“你们什么奖也没拿过，而我刚刚率领波尔图赢得冠军杯。”这个英俊的葡萄牙人是个伟大的专业教练，他把对手的所有信息都告诉了队员。此外，他还有特异功能。“我在队员席里听到他用外科手术般精确的语言描述发生的事情，”德罗巴在书里这样写道，“这有时让我感到不安。他仿佛能预知未来。”
这就是被西蒙·库珀形容为简直是德罗巴心目中“暗恋”着的那个穆里尼奥。
还有的足球人，说话则带着天生的权威感，比如德国“足球皇帝”贝肯鲍尔[7]。西蒙·库珀对他的描述很有意思：
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一处屋顶露台上，弗朗茨·贝肯鲍尔正在发表他第n千场讲话，他说：“来到里斯本之前我就爱上了这个地方。”作为世界上最出名的德国人，贝肯鲍尔以平淡的德国巴伐利亚声调发表讲话，“这是因为我大概20岁时就阅读了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的小说，经过反复阅读，《里斯本之夜》让我尤为钟爱。”
即使贝肯鲍尔的忠实听众听了这话也会很惊讶。除了小说《西线无战事》比较出名外，很少有人读过雷马克的其他作品，更别说对一部作品读了好几遍。不管怎么说，贝肯鲍尔就是要以这种平淡的方式来赞颂一下葡萄牙，这位“足球皇帝”不过在故伎重施，收揽人心。
贝肯鲍尔居然这么博学吗？事实上，更可能是贝肯鲍尔会说场面话罢了，他到哪儿说话都不得罪人。不过，贝肯鲍尔年纪越大就越敢得罪人了，因为他已经有了权威。他的名声响到什么程度呢？西蒙·库珀在书里说：
在德国，无需贝肯鲍尔费神，德国的公司主动联系请求贝肯鲍尔为公司做代言。每个德国政治家都想方设法将他们和“足球皇帝”联系在一起。当贝肯鲍尔顺带拜访他之前的球迷德国总理格哈特·施罗德[8]时，施罗德“砰”的一声开一瓶红酒招待贝肯鲍尔，不难看出到底谁更需要这次约会。当施罗德推行一项大型税收改革，德国喜剧演员哈拉尔·施密特[9]（Harald Schmidt）以施罗德和贝肯鲍尔之间的关系玩笑道：“这个改革最让人吃惊的地方是：没有弗兰茨·贝肯鲍尔的帮助！”
在德国，假如你要做生意，最好的广告形象代言人是贝肯鲍尔；假如你从政，你的最佳代言人还是贝肯鲍尔。于是贝肯鲍尔莫名其妙地几乎代言了德国所有的大牌商品，除了那些互相竞争的汽车品牌之外。
（主讲 梁文道）
注释：
[1]弗兰克·里贝里（Franck Ribéry，1983— ），法国足球运动员，司职中场，效力于德甲拜仁慕尼黑俱乐部。获得过法国足球先生、德国足球先生的荣誉。
[2]约翰尼斯·克鲁伊夫（Hendrik Johannes Cruijff，1947— ），荷兰足球名将，是荷兰全能足球的代表人物，1984年宣布退役。同时也是著名的足球教练。
[3]Peseta，西班牙前货币单位。
[4]又译：伊恩·伍斯南（Ian Woosnam），威尔士职业高尔夫球手。
[5]何塞·穆里尼奥（José Mourinho，1963— ），葡萄牙职业足球教练，别号“狂人”“魔力鸟”，先后获得过葡超、英超、意甲、西甲四国联赛最佳教练等殊荣，被认为是当今世界足坛最具争议和最成功的教练之一。
[6]迪迪埃·德罗巴（Didier Drogba，1978— ），科特迪瓦足球运动员，司职中锋。获得过英超金靴、法甲金靴、非洲足球先生等荣誉。
[7]弗朗茨·贝肯鲍尔（Franz Beckenbauer，1945— ），德国著名足球运动员，教练及领队，一代传奇巨星。历任德国足协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被世人尊称为“足球皇帝”。
[8]即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oder，1944—），1998—2005年间任德国总理。文中为台版译法。
[9]即哈拉尔德·施密特。文中为台版译法。
【《生于午夜》 资深球迷的足球随笔】
张晓舟，资深媒体人，主要撰写足球、音乐以及社会文化评论，亦从事音乐策划工作。另著有《死城漫游指南》等书。
在无数个北京时间的午夜，巴萨成了我的太阳。
其实中国也有非常多出色的足球作者。我不想叫他们是足球评论员或足球评论家，因为他们已经把足球写作上升到了另一个层次。就比如我的好朋友张晓舟。
张晓舟写足球完全跟人家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他太文艺了。文艺之余，他又带着一股傲气。张晓舟写音乐很在行，写艺术很在行，写杂文很在行，写时评则能够一针见血。当他把所有这些强项集中到他的足球评论里的时候，你想想会是什么效果？
对我而言更值得一提的是，张晓舟跟我有着很多共同的爱好。从他的文章里我发现，他的音乐口味跟我很相像，他的文学口味跟我很相像，他的艺术口味跟我很相像，甚至在足球方面的喜好上，我们绝大部分也是相似的。就比如对巴塞罗那队的热爱。
张晓舟的这本书，书名叫作《生于午夜》，它其实是书中一篇文章的名字。该文是他当年去西班牙看巴萨[1]比赛时的旅行笔记，写得特别漂亮。
先来说说“生于午夜”是什么意思。张晓舟写道：“诺坎普上空的月亮和你的眼睛一样充血，成了午夜的太阳——而在无数个北京时间的午夜，巴萨成了我的太阳。”这个诺坎普指的是巴萨的主场，我想这句话道出了很多球迷的心声，巴萨正是我们北京时间午夜的太阳。
张晓舟从各种角度讲他对巴萨的热爱，也讲了巴萨的很多故事，其中有些特别有趣。例如所谓“婴训”：
世纪大战[2]前一天，我在诺坎普旁一座小球场，观看了西班牙丙级联赛巴萨二队的比赛，恩里克[3]率队2比0获胜。旁边一个袖珍球场上，一班八九岁的巴萨小朋友在训练，据说其中有古德约翰森[4]的儿子。巴萨专卖店也卖巴萨牌婴儿奶嘴——青训、童训、婴训，算你狠！我恍然见到一伙婴儿叼着奶嘴在地上乱爬，扑向一个足球，而且遵照克鲁伊夫圣旨，爬都要爬出433阵型。
他还写到了“左派足球”，这是张晓舟很喜欢谈的一个概念，也是我很心仪的一种足球理念。“左派足球”是什么意思呢？它其实出自足坛名士梅诺蒂[5]的一篇文章，梅诺蒂这样给“左派足球”下定义：“最慷概、最艺术、最精致的总是属于左派，慷概、开放，对观众有所承诺，因为身兼代表性和归属感而倍感荣耀，这些在我看来更多属于左派而非右派。”
如果还不明白，看一下它的反面就更容易理解了：“右派是另一种足球，观众不重要，唯一在乎的是结果。”“梅诺蒂认为国际米兰是右派，他奇怪地没提到巴萨，但谁都知道，巴萨是最典型的左派。左派足球和左派政治很容易被混为一谈。”
左派足球具有和左派政治一样的气质，即迷人、奔放、浪漫。它不那么斤斤计较于一场比赛的胜负，更不会摆出个保守的铁桶阵，想着只要1比0踢赢人家就行了。不过实际上，那些踢着功利、实用的右派足球的球员或俱乐部，有些反而是支持左派游击队的；而左派政治和左派足球也没有必然联系。例如：“梅诺蒂是左派足球的捍卫者，但他支持左派政治吗？不，他当年算是阿根廷军政府的合作者。”
再之后，张晓舟还提到了巴塞罗那人喜欢和崇拜的是什么人，不喜欢或不崇拜的又是什么人。比如萨马兰奇。我们都知道萨马兰奇是中国人的好朋友，北京奥运会能够举办就和他有很大关系。但是张晓舟提醒我们，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加泰罗尼亚[6]却臭名昭著，因为他担任过独裁者佛朗哥政府的体育部部长。“即便1992年巴萨罗那奥运会也洗刷不了他的恶名，没人会去参观当年的奥运村。奥运会是昙花一现的，诺坎普才是永恒的。”这话说得多好啊！
如果身为巴萨的球迷，到了马德里该怎么办？你可以像张晓舟一样，“到伯纳乌[7]跟前，竖了一根中指，然后掉头就走”。当然，他说皇马球迷也可以去诺坎普，如法炮制。尽管不爱皇马，张晓舟还是很开放地爱上了马德里的一些东西。比如：
在太阳门广场上，一个没有双臂的人嘴叼着一个装着硬币的塑料杯讨钱，摇头晃脑神气活现地摇晃出令人肝颤的节奏。附近一个书店门口，一个落魄文人坐在地上奋笔疾书，地上摆的牌子写着：“我卖诗，你觉得值多少你就给多少。”我喜欢这样的马德里，人活得多有尊严，阴沟里的星空。
既然讲到巴萨，就不能不提巴萨主帅克鲁伊夫。张晓舟回顾了克鲁伊夫一件非常有名的往事：
1973年2月15日，巴萨客场战皇马，为了专心备战，克鲁伊夫提前让妻子剖腹产，他给儿子起了个加泰罗尼亚名字：Jordi。一周后，克鲁伊夫率队在伯纳乌以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5比0庆祝Jordi的诞生。十九年后，约尔迪·克鲁伊夫也加盟了父亲执教的巴萨梦之队。一个荷兰人就这样成为加泰罗尼亚人的神。
张晓舟还说：
克鲁伊夫是足球思想家，足球理论家或评论家遍地都是，足球思想家却差不多只有克鲁伊夫一个。对足球来说，思想未免太奢侈，对思想来说，足球尤其是当今的足球未免太贫乏。当年对于艺术和思想（观念）的关系，杜尚也作出了类似判断并且作了一个痛快的了断，站到艺术的对立面去表达艺术。现在，克鲁伊夫差不多也成了当今主流足球运动的敌人，贝利贱到连中国队都吹捧，克鲁伊夫却傲到连巴西队也狂骂。
你想想看，这是多厉害的一个人物。所以只有克鲁伊夫才够格作为荷兰全能足球的代表。后来他还发明了“核战术”：
从“全攻全守”（准确说应该是“全能足球”）到“核战术”，克鲁伊夫的足球思想多少是有些复古的——回到众神狂欢的史诗时代，打破工业主义人为的角色划分，扬弃整体划一的机械理性主义，创造全才和通灵者。……在他惊鸿一瞥昙花一现的“核战术”中，场上没有一个中心，每个人都可以是中心，每个人都没有攻与守的刻板划分，每个人既是开端又是终极，混乱即秩序，即兴即自由。
喜欢巴萨的球迷，当然不会忘记几年前他们成为“宇宙队”[8]的那段辉煌岁月，而这当然是由球队教练瓜迪奥拉[9]奠定的。瓜迪奥拉是克鲁伊夫的嫡传弟子，但性格和克鲁伊夫截然不同。克鲁伊夫是个什么话都爱说的足球思想家，不过他其实没怎么受过教育，基本上也不爱阅读。而瓜迪奥拉，却是一个资深文艺青年。瓜迪奥拉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和别的球员不一样，别人喜欢混，喜欢喝酒，喜欢泡妞，他却爱好电影、音乐、文学。他觉得自己怪怪的，怕人家排斥他，索性把这个爱好隐藏起来。张晓舟在书里回顾了这样一件趣事：
2006年年底，瓜迪奥拉应邀参加一场文学和足球的研讨会。研讨会当天刚好是巴萨对巴西国际的世俱杯决赛，组会方认为他不会来了，没想到他还是来了，而且提着行李，准备会毕和家人去度假。有趣的是研讨会现场大屏幕放着比赛直播，现场好几百人暂停文学讨论而先关注比赛。只剩一小部分人仍围坐着专注地讨论文学，瓜迪奥拉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像瓜迪奥拉这么有修养的人，才会说出这样一句话，他说对现代足球而言，克鲁伊夫绘出了它的西斯廷穹顶。西斯廷穹顶就是米开朗基罗在梵蒂冈的西斯廷教堂里创作的那面不朽的巨幅杰作，瓜迪奥拉用这种文艺的方式来形容克鲁伊夫的成就。
既然说到瓜迪奥拉，也不能不提他最大的对手穆里尼奥。张晓舟这么写道：“穆里尼奥宣称‘除了上帝，就是我’，而弗格森[10]在给瓜迪奥拉传记写的序中，用三个词来形容他：谦卑，优雅，内敛。穆里尼奥的最高境界是疯狂的激情，瓜迪奥拉的最高境界是沉默的出神。”接着还评论了一些球迷对这两个教练的态度：
有趣的是在吾国，穆鸟最狂热的拥趸似乎更多来自国际米兰球迷，而不是皇马球迷（有些皇马球迷并不接受他），甚至不是切尔西球迷。同样，这些国际米兰球迷也比皇马球迷更热衷于攻击瓜迪奥拉，最典型的观点就是：你牛逼就学穆里尼奥去带一支像波尔图那样的球队来证明自己啊！穆里尼奥被他们视为“屌丝逆袭”的至高典范，他们以穆鸟为准，将瓜迪奥拉称作瓜屌。他们的标准只有一个：成功。他们的境界也只有一个：牛逼。
对这些球迷，张晓舟只有一句话，就是对牛弹琴，无话可说。
除了对巴萨的热爱之外，我和张晓舟在足球上还有其他共同的喜好和看法。比如我们都喜爱在1982年世界杯上失利的那支巴西队。在张晓舟看来，那支队伍里的苏格拉底[11]是足球史上最儒雅的人物，“苏格拉底当年野鹤闲云，将球场当作一幅长卷，极目千里，而咫尺可抵天涯，以少见多，以慢治快，以虚击实，他最擅长制造刹那的空白，停顿，悬疑，令对手脑子突然短路而被秒杀。”巴西队是在晋级赛时输给了意大利队，但那场精彩的比赛给众多球迷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那时候的巴西队带给我们无边无际的快乐，失败被无限推迟，而乌云尚在远方，即便罗西打入第三个球，巴西球员依旧不慌不忙赏心悦目，场边的巴迷们依旧歌舞升平，直到终场哨响，一切才戛然而止如梦初醒。
可以说，1982年的巴西队奠定了一整代人对于足球的一种印象，那就是失败的美学。我常常讲，真正的球迷都懂得接受人生的失败。为什么？就拿世界杯来说，有30多支球队共同参赛，但胜利者只有一个。同样，全球有几十亿人在观看世界杯，但只有一小部分人能跟着他们支持的球队笑到最后。其实任何体育项目，都是输多赢少。NBA著名球星科比·布莱恩特的胜率很高，但那是非常少数的情况，即便如此，他后来也要接受一场接一场的失败。一个热爱足球的人，他应该懂得如何拥抱失败，甚至很阿Q地欣赏里面的某种悲剧美学。
再比如这本书里提到了齐达内的悲情一幕：
然而在（齐达内）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瞬，那顶向马特拉齐的一头[12]，轰然撞开了命运神秘的大门——比利时法语作家让-菲利普·图森[13]在一篇题为《齐达内的忧郁》的美文中评论了这个永恒的头攻：“他永远也不可能终止他的职业生涯，尤其是，漂亮地终止；因为漂亮的终止，毕竟是终止，是结束了传奇：举起世界杯，这是接受了他的死亡。而失败的退场却留下了开放的前景，未知的和有生命力的。”
也不要忘了世界杯上永远的悲剧角色——英格兰队。我发现张晓舟和我简直说过一模一样的话，当然他比我说得好多了。他说“悲剧是有瘾的”，就比如英格兰足球队。理由是什么呢？有这样几点：英格兰悲剧美学的第一元素，是从铁血到红牌。因为在世界杯上，英格兰队总是要遭遇红牌，总是要少一个球员去跟人家踢。这时剩下10人的英格兰队，最有气魄，最有气势，最铁血。第二悲剧元素是点球决战之后的热泪。因为英格兰逢点球决战必输，然后一群队员哭倒在地。第三悲剧元素是黄油手，这是指他们的球门，守门员总会有一次在接到球之后又让球从手里滑过去。第四悲剧元素是黄油脚，英格兰队在控球方面始终不尽如人意。
仿佛只有具备了上述几大要素，英格兰队才叫作英格兰队，它才会被看世界杯的人永远记住。
最后我要讲，张晓舟什么都好，唯有一点我不能认同——他居然是曼联的球迷。他在书中还描述了他在曼联主场老特拉福德球场受到的礼遇：
2010年春天在老特拉福德，曼联与利物浦的国家德比，中场休息我应邀上去耍点球。球场广播介绍了我的大名——但是鬼才听得懂丫的发音——接着又喊：他最喜欢的曼联球员是——Roy Keane[14]！Roy Keane这个名字是拖长音吼出来的，全场爆发出一阵欢呼，仿佛出来罚点球的是Roy Keane本尊。好在我也没给Roy Keane丢脸，点球轻松罚进。
但我依然尊重张晓舟。就像这本书里讲的，英国绿洲乐队（OASIS）的主唱诺尔·加拉格（Noel Gallagher）曾说过：“没有基恩，曼联就是一坨屎。”他以这样一种对立的方式来表达对一个球员的尊敬。同样，我也用类似的方法来表达我对张晓舟的尊敬。
（主讲 梁文道）
注释：
[1]巴萨是西班牙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的简称。
[2]世纪大战专指西班牙甲级联赛中巴塞罗那与皇家马德里两支俱乐部之间的比赛，又称为西班牙国家德比或世纪德比。
[3]路易斯·恩里克（Luis Enrique，1970— ），西班牙足球运动员，以场上位置多变而闻名，曾效力于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2008年出任巴塞罗那二队主教练；2014年出任巴塞罗那主教练，并率队夺得2014—2015西甲联赛冠军。
[4]埃杜尔·古德约翰森（Eidur Gudjohnsen，1978— ），著名冰岛足球运动员，司职前锋，也可担任攻击中场。
[5]路易斯·梅诺蒂（Luis Menotti，1938— ），是第一位带领阿根廷国家队夺得世界杯冠军的主教练。此外，他还擅长足球写作。
[6]巴塞罗那是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首府。
[7]皇马的主场，位于马德里。
[8]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又被称为宇宙队，因其球衣的胸前广告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地球标志，及其在2008—2012年的强势表现。
[9]何塞普·瓜迪奥拉（Josep Guardiola，1971— ），西班牙足球运动员，退役后曾在2008—2012年出任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主教练。
[10]亚历克斯·弗格森爵士（Sir Alex Ferguson，1941— ），最著名和最成功的足球教练之一，自1986年起，执教曼联俱乐部长达近27年。
[11]苏格拉底·布拉济莱罗·奥利维拉（Socrates Brasileiro Oliveira，1954—2011），巴西著名足球运动员，曾两次参加世界杯比赛，均无缘四强，却为球迷们奉献了最经典的桑巴艺术足球。
[12]在2006年的世界杯决赛上，齐达内因为故意用头撞击意大利队的马特拉齐，被红牌罚下。这届世界杯之后，齐达内退役。
[13]让-菲利普·图森（Jean-Philippe Toussaint，1957— ），比利时法语小说家。
[14]罗伊·基恩，爱尔兰人，22岁转会到曼彻斯特联队，职业生涯的黄金时期在曼联度过。
【《足球：巴西人的生活方式》 足球对巴西人的渗透】
亚历克斯·贝洛斯（Alex Bellos），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曾任英国《卫报》（The Guardian）驻里约热内卢记者。
简单一句话，在巴西，足球就是生与死的问题。
我记得在很多年前，中国足球队曾经想效法巴西队，那时足协常常说“我们要学巴西”。对此我很疑惑，巴西我们学得来吗？
我必须告诉大家，“足球王国”巴西的足球，我们是学不来的。为什么学不来？理由很简单，因为足球早已融进巴西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了，而在我们这里不是。就拿酒店度假村来说，一般我们的酒店设施会配备水疗、温泉、酒吧、游泳池，再高级一点，可能有网球场，甚至高尔夫球场。可是在巴西，五人制小足球场才是酒店的标配。
同样，在巴西，海上石油工人会在钻井台上围起一个小球场踢球；在巴西，当亚马孙河泛滥的时候，孩子们仍在水里踢球，因为水太深了，他们要凭脚下的感觉来找球；在巴西，一个人死了之后，棺盖上会贴上他生前最爱球队的队徽；在巴西，一个成功的俱乐部管理者可以进入国家议会。巴西的任何地方都能开辟成足球场，任何人都能参与到足球运动里面。乃至巴西最伟大的足球运动员苏格拉底说过，在巴西，民主还没有完全建成，什么时候巴西全国1.7亿人口能够一人一票直接选举出国家队的教练，巴西才叫有真正的民主。简单一句话，在巴西，足球就是生与死的问题。这就是巴西，所谓的足球王国。
然而这一切是如何形成的呢？请看这本书：《足球：巴西人的生活方式》，它的作者是一位英国记者，叫亚历克斯·贝洛斯。贝洛斯曾被派驻到巴西做记者，他刚一来到巴西便对巴西足球着了迷。他不明白为什么同是热爱足球的国度，巴西和英国却那么不一样。于是，他采访了数以千计的人，去研究巴西足球的奥秘。
足球，在巴西是怎么流行起来的呢？首先，巴西足球有一个明确的源头，它和一个具体的人、一个具体的日子联系在一起：
1894年，一个叫查尔斯·米勒的年轻人在桑托斯港下船，两只手里各拿着一只足球。
“这是什么东西？”在码头等待他，查尔斯的爸爸约翰·米勒，吃惊地问道。
“我的文凭。”查尔斯回答道。
“什么？！”
“是的，你的儿子毕业了。足球专业！”
足球，就这么从英国来到了巴西。而查尔斯·米勒——无论在他之前巴西是否有过足球运动——被官方承认为是巴西足球的创始人。“而他自己怎么也想不到百年之后足球在巴西的地位。他带到巴西的两只足球让他成为了巴西的英雄般的人物，在圣保罗的市中心，有座广场被人们命名为查尔斯广场，以此来纪念他。”
不过，足球在巴西一开始只是白人的运动。但很快，一场重大的社会变革发生了，1888年巴西成为美洲最后一个废除奴隶制的国家。“巴西有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的黑奴——大约350万，是美国的六倍多。无数刚获得自由的黑奴拥进了城市，一个庞大而又贫穷的新阶级出现了。”这个庞大的新阶级，虽然被白人成立的足球俱乐部拒之门外，但丝毫不能减轻他们对足球的好奇。他们买不起足球，于是就发明出了各种各样自制的足球，这本书的附录里还收录了用橡胶树的树汁制做足球的方法。
慢慢地，有越来越多的黑人投入到足球运动当中，他们改变了巴西足球，塑造了今天巴西足球舞蹈似的球风：
巴西人的足球理念是强调个人表演高于球队战术。比赛中他们更多的是盘带和过人，而不是身体对抗和长传，这和欧洲的足球风格截然不同。也许是太喜欢盘带，巴西人踢球时身体晃动的幅度很大，看起来很像在跳舞——桑巴。因此人们开始有这样一种思维定式：巴西人既是优秀的球员，同时又是艺术家。
关于这种球风的形成有多种说法，其中一个将原因归结到种族主义那里：
一些历史学者考证说巴西球员盘带的风格和巴西足球早期的种族主义有关。他们的理论是黑人球员为了避免和强壮的白人球员进行身体碰撞，而把球控制在脚下，轻巧地过人，从而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如果你是黑人，你当然不愿意选择和白人身体冲撞，因为显然会遭到报复。在接受采访时，多明戈斯·达·吉亚这位（20世纪）30年代最有天赋的后卫，也肯定了这样的说法：“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很害怕踢球。我经常看到邦古队的黑人球员由于失误或者冲撞了白人球员而被打倒在球场上。我哥哥对我说过：‘你不是擅长跳舞吗？’我开始采取了新的方法，这确实行之有效。比赛中我经常晃动我的身体，对手也会被我跳桑巴的动作迷惑。”
但也有研究认为，盘带球风与安哥拉黑奴的巴西柔术有关：“巴西柔术是一种功夫艺术，两名表演者根据音乐的节奏，像跳舞一样上下跳跃、假踢。胯部的晃动和桑巴舞者以及巴西球员盘带时很相像。”
说完巴西足球的流变之后，我要特别推荐这本书的第三章——《致命的决赛》，它讲的是巴西人在现代历史上的一个梦魇般的、不可磨灭的记忆，即马拉卡纳惨案。马拉卡纳，是位于巴西里约热内卢的一个大足球场，这个球场曾经是世上能够容纳观众最多的球场，现在可能还是。它设计容纳16万人，听说最拥挤时可塞进20万人。它建于1950年，是巴西在第一次举办世界杯时修建的，是非常辉煌的一座工程。它完工后，走进它的人们都觉得这个球场太气派、太有型了，从上空看就像一个不明飞行物降落在地球的表面。而“惨案”这个词，描述的并不是屠杀或飞机失事这类灾难性事件，而是指巴西队输球了。在那一年的巴西世界杯决赛上，巴西队输给了乌拉圭[1]。
一位巴西作家内尔森·罗德里格斯这样评价马拉卡纳惨案：“每个国家都有不堪回首的历史，比如说广岛的原子弹。我们的灾难，我们的广岛，是1950年世界杯决赛对乌拉圭的失利。”真有这么严重吗？这本书的作者曾亲自去过马拉卡纳球场，并在那里遇到一个73岁的老人伊萨亚斯·安布罗西奥。老人为他讲述了这件困扰了他一生的往事：
“当比赛进行到33分钟，只剩下最后12分钟的时候，”他的语气起初很平静，但很快就像解说员一样加快了语速，“乌拉圭队的吉贾在中圈带球……”
伊萨亚斯转过身用手指着草坪，“他带球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突然，他停顿了下来，换了口气。然后，声音一下子低沉，极不情愿但又不得不说道，“乌拉圭队进球了。”
想想看，巴西为了世界杯这场国际盛事，隆重地兴建了马拉卡纳这座在当时举世无双的大球场；而当巴西队一路高奏凯歌，终于要在马拉卡纳与乌拉圭队进行决赛时，整个球场是什么气氛？几乎在场的所有观众都认为，巴西赢定了。里约热内卢的市长甚至在球赛开打之前，就预祝了巴西队的胜利：“球员们，短短几个小时之后，你们将成为世界冠军，将受到数百万同胞的欢呼！你们的表现证明你们是不可战胜的！你们将击败任何一个对手。请接受我向你们——胜利者的致敬！”
接下来你想象一下，当乌拉圭进球的那一刹那，全场20万巴西人会是什么反应？亚历克斯·贝洛斯这么写道：
“乌拉圭进球——了。”环球广播电台的解说员路易斯·门德斯出于职业习惯，下意识地喊了起来。但很快他就开始怀疑自己的眼睛，难以置信地问道：“乌拉圭进球了？”但又听见自己的回答：“乌拉圭进球了。”就这样，他不停地自问自答，像中邪了一样，将这一句话重复了6遍之多，每一次都是不同的语调——他脑中几乎一片空白，剩下的只有震惊、麻木和无奈。
而衬托着这6遍自问自答的背景，是安静得如坟场一样的球场，静到让人觉得可怕。赛后当国际足联主席雷米特[2]给乌拉圭队颁发奖杯时，现场让他感到紧张，乃至他根本顾不得什么仪式，慌慌张张地就把奖杯塞给了乌拉圭队的教练和队长。乌拉圭队的教练和队长也吓坏了，抱起奖杯便夺路而逃。因为你不知道在场的20万巴西人，还有场外几百万、上亿的巴西人，他们还会有怎样的反应。
（主讲 梁文道）
注释：
[1]在1950年的世界杯决赛上，乌拉圭在先失一球的情况下，以2：1实现逆转，夺得冠军。
[2]儒勒斯·雷米特（Jules Rimet，1873—1956），前国际足联主席，于1930年创立了世界杯比赛，被称为“世界杯之父”。1970年之前，世界杯奖杯叫作“雷米特杯”，后来这座奖杯被首支三度夺得世界杯冠军的巴西队永久收藏。现在的世界杯奖杯叫“大力神杯”。
【Futebol Nation：The Story of Brazil Through Soccer 足球里的巴西历史】
大卫·戈德布拉特（David Goldblatt），1965年生于伦敦。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社会学教授，同时为杂志《前景》（Prospect）撰写体育生活专栏。另著有《足球是圆的》（The Ball is Round）、《如何看奥运》（The Games：A Global History of the Olympics）等。
每年一到7月16日，也就是马拉卡纳惨案的发生日，那批老国脚就会遭到媒体的电话骚扰，为此他们不得不躲起来。
输球本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很多国家队都有输掉重要比赛的经验。即便在主场输球，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但为什么在1950年的世界杯上，巴西队主场输掉决赛对巴西人的打击会那么大呢？乃至巴西人把那场惨痛的记忆叫作“马拉卡纳惨案”。这就必须了解足球在巴西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们常说巴西是“足球王国”，以为它大概就是指巴西人很爱踢足球，很爱看足球。是这么简单吗？不是的。在巴西，足球真的是一种很特别的存在，它进入到巴西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与巴西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等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这种背景之下，才能够理解为什么输掉1950年世界杯会对巴西人打击那么大。
要想深入了解这一背景，可以读这本书——Futebol Nation：The Story of Brazil Through Soccer[1]，书名的意思是“通过足球看巴西历史”。它的作者大卫·戈德布拉特，在几年前就写过一本关于足球史的书，叫作《足球是圆的》，写得很精彩。而这本新著，是一部关于巴西历史的书，只不过它从头到尾都是以足球当透镜去看巴西的整个历史。
这本书在提到马拉卡纳惨案影响的时候，讲了一个生动的故事：当年那支输球的巴西队，球员到后来都很不幸，其中的一个人回忆说，20世纪90年代末，他有一次去看巴西队的世界杯备战状况——也就是有着“外星人”罗纳尔多的那届巴西队——却被拒绝入场，理由是担心他把50年前的霉运带给大罗他们，使得他们赢不了世界杯。还有他晚年有一次去超市买东西，遭到一个家庭主妇的指指点点，家庭主妇对她的孩子说：看那个人，当年就是他丢尽了我们国家的脸，你现在要好好努力，长大千万不能像他那样。
在巴西，每年一到7月16日，也就是马拉卡纳惨案的发生日，那批老国脚就会遭到媒体的电话骚扰，为此他们不得不躲起来，回避所有人的关注。巴西人对足球的狂热就到了这个程度。
可是这本书里又说，巴西并非一开始就是个爱运动的国家。那么巴西人是如何爱上足球的呢？这就要回到历史里去看了。
巴西其实是由葡萄牙的一个王子建立起来的国家[2]。当年拿破仑称雄欧洲的时候，葡萄牙自知打不过拿破仑的法国军队，就把整个王室搬到了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做了一个流亡宫廷。后来拿破仑失败了，葡萄牙王室就又搬回里斯本，但留下一个王子继续治理巴西。却没想到，不久之后这位王子宣布要在这里建立一个新国家，叫作巴西帝国，并脱离葡萄牙独立。而这个巴西帝国，延续的是整套欧洲的贵族统治，以及庄园式的掠夺经济，如此直至19世纪末。
可想而知，在这样的社会里，上层统治阶级是厌恶劳动的，他们认为任何身体劳作都不是上流社会该干的事。而底层社会被迫天天劳动的人，对运动也没什么兴趣。后来这种状况被英国人打破。因为巴西帝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经济上和政治上都依附于大英帝国，与之关系密切，有很多英国人跑到巴西来做生意。久而久之，热爱运动的英国人就为巴西带来了各式各样的运动，例如板球等。
同样，足球也是从英国传入巴西的，先在巴西上层社会的白人圈子里慢慢流行，后来成为全民热潮。在这个过程里，诞生出了一些很重要的人物。
比如有这么一个人，他出生于1911年，原本是穷人家的小孩，却正好赶上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巴西经济开始发展的阶段，那时有很多巴西人流动到大城市打工并居住下来，他也成为了其中之一。他去了里约热内卢，后来居然很争气地进入到政府部门工作，做了一名公务员。但我不是在讲一个成功的励志故事，重点在后面，此人是巴西历史上的第一个有名有姓的球迷。
他刚来到里约热内卢的时候，特别喜欢这里的弗拉门戈足球俱乐部，但因为没钱买票看比赛，就在路边乞讨，看有没有人能给他点钱。他常常饿肚子，但他宁可买球票，也不买吃的。后来他做了公务员，收入稳定了，就每场比赛都去看，还带着乐器进去，一边看球一边敲鼓吹喇叭。慢慢地，很多观众也开始学他，于是他们组了一支乐队，还发明了大幅海报和标语。他们甚至跟着弗拉门戈队客场作战，在别队的主场捣乱。从此以后，巴西足球便有了啦啦队的观念，以及球迷会的观念。而这第一位有名有姓的巴西球迷，在1950年的世界杯上还被封为了巴西啦啦队的队长。
另一位重要人物对推动巴西足球也是功不可没。这个人很值得推荐给央视的足球解说名嘴——段暄，为什么呢？因为段暄看到进球后特别喜欢喊的那个“Goal”，就是此人的发明，他被认为在1940年首创了“Goal”的这种播报方式。此后，整个拉丁美洲都要这么“Goal”一下，才叫作有拉美风格的足球播报。
当足球运动在巴西慢慢兴盛起来、很多俱乐部开始由业余转向职业的时候，正好也是无线电技术发展的时候。巴西首个覆盖全国的大型公共建设，即无线电广播网，它本是独裁时期为了给老百姓天天“洗脑”用的。这里插一句，就好比当美国铺设全国电话网络的时候，同期的苏联却首先在铺广播电台网，因为前者是为了让人们横向地彼此联系，后者则是自上而下的。
但巴西的无线电广播网也成就了一整代的足球播报员，而且因为足球和政治无关，所以他们可以放开讲。当时那些足球播报员的影响大到什么程度呢？据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恶作剧，一位足球播报员凭空捏造了一场巴西队1比7输给一支欧洲队的比赛，却解说得绘声绘色。那时没有电视，很多人听了信以为真，直到第二天才知道这是个愚人节玩笑。
就这样，在巴西，经过种种不同人的努力，其中包括了政府的参与、民间的参与、商业的参与，对足球的热爱终于在全社会展开。巴西把足球当成了全国共享的一套文化。甚至可以说，通过足球，巴西人终于能够在民族问题上统一了。
（主讲 梁文道）
注释：
[1]该书已有中文版，即《足球王国：巴西足球史》（中国长安出版社，2014）。
[2]1500年，葡萄牙航海家佩德罗·卡布拉尔抵达巴西，宣布这片土地归葡萄牙所有。1807年拿破仑入侵葡萄牙，葡王室迁往巴西。1820年葡王室迁回里斯本，王子佩德罗留在巴西任摄政王。1822年，佩德罗宣布脱离葡萄牙独立，建立巴西帝国。1825年，葡萄牙承认巴西独立。
【The Country of Football：Soccer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Brazil 足球里的巴西政治】
罗杰·基特尔森（Roger Kittleson），美国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历史学教授，专注于拉丁美洲的政治与历史研究。
这让种族主义者更有把柄可用，他们说巴西人踢球没有纪律、没有自尊、太过放任，这些都是由黑人或混血儿的性格造成的。
在巴西这个国家，甚至连国民的身份认同都和足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整个国家上上下下都如此热爱这项运动，有政府的推动，有全民的参与，这时就会产生很多奇特的现象。比如当他们谈论足球的时候，可能不单纯是因为热爱足球，而是意在通过足球谈别的话题。
给大家介绍这本非常有趣又非常优秀的书，The Country of Football：Soccer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Brazil，书名的意思是“足球国度：足球与现代巴西的形成”。足球和现代巴西的形成有关系吗？看了这本书你就知道，确实有关系。书的作者罗杰·基特尔森，是美国名校威廉姆斯学院的历史学教授，他虽然是美国人，但从小跟着家人在巴西居住，在巴西长大，后来就一直研究巴西和拉美历史。
基特尔森研究过巴西的种族问题。他说在巴西，种族问题是可以拿来开玩笑的，看似不是那么严重，但他研究之后发现，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他可以找到很多证据证明巴西存在很严重的种族问题，只不过它们被一种和足球有关的理解抹平了。是怎么回事呢？这要从巴西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位社会学者吉尔伯托·弗里尔[1]说起。
吉尔伯托·弗里尔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说法，即巴西是一个由“主人”与“奴隶”共同组成的国家。“主人”指从欧洲来的白人，“奴隶”指黑人奴隶。本来这两种人之间是格格不入的，也不可能通婚，比如在北美洲就是这样，可是巴西不一样，巴西的殖民者真的会和他们手下的黑人谈恋爱、结婚、生子，于是巴西就有特别多的混血儿。吉尔伯托·弗里尔认为，这些混血儿体现出了巴西的特性，即一种融合了黑人与白人的混血文化。而这种混血文化，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巴西足球，足球最能够表达出巴西人的本性。
理由是什么呢？比较一下欧洲人就知道了。欧洲人踢球是一板一眼的，理性而直接；而巴西人的足球是由街头发展出来的，以及由黑人舞蹈演化出来的，其风格带有特别多的戏耍和即兴，充满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小伎俩。就比如球王贝利把球勾过对方头顶的那种过人方式，是带有一点胡闹性质的，又非常像醉酒之后迷狂般的表演。这就是巴西足球的独特气质。古希腊神话里有日神与酒神两种互为对照的精神，日神精神代表理性，就像太阳照耀之下的万物般一清二楚；酒神精神则代表迷狂、狂欢，抒发的是一种天然本性。吉尔伯托·弗里尔则认为，巴西足球融合了这两种精神，而这也就是巴西。
后来，弗里尔的这个观点被巴西政府所利用，以显示巴西存在一种与众不同的现代性。巴西作为一个后起国家，虽然地大物博，但在搞现代化上永远都比不过欧洲，因为现代化本来就是以欧洲为标准的。于是巴西政府便鼓吹巴西要有自己的特色，并慢慢在社会上流行起一种说法，叫作“tropical modernity”——热带现代性，其内涵就等同于弗里尔所说的混血文化。巴西政府希望“热带现代性”这个概念能提高巴西人的自豪感。
不过千万不要以为，桑巴足球在巴西是一直受到赞美的；或者只要球踢得好，无论什么肤色都可以进入国家队。事实并非如此。在巴西历史上，也存在过很严重的种族问题，并且通过足球折射出来。罗杰·基特尔森在这本书里就回顾了1950年“马拉卡纳惨案”之后的种族主义反扑。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50年世界杯前夕，正值巴西第一阶段独裁统治[2]慢慢松动的时期，在一股民主风潮的涌动之下，巴西社会越来越认同巴西足球的混杂属性，于是1950年的那支国家队里，就不仅有白人球员，同时有很多黑人和混血儿。可结果怎么样呢？他们输了。输球之后，那些歧视黑人的保守派——主要是白人阶层里的既得利益者，便开始站出来说：看，我们输球了！为什么会输？还不是因为那帮黑人和混血儿！甚至当时很多黑人自己也这么看。其实这就是一种典型的种族主义的看法，因为它把种族和某种文化特质扯在一起，认为输球是由某种所谓的种族特性导致的。
雪上加霜的是，在1954年的瑞士世界杯上，巴西队不仅半决赛就输给了匈牙利队，而且在赛场上与匈牙利球员多次发生斗殴。这让种族主义者更有把柄可用，他们说巴西人踢球没有纪律、没有自尊、太过放任，这些都是由黑人或混血儿的性格造成的；相反，白人团队有纪律、有尊严、讲体面，平日里也不会像黑人球员似的到处喝酒胡混。慢慢地，这种说法固化为一种态度，甚至左右了巴西足协很长一段时间。
在1958年的世界杯上，巴西队首次拿到了冠军，而建立头功的，是贝利、迪迪[3]、加林查[4]这些黑人球员，他们也成为此次世界杯上冒出的一代巨星。但恰是这些表现惊人的球员，在赛前差点被巴西足协拒之门外，只因他们是黑人。除了迪迪，因为他的位置是不二选择。后来，直到队里的白人球员强烈要求贝利入选国家队，才勉强允许一些黑人球员作为替补队员加入。你能想象巴西足球有过这样的一段时期吗？这是事实。
也是在1958年的世界杯上，奠定了全世界对巴西桑巴足球的认知。原因说来有趣，当时正值美苏冷战的高峰时期，而巴西恰好在一场小组赛里赢了苏联，于是被美国借机大肆宣扬了一番。那时的巴西政权是依附于美国的。
最后再讲一下巴西的军事独裁者奥米利奥·梅迪西[5]。他喜欢搞民粹，如何搞呢？他喜欢去亲自迎接在外赢得比赛凯旋归来的巴西队，和队员们握手，让手下给他们拍照。不过在照片上，他经常穿着朴素，把自己完全打扮成平民模样，和一帮老百姓一起簇拥着巴西队，几乎让人很难辨认。甚而，他会一个人跑到马拉卡纳球场去看球，身边连个保镖都不带，独自坐在一群球迷中间，手里还拿着一个收音机，贴在耳朵上听足球评论员的现场解说。经常会有人认出他来，然后很惊讶地说：“总统大人！您怎么也来这个地方？”
在巴西，人人喜好足球，可是人人喜好的理由又都不太一样。
（主讲 梁文道）
注释：
[1]吉尔伯托·弗里尔（Gilberto Freyre，1900—1987），巴西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新闻记者。
[2]1930年，热图利奥·瓦加斯被军方拥立为巴西总统，在其统治后期，曾采取独裁统治以巩固权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民要求民主制度的呼声日益高涨，最终迫使瓦加斯下台。
[3]瓦德米尔·佩雷拉（Valdir Pereira，1928—2001），又称“迪迪”，著名巴西籍足球运动员，中场大将。
[4]加林查原名曼努埃尔·弗兰西斯科（Manoel Francisco，1933—1983），被认为是和贝利齐名的巴西最伟大的球员之一。
[5]奥米利奥·梅迪西（Emílio Garrastazu Médici，1905—1985），于1969—1974年担任巴西总统，任内推行军事独裁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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