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前约1750年起，人类文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史实是北方游牧世界对亚欧农业带的断断续续的入侵，并由此形成三次较大的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交流的浪潮。在“蛮族”冲击下，个别古代原生型文明灭亡了，但大多数古代原生型文明获得了更新，形成一批又一批派生和再生形式的文明，并产生了一系列更加强大的帝制国家。这些帝国无论是由本族还是异族所建，都是以原有的农耕文化为主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并都直接或间接受到异质文化的影响，无论这种影响是好是坏，从这种文化交流中所获明显大于所失。正因为如此，人类文明从经济到政治、从制度到文化、从物质到精神，在这个时期都比以往的原生型文明更加成熟。在经济上，农业和手工业空前发展；政治上，国家体制日益完善；制度上，立法和监察制度各成系统；文化上，文学和艺术都空前繁荣；物质上，衣、食、住、行都更加丰富；而在精神上，则形成了三大世界性宗教即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一个起着近似宗教作用的儒家思想（或称儒教）。它们在宗教一伦理价值上都自成体系，并分别影响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精神生活，塑造着人类各大文明体系的基本面貌和特点，使之具有不同的文化性状和本质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大宗教和儒家思想及其价值体系的形成，应是人类各文明成熟的主要标志，确可称为“宗教时代”。尽管儒学在本质上并非宗教。

    在上一编，我们讲述了农业文明如何率先兴起于东方，尤其是五个原生型古文明兴起的历史和特点，以及若干情况。只要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那些游牧民族的兴起在时间上要晚于农业文明的兴起，且各游牧民族出现于历史舞台时间也是有先有后的。这些游牧民族好比演员，总是把某个山区当作自己的化妆室，把茫茫的大草原当作舞台，当他们一个接一个梳妆打扮好了以后，便依次走出化妆室进入大草原，上演他们并非完全属于自己的历史剧。只不过，他们演出的历史剧大部分都是武戏而不是文戏。这是由游牧民族的性格和特点决定的。

    农业民族从事的是种植经济，它要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因此其生产和生活方式相对稳定，甚至世世代代离不开土地。同时，农作物的生长受季节变化的制约，农业耕作虽然劳动繁重但又很有规律。农业属于自然经济，以家为本但兼营手工业和小商品，因而带有很大的自给自足的性质。《帝王世纪·击壤之歌》说，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形象地概括了农业民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特点。与此相反，游牧民族却要以水草的好坏为转移，逐水草而居，因而其生活带有很大的流动性。为了适应这种流动性，游牧民族必须学会并具有两种优良品质：一是骁勇强悍，二是善于骑射。而这两种品质相结合，就产生了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的一个新兵种：骑兵。骑兵成为以后游牧民族与农业世界对抗的有力工具。正如《史记·匈奴列传》所云：匈奴“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以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游牧民族对农业世界的多次入侵，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换言之，就主观而言，所谓“蛮族入侵”与文化交流并没有关系，人们不得将二者等而视之。

    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冲击比较大的有三次，但在这三次大冲击的前后还有它的序幕和尾声。游牧世界冲击农耕世界的序幕，是由印欧语系的民族进入安纳托利亚和希腊半岛拉开的，但是他们最初并没有对这些地区原有的农业文明构成威胁。游牧文化对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大冲击始于公元前18世纪，入侵者主要就是印欧语族的游牧民，结果除古埃及文明和华夏文明外，米诺斯文明、苏美尔文明和哈拉巴文明均灭亡了，但同时也促成了巴比伦、希腊古典文明的兴起和印度文明的更新。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第二次冲击始于公元前2世纪，入侵者主要就是来自中国北部阴山和祁连山的匈奴人，其结果是促成了秦汉帝国、萨珊王朝、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和印度笈多王朝的衰落，同时在这些旧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了大唐帝国、阿拉伯帝国、拜占庭帝国，并间接导致了基督教文明在西欧的兴起。游牧民族第三次对农耕文明的大冲击始于13世纪，这次大冲击主要是来自蒙古人和突厥人。但与以往的历次大冲击不一样，这次冲击不仅没有直接导致众多主要文明的灭亡，反而在西方促进了西方基督教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而在东方则造成了元朝对中国的统治。蒙古帝国的瓦解已耗尽游牧民族最后一点气力，以后再也无力重新组织对农耕世界的新的冲击了，后来虽然还发生过满族人入主中国的事件，但那已是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所带来的冲击的尾声了。

    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冲击，在历史学中常常被指称为“蛮族入侵”，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文化交流的形式。首先，与农耕民族相比，游牧民族虽然较为落后，但并不是都处于“野蛮”状态。他们大多仍处于氏族和部落发展阶段，但不少游牧民族已有一定程度的文明，有的已开始由游牧转为定居，并从事一定耕作；有的在手工艺方面已达到相当水平并开始使用铁；有的已出现了国家形式的萌芽并拥有了自己的文字。所以，当游牧民族侵入农耕世界后，也多多少少把游牧民族的文化和技术传给了农耕民族。事实上，后来印度的古典文明和希腊的古典文明，都是由入侵的印欧语族创造的。其次，农耕民族在文明程度上高于游牧民族，但相较之下又过于文静柔弱、缺乏活力。为了抵御游牧民族的不断侵袭，许多农耕民族不得不对自己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体制进行改革，甚至借鉴入侵的游牧民族的某些技艺，从而使自己更加强大起来。中国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公元前307年在国中实行“胡服骑射”，成为关东各国中除齐国之外的最大强国，以至于公元前270年一度大败秦兵，就是一例。它说明，对异质文化的吸收有助于农耕民族提高自身的文明水准，增强抵御外来不良文化侵扰的能力。最后，文化的力量比武器的力量大千百倍，在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和影响中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对文明民族的武力征服最终会被文明民族的文化所征服。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农耕经济对游牧民族的影响。由于这种影响，在每一次游牧民族的大冲击之后农业文明的空间都获得了扩大。如前所述，最初的亚欧农业带仅限于北回归线至北纬35度左右的狭长地带，游牧民族的第一次大冲击使之扩展了8—10个纬度，达到了多瑙河—高加索—药杀水（今锡尔河）—天山山脉一线，第二次大冲击又使之向南北扩大了共约20个纬度，向北扩展到易北河、黑海、里海一线，而向南则扩展到孟加拉湾。第三次大冲击之后，游牧世界明显更加缩小，以致到最后收缩为一些孤立的地区，并演变成半农半牧的民族，和农业民族的区别越来越小。

    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之间的交流，从客观和实践上看其情况和影响有三：一种情况是一般化，二者之间虽有某些接触，但不很深入，难以产生重大的结果或影响；另一种情况是，力量对比悬殊过大，以致一个被另一个吃掉或消灭，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弱者对于强者的影响。但两者之间的交流如果超出一般交流的范围，又未能造成一个被另一个吃掉的后果，而是通过交流产生了新品种，就可称之为“杂交”了。文化之间的交流也是如此。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三次大冲击，在亚欧大陆演出一出又一出悲剧或喜剧，引发了一个又一个王朝的兴衰更迭，但也由此造就了一个又一个庞大无比的帝国，其中有不少是超出地区范围的世界性帝国。但有形的帝国没有一个存留下来，而在这种各种文化之间的冲击、交流和碰撞中形成的几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并非宗教的“儒教”——却各自影响着成千上万人的生活、行为、伦理、道德，并经种种磨难而仍能长存于世，成为比有形帝国更长命的无形帝国，原因就在于它们是在文化杂交中形成的，是留存于心的伦理价值体系。看来，司马迁在《史记·自序》中的重要概括：“非兵不强，非德不昌”，不仅是对秦汉帝国历史经验的总结，也适用于那个时代所有帝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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