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利安人入侵时，尚处于部落时代，过着半农半牧生活，养马牛但不食鱼，显然落后于印度原有文明，即使定居恒河流域后，畜牧仍是其本业。其部落称“贾那”，氏族叫“维什”，村社称“哥罗摩”，一个部落包括几个村落或村社。当时氏族内部的重大事务，如产品分配、军事活动、宗教祭祀及祭司选任，都由“毗达多”即民众会议决定。大约公元前900年左右雅利安人社会开始出现重大变化，首先是青铜被铁器所取代，位于北方邦的阿特兰吉克拉遗址，发掘出一些属于这个时期的铁器，包括锛、锄、钩、钳、箭镞、矛头等。与此同时，雅利安人经济活动的内容和范围都有所扩大，小麦、大麦、水稻的种植越来越普遍，饲养的家畜则有牛、马、猪、狗，灰色彩陶的制作开始遍及印度河和恒河上游。在个别地方以烧砖砌墙，标志着各村向城镇转变的开始。这时，雅利安人原来的氏族组织也发生了变化，两种新的会议即称为“萨巴”的长老会和称为“萨米提”的议事会（仅限男性参加），逐步取代了原来的“毗达多”的功能。据研究，“毗达多”这种组织，在公元前900年以前成书的《梨俱吠陀》中提到120次，而在它以后成书的《阿闼婆吠陀》中就只提到22次。
这个时期，“种姓”（caste）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制度，也在雅利安人统治的印度社会中逐步形成。“种姓”，在吠陀时代称“瓦尔那”，原是色、质的意思，最初指不同的人种和民族集团，以后成为主要的等级划分制度。按《梨俱吠陀》，社会的各个等级，最初是人祖布路沙为诸神用作祭祀的牺牲时，由他的身体被切割时变来的：“其口转化，为婆罗门。两手制成，罗斝尼亚。尚有两腿，是为吠舍。至于两脚，作首陀罗。”这是以其来源的部位高低来表示社会等级的贵贱。婆罗门为第一等级，由主管祭祀的氏族贵族组成；罗斝尼亚（或刹帝利）为第二等级，由王族和军事行政贵族组成；吠舍为第三等级，初指雅利安人的一般公社成员，以后指从事士农工商的平民；最低的一级为首陀罗，他们是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包括奴隶。雅利安人入侵时，把自己称为雅利安瓦尔那，而把被征服者称为达萨瓦尔那，“达萨”即敌人。后来，随着雅利安人的分化，雅利安人作为统治民族也分成不同等级，但雅利安人与达萨之间的这种划分作为基本划分，在以后的种姓制度中仍然可以找到痕迹。因为按后来的种姓，前三个等级都属高级种姓，其灵魂可以投胎成人，属再生族，后一种姓首陀罗，属非再生族，死后不能转世。成书于公元前6世纪的乔达摩《法经》规定：“瓦尔那有四”，“每前一（瓦尔那）都生来就高于后一（瓦尔那）”，“首陀罗的（义务）是为其他瓦尔那服务”。种姓带有很强的种族、出身等背景色彩，但同种姓的人因能力、教育和其他因素，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非一成不变，因此种姓、等级并不等于阶级。由于种姓制度在印度由原始社会转变为阶级社会的过程中变成基本的社会等级制度，印度并没有经历典型的奴隶制，即主要建立在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上的奴隶制，因为“在种姓制度下，[主人]无需奴隶制，就可以占有劳动果实”。这是研究印度奴隶制乃至整个古代史时不可忽视的关键之处。这个时期形成的婆罗门教，提出梵天婆罗摩或大梵天为世界精神、最高主宰，世界万事万物皆为梵天所创，宣扬灵魂在人死后投胎转世、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等，并把四部《吠陀》及解释它的《梵书》、《奥义书》等奉为经典，实际上是为种姓制度服务的，是婆罗门统治的工具。
正是在这种分化的基础上，在印度次大陆开始形成一系列小国，到公元前6世纪初它经互相征战，出现16国并存的局面，史称“列国时代”。政治、经济上的变革，引发了思想意识和文化领域里的争鸣，导致了各种新思想、新教派的产生，正如佛教文献中所说，当时有“六师”、“六十二见”、九十六种“外道”，其活跃和激烈的程度，可与中国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和希腊古典文明繁盛时期的文化纷争媲美。当时主要有三大流派：（1）“顺世论”派，梵文称“路伽耶陀”，意为流行于群众中的观点，其创始人为毗诃跋提，它认为世界由土、水、火、风四大元素构成，生命产生物质、感觉产生认识，否认《吠陀》圣书的权威，不承认有脱离肉体的灵魂。（2）耆那教派，其创始人为传说中的筏驮摩那，此人出身吠舍厘城刹帝利家族，三十岁后出家苦修云游各地终成“耆那”，意即情欲的战胜者，被尊为“大雄”。它批判吠陀，反对婆罗门教的权威，但其基本教义仍不脱“业报轮回”，主张正智、正信、正行。（3）佛教派。其创立者为释迦牟尼，原为迦毗罗卫国王子。他在对耆那教等失望后，经49天冥思苦想终于大彻大悟：人生是“无常”、“无我”和“苦”，造成“苦”的原因，既不在超凡的“梵天”，也不是社会环境所决定，而由自身的“惑”、“业”所致，摆脱痛苦之路唯有依经、律、论三藏，修持戒、定、慧三学，彻底改变世俗欲望和认识，以达“涅槃”境界。总之，它们都不同程度地批判了婆罗门教，反映着印度社会和心灵正在发生的变迁。
大约公元前5世纪末，摩揭陀在国王瓶沙王及其儿子阿斝世的专制统治下，先后征服鸯伽等国，从列国之中崛起。至公元前324年，孔雀饲养者出身的旃陀罗笈多，借反抗马其顿军队的力量自立为王，赶走入侵的希腊人，建立起孔雀王朝。接着，他东征西战、南征北讨，攻克摩揭陀首都华氏城等，把疆土向南推进到迈索尔一线，向西扩大到喀布尔等地，使孔雀王朝成为南亚最大的帝国。至旃陀笈多之孙阿育王（约前273一前236）时，又进一步扫除羯陵迦国等独立王国，使孔雀帝国的强大达于极盛。灭羯陵迦国后，阿育王皈依佛法，使佛教成为帝国统治的精神工具，以此为标志，阿育王事业的重点也从武功转向文治。但阿育王死后，孔雀帝国发生分裂，巽伽族出身的将军补沙弥多罗刺杀了帝国末王，建立巽伽王朝（约前187—前75），仍定都于华氏城。约公元前75年，巽伽王在宫廷政变中又为女奴所杀，出身于甘婆族的伐苏迪跋乘机夺取王权，另建甘婆王朝（约前75—前30），但不久又为南部安度罗所灭。此后，小国林立，再未统一。直到1世纪上半叶，丘就却为贵霜王时，才逐步入主印度，但贵霜王朝的建立者原是大月氏族人，其发源地在中亚而不在印度。在迦腻色伽（约78—101）即位后，贵霜发展成地跨中亚与南亚的大帝国，并把统治的中心从中亚移到印度的富楼沙（今巴基斯坦白沙瓦），但即使如此，印度也没有完全统一。
孔雀王朝虽为帝国，但统治的基础仍是村社。据估计，瓶沙王统治的摩揭陀下属村镇达8万，这个数字到孔雀帝国时期应有扩大。据侨底利耶著《政事论》，当时村社建制以首陀罗农民为准，每村农户在100—500家之间，村社与村社之间留有1—2克罗沙的地带为界；每10村设一个桑格罗哈那，每200村设一斯多尼那。“斯多尼那”是堡垒名称，可见这个国家是以暴力来维系的。《摩奴法典》称，国王“是国家的保护者，也是土地之主人”，但土地的占有和使用情况比较复杂，大致可分为国有和王有土地、贵族和僧侣占有土地，以及农村公社农民占有土地三大类。除国有和王有土地外，其他土地在名义上都是国王“授予”或“赐予”的，因而都应交租、纳税，税额约占收入的1/4.“妻、子与奴隶，此三者被认为没有财产，他们所获得的财富属于他们的所有者。”
在孔雀帝国前后，都有大量奴隶存在。佛典及当时的文献，都经常明文提到“奴隶”，且数量很大。据印度学者恰那那在《古代印度奴隶制度》一书中所说，巴利文本佛经中提到100奴隶的达14次，500奴隶的有51次，1.6万奴隶的有20次，10万奴隶的亦有20次。关于奴隶的来源，早先成书的《摩奴法典》列举了7种，而较晚成书的《那罗陀法典》则列举了15种，似乎说明奴隶制有扩大的趋势，新增加的奴隶来源主要是债务、抵押、赌博等。但从整个印度社会结构看，主要的社会成分仍是组织在村社中的农民，其比重在瓶沙王以后还有所增加。自那时以来，国家实行侨底利耶的建议，“招致外国人迁入，或使本国人口稠密的中心区调出过剩人口，在新地点或旧废墟建立村庄”，因而增加了自由农户的数量。加之，种姓制度这时又有发展，如实行各种姓内婚制，禁止低级种姓之男与高级种姓之女通婚，这不仅使四个瓦尔那种姓之间的划分更为严格，而且在两个劳动种姓内产生了许多从事不同职业而又代代相袭的实行内婚制的群体，即梵语中所说的“斝提”。这样，奴隶制就进一步被纳入种姓制度之内，从而便利了印度社会向封建制的转变，同时也限制了奴隶制在印度的充分发展。
雅利安人的入侵，以及它对原土著民族的统治，在印度创造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古典文明，而这种文明的基础和核心就是种姓制度，以后印度政治、经济、法律、宗教和文化的发展无不打上种姓的烙印，这从成书于公元前后200年的《摩奴法典》可以得到说明。此法典12章共2684颂，借人类“始祖”摩奴（Manu）之口为印度人立法，涉及宇宙万物的创造、法的本源和各种礼仪的形成，种姓的起源及各个种姓之间的关系，以及各种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等等，包括了几乎整个印度古文明的内容。四部《吠陀》经典，以及两部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都是这一独特的古典文明的灿烂之花，它们都反映了这个文明的本质特征及其丰富内涵，因为它们都肯定种姓的核心作用。不仅如此，它们还是梵文得以形成和流传的主要因素。梵文不同于哈拉巴文化使用的文字，直接来自阿拉美亚文字母，但传入印度后又分为两个体系：婆罗谜字母和伽罗斯底字母。这些文字在雅利安人中流传、使用了上千年，但直到公元前6世纪当人们用这种文字来记载和整理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并把它们写成书时，梵文才逐渐成为比较规范的书面语言，《梨俱吠陀》也因此成了最早的梵文文献。
但印度古典文明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印度人提出，地、空、水、风、火是构成自然界的五大元素，同时又提出躯干、体腔、体液、体气和胆汁是人体五大元素，二者可以构成印度人宇宙观的核心。他们在吠陀时代，就认识和划分了28个恒星星座，并确定了太阳和各行星在天空的位置。为了进行天文计算，印度人运用了三角学及其函数表。他们使用阴阳历，把一年定为360日、12个月，每隔5年置一闰月。完成于4世纪的《太阳手册》认为大地是球形的，并在数学上第一次使用了“0”的符号，西方所说的“阿拉伯数字”，实是起源于印度。当时的印度人，在病理学、解剖学、胚胎学和药物学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印度的第一名医苏斯路塔，在《妙闻集》中研究了1120种病症、760种药物。此外，古印度人在建筑、美术、雕刻方面也多有建树，阿育王在鹿野苑建立的著名石柱柱高70余尺，下部为莲花座、中部为圆盘、上部是四只合体雄狮，圆盘侧刻有法轮和兽，莲花、法轮已成为印度雕刻艺术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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