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入主中国，早在正式建元之前，忽必烈就挥军南下，于1253年攻占大理；接着，又派人攻入吐蕃，迫使吐蕃人承认蒙古的宗主权。建元之后，忽必烈更加快了统一中国的步伐，不久即派大将伯颜等人征宋，首先攻取樊城、襄阳。然后，蒙军沿长江而下，于1275年先后占领汉阳、芜湖、南京、镇江、杭州，终于在1276年攻克南宋都城临安，1279年南宋最后灭亡。这样，忽必烈就真正成了中国的“天子”，蒙古帝国就演变成为中华帝国，统治的主要对象也由游牧民族变为农业民族。这是蒙古文化上的一大转折。
这一事实，迫使蒙古统治者首先在观念上发生改变，这个观念就是正确认识和对待农业文明问题。因为蒙古人原为游牧民族，无固定的居地和职业，他们逐水草而居，以攻掠为生，因而不懂得农耕也不了解其意义。他们初入农耕地区，自然也是以攻掠为宗旨，抢夺财物、杀戮人畜、烧毁房屋，然后掠财而还。所幸的是，在忽必烈建元之前，不仅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还任用过一个过渡性人物即耶律楚材。窝阔台对中国北方的统治以金朝的地盘为基础，这本是蒙古游牧区与中原农业区的过渡地带，早已是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的杂居之地。而耶律楚材虽是契丹贵族，却早已汉化并通晓中原文化，曾随成吉思汗西征又获窝阔台的重用。据说，当初汴京陷落时，由于它曾抵抗过蒙军，主将速不台执意要依旧习屠城，认为汉人无用不如杀之了事；但身为大臣的耶律楚材对窝阔台说：“天下虽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之。”他争辩说，如果保留这些汉人，而向他们征收土地、商业等税，一年可得不少金银粮食布帛，怎能说汉人没有用呢？进而建议立燕等十路征收课税，使汉人按户以银、丝和谷物交纳赋税，蒙人交纳马、牛、羊的1%，在蒙古史上首次建立起一种稳定的预算财政。之后，耶律楚材又陈时务十策：信赏罚，正名分，给俸禄，官功臣，考殿最，均科差，选工匠，务农桑，定土贡，制漕运。他尤其重视汉人和儒学对于蒙古统治的必要性，认为“制器者必用良士，守成者必用儒臣”。他的这些建议和政策，在窝阔台统治期间基本得到实行，从而为忽必烈建元做了全面准备。
忽必烈即位后，继续窝阔台时的做法，在攻下临安后下令将士不得肆意杀掠，违者将受到惩处。所以，对南宋的征服战争虽然一直不断，但江南新占地区却破坏较少，这对元代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不无益处。建元后，忽必烈作为入主中国的蒙古君主，其对农耕的重视不仅远胜于窝阔台，就是与以往的中国君主相比也不逊色。这位元世祖多次颁布禁令，宣布诸王不得因田猎践踏田亩，亦不得改田亩为牧场，他在给南宋降将高达的诏书中，明确提出要让“百姓安业务农”。为了恢复和农展农业生产，巩固元朝在中国本土的统治地位，元世祖先后在中央政府中设立劝农司、司农司和营田司，大力提倡垦殖。与此同时，还设立专管水利的都水监、河渠司，于1289年和1292年先后开凿会通河、通惠河，治淀山湖“以兴三吴之地”，修泾渠“以溉关中之用”，还多次整治黄河。此外，元初，政府还下令在北方和汉地农民中建立“锄社”一类的组织，以“年高通晓农事有兼于者”为社长，组织本社居民垦荒耕作、修理河渠、经营副业，若有病患之家，锄社也可“共力助之”。“锄社”后来遍布南北，成为与里甲并存的基层组织，它虽有编制乡民之一面，但亦有鼓励农耕、发展生产的作用。以往蒙军所到之处，屠城劫掠不一而足，忽必烈建元之后，各地驻军均以汉人为榜样设置屯田。据《经世大典序录》统计，全国北至岭北、和林，南至海南、八番，共有屯田军人122879户，所垦田地达177880顷。据梁方仲统计，1299年即成宗大德三年，全国岁入粮共12114708石，其中81.25%来自各行省，另有18.75%来自腹里。由此可见，元政府的农业政策是很有成效的。
其实，元朝政府的组织和原则均“遵用汉法”。元在中央设中书省统领全国行政，同时设枢密院管理军事，御史台负责监察，又设宣政院掌管宗教、通政院掌管驿站，此外，还设有翰林院、集贤院、礼仪院、太史院、太医院、将作院等机构。这是中央政府权力的分配。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元朝在中央政府下设省、路、府、州、县五级，省级政府称“行中书省”，各省设丞相一人统领军政大事，路、府、州、县设“亲民官”，均称“达鲁花赤”。这使元朝的行政体系比以往历朝历代都更复杂、严密，这固然强化了蒙古贵族对中华大地的统治，但也决定了元朝的汉化是整体性的。为了使这套行政系统能有效运转，元政府在全国设立了1383处驿站，又每10里（或15里、20里）设一急递铺，以“通达边情，布宣号令”。这些设置显然不仅是为了交通，更重要的是致力于“海宇会同”。据说，元政府调集20万匹马分发给各驿站，用于全国的交通、邮政系统。
元朝统治者在思想和文化方面的汉化倾向，集中地表现在它的宗教政策上，这就是它对佛教的优待。蒙古帝国自始便实行宗教宽容政策，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道教均可流传。在成吉思汗西征时，曾召见长春真人丘处机令其讲长生之道，并颁布敕令免除道士赋税，以后道教势力在国内发展较快。但佛教自西汉传入中国，经魏晋南北朝的传播，至隋唐已达于鼎盛，对道教的扩张警惕性很高。信奉佛教的耶律楚材著《西游录》，其中有专门驳斥道教的内容，而丘处机弟子李志常则刊行《老子化胡经》，声称老子西游曾化胡成佛，因而佛应属老子的弟子，进而纵容道士损毁佛像，侵占寺庙。1252年和1258年，蒙哥和忽必烈曾先后两次召开会议，辩论《老子化胡经》真伪问题，结果李志常及道家失败。佛教因而得到忽必烈的偏袒，在1258年至1281年间多次颁布法令，迫使道士归还从佛教徒手中夺得的佛寺，甚至焚毁道藏伪经。又封吐蕃喇嘛八思巴为国师，以便使蒙古人皈依佛教。这显然有利于他的汉化政策的实行，以及元朝的统一。吐蕃于元朝起正式成为中国行政区划之一部分，亦与这一政策有关。
元除了陆上征服，使国家版图超出唐代中国的范围而外，还多次用兵于海外：1274年和1278年两次出兵日本，1292年出兵爪哇。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在海外用兵。它固然是扩张政策的必然产物，但也包含着汉代中国从未有过的新观念。元朝是一个空前的大帝国，其足迹西至多瑙河流域而东至日本列岛，北至俄罗斯而南至爪哇。这在主观上就容易形成一种开放的观念。如前所述，它实行宗教宽容政策，允许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以及其他各种宗教在国内传教，这本身就是一种开放。元政府在用人上也是如此，前面所说的契丹贵族耶律楚材，被任用为窝阔台汗的大臣，并让其发挥重要作用，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在受到忽必烈会见后被安排在政府部门任职，并被委派以各种重要差使，包括担任扬州副官三年，还曾随忽必烈的使团到过占婆和锡兰。这是元朝用人方面的又一个著名例子。吐蕃喇嘛八思巴是著名梵学家萨斯迦的侄子和继承人，为了使蒙古人皈依佛教和确保吐蕃的藩属地位，忽必烈特派人去吐蕃请他入朝，并尊为“国师”，这是元朝在用人方面的第三个著名例子。元朝的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也比以前有所扩大，当阿拉伯人和塞尔柱人统治的伊朗对欧洲实行闭关时，而波斯的蒙古汗们却对企图经海路去中国的商人和教士敞开了大门。当时，大批的中国船只定期在爪哇港停泊，返航时带回大批的胡椒、良姜、丁香和其他香料，来往于中国剌桐（今泉州）与爪哇的船只的数量是来往于爪哇和欧洲各港口的船只的百倍。所有这些都证明，元朝统治者具有更为开放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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