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一致，在人们的思想和文化领域中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宗教取代神话主宰了人类的精神和文化生活。如果说神话在文明初兴时期是人类对自然恐惧的产物，那么新时期诞生的先知们的形象则是由人类自己来塑造并扮演的，它们不再是恐惧而是一种信仰。这些先知有的可能确有其原型，有的则可能完全是根据某种需要编造出来的。但无论他是怎样被塑造出来的，其中都寄托着人们对过去、现世和未来的种种认识、判断和情感，从而赋予各种宗教以不同的文化、思想、伦理、道德等价值因素，并因而逐渐超越政治经济方面的利害关系，成为维系某个文明体系的精神纽带。
正因为如此，当罗马和秦汉、波斯和阿拉伯这些帝国形成的时候，它们的缔造者们面对形形色色的被征服的地域和民族，为了维系帝国哪怕是形式上的统一，都没有忘记利用宗教这一精神纽带。结果，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分别被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宣布为国教，儒学也在汉朝获得了“独尊”的地位，佛教在印度的命运虽然曲折多变，也总是力图适应当地统治者的需要。这样，一度曾经是被压迫者反抗的武器的几大宗教，便把世界大帝国作为自己滋生寄居的躯壳，并得以借帝国之威远播世界各地，又反过来帮助和支持帝国在各地的统治，成为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三大宗教和儒学—伦理价值体系。由于这些宗教—伦理属于心灵和精神世界的范畴，即使在那些庞大的帝国解体之后，也没有随之而灭亡。更重要的是这些强大的宗教—伦理价值体系一旦深入人心，便会不可避免地在受其影响的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文学和艺术等各方面的活动中表现出来。换言之，这些不同的宗教—伦理价值体系同时也就决定了世界上各个主要文明体系的基本面貌和文化性状，成为四大古典文明体系成熟的重要标志。在学术上，有人把这几大文化—价值体系的产生称为“轴心时期”，但也有人称之为“宗教时代”，二者涵盖的内容并不一致。
先来看产生于印度的佛教。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第一个世界性宗教，又是唯一一个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却在它的本土趋于消失的宗教。佛教本是作为婆罗门教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吠陀》是婆罗门教的主要经典，它是有关雅利安入侵的史诗，该经典将印度社会划分为四大种姓。因此，佛教最初有反抗种姓制度的一面。但佛教的创立者释迦牟尼把现实人生断定为“无常”、“无我”、“苦”，又认为造成“苦”的原因既不在超现实的“梵天”也不在社会环境，而是由于人自身的“惑”、“业”即人的各种烦恼和活动所致。他提出要摆脱痛苦之路，只有依其经、律、论三藏，修持戒、定、慧三学，彻底改变自己的世俗欲望，超出生死轮回，便能达到转变的最高目标，即所谓“涅槃”的境界。这是一种消极反抗的遁世思想，虽然一度曾迎合了当时印度中下层民众反对“婆罗门至上”观念的心理需要，但它的那些过分玄虚的教理和人生哲学最终还是引起了印度人的反感。因此到了4世纪以后，出现了一种更适合于印度人的精神秉性的教派——印度教。由于它在主张入世的婆罗门教和主张出世的佛教之间采取了一条中间路线，因此逐渐取代了佛教的统治地位而成为印度的国教。佛教分为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两派。大乘，即“摩诃衍那”，摩诃是“大”义，衍那谓“乘载”，此派形成于公元1世纪左右，自称能运载无量众生，从生死大河之此岸到达菩提涅槃之彼岸并终成佛果，而贬称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为“小乘”，但小乘派并不接受此称号，而自称“上座部佛教”。二者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宣扬大慈大悲、普渡众生，把成佛渡世、建立佛国净土作为最高目标，虽然后来以讲如来藏缘起为特点，但提倡三世十方有佛无数；后者则以追求个人自我解脱为主，而把“灰身灭智”、证得罗汉作为最高目标，视释迦为教主。前者从公元前后起先后传入中国、日本、越南等国，称北传佛教；后者则传入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地，称南传佛教。这样，佛教在它的诞生地印度虽然大约到13世纪趋于消失，但却成为整个东亚的主要宗教，并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宗教。佛教的出世思想深深地影响了这一地区的思想和文化，它的过于阴柔的特点和遁世主张，是造成这些国家和地区社会严重积弱不振的原因之一，而尤以印度为甚。
基督教是奉耶稣基督为救世主的各教派的总称，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及其他一些小教派，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公元1世纪起源于巴勒斯坦，信仰上帝（God，天主）创造并主宰世界，认为人类从始祖起就犯了罪并在罪中受苦，只能信仰上帝及其儿子耶稣基础才能获救，以《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为圣经（Holy Bible），以摩西所传“十诫”为该教最高律法。基督教原本是犹太教的一个新宗派，后来发展成一个独立的宗教，公元380年被狄奥多斯宣布为罗马帝国国教后形势大变，在欧洲封建化过程中传播到欧洲各国，成为西方精神和文化的纽带。但基督教与犹太教有很大不同，犹太教宣扬“末世论”，强调社会解放的理想，即强调它的此岸性和直观性，而基督教则是一种关于彼岸或来世的福音，从而以神秘的唯灵论超越了犹太教的直观的感觉主义；犹太教强调“摩西五经”，将最初制定的律法奉为神圣，而基督教则不拘泥于外在的律法，而侧重于内心的信仰，强调人的灵性生活和精神自由；犹太教视犹太人为雅赫维的特选的子民，当基督教产生之时，耶稣又受到犹太宗教知识分子法利赛人的迫害，而基督教（尤其在保罗派占统治地位后）却逐渐发展成普救主义的宗教，从而大大超出犹太教的狭隘的民族范围。结果，基督教先是成为罗马帝国统治的工具，以后又为整个西方世界提供精神的纽带，并反过来决定了西方文明的基本特征。基督教对彼岸和来世的强调，把犹太教的社会解放变成了灵魂得救的福音，这就造成了灵肉对立的二元论。耶稣一方面要他的信徒“勿以暴力抗恶”，另一方面又宣称他给他们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刀剑，从而使基督教具有了出世和入世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这又和强调出世的佛教迥异。当信徒们听从上帝的呼唤把目光投向彼岸时，主教们又时时觊觎着世俗的权柄，企图使教会成为凌驾于一切世俗权力之上的“上帝之城”。所有这些，在西方文明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伊斯兰教是第三大世界性宗教，是又一大文明体系的创造者。它自7世纪初由穆罕默德创立以后，在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内，迅速地发展成为一个影响深远的宗教，其范围西至西班牙和马格里布，东至印度的信德、旁遮普，而以阿拉伯世界麦加为中心，几乎囊括了亚欧核心文明世界的1/3的地区。与基督教和佛教不一样，不是帝国创造了宗教，而是伊斯兰教创造了阿拉伯帝国，然后又借帝国之剑把伊斯兰教推至各方，伊斯兰教的兴盛与阿拉伯帝国的盛衰紧密相连。这是因为：伊斯兰教在教义上和组织上，都与佛教和基督教很不相同，尽管它也吸收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某些内容。与基督教的灵肉对立、出世与入世自相矛盾的主张相反，在伊斯兰教中彼岸与此岸、上帝与“恺撒”和谐统一在一起。穆罕默德既是安拉的使者，又是人间的先知、教主和帝王。他为自己的信徒敞开了引导灵魂进入“占乃提”即天国的大门，又大胆地率领穆斯林去建立现世的家园，从而把皈依安拉的“顺服”精神和建立家园的“圣战”意识，以及对彼岸的理想和在现世的功业毫无牴牾地融合在一起。与柔弱隐忍、不以暴力抗恶的殉道者基督耶稣相反，穆罕默德是一个刚烈勇猛的斗士，而“信奉天经的人”在《古兰经》中便直接地被称为“信士”。一些后来被废止的早期经文，曾告诫先知要“以德报怨”，对不信道者要容忍、宽恕、原谅，但同时也有一些被废止的早期经文谈道：“要讨伐邻近你们的不信道者”，“你们当反抗他们，直到迫害消除，宗教专为真主”。为了实现这一圣训，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建立了军政教合一的宗教公社，即“乌玛”，并使之成为伊斯兰之剑，乌玛的首要目标是制止内部仇杀，而对外的职能就是对抗共同的敌人，这一点既不同于佛教国家，也不同于基督教国家。伊斯兰教所规定的一套宗教制度（即念、礼、斋、课、朝“五功”），对穆斯林世界的生活方式乃至社会、经济产生了广泛而重要的影响。其中，礼拜尤其名目繁多，每天有五次礼拜，即晨礼、晌礼、晡礼、昏礼和霄礼；此外，每周还有一次聚礼，在每星期五午后举行，称为“主麻”礼；每年还有两次会礼，分别在开斋节和宰牲节举行。这不仅决定了穆斯林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伊斯兰文明的模式。
自汉代以来，儒学在中国取得了独尊的地位，其后又随中外交通、海外移民之发达而传播海外，形成所谓“汉字文化圈”。因汉字文化当时主要是儒学文化，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汉字文化圈”也可以说就是儒家文化圈。其中，根据《日本书记》关于孔子著述的知识，5世纪初年已由学者王仁介绍给大和贵族，说明在日本汉字和儒学是同时传播的。然而，与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不一样，所谓“儒教”并非什么宗教，因为宗教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相信在现实世界之外还存在着超自然、超人间的神秘境界和力量，主宰着自然和社会，因而对之敬畏和崇拜。而儒学则不具这一特点：第一，儒学并不承认超自然和超人间的神秘力量；第二，儒学的创始人孔子并不把自己当作某种神秘力量的先知或使者；第三，它并没有制定和形成一种类似其他宗教的组织和仪式。儒学主要是一种伦理道德学说。在政治上，主张“克己复礼”，即效法古人的礼仪制度；提出“正名”，即“君君、臣臣、父子、子子”，各守本分，不得逾越；注意缓和社会矛盾，强调以“德”治国，认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耻且格”；在伦理上，以“仁”为最高道德标准，主张“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认为“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他虽然相信天命，但主张尽人道、远鬼神，认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尽管他认为存在“生而知之者”，但他承认自己不是“生而知之”，而是“学而知之”，强调学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更不认为学习是一种信仰，而要求对所学的知识加以思考和分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在孔子的学说中，最基本的划分不是天人之别，而是“君子”与“小人”之别，他的全部政治思想和伦理观念都是由此而产生的，又是为此而提出的。这一点决定了凡深受儒学影响的汉字文化圈，或者说以中国为中心的文明的主要特点是：淡于宗教崇拜，而重人生伦理，强调社会和谐。这是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印度文明有很大不同的。也同时说明了，为什么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在中国均有传播，其中佛教在中国的影响还相当广泛，却没有一种宗教在中国上升为“国教”的原因。
“儒学”不是宗教，但它作为一种社会的伦理体系，和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一样，是一种文化—伦理价值体系。当它从汉代起被抬到“独尊”的地位之后，便在决定中华文明的基本特点方面，起着如同上述三大世界性宗教一样的作用。因此，在人类文明成熟时期形成的四大文明体系的区别与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上述四大宗教—伦理价值体系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虽然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是对立和斗争，还有交流与融合、比较与借鉴。
在此，应当指出，在所谓“宗教时代”，重要的非宗教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除上述在东方存在和流传的孔子学说外，还有一个就是西方以罗马法为代表的法制传统，其特点是民法的充分发展，强调个人权力和财产划分。而此点在东方传统中则较为薄弱。
本编所讲的是人类文明成熟期的历史，主要线索是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关系。各文明发展的动力是多方面的，有历史的和现实的、主观的和客观的、内在的和外在的。但这个时期足以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影响的因素，超越于个别民族、个别国家、个别地区之上的因素，无疑还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农耕民族在整体上先进于游牧民族，但农耕民族有自己固有的弱点和不足。同样，游牧民族在整体上落后于农耕民族，但也自有其优点和长处，特别是在民族性格的强悍和作战的机动性方面，大大优于农耕民族。所以，这个时期的帝国大半都是由游牧民族或以游牧民族为主的民族建立的，或至少与游牧民族的入侵有关。但历史发展的结局不是靠武力，而是由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文明发展的程度决定的。入侵的游牧民族之融合于农耕民族、入主中国的蒙古人之汉化和日耳曼人之封建化，有力地说明了武力征服者被文化征服的逻辑。文化本身也在这种斗争中得到发展，原先本是作为宗派出现的地方性宗教，或者是出于创建帝国的需要，或者是为了巩固帝国体制的需要，都借帝国之威而发展成为世界性宗教。宗教是第一个具有系统性的文化—价值体系，三大世界性宗教和儒学的体系一经形成，就深深地影响并决定了世界各大古典文明体系的性格和特点，成为人类各文明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第三编 工业文明孕育于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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