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是农业革命的发源地，但工业革命却不是首先兴起于东方，而是孕育于西方。这一事实说明，先进的农业文明并不能直接导致工业文明，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那么，是什么原因引发了西方的工业革命，并使当时在整体上还落后于东方的西方得以迅速地赶上和超过先进的东方？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也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这就是工业革命首先在西方萌发的原因，必须主要从西方社会内部去寻找，因为内因是一切事物变化的根据，而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所以，本编特辟较多的篇幅，来探讨与说明工业革命在西方发生的背景，涉及历史与现实、经济与社会、制度与文化诸多方面。但这里应当事先提醒的是：第一，我们说工业革命首先孕育于西方，其实确切地说是首先孕育于英国，并不是整个欧洲都是这一革命的发祥地；第二，欧洲历史发展的水平和道路很不一样，我们应当以易北河为界在东、西欧之间划出一条界线；第三，从全球范围来看，西方不仅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而且资本主义大体上是成功的（尤以英国为典型），而东方不仅未能成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且大多数的努力是失败的（日本除外）；第四，虽然工业革命首先以生产力革命开端，但它并不仅仅是生产力革命，它还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其影响及于各个领域。因此，我们在努力探索工业革命何以首先发生于英国的时候，还应当把我们的视角放得更宽广一些，并留意社会与经济、制度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

    从4世纪末开始，蛮族人对罗马帝国的入侵，不仅对这个文明古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而且对整个西欧的历史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以致有人把入侵开始的时期称为西欧历史上的“黑暗时代”。这里所说的“蛮族”主要是指日耳曼人，但又不仅仅是日耳曼人，还包括匈奴人、斯拉夫人。日耳曼人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分为好多个分支，其中重要的有哥特人、法兰克人、盎格鲁—撒克逊人、伦巴底人，等等。

    这些蛮族当时还处于半牧半农阶段，尚未进入完全定居的文明社会，因此，当他们开始侵入罗马帝国境内的时候，面对如此高度发达的古文明几乎不知所措，于是野性大发。首先是大肆劫掠，把能带走的金银财宝抢光，而对于不能带走的建筑物、财物，或者加以破坏或者放火烧掉。结果，罗马帝国几百年建立起来的大批寺院、教堂、会堂、剧场和马戏场毁于一旦。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多瑙河流域的亚底亚、文多玻拉（今维也纳），莱茵河流域的赞通、科隆、美因兹及乌德勒支，不列颠的伦丁尼安（今伦敦）、多罗味尔伦（今坎特伯雷）、埃斯洛伦（今诺里奇），西班牙的美黎达、希斯帕利斯（塞维尔）、阿斯托加、迦太基拉、巴拉加，意大利的巴勒摩、巴图亚、阿得罗、曼图亚、克雷莫纳，等等。集罗马文明于一身的罗马城，5世纪时三次被劫掠，6世纪时5次被攻陷，几乎变为一片废墟。到600年，只剩5万居民，不足遭劫前的1/20.

    但蛮族对罗马文明的破坏并不限于城市，还殃及广大的乡村。他们所到之处，烧毁房屋，烧掉庄稼，砍倒果树，拔去葡萄，抢劫仓库和地窖，把成群的俘虏和家畜带走，在他们四周撒下荒芜和死亡。按编年史家艾达西乌斯的说法，5世纪时的西班牙不过“徒有虚名”，在纳尔榜四周葡萄园与橄榄林的遗址，与已坍毁的农场建筑物再也分辨不出来。哥特的编年史家乔丹斯曾如此描写多瑙河流域的荒芜，说那里“没有看见一个劳动者”。而在普罗柯比眼里，巴尔干半岛昔日富庶的平原此时已变得“像西徐亚的沙漠一样”。产量高的作物（如果木、葡萄和经济作物）在罗马帝国时代已普遍引种，但蛮族人既不懂得如何培植，也不知如何繁殖牲畜，更不知道有关的罗马农业科学，只好将已引种成功的经济作物放弃，恢复到原始的耕作水平。

    蛮族对被征服者采取消灭的政策。举例来说，像割去耳、鼻、眼、舌、手甚至生殖器等残酷的刑法载入了蛮族人的法典。除了在交战时大肆屠杀、野蛮破坏外，蛮族对被俘的人员也极为残酷，常常要杀掉其中的1/10，然后扬长而去。正如普罗斯帕在416年所说：“自从我们屈服于汪达尔人和哥特人的刀剑之下，已经十年了，人民已经灭绝，甚至儿童和少女也被他们杀掉了。”甚至连马赛的大主教萨尔维安——这个被认为是替蛮族辩解的人也称：“对我们来说，既无和平，也无安全。”据说，在406年蛮族入侵意大利和高卢时，“他们把里尔城变成了一个积骨所，裸露的男女尸首都被犬和鸷吞食掉”。在西班牙，入侵者把牧师们用镣铐锁起来，并活活地烧死，以致格列高里一世也不得不悲叹：“世界似乎已近末日。”据估计，在爱尔兰、威尔士和英格兰有1/3—1/2的人口被消灭；而多瑙河，莱茵河、布列塔尼和高卢的人口损失则在1/2或2/3左右。当然，人口的损失并非都是直接由于战争，不少是由于贫困和匮乏所致，各种疾病和瘟疫的袭击也是重要原因。例如，格列高里一世在罗马城内的街道上看到一小时内80人濒于死亡。

    但蛮族对罗马帝国的入侵并不只是为了劫掠。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移民形式出现的。早在罗马帝国后期，在帝国的莱茵河和多瑙河边界地区，就开始有一些日耳曼部落内迁的情况发生，而罗马方面因奴隶制松弛造成劳动力缺乏，也就允许他们内迁以至定居，甚至分给他们土地，令其耕种。当罗马帝国瓦解后，作为征服者的日耳曼人很自然地留了下来，于是土地问题就变得日益突出。日耳曼人对被征服地区土地的掠夺可分为三种类型：（1）以自己取代罗马人成为领地的主人，然后将日耳曼人的农村公社移植于其上，如他们在多瑙河、莱茵河流域及不列颠所做的那样；（2）日耳曼征服者和原来的罗马领主共同分享权益，日耳曼人占据其领地2/3，同时和罗马领主共同使用其森林和牧场，如他们在西班牙和意大利部分地区所做的那样；（3）日耳曼人虽然和原罗马大地主分享土地权益，但只占其土地和收益的1/3，如他们在意大利的拉丁区和伦巴底等地所做的那样。但无论是在哪种情况下，都意味着西欧历史上一次财产权的大转移，从而彻底摧毁了罗马帝国原有的经济基础。

    在罗马帝国时期，罗马人曾将所有种族统一在它的旗帜下——至少是自由人在它的法律范围内享有平等。而按日耳曼人的习惯法，处于蛮族统治下的各民族却不可能平起平坐，如在日耳曼人统治高卢期间就有多种不同的法典，以分别适用于不同出身的居民，如罗马人、法兰克人、勃艮第人、西哥特人和阿拉曼人。在一些地方，日耳曼贵族甚至禁止其成员与其他阶级的成员通婚，以防止任何逾越社会等级的行为。在罗马帝国末年，奴隶制已接近消失，但在蛮族入侵后的三个世纪中，它又局部被恢复；不断的战争和劫掠把成千上万的男女抛向市场，古老的奴隶贸易重新恢复起来；由于蛮族人的刑法野蛮，对于最轻的罪过也要遭致剥夺自由的处罚，这些人于是变成了奴隶。罗马法保证隶农在其耕地上的个人自由，但蛮族的习惯和法律却把隶农称作“非自由人”，可以把他同他的家庭分开，从一个领地转移到另一个领地，从而使隶农降低到近乎奴隶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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