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1830年的革命是该国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是为了反对复辟王朝的斗争。但它并不是1789年大革命的重演，而是在新的条件下进行的新的革命，动力和结果均不一样。因为自大革命以后，法国已开始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据统计，在1789—1815年和1825—1875年期间，工业在国民收入中的平均比重由20%提高到了25%。1815年6月18日的滑铁卢决战最终改变了法国革命的形势。路易十八重新坐上了国王的宝座，拿破仑被流放到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法国大革命中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被抛弃了，路易十八“恩赐”给法国一部“宪章”，日期落款为路易十八临朝19年，他根本不承认有过什么共和制，也不承认有过什么执政府、帝国，象征革命的三色旗也被白色旗取代。按“宪章”，国王掌握全部行政权，同时又是武装力量的总司令。立法权由国王和议会分割，但贵族院议员是由国王任命的，而参选众议员的财产资格规定为其所纳直接税不少于1000法郎。以哲学教授罗埃—科拉尔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派主张坚决遵守1814年宪章，认为它是合法的君主政体、贵族院、天主教和公民平等、自由的经济活动和选举的众议院的结合。他们既反对贵族政治的特权，也反对民主政治和共和政体。但这一制度受到了来自两个政治派别的反对。一是极右翼的极端保皇党人即极端的君主主义者，以路易十六的弟弟阿尔图瓦伯爵为代表。他们是昔日的亡命徒，认为宪章是“愚蠢和黑暗的产物”，国王的权力应是至高无上的。另一个反对派是资产阶级自由派，以本扎曼·孔斯旦为代表。他们虽然赞成君主立宪，但认为掌权的应是资产阶级而不是贵族，因为宪法应由议会来制定，而不应由国王“恩赐”。这三派之间的斗争决定着复辟时期法国政治的方向。1815年众议院的选举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极端保皇党人在此选举中获得多数选票，使议会成为所谓“无双议院”，由它建立的非常法庭在一年之内就作出了多达9000件的有罪判决。在发生王位继承者贝里公爵被刺事件后，保皇党人于1820年6月在议会通过了“双重投票法”，给予大地主在选举议员时两次投票的权利，结果使自由派在两三年内几乎完全被排挤出议会。1823年，法国执行“神圣同盟”的任务，派出10万大军入侵革命的西班牙，把被革命推翻的斐迪南七世重新扶上王位，然后又提出“在国内实行西班牙远征”，企图彻底镇压民主派。1824年9月查理十世即阿尔图瓦伯爵即位后，更是颁布“赔偿流亡者十亿法郎”法令，规定凡地产在革命期间被没收的人均可获得赔偿。1829年8月，查理十世任命极端保皇派茹尔·波林尼雅克亲王组阁，当这个反动内阁遭到群众抗议时，查理十世便解散众院并进行重选，结果反对派的席位由221席增加到270席。
于是，查理十世决定彻底放弃立宪政体，乃于1830年7月25日下令取消言论自由，解散新选出的众议院，大大提高选举资格以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在此情况下，一场新的革命终于在法国爆发。7月26日，自由派新闻工作者在一次紧急会议上通过决议，表示既然政府已破坏了法制，也就免除了公民遵守法纪的义务。7月27日，停刊和失业的印刷工人走上街头，接着各行各业工人起而响应，其口号是：“打倒波林尼雅克！”当波林尼雅克派出的军队前往镇压时，工人便在巴黎街道上开始构筑街垒。27日夜，人民的示威游行演变成以建立共和国为目标的起义，第二天起义者便占领全城，29日起义者开始进攻王宫，下午2时杜伊勒里宫即落入起义者之手，复辟王朝被推翻。这时，资产阶级自由派站到了前台，他们在银行家拉菲特家里聚会，成立了以拉菲特为首的临时政府，然后由临时政府决定把王位让给大银行家的走卒即奥尔良的路易—菲利普。8月2日查理十世退位，并逃往英国。8月7日，路易—菲利普被众议院宣布为国王，“七月王朝”正式建立。与1789年革命不一样，1830年革命的特点是：领导来自自由资产阶级，而动力则来自工人群众，虽然结果仍然是君主立宪，但实权已由贵族阶级转到资产阶级之手，主要是金融资产阶级之手。它是法国革命深化的表现。
工业革命所引发的最大的社会变迁发生于英国，其突出的表现是1832年的议会改革。为什么要进行议会改革？一方面，自工业革命以来，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获得了巨大成功。据统计，在1688—1770年间工业在英国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由21%提高到24%，在1801—1841年间由23%提高到34%。但在政治上，资产阶级仍然处于某种无权状态，自1688年以来土地贵族控制议会的局面并未改观。例如，有着137万人口的伦敦在议会只有4名代表，平均34.5万人选一名议会代表；而只有375人的30个“衰败市镇”却有60名代表，平均6个居民就有一名代表。当时英国议会658个席位，其中254个席位代表着只有5723人的荒凉村镇。由于土地贵族把持议会，议会所制定的政策和法令明显偏袒土地贵族及其利益。例如，1815年颁布的“谷物法”规定：国内粮价不超过80先令1夸特（12.7公斤），禁止从国外进口谷物，这便是土地贵族利益的反映。由于物价高，工人的工资也必须相应提高，否则无法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能力，这就迫使工厂主增加工人工资，从而提高了产品的成本。所以，在1830年左右，当英国工业革命基本结束的时候，议会改革便提上了日程。走在改革运动前列的是工业资产阶级，1830年1月25日在黑色工业中心伯明翰成立了以银行家托马斯·阿斯伍德为首的“伯明翰政治同盟”，并在其宣言中提出了改变“工业和商业的利益几乎全无代表的状况”的要求。工业家弗赖尔更是明确表示：“我们现在为整个世界生产，假如我们没有自己的议员来促进和扩大我们的贸易，我们商业的伟大纪元就结束了。”支持改革的还有一部分传统的中产阶级，他们在1831年成立了“全国政治同盟”，提出“人民在议会中的充分平等的代表权”的要求，并希望吸收属于辉格党的贵族，因为为了从事商业贸易和海外扩张，他们也要求改革。但代表大土地所有者、乡村地主利益的托利党贵族则坚决反对改革并把持着政权。但自19世纪20年代起，一个以康宁为首的“自由派”在托利党内逐步形成，并在1830年最终脱离托利党，与以格雷为首的辉格党改革派合流，从而导致了威灵顿内阁于是年底垮台以及以格雷为首的内阁上台，改革从而得以进行。在1831年一年之内，先后提出了三个改革法案，其内容大同小异。由于托利党的反对，第一个改革议案在众议院被否决。第二个议案虽在下院通过，但又被贵族院否决，这引起全国性的抗议，许多地方发生民众暴动。当第三个议案再次被贵族院否决时，伯明翰30万人集会以示抗议，格雷也以内阁总辞职相威胁，国王被迫要求格雷重新组阁。1832年6月4日议案在贵族院通过，6月7日由国王批准为法律，议会改革终成事实。1832年议会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居民不满2000人的56个“衰败市镇”丧失代表权，2000—4000居民的30个“衰败市镇”可各选派一名代表；所空出的143个代表席位，65个给新兴工业城市，65个给英格兰较大的郡，8个给苏格兰选区，5个给爱尔兰。在城市，凡房租收入不少于10英镑者以及全年缴纳房租不少于10英镑的房客可享有选举权；在农村，凡全年收入不少于50英镑的土地所有者或年缴纳租金在50英镑者也可享有选举权。这次改革使全英选民人数由原来的43.5万人增加到65.2万人，主要受益者为工业资产阶级和金融资产阶级。结果，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辉格党和自由党终于夺得了政治上的优势，仅从1830年起的55年中就9次组阁，执政时间长达41年。这种政治上的改变很快就在经济上反映出来，先是在1846年废除“谷物法”，后又在1849年废除航海条例，使贸易垄断政策让位于“自由贸易”政策。这样，英国便终于迎来了一个新时代——自由资本主义时代。
以1848年1月22日意大利巴勒摩起义为开端，欧洲经历了一次全欧性的革命。继巴勒摩起义后，2月22日在法国巴黎、3月13日在奥地利维也纳、3月15日在匈牙利佩斯、3月18日在德意志柏林、3月20日在波兰的波兹南、6月12日在捷克的布拉格均先后爆发规模不等的起义，运动先由东向西然后又由西向东来回激荡。按各国任务之不同，这次革命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类是法国，它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是要推翻金融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因为自1830年革命以来工业革命在法国有了很大进展；第二类是德意志和意大利，革命在这两个地区的任务首先是要完成民族统一，其次是要消灭封建残余。而在意大利，在完成这两个任务之前，还要抗击奥地利以争取独立；第三类是像奥地利这样的帝国以及处于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匈牙利、捷克等民族。其首要的任务要让这些民族实现自决。由于工业革命这时正从西欧向中欧和东欧扩散，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力量在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有所壮大，因此当地民族独立的任务都是由资产阶级提出来的，而工人和市民则构成了所有这些起义的主要动力。例如，巴登的自由派创办的《德意志报》首先提出了在普鲁士领导下完成国家统一的主张；在意大利，马志尼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首先提出意大利应建立在“三个不可分割的基础上，这就是独立、统一和自由”。匈牙利诗人山多尔·裴多菲在三月革命的前夜写下了《民族之歌》，其中写道：“起来，匈牙利人，祖国正在召唤！”而在普鲁士占领下的波兰则在3月20日成立了“民族委员会”，其中坚力量也是资产阶级自由派。但由于工业革命在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尚未完成，资产阶级的主体尚未完成由商业资产阶级到工业资产阶级的转变，因此都未能完成这次革命所赋予他们的领导任务，而先后归于失败。只有在法国，由于它当时已成为欧陆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革命被打上了典型的时代特征。这在二月革命后于24日夜宣布成立的临时政府名单中，体现得尤为清楚。这个“临时政府”由11人组成，除了7人属于资产阶级共和派（如拉马丁之流）之外，还有两名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罗兰和费罗孔），一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和一名工人（阿尔伯）。把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和工人代表纳入一个政权机构，这在世界历史上无疑是破天荒的创举，以致路易·勃朗误以为它是一个“社会民主的共和国”，尽管那只不过是一位小资产者的幻想。只能做这样的解释：不仅工业革命的影响已经扩及整个欧洲，而且社会和政治经济的改革也正在向纵深推进。它们决不是偶然的。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